紀傳創例·研史致用·踵事增華
——《中國紀傳體文獻通論》評析

□陶婕

王錦貴先生(為行文方便,以下皆省去“先生”二字)的《中國紀傳體文獻通論》,是探討極具中國學術特色的紀傳體文獻的專著。在卷首導論之后,依次分為源流、創作、體例、成就、致用、辯證、經典8章,書末附有“二十六史”作者簡況等6種資訊一覽表。全書共計60萬字,由中華書局于2022年4月分上下兩冊精裝出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在1996年,曾出版發行王錦貴所著《中國紀傳體文獻研究》(以下簡稱《研究》)。王錦貴退休后,對我國紀傳體文獻做了深入、系統的再探索,將該書提升為《中國紀傳體文獻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使之成為我國第一部全面、精細研究中國紀傳體文獻的學術專著[1]。據筆者研讀,該書具有求真致用、開創紀傳體文獻學術研究史,以及踵事增華、啟迪紀傳體文獻可持續研究等重要學術貢獻。有關讀感和評析,詳述如下。

1 取精用宏:全面論述紀傳體文獻

紀傳體史書是以人物為中心,結合紀言、紀事,較全面地記載有關人物活動的中國傳統史體。一般由本紀、表、志、列傳等組成,而以本紀和列傳為主要組成部分[2]。

紀傳體是一種極富研究價值的重要史書體裁。紀傳體文獻為后人存留了大量的史實記載,涉及領域包羅萬象,極富史料價值。以《史記》為首,創作時間綿延近兩千年的26部紀傳體正史,為中國歷史發展源流勾勒出一條清晰的主線。以《東觀漢記》《通志》等為代表的紀傳體別史文獻則另辟支流,作為正史文獻的補充,為今人提供了觀照歷史的新角度。紀傳體文獻的呈現形式,反映出作者的治史思想與實踐,值得評析;紀傳體記事敘述的技巧,亦頗值得后人借鑒。

但紀傳體文獻規模龐大、內容宏富,將之作為整體加以縱論,容易顧此失彼,學術難度較高,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未能出現著眼該論題的通論性著作。正如劉乃和女士當年在《研究》序文中所言:“把紀傳體文獻看成為一個整體,全面系統地加以剖析,進行深入研究,尚未見有專著[3]?！薄堆芯俊烦霭婧蟮亩嗄陜?學界對紀傳體文獻的研究,亦多為著眼于特定一書或多書的專題研究。而其關注點,又以既往研究基礎更深厚的“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為多。王錦貴知難而上,以數十年之功終成《通論》,完成了對紀傳體文獻的全面考察,可謂勞苦而功高,填補了紀傳體文獻研究領域的一大空白,堪稱我國紀傳體文獻學術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反映出王錦貴迎難而進、不畏艱辛的學術勇氣和魄力。

2 求真致用:紀傳體文獻學術史之里程碑

求真致用的學術思想,始終貫徹于《通論》之中。一方面,《通論》的論述采取嚴謹踏實的態度,論從史出,堅持做到論必有據,是為“求真”。另一方面,“古為今用”的致用思想,始終是《通論》全書秉持的宗旨。王錦貴在開篇導論中,論述了研究紀傳體文獻的四點現實意義:領略文明古國的悠久歷史,了解古代中國的燦爛文化,了解中國先人的光榮傳統,加深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4](8-13)?？梢?以求真精神深入研究,發揮紀傳體文獻的現實致用意義,是王錦貴寫作《通論》一書的精神主線。

2.1 客觀認識與評價紀傳體文獻

紀傳體文獻與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共同構成了我國史書編寫的主要形式。自古而今,諸多文史名家推崇紀傳體,褒揚其結構完備、內容詳實,“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5]。宋人鄭樵(1104?—1162?):“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6]?！鼻迦粟w翼(1727—1814):“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列傳以志人物,八書以詳制度,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7]?！?/p>

既往史家在贊譽紀傳體的同時,亦曾以辯證之眼光指明其記事分散等缺失。如劉知幾(661-721)便已提及紀傳體“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后屢出”[5]。清人章學誠(1738—1801)評價紀傳體“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8],并在考察紀傳體文獻源流演變的基礎上,認為紀傳史書創作自《史記》以來漸顯頹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9]。但紀傳體文獻在我國古代史學領域,仍有中流砥柱之地位。而王錦貴《通論》一書,基于對前代名家既有成果的辨析,對紀傳體文獻的重要學術價值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揭示。

王錦貴認為,紀傳體尤其是“正史”得以長足發展,政治、經濟方面的社會背景支撐是外在條件,該體例自身具備的重要文化學術價值則是內在原因。紀傳體編纂形式縝密連貫,且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文學成就。紀傳體文獻對構筑中華民族通史厥功至偉[4](212)。紀傳體文獻重點反映了封建社會由萌芽至覆滅的全過程,也涉及上古時代的原始社會及奴隸社會,更揭示了漢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發展交流史。正因如此,紀傳體文獻在反映社會形態的更替、民族及民族政權的發展與互動方面,具有一脈相承的重要優勢。紀傳體文獻以歷史人物為中心,對各界人物生平、功績的記述,亦串聯成一部人物所在領域的行業史、學科史?？傊?紀傳體文獻揭示的內容,縱則綿延千年,橫則涵蓋百業,以縱橫交錯的形式,構建出一座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大山”,一座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文化金礦”。

至此,王錦貴從紀傳體文獻本身的內容特征出發,較為全面地總結其文化學術價值,進一步點明了開展相關研究在文獻文化史領域的重要意義。他提出:“研究古代紀傳體文獻,目睹歷史往事,對于當下自覺維護和執行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加深理解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一系列舉措,乃至努力參與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倡導的‘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系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4](15)?！?/p>

2.2 論題為經、時序為緯的研究框架構建

我國紀傳體文獻浩如煙海,內容巨富,如何搭建整體性研究的框架,使全書既兼容并包又條理明晰,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首要難題。為此,王錦貴用正文8章,構建出一個紀傳體文獻研究體系框架。

全書第一章“紀傳源流”,敘述紀傳體文獻發展史略,循時間脈絡梳理其源與流,簡述正史與別史兩大類紀傳體文獻的特征與代表性著作,為后文的論述奠定了基礎。

第二章“紀傳創作”,著眼于紀傳體文獻的創作方式,從作者群體構成、編纂環境條件(客觀層面)及作者著述宗旨、修史準則(主觀層面)等層面,完成了一幅紀傳體文獻作者的群體畫像。

第三章“紀傳體例”,逐一分析紀傳體文獻六大體例,即本紀、史表、書志、世家、列傳及論贊。

第四章“紀傳成就”,從編纂模式、史料價值、文學貢獻、構建通史4方面,贊揚了紀傳體文獻通達古今、包羅萬象的巨大成就。

第五章“紀傳致用”,逐種分析以紀傳體文獻為母本的衍生文獻,涵蓋紀傳體文獻本身的不同版本、文字注釋、考論與增補史籍、輯佚及點校成果,以及當代基于紀傳體文獻原本衍生出的新作(包含譯作,圖畫、影視等藝術作品,書目、索引及辭典等檢索工具)。

第六章“紀傳辨證”,則專注理論探討,圍繞與紀傳體文獻相關的官撰與私撰、通代與斷代、舊作與新編、正史與雜著及三大史籍等5組論題,總結學界既有的流派觀點,闡述作者自身的學術思考,強調各類紀傳體文獻互補共生。該章節是《通論》全書在理論探索層面的精華所在。

第七、八章則轉為個案分析,選取我國紀傳體文獻史上的開山之作《史記》,探討其在史學、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諸多層面的寶貴價值。

簡言之,王錦貴以遵循時序排列的具體史書群為縱向脈絡,以具體論題為橫軸,前六章層層遞進,后兩章具體而微,編織出一張兼容并包的紀傳體文獻研究網。此外,王錦貴努力承繼紀傳體文獻注重遣詞造句的美學追求,全書章節標題整齊劃一、層次分明。

2.3 史料梳理與保存之功

《通論》在史料整理與保存方面,亦有獨到貢獻。

第一,它以個體紀傳體史書為單位,較為詳盡地梳理了以“二十五史”為代表的典型紀傳體文獻之內容特征與撰述特點,尤其是“紀傳體例”一章,對紀傳體六大寫作體例在上述具體文獻中的呈現形式作了細致整理。這樣,通過體例之間的組合,可以將既有紀傳體文獻涵蓋的主要內容清晰地呈現出來,同時亦便于展開各個體文獻間內容上的橫向對比。

第二,第五章“紀傳致用”詳細記載紀傳體文獻的各種衍生文獻,涵蓋流傳版本、文字注釋、考論史籍、增補史籍、輯佚點校及當代新作六大類一次文獻,以及書目、索引、辭典等檢索工具(二、三次文獻),揭示了基于各典型紀傳體文獻衍生開來的文獻文化成果群。其中“考論史籍”部分尤為重要,該部分梳理了古今學者研究紀傳體文獻的既有成就、特征與不足,相當于就紀傳體文獻課題完成了一篇研究綜述。雖然這部分內容以“述”為主,“評”略居其次,但仍將是后世學者研究紀傳體文獻時的重要參考。

第三,《通論》篇末附載的6種史表,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觀其內容,此六表梳理了“二十六史”的作者簡況、體例與規模、書志及類傳情況,以及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歷代要籍情況。對于以通史視角綜觀我國紀傳體文獻全局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史表將時間、篇幅、作者等簡短信息,以表格的形式清晰扼要地呈現出來,于查考及對比均頗為簡便。通觀全表,更裨益于研究者建立及鞏固紀傳體文獻整體觀,從眾多具體文獻的個性中,找尋共性和規律。

察其形式,王錦貴在《通論》中編制史表的探索,是對紀傳體文獻史表寫作體例的重要傳承與發展。他辟專章論述史表的功能,將之歸納為清晰脈絡、提要紀傳、網羅遺漏三端,對其在學術領域的獨特功能予以高度評價。但與此同時,他也著重指出了歷來紀傳體文獻中屢見不鮮的缺表現象,如“二十六史”中即有16部史書未編史表,其原因大致可歸為理論層面的認知差異和實踐層面的艱巨性。史家對史表的建設和利用不夠,導致該種體例的史料功能和學術功能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實乃紀傳體文獻史上的一件憾事。有鑒于此,可以認為王錦貴為《通論》一書設史表,是承古開新、將史表體例在現代史學研究中發揚光大的一次可喜嘗試。古今紀傳體文獻卷帙浩繁,相關信息浩如煙海,編制上述6表,定然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份致力于傳承傳統史學體例的奉獻精神尤其值得肯定。

3 繼往開來:《通論》與《研究》之比較談

將《通論》與王錦貴舊作《研究》相比較,可知《研究》“約取”而《通論》“博觀”?！堆芯俊分塾诩o傳體文獻內部本身,而《通論》則將視野拓寬到圍繞紀傳體文獻產生和發展的衍生文化現象。

3.1 書志及其跨學科價值

南梁江淹(444—505)云:“修史之難,無出于志[6]?！薄爸尽笔俏覈鴤鹘y紀傳體文獻中具有鮮明特色的寫作體裁。它由司馬遷《史記》之“八書”首創,經由班固《漢書》“十志”豐富和發展,成為一種獨立而成熟的紀傳體文獻寫作范式,集二者之名,乃稱“書志”。此處所稱“書志”與古籍版本學中的“書志”文體有所不同,后者乃一種古代圖書著錄方式,分讀書志、藏書志、訪書志等數端,以私家撰述、詳記經眼圖書為主[10],后隨清末公共圖書館的興起,衍生出館藏書志等現代化形式。

王錦貴認為,“書志”體是“分門別類,用于揭示自然現象和社會典章制度的專篇。它以事為類,本身具有‘類聚’、‘部居’的意蘊,是系統反映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專門史實的特定園地”[4](162)。由此可見,書志以具體領域為單位,記述沿革成就,一篇書志便是一部特定領域的專門史。因此,書志最鮮明的功能之一,便是它對特定學科領域的聚焦式反映。歷代紀傳體文獻創作者是否編寫書志,反映著不同史家的史學創作觀。選擇哪些領域創作書志,這些領域的選擇又與前代有何區別與聯系,不僅反映創作者自身的品味取向,更進一步反映出特定領域在對應時代的興衰流變情況與地位。

王錦貴對書志的關注由來有之。據王錦貴的博士生、北京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王波披露,在撰寫《研究》一書時,王錦貴即已對紀傳體文獻研究中的“史志”有了更新、更深的認識,學術靈感良多,有志于在“史志”方面再撰新篇[11]。

《通論》不僅強調書志于歷史學本身的重要性,還闡述了書志的跨學科意義,著重強調了書志因其自身內容特征而肩負的雙重文化價值。王錦貴認為書志以事為類,能夠系統反映古代各類專門史實,是今人洞悉古代自然、社會情況及重要典章制度的窗口。在此基礎上,將書志的發展趨勢歸結為類目由少而多、范圍由狹而廣的良性趨勢,并將書志的特征總結為重視應用、重視沿革兩大端,前者強調書志在其產生時代的應用意義,后者則強調書志的史料梳理與保存意義。

《通論》將視野跳脫出歷史學、文獻文化學本身,落腳于各書志涵蓋的具體學科領域,嘗試分析書志對特定學科發揮的功能與價值:一方面,書志從史家的旁觀視角出發,詳盡地記載了對應學科的沿革與成就,為對應學科的學科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留存。另一方面,為特定學科建志一事,本身也反映出在書志寫成的時代,該學科業已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折射出該學科在當時的時代地位或發展前景?！锻ㄕ摗穼倔w裁定性為連接歷史學科和其他具體學科的文本化橋梁,進一步展現了紀傳體文獻的跨學科文化意義。

3.2 典型文本的選擇與分析

紀傳體文獻規模龐大、包羅萬象,如何平衡提綱挈領式論述與具體案例分析的體量,實為寫作通論性著作時的一大難點。研究者在具體文本論據的選擇時,亦容易呈現出較為鮮明的傾向性?！锻ㄕ摗啡珪┪?圍繞“紀傳經典”《史記》進行了論述,這是《通論》在《研究》基礎上增補的新篇章。先闡述作者關于“經典”著作的界定與評判標準,繼而詳述《史記》作為“紀傳經典”在史學、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精神方面的建樹,并附有作者本人對《史記》的閱讀感悟。

通常來說,正史中的“前四史”問世較早,創作形式與手法亦較為典型,是古今學者熱衷援引的主要論據。尤其是奠定紀傳體通史基礎的《史記》和奠定紀傳體斷代史基礎的《漢書》,歷來是研究紀傳體文獻者關注的焦點?！锻ㄕ摗吩谶@一點上也概莫能外。闡述學術觀點的過程中,作者偏向從“前四史”,尤其是《史記》《漢書》中尋找論據。上述幾部著作的確具有較高價值,值得濃墨重彩大書特書。但該書作為一部縱貫古今的通論性著作,在論例選擇時如能兼顧多樣性、全面性,對于以往較少受到關注的晚近年代文獻、雜史,提升其作為具體論例在文中出現的比重,或許可以更充分地反映紀傳體文獻的多姿多彩。

3.3 紀傳體文獻的當代傳承

我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紀傳體文獻,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豐富的史學價值。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當代歷史學學術環境下,回望中國史學的歷史與傳統,乃是正本清源之舉。

關于紀傳體文獻的當代傳承與發揚,王錦貴在《通論》中做了頗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探索。在第五章“紀傳致用”中,“當代新作”“檢索工具”兩節,重點關注了近現代以來對紀傳體文獻的開發利用。其中,“當代新作”一節關注到近現代時期紀傳體文獻史料的翻譯成果,以及依托圖畫、影像等新興多媒體形式對紀傳體文獻內容的大眾化、通俗化呈現。每類成果后附數種典型成果個案,評述其長處與不足,嘗試分析對應衍生成果較之原作的得與失?！皺z索工具”一節則分書目、索引、辭典三部分,論述自古而今針對紀傳體文獻形成的常用檢索工具,并就各類檢索工具分別舉個案說明。不僅總結了與紀傳體文獻相關的現有二三次文獻創作成果,亦為有志于進一步研究的讀者提供了參考書單,實為方便治學之門徑。

王錦貴關于紀傳體文獻當代傳承與利用的論述,為中國古代史學研究拓展了新的視角?！锻ㄕ摗飞婕爱敶钠m不大,但通過觀照傳統文獻的當代新貌,為古往今來的紀傳體文獻架構了一座聯通現在和未來的橋梁。此舉肯定了以傳統紀傳體文獻為基礎的當代衍生文化成果之價值,并為中國傳統史學研究者開展“古為今用”式研究提供了新的啟迪。

值得注意的是,計算機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為嘉惠學林,已有不少機構和個人圍繞傳統紀傳體文獻資源,開發出種類繁多的在線數據庫供研究者使用。就筆者所見,目前似乎尚未出現網羅古今紀傳體文獻的專門數據庫。不過,已有數種綜合性、專門性古籍數據庫對外開放使用,可以滿足學界對紀傳體文獻的在線檢索與利用需求。綜合性者如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推出的“愛如生典海平臺”,古聯(北京)數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中華經典古籍庫”,北京書同文數字化技術有限公司推出的“書同文古籍數據庫”,北京翰海博雅科技有限公司開發的“鼎秀古籍全文檢索平臺”等,均較大規模地收錄有古今紀傳體文獻資源。專攻特定一種或多種紀傳體文獻者,有天津永川軟件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二十五史全文閱讀檢索系統》網絡版,提供二十四史在線全文檢索的“二十四史網”等。這些在線檢索工具快捷高效,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便利。

目前,已有學者關注到整合古籍電子文獻資源的應用意義,如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三夕等牽頭編纂的《漢語古籍電子文獻知見錄》[12],依次以古籍電子文獻開發所在區域(一級大類)及機構、個人(二級大類)為分類標準,梳理了國內外近300種漢語古籍電子文獻的建設情況,立足文史研究者角度分析現有建設成果,設計建設方案。就筆者所見,目前學界似尚未產生以史書體裁為分類標準的工具性成果。

王錦貴新著關注到紀傳體文獻自古而今衍生出的二次、三次文獻,但似乎主要著眼于紙質文獻類型。如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結合紀傳體文獻數字化成果,反映當代研究者在圍繞紀傳體文獻資源開發利用學術工具層面取得的新進展,當為大著更添一筆。然王錦貴以古稀之年筆耕不輟,心血凝于《通論》一書,已然足堪敬佩,要求《通論》全面反映古籍數字化、網絡化的最新成果,或屬求全責備。后之學者或可就此方面梳理鉆研,為王錦貴大著提供有益的補充。

4 結語

南朝范曄(398—445)有云:“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此焉為優[13]?！奔o傳體文獻源遠流長,王錦貴以已逾古稀之年、專一精誠之心,致力于古今紀傳體文獻研究,結撰為六十萬言的《通論》,其孜孜不倦、念茲在茲的學術追求,足以啟迪后學,以當代人文視角發揚光大紀傳體文獻的寶貴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