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精絕顏色新
——康有為域外詩創作管窺

盧源源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遭到了頑固派的血腥鎮壓，康有為倉皇出逃，被迫開啟了長達十六年的域外流亡之旅［1］。

十六年間，康有為“三周大地，游遍四洲，歷三十余國，行六十萬里，其考察著重于各國政治風俗及其歷史變遷得失”［2］，途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皆被他一一付諸詩篇，具體域外詩集名稱及詩作數量如表1所示：

表1 康有為域外詩集名稱及詩作數量

據統計，康氏域外詩多達850首，約占其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二。關于其數目問題，有一點值得說明：《萬木草堂詩集·康有為遺稿》之《南蘭堂詩集》中有詩作《戊申己酉，黨中事變，人心難保，以勁節支持殘局者，香港則馮君紫珊，紐局則馮君鏡泉耳。寫懷二子，不必示之，但令后人知此二義士》，全文為“養虎生鸮室毀空，蘭茅橘枳化將同。青青松竹凌寒勁，風雨飄搖剩二馮”［3］。而該詩并沒有被收錄到《康有為全集》中，如此看來，《南蘭堂詩集》中應有164首之數，與詩人自序不符。實際上，據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新見的《康南海先生遺詩手稿》可知，該詩作于1911 年，依據創作時間應被收入《憩園詩集》中。

盡管康有為曾自言“不能雕肝嘔肺，以事詞章也……但船唇馬背，茅店雞聲，好游多暇，則余事為之”［4］，然而，康氏“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使其域外詩題材豐富，詩境寥廓，“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5］，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王森然亦認為康有為“確為近代一大詩家”，并贊嘆其詩歌“無一首不精絕，大氣澎湃，一往無前，令人百讀不厭”［6］。因此，康氏域外詩有其深入挖掘與研究的價值。筆者將試從康氏域外詩的創作歷程、藝術風格及詩壇影響三個方面分述之。

一 逋客遷流遍海隅——域外詩的創作歷程

在十幾年的流亡歲月中，康有為的心境隨著時局的動蕩與時光的流逝發生過巨大變遷。其中，清廷爪牙榮祿的離世、康有為倦游欲歸之念的萌生都是重要的時間劃分節點。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人的心境往往會投射于詩歌本體，造就的詩歌面貌自然不同。以詩人行程的更迭與心境的變遷為標準，其域外詩的創作歷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是康有為的“悲憤反思期”。此時距離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不久，即康有為被迫遠離君國、踏上域外漂泊之旅的最初時光。巨大的失落與悲憤充斥詩人內心，抑塞難疏，于是他經常選擇以詩歌為載體，傾訴自己的變法余哀、君國之思以及東山再起之志，所寫詩歌收入《明夷閣詩集》《大庇閣詩集》及《須彌雪亭詩集》中。以域外詩的開端工程《明夷閣詩集》為例，詩人自序：“自戊戌蒙難，走英、日，為秦庭之哭，既不可得，則自開?；蕰诿?，歸省母病，遂圖勤王。起戊戌，終己亥，兩歲幽憂之作，都曰《明夷閣詩集》”［7］。在日本明夷閣那間暫時的安身之所里，康有為寫下諸多悼亡詩，痛悼弟弟康廣仁、親密戰友譚嗣同等人，“澧蘭沅芷思公子，桂酒瓊茅祭國殤”（《戊戌八月紀變八首·哀譚復生京卿》）［8］；也常常在冷寂荒涼的環境里自憐“紙屏板屋孤燈下，白發逋臣獨詠詩”（《冬月夜坐》）［9］；憂傷之余，康有為也經常選擇出游以排遣心中愁緒，《蘆湖樓望富士山》一詩細細描繪出了富士山與火山湖的絕佳風景，但詩人最后筆鋒一轉，“惜非吾土難淹留，王孫芳草空幽幽”［10］，他鄉再美，終究不是久留之地，可見其故國之思的深沉難消。然而，此時的康有為壯志猶存，他“走英日”，苦心效仿申包胥之謀；常常與舊友慷慨悲歌，“冷吟狂醉到天明，舞劍聞雞意氣橫”（《明夷閣與梁鐵君飲酒話舊事竟夕》）［11］；也意圖武力勤王，只可惜旋即失敗，只得頻頻以長詩題為悼文哀悼摯友，如“北難日急，江南軍來歸，聯合五省義士興師勤王，將用日本挾藩之策，先行之武昌， 事敗。七月十八日，門人唐才常殉難漢口，烈士林圭等死者三十人，祭之哀愴心肺”［12］?？傊?，該階段的康有為絕大多數時間掙扎在憂憤的心緒中，筆下詩作相對愁情郁結。

第二階段，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到宣統元年（1909 年），是康有為的“漫游考察期”。1903 年4月，頑固派的爪牙榮祿去世，康有為的險境稍緩。他辭卻英國人的保護，從印度出發，幾年間完成了三次全球之旅，幾乎游遍南洋、歐美等地。他把中國想象成一個病人，自己則志為“耐苦不死之神農”，欲求得救國救民的“仙方大藥”，“使中國服食之而不誤于醫”［13］。因此在飽覽奇絕風光的同時，他更注重考察各國的政治民俗。該階段所寫詩歌收入《逍遙游齋詩集》《寥天室集》《避島詩集》《漪漣詩集》及《南蘭堂詩集》中。這幾年間，凡康有為目睹耳聞，皆呈于筆端，成其域外詩體量最龐大、內容最駁雜的一段時間。詩歌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奇絕的異域風光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在環球旅程中，康有為寫得最多的是記游詩。他用清麗的語言描繪中國傳統詩歌里極少出現過的異域風光或自然現象，用舊體詩寫新意象，給人以舊瓶裝新酒的新鮮感，頗為別致動人：如瑞典絕佳的湖光山色和饞人的豐饒水產，挪威冰雪海岸線的“極晝”奇觀，大雪中的溫泉，檳榔嶼的瀑布，落基山頂的雪色，北冰洋上的冰山，多瑙河畔的長堤，瑞士阿爾卑斯山上的梨花，波茨坦的湖水，等等。除了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色，異國雄渾壯麗的人文景觀也多次呈現在康有為的詩篇中，并多有可稱道者。例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元旦，康有為曾自摩洛哥渡直布羅陀海峽返回西班牙。直布羅陀海峽是地中海的咽喉，海上雄關勾連歐亞兩大洲，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涤袨轱@然被眼前壯闊之景所震撼，在船中寫下“……萬里吐吞地中海，丸泥封塞天下兵。海波?渫容飛艦，戰壘縱橫飏片旌……”（《望直布羅陀》）［14］等句，語言洗練，大筆淋漓?？傊?，康有為用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形式寫新鮮迥異的西洋風景，大大開拓了傳統漢詩的題材和表現范圍，不失為一種創舉。

（二）發達的近代文明

康有為浪跡歐美時，經常對西方發達的近代政治、物質及文化藝術文明流露出艷羨之情。在政治層面，康氏曾興奮寫下《戊申秋七月游君士但丁那（坦丁堡）部，逢突厥立憲慶典，見蘇丹于宮門，乘六馬車，一后九嬪從，萬民免冠，歡呼萬歲。及冬十月，開國會而民嘩。今夏四月，吾在英烈住問茶館閱報，則幽廢矣。突國人皆讀法文，去歲早知有變，不意若是其速也，亦足為專制者之殷鑒矣》［15］，長詩題多達百字，洋溢著對君主立憲制的熱烈推崇。在物質層面，1904年康有為乘船前往歐洲時對龐大精良的輪船嘖嘖稱奇，并賦詩歌詠；極為推崇蒸汽機的改良者華忒（瓦特），不惜筆墨細細追敘瓦特的重大貢獻；參觀荷蘭博物院，目睹壯觀的巨艦模型后搦管寫下軍艦贊歌，認同“海力無上”的政策，有“……是在大艦能制造，破浪萬里忘瀾汗。中國海疆七千里，太平洋岸臨紫瀾……”等句［16］；此外許多體現先進科技的器物皆能入詩，如汽車、河底隧道、熱氣球等。他甚至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寫出了著名的《物質救國論》，認為“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17］。大聲呼吁開辦工廠，振興實業，并詳細提出各項措施，頗有真知灼見。于藝術文明層面，康有為時而醉心于著名畫家拉斐爾畫作的精妙絕倫，時而震撼于蠟像的顏色如生，時而沉浸于英法戲劇藝術的感人至深，并將贊賞之語頻頻付諸詩篇。

（三）歐美社會的弊端

康有為一邊驚嘆于異域大都市里光怪陸離的近代文明現象，并鼓勵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一邊又能以詩人特有的敏銳目光捕捉到國外底層人民的苦難，并多次以詩行披露，如“自法之南，屋矮地污，墻或及肩，貧多役夫，草具牛衣，馬牛其軀”《自法之難行六解》，自注“法國唯巴黎勝妙，法南貧穢，不足觀也”［18］，抑或“地赤不毛憐石國，民貧無履擁寒氈”（《游墨西哥》），自注“稅重民貧，天寒皆無衣褐，以氈貫頸”［19］等。上層的紙醉金迷與底層人民的艱難求生形成強烈對比，西方政治與物質文明掩蓋下的骯臟與不公給詩人以沖擊。因此，康有為并沒有盲目崇拜西方，而是始終抱有帝國自信和文化自信，僅吸取域外文明之精華，熔鑄于自身思想體系，以求為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覓得良藥。恰如康有為自言：“久游歐美十余年，凡歐美之美善，有補于中國者，吾固最先提倡法之。然吾之采法，集思廣益，去短取長，以補中國而已，非舉中國數千年文物典章而盡去之也?！保?0］

第三階段，從宣統元年（1909 年）到民國二年（1913 年），是康有為的“倦游思歸期”，所寫詩歌收于《憩園詩集》中。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康有為泛舟印度洋時曾作詩《人間》，詩注云：“歐美倦游，歸舟多感。戊申八月自地中海再泛印度洋，俯仰平生，感懷萬端”［21］，已滿是失落疲憊之語。同年冬天，光緒駕崩?？涤袨楸串惓?，長嘆“孤臣首疾何能解，永放江潭與海湄”［22］。辛亥革命爆發后，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忠誠舊臣康有為變得越發消沉，思想日益保守。即使他仍然十分關注中國形勢的巨變，也不時發表政見，但除了一些當地的社會活動、應酬來往以外，他將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游覽景致上面，筆下的即事詠懷與記游詩行里充滿寥落低迷的氣息，多是“楚歌四起邊云擾，蹙國哀哀思大風”一類［23］。此外，康有為也對佛學愈發推崇，曾寫下大量的佛理詩企圖自我療愈，“我本摩詰所化身，眾香國里吾久薰。偶來濁世任斯文，預人家國亦艱辛……”（《題梁任甫所藏唐人寫維摩詰經》）［24］，也自憐“身經百億萬千劫，我是東西南北人”［25］，可見此時他的文化生命觀變得愈發駁雜，也表達出他在回天乏術的情況下用佛禪思想自我安慰的無奈之舉。

二 更搜歐亞造新聲——域外詩藝術特色

前文以行程的變換和心境的變遷為標準，將康有為域外詩的創作歷程分為三個時期，并依照時間順序概述了其域外詩的主要內容和思想內涵。但我們賞鑒詩歌，僅僅大致把握其思想內容無疑是不夠的?？涤袨榈挠蛲庠娬Q生在一個獨特的時間與空間里，具有分外新穎別致的藝術美學價值。因而，全面品鑒康氏域外詩的藝術特色乃題中應有之義，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舊典新用、新詞入詩的語言新變

作為一個勇敢屹立在時代最前端的改革家，康有為不僅孜孜致力于改良晚清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將新派思想肆意揮灑于筆端，大刀闊斧地進行詩文革新。詩歌歸根結底是語言的藝術，詩歌的改革必然會率先體現在語言的新變上，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進行探討。

首先，新用、活用舊典寫時事或新景致，以拓展中國傳統語言的表達范圍，并巧妙賦予其新的思想內涵。域外流亡之初，康有為曾多次化用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求援兵的典故，如“申胥痛哭知何往，正則行吟更自傷”（《己亥夏秋文島雜詠十九首·其十九》）［26］；“千載包胥有恨聲，橫劍蹈海撥龍腥”（《桂湖村以日本刀及〈張非文集〉見贈，賦謝》）［27］等，以申包胥喻己，“走英、日，為秦庭之哭”，幻想向英、日等國借兵，匡扶光緒帝完成復興大業；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丘菽園邀康有為前往新加坡避難，康有為作詩答謝：漂泊寰瀛九萬程，蒼茫天地剩余生。狐裘瑣尾泥中嘆，羊節凄涼海上行。夢繞堯臺波縹緲，神驚禹域割縱橫。九州橫睨呼誰救，只有天南龍嘯聲（《菽園投書邀往星坡，答謝》）［28］?！昂谩薄艾嵨病奔啊澳嘀小倍汲鲎浴对娊洝?，象征流離苦痛，詩人還借蘇武牧羊的典故哀嘆孤凄漫游，只是詩人救亡圖存的心志仍壯，期許“天南”成為自我新興的舞臺。全詩用典純熟，可見康有為博聞強識并巧妙將典故融合現況的功力，給人以辭切情真之感；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聽聞噩耗后的康有為憤而寫下七絕《聞和議成，而東三省別有密約割與俄，各直省人士紛紛力爭》：“魏絳和戎豈有功？只愁云霧蔽遼東。憑將士氣扶中夏，淚灑山河對北風！”［29］詩作首句靈活反用春秋時期晉國大夫魏絳和戎的典故，怒斥李鴻章賣國乞和的行為，言簡情深，體現了詩人高超的語言駕馭水平。

其次，康有為頻繁援引中國的上古神話，入詩描摹之前幾乎從未在中國傳統詩歌中出現過的異域山水，是一種別樣的語言新變。經過康有為的妙筆熔裁，浪漫瑰麗的詩歌語言與厚重濃郁的鄉國之思水乳交融，渾圓動人。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康有為自加拿大赴英國途中，首次見到北冰洋上漂浮的冰山奇觀，驚喜中寫下長詩《四月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極，曉見二冰山，高百丈，自北冰海流來者。船人傾視，誠瑰偉大觀也》，中有“疑是共工摧不周，天柱散墜半段折?；蚴桥钊R分左股，浮來海西自飄撇?！旯孟勺佑鹨律?，身跨白鳳佩明功……”等句［30］，詩人頻頻化用中國經典的神話典故，將古人幻想中的瑤池仙境和眼前晶瑩剔透的冰山交織一體，相映成趣，給讀者帶來強烈的美的享受。

再次，大膽地將新詞匯引入詩歌創作中，令其承載新思想，開拓新詩界。清朝末年，西方的各種文化思潮搭乘列強戰車強勢登陸神州大地，各種新名詞紛至沓來，如王國維所說：“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文學界”［31］。先進的知識分子被新名詞所吸引，自覺學習新思想、新制度，以期救國救民。思維的轉變映射在詩歌上，詩界革命便應運而生。同治七年（1868年），黃遵憲首次針對老舊的詩歌創作模式，主張“我手寫我口”，是詩歌史上的創舉。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黃遵憲呼吁“廢君一月官書力，讀我連篇新派詩”（《酬張重伯編修》）［32］，正式提出“新派詩”的概念，立即引起了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的關注與高度評價，康有為甚至親自為其詩集《人境廬詩草》作序。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梁啟超也正式提出自己的詩歌創作新主張：“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豢刹磺笾跉W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鑠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保?3］作為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對該詩學觀極為贊成，主張作詩時需“以舊風格含新意境”［34］。當他轉徙于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印度等地時，域外文明為他的詩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和表現領域。于是，恰如其自言，“凡印度、希臘、波斯、羅馬及近世英、法、德、美先哲之精英，吾已嘬之，飲之，雕之，枕之，魂夢通之”［35］，博采眾長、兼容并蓄，將汽船、埃及金字塔、博物館、熱氣球、蠟人、現代戲劇、油畫、埃菲爾鐵塔、獅身人面像、極晝、冰山甚至進化論等新詞匯大舉熔鑄于傳統詩歌里，致力于求新求變，得詩之“精深華妙”，大大開拓了詩境。

（二）兼容求變的詩體改革

有清一代，詩人眾多，詩作汗牛充棟，但傳統詩歌范式的突破與創新愈發艱難。嚴酷的“文字獄”導致詩歌創作者埋首故紙堆，詩壇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所占據。格調派、神韻派專宗盛唐，因襲模擬；“同光體”詩派志在糾正，卻又陷入另一個極端，內容迂闊陳舊，語言佶屈聱牙。梁啟超甚至犀利批評清代文學“以一言夫詩，真可謂衰落以極”［36］。直到嘉慶推行改革，解綁思想桎梏，詩人群體才重新開始關注詩歌的社會功能。晚清末年，強敵環伺，中華民族深陷危機，“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37］。因此，詩人的求新意識迅速抬頭，極力另辟蹊徑，建立新的詩歌秩序。深受新思潮影響的康有為，繼承中國古典詩歌“為事而作”的優良傳統，遠法風騷，中取杜甫，進接龔自珍，認同詩歌創作要面向社會現實，服務于政治與國民的詩學主張，呼吁作詩須“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38］。因此，在上述內外形勢夾攻下，康有為兼容求變，一邊“積中國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及漢、唐、宋、明五千年之文明而盡吸飲之”［39］，從詩歌的源頭挖掘革新的動力；一邊積極響應詩界革命，“求古義，識時勢，求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也”［40］。其詩體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詩體多樣化、自由化。晚清維新士人急于宣泄觀點與情緒，卻掣肘于傳統詩歌嚴整刻板的形式規范和煩瑣嚴苛的聲律規則，因此他們開始創制更為寬松自如的詩體來提高敘述的自由度。在這群先鋒詩人群體中，康有為是優秀代表。就其域外詩而言，詩體駁雜多樣。除二言詩外，幾乎包攬了中國傳統詩歌的各種體裁，且形制自由，字數長短不拘，大膽打破聲律的鉗制，從而實現詩體形式的革新與轉型。以康有為作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戊申六月廿九日，到君士但丁那（坦丁堡）部，適逢突主詔許立憲，國民歡呼十日，述事感賦》一詩為例：“……挾兵三千，登山如飛，大呼立憲。蘇丹怒之，重兵來剿，如熊如羆。八千兵變，立憲同期。蘇丹益怒，盡發衛師，桓桓三萬。于京未離，全國兵變，電請同時。蘇丹大恐，召問軍諮。言舍立憲，無術可施。更問群臣，奏對同詞。退訊宦官，且質宮妃。咸跪啼泣，死無所之。君臣并命，法事可唏。蘇丹無言，悚懼涕洟。一昔不寐，親草制書。立憲復行，國會即咨。國民大悅，歡慰無逾?！保?1］34個四言句連用，詩尾又與七言雜糅，短促有力，氣勢飛動，令人耳目一新。

康有為還創作了一些組詩，亦頗為新奇精巧。如寫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組詩《古物五章》［42］，前三首皆是七絕，后兩首為古風，五首詩同調異曲，采用自由靈活的歌行體形式，生動活潑又不失詩歌旋律，無疑打破了傳統組詩整齊劃一的格局。這些別具機杼的新型詩與康氏域外詩中的其余古、近體詩歌一起，編織出一幅幅令人炫目的詩體畫卷。

其次，詩作長篇化、散文化?？涤袨檎J為杜甫的很多詩作“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味其言，淵淵乎其有《小雅》之遺音焉”［43］，因此他“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44］，也經常仿寫杜甫長詩體制，被梁啟超稱贊為“殆與杜集亂楮葉”［45］。流亡歲月中，其長篇化傾向漸趨明顯，長詩動輒百言，甚至近千言，如作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總計963字的《巡覽美國畢，還登落機（基）山頂，放歌七十韻》，作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共計940字的《哭亡友烈俠梁鐵君百韻》，作于宣統元年（1909 年），長達970 字的《耶路薩冷（耶路撒冷）觀猶太人哭所羅門城壁，吾念故國，為愴然賦，凡百一韻》等等。諸多長詩裹挾著詩人胸中的強烈情感，如萬斛泉源，汩汩滔滔，奔騰不息，大有杜甫“詩史”的況味。

再次，康有為還頻繁使用長題、詩序和詩注?？涤袨橛幸獍褜懺姰敵捎涊d自己在域外的漫游與考察經驗的手段，幾乎構成了一部“詩史”兼考察筆記。以詩作《秋九月，再游印度，昔聞密遮拉士有寺數十，僧萬數，吾至問居人，皆不識僧寺者。近縣有支那智利，有古佛城七重，金塔十余，最莊嚴，皆改為婆羅門廟。至丹租古印王國，河橋環島，風景甚佳。故佛堂且有改為濕婆教廟者，于舊日佛龕遍供焉。藏環廊數十，婦人入廟膜拜摩挲。由至潔不妻之佛道，一變而以奇淫為教，以此悟正負陰陽反動力之自然例耶！大劫沉沉，于是全印僧寺皆滅，吾亦可超脫于人間世之形相矣》為例，長詩題猶如一篇小文，描摹了詩人對印度神廟的游覽心得，妙趣橫生，難怪詩下有人作眉批云：“此首極佳，包羅一部十七史”［46］。此外，康有為也善用詩注和詩序對詩歌的創作背景及詩人彼時的心境作出闡釋，不但補充和延伸了詩作正文傳達的內容，且使之成為后人研究康有為海外行跡的重要參考資料。

總之，康有為的多篇域外長詩正如簡短的散文，使詩人的感情得以痛快宣泄，也強力推動了其詩作的“詩史”特征的形成，“以文為詩”的創作手法也是他對“詩界革命”的一個積極響應。

（三）情境交融、雄渾瑰異的整體風格

中國傳統詩歌漫長的創作歷程中，情境交融的寫作模式可謂俯拾即是。王國維曾指出：“境，非獨謂景物也”［47］，即“境”并非單指客觀之景物，人的人生遭遇與主觀情感也是人心中的一種境遇。流落域外的康有為，思鄉、念國、傷己，“情志郁于中，境遇交于外”［48］，于是不得不發，凝結為詩。加之沿途風景落在詩人感性的眼睛里，“一切景語皆情語”，外在境遇與內心情感熔鑄為一體，情境交互影響，情感噴薄而出，不由感人至深。且看康有為在南洋時所作《七月偕鐵君及家人從者居丹將敦島燈塔》一詩：“……北京蛇豕亂縱橫，南海風濤日夜驚。衣帶小臣投萬里，秋來絕島聽潮聲”。詩歌記載了康有為夜宿燈塔聽海的特殊經歷。此時的康有為剛剛僥幸逃脫刺客的追殺，滿懷心酸趕赴丹江敦島避難。眼前的驚濤駭浪猶如京城的奸佞勢力，面目猙獰可怖。詩人無路報國、漂泊流亡的悲苦心境被眼前之景狠狠觸動，心中沉痛的家國憂思拂之不去，“壯士拂劍，浩然彌哀”［49］，不禁提筆成詩。創作主體之情志的融入，頓使詩作格調蒼涼悲壯。

除“情境相交”外，康有為還在此基礎上提出另一個重要的詩學主張“元氣論”。雄渾的詩風從何而來？康有為給出的答案就是元氣：“夫有元氣，則蒸而為熱，軋而成響，磨而生光，合沓變化而成山川，躍裂而為火山流金，匯聚而為大?；夭ā保?0］。在他看來，文章與自然界的壯麗景象都由“元氣”和合而成，詩歌要想通化入神，須有深厚雄壯的元氣作底，然后筆下詩句才能“莽天地而獨步，妙萬物而為言”，即作者總結的重要詩論“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51］。之所以“情深”，是由于康有為自始至終都有著強烈的國家與民族的憂患意識；“氣盛”則是因為“心底無私天地寬”?？翟姖M載作者憂國憂民之志向，篇篇皆是有感而發，或言文明教化，或言政治改革，運筆不局限于個人的小天地，論域開闊，論述立足于公理公心，故能奮筆直書，無所顧忌，“飛騰作勢風云起，奇變見猶神鬼驚”［52］。十六年的域外流亡經歷造就的開闊的胸襟氣度與百折不撓的高遠志向，使康有為的域外詩整體上呈現出雄渾瑰異、元氣淋漓的藝術特色。例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此時的康有為心胸開闊，曾在半日內游經歐非兩洲三國，且看他橫穿直布羅陀海峽時在船中所作的新式“壯游詩”：“萬里吐吞地中海，丸泥封塞天下兵。海波?渫容飛艦，戰壘縱橫飏片旌……”全詩元氣鼓動，讀之讓人豪氣頓生，文字也極為洗練，寥寥幾筆繪出海峽的奇雄動景，洋溢著壯闊雄健之美。因此梁啟超曾贊曰“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保?3］汪辟疆也認為康詩在情感上“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的大膽創舉，在藝術上有“反虛入渾，積健為雄”［54］的雄健壯美的特質。

除雄渾壯闊外，康有為也會營造出一種別樣的意境：色彩明麗，情感卻多壓抑苦悶，給人以異趣橫生、新穎瑰異之感。且看《檳榔嶼放歌行》一詩：“……樹上杜鵑啼，血盡日向低；樹下山雞舞，舞罷千山雨。芳草萋萋，綠樹迷迷。鵜鳩不啼，王孫不歸?？兹复湟褤p，鸚鵡言甚婉。樓閣深深簾不卷，大鷹如鵝欺人軟”［55］。當時詩人居住在氣候濕熱、植被繁茂的檳榔嶼，心情黯淡的他枯坐在各色明艷逼人的花樹旁，周邊明艷的景色與其苦悶的內心對比鮮明，樂景與哀情達成了矛盾的統一。

三 詩界革命先鋒——域外詩的地位及影響

（一）域外詩在詩人整體創作生涯中的地位

相較于康有為出國前與歸國后的詩作，域外詩有著獨特的詩學內涵，因為域外詩是他在目睹變法新政被推翻及其他維新志士被屠殺后的泣血之作，是他在域外漂泊十六年間“嘗百草”的辛苦所得，也是中外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火花在他心靈上的投影。域外廣闊而多彩的世界為康有為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題材，并賦予其厚重的時代意蘊和嶄新的美學特質。詩界革命的號召，也使康有為勇于突破傳統詩歌的窠臼，大力創作新派詩，為中國的近代詩壇添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筆墨，加速了中國傳統詩歌向現代新詩的轉型。因此，康有為的域外詩似乎蘊含著更為博大深沉的思想感情及更高一籌的藝術成就，在整個近代詩壇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與深遠的影響，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是由于詩人思想的駁雜與沉淀。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維新變法慘烈收場之后，康有為背井離鄉遠走域外，借兵干政和武力勤王的雙雙失敗，使他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厥滓酝鶜q月，康氏積極入世卻不得要領，超然出世又不得盡興。兩種思想的碰撞糾纏，使詩人的生命觀愈加博大；猛然跌入異質文明空間的詩人，其心緒得以多邊延伸，也使詩境愈加遼闊。且看詩篇《辛丑除日新遷大吉嶺山館，得報大駕還京，親謁郊廟，引見外使，君位小定，為戊戌以來未有之事。喜賦·其二》：“明夷蒙難斷遺篇，海外流離歲四邊。救主無功宜萬死，思親日遠已三年，但假著書消歲月，幸能蠟屐攬山川。此中衛藏通無路，故國遙瞻只慘然”［56］。全詩書寫了詩人歸國不成、思親念君的低回心情，但他旋即轉頭安慰自己可以足穿蠟屐飽覽山川，能夠在登山臨水、訪幽探勝中，體會生命的寧靜與閑適。入世失敗的痛苦在悠然自樂中得以緩解，不失為一種幸事，頗有蘇東坡的曠達境界。

其次，康氏域外詩中交織的懷舊情結和納新意識也頗為引人注目?！皯雅f”指詩人時刻懷念前半生的舊人往事，懷念風雨飄搖中的故國故土；“納新”是詩人勇于并樂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知識、新朋友，包容各種新思潮，對域外世界的把握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涤袨樵谠娭蓄l繁記錄自己與域外人士的文化交流活動：無論是改良政治制度、謀劃變法圖強，抑或倡導加強物質文明建設、強化國家軍事防備力量，甚至是揭露域外文明的瘡疤，其最終目的無非是將域外之精華文明創造性地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同時，他也不忘反映中華文明在他國的接受與進展，例如，康氏流亡后期居日本時有詩作《明末朱舜水先生避地日本，德川儒學之盛自此傳焉。今二百五十年，德川公國順舉改碑祭，名侯士夫集而行禮者四百余人。吾在須磨不能預盛典，寄松樹植墓前，附以五詩以寄思仰》［57］，被收入《康有為全集》第十二集里的“集外韻文”中。該詩提到的朱舜水即朱之瑜，復明無望后寄寓日本二十多年，仍著明朝衣冠，追念故國。朱之瑜到江戶講學，許多著名學者都慕名來就學，帶動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儒學之興。有著相仿經歷的康有為定是心有戚戚。

最后，康有為忠實承繼儒家“仁”的治民理念，積極吸收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合理要素，并糅合佛家慈悲救世思想，既在目睹其他國度底層人民的悲慘境遇后心生惻隱與悲憫之情，又在異域風光的陶冶下，在與自然和人文景觀的親近中得到了不少的樂趣，構建了自身悲天憫人、去眾生之苦、得人生至樂的生命觀。詩人生命觀的獨特性賦予其域外詩博大深沉的人文關懷，因此詩中處處可見悲憫與樂天情懷。且以一個詞為例，康有為曾多次大膽表達了對樂土的向往之情，有“樂國樂土無復之，我兩過此罄其奇”（《瑞士國在阿爾頻山（阿爾卑斯山）中，湖山之勝，游客之盛，為天下第一，吾兩過之》）［58］、“諸天世界多樂土，一星一界何殷繁”（《巴黎登氣球歌》）［59］、“旅者如家歌樂土，妙音之天何人世”（《滿的加羅國在法之南，臨地中海，地勢類香港，南北八法里、東西十法里而自立。一切無稅，惟稅博進，故歐洲貴族、美富人咸來避寒。宮室服饌、歌樂妓曲皆號全歐第一，人稱樂土，誠大地異境也》）［60］、“朵朵蓮花開樂土，天天世界現微塵”（《己酉除夕前二日，酬梁任公弟寄詩并電問疾，六章·其三》）［61］等句，通過反復吟詠樂土，抒發對幸福生活和世界太平的向往和憧憬，勇敢表露了他為民眾設計美好未來的浪漫理想。這種博采眾長、悲憫求樂的文化生命觀，開辟了中國詩歌的新境界，是前人作品及同時代作品所無法企及的。

（二）域外詩在近代詩壇重要的承上啟下的意義

作為最先覺醒的中國人之一，康有為敏感地覺察到了國家的保守與世界的突進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作為詩界革命的主將之一的他用實際行動響應“詩界革命”，向舊體詩刻板的格律、固化的詞語、程式化的抒情方式宣戰。落實到域外詩，具體操作方式可概括為以下兩種。

首先，改造舊形式，使之適應不斷發展的新內容。恰如前文詳述的詩體改革，一方面以新穎的形式去對抗傳統的格律詩體，特別是在節奏、平仄、句式、意象等基本的詩歌元素方面顛覆古舊的作詩模式；另一方面，他筆下多種新穎的詩體也指明了詩歌未來發展的新方向：以文入詩的創作策略造就了散文化的新詩體，被后世詩人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形成近百年來獨步詩壇的“現代自由體”詩；在語言革新方面圍繞著“新語詞”與“白話化”的兩種美學追求，把詩歌語言的革新提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觸及了中國詩歌語言革新的根本性問題。由于詩作中大量地納入了有關西方文化的“新名詞和新術語”，我們可將其稱為“歐化”之路，此處不再贅論。

除“歐化”外，康有為也努力從民間文學的土壤中吸取養分，走出一條“俗化”的新路子。新式竹枝詞在其域外詩中也時時出現，大量的大眾口語、民歌民謠等通俗語言，被嵌入具體詩作中，建構出不少自由靈動的“雜歌謠體”，打破了“雅俗之分”這個兩千年來“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標準，為新舊體詩的銜接與轉型探索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如詩作《庚戌三月七日繞行檳榔嶼，攜旃理觀山?！罚骸坝紊接^海醉酒，臥簟聽歌夢醒。簾影燈影花影，浪聲蛙聲蟲聲”［62］。詩人在描寫恬然自得的日常生活時采用新穎別致的六言詩，詩尾更是連用三個“影”字，三個“聲”字，饒有理趣，通俗化傾向相當明顯。以上這兩條道路經過康有為的努力疏通，具有重要的過渡性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新意境”“新語句”與“舊風格”之間的矛盾。

近代維新領導者康有為的域外詩“反映了先進知識分子渴望學習新學、了解世界、面向世界的精神面貌”，以豐富多樣的詩歌題材、新鮮多變的藝術風格和靈活多元的表現手法，為近代詩歌的繁榮作出巨大貢獻。此外，域外詩與梁啟超所發起的“詩界革命”的文學探索相互唱和，亦為后世詩人群體的探索提供了方向和前進的道路，成為幾千年中華詩歌的新興力量。他們在詩歌通俗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也為五四運動后掀起的白話新詩奠定了基礎，有力推動了近代詩歌的變革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