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西方對中醫術語的翻譯（1815—1866）
——以傳教士編纂的英漢詞典為中心

張智洋，郭 強

（廣州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廣州 510006）

19 世紀初，西方新教傳教士來華，開啟了中西醫學第三次大規模交流時代。不同文明的交流，語言是亟須解決的問題，因此雙語詞典的編撰工作成為許多來華傳教士的志業之一。傳教士編纂的雙語詞典是近代醫學術語翻譯和創制的發端，近年來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F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近代英漢雙語詞典翻譯中醫術語的個案研究，如余靜斐考察了馬禮遜的《英華字典》收錄中醫詞語的數量，探討其翻譯策略及方法[1]；孫琢探討了合信的《醫學英華字釋》在近代中國醫學術語創立過程中的開創性貢獻及其影響[2]；高永偉探討了羅存德《英華字典》中科技術語（包括中醫術語）的分布和翻譯方法[3]等，但尚未有跨時段地考察多部詞典翻譯中醫術語的研究成果。另外，傳教士編纂的雙語詞典中的中醫術語是近代西人認識中醫的重要媒介，那么早期來華傳教士對中醫術語是如何理解的，他們的翻譯是否準確，從綜合性詞典到專業的醫學詞典對中醫術語的翻譯有何變化？目前針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還很薄弱。因此，本文以馬禮遜編纂的第一部英漢雙語詞典為開端，考察之后50 年間傳教士編撰的具有代表性的雙語詞典中翻譯中醫術語的方法、翻譯策略及其演變，以及中醫術語翻譯對近代中醫學發展產生的影響。

一、傳教士雙語詞典編撰活動的興起

1807 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前來中國傳教，倫敦會要求其掌握漢語并編纂一部較以前（主要為葡漢詞典）更為全面、正確的漢語詞典[4]。馬禮遜不辱使命，成功編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漢雙語詞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以下簡稱馬禮遜《字典》），在1815—1825年間陸續出版。該詞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字典》，共3 卷；第二部分為《五車韻府》，共2 卷；第三部分為《英華字典》，共1 卷。其中第一、二部分為中譯英，第三部分為英譯中。馬禮遜《字典》是來華新教傳教士編撰英漢雙語詞典的開山之作，此后傳教士編纂英漢雙語詞典的活動悄然興起。由于馬禮遜《字典》是學習中文的必備書籍，深受來華西人歡迎，很快便絕版。

1844 年，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參考馬禮遜《字典》，編撰了《英華韻府歷階》[5]（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這是近代英漢雙語詞典編撰歷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倫敦會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馬禮遜《字典》的基礎上，編纂了一部新的《英華字典》[6]（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分為上下兩卷，1847—1848 年由上海墨海書館出版，該字典增加了大量漢語典籍中的詞匯以及日?？谡Z詞。倫敦會的合信（Benjamin Hobson）是專業英漢醫學詞典編纂的開拓者，為了方便讀者理解其所編譯的《西醫五種》中的醫學術語，配套編纂了醫學詞典《醫學英華字釋》[7]（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該書于1858 年在上海出版。德國禮賢會的傳教士羅存德（Lobscheid Wilhelm）于1866—1869 年編撰了一部新的《英華字典》[8]（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共4 卷，該詞典收錄了大量西方科技革命后的新詞，是19 世紀英漢雙語詞典的集大成者。

上述5 種詞典是自馬禮遜編纂第一部英漢雙語詞典后50 年間傳教士編撰的具有代表性的英漢雙語詞典，另有一些英漢語言手冊如德萬（Thomas T. Devan）的《中國語啟蒙》和羅存德的《英華行篋便覽》，因其專業性較弱，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圍之內。

二、傳教士雙語詞典中醫術語的翻譯方法

傳教士編纂的雙語詞典在翻譯中醫藥名詞術語方面，主要有直譯法、意譯法和音譯法。采用最多的是直譯法。如臟腑一詞，馬禮遜將其譯為“abdominal viscera”或“viscera”[9]3；麥都思[6]v2-1377、衛三畏[5]319、羅存德[8]1930都將其譯為“viscera”。對一些臟腑名稱如心、肝、腎、肺、胃的翻譯，也采用此法，譯為heart、liver、kidneys、lungs、stomach。在翻譯中藥名稱時傳教士多采用直譯法，一種是根據藥源名稱翻譯，以英語中對應的藥物來源品種翻譯，如生梔子譯為“gardenia”[9]185；一種是根據藥物名稱解釋，如萊菔子譯為“Chinese turnip radish seed”[1]13。意譯法也采用較多。如三焦，馬禮遜譯為“three parts of a human body”[10]883，麥都思譯為“three regions of the human body”[6]v2-1293。又如瘀血，上述傳教士均采用意譯法（表1）。

表1 不同傳教士對“瘀血”的翻譯

傳教士在翻譯一些西方沒有的草藥時也采用意譯法。如16 世紀，從中國販運至歐洲的土茯苓，1563 年葡萄牙醫生奧爾塔（Garcia da Orta）的《印度香藥談》（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he cousas medicinais da índia）對其進行過大篇幅探討，稱其名稱為“Raiz da China”（拉丁文）[12]，英語用China Root 表示，意為中國根，土茯苓被意譯為“China root”的名稱在那時便被使用開來。馬禮遜[9]68、衛三畏[5]34，麥都思[6]v1-228、合信[7]60、羅存德[8]v1-374在翻譯時都沿用此名稱。

使用最少的是音譯法，當希望保持中醫術語原意或意思較難表達時，有些傳教士采用此法。如馬禮遜將補法翻譯為“Poo”，認為“Poo is used medically for increasing, strengthening or stimulating”[9]v2-185，即“補法是為了提升、加強和刺激身體而采取的醫療方法”。又如將陰陽譯作“Yin Yang”[10]1029，將荔枝翻譯為“Li Chi”[5]166。

三、傳教士雙語詞典中醫術語的翻譯策略及其演變

（一）早期多采用“異化”翻譯策略

早期傳教士編纂英漢詞典往往以西方讀者為中心，目的是為西人學習漢語服務[13]。因此他們致力于英漢詞匯的語義對等，翻譯時大多從中國典籍中尋找對應的詞匯，如馬禮遜[9]preface、麥都思[6]preface和衛三畏[5]preface編纂詞典時都參考了《康熙字典》所收錄的字詞。為使西人了解中醫知識和中醫文化，傳教士在翻譯中醫術語時多采用異化翻譯策略。異化翻譯理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最早是由美國人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 年在其名著《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The Translator’s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所謂異化翻譯就是“‘譯者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在翻譯上就是遷就外來文化的語言特點，吸納外語表達方式，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即以源語文化為歸宿。使用異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慮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保存和反映異域民族特征和語言風格特色，為譯文讀者保留異國情調”[14]。在翻譯中醫術語時具體表現為：不管是在詞匯的選擇、編排還是譯詞的創制上，盡量遵守中醫語境，體現出中國的文化背景。如“heart”一詞，馬禮遜將其譯為“心”之外，考慮到中醫學“藏象心”的內涵，還介紹心具有藏神、惡熱等生理特性[9]203；衛三畏和羅存德將其譯為“心”之外，還列舉“方寸”[5]134“靈臺”[8]947等中國傳統對心的稱謂。

（二）翻譯逐漸疏離中醫文化，滲透西方醫學知識

19 世紀中葉后，隨著西方醫學在華傳播的推進，在一些傳教士編纂的詞典中，出現了翻譯逐漸疏離中醫文化而滲透西方醫學知識的現象。

首先，出現了中醫術語義項減少的現象，對“癆”的翻譯就是一個典型?！犊滴踝值洹分小鞍A”的含義有三種：第一，毒，引用《說文解字》“朝鮮謂藥毒曰癆”；第二，痛，即由毒蟲叮咬而造成的疼痛；第三，指積勞消瘦[15]。馬禮遜對“癆”的翻譯亦有三種含義：第一種為“In the language of Korea,poisonous drugs are called Laou”，意為“在朝鮮語中，癆是一種毒藥”；第二種為“Commonly used to denote, an emaciated figure arising from fatigue or long indisposition”，即“因疲勞或久病導致身體消瘦”；第三種為“They say, a cough becomes what they mean by Laou”，意為咳嗽變成癆[10]522，而咳嗽是肺癆的重要臨床表現。同時，馬禮遜也將“consumption”翻譯為癆[9]86。在麥都思的《英華字典》中，與“癆”相關的詞條有“consumption”[6]301“fatigue”[6]566“accumulated weariness”[6]1398和“poison”[6]976。馬禮遜、麥都思對癆的翻譯與《康熙字典》中對“癆”的第一、第三種解釋相一致。衛三畏的詞典中收錄有“consumption”[5]47及“phthisis”[5]209，均翻譯為癆??；羅存德的詞典中亦收錄此二詞，翻譯為“癆病、癆癥、肺癆病、癆瘵”[8]484；合信僅收錄“consumption”，譯作“肺勞癥”[7]34；更晚的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編纂的《英華萃林韻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也僅收錄“consumption”一詞，譯作“肺癆癥”[16]95。由此看來，衛三畏、合信、羅存德以及盧公明對癆的翻譯，都只限于肺癆這一義項，而沒有翻譯“癆”的其他含義，說明他們只傾向于用西醫眼中的疾病來對譯中國的病名“癆”。

其次，在這些詞典中出現了一些傳教士創制的醫學術語，替代了原有的中醫術語。如“cornea”（今譯作角膜）一詞，馬禮遜和麥都思的詞典未收錄，衛三畏譯為“眼外睛”[5]51，該名稱為中醫眼科常用術語，而合信將其譯為“明角罩”[7]11，后來的羅存德[8]504、盧公明[16]v1-101，乃至商務印書館1913 年出版的《英華新字典》都沿用了合信的譯名[17]，可見該名稱得到廣泛使用。又如“cataract”（今譯作白內障），馬禮遜[9]63、麥都思[6]205譯為“瞕翳”，衛三畏譯為“綠水灌瞳神”[5]29，這些譯名都是傳統中醫術語，合信則譯為“睛珠變質不明”[7]45，羅存德[8]334及盧公明[16]v1-63均采用合信的譯名。盧公明更是直言在其編纂的《英華萃林韻府》中，所收錄的解剖學和生理學名詞全部摘自合信的《醫學英華字釋》[16]preface。

再次，在傳教士的詞典中開始出現了一些現代醫學、化學等科技術語。如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中收錄有“肝眼”（the Parenchyma of the Liver，即肝實質，該詞合信《醫學英華字釋》未收錄）[8]1121、“心炎”（inflammation of the heart）[8]1021、“大房水”（vitreous）[8]1932、“顯微鏡”（Microscope）[8]1174等非中醫術語。羅存德為了引入化學元素，還進行了造字活動，在漢字部首“彳亍”（筆者按：“彳亍”對應西方的元素element）中間填入某些漢字從而造出新的漢字，比如創制出“”字對譯“oⅹygen”（氧元素）[8]1271，創制出“”字對譯chlorine（氯元素）[8]377。這種在舊有文字或詞匯基礎上進行的加工改造，有助于讀者的理解和對新生事物的接受，這就是其所謂的“重抽舊緒，別出新詮”[8]preface。但總體來說，這類西醫、化學等科技術語的數量占比不大，盡管傳教士在翻譯中醫術語中對中醫文化語境的遵守有所松動，在19世紀早期他們堅持的仍是“異化翻譯”的策略。

四、傳教士雙語詞典翻譯中醫術語存在的問題

對上述5 種英漢詞典中中醫術語的翻譯情況進行爬梳對比，發現普遍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一）傳教士對中醫了解有限，導致術語翻譯出現偏差

由于傳教士們對中醫的認識水平有限，常常無法清晰準確地翻譯中醫術語，有的錯誤顯而易見。如將“heart”翻譯成“中池”[9]203，中池是膽的異名而非指心；將“五臟六腑”誤作“五腑六臟”（wu fu luh tzang）[8]487，將“肝藏魂”誤作“肝藏魄”[8]947，諸如此類。尤其是那些涉及中醫獨有理論和概念的術語，在英語中沒有現成對應的詞匯，往往因為傳教士理解不準確或追求與現有詞匯的對應，而導致翻譯不準確。如“經絡”一詞，在中醫學中，經絡是人體運行氣血的通道，包括經脈和絡脈兩部分，其中縱行的干線稱為經脈，由經脈分出網絡全身各個部位的分支稱為絡脈[18]。如今普遍將“經絡”翻譯為“meridian”，但傳教士對該詞的翻譯卻五花八門（表2）。

表2 不同傳教士對“經絡”的翻譯

由此可見，早期傳教士均將西醫的血管系統與中醫的經絡系統對應，這是認識的誤區。又如對中醫術語“筋”的認識和翻譯。我國古人對于筋的解剖、生理認識很早，《素問·五臟生成》記載：“諸筋者，皆屬于節?！盵19]49《素問·痿論》記載：“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盵19]169現今的中醫筋傷學認為：“筋主要是指皮膚、皮下組織、肌肉、肌腱、筋膜、關節囊、韌帶、腱鞘、滑囊、椎間盤、關節軟骨盤、關節軟骨、肢體血管和周圍神經等軟組織。筋的生理功能主要是起聯系骨骼、組成關節、維持關節穩定和運動關節等作用?！盵20]而在西方，“古代泰西醫家，腱與神經、纖維束多不能分別”“在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時代，神經、腱及脈管等三種，時有混合為一者”[21]。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將中醫的“筋”多視為“神經”（nerve），如耶穌會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在《泰西人身說概》中將神經稱為“細筋”，認為細筋的功效在于：“分布覺動之力，夫筋不覺不動，全賴靈魂之氣力以覺動之。細筋中無空處，止有氣而無血，故身體不能覺不能動者，因無氣則無力也。是以人斷筋時即失其動，或被壓被縛四肢麻木如半死，蓋氣不相通爾，此亦細筋有氣無力之明證?！盵22]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主制群征》載：“筋之體，瓤其里，皮其表，類于腦，以為腦與周身連結之要約。即心與肝所發之脈絡，亦肖其體，因以傳本體之情于周身。蓋心腦與肝三者，體有定限，必藉筋脈之勢，乃克與身相維相貫，以殫厥職。不則，七尺之軀，彼二者何由營之衛之，使生養動覺，肢各效靈哉？”[23]19世紀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也多沿襲耶穌會士的譯名，馬禮遜將“nerve”或“sinew”譯為筋[9]292，衛三畏將“nerve”翻譯為“筋”[5]188，麥都思將“nerve”翻譯為“筋或筋節”[6]v2-876，羅存德翻譯為“筋”和“覺動之筋”[8]1218，盧公明翻譯為“腦氣筋”[16]v1-323，然而他們的翻譯都偏離了中醫“筋”的概念。

對同一術語的翻譯，也因為編纂者對中醫認識程度的不同，而傳遞出多寡不一的信息。如對“liver”的翻譯，衛三畏僅僅將“liver”譯為“肝”[5]168，沒有列舉與肝相關的詞條；馬禮遜指出肝在中國被稱為“木臟”[24]，還列舉了“肝藏魂”詞條[10]308；麥都思列舉了“肝氣痛、肝藏魂”等詞條[6]v2-799；羅存德列舉的與肝相關的中醫詞條最多，有“肝屬木、肝藏木、肝熱、肝火、肝氣證”等[8]1121，拓展了讀者對中醫學中“肝”的了解。

（二）翻譯參考資料來源不一，導致名詞翻譯混亂

傳教士們在翻譯中醫術語過程中，選擇的參考資料各不相同，導致了中醫術語翻譯的混亂，尤以解剖學類名詞翻譯為突出。如傳教士們對“spleen”的翻譯，有的將其翻譯為“脾”，有的則翻譯為地方性用語“臁貼”“臁”，有的同時翻譯為“脾”和“臁貼”。馬禮遜將“spleen”翻譯為“臁貼”[9]404，而將“脾”解釋為“A part of the stomach; the internal tunic of the stomach; that which, as the Chinese conceive by its action, causes digestion”[10]649，義指“脾是胃的一部分，是胃的內膜，中國人認為通過它的活動，可以起到消化的作用”。衛三畏將“spleen”翻譯為“豬的臁貼”[5]269。麥都思[6]1207、羅存德[8]1651均將“spleen”譯為“脾”“臁”。又如同一塊骨骼的譯名有多種（表3），容易使人在學習時無法厘定名稱和確定具體部位，從而發生誤解。

表3 不同傳教士骨骼名稱翻譯對照

19 世紀50 年代，傳教士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合信在翻譯專業醫學書籍《西醫五種》時，認為“使用更加統一的命名法，是一項迫切需要”[25]。然而這種混亂情況一直延續到19 世紀末，在此期間傳教士在中國出版了10 余種醫學詞典，但名詞的翻譯五花八門，一個名詞往往有多個譯名，這對西醫的教學和傳播非常不利。19 世紀90 年代，中國博醫會成員英國長老會的高似蘭（P. B. Cousland）開始推動醫學名詞術語統一翻譯工作。在第一屆中國博醫會大會上，他和美北長老會嘉約翰（J. G. Kerr）等醫師倡導成立了醫學名詞委員會（Terminology Committee），負責起草中文標準醫學詞匯，開始了醫學名詞統一的進程，并于1908 年出版了第一版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醫學辭匯》），標志著醫學名詞翻譯初步形成了統一標準。

五、早期傳教士中醫術語翻譯對中醫學產生的負面影響

雖然早期傳教士在翻譯中醫術語時，極力尋找合適的對應詞語，但由于對中醫學知識認識的片面、錯位乃至錯誤，往往不能準確翻譯。另外，由于翻譯時參考的資料不同，也常常導致習者對中醫術語的理解產生歧義和造成混亂。這些都是早期傳教士翻譯中醫術語較為普遍的現象，給西人了解中醫造成了迷茫和障礙，不利于中醫知識的傳播。

19 世紀中葉前后，傳教士編纂的雙語詞典中出現了創譯新詞、滲透西方醫學知識的現象。實際上，新詞的創譯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中醫學知識的解構，而其后的廣泛運用，更是擠壓了中醫文化的話語空間。在創譯新詞方面，合信尤其值得注意，他在編譯西醫書籍和編纂詞典過程中認為，中國醫書中的詞語有一些“有名實不符”的，如綠水灌瞳神之類；有一些“有其名實無其病”的，如氣淋、五輪八廓之類；有一些“以證狀為病名”的，如不管炎證之熱、熱證之熱概稱為熱等[26]例言1，均用其創制的西醫術語進行了替代。以炎癥（inflammation）一詞的創譯為例，馬禮遜《字典》未收錄“inflammation”一詞，衛三畏將“inflammation”譯為“熱”[5]150，麥都思譯為“火氣”“?”“??”[6]v2-729等不同名稱?！稄V韻·泰韻》：“?，火之毒?！盵27]“??”也作“?脪”，《集韻·問韻》：“?，??，熱腫也”。[28]可以說這些解釋涉及現在所說的炎癥的主要臨床表現，即紅、腫、熱等。合信的助手管嗣復將“inflammation”音譯為“炎法美順”，縮略為“炎癥”，可謂音義兼得，因為“炎”字亦與火、熱有關，《說文·炎部》：“炎，火光上也，從重火?！盵29]《玉篇·炎部》：“炎，熱也?！盵30]合信將“inflammation”譯為“炎”，之后羅存德繼承之，他將“inflammation”譯為“熱、火、炎”，并廣泛運用（表4）。

表4 羅存德對“inflammation”的使用

盧公明在翻譯“inflammation”相關詞條時，亦廣泛使用“炎”這一名稱（表5）[16]v1-256。

表5 盧公明對“inflammation”的使用

由此可見，從衛三畏、麥都思、合信、羅存德到盧公明，“inflammation”的譯名完成了從“熱、火”到“炎”的轉變，將“inflammation”翻譯為“炎”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今。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合信對炎癥的解釋：“若身體間，一處不安，其處血運流更急，微絲管發大，血內之輪，迭聚而至，愈聚愈多，遂壅塞于管徑之內，此管被停血所逼，血內明汁肉絲等物，滲出管外，積聚肉中，其肉漸紅漸腫，漸覺熱痛，名曰炎癥?！盵26]8他認為炎癥是有滲出的，這就存在一個問題，中醫學中的熱證和火證并不是都有滲出，如虛熱就不一定有血管組織液的炎性滲出，因此炎癥不能指代中醫學中所有的熱證和火證，而且將中醫學中的熱、火、腫等一概用“炎”來表示，掩蓋了中醫學中“熱、火到毒”的證候演進?？梢哉f合信的創譯，不管是炎癥還是上文提到的明角罩、睛珠變質不明等基本是從西醫的角度出發，無視中醫解剖概念、疾病與證候的關系以及中醫基礎理論，無異于解構了中醫學知識體系，但他的這些做法被后來的傳教士接受，其創譯的新詞得到廣泛使用，逐漸改變了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中醫思維，從而服從于西醫的敘事方式。

19 世紀上半葉，來華傳教士編纂的英漢雙語詞典增進了近代中西醫學間的交流，使西方世界從中醫術語層面了解和認識中醫學知識。但由于這些早期來華的新教傳教士自身對中醫理論體系認識深淺不一，往往造成術語翻譯不恰當、不準確，致使中醫學知識通過這一媒介向西方傳播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在中國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傳教士們急于在華傳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識，這些英漢詞典對中醫詞語的翻譯出現了西化趨向，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一些傳教士，如合信等希望用西醫取代中醫的所謂“理想”奠定了前期的語言文字基礎，也成為后來中醫話語日漸式微的原因之一，同時揭示了近代中西醫語言譯介交流經歷了相互調適和話語權力消長的過程。此外，近代西人對中醫術語的翻譯為當今的中醫英譯提供了很好的啟示，那就是不能拋開中醫自身的理論體系和文化語境而完全用西醫的視角和思維進行翻譯，既要全面準確把握中醫術語的語義，也要了解其使用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