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東周時期殉馬習俗研究

包曙光 代佳平

內蒙古中南部位于中國北方文化帶的核心地區，是歐亞草原和中原文化交流互動的前沿地帶。東周時期誕生的游牧經濟改變了這一地區以往人群的生業方式以及社會文化。 馬作為游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游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喪葬活動中也承擔著重要作用［1］(P251)。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東周時期殉馬遺存的研究， 對探討該地區人群的喪葬特點、文化屬性，以及游牧的起源和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殉馬遺存的考古發現

本文在學界以往研究基礎上，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殉馬遺存大體分為四個類型和一個地點［2-4］。

（一）西園類型

此類型中發現殉馬遺存的有西園墓地、 陽畔墓地和新店子墓地。

西園墓地發掘墓葬7座，其中6座為偏洞室墓，1座為土坑豎穴墓［5］(P13-24)，均存在殉牲現象，但未見馬。另發現2座偏洞室形制的祭祀坑，則以殉馬為主，兩坑共發現22個動物頭骨，其中馬頭12個。1號祭祀坑發現馬頭1個，牛頭2個和羊頭8個，擺放在洞穴之內，側置，吻部朝前，朝向一致。殉牲排列有序，首尾兩端擺放羊頭骨，牛頭和馬頭置于中間（詳見圖1,1）。2號祭祀坑共有11個動物頭骨，均為馬頭，擺放在二層臺上。

圖1 西園類型的殉馬墓

陽畔墓地［6］(P17-24)發掘墓葬8座，形制包括洞室墓和土坑豎穴墓，以洞室墓為主。殉馬墓2座，均為洞室墓，共隨葬馬頭3個。M8使用殉牲數量最多，有20個動物個體，包含2個馬頭，墓主為成年男性。殉牲直接放置于尸骨之上或尸骨上方的填土中，主要集中在墓室前半部。 馬頭骨位于殉牲群的中心位置，側置，吻部朝前，與墓主頭向一致（圖1,2）。

新店子墓地［7］(P3-14)發掘保存完整的墓葬51座，墓葬形制有土坑豎穴墓、偏洞室墓和洞室墓三類。殉馬墓共有9座，隨葬部位包括頭骨、冠骨、蹄骨和肩胛骨等，以頭骨為主，共有17個［8］(P67-72)。新店子墓地的殉馬均放置在墓主人頭骨上方的填土中。殉馬的擺放方式包括正置、側置、倒置；馬頭朝向多與墓主頭向相同或相向； 擺放位置或位于殉牲群前端居中位置（圖1,3），或置于殉牲群外側，而內側擺放體型較小的羊和幼牛。 當墓葬中使用殉牲較多時，擺放較為隨意，層層疊壓，但馬頭始終保持與墓主頭向一致。馬無單獨殉葬現象，多與牛、羊組合，故殉馬墓的殉牲數量一般較多。殉馬的年齡多集中在3—8歲，這正是馬最具有爆發力，使用價值最高的年齡段。 同一墓中的殉馬年齡存在差異，如M43共殉馬4匹，年齡分別為1、2.5、5、7歲。

西園類型墓葬形制多為洞室墓， 殉牲使用率高，隨葬品更多體現了北方游牧人群的特點，墓主在體質特征上相近，均為古蒙古高原類型。馬是該類型的主要殉牲動物之一， 殉馬多出在等級較高的墓葬中，且排列整齊，居于中心位置，并帶有一定的祭祀性質。 馬是西園類型的核心殉牲動物之一，充分體現了該類型人群對馬的重視。

（二）桃紅巴拉類型

此類型中發現殉馬遺存的有桃紅巴拉、 呼魯斯太和西溝畔等墓地。桃紅巴拉墓地共發掘6座墓葬， 皆為南北向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均使用殉牲，以馬、牛、羊的頭骨為主［9］(P131-144)，其中馬頭12個，都鋪于人骨上方的填土中［10］(P24)。殉馬墓2座，M1規模最大，隨葬品最多，墓主為一成年男性。有殉牲動物頭骨15個，層層疊壓。其中馬頭9個，有的口含馬銜，馬頭兩側散落馬面飾（圖2）。M2共使用殉牲49個，均為頭骨，層層疊壓，其中馬頭骨共3個。墓主為3歲幼兒。

圖2 桃紅巴拉墓地M1

呼魯斯太墓地M2人骨上方的填土中，發現三行“一”字型排列整齊的27個馬頭。在人骨架和馬頭骨之間發現馬面飾和鶴嘴斧等青銅工具武器。M3中也出土了數量眾多的馬面飾，可能也存在殉馬現象［11］(P11-12)。西溝畔墓地［12］(P1)和白家梁墓地［13］(P405)也出土若干馬頭骨；西溝畔M2發現的馬頭骨位于人骨左側。在明安木獨墓［14］(P79-81)發現了散亂的馬骨架，玉隆太殘墓［15］(P111)也發現馬的較多碎骨。

桃紅巴拉類型中，未見大型墓地，墓葬形制多為南北向土坑豎穴墓，隨葬少量陶器。殉牲習俗發達，主要為馬和羊的組合，與西園類型相比牛的數量偏少。此類型中馬的使用率高，是最主要的殉牲動物，存在單獨殉馬現象。馬的擺放位置多位于人骨上方的填土中，殉馬部位主要為馬頭骨?？梢?，從事游牧經濟的桃紅巴拉類型人群與馬的關系十分密切。

（三）崞縣窯子類型

此類型中發現殉馬遺存的有崞縣窯子和忻州窯子墓地。崞縣窯子墓地發掘墓葬25座，其中19座墓有殉牲現象［16］(P61-62)。殉馬墓僅有一座，發現馬頭骨和馬鹿頭骨各一個， 馬頭擺放在人頭骨上方的填土中。墓主為男性，墓葬規模較小，且處于該墓地的早期階段［17］(P43)。

忻州窯子墓地共發掘66座墓葬， 均為東西向土坑豎穴墓［18］(P28-29)。有殉牲的墓葬共43座［19］(P344-355)，其中殉馬墓8座。殉馬部位為頭骨和蹄冠骨，多將頭骨倒置擺放，頭骨朝向與墓主頭向一致，多成排放置于人骨頭部上方填土中或二層臺上（圖3）。將蹄冠骨置于大牲畜口腔內是這一墓地的顯著特點。馬與牛、羊組合殉葬，無單獨殉馬現象。墓主基本為成年男性，未見女性使用殉馬。經鑒定，殉馬年齡多集中在7～10歲，基本為老年階段，僅有1例兒童墓隨葬幼馬的現象。

圖3 忻州窯子墓地M28

崞縣窯子類型有較大型的墓地， 多數墓葬隨葬陶器，普遍使用殉牲，殉牲擺放位置和方式十分規則。該類型殉馬的數量不多，每座殉馬墓只殉馬一匹， 不見前兩個類型單獨殉馬或一墓殉多馬的情況，且所用的馬匹多年齡偏大?？梢?，崞縣窯子類型人群更注重馬在現世生活中的使用價值。

(四）毛慶溝類型

此類型僅在毛慶溝墓地中發現殉馬遺存。毛慶溝墓地共發掘東周時期墓葬79座，殉馬墓3座，共隨葬4個獨立的個體，殉馬部位均為頭骨［20］(P237-238)。馬位于殉牲群前端，倒置擺放在墓主人頭部上方的填土中，馬頭朝向和墓主頭朝向相同（圖4）。3座殉馬墓的墓主均為成年男性。

圖4 毛慶溝類型的殉馬墓

毛慶溝墓地有兩種墓葬， 殉牲習俗只見于東西向墓葬中。晚期南北向中原人群的墓逐漸增多，其葬俗和典型遺物在北方人群的墓葬中也屢有發現， 展現了中原和北方人群之間的文化互動和融合，這一現象可能與趙國“胡服騎射”的策略相關。該類型的殉馬墓發現較少，且主要在早期階段；晚期流行以移動性較弱的豬作為主要殉牲動物，馬并非這一類型的主要殉牲動物。 我們認為從事定居混合經濟的毛慶溝類型人群對移動性要求不高，日常生產生活對馬的依賴性較弱。

（五）小雙古城墓地

岱海地區的小雙古城墓地也發現了殉馬遺存，因其文化特征和地理位置帶有一定獨特性，不宜歸入上述各類型中。 小雙古城墓地正式發掘墓葬14座，12座為偏洞室墓，另2座為豎穴土坑墓，其中11座墓使用殉牲［21］(P15-16)。殉馬墓共4座，均為偏洞室墓，包括6個獨立的個體。馬與牛、羊組成殉牲群，不見單獨殉馬墓。殉馬部位以頭骨為主，還發現了部分寰椎和蹄冠骨。 馬頭吻部朝向與墓主頭朝向相同，擺放在墓道底部或二層臺上（如圖5）。殉馬與骨質箭鏃、馬具伴出關系明顯，小雙古城墓地的骨鏃和馬鑣均出土在殉馬墓中。 殉馬墓多為高等級身份者之墓葬，墓主均為男性［22］(P62-69)。該墓地已進行鑒定的人骨中， 女性均為古中原類型人群，男性則都為古蒙古高原類型［23］(P26-27)。

圖5 小雙古城M7

二、殉馬遺存特點

馬在游牧社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現對殉馬遺存特點及其反映的社會現象進行討論。

殉馬組合：在西園類型和桃紅巴拉類型中，殉馬使用率較高， 存在一定數量的單獨殉馬和一墓殉多馬現象。從與其他動物的組合來看，可分為3個組合:馬＋羊，馬＋牛＋羊，馬＋馬鹿。其中馬與馬鹿的組合僅一例， 未見馬與牛兩類大牲畜單獨組合殉牲。故殉馬墓中比較穩定的動物組合是馬、馬＋羊或馬＋牛＋羊。

殉馬位置：殉馬的擺放位置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放置在人骨之上的填土中；第二種建造單獨的二層臺放置； 第三種是將馬骨直接放置在人骨之上。其中，以前兩種居多。馬在殉牲群中的擺放位置也十分特別： 馬普遍放置于殉牲群的前中部，其余殉牲環繞于四周或前后擺放，馬頭的吻部朝前，多與墓主頭朝向一致。殉牲數量較多的墓通常只將殉馬整齊擺放， 其余殉牲環繞殉馬散亂放置，如新店子墓地M20，共殉牲30個。其中，殉馬2個，擺放在中間，周圍有環繞正置、側置、倒置的羊頭。此外，忻州窯子墓地有將馬、牛蹄冠骨置于馬的口腔內的擺放習俗。 將殉牲動物置于填土中或二層臺上，均處于墓主的視線范圍之內，結合殉牲吻部朝向與墓主頭朝向一致的特點， 體現了墓主希望在另一個世界對牲畜的占有和管理， 一如生前所從事的放牧活動［24］(P134)。馬位于殉牲群的核心位置，更多地表現了馬在牲畜中占有核心地位。

殉馬部位： 內蒙古中南部的殉馬遺存多用頭骨、寰椎、蹄骨等部位。其中，頭骨的使用率是最高的。寰椎單獨殉葬的情況少見，很可能是在肢解頭骨時順帶切割下來的。 在新店子墓地和忻州窯子墓地還存在使用頭骨、蹄骨和冠骨組合的情況，其核心仍為頭蹄組合。 故在殉馬遺存中普遍使用頭骨和蹄骨，形成較為固定的“頭蹄組合”。這種使用頭蹄組合代表全牲的方法， 廣泛流行于游牧民族的殉牲中［25］(P69)。這充分體現了當時牧人對肉食資源的珍視、利用。這種傳統在如今哈薩克族的葬禮中仍有所保留， 在葬禮周年祭后將食用后的馬頭及蹄骨埋葬于墓葬旁或單獨埋葬［26］(P112)。

殉馬年齡：5—8歲是家馬役用能力最強的年齡段［27］(P353)，超過8歲后馬的爆發力、繁殖能力都會明顯下降。根據以往的材料和研究結果，對殉馬年齡的測定數據共有28例， 其中超過8歲的老年馬僅有2例（新店子墓地M20、忻州窯子M20），1歲以下的馬駒3例（新店子M43、小雙古城M9、忻州窯子M51）， 其余殉馬的年齡皆集中在青壯年，處于馬匹具有較高使用價值的階段。

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殉馬遺存具有一定的時空分布規律。從時間上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東周時期的典型殉馬遺存集中出現在春秋晚期-戰國時期， 此時期也恰為中國北方游牧文化帶形成的關鍵時期。從空間分布來看，偏西的西園類型和桃紅巴拉類型殉馬的使用率最高。 在岱海地區的崞縣窯子和毛慶溝類型中， 馬并非為這一地區的主要殉牲動物。 黃仁宇曾提出長城大體建筑在15英寸等雨線上［28］(P33)，帶來充沛降水的東南季風和西北的干燥風沙在此交會。 內蒙古中南部的各處殉馬遺存也大體處于長城沿線地帶［29］(P189)，并且殉馬的使用率有自西北向東南遞減趨勢。故此，殉馬使用情況的差異性， 主要受到自然環境因素和不同生業模式人群用馬策略的影響。

表1 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殉馬遺存的基本情況

三、殉馬使用人群分析

現從殉馬墓墓主的性別、 年齡和墓葬等級三個方面對此問題進行討論。

殉馬墓的墓主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據統計，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東周時期的殉馬遺存共包含13處墓地，36座墓葬（含祭祀坑2座）。墓主性別明確的單人墓共18座，其中墓主為男性的共有16座，女性墓主僅有2座， 只見于新店子墓地（M34、M37）。有年齡鑒定的墓葬共26座， 墓主為成年男性的共有16座。男性墓主的殉馬使用率明顯更高，且大多數為成年男性。 同時根據新店子和陽畔等墓地古代居民的肢骨研究發現，男、女兩性在上肢骨粗壯程度上差別明顯，男性的肱骨更為粗壯。男性上下肢的粗壯程度也有顯著的差異， 上肢的粗壯程度明顯強于下肢， 男性居民還伴隨頗為扁平的股骨骨干上部以及發育相對較弱的股骨嵴［30］(P286)。顯然，男性的上肢承擔了更多的社會工作，而下肢部位所受到的壓力較小。 以上體質變化可能為長期騎馬游牧所致。從食性分析上，男性的動物性食物攝取也高于女性［31］(P91)。據此，可以反映出男女兩性在社會分工上存在差異性，男性多騎馬放牧，在生產生活中與馬關系密切。

2座使用殉馬的女性墓主均為古蒙古高原類型。在多人種組合的墓地中，古蒙古高原類型的男性和女性在隨葬品的數量差距較小。 以忻州窯子墓地為例，古蒙古高原類型的墓主在墓坑大小、殉牲數量上并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距， 而古中原類型的男性占有財富明顯多于女性， 兩性財富差距明顯［32］(P82)。在小雙古城墓地中，女性為古中 原類型，擁有大量的精美貴重的裝飾品［33］(P69)，卻不使用馬進行殉牲。另從隨葬品的角度來看，古蒙古高原類型的女性墓還出現隨葬青銅工具武器的現象。由此或可推斷在古蒙古高原類型的人群中， 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承擔部分騎馬放牧的工作，此類情況在歐亞草原的巴澤雷克文化和薩爾馬泰文化等諸多游牧文化中也有發現。

殉馬墓使用人群的社會地位也有一定傾向性。墓葬面積反映勞動力的投入，牲畜是牧業人群最為主要的財產。因此，墓葬面積的大小，殉牲數量的多寡映射出了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和財富。本文以墓地為單位， 統計了內蒙古中南部殉牲墓中殉馬墓和非殉馬墓的平均面積和平均殉牲數量。根據表2，除毛慶溝墓地外，殉馬墓的平均面積和平均殉牲數量都高于非殉馬墓， 且殉牲習俗越發達的墓地，兩者差距越明顯。在新店子、陽畔、桃紅巴拉和小雙古城墓地中，面積最大、殉牲數量最多的墓葬均為殉馬墓?？梢?，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的殉馬墓多為較高等級的墓葬， 墓主生前在族群中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掌握更多的社會財富。

表2 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殉牲墓概況

馬與游牧經濟息息相關， 殉馬這一葬俗在我國古代游牧民族中廣泛使用。包括匈奴、鮮卑、烏桓、契丹、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均有用馬進行送葬、 殉葬和祭祀的習俗。 如《三國志》：“［烏丸(桓)］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保?4］(卷三十魏書，P694)《周書》：“（突厥）死者，停尸于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 各殺羊馬， 陳于帳前， 祭之……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焚之?！保?5］(卷五十，P910)《三朝北盟會編》 中描寫女真葬俗：“死者埋之而無棺槨。 貴者生焚所寵奴婢、 所乘鞍馬以殉之?！保?6］(卷三政宣上帙三，P18)直至今日，在蒙古族、達斡爾族等民族中，還使用馬進行送葬，認為馬是死者靈魂的向導，將引領亡者的靈魂去往安息之地。

綜上， 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典型殉馬遺存出現并快速發展的時期， 此時也正是古蒙古高原類型人群出現在內蒙古地區的時段［37］(P87-91)。在此之前，廣泛使用殉牲的朱開溝文化和西岔文化等內蒙古土著文化系統中， 始終未見使用殉馬的現象。故此，我們認為原本居住在更北的蒙古和外貝加爾地區古蒙古高原類型人群，直接或經由甘寧地區南下進入內蒙古中南部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內蒙古地區畜牧業的發展，并刺激了早期游牧經濟的形成和殉馬習俗的流行。

四、與北方文化帶其他地區殉馬習俗的比較

現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與甘寧、 冀北和內蒙古東南部地區的殉馬習俗進行比較分析。

（一）甘寧地區

蛤蟆墩墓地發掘墓葬20座， 其中偏洞室墓12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墓8座。14座墓中發現殉牲，其中9座為偏洞室墓［38］(P234-235)。殉牲以羊為主，多擺放在人頭骨上端的填土中，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將殉牲置于人頭部填土的方式［24］(P52)。殉馬墓共3座，均為偏洞室墓，且墓主都為成年男性，殉馬部位為頭部，不見其他部位。馬不單獨隨葬，其擺放位置位于整個殉牲群的中部。蛤蟆墩墓地的人群也為古蒙古高原類型，其活動年代略早于內蒙古地區發現的古蒙古高原類型人群［39］(P85)。

于家莊墓地共清理墓葬28座， 其中6座為豎穴土坑墓，其余均為洞室墓。洞室墓的類型包括豎穴土洞、刀型偏洞、凸形土洞和凹形偏洞［40］(P55-63)。24座墓葬中有殉牲，以羊為主。殉馬墓共6座，有42個獨立的個體，豎穴墓和四類洞室墓均有使用殉馬的情況，馬不見單獨隨葬現象［41］(P85-86)。從殉馬部位來看，以馬的頭骨和蹄骨為主。從殉馬的擺放位置來看，主要集中在墓主的腳部和墓道之中。于家莊墓地的古代居民在人骨特征上也與古蒙古高原類型一致［42］(P119-120)。

從以上甘寧地區的典型墓葬可以看出， 其殉馬習俗與西園類型以及小雙古城墓地十分相近，均為洞室墓傳統，殉牲以羊為主，在殉馬的部位和擺放方式上近乎一致， 在墓主體質特征和經濟生產方式上也基本相同。

（二）冀北地區

玉皇廟共發掘墓葬400座， 其中有殉牲墓254座，殉牲以狗為主，共1448個。殉馬墓共有17座，單獨殉馬墓2座，其余均與狗、牛、羊組合殉葬。17座墓葬的墓主，除1座為女性和1座無人骨外，其余15座墓主皆為男性。殉馬遺存包括50個頭骨，69個腿骨（連蹄）［43］(P125)。

北辛堡墓地發掘墓葬2座， 皆為土坑豎穴墓，均使用殉牲。M1殉馬、牛、羊各十余個，殉牲部位包括頭骨和肢骨，頭骨分上下被劈成兩半，堆疊放置。 現存馬9個， 分4排排列。M2共有殉牲動物10個，馬3、牛3、狗1、豬1，放置于墓道的東北角，分三層擺放，馬頭分兩排排列［44］(P231-242)。

冀北地區具有一定的共性，墓葬形制多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墓地根據頭向的不同，可分為東西向和南北向兩種，年代越晚則南北向墓越多；少數墓葬有木棺，木棺的數量與中原化程度成正比［45］(P156)。冀北地區的殉馬習俗和墓葬特點與內蒙古岱海地區的崞縣窯子類型和毛慶溝類型存在相似性。

（三）內蒙古東南部

井溝子西區墓地共發掘58座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墓葬［46］(P8-10)，有殉馬墓35座，使用殉馬42個，單獨殉馬墓有15座［47］(P108-114)。殉馬多放置在土坑豎穴墓的填土中或墓底部，且多靠近北部，即人頭骨端。隨葬部位主要為指（趾）骨和肋骨，而少見頭骨，殉馬的年齡多處于青壯年。此外還發現較多使用驢和騾進行殉牲的情況。在不統計合葬墓的情況下，殉馬墓的墓主主要為男性，僅有M4為女性墓主。從殉馬墓和殉馬個數來看，馬是井溝子墓地最為主要的殉牲動物， 大量使用肢骨和肋骨是該墓地的顯著特點。

周家地墓地共發掘土坑豎穴墓54座， 殉牲墓26座，以殉狗為主［48］(P33)。殉馬墓4座，使用殉馬4個。殉馬擺放在墓葬填土或葬具外側， 殉馬部位包括馬頭骨、下頜骨和馬牙。墓主多為成年男女，不見未成年單獨使用殉馬的現象。 周家地墓地的殉馬遺存與冀北地區和內蒙古中南部的崞縣窯子類型、毛慶溝類型較為相近，而井溝子墓地的殉馬則更具獨特性。

通過整個北方文化帶的殉馬習俗的比較，我們認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殉馬習俗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又有明顯的差異性。偏西部的西園類型和桃紅巴拉類型受到北方古蒙古高原類型人群和西部甘寧地區洞室墓的影響，有著極強的北方文化特征。生活在此的古代先民應從事游牧經濟，殉馬使用率高，對馬有著較強的依賴性和濃厚的感情。 岱海地區的崞縣窯子和毛慶溝類型，保留了原有內蒙古地區古華北人群的文化傳統，受到北方的古蒙古高原類型人群和南方代表中原文化的古中原類型人群的影響，同時與偏東的冀北和內蒙古東南部地區聯系緊密，形成了以定居型畜牧業為主的混合經濟，對移動性要求不高。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較弱，殉馬使用率低。

五、結語

春秋晚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殉馬習俗逐漸流行開來。殉馬的使用存在區域差異：偏西的西園類型、桃紅巴拉類型殉馬使用率高，偏東的崞縣窯子和毛慶溝類型的殉馬遺存發現較少。這種差異性受到了自然環境和生業模式的影響，反映了不同人群的用馬策略和對馬的依賴性。從殉馬使用人群來看， 殉馬墓的墓主多為古蒙古高原類型的成年男性。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殉馬習俗置于整個北方文化帶觀察， 西園類型與甘寧地區聯系更為密切，毛慶溝和崞縣窯子類型受到冀北地區的影響。東周時期的內蒙古中南部已經成為北方文化帶的中心區域［49］(P94)，處于北方牧業文明和中原農業文明共同影響的邊界地帶。在兩種文明的不斷交會碰撞中，不僅沒有割裂農牧之間的聯系，反而促進了農牧進一步融合［50］(P101)。在東周時期的內蒙古中南部不同文化傳統的多元人群進行著廣泛而密切的互動，進而深刻地影響了牧業人群與農業人群之間長時段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