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下不同類型中學生家長的教育焦慮及其消減策略

樂承毅，汪婧雅，朱 坤，路 亭

（1.華東交通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2.首都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北京 100089；3.南昌工程學院 人文與藝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99）

近年來，國家各部門就減輕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但是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短視化、功利化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1]。為此，黨中央高度重視，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其目的在于強化學校教育主體作用，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營造安全的教育環境，有效緩解教育焦慮[2]。

1 “雙減”政策下家長教育焦慮研究概述

教育焦慮是指在教育情境中產生的一種焦慮狀態。最早出現在新聞報道中的“教育焦慮”一詞已經成為中國家庭教育的真實寫照?！半p減”政策實施后，其執行情況受到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馬煥靈等[3]對比“雙減”政策實施前后家庭和學校的焦慮，認為“雙減”政策的實施阻斷了家庭和學校焦慮生成路徑，但同時也導致了新的焦慮。佘宇等[4]認為“雙減”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長的教育焦慮，但家長對于“雙減”政策落實情況的不確定以及對高質量教育的訴求始終存在，因此家長難免在態度上對“雙減”政策趨于觀望、在行動上選擇小幅“對抗”。此外，學術界對于“雙減”政策是否緩解家長教育焦慮有不同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雙減”政策實施后，家長的教育焦慮有所緩解[4-5]；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家長教育焦慮仍然處于較高水平[3，6-7]。造成這種觀點差異可能是因為：“雙減”政策的實施緩解了因“擇校熱”“培訓熱”等引發的教育焦慮，但由此所引發的教育資源問題導致了新的教育焦慮產生[8]?！半p減”之下，家長教育焦慮逐漸多元化，已成為教育焦慮的典型。

現有研究認為影響家長教育焦慮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家長教育觀念片面化。家長產生教育焦慮的根本原因是家長的教育觀念片面化，例如對教育規律缺乏理性認知[9-10]、教育期望過高[11-12]和教育結果功利化。家長對孩子成長成才的教育規律缺乏理性的認知是家長教育焦慮產生的重要原因，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心切，因而違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對孩子提出過高的教育期望[9]。教育期望是父母對子女未來學業成就的信念和期盼[13]。父母對子女過高的教育期望是導致家長產生教育焦慮的直接原因[14-15]。家長的高期望會影響家長的教育選擇和教育投入，他們將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16]，以期得到相應的教育回報，將教育當作階級躍升的工具[17-18]。第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由“升學擇?！钡人l的教育焦慮問題，實質上是家長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擔憂[9]。教育資源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礎，“雙減”政策實施后，教育資源與教育公平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雖然各地都在促進教育公平和教育平衡，也出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政策，但仍然存在著區域分布不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平衡等問題[15]。第三，社會教育環境制度化。家長的教育焦慮根植于應試教育體制沒有改變。高考制度衍生出的“唯分數唯升學”“一考定終生”等教育弊端束縛著學校、家長和學生，使學校產生了錯誤的政績觀，家長產生了錯誤的成才觀。追求名校、高薪工作的觀念加劇了家長的教育焦慮。學生成為做題機器[19]，從而導致了制度化的教育環境[9]。社會觀念傳遞了追求名校、高薪工作等觀念，增加了家長的壓力。第四，家長自身差異化[20-21]。家長自身的教育經驗會影響他們的教育焦慮。有些家長可能經歷過良好的教育和發展，因此對自己孩子的教育抱有較高期望，并且具備一定的教育知識和經驗。家庭經濟條件有限的家長可能會擔心孩子無法獲得足夠的優質教育資源，從而增加教育焦慮[11]。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缺乏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容易形成一種底層思維模式，導致他們在子代的教育問題上容易形成急功近利、消極狹隘的教育觀念。

此外，有研究認為，不同階層的家長可獲取的教育資源存在差別[15]，一線城市家長的教育焦慮感強于中小城市家長的教育焦慮感，城市強于縣鎮農村[22]?？梢姴煌A層的家長教育焦慮情況可能存在差異。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將所有學齡家長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忽視了家長自身差異所導致的教育焦慮差異。

綜上，“雙減”政策實施后，家長的教育焦慮情況、教育焦慮來源以及如何緩解家長教育焦慮成為研究熱點。家長作為子女教育的規劃者，是否理解與支持“雙減”政策，是“雙減”政策能否有效實行的關鍵，因此有必要了解“雙減”政策下家長的教育焦慮情況以及產生教育焦慮的原因。然而現有文獻多從理論層面進行說明，較少從實證層面進行研究，且目前的研究尚沒有將家長進行詳細的分類探討。因此，本文針對“雙減”政策下，不同類型家長的教育焦慮情況和教育焦慮來源是否存在差異設計調查問卷，開展調查研究。

2 研究設計

2.1 家長教育焦慮評價體系構建

通過對家長教育焦慮已有文獻進行梳理可以發現：“雙減”政策背景下，家長的教育焦慮主要源于：對孩子“升學擇?！薄皩W習成績”“學習態度”“未來發展”“親子互動”和“教育資源”的擔憂[21，23-26]?；谡J知—態度—行為理論，結合“雙減”背景下影響家長教育焦慮的因素，從家長認知、家長態度、家長行為、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五個方面構建家長教育焦慮的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家長認知主要指家長對于“雙減”政策的認知；家長態度指“雙減”政策下家長在政策、親子關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態度；家長行為指“雙減”政策下家長在經濟、親子、教育方面的行為反應；外部效應指家長對于孩子未來發展、升學擇校以及教育資源等方面的擔憂；內部效應指家長對于孩子學習成績、學習態度以及與孩子互動的擔憂。

2.2 問卷設計和預調查

考慮到“雙減”政策下，中學家長的焦慮更加突出，同時為了使樣本更具代表性，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中學家長。問卷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家長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家庭年收入、孩子學習階段和職業。第二部分是問卷主題部分，根據所構建的家長教育焦慮評價體系設置題項，其中家長認知參考Sun[20]的量表，采用3 個題項測量；家長態度參考Sun[20]的量表，采用4 個題項測量；家長行為參考成方琪[24]的量表，采用3 個題項測量；外部效應參考李金洲[27]和韓海棠[23]的量表，最終采用6個題項測量；內部效應參考李金洲[27]和韓海棠[23]的量表，最終采用5 個題項測量。問卷共設29 個題項。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法對測評問題進行描述。

為了保證問卷的嚴謹性，在調查之前，開展了家長訪談和問卷測試，使調查問卷盡可能符合家長教育焦慮現狀。首先根據與家長的訪談，對問卷中存在歧義和難以理解的題目進行修改。其次，對50位家長進行了預調查，檢驗量表的信效度，結果顯示各變量的克隆巴哈Alpha 值均大于0.7，問卷的信度可接受。

2.3 問卷信效度檢驗及樣本數據

采用克隆巴哈Alpha 值來檢驗問卷的可靠性和穩定型?？偭勘淼腁lpha 系數為0.930，二級指標家長認知、家長態度、家長行為、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的Alpha 系數分別為0.748、0.819、0.808、0.909 和0.869，均大于0.7，說明問卷具有較高的內在信度。對調查數據進行Bartlett 球形檢驗和KMO 值分析。P值為0.000（P＜0.001），通過了Bartlett 球形檢驗，KMO值為0.828，大于0.7，問卷設計的題項合理。

通過線上和線下的調查方法收集問卷，最終回收問卷370 份，其中有效問卷359 份，回收有效率為97.03%。被調查者在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等層面均有分布，保證了調查樣本的科學性和代表性。

3 研究過程與步驟

3.1 指標權重的確定

目前，確定權重的算法有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兩種。層次分析法（AHP）屬于主觀賦權法，由決策者對各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比較、賦值后計算各指標權重；熵權法（EWM）屬于客觀賦權法，由原始數據運用數學方法計算各指標權重。然而，這兩種方法也各有缺陷。AHP能靈活對多目標決策問題進行處理，但缺乏數據支持和客觀性；EWM 依賴客觀數據計算指標的信息熵來確定權重，但不能與實際生活經驗有效結合。因此，基于AHP 與EWM 的優缺點，使用AHP 和EWM 相結合的方法確定指標權重[28]。具體步驟如下：

3.1.1 通過AHP對準則層進行賦權

在層次分析法中，需要合理地確定各層的判斷矩陣，盡量減少主觀影響。將數據導入SPSS 中，對準則層家長認知、家長態度、家長行為、外部效應、內部效應單獨進行因子分析，得出每一個準則的指標成分得分。查閱資料[29]并結合各個指標的成分得分，得到家長焦慮評分指標的判斷矩陣見表2。

表2 準則層判斷矩陣

將各指標層判斷矩陣導入MATLAB，利用AHP計算出準則層和指標層權重，所有指標的CR值均小于0.01，通過一致性檢驗。

3.1.2 指標層的EWM法客觀賦權

3.1.3 通過AHP-EWM計算各指標權重

根據AHP-EWM分別得到準則層和指標層的各個指標的復合權重見表3。通過MATLAB 編程，利用AHP-EWM得出的三級指標復合權重來計算每位家長教育焦慮的綜合歸一化得分。最終得到的教育焦慮得分區間為[0，1]，家長教育焦慮得分越趨近于1，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越重；家長教育焦慮得分越趨近于0，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越輕。

表3 家長教育焦慮評價指標權重及排序

3.2 家長教育焦慮的差異性分析

為了檢驗和家長相關的各項控制變量與家長教育焦慮的五個維度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筆者分別對性別、年齡、學歷、家庭年收入、孩子的學習階段和職業六項控制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其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家長教育焦慮的差異性檢驗結果

由表4的分析結果，家長的性別在家長教育焦慮的五個維度上均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而年齡在家長態度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學歷在家長認知和家長態度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家庭年收入在家長認知和家長行為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孩子的學習階段在內部效應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職業在家長認知、家長行為和外部效應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3.3 決策樹分類

由家長教育焦慮的差異性分析可知，家長的個體特征在教育焦慮的五個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為深入探討家長的個體特征與家長教育焦慮情況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決策樹分類算法，根據家長教育焦慮得分以及家長個體特征，對家長進行分類。為了防止模型的過度擬合，本文對決策樹進行剪枝處理[30]，最后得到有5個葉子節點的決策樹，如圖1。

圖1 決策樹分類

根據決策樹的分類結果，本文把家長分為5類，具體分類結果見表5。

表5 決策樹家長分類表

根據決策樹分類結果可知，家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職業是家長分類的關鍵特征。（1）將焦慮程度較低、收入較穩定的家長稱為穩定型家長，這類家長大多職業、收入較為穩定。（2）將教育焦慮程度較高、職業不穩定、學歷和收入偏低的家長稱為普通型家長，這類家長大多從事單一體力勞動。（3）將焦慮程度低、職業不穩定、學歷低但收入高的家長稱為小強型家長，這類家長雖然學歷不高，但通過努力工作也拿到了較高的工資。（4）將焦慮適中、高學歷但收入相對較低的群體稱為新窮人型家長，新窮人這一概念是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提出來的，是指接受過高等教育，外表光鮮亮麗但沒有積蓄的群體。（5）將焦慮程度較高、學歷和工資高的家長稱為精英型家長，這類家長自身受教育程度較高，生活水平也相對較高。

4 不同類型家長焦慮差異分析

4.1 五類家長教育焦慮分布情況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首先運用箱線圖直觀地對不同類型家長教育焦慮的分布特點、相關性和差異性進行初步分析。由圖2可以看出，普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最重，精英型家長、新窮人型家長和穩定型家長次之，小強型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最輕。由箱線圖可以看出，五類家長的教育焦慮情況有明顯的差別。

圖2 五類家長教育焦慮箱線圖

4.2 五類家長教育焦慮回歸分析

為了檢驗五類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是否存在差異，本文對家長教育焦慮的五個維度進行回歸分析，檢驗各個維度對不同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是否顯著。對不同類型家長的家長認知、家長態度、家長行為、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作回歸分析，得到的回歸結果分析見表6。

表6 各類家長回歸系數

從表6可知：（1）對于穩定型家長，家長行為和內部效應對應的P值分別為0.000、0.000（P＜0.05），說明家長行為和內部效應對穩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而家長認知、家長態度和外部效應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對穩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不顯著。（2）對于普通型家長，家長認知和外部效應對應的P值分別為0.000、0.000（P＜0.05），說明家長認知和外部效應對普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家長態度、家長行為和內部效用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對普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不顯著。（3）對于小強型家長，家長認知和家長行為對應的P值分別為0.000、0.000（P＜0.05），這兩個維度對小強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家長態度、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這三個維度對小強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不顯著。（4）對于新窮人型家長，家長行為和內部效應對應的P值分別為0.000、0.039（P＜0.05），這兩個維度對新窮人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而家長認知、家長態度和外部效應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這三個維度對新窮人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不顯著。（5）對于精英型家長，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的P值分別為0.000、0.000（P＜0.05），而其他三個維度的均值均大于0.05，外部效應和內部效應對精英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

為了進一步探究影響顯著維度的子指標（三級指標）對于家長教育焦慮的影響情況，筆者繼續對各影響顯著的指標作回歸分析，得到家長教育焦慮的具體影響因素見表7。

表7 指標回歸系數表

從表7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1）親子互動效應、親子行為、學習態度效應和學習成績效應對穩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表明穩定型家長焦慮的是與孩子的互動問題和孩子的學習問題。（2）政策認知、未來發展效應、教育資源效應和升學擇校效應對普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影響顯著。同時，普通型家長對“雙減”政策認知不全面，這也會加重他們的教育焦慮問題。（3）政策認知、教育行為和親子行為對小強型家長焦慮的影響程度顯著，表明小強型家長焦慮與孩子的互動以及對孩子的教育問題有關。（4）親子行為、親子互動效應和學習成績效應對新窮人型家長焦慮的影響程度顯著，表明新窮人型家長焦慮的是與孩子的互動問題以及孩子的學習成績。（5）學習成績效應、升學擇校效應和未來發展效應對精英型家長焦慮的影響程度顯著，說明精英型家長焦慮的是孩子學習成績、升學擇校以及未來發展問題。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運用決策樹，根據家長的教育焦慮得分及家長的個體特征將家長分為五類：穩定型家長、普通型家長、小強型家長、精英型家長、新窮人型家長。五類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有較大差異，普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最重，小強型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最輕。研究結果表明家長自身背景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受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會導致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有較大差異。對此，本文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普通型家長自身學歷和收入都較低，這類家長逐漸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他們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教育期待，希望子女可以通過教育實現階級躍升，因而其教育焦慮程度最重。精英型家長學歷和收入都很高，因而他們對子女的要求較高，由此所產生的教育焦慮也較高。新窮人型家長學歷高，但收入較低，這類家長教育焦慮程度較高。穩定型家長占據著職業優勢，他們并沒有將教育當作階級跨越的工具，其教育焦慮程度也較低。小強型家長雖然學歷較低，但通過自身努力實現了“薪資跨越”，其教育焦慮程度在五類家長中最低?？傮w而言，低收入家長比高收入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更深。有研究表明，戶籍、收入、職業等社會背景變量會影響父母的教育期望，越優勢的階層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13]。本研究認為，處于劣勢階層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期望也會很高，研究結論豐富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驗證了家長個體特征會影響家長的教育焦慮程度。

五類家長普遍焦慮于孩子的學習成績和對于雙減政策的理解。研究結果表明，五類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存在相同之處，他們普遍對孩子的成績和雙減政策的理解比較焦慮。具體來說，普通型家長和小強型家長都存在政策認知不足問題，這可能與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這兩類家長沒有真正了解“雙減”政策，因而產生教育焦慮。而精英型家長、穩定型家長和新窮人型家長都焦慮孩子的學習成績問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這三類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較高（雖然本文并未對穩定型家長的學歷進行明確說明，但通過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發現85.9%的穩定型家長學歷是本科及以上，因此將穩定型家長歸為高學歷群體），因而他們認為子女應該名列前茅，取得優異的成績，當子女的學習成績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值時，他們會感到很焦慮。

五類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側重不同，主要與其社會階層和教育期望有關。研究結果表明五類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側重不同：普通型家長的焦慮來源主要是政策認知不足、孩子的升學擇校、未來發展以及教育資源問題，這類家長大多是從事單一體力工作的勞動階層，能獲得的教育資源有限，他們對子女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通過教育“出人頭地”。精英型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主要是孩子的學習成績、升學擇校和未來發展問題，這類家長大多社會階層較高，之前可能就是“學霸一代”，因此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較高。新窮人型家長主要焦慮的是與孩子的互動以及孩子的學習成績、學習態度問題，這類家長大多屬于中產階級，雖然受教育程度較高，但沒有獲得與學歷相“匹配”的收入，職業認同感較低，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期望也相對較高，他們希望孩子學習成績優異、學習態度端正。穩定型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主要是和孩子的互動以及孩子的學習成績問題，這類家長生活穩定、收入穩定、幸福感較高，他們不會過分焦慮孩子的未來發展，有合理的教育期待。小強型家長的教育焦慮來源主要是政策認知不足、與孩子的互動以及對孩子的教育問題，這類家長收入較高但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陪伴孩子，他們對孩子沒有過高的教育期望。有研究討論了農村家長產生教育焦慮的主要來源[31]。本研究對家長類型進行了更細致的分類，為后續家長教育焦慮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5.2 建議

家長的教育焦慮問題是一個復雜而重復的社會問題，其形成受多種因素制約。在討論教育焦慮的解決辦法時，不能一概而論，要從多角度考慮，才能真正緩解家長的教育焦慮。

政府層面。合理配置教育資源、著力保障教育公平。家長的教育焦慮持續存在的一個客觀原因是中國基礎教育的優質資源分配不均衡，緩解教育焦慮的關鍵在于保障教育公平?！半p減”政策的實施阻斷了校外教育資源的部分不正當競爭，但是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現象仍然存在[14]。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當著力保障教育公平，讓優質教育資源流動起來[32]，幫助中下階層的家庭獲得更多優質的教育資源，減輕勞動階層家長對孩子未來發展的焦慮感。加強教育政策的宣傳和解讀，向家長提供詳細的教育政策信息，讓他們了解政策的背景、目的和具體實施方案，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焦慮感。增加對教育領域的投入，提高教育資源的供給，包括優化學校設施、提高教師待遇、改善教育教學質量等方面。這樣能夠減輕學校和家長的壓力，提升整體教育水平。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政府應該保障不同階層的學生受到相對平等的教育，從而緩解不同階層家長的教育焦慮。

學校層面。提高家校溝通效率、扶正家長教育觀念。緩解家長教育焦慮的重點在于實現家校雙方的有效溝通，扶正家長的教育觀念。學校應該重視教育過程中家長參與的重要性，保障和家長的有效溝通。定期組織家長教育培訓，提供教育指導和方法，幫助家長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成長需求，提供科學的教育引導，并與家長共同關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家長通過與學校的溝通可以逐漸糾正錯誤的教育觀念，緩解由于扭曲的教育觀念而導致的教育焦慮；建立綜合評價體系，不僅僅側重于學生的學科成績，還包括學生的綜合素質、實踐能力、創新能力等方面的評價，幫助家長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發展狀況。學校要幫助低學歷家長正確認識“雙減”政策，從而有效緩解這類家長的教育焦慮。同時學?？赏ㄟ^開展面向家長的教育類講座或親子活動，讓家長融入孩子的學習生活中來，學習與孩子的溝通技巧，從而緩解家長的教育焦慮。

家長層面。轉變傳統教育觀念，適時調整教育期待。普通型家長應該樹立正確的教育觀，不能將教育當作階級躍升的工具，站在孩子的角度規劃其未來的發展方向。穩定型家長和小強型家長在忙于工作的同時應該加強與孩子的互動、關心孩子在學習上的問題，了解孩子的身心發展，選擇恰當的教育方法。新窮人型家長可以多參加家庭教育指導課程、親子活動等，加強對孩子自覺、自律意識的培養；精英型家長應該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教育期待，不能“唯分數論”，不必過分焦慮孩子未來發展。

家長要深入了解“雙減”政策，明確教育的本質，更新教育理念，適時調整教育期待，加強親子互動，不要盲目地給孩子施壓。家長應該主動與學校和教育部門溝通，了解政策的具體實施情況，并積極配合和支持孩子的教育發展，以緩解焦慮感。家長要把教育期望與遵循教育本質和孩子的健康成長統一起來。否則，播種的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望，收獲的卻是“家庭矛盾激化、教育焦慮加劇”的苦果。

5.3 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孩子的不同發展階段，父母會產生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教育焦慮，目前的研究只包括中學生家長，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推廣到其他教育階段的家長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其次，本研究主要關注家長教育焦慮的影響因素，未能考察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未來的研究可以圍繞這個問題，進行更加詳細的設計，探索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最后，本研究使用的是橫截面數據，無法說明“雙減”政策是否緩解了家長的教育焦慮。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縱向研究設計，收集多個時間點的數據，深入了解”雙減”政策的實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