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t 模型的大學生“慢就業”意愿影響因素研究

徐喜春，王錫浩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

大學生“慢就業”現象的產生與存在，是家庭教育、學校就業指導以及學生個體性就業觀念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千方百計幫助高校畢業生就業，熱情支持高校畢業生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保?］這一重要論述對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了“幫助高校畢業生就業”的任務和要求，對于認識與解決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提供了重要的實踐遵循。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 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2屆高校畢業生中，選擇單位就業占比為50.4%，比去年下降6 個百分點，自由職業（18.6%）、“慢就業”（15.9%）的比例均較去年提高3 個百分點［2］。面對日益突出的大學生“慢就業”現象，必須深刻洞察其背后的影響因素，針對性提出引導策略。

一、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問卷調查。 問卷初步設計完成后隨機尋找40 名大學生進行預測試，根據預測試結果對問卷進一步改進，得到最終版《大學生就業心態調研問卷》。 正式調查中，本文調查問卷共面向全國32 所高校不同階段學生發布。 在大學生對象選取過程中，本研究注重不同類型高校、學段、年級學生所占比例的均衡，以增強研究結果的科學性。 數據經清理篩選總計得到2215 份有效樣本。

從性別構成來看，樣本中女性占57.61%，男性占42.39%，比例基本均衡；從身份構成來看，樣本中畢業班學生占比31.83%，非畢業班學生占比62.84%，往屆畢業生占比5.33%；從學校類別來看，樣本中學校為高職高專的學生占比40.36%，普通本科的學生占比24.38%，“雙一流”的學生占比35.26%；從受教育程度來看，樣本中受教育程度為本科的大學生占比84.33%，博士的占比3.02%，碩士的占比6.77%，?？频恼急?.87%；從戶口性質上看，樣本中戶口為“農村”的大學生占比51.15%，戶口為“城鎮”的大學生占比48.85%。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本文中被解釋變量為選擇“慢就業”意愿的二元變量，數據樣本為橫截面數據，參考同樣研究人口社會問題的相關研究［3］，本文最終選擇橫截面Logit 模型構建計量模型。 具體為：

模型中，i為個體，ε為隨機干擾項。Tendency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大學生“慢就業”意愿，具體以問卷中大學生是否明確拒絕“慢就業”來衡量。 被調查對象對“慢就業”意愿的選擇分為明確主動拒絕“慢就業”和不主動拒絕“慢就業”兩種狀態，如果選擇明確主動拒絕“慢就業”，賦值為1，選擇不明確拒絕“慢就業”則賦值為0。 即，如果直接就業意愿強，則為1，否則為0。

大學生的“慢就業”現象成因復雜，受到社會、高校、個人等維度因素的綜合作用［4］。 本文研究模型中x 為被解釋變量，包含了個體、家庭和學校三個方面的因素，每一個方面又細分不同因子。具體為：

（1）個體因素xp

主要選取最高學歷、是否獲得過獎學金、是否有清晰的職業規劃以及就業主動性強度四項指標。 最高學歷中，?？瀑x值為1，本科賦值為2，碩士賦值為3，博士賦值為4；是否獲得過獎學金中，未獲得過賦值為1，獲得過賦值為2；職業規劃中，沒有清晰職業規劃賦值為1，有但不清晰賦值為2，有清晰規劃賦值為3；就業主動性以主動就業意愿程度來區分，“3 分及以下”賦值為1，“4 ～6 分”賦值為2，“7～10 分”賦值為3。

（2）家庭因素xf

主要選取是否為獨生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對于子女選擇“慢就業”的態度三項指標。 獨生子女變量中，不是獨生子女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2；家庭人均年收入變量中，在3 萬元以下取值為1，3萬至15 萬取值為2，15 萬以上取值為3；父母對于子女選擇“慢就業”的態度在反對時取值為1，不確定時取值為2，無所謂時取值為3，支持時取值為4。

（3）學校因素xs

主要選取學校類別、學校身邊“慢就業”人數、學校就業指導服務質量三個指標。 學校類別若為高職高專，取值為1，普通本科取值為2，雙一流高校取值為3；身邊“慢就業”人數為0 時取值為1，1～2 人取值為2，2 ～5 人取值為3，5 人以上取值為4；學校就業指導服務質量以學生感知到的質量分數衡量，在3 分及以下時，取值為1，4 ～6 分取值為2，7～10 分取值為3。 將各變量匯總及描述性統計整合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觀測值＝2215）

（三）描述性統計

從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大學生明確拒絕“慢就業”程度的均值為0.314，低于0.5，說明當前大部分大學生在就業問題上的確存在“慢就業”的心態傾向。 身邊“慢就業”人數均值為2.36，且標準差相對較大，父母對子女“慢就業”的態度均值處在不確定與無所謂中間，標準差也相對較大，這說明當今環境下，大學生及其父母在“慢就業”問題上均出現了觀點多元化的特點。 最高學歷均值為2.148，且標準差較小，這主要是因為問卷調查對象中本科生占比最高。 清晰的職業規劃變量均值為2.023，說明大部分大學生只有大致但不夠明確具體的規劃。 學校類別均值為1.95，結合標準差，可見樣本與大學生學校類型分布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二、實證分析

（一）相關性分析

為了確保各解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本文進行了Pearson 相關性分析與方差膨脹因子檢驗。 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從中可知，大學生選擇“慢就業”意愿與個人層面中的最高學歷、在校期間是否獲得獎學金、是否有清晰職業規劃、就業主動性顯著關聯；與家庭層面中的是否為獨生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態度也顯著相關；與學校層面的類別因素顯著相關，但與身邊“慢就業”人數以及學校就業服務質量的相關性不顯著。這初步揭示了大學生“慢就業”意愿的關聯因素，但具體關系有待進一步實證檢驗。 本文的VIF 檢驗中各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遠低于臨界值10，說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2 主要變量相關系數矩陣

（二）回歸分析

本文Logit 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包含四個回歸結果。 第一列為僅包含個人層面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第二列為僅包含家庭層面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第三列為僅包含學校層面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第四列是同時加入個人、家庭、學校三個層面所有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

表3 大學生“慢就業”意愿與個人、家庭、學校各層面的作用

從第一列中可知，個人最高學歷對大學生“慢就業”意愿的影響不顯著，并且在第四列中也不顯著，說明大學生在選擇“慢就業”時主要考慮學歷以外的其他因素。 第一列與第四列均表明在校期間獲得過獎學金會顯著提升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的意愿。 獎學金是根據大學生在校期間的綜合表現擇優獎勵，因此，獲得過獎學金的學生綜合素質整體更高，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更強，更容易獲得職場青睞，因此“慢就業”傾向也更低。 此外，大學生在校期間獲得獎學金，可能是在提升自身就業競爭力的追求下提高自身綜合成績的結果，這也提高了大學生的自信心，讓他們更主動地投入職場。 是否具有清晰的職業規劃在第一列中不顯著，而在第四列中顯著為正，說明對于大學生而言，清晰的職業規劃對于他們的“慢就業”選擇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不明顯。 綜合該結果與前文描述性統計結果可推斷出，有但不明確的職業規劃在大學生群體中非常普遍，以致于在回歸中相關變量不具有充分的差異性來支撐回歸的顯著性。 就業主動性的系數在第一列和第四列中均顯著為正，說明在就業市場不確定性面前，足夠強的好奇心與探索欲也足以激發大學生進入職場、在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的熱情，因此他們的“慢就業”意愿更低。

從第二列可知，是獨生子女顯著提升了直接就業意愿，該結果在第四列中同樣顯著。 這可能是獨生子女家庭中，大學生的生活經濟來源僅來自父母，因此希望自己盡早進入職場以減輕父母負擔；也可能是相比于非獨生子女，父母在獨生子女單個體上投注的精力更多，對其職場積極引導更全面，因此獨生子女更傾向于直接就業。 而實際上，從第二列中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系數顯著為正也可看出，后一種解釋更加可信。 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父母在對子女的各方面培養上便能提供越多的支持，這對大學生的職業規劃具有積極的促進意義。 但也要看到，家庭人均年收入系數在第四列變得不顯著，這說明雖然更富裕的家庭為子女提供了更有利的直接就業條件，但家庭不富裕的大學生可能出于盡早為家庭創造新的經濟來源的考慮，更傾向于選擇直接就業，這兩種現象相互抵消，導致家庭人均年收入系數在第二列中顯著但在第四列不顯著。 父母對子女“慢就業”的態度中，越是持支持態度，大學生“慢就業”意愿就越強。 這體現了父母的信任背書特征，即“慢就業”存在一定風險，比如失去在求職中能享受到某些特定優勢的應屆生身份，此時如果得到他人尤其是親近的人的信任與支持，那么大學生會更加堅定其“慢就業”的決定。

第三列中，學校類別變量系數顯著為正，并且在第四列中方向與顯著性不變，說明學校層次越高的大學生，越傾向于選擇直接就業。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層次越高的高校的學生能力本身普遍越高，因此對職場的適配性也更高；二是層次越高的高校為學生提供的如知識傳授質量、企業參訪機會等越好，綜合起來提升了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因此這些大學生直接就業意愿也更強。 這也側面反映出，我國職業學校的培養體系在對標職場上還存在不足，這是今后需要進一步改進的方向。 大學生關注到的身邊“慢就業”人數的系數在第三列和第四列中均不顯著，說明大學生“慢就業”決定的做出更多是基于自身情況，而不是跟風。 現如今高校大學生越來越以00 后一代為主，這也說明00 后一代在直接就業與“慢就業”抉擇問題上的主動性更強，富有主見。 大學生感知到的學校就業指導服務質量在第三列中不顯著，在第四列中顯著為負。 一個直覺認知是，學校提供越高質量的就業指導服務，大學生便能獲得越明晰的職業規劃與越全面和高質量的就業能力提升，從而直接就業意愿越強。 但回歸結果卻與此相反，即大學生得到越好的就業指導服務后，一定程度上越傾向于選擇“慢就業”。 這可能的解釋是，大學生在得到更完善的就業指導后，對自身職業規劃有更清晰的了解，但也同時更清楚意識到自身能力與理想職業要求的差距，因此降低了直接就業的意愿。 這為管理實踐提供的啟示是，高校要積極關注市場動向，及時對標職場對人才能力的需求，有針對性地改進學生培養方案，促使學生擁有較高的市場能力匹配度。

三、結論與建議

從調查結果中可以得知，大學生對于“慢就業”這一行為的接受程度日益提高，這其中受到了家庭、學校等多樣化因素的影響。 要避免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必須加強大學生“慢就業”現象的引導，促使其形成更加健康理性的就業選擇。

（一）構建“家庭—學?！钡碾p向溝通機制

如調查結果所顯示，家庭與學校所傳遞的關于就業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大學生“慢就業”的意愿，這就對構建“家庭—學?！钡碾p向溝通機制，更好地引導大學生的就業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此，學?？梢酝ㄟ^“一封信”、家長會、寒暑假家訪等形式及時向家長傳達當前就業形勢，促使他們能夠更加全方位認知“慢就業”現象。 家長與學校達成“先擇業后就業”的思想共識，能夠在日常交往互動中向學生傳遞更為積極的就業觀念。 另外，如前文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的職業規劃存在模糊化的現象。 對此，學校應當不斷強化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幫助學生制定合理的職業目標與路線。

（二）探索“學?！髽I”協同的就業指導體系

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折射出部分學生對于就業形勢的判斷失誤，未能提早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此，可以探索學校與企業協同的就業指導體系。一方面，學校應該密切關注市場需求，實現人才培養與社會發展要求之間的適配。 學?？梢耘c企業進行深入合作，了解最新趨勢和需求，進而及時調整課程內容。 另一方面，學?？梢越Y合市場形勢、專業要求等因素深化與企業的合作，建立實習基地，提前組織學生深入企業一線。 在此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夠更加直觀了解到生產一線，明確自身素質與企業要求之間的差距，還能針對性地進行職業生涯規劃。 此外，學校還可以邀請企業家和行業專家來校進行講座，為學生提供寶貴的就業建議。

（三）探索“學術—實踐”良性互動的人才培養機制

研究顯示，獲得獎學金的學生更容易為企業所青睞，這是因為獎學金也是學生綜合素質的一個重要反映指標。 進而言之，學校要更加重視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除了傳統的學術教育，還應該不斷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溝通技巧和創新能力。 這對于學生更好地適應職場環境，提高就業競爭力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