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代詩人并稱現象

廖 介 山

(西北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詩人并稱是詩歌史上一種常見的文學現象和作家稱謂方法,但其形式與“竹林七賢”及“大歷十才子”等借助數詞歸納的詩人合稱不同,多為至少兩個文學成就相當或文學風貌相近的詩人姓氏連綴①,如“屈宋”和“陸謝”等。詩歌藝術高度繁榮的唐代涌現出大量優秀的詩人和作品,也相應地產生了許多耳熟能詳的詩人并稱?？v觀近些年有關唐代詩人并稱現象的研究,學界重點在于挖掘特定詩人并稱組合的豐富意涵上,缺乏對整個唐代詩人并稱現象的關注,唐代詩人并稱現象的綜合性與整體性研究尚有發掘空間。因此,筆者擬小作探討,以期為唐代詩人并稱現象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一、唐代詩人并稱的產生時代和原因

唐代,不少取得相當創作成就的詩人被時人標舉和類比,由此形成了一些眾所周知的詩人并稱。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詩人并稱并不完全形成于唐代,有許多是被后人歸納總結而成,正如明代學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寫道:“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后人,非當日所定?！盵1]521他所舉的例子雖不完全準確,卻也說明許多唐代詩人并稱實由后人評定的事實。為更加直觀和全面地探討唐代詩人并稱的形成方式,且加以歸類區分,筆者引入唐代文學史上較有代表性的25組詩人并稱,并在現存文獻中查閱到這些并稱的最早出處(表1)。

表1 唐代詩人并稱現象舉例

由表1可知,從現存文獻看,在唐代就已出現的詩人并稱有王楊盧駱、沈宋、沈宋王杜、高岑、李杜、盧杜、陳杜、錢郎、錢郎劉李、鮑謝、元白、劉白、韓孟、皮陸、賈喻以及溫李16組,其余9組都見于后代。唐代詩人并稱既產生于不同時代,就有必要對其產生原因進行分類討論。

唐代產生的詩人并稱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受六朝詩人并稱現象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開始自覺,日漸興盛的文學批評與人物品藻之風相結合,使人物并稱現象逐漸出現于文學領域,成為一種頗受文論家青睞的批評方式。特別是鐘嶸在《詩品》中大量使用詩人并稱來確立詩人的歷史地位及樹立詩歌創作典范,如在“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二之才”和“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2]等文中,就出現了“曹劉”“陸謝”與“孫許”等詩人并稱,用以并舉曹植與劉楨、陸機與謝靈運以及孫綽與許詢等詩人,類似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唐代文學緊隨六朝文學之波瀾,一方面,不少唐代詩人都飽覽六朝詩作,對六朝不同作家的藝術風格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唐代的文學理論批評是對六朝文學理論批評的深化與擴展,不僅批評內容上承六朝,對詩歌創作的主觀條件以及詩歌意境的美學特征等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探討,就連批評方式也對六朝有所承襲。在此背景下,詩人并稱現象大量見諸于唐代文學以及文論家的著作中,如中唐著名詩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寫道:“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利,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盵3]元稹在列舉多組前朝并稱詩人的基礎上,將杜甫對前代沈宋和蘇李等詩人的繼承與發展進行了高度概括,精辟凝練且切中要害。而在杜甫、韓愈和白居易等人的詩歌中也經常出現詩人并稱,如白居易《傷唐衢二首·其二》“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4]83表達了他對關心民瘼的詩人陳子昂和杜甫以及他們風清骨峻詩歌的喜愛?？梢?詩人并稱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式承接于六朝,并在唐代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運用。二是唐詩創作高度繁榮的催化。首先,在唐朝300年的不同時期出現了大量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詩歌流派,并展現了豐富多彩的藝術風格,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正是不同詩人并稱產生的重要前提。其次,唐代詩人交往唱和之風頗為盛行,這也促使了一部分詩人并稱的產生。中唐詩人徐凝曾因與張祜較量牡丹詩而得元稹和白居易賞識,詩名遂振于元和年間。后來,他初游長安因未拜謁權貴竟不成名,南歸前作詩辭別白居易:“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5]5418,抨擊了當時重名望不重才學的社會現象。該詩也是現存文獻中元白并稱的最早出處,是徐凝、元稹和白居易3人交游往來的結果。唐末詩人張賁與皮日休和陸龜蒙過從甚密①,《和皮陸酒病偶作》一詩就是3人唱和所作,這也是皮陸并稱的出處。其他如劉禹錫與白居易并稱以及皮日休與陸龜蒙并稱,是因為兩人詩風相近,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唱和頻繁,在當時就已名聲在外。最后,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詩歌自身的演進,許多詩人的詩壇地位在后人心中形成了基本共識,于是年代較晚的詩人在論及前輩時會在藝術風格之外將具有相當創作高度和文學地位的詩人進行并稱,韓愈《調張籍》一詩就有耳熟能詳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6]二句,體現了他對李白和杜甫二人文學地位的充分肯定。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也寫道:“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7]2501,表現了他對初唐四杰“王楊盧駱”詩壇地位的認可。晚唐詩人和詩論家司空圖在探討唐詩流變時寫道:

沈、宋始興之后,杰出于江寧,宏肆于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歷數十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東野、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后所聞,徒褊淺矣[8]。

司空圖歷數從初唐至中唐的代表詩人和詩風,有意識地將沈宋、李杜以及元白等詩人并稱來代表唐詩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大致勾勒出晚唐之前唐詩流變的脈絡,體現了詩歌風貌與詩人并稱之間的緊密聯系,更從側面說明唐詩創作的高度繁榮催生出不少唐代詩人并稱。

產生自唐后的唐代詩人并稱②主要是逐漸成熟的文學理論批評和詩壇宗唐風尚的產物。由表1可見,韋柳和溫李并稱是出自宋人的詩論。至明清,詩壇上學習唐詩的潮流賡續不息:明代前七子高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旗幟,掀起了復古潮流,李攀龍和王世貞等人緊隨其后。清人錢謙益終身學杜,虞山詩派馮班等人則多受溫李影響。相應地,此時詩歌批評已高度體系化,論著頗豐,并出現了胡應麟和葉燮等批評大家。這些批評家在點評唐詩時,或為了語言的精煉,或為了論證自己的詩學主張,也會將一些具有相似性的唐代詩人進行整合,從而產生了數量可觀的唐代詩人并稱,王孟、王裴以及張王等詩人并稱即由此產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胡震亨《唐音癸簽》中“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和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后人,非當日所定”[1]521的觀點。

二、唐代詩人并稱的姓氏排列次序

有關唐代詩人并稱的姓氏排列次序,一種觀點認為文學成就較高者會排在文學成就較低者的前面,這符合人們的思維定勢,然此觀點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宋人陳正敏的《遁齋閑覽·雜評》中曾記載王安石對此問題的看法:

名姓先后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世有李固、杜喬者,世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謂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謂“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后與劉禹錫唱和,則謂之曰“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9]?

王安石的論述可謂切中肯綮。在中國文學史上,無論詩歌的通俗性還是對后世的影響力,元稹都不如白居易,但他在“元白”并稱中卻排在白居易之前,這說明“元白”并稱的先后順序排列并非是依照詩人文學成就的高低。論邊塞詩的創作,高適與岑參風格迥異且各有千秋,若言高適的文學成就一定高于岑參,恐怕過于牽強。因此,“高岑”并稱的先后順序也與詩人文學成就高低無涉。其他諸如“劉柳”“蘇李”和“皮陸”等,也同樣不是以文學成就作為排列依據。關于詩人并稱的先后順序依據問題,王安石有“取其稱呼之便”一說。無獨有偶,明代學者胡應麟在《詩藪·外編》中也提出了“適齒牙”的理論:“凡詞場稱謂,要取適齒牙而已,非必在前則優,居后為劣?！盵10]所謂“取其稱呼之便”與“適齒牙”,是指人們在對并列稱呼進行先后排序時,往往會自覺遵循漢語聲調“平上去入”的表達順序習慣。對這個問題,近代學者余嘉錫認為,“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顏之類,則必以平聲居先,仄聲居后,此乃順乎聲音之自然,在未有四聲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驢馬,不言葛王、馬驢,本不以先后為勝負也。如公轂、蘇李、嵇阮、潘陸、邢魏、徐庾、燕許、王孟、韓柳、元白、溫李之屬皆然”[11]。他注意到并稱排序時要先言平聲,后言仄聲。但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許多并稱結構并不是平仄組合,若同為平聲,則陰平聲字在前,陽平聲字在后;若同為仄聲,則上聲字在去聲字前。但由于唐代文學史上鮮有去聲字姓氏與入聲字姓氏組合的著名詩人并稱,因此對這兩者的先后順序還難以判斷。綜觀表1中的詩人并稱可以發現,入聲字姓氏均排在后。在不同聲調組合的唐代詩人并稱中,這些規律適用廣泛。表1中不同聲調組合的詩人并稱有王楊盧駱、蘇李、沈宋、高岑、王孟、韋孟、李杜、盧杜、陳杜、錢郎劉李、韋柳、劉柳、元白、張王、劉白、韓孟、皮陸、賈喻、姚賈以及溫李共20組,全部符合上述規律,即平仄組合平聲字在前,仄聲字在后;平聲組合陰平聲在前,陽平聲在后;仄聲組合上聲字在去聲字前;入聲字排在最后。由此可見,作為一種語音形式和稱謂方法,唐代詩人并稱在姓氏順序安排上基本遵循了“平上去入”的聲調順序,這符合人們的語言習慣,即“取其稱呼之便”和“適齒牙”,同時也是漢語自身秩序性的一種體現②。

不同聲調組合的詩人并稱有“平上去入”之分,相同聲調組合的詩人并稱排序也應有規律可循。如在“王楊盧駱”并稱中,“駱”為仄聲字,故排在最后,但相同聲調的“王楊盧”的排列順序又有何依據?有學者認為,相較于不同聲調組合的詩人并稱,相同聲調組合的詩人并稱在順序排列上并不嚴謹,有很大的隨意性。其實不然。筆者把“王楊盧”和表1中王裴、王韋、鮑謝以及錢郎放在一起分析,發現王楊盧、王裴、王韋和鮑謝均為含開口呼韻母“ang”以及“ao”的姓氏在前,含其他韻母的姓氏在后。這是因為開口呼韻母發音時口腔開合較大,唇部較為放松,且發出的音洪亮有力,順口好叫,所以排列在前。但錢郎并稱卻是含開口呼韻母“ang”的姓氏“郎”排列在后,這又是為何?因為錢郎并稱是前鼻音與后鼻音組合的結構,表1中與此相同的結構還有沈宋與韓孟,合計3組。在這種結構下,往往前鼻音姓氏在前,后鼻音姓氏在后,原因在于發前鼻音時,口形需較閉以免氣流進入后鼻腔;發后鼻音時,口形需較開以使氣流進入后鼻腔。因此,發音時口形先閉后開,氣流先塞后入顯得輕松省力,符合順口好叫的原則,體現了漢語自身的秩序性。詩人并稱作為一種便于記誦的凝練表達,聲調安排上的順口好叫尤為重要。因此,相同聲調組合的詩人并稱數量雖少,但在排列順序上也并非隨意為之,亦有聲調規律可循,仍體現出“取其稱呼之便”和“適齒牙”的語言習慣。

三、唐代詩人并稱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一切事物都與周圍事物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12]。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唐代詩人并稱也能在文學史的演進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唐代詩人并稱是唐代文學鑒賞與研究的重要手段,人們可通過唐代詩人并稱進一步揭開唐詩神秘的面紗。首先,詩人并稱是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是理解文學風格的一個視角。張珊認為,詩人并稱是程式化的批評法,充分體現了傳統品評含蓄簡約而意義深遠的特點,是中國特色的批評方式[13]。的確,人們可以通過這種含蓄簡約的批評方式更加快速準確地認識某些詩人或流派的創作風貌,如“元白”并稱能揭示元稹與白居易平易通俗的相近詩歌風貌,“韓孟”并稱亦可展現韓愈與孟郊雄奇險怪的共同藝術追求。其次,唐代詩人并稱可以視為唐代詩人的關系圖,由此,建立起不同詩人之間的多樣聯系。李白與杜甫因同等的文學地位而并稱“李杜”,此外,杜甫還與陳子昂并稱“陳杜”。陳子昂雖為初唐一代詩風的開創者,但其詩歌藝術和文學成就均無法與杜甫平起平坐。之所以將兩人并稱,主要是因為兩人均有建功立業的遠大理想、關心民瘼的悲憫情懷和坎坷多難的人生際遇,在詩歌創作上亦注重展現社會生活,彰顯入世精神。杜甫“沉郁頓挫”詩風的形成更在一定程度上受陳子昂詩論“風雅興寄”說的啟發。因此,白居易將兩人并舉稱頌:“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盵4]83王維不但與唐代另外兩位著名的山水詩人孟浩然和韋應物并稱“王孟”與“王韋”,還與裴迪并稱“王裴”。裴迪雖然也以山水詩創作為主,但成就遠不及孟浩然與韋應物。他與王維并稱,一方面是由于兩人情同手足;另一方面則如清人王士禎所評:“盛唐王裴輞川唱和,工力悉敵?！盵14]王士禎認為,雖然裴迪的總體文學成就不如王維,但在唱和詩上兩人水平相近。由此看來,“王裴”并稱也合情合理。最后,不同時期的詩人并稱是不同時期詩壇好尚的體現。能夠并稱的詩人往往頗具代表性,是所處時期詩歌風貌的縮影。整體審視一段時期的詩人并稱,可以大致看出詩歌的發展進程和流變規律。明代詩選家高棅在《唐詩品匯總敘》中將唐代不同階段的詩人并稱簡單羅列,并對他們的創作風格和文學史影響予以總結,既闡明了唐詩在不同階段的創作風格,也大致勾勒出唐詩發展的整體風貌。人們可以從詩人并稱中窺探到一個時代詩歌的創作傾向及人們的審美趣味,從而能對這一階段的文學進行宏觀把握?？梢灾v,詩人并稱是不同時代文學風貌的縮影與詩壇風氣的折射。

第二,唐代詩人并稱為后人習詩提供了經典樣板。經過歷史的篩選和沉淀后,保留下來的詩人并稱多數代表了唐代各個時期典型的文學風貌和較高的文學成就。因此,對后世的文人或初學者而言,不同的詩人并稱代表著不同的師法門徑,如“王裴”“劉白”和“皮陸”是唱和詩的典范,“沈宋”可作為近體格律的標桿。后世許多文學團體和文學流派正是在不斷地學習前人中形成的,“晚唐體”代表九僧和林逋等人以姚賈為正宗,多寫清幽邃靜的山林景色;“白體”奉元白為圭臬,提倡元稹與白居易的閑適詩,并提倡作詩應通俗平易;“西昆體”則沿襲溫李一脈,詩風雕潤密麗且故實典重。更重要的是,后人還可以在學習與繼承他們的作詩風格中創新發展,形成新的文學風格。例如,清初虞山詩派的代表人物馮班作詩雖同受溫李影響,但能將明代滅亡的史實與今景交融,寄托遙深且婉而多諷,抒發故國哀思。清初大家施閏章和宋琬上承張王樂府反映現實與關懷民生的傳統,如《新谷篇》及《壯丁篇》等作都真實而深入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現狀,但其厚重蒼勁的風格已與張王的平易通俗有所不同,可謂繼承前人又不落窠臼。因此,作為習詩的樣板,唐代詩人并稱也推進了文學史的發展。

第三,唐代詩人并稱還可作為語料素材直接入詩,使詩歌語言更加豐富。唐代已有不少詩人有意識地將前代詩人并稱作為自己詩歌創作的語料,如杜甫在《解悶二十首·其七》中說自己“頗學陰何苦用心”[7]4940,表達了他對齊梁詩人陰鏗和何遜的學習與借鑒。白居易在《哭王質夫》中形容友人王質夫“篇詠陶謝輩,風流嵇阮徒”[4]867,他連用“陶謝”和“嵇阮”兩組并稱來表達對王質夫高潔傲岸人格的贊美。既然詩人并稱入詩的現象在唐代就已屢見不鮮,那么唐代出現的大量詩人并稱自然也隨著代代詩歌的繼承與發展進入了后人的作品中,成為一種創作傳統并被保留下來。唐代詩人并稱作為后代詩歌創作的語料素材大致有兩種情況:其一,唐代詩人并稱在后人作品中是某種文學風貌的指代。這種情況主要見于后代詩論家的論詩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代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元好問在這組絕句中廣泛采用詩人并稱入詩的方式來抒發其對詩人創作的見解,如第三首中“風云若恨張華少,溫李心聲奈若何”[15]42,表明了他對以溫庭筠和李商隱為代表的綺靡之風的不滿;第八首中“沈宋馳騁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15]46,肯定了沈佺期和宋之問在詩歌格律定型上的貢獻,但也批評了他們對齊梁詩風的沿襲。清人王士禎模仿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作《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也大量運用詩人并稱入詩的方式來評價唐代詩人,其中“風懷澄澹推韋柳”[16]370和“元白張王皆古意”[16]370等句頗耐人尋味?？梢灾v,在這些詩句中,唐代詩人并稱是特定文學風貌的指代。其二,唐代詩人并稱在后人作品中是某種品質的象征。詩人的人名會隨詩名流傳,后人將詩人并稱作為語料素材不僅著眼于作品風貌,還關注并稱詩人本身,這種現象在后代詩人述懷言志的作品中屢見不鮮。例如,五代詩僧齊己在詩作《謝秦府推官寄丹臺集》的頸聯中寫道:“錢郎未竭精華去,元白終存作者來?！盵5]9605他認為像錢起和郎士元或元稹和白居易這樣才華橫溢的大詩人創作出的優秀詩歌終究會流芳百世,齊己也以此自勉。在這聯詩中,錢郎和元白是過人創作才華的象征,而非具體詩歌風貌的指代。宋代詩人姚辟在《游山門呈知府大卿》中用詩句“嵇呂重契舊,皮陸索酬酢”[17]6269表達了自己對隱逸情懷的追求,皮陸在此處并非指皮日休和陸龜蒙的隱逸詩風,而是指兩位詩人的隱士人格。同處宋代的另一位詩人石介的表達則更為顯豁,他在《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泂明遠楚丘李缊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中直言:“先生道德如韓孟,四方學者爭奔馳”[17]3409,認為老師富春的學問和品德可比韓愈與孟郊,“韓孟”并稱在此處不指詩風,而是指深厚的道德學養。因此,作為詩歌創作中的語料素材,詩人并稱不僅可以指代詩歌風貌,還可以象征并稱詩人的某種優良品質。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唐代詩人并稱現象也有一定程度的消極作用。人們將不同的詩人放在一起并稱,大多是因為他們都擅長某一類詩歌題材或詩歌有著相似的藝術特征,但這也會使人們在學習或研究他們時只關注這一類題材和藝術特征,卻忽視了這些作家創作的其它成就。如在題材內容上,后人研究“王孟”更多是關注他們的山水田園詩,而事實上王孟二人的許多邊塞之作和憤世嫉俗之詞同樣頗見功力,但這些作品卻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在主流文學史教材上也沒有得到太多的介紹。在藝術形式上,后人研究“溫李”主要關注他們辭藻繁麗的藝術風格,卻沒能注意到他們也有清新自然之作;研究“錢郎”多關注其五言佳作,而忽略了其部分七言精品。綜上,唐代詩人并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詩人標簽化和程式化,在突出了他們主要藝術風貌的同時也淡化了他們創作風格的多樣性,不利于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并稱詩人的創作情況,對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但盡管如此,唐代詩人并稱仍是進行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時的重要切入點。

綜上所論,唐代詩人并稱產生時間不一。產生在唐代的詩人并稱主要受六朝詩人并稱現象的影響;產生在唐后的詩人并稱則更多脫胎于逐漸成熟的文學理論批評和詩壇宗唐風尚。雖然唐代詩人并稱看似是作家姓氏的簡單連綴,卻在排序上大有講究,主要是從順口好叫的原則出發,以聲調為主導來排序。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唐代詩人并稱在唐代文學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既是唐代詩歌鑒賞與研究的一種手段,又為后代詩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語料素材。

注 釋：

① 關于合稱與并稱的區別問題,詳見袁世全《合稱、并稱“分家”論》,《辭書研究》2003年第三期,15-23頁。

② 關于人物并稱與漢語言秩序化特點的聯系,可參閱胡佑章《人物并稱的文化心理與語言的秩序化》,《當代修辭學》1996年第二期,13-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