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
——基于中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

徐 毅,姜長運

(安徽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當前,國際服務貿易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核心驅動因素[1]。通過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推動,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優化的最重要動力。世貿組織的全世界進出口貿易詳細報告指出,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可以借助技術手段有效地降低運營成本,極大地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丁笆奈濉狈召Q易發展規劃》指出,數字化和智能化與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深度融合,要積極應對和化解數字化與智能化發展中的困難與挑戰,促進服務貿易、數字經濟和產業協調發展。因此,如何提升國家服務貿易,促進中國各省市服務貿易大力發展成為研究的核心問題。

一、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說

一方面,數字經濟可以直接緩解企業服務貿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貿易成本,從而提升貿易規模[2]。其中,貿易成本主要包括搜索成本、交流成本和制造成本。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還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效應和結構升級效應間接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

(一)貿易成本節約效應

從微觀角度分析,服務貿易是生產和銷售同時進行的貿易。因此,數字技術的發展為買賣雙方提供了信息交流平臺,讓企業和消費者提前了解相關信息并降低了購買者的信息搜尋成本。數字技術還可以影響生產者在生產和采購等環節的決策,進而減少企業的搜索成本。

從中觀角度分析,由于各地區能夠借助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增強交流與合作,因此有效降低了服務貿易發展中產品的交流成本。此外,數字經濟的發展縮短了出口生產企業與原進口生產企業在空間上的距離,并進一步借助實時自動可視化無線通信,如微信和Skype等軟件實現實時溝通,有效提高了溝通效率,降低了交流成本。

從宏觀角度分析,垂直整合能夠有效降低制造成本。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可以促進全球垂直整合與合作,進一步提升原有全球產業鏈體系的效率。借助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數字經濟能夠將涉及設計、生產和銷售等環節的國家有效串聯起來,進一步提升服務貿易效率。此外,發展數字經濟還能夠減少出口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發生,促進出口市場向完全競爭市場轉變,倒逼出口生產企業不斷提升服務質量。

(二)數字經濟的技術創新效應

數字經濟的發展給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形成了許多新業態新模式[3],如數據驅動的預測分析催生了新零售、數字金融和智能物流等新服務。通過客戶的歷史數據可以發現,新模式能夠分析客戶的消費習慣,從而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服務,或者對整個服務過程進行監控和追溯,確保服務的平穩運行。同時,基于數據的流動性,在線教育、遠程辦公和跨境電商等新型服務貿易應運而生。因此,新業態和新模式不僅拓寬了服務貿易邊界,還提高了服務貿易的交易量。

(三)數字經濟的結構升級效應

數字經濟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和融合性[4],可以引領技術、資本和人才向服務領域流動,促進服務業資源配置和全要素生產率優化,大幅提升服務貿易比重。同時,零售、旅游度假和交通等傳統服務貿易依托數字經濟,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促使異地甚至跨境交易達成,從而擴大了服務貿易規模。

(四)數字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

數字經濟對服務貿易空間效應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1.平臺驅動效應

服務貿易具有無形和不易儲存的特點,相較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更依賴運營商和服務交易平臺。數字技術不僅是推動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力量,也給予了數字服務完整的平臺[5]。數字經濟創造的服務平臺推進線上線下相結合,集交易、供應鏈解決方案和售后服務質量等功能于一體,逐步形成多層次多功能的服務貿易發展物資運輸代理平臺。另外,數字經濟平臺的創新資源配置作用尤為顯著[6],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具有空間正外部性。

2.渠道暢通效應

全球化和數字化發展趨勢對傳統貿易渠道存在的渠道擁堵、效率低下、布局與治理結構不合理、管控不力和境外流通密度低等瓶頸問題造成了根本性改變[7]。數字經濟促進線下線上交易相融合,減少了手續過程并暢通了交易流程。因此,數字經濟即使在有限的地理條件下也能保持服務貿易渠道的通行順暢。

3.貿易提速效應

數字技術具有跨地域、跨時空和跨行業的特性。數字技術滲入服務行業能夠減少信息的不對稱和碎片化,促進服務貿易的快速完成。此外,服務供應商能夠借助數字技術快速準確地了解消費需求,進而提供個性化和差異化的服務,并能夠依托數字技術對服務進行全鏈條跟蹤、監管、反饋和售后管理,提高客戶滿意度。因此,數字技術本身具備的網絡性和外部性可以使服務貿易交易雙方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提升貿易速度。

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

假設2: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效應和結構升級效應間接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

假設3:數字經濟對服務貿易發展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二、研究設計、指標構建及數據說明

變量指標的構建和數據的處理是模型建立的基礎,下文主要介紹文章構建的基準模型及其所用變量的數據處理和來源。

(一)基準模型的構建

構建基準模型如下:

Yit=α+βDigit+δXit+μi+vi+εit

(1)

其中,i表示各省市,t表示時間。Y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服務貿易規模;Digit是解釋變量,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Xit是控制變量,代表一系列影響服務貿易的因素;μi是省份固定效應;vi是時間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服務貿易發展規模,用各省市各年的進出口服務貿易總額(total)代替,并以2011年價格指數為基期進行折算。

2.解釋變量

借鑒劉軍等[8]的經驗,以互聯網發展為衡量核心,按照構建數字交易指標體系的思路,從互聯網發展和數字普惠金融兩個方面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其中,省市兩級互聯網發展狀況參考黃惠群等[9]的研究方法,采用互聯網普及率、相關從業者、相關產出和手機普及率4項指標來測度。這4項指標對應的實際內容分別為每百人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的比重、人均電信服務總量和每100人的移動電話用戶數。數字金融的發展用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10]予以衡量。最后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對上述5項指標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進行降維,得到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GDP)、居民消費水平(CSP)和外商直接投資(FDI)。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用各省市GDP總量代替。一般來講,GDP越大的省市,其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就越高;居民消費水平用各省市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與各省市人口總數比來表示,衡量各省市的平均消費能力;外商直接投資以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各省市GDP的比重來衡量。

4.數據說明

文章選取2011—2020年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行政單位(不含新疆建設兵團)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被解釋變量服務貿易發展規模數據來自《中國商務年鑒》和各省市商務廳;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編制的《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服集團聯合編制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控制變量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和EPS數據庫。為減少異方差,對服務貿易發展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對數處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三、實證結果和分析

文章使用計量軟件Stata 17對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如下回歸結果。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為模型的基準回歸結果,(1)列和(3)列分別是未加控制變量和加了控制變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2)列和(4)列是未加控制變量和加了控制變量的雙固定效應模型結果。從表2可以看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經濟發展都會對中國各省市服務貿易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即證明了假設1成立。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上述實證結果表明,各省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確實會對服務貿易產生顯著積極作用。但為了增強結果的穩健性,還需進行如下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使用各省市服務貿易出口總量占GDP的比重(SG)代替原被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3(1)列和(2)列。

表3 穩健性檢驗估計結果

2.縮尾處理

對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兩邊2.5%的縮尾處理,用于避免離群值的干擾,結果見表3(3)列和(4)列。

3.滯后處理

由于數字經濟發展可能存在滯后性,并且服務貿易的發展可能會對數字經濟產生反向作用,造成互為因果問題。因此,文章采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以降低反向因果問題的影響。結果見表3(5)列和(6)列。

從表3可知,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縮尾處理和滯后處理3種穩健性檢驗中,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都會對服務貿易規模產生顯著的積極作用,這進一步增強了結論的穩健性。

(三)異質性檢驗

由于各省市在地理位置、資源稟賦和經濟情況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發展產生異質性影響。文章使用分組回歸方法,分別從東中西部省市和服務貿易類型兩個方面分析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的影響。

1.地理位置類型

按照中國各省市所處的地理位置將各省市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并將總樣本分為3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表4)。從表4可知,數字經濟對服務貿易發展的影響在東部最大,其次是中部,最后為西部。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東部省市的經濟發展情況更優,具有更加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更加先進的數字技術,這使得其服務產業有能力實現快速的數字化,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作用也更加顯著。

表4 異質性檢驗估計結果

2.服務貿易類型

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和全球投資頭寸手冊》(BPM6)的概念和定義,將服務貿易分為數字服務貿易和非數字服務貿易進行回歸。從表4可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數字服務貿易和非數字服務貿易均有顯著影響,并且數字經濟對數字化服務貿易的影響比對非數字化服務貿易的影響更大且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相較于非數字化服務,數字化服務在可貿易性、貿易成本和貿易效率等方面都更具優勢,數字經濟的發展使數字化服務原有優勢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從而促進了數字化服務貿易更好發展。

(四)機制檢驗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可以促進各省市的服務貿易規模,但具體的傳導機制有待深入研究?；诶碚摍C制分析,文章認為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作用增強服務貿易發展。為了驗證上述機制,使用中介效應模型[11]構建如下公式進行檢驗:

Mit=α0+β1Digit+δXit+μi+vt+εit

(2)

Yit=α0+β1Digit+θMit+δXit+μi+vt+εit

(3)

上式中,Mit為中介變量,代表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技術創新用發明專利的對數(TI)代替;結構升級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SM)來代替。其余變量皆與前文基準方程保持一樣。機制檢驗的回歸結果見表5。從表5可以看出,無論是技術創新效應還是結構升級效應,數字經濟都對服務貿易規模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并且數字經濟發展對服務貿易的估計系數也一直顯著為正,由此驗證了假設2。

(五)空間效應分析

上述內容已經論證了數字經濟發展確實會對各省市服務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由于存在平臺驅動效應、渠道暢通效應和貿易提速效應,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對各省市的服務貿易發展產生空間溢出影響。為進一步分析這種影響的大小,構建空間杜賓模型來檢驗該空間效應的大小,設定如下模型:

Yit=ρWijYit+α1Digit+βXit+α2WijDigit+β2WijXit+μi+vt+εit

(4)

上式中,Wij是空間反距離權重矩陣。若i=j,W=0;若i≠j,W=1/|dij| ,dij為兩省會城市之間的距離,ρ為空間相關系數,其余變量與基準模型中一致。

空間回歸的前提是要有空間相關性。因此,先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表6)。由表6可知,2011—2020年數字經濟發展與服務貿易的莫蘭指數均為正值且P值全部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服務貿易與數字經濟存在空間自相關。表7為空間杜賓模型適用性檢驗結果,從表7可知,LM檢驗確認選擇空間杜賓模型,而LR檢驗和Wald檢驗都拒絕原假設,這說明空間杜賓模型不會退化為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模型。同時,Hausamn檢驗確認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優。因此,文章最終選擇雙固定效應下的空間杜賓模型來測算數字經濟對中國各省市服務貿易的空間溢出效果。

表6 數字經濟和服務貿易的莫蘭空間相關檢驗

表7 空間杜賓模型適用性檢驗結果

鑒于相鄰區域之間的交互信息量大,僅用回歸系數來解釋空間回歸結果會形成偏差,因此將數字經濟對服務貿易的空間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表8為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對各省市服務貿易的空間溢出效應及分解結果。從表8可知,空間自相關系數顯著為正,并且Dig的系數和直接效應以及間接效應皆顯著,這說明數字經濟不僅可以促進本省市服務貿易發展,還有助于發展周圍省市的服務貿易,數字經濟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進而驗證了假設3。

表8 空間杜賓模型估計及分解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為樣本,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服務貿易的影響。結果發現,第一,數字經濟發展對各省市服務貿易規模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這一結果在經歷了替換被解釋變量、縮尾處理和滯后處理多種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第二,在異質性檢驗中,文章將31個省市分為東中西部3個地區并分別檢驗,發現分地區回歸的結果也符合最初的結論,東部影響最大,其次為中部,最后是西部。并且相對于非數字化服務貿易,數字經濟對數字化服務貿易的影響更為顯著。第三,在機制檢驗中發現,數字經濟確實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效應和結構升級效應促進各省市服務貿易的發展。第四,各省市的數字經濟不僅會對本省市的服務貿易產生顯著促進作用,也會對其他省市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果。據此,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第一,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進入深度共用、規范發展和普惠共享的新發展階段,打破行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體制機制障礙。為此,國家應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充分重視農村或邊遠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覆蓋率和共享率,縮小數字鴻溝,開放全球和國內數字渠道,為數字經濟增強服務貿易創造有利條件。

第二,優化數字服務貿易與非數字服務貿易進出口結構平衡,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同時,由于各省市經濟發展不平衡,數字經濟對各省市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存在明顯差異。因此,中央財政要加大對經濟落后地區的支持力度,助推其數字經濟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進一步增強數字經濟開放合作,共同促進服務貿易多方共贏。發展數字經濟不僅能夠促進自身服務貿易的發展,還能夠借助平臺帶動效應、渠道暢通效應和貿易加速效應對其他省市形成積極的空間連鎖效應,從而促進國內服務貿易的全面發展。因此,國家應在達成數字經濟空間傳播的積極效應下,發展外省市經濟,助力貿易共贏。

綜上,對中國各省市而言實現服務貿易快速高質量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今后要快速推進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服務貿易穩健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