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機制與沖擊

李 田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2023年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力”發表了演講，這也被稱為“新華盛頓共識”。沙利文認為，美國正面臨四項挑戰，包括工業基礎被掏空、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氣候危機以及經濟不平等。對此，沙利文提出了美國經濟戰略的實施步驟，其中強調要超越傳統的自由貿易協議，并將其完全納入美國國內和國際的經濟戰略。與簡單地追求降低關稅不同，如今拜登政府確立了一整套基本優先事項，以構建一個既利于美國工薪階層，又維護國家安全的國際經濟體系。(1)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April 27，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回顧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實踐，可以發現美國對貿易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將自身利益置于他國之上，干預產業發展，構建歧視性、排他性經濟集團，并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破壞多邊貿易體系。這表明，美國已經將貿易這一經濟活動“泛安全化”，以政治安全思維制定和執行貿易政策。(2)任琳、孫振民：《經濟安全化與霸權的網絡性權力》，《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6期，第85頁。那么，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動因是什么？這種轉變會產生什么影響？

關于當前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動因分析，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種視角。第一種視角將安全化視作決策者為達成特定目的而主動選擇的工具。有學者認為，拜登政府將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作為調整經貿科技等政策的借口，試圖通過樹立外部威脅達到凝聚各方共識的目標，這種舉措導致了美國公共政策的安全化。(3)陳小鼎、李珊：《“穿著鎧甲”的大國：美國公共政策的安全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8期，第55—82頁。另有分析認為，拜登政府以存在自身不足和應對中國挑戰為由，將半導體供應鏈定義為存在性威脅，其實際目的是維護美國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經濟優勢和領先地位。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半導體供應鏈是否確實受到威脅并不重要，關鍵在于能否被公眾普遍認知為存在安全威脅。(4)宮小飛、畢朝輝：《經濟安全化視角下美國重塑半導體供應鏈政策評析》，《國際經濟合作》2023年第6期，第43—45頁。而且，美國為了給進攻性政策尋找借口，以大國戰略競爭的敘事推動了對華政策的安全化。(5)丁迪：《美國對華關系安全化評析》，《國際展望》2023年第6期，第2頁。以上視角多受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的啟示，該理論將“話語安全”與“認同安全”視為安全的兩個核心論題，認為安全化是基于“威脅”被指定和接受的一種“社會建構”和“政治選擇”，(6)余瀟楓、謝貴平：《“選擇性”再建構：安全化理論的新拓展》，《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9期，第105—106頁。即通過“話語—行為”建立主體間共同認知的過程。(7)[英]巴里·布贊、[丹]奧利·維夫：《地區安全復合體與國際安全結構》，潘忠岐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頁。

第二種視角將安全化視為由客觀因素推動決策者進行理性決策的結果。沙利文表示，當前的戰略競爭愈演愈烈，幾乎波及了國際政治的各個方面，這不僅僅體現于軍事領域，而且也表現為全球經濟的復雜化。(8)Jake Sullivan，“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Foreign Affairs，Vol.102，Issue 6，2023，pp.8-29.隨著大國戰略競爭的加劇，美國在對外經貿、技術合作等領域都出現了安全化轉向。(9)蔣啟蒙、朱雪忠：《大國競爭中的知識產權安全化及中國的政策選擇》，《外交評論》2022年第5期，第130—154頁。也有學者認為，當前的世界貿易體系不再能夠滿足美國維護霸權利益的需要，反而使其在國內外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因此，美國背離了貿易自由化，轉向貿易安全化。(10)竺彩華：《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及其對世界貿易體系的影響》，《外交評論》2022年第6期，第22—47頁。從具體議題來看，拜登政府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之下，更加重視“經濟風險”和“供應鏈韌性”等議題，并基于“國家安全”對全球供應鏈和經濟政策進行安全化操作。(11)管傳靖：《安全化操作與美國全球供應鏈政策的戰略性調適》，《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73—99頁。另一些分析關注于安全化指涉對象的特點，認為5G技術特征使其更容易被安全化，(12)KarstenFriis and Olav Lysne，“Huawei，5G and Security：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Political Responses”，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52，Issue 5，2021，pp.1174-1195.互聯網的發展也要求網絡空間中的行為者維護數字主權和信息安全。(13)Mirzet S.Ramichand Danil A. Piskunov，“The Securitization of Cyberspace：From Rulemaking to Establishing Legal Regimes”，Vestnik RUD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Issue 2，2022，pp.238-255.日益普及的數字化、尖端技術的出現以及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發展，使國民經濟更容易受到外國干涉，因此，美國等國家愿意為此犧牲部分伴隨貿易自由化的經濟效率，進行出口管制并推動經濟政策安全化。(14)OlgaHrynkiv，“Export Controls and Securitization of Economic Policy：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European Union，China，and Russia”，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56，Issue 4，2022，pp.633-656.

既有文獻指出了安全因素對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貿易政策的塑造，但仍然缺乏對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生成機制及其影響的系統分析。在安全化轉向過程中，美國霸權護持戰略和國內貿易政治的變化分別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霸權護持戰略是刺激安全化的前提條件，國內貿易政治變化則進一步導致了安全化轉向。在相關視角的基礎上，本文將構建一個分析框架以揭示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轉向的生成邏輯，并根據該框架審視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實踐，最后分析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影響和限度。

二、邏輯機制：霸權焦慮與勞資沖突的雙重驅動

美國的貿易政策受國內外雙重因素的影響。在體系層面，中國的崛起引發了美國對地緣政治和經濟的擔憂，使得拜登政府對經濟安全風險更加敏感；在國內層面，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導致了社會極化和民粹主義，低技術產業工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制約市場權力。在“霸權焦慮”和“勞資沖突”的綜合作用下，拜登政府將經貿問題安全化，試圖構建一個既有利于美國工薪階層，又能夠維護國家安全的國際經濟體系。

(一)霸權焦慮與安全風險預期加劇

霸權焦慮的本質是對于自身相對地位的擔憂，換言之，當霸權國與主要或潛在挑戰者的實力差距縮小且有可能失去霸權地位時，霸權國就會感到焦慮并采取措施以保持競爭優勢。(15)姚汝焜、金燦榮：《百年大變局下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邏輯和實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3年第2期，第41—70頁。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力量的復興，國際體系正在由單極向多極轉變，引發了大國之間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安全競爭，形成一個“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16)John J. Mearsheimer，“Bound to Fail：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3，Issue 4，2019，pp.7-50.實際上，拜登政府已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又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者。同時，拜登政府將俄羅斯視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直接威脅者。因此，美國將“優先保持對中國的持久競爭優勢，同時限制一個仍然極其危險的俄羅斯”。(17)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ovember 8，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p.8.美國戰略精英對于霸權優勢動搖的焦慮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2023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將俄羅斯和中國視為美國的敵人或競爭對手，其占比分別為94%和90%。(18)Laura Silver，Sneha Gubbala and Jordan Lippert，“Americans See both Russia and China in a Negative Light - But More Call Russia an Enemy”，May 10，2023，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5/10/americans-see-both-russia-and-china-in-a-negative-light-but-more-call-russia-an-enemy/.這種社會氛圍是美國戰略精英長期塑造的產物，而美國戰略決策者又進一步迎合社會焦慮以制定更為激進的政策。

從地緣經濟競爭來看，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及其與美國總體經濟實力差距的不斷縮小，導致了美國對華貿易的政治敏感性不斷增強。(19)Bart Kerremans，“US Trade Policy：Japan vs. China，from Politically Economic to Existential”，in Johan Adriaensen and Evgeny Postnikov (eds.)，A Geo-Economic Turn in Trade Policy？EU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22，pp.55-72.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美國GDP的比例已達到76.42%。(20)World Bank，“GDP (Current US$)-China，United States”，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 MKTP.CD？end=2022&locations=CN-US&start=1978.而且，中國連續6年保持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發揮著日益突出的作用。因此，中美關系常常被視為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關系。(21)王冠楠、項衛星：《日美之間的“經濟主導型”競爭——兼論中美兩國之間的“綜合性”競爭》，《亞太經濟》2023年第3期，第27頁。近二十年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呈現逐年擴大之勢，2022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達到11835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829.17億美元，意味著該年度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32.36%來自對華貿易逆差。(22)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 Trade by Industry Sectors and Selected Trading Partners”，February 16，2023，https：//www.usitc.gov/research_and_analysis/tradeshifts/2022/us_trade_industry_sectors_and_selected_trading.盡管中美貿易逆差只是雙方經濟關系的一個方面，且受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差異和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拜登政府卻簡單地將其歸因于“不公平貿易”。從地緣政治競爭來看，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和俄羅斯軍事能力的維持引起了美國的不安，尤其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更為突出。2022年10月27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了《2022年國防戰略》指導文件，認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抵消了美國的軍事優勢，因此拜登政府將中國看作美國的首要安全威脅。戰略報告還指出，由于中國和俄羅斯具備現代化和多樣化核能力，美國必須預防中國和俄羅斯在軍事和政治方面進行合作。(2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October 27，2022，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pp.4-5.

以上多重因素造成了美國的霸權焦慮，并導致拜登政府對經濟安全風險的預期不斷增強。近三十年來，美國制造業不斷向海外轉移，導致拜登政府對供應鏈的穩定性產生擔憂?！肮湴偃請蟾妗敝赋?，確保安全、可靠、有彈性的關鍵產品供應鏈是構建經濟繁榮和強化國防的關鍵物質基礎，但美國的多條供應鏈對外依賴嚴重，且存在集中化的風險。(24)The White House，“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June 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 pdf，pp.53-230.此外，中國在新興技術領域的進步也引起了美國的警惕，對此，美國不僅將維持技術領先地位作為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而且將技術優勢作為保持軍事優勢的基礎。(25)Linda Weiss，“Re-emerg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US Economic Statecraft”，World Trade Review，Vol.20，Issue 2，2021，pp.152-168.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共授予170萬件專利，其中，中國以39.6%的占比列居第一，其次是北美占比19.9%，歐洲占比11.8%。(26)World Economic Forum，“Innovation：Patent Filings，Intellectual Property (IP)Applications”，December 19，2022，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12/innovation-patent-filings-intellectual-property-ip-applications/.2023年5月31日，美國國會舉行“對抗中國：推進美國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聽證會，重點指出了中國的技術發展可能會給美國造成安全壓力。(27)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Countering China：Advancing U.S. National Security，Economic Security，and Foreign Policy”，May 31，2023，https：//www.banking.senate.gov/imo/media/doc/Rosenberg%20Testimony%205-31-23.pdf，pp.3-4.因此，2021年以來，拜登政府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主要對手，將關鍵供應鏈和先進科學技術作為重點關注領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應對“安全風險”。

(二)勞資沖突與市場方式制約增強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強調市場化、自由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逐步在全球范圍內擴散，為跨國資本的擴張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由于擁有強大的資本和先進的技術創新發展能力，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生產基地、供應鏈和銷售網絡，在全球市場上保持競爭優勢。(28)Alan M.Rugmanand Alain Verbeke，“A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and Global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35，Issue 1，2004，pp.3-18.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使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零部件，顯著降低了生產成本。(29)Richard B. Freeman，Working Under Different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4，pp.1-223.盡管新自由主義貿易促進了整體收入的增長，但這些利益并不是均勻分配的，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國家內出現贏家和輸家。(30)David A. Lake，“Open Economy Politics：A Critical Review”，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4，Issue 3，2009，pp.219-244.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美國本土的傳統制造業逐步向具有低成本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業務的外包導致了制造業的衰落和相關崗位的流失，大量的低技術工人被迫學習具有挑戰性的新技能或接受工資停滯。

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和收入不平等呈現出加劇趨勢。自1980年至2021年，美國排名前10%的成年人稅前收入占全國成年人稅前總收入的比例從33.8%攀升至48.3%，而排名為后50%的成年人稅前收入份額從19.3%下降到9.8%。(31)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United States”，https：//wid.world/country/usa/.同時，跨國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持續升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發生了23起重大罷工和類似活動，120600名工人參與其中。(32)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Work Stoppages”，February 22，2023，https：//www.bls.gov/wsp/.2023年，美國的工人運動依然此起彼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9月15日起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組織的“站起來”大罷工。UAW指出，過去的四年中，美國汽車產業三巨頭(福特、通用和斯特蘭蒂斯)的利潤增長了65%，公司首席執行官的薪酬上漲了40%，然而汽車工人的工資僅上漲6%。因此，UAW要求汽車三巨頭在4年內為汽車工人提高40%的薪水，并取消分層薪級制，提供固定養老金和醫療福利，允許帶薪休假。對此，汽車三巨頭表示企業無法承擔如此高昂的加薪成本，并采取裁員等方式作為回應。截至10月10日，因該次罷工遭到裁員的汽車工人約為4835人，對美國造成約55億美元的經濟損失。(33)Khristopher J. Brooks，“Nearly 5,000 Autoworkers Have Been Laid Off Since UAW Strike Began”，October 10，2023，https：//www.cbsnews.com/news/uaw-strike-update-shawn-fain-layoffs/.

美國勞資沖突的加劇對貿易政治產生了令人矚目的影響。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的低技術產業工人通過政治游說、影響選舉等途徑，形成了一股足以塑造美國貿易政策議程的力量，這股力量制約了美國繼續采用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并阻礙了關稅減免和市場準入等相關議題的推行。2020年總統競選期間，拜登反復強調工會化和集體談判的重要性，他將動員美國制造業和創新列為“重建更好未來”經濟復蘇計劃的四大支柱之一。(34)“Joe Biden Presidential Campaign”，2020，https：//ballotpedia.org/Joe_Biden_presidential_campaign，2020.拜登執政后，“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得以推行，這與其更廣泛的經濟議程相一致，即重建中產階級、創造高薪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公平。因此，拜登政府反復譴責自由貿易對工人的“拋棄”，不斷制約市場權力的使用，重點關注國內工業發展，避免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長期以來，基于其市場規模的市場權力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關鍵議價手段，而面對不斷激化的國內勞資沖突，拜登政府不得不限制市場權力的使用，并反復強調要保護產業工人的利益。但無論拜登政府使用何種措辭，“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都難掩其實質，即為了緩和勞資沖突，轉嫁國內矛盾，美國將國內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歸咎于國際貿易，為其自身政策提供決策辯護并尋求政治支持。

(三)雙重驅動與安全化轉向的形成

安全化是由于某個對象呈現為具備威脅的存在，決策者將某類問題從正常的政治辯論領域轉移到緊急政治領域，并要求采取緊急的或打破常規流程的政策來應對這種威脅。(35)Columba Peoples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20，pp.56-116；ThierryBalzacq，Securitization Theory：How Security Problems Emerge and Dissolve，London：Routledge，2011，pp.113-170.具體而言，拜登政府推動美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具有雙重特點：從政策目標來看，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地緣政治沖突激化、新冠疫情時期供應鏈中斷風險等因素疊加，導致拜登政府擔憂美國經濟全球競爭力和掌控力的衰退，因此應對經濟安全風險成為其總體經濟政策的核心關切；從政策手段來看，去工業化所刺激的社會極化和民粹主義促使拜登政府采取了“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在這種政策思維之下，拜登政府不再傾向于以市場準入作為推行新貿易政策議程的籌碼?；诶硇詫︼L險的戰略利益考量，技術官僚開始重視經濟安全，戰略精英擔憂美國霸權的制造業基礎，產業工人要求保護國內市場，這些匯合起來促成了“拜登經濟學”，而貿易政策調整是其重要的環節，它要求美國對內改變長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導向的貿易政策議程，對外打破國際規則的約束。由于這一轉變需要協調國內利益集團、國際貿易伙伴等多方面的利益關系，拜登政府轉而利用安全風險作為敘事策略，為其新貿易政策議程進行論證，以安全化的方式降低政策轉型的阻力和成本。

在安全化的過程中，安全敘事能夠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第一，以存在安全風險為由，賦予特定議題以安全優先的緊急權力，為制定非常規政策提供依據。(36)Thierry Balzacq，“The Three Faces of Securitization：Political Agency，Audience and Contex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Issue 2，2005，pp.171-201.第二，揭示外部威脅，傳遞風險信息，從而凝聚內部共識，獲取社會支持，降低激進或進攻性政策的制定難度。(37)Rachel Myrick，“Do External Threats Unite or Divide？Security Crises，Rivalries，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5，Issue 4，2021，pp.921-958；Kathleen Claussen，“Trade’s Security Exceptionalism”，Stanford Law Review，Vol.72，No.5，2020，pp.1097-1164.在經濟風險意識增強和市場權力受限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不斷渲染經濟風險，進行政策動員與論證，將安全敘事貫穿于其主要貿易政策倡議或行動之中。2022年11月，拜登政府頒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指出當今時代是“競爭時代”，美國必須把握當下“決定性的十年”，提高競爭優勢并增強復原力。該報告強調國內和國際政策的統籌實施，以及技術、貿易和安全的相輔相成，因此，美國不僅要增強對國內關鍵領域的投資，而且應加強聯盟關系，調整經濟全球化并制定新的經濟安排，使美國的工人和企業共同受益。(38)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ovember 8，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pp.1-47.在2021年至2023年的貿易政策議程與年度報告中，USTR反復表示中國的“脅迫性”和“不公平”貿易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威脅到美國的技術優勢，削弱了美國的供應鏈彈性。(39)USTR，“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March 1，2021，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0%20Annual%20Report.pdf，pp.2-20.在這些安全敘事的推動下，拜登政府不僅將經濟和貿易議題納入安全戰略，而且將安全議題作為制定貿易政策的決策因素，實現了政策敘事、戰略設計和實踐行動等多方面的安全化轉向。

圖1 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邏輯機制

三、關鍵實踐：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表現

拜登政府將經貿議題與國家安全緊密聯系，并逐步在國家、區域和全球范圍內推進其主要貿易政策議程。目前，美國積極干預產業發展，強化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構建排他性關鍵產業供應鏈和經濟集團，并試圖按照本國利益重構多邊貿易體系。這些舉措以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為主要競爭對手和挑戰者，以先進技術、關鍵供應鏈和基礎設施等為重點關注領域，顯示出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一)以“去風險化”擾亂國際經濟合作

在法律層面，美國不僅濫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對敵貿易法》《反海外腐敗法》等現有經貿法案進行“長臂管轄”，而且逐漸擴充了一系列總統行政令與法案干預產業發展。2021年拜登上任伊始，便先后簽署了《確保未來由美國工人在美國制造的行政令》和《美國供應鏈行政令》，大力推動“美國制造”與“購買美國貨”政策，并對關鍵產品和供應鏈進行風險審查與評估。(40)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the Future is Made in All of America by All of America’s Workers”，January 25，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5/executive-order-on-ensuring-the-future-is-made-in-all-of-america-by-all-of-americas-workers/；The White House，“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February 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2022年8月，拜登簽署了《芯片和科學法案》與《通脹削減法案》，前者為美國半導體相關制造研發及建廠提供稅務減免和激勵資助，但明令禁止受資企業在美國境外修建半導體設施，限制受資企業在中國和俄羅斯等受關注國家投資半導體制造、進行聯合研究或技術許可工作；(41)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Final National Security Guardrails”，September 22，2023，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3/09/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announces-final-national-security-guardrails.后者對美國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進行大額補貼，但限定了部分關鍵原料和部件的來源地或產地，并要求整車的組裝地位于美國、加拿大或墨西哥。(42)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2022，https：//www.irs.gov/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2023年8月9日，拜登簽署了《關于解決美國對受關注國家的特定國家安全技術和產品投資的行政令》，授權財政部監管美國實體對中國等受關注國家的一些投資活動，受管轄的領域包括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敏感技術。(43)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Executive Order 14105”，August 11，2023，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Executive%20Order%2014105%20August%209%2C%202023.pdf，pp.1-6.綜合來看，這些法案和行政令不僅反映了拜登政府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努力，而且也展現了其在關鍵供應鏈和技術領域對中國和俄羅斯的防范與限制。

在執行層面，拜登政府多部門分工協作，強化出口管制，嚴格投資審查，加大針對對手國家的執法力度。第一，美貿易代表辦公室以應對“不公平貿易”行為、保護知識產權和維護國內產業的利益為由，繼續使用“301條款”與“337條款”等進行調查并采取相應的貿易行動。根據《2023年度特別301報告》，29個國家被列入審查名單，其中，中國、俄羅斯等6個國家仍然被列為優先審查名單。(44)USTR，“2023 Special 301 Report”，April 26，2023，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4/2023%20Special%20301%20Report.pdf，p5.第二，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負責根據《出口管理條例》管理和執行出口管控政策。自2018年8月1日至2023年9月27日，BIS共把591個中國實體納入“實體清單”，其中，拜登政府時期被納入“實體清單”的數量達到370個，其管控理由大致可以分為：涉及中國高端產業技術突破，違反美國對特定國家(如俄羅斯、伊朗、巴基斯坦)的貿易禁運，涉軍因素和涉及人權問題等。(45)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Federal Register Notices”，2023，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regulations/federal-register-notices#88fr7182023.第三，財政部負責管理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和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分別進行投資審查和經濟制裁。2022年9月15日，拜登簽署行政令，補充了CFIUS的出口管制和入境投資審查工具。(46)Federal Register，“Executive Order 14083”，September 20，2022，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2-09-20/pdf/2022-20450.pdf，pp.1-6.根據CFIUS年度報告，2022年CFIUS共審查了440份對受轄交易或受轄不動產交易的申報，審查數量為歷年最多。(47)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Press Release - Treasury Announces New Sanctions”，July 31，2023，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663.此外，OFAC也加大了制裁力度，2022年共制裁個人、實體2204個，其中逾70%與涉俄制裁相關，這也顯示出地緣政治因素的重要影響。(48)OFAC，“Recent Sanctions List Updates”，https：//ofac.treasury.gov/recent-actions/sanctions-list-updates.

(二)以“經濟安全”構建經濟戰略集團

分領域來看，美國拉攏其盟友或伙伴在關鍵領域進行合作，意圖建立排他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第一，在先進技術方面，美國對以中國為首的對手國家進行打壓與圍堵。2021年9月29日，美國與歐盟舉行首屆貿易與技術委員會會議，宣布將在投資審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導體、應對“非市場經濟體”等領域進行合作；(49)The White House，“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Inaugural Joint Statement”，September 29，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9/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2022年3月以來，拜登政府多次推動“四方安全對話”首腦峰會，并邀請韓國、日本及中國臺灣組建“芯片四方聯盟”；(50)Financial Times，“US Struggles to Mobilize its East Asian ‘Chip 4’ Alliance”，September 13，2022，https：//www.ft. com/content/98f22615-ee7e-4431-ab98-fb6e3f9de032.2023年1月27日，美國與日本、荷蘭簽訂協議，擴大對華芯片技術的限制。(51)Alexandra Alper and David Shepardson，“US Official Acknowledges Japan-Netherlands Deal to Curb Chipmaking Exports to China”，February 1，2023，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us-official-acknowledges-japan-netherlands-deal-curb-chipmaking-exports-china-2023-02-01/.第二，在稀土礦產方面，美國對關鍵原材料進行戰略儲備，以降低對非盟友國家的依賴。2022年6月，美國與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等12個經濟體建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52)US Department of State，“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June 14，2022，https：//www.state.gov/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june-14-2022/.2023年6月27日，美國與韓國、蒙古啟動首次關鍵礦產對話，這些舉措均為確保關鍵礦產和金屬供應鏈多樣化和穩定化。(53)US Department of State，“Inaugural U.S.-Mongolia-ROK Critical Minerals Dialogue Held in Ulaanbaatar”，June 27，2023，https：//www.state.gov/inaugural-u-s-mongolia-rok-critical-minerals-dialogue-held-in-ulaanbaatar/.第三，在基礎設施方面，美國意圖在全球范圍內按照自身利益需要確定投資領域。2022年6月26日，拜登在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峰會上宣布啟動“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伙伴關系”(PGII)，該計劃確定了四個優先領域，即氣候與能源安全、數字聯通、衛生安全、性別平等。根據拜登政府的政策文本進行分析，不難發現PGII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從而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54)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Press Release - Treasury Announces New Measures”，June 26，2022，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835.

分區域來看，拜登政府著力在全球范圍內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秩序，并排斥美國的非盟友國家。第一，在大西洋地區，美國與歐盟共同成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深化跨大西洋伙伴在貿易、技術和安全等領域的合作。2023年5月31日，TTC舉辦第四次部長級會談，強調要提高清潔能源技術供應鏈安全，應對敏感技術對外投資的風險，加強信息交流并啟動半導體供應鏈中斷的預警機制，推進美歐雙方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合作。(55)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 -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Deepens Transatlantic Ties”，May 31，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31/fact-sheet-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deepens-transatlantic-ties/.第二，在印太地區，美國推出印太經濟框架(IPEF)，期待能夠為該地區的國家提供替代中國的選項。2022年2月，美國發布《印太戰略報告》并表示“中國實施的脅迫遍布全球，尤其在印太地區最為突出”。(56)The White House，“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February 11，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2022年5月，美國與12個初始合作伙伴正式啟動IPEF，該倡議包括互聯經濟、韌性經濟、清潔經濟、公平經濟四大支柱領域，旨在確保美國工人、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各種利益。(57)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 - In Asia，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May 2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第三，在美洲地區，美國推動構建“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APEP)，旨在促進區域競爭力、復原力。2022年7月，拜登正式宣布APEP倡議，美國和11個伙伴國制定了經濟合作框架，確定了打造更具彈性的供應鏈、創造清潔能源就業機會以及“可持續和包容性貿易”等目標。(58)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President Biden Announces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June 08，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08/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nounces-the-americas-partnership-for-economic-prosperity/.值得注意的是，IPEF和APEP并非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包含降低關稅和市場準入內容，這顯示出美國貿易政策中互惠性的削弱。

(三)以“國家安全”破壞多邊貿易體系

美國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為借口，蓄意破壞爭端解決機制，并阻礙WTO的正常運行。根據WTO爭端解決機制，成員產生爭端且協商不成時，可以將爭端提交給專家組進行裁決，如果成員方不認同專家組發布的報告，可選擇上訴，由上訴機構維持、修改或推翻專家組的調查結果和結論。然而，美國持續阻撓上訴機構成員的遴選，導致上訴機構因缺乏成員而陷入癱瘓狀態。2023年1月27日，美國貿易副代表帕根(Maria Pagan)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問題不能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中進行審查。盡管以危地馬拉為代表的130個WTO成員于9月19日再次提交了“啟動遴選程序以填補上訴機構法官空缺提案”，但美國罔顧絕大多數成員的共同關切和訴求，第68次拒絕了重啟遴選上訴機構成員的提案。(59)WTO，“Dispute Settlement Body Adopts Panel Reports on Trade Disputes”，September 19，2023，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3_e/dsb_19sep23_e.htm.9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公開指責WTO爭端解決機制過度限制成員在談判和制定新規則方面的作用，并聲稱該機制無法保護工人免受非市場政策的傷害，因此她認為WTO需要進行實質性改革并調整規則。(60)USTR，“Speech - Remarks by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September 22，2023，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3/september/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world-trade-organization-and-multilateral-trading-system.

同時，美國試圖擴大“國家安全例外”的適用范圍，以獲取更多的政策靈活性。2022年12月，WTO專家組認定美國通過“232條款”采取的鋼鋁關稅措施和原產地標簽措施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但是，拜登政府對該裁決結果表示強烈反對，認為裁決小組未充分考慮美國的國內法律和政策目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造成了限制。2023年1月，中國、挪威、瑞士、土耳其和中國香港要求美國撤銷違規措施，美國卻充分利用上訴機構無法運作的狀態，惡意上訴五份相關裁決，導致專家組報告無法生效，美國以此逃避執行裁決的義務，拒絕取消違規關稅。(61)WTO，“Current Status of Disputes”，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current_status_e.htm.事實上，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第21條所設定的“安全例外”，本義限于核物質、武器彈藥貿易或在戰爭時采取的措施，但美國“232條款”對于國家安全的定義更為寬泛，這意味著兩者認定的“國家安全”其實是兩個概念。但是，拜登政府堅持以美國國內法律對國家安全的定義為標準，使安全例外成為美國采取出口管制和單邊制裁的借口，并以此妨礙多邊貿易體系的正常運轉。(62)李曉玲：《WTO安全例外條款：實踐演進、路徑選擇與中國因應》，《國際法研究》2023年第3期，第25—48頁。

四、政策沖突：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影響與困境

美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產生了多重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雙輸的結果。在國際層面，大國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秩序受到沖擊，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分歧逐漸凸顯，美元的霸權地位也面臨著被侵蝕的風險。在國內層面，產業政策和高額補貼不僅沒能實現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長，反而給美國造成了經濟損失和財政問題。長期來看，美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面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

(一)影響：沖擊國際經濟秩序

隨著拜登政府貿易政策安全化的推進，美國改變了傳統貿易政策的議程，這給國際經濟秩序帶來了多重沖擊。第一，動搖了大國經濟關系的穩定性。冷戰結束之后，大國之間深度經濟相互依存是國際經濟秩序穩定的一個重要條件，然而拜登政府從“相對收益”思維出發，把大國之間的正常經濟合作“泛安全化”，把經濟相互依存“武器化”和“工具化”，使大國經濟關系持續緊張。中美經貿關系作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石”，本應是互惠互利、實現共贏的典范，然而，拜登政府在區域和多邊層面對中國進行經濟脅迫甚至圍堵，將使中美之間逐漸展開“脫鉤”“斷鏈”，這妨礙了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流動。(63)鐘聲：《以競爭定義全部中美關系是嚴重誤判》，《人民日報》2023年9月14日，第17版。

第二，導致了國際經濟關系的碎片化。美國以“安全風險”為借口，組建排他性經濟集團和關鍵產業供應鏈，刺激生產要素向美國及其盟友流動，導致國際技術合作出現了地緣政治轉向。一些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國家只能接受美國重構技術標準，而非按照技術發展和市場利益需要進行自主選擇。這改變了跨國企業的全球生產布局和國際技術合作格局，導致全球化的經濟體系面臨分裂和重組的風險。2023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當前全球經濟出現碎片化趨勢，導致發達經濟體難以獲取價格更低的進口商品，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也無法從技術溢出效應中獲益，這意味著大多數國家將遭受產出降低和收益損失。(64)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April 11，2023，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

第三，破壞了多邊貿易體系的權威性。美國曾是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創立者和維護者，在推動多邊經貿談判和運用多邊機制解決糾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如今美國卻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之上，阻礙多邊貿易體系的功能發揮和改革進程，挑戰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試圖按照本國利益需要重構世界貿易體系。作為全球貿易關系中的關鍵節點，美國以單邊主義和安全化行徑改變了多邊主義的互惠、包容理念，這破壞了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沖擊了主要經濟體對多邊主義秩序穩定性的預期，削弱了其他成員對多邊貿易規則的信心，對國際經濟貿易的穩定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65)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美國履行世貿組織規則義務情況報告》，2023年8月11日，http：//images.mofcom.gov. cn/er/202308/20230816191933598.pdf。

(二)制約：凸顯伙伴利益沖突

美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轉向是圍繞本國利益進行的，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實際利益訴求難以得到實現，這使雙方的利益沖突逐漸凸顯。例如，2022年5月，IPEF的第一輪部長級會談結束后，印度宣布退出貿易支柱談判，并表示有關環境、勞工和數字貿易的潛在規則可能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歧視性影響。(66)US Chamber of Commerce，“Indo-Pacific Economic Flourishing：Making a Success of IPEF”，September 13，2022，https：//www.uschamber.com/international/trade-agreements/indo-pacific-economic-flourishing-making-a-success-of-ipef.又例，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多次表示，歐洲不應成為美國的追隨者，而應降低對美國的依賴，該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歐洲領導人的支持。(67)Clothilde Goujard，“Charles Michel：Europe Warming Up to Macron’s ‘Strategic Autonomy’ Push Away From US”，April 11，2023，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warming-up-to-macrons-strategic-autonomy-push-says-charles-michel/.2022年3月，歐洲理事會通過了《凡爾賽宣言》，指出要在國防、能源供應和經濟方面加強歐盟的戰略自主。2022年8月，拜登簽署的《通脹削減法案》因含有歧視性補貼而遭到歐洲國家的廣泛譴責，他們認為這些措施“損歐利美”，為美國企業創造了不公平的優勢。(68)European Parliament，“EU’s Response to the US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June 2，2023，https：//www.europarl. 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3/740087/IPOL_IDA(2023)740087_EN.pdf，p.1.這表明，美國安全利益和伙伴利益訴求的沖突制約著雙方的戰略合作。

不僅如此，美國試圖在先進技術領域建立“小院高墻”和“技術排華戰線”的努力也面臨著與盟友及合作伙伴之間利益沖突的制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在芯片消費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芯片制造商無法找到可以替代中國消費市場的出口選項。據統計，2022年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年度銷售總額為1804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69)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Global Semiconductor Sales Increase 3.3% in 2022 Despite Second-Half Slowdown”，February 3，2023，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global-semiconductor-sales-increase-3-2-in-2022-despite-second-half-slowdown/.因此，韓國、日本等國家在半導體產業中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對華限制芯片出口將使其遭受巨大的經濟和就業損失。(70)韓召穎、劉錦：《拜登政府組建"芯片四方聯盟"的邏輯悖論》，《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3年第3期，第80—84頁；龍春生、袁征：《大國競爭時代美國對華科技戰略探析》，《美國研究》2023年第4期，第47—72頁。此外，美國及其盟友的技術合作也受到了半導體企業之間固有競爭性的制約。(71)李麗、劉宏松：《美韓半導體同盟及其合作困境探析》，《太平洋學報》2023年第5期，第38—52頁。2021年9月，美國商務部要求臺積電、三星等晶圓代工廠提供庫存量、訂單、銷售記錄等數據；(72)Federal Register，“Notice of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s on Risks in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September 24，2021，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09/24/2021-20348/notice-of-request-for-public-comments-on-risks-in-the-semiconductor-supply-chain.2023年3月，美國商務部要求《芯片與科學法案》的受資助企業提供關于晶圓類別、產能利用率、良品率、年產量、銷售價格等方面的具體信息。(73)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Guides and Templates：CHIPS Incentives Program - Commercial Fabrication Facilities”，February 14，2023，https：//www.nist.gov/chips/guides-and-templates-chips-incentives-program-commercial-fabrication-facilities.這些數據關系到半導體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各方均會考慮在技術合作時有所保留。在美國的合作伙伴切實感受到戰略安全威脅之前，很難會為了拜登政府的安全敘事而在經濟利益和核心技術上做出實質性妥協。

(三)限度：破壞美國利益均衡

拜登政府貿易政策的安全化違背了市場經濟規律，不利于維護美國的全球化霸權，因此存在一定的限度。第一，“經濟利益”為“戰略利益”設定限度。拜登政府貿易政策的安全化不利于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這給原本具有國際貿易優勢的美國造成了經濟損失。而且，大規模的投資和補貼消耗了大量財政資源，導致美國的國債及其需要償還的利息持續增加，并可能產生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等一系列連鎖反應。2021年2月1日，美國聯邦政府的總債務為27.83萬億美元，然而，到2023年11月1日，該數字達到了驚人的33.64萬億美元。(74)Fiscal Data Treasury，“Debt to the Penny”，November 1，2023，https：//fiscaldata.treasury.gov/datasets/debt-to-the-penny/debt-to-the-penny.根據彼得森基金會的一項預測，到2053年，美國將增加127萬億美元的債務，其利息成本將消耗近40%的財政收入。(75)Peterson Foundation，“Peterson Foundation Statement on $32 Trillion National Debt Milestone”，Jun 16，2023，https：//www.pgpf.org/press-release/2023/06/peterson-foundation-statement-on-32-trillion-national-debt-milestone.此外，雖然拜登政府采取的產業政策使美國失業率有所降低，且工人的名義工資有所增長，但是通貨膨脹抵消了這部分增長。2021年4月至2023年1月，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高于名義工資增長率，這意味著在此期間內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為負增長。(76)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Wage Growth vs. Inflation in the U.S.”，December 15，2023，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51276/wage-growth-vs-inflation-us/.隨著美國商品成本和價格的提高，工人對于工資增長的訴求也將增加，這可能導致“工資——物價”的螺旋式上升，陷入惡性循環。

第二，“全球化霸權”為“戰略收縮”設定限度。羅伯特·韋德(Robert H. Wade)指出，美國通過控制國際金融機構、美元的主導地位以及跨國公司的全球傳播，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77)Robert HunterWade，“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American Empire”，Eth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7，Issue 2，2003，pp.77-88.然而，拜登政府采用的經濟脅迫與制裁、促進制造業回流、經濟合作集團化等舉措卻是“戰略收縮”的體現。多項逆全球化的政策壓縮了全球對美元的需求空間，也降低了美元的避險屬性，導致一些經濟體重新尋找貨幣資產的有效組合。2023年4月1日，印度和馬來西亞之間增加了用印度盧比來結算貿易的方式；4月26日，阿根廷宣布將使用人民幣替代美元支付從中國進口的商品；8月22日至24日，金磚國家領導人舉行第15次峰會，表示將制定有效的相互結算和貨幣管制機制，并考慮開發金磚國家“共同貨幣”；8月25日，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三國央行簽署了有關本幣交易的諒解備忘錄，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在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之下，美元在全球央行儲備中的份額快速下降，從1999年的71%降至2022年的58%，達到了1995年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78)IMF，“IMF’s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OFER)”，December 22，2023，https：//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Serkan Arslanalp，Barry J. Eichengreen and Chima，“The Stealth Erosion of Dollar Dominance：Active Diversifiers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March 24，2022，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22/03/24/The-Stealth-Erosion-of-Dollar-Dominance-Active-Diversifiers-and-the-Rise-of-Nontraditional-515150.美元的主導地位是美國霸權的支柱之一，因此，長期來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不僅難以實現其政策目標，反而會侵蝕美國霸權的基礎。

五、結語

隨著美國霸權焦慮的加劇及其國內勞資沖突的激化，拜登政府對經濟安全風險更加敏感，并采取措施制約自由貿易的市場權力。在雙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拜登政府將經貿問題安全化，其主要政策議程已經展開，即以“去風險化”擾亂國際經濟合作，以“經濟安全”構建經濟戰略集團，以“國家安全”破壞多邊貿易體系。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對大國經濟關系和國際經濟秩序造成了沖擊，導致新興大國的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對此，中國應不斷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與發展能力，同時努力通過多雙邊對話與協商穩定中美經貿關系，積極促進與歐盟、東盟等其他地區和國家的貿易往來，與各方緊密團結合作，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實際上，美國貿易政策的安全化也存在其內在矛盾和多重沖突，這種戰略轉變不僅受到美國及其盟友之間利益分歧的制約，而且也給美國帶來了經濟損失和財政問題，沖擊了美元的霸權地位，使美國貿易政策安全化的施展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美國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遵守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多邊主義原則，加強與國際組織和貿易伙伴的合作，同時在國內構建一個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促進國際和國內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