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信息披露與碳減排效應
——基于A 股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

熊禮慧，陳佳進，彭 琪，張瓏于

溫州大學 商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當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面臨嚴峻挑戰。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許多國家紛紛提出了“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希望通過減少碳排放以應對氣候變化，如表1 所示，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計劃在2050 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于2020年宣布了自己的“雙碳”目標“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表1 各國碳達峰與碳中和的目標時間

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國政府制定了具體的中期和長期目標，包括到2030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到2060 年非石化能源消費占比將達到80%［1］。

我國具備碳減排目標實現的前提，第一，從現實發展看，中國宏觀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全球第二，經濟發展增速在過去幾年中一直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為中國進一步推進碳減排奠定了現實物質基礎。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其對于環境保護、綠色減排等也愈發重視，紛紛加入環境保護的隊伍中，另一方面，國家現在經濟基礎好，經濟增速可以稍緩，有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入到環境監管、保護等工作中。第二，我國正逐步推進經濟轉型，愈發重視技術的創新與綠色能源的研究和使用。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中國致力于將經濟轉型驅動力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節能技術創新、能源效率提升方面實現了系統化升級，并在大數據技術的加持下日漸表現出“智能化”特征，這極大地提高了國民經濟各組成部門的能源使用效率和技術創新績效。在能源結構方面，中國綠色能源（如風能、太陽能等）的使用效率顯著提升，核心技術日漸成熟，中國能源結構逐步向低碳化目標邁進。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2019 年，中國綠色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長達到9.1%，綠色能源占能源消耗總量的比重從2010年的9.4% 提高至2019 年的15.3%，說明中國能源結構向低碳化方向優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并且在國家大力支持下，綠色能源的“并網消納”①并網是指將分散的或獨立的電力系統等連接或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互連接的電力系統；消納是指電網將風電或光伏電站分布式電源的電能接入電網并合理分配使用。問題已經得到了較為有效的治理，這進一步促進了能源結構的優化。第三，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第三產業比重從2010 年的44.2% 提高至2019 年的53.9%，第二產業比重從2010 年的46.5% 下降至2019 年的39.0%，中國產業布局已經呈現出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業主導型結構②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9》（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19/indexch.htm）。。由于第三產業的能耗比第二產業的能耗低，所以這種產業結構的優化有助于中國穩步推進低碳化發展進程［2］。

為了實現碳達峰這個目標，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制定碳達峰行動方案、實施碳排放總量控制、推動清潔能源發展等。同時，碳信息披露也逐漸成為上市公司在碳減排方面的重要手段，通過碳信息披露，上市公司可以向公眾展示其在碳減排方面的積極態度和行動，增強公司的碳減排意識和動力，提高投資者信心，提升其公司社會責任形象，從而實現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部分具有粗放式發展、能源消耗大和重污染特點的上市公司是碳排放的重點監控對象，而公司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其經營活動會受到社會環境、政府政策和市場反應的影響。在可持續發展理念與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市場資本已經越來越傾向在投資決策中考慮一些碳信息披露程度高與具有高ESG評級③ESG 評級就是從環境、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評價一家公司。的上市公司，因此，這些上市公司必須加大碳信息的披露力度以滿足市場投資者的需求。另外，碳信息披露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從而促進這些上市公司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進行碳減排。因此，如果不加以改變，未來這些高能耗、重污染的上市公司將會由于跟不上大眾的需求而被市場淘汰。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碳減排的相關研究

部分學者進行了本國碳排放量現狀研究，對本國碳排放總量、不同區域的碳排放量、不同行業的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變化趨勢、對碳排放量進行預測及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都有所研究。比如韓夢瑤等［3］以泰爾指數和Tapio 模型發現，中國各地區的碳排放總量目前還一直保持著增長的狀態，預測未來也會一直持續這個狀態，但從研究數據中也可以看出碳排放強度在不斷降低；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的差距，尤其是區域間碳排放差距逐年擴大；而中國大多數地區的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則經歷了擴張負脫鉤、擴張掛鉤到弱脫鉤的變化歷程，但部分省份的脫鉤穩定性相對較低。對于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的研究大致都是通過對數平均迪氏指數（LMDI）分解法、Kaya 恒等式、基準回歸、STIRPAT 模型等方法進行研究，得出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宏觀層面的人口規模及氣候、人均GDP、城鎮化水平的不同，再者就是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產業增加值或產業占比。比如王勇等［4］不但驗證了前人的研究，證實碳排放量宏觀和微觀的影響因素，而且提出了新的投資因素，其以實證得出投資規模是首要影響鐵路、公路、航空及管道運輸碳排放量的因素，運輸規模則是首要影響水路運輸的碳排放量的因素；在相同的一段時間段里，不同因素對不同類型運輸方式碳排放的影響不相同；在不同的時間段里，同一影響因素對碳排放的促增效應與促降效應也不同。同時他們也對未來交通業碳排放量進行了預測，選取了“蒙特卡洛模擬法”，以往文獻所使用的方法都存在不考慮風險的缺陷，此方法是克服了以往方法的缺陷，在不確定條件下得到了最優選，并分為基準情景、低碳情景及技術突破情景三個情景。除基準情景外，預測至2030 年碳排放量都呈現下降的趨勢，而且在技術突破情景下預測的各種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最大。

也有部分學者研究了碳減排目標、碳減排目標達成的基礎及路徑。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承諾中國碳排放力爭于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部分學者研究了碳減排目標達成即碳達峰的現有國情基礎，研究者們從各個方面找到了碳達峰的前提，如劉彬［2］認為現今國家在實力方面、技術方面、社會方面、政策方面都呈現了碳達峰的可實現性，但其也認為國家這些方面有著實現碳達峰的基礎。為實現這個目標還需更加注重技術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放松及政策偏向，保持現有良好的情況，穩步向目標發展。

（二）碳信息披露的相關研究

部分學者研究了碳信息披露對企業的影響，特別是在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投資者信心、提高企業聲譽等方面的作用。有學者認為對于優秀的公司，碳信息的披露在良莠不齊的投資市場上是一種信號發送行為，能減少交易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比如李秀玉等［5］以企業的碳信息披露質量和財務績效進行回歸，得出企業碳信息披露質量越高財務績效越好；并且其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組和非國有企業組，探究得出企業碳信息披露質量與財務績效的關系在非國有企業之間更明顯，對非國有企業的財務績效影響更大。Tahami等［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ESG得分對企業的價值和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ESG表現方面的優勢會帶來企業市場價值增加的積極作用。王琳璘等［7］通過對A 股的3096 家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企業ESG表現與企業價值有著正向相關關系，ESG表現越好，企業價值越高；并且以機制檢驗證實ESG是通過融資約束、企業效率、融資風險等中介變量提高企業價值。

同時，部分學者探討了影響企業披露碳信息的各種因素，如企業規模、利潤、聲譽等。在影響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各影響因素中，一些學者表達了自己不同看法。王志亮等［8］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信號傳遞理論，以中國上市公司為對象，認為企業規模、發展能力、行業類型、負債水平等是影響企業碳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認為這幾個因素都是通過降低代理成本來促使企業碳信息披露；許曌等［9］隨機選取30家入選標普500指數中的公司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盈利能力更好的公司更具有碳信息披露傾向，而其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主要是通過社會壓力、監管壓力等因素實現的。溫素彬等［10］認為，作為利益相關者之一，媒體應積極調節企業碳信息披露對企業價值促進作用。在影響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各影響因素中，國外學者Kim E 等［11］以韓國企業2014—201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引進外國投資者，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企業進行碳信息披露，激勵企業改善環境。

（三）碳減排與碳信息披露的關系研究

關于碳信息披露與碳減排之間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目前，有學者Aguiar & Bebbington 等［12］和Perera等［13］研究了環境規制與英國的碳信息披露、澳大利亞的溫室氣體強制披露政策的因果關系，同時有學者在美國背景下探究了這兩者關系的問題，Stanny［14］探究了美國電力部門污染排放自愿披露與企業污染排放的因果關系，探究發現存在規制更利于企業披露碳信息，自愿碳信息披露的企業還是占少數。Cong 等［15］則以整體探究了美國溫室氣體排放強制披露對企業污染排放的影響，其實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其實證研究得出財務績效更好的企業可能更不愿意披露碳信息。章金霞和白世秀［16］通過對世界500強企業中連續對碳信息披露項目進行回復和披露數據的134家企業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結論表明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業全要素碳排放效率越高。胡宗義等［17］以DID雙差分模型研究發現了區域性的環境信息披露可以使碳減排的效果更好，并且其認為環境規章制度的建立會極大地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

然而目前學界能查閱到的大部分資料都在闡述碳信息披露對上市公司發展、投資者決策方面出發所造成的積極影響，而沒有直接討論碳信息披露對上市公司碳減排的影響，現有的相關文獻研究的對象往往以發達國家的企業或500強的大企業為主，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高碳排放企業的研究。

文章是基于ESG指標的上市公司碳排放強度與碳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視角，在參考現有參考文獻的基礎上，選取了ESG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以上市公司碳排放強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并使用Eviews 軟件進行OLS線性回歸分析，旨在豐富現有文獻中有關碳信息披露對上市公司碳減排的影響的研究成果。與已有文獻相比，文章的研究視角突出了ESG指標在碳減排中的作用，彌補了現有文獻在ESG指標和碳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為深入研究ESG指標和碳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四）研究假設

我國在2013—2018 年間經濟迅速發展，在經濟發展增速過快時會相對地減少精力進行環境保護、環境治理，實際上是在經濟和環境中偏向于選擇了經濟發展，全世界對于溫室氣體排放的害處也是近年來才有相對確定的論說。我國全民對于環境保護、碳減排的重視程度還有待提高，對于環境保護的意識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素質的不斷提高而增強，并且部分公司進行環境保護和碳減排會增加其成本，公司在不考慮政企關系的前提下更傾向追求利潤最大化，所以公司會在無須碳信息披露的情況下，傾向于不增加環境保護成本，此時碳減排效果不佳。由于碳信息披露可以使公民了解到更多公司的碳排放信息，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到公司價值，因此公司應注重碳減排并促進碳減排。在激勵效應下，企業試圖通過減少排放來優化自身的形象，以獲得CEL 支持政策承諾的利益。威懾作用包括試圖減少評級不佳對公司生存和固定資產投資的負面影響。高明華［18］在研究中發現現今各公司的關于碳排放披露的信息內容并不全面，可靠性比較差，并且披露方式過于分散，信息不夠集中。武桃玲等［19］以煤炭企業為主研究視角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碳減排效率是與碳信息披露存在正向相關關系。鑒于此，若國家強制碳信息披露，公司會在碳排放約束中減少碳排放。

H1：碳信息的披露會使得上市公司碳減排的效果更好。

我國進行碳信息披露的時間還比較短，對于碳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不全面且披露的方式比較分散，對于碳信息披露的標準不能覆蓋所有企業，這極易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使得碳信息披露原想達到的效果適得其反。吳曉雯［20］提出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在國內企業的ESG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況下，市場中的各類投資者難以準確識別企業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行動和成果，無法作出合理的投資選擇，可能會導致逆向選擇的問題出現；并且，在ESG信息披露方面有些企業為了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可能會對ESG信息選擇性進行披露，對正面信息大肆宣傳卻對負面消息避而不談，降低了社會責任成本，產生道德風險。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可能在一定層面上使公司不愿進行碳減排。

H2：碳信息的披露會更不利于上市公司碳減排。

二、我國碳信息披露情況與上市公司碳排放現狀分析

（一）我國碳信息披露現狀分析

關于我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情況，文章將從公司披露數量、披露內容、披露形式等方面進行說明。

1.上市公司披露數量

根據《2021中國上市公司碳信息透明度》報告①數據來源于《2021 中國上市公司碳信息透明度》報告（https：//zhuanlan.zhihu.com/p/462090240）。，在A股市場的3661家上市公司中有732家企業披露了有關碳排放的內容，占比約為20%，總體來講，我國上市公司中選擇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仍占比較小。在披露進程上，根據《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暨雙碳領導力榜（2022）》報告②數據來源于《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暨雙碳領導力榜（2022）》（https：//caijing11.com/newsinfo/4366421.html）。，在2022 年我國上市公司中的碳排放量前100 家企業中，其中有57 家在2021 年末的報表中未披露碳信息，而在2021 年末的年度報表中其中有7 家首次開始披露碳信息，雖然相較2020 年，其碳信息披露進程有著明顯的進步，但是由于未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基數較大，因此碳信息的披露程度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見圖1）。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主體ESG報告發布的碳信息披露情況，在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2124 家未披露碳信息，披露碳信息的公司僅占17.7%；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主體ESG報告發布的碳信息披露情況，在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1451 家未披露碳信息，披露碳信息的公司僅占9.8%；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主體ESG報告發布的碳信息披露情況，在其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882家未披露碳信息，披露碳信息的公司僅占11.8%。

圖1 聯交所、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主體ESG 報告碳信息披露情況對比

2.披露內容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①數據來源于The State of Global Climate Action：How the World Can Still Hold Warming to 1.5 Degrees C（https：//www.wri.org/）。發布信息將碳排放信息分成了三層范圍：第一層范圍是指上市公司的直接排放，比如傳統不可再生能源的燃放所造成的碳排放量；第二層范圍指間接排放，包括外購電力與熱力的碳排放；第三層范圍是指企業經營上下游活動時產生的排放。在三層范圍中，第一層和第二層范圍的核查計算難度較小，且大多上市公司從2012 年起便開始開展碳排放報告，但是現在披露第一層和第二層范圍的上市公司數量仍處于低位，而第三層范圍的核算難度較大，在總體上能處于起步狀況，在《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暨雙碳領導力榜（2022）》報告中，碳排放量前100的上市公司中有57家上市公司未進行碳信息披露，在前100中的只有4 家對三層范圍的內容都進行了披露，對于核算難度較小的第一層和第二層范圍的內容也只有39家上市公司進行了披露，所以可以看出現行碳信息披露程度不足。

3.披露形式

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年度報告，許多上市公司在其年度報告中披露碳信息，包括碳排放量、碳減排措施、碳稅等。二是自愿披露，部分上市公司采用自愿披露的方式，在其官方網站或其他公開平臺上發布碳信息。交易所披露，一些證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披露碳信息，并對披露情況進行審核。三是第三方認證，一些第三方認證機構對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情況進行認證，并提供認證報告。四是社交媒體，一些上市公司在其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布碳信息，以增強公眾對其環保形象的認知。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公司的碳信息披露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有些公司可能會同時采用多種方式披露碳信息。

（二）我國上市公司碳排放現狀分析

根據《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2022）》報告，中國上榜100強上市公司的碳排放總量達到了51億噸，同比上年增加了5.8億噸，漲幅達15.38%，從碳排放總量規模來看，有13家企業碳排放總量超過了1億噸。

從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營業收入與碳排放總量呈正相關關系，營業收入與碳排放強度呈負相關關系。由榜單數據，基于此可以進行粗略分析，并得出上市公司營業收入越大，其碳排放總量越大，碳排放強度越小的結論。從圖1可以看出，隨著碳排放排名的降低公司的營收總體呈下降趨勢，例如在碳排放榜單前十的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均在千億級別以上，而榜單排名31~40 位置的上市公司中，營收超過千億的只有首鋼股份、馬鞍股份和中國移動3家上市公司；營業收益越大的公司，其碳排放強度越小，例如中國石化與中國石油兩家上市企業，營業收入均在萬億級別，其碳排放強度均值小于1，而同屬石化板塊的，營業收入為1770億的榮盛石化其碳排放強度為6.09。

表2 2022 年中國部分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

鑒于萬得數據庫中有關碳排放的數據，不同行業碳排放強度差異，在碳排放強度方面，行業間存在著明顯差異。從碳排放總量上看，排名前三的行業分別是工業、公用事業和材料；從碳排放強度來看，公共事業、日常消費與材料板塊分別占據前三位置。具體來看，我國的工業行業特征為碳排放總量大，但是碳排放強度低；消費行業雖然碳排放量在第五的水平但是其碳排強度較大，也能說明我國的工業行業的企業數量相對較多，而消費行業的企業數量相對較少，而公共事業行業的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均較高，這也是因為我國的能源結構呈“多煤、貧油、少氣”的特點，其煤炭儲量在世界排名前列，而我國的公共事業行業中的企業主要從事發電供能，火力發電在我國能源行業中所占比重較大，因此公共事業行業的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均較高。

三、碳信息披露對上市公司碳減排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文章的樣本選擇為財經雜志披露的中國碳排放強度企業排行榜靠前的具有代表性的20 家上市公司。文章實證研究數據除前文所述外，其他所需數據主要來自萬得金融終端、同花順iFinD，碳信息披露數據主要來自萬得數據庫并加以整理得到，小部分數據查閱相關資訊獲得。文章涉及的樣本數據整理主要使用Excel軟件，計量回歸分析運用Eviews等軟件。

（二）變量設定

被解釋變量。文章的被解釋變量為上市公司碳減排（Car），以上市公司碳排放的強度來衡量，上市公司碳減排的強度是指企業在實施碳減排策略時所采取的行動力度和所獲得的效果。通常來說，這個指標會反映企業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碳足跡、實現低碳轉型等方面的實際成效。測算企業碳減排的強度，需要考慮多種因素，比如企業的規模、行業特點、渠道漏損、能源利用效率、產品設計能力等。文章用上市公司碳排放總量除以上市公司市值來衡量碳減排變量，其中上市公司碳排放總量與上市公司營業收入數據均來自萬得數據庫。

解釋變量。文章解釋變量為碳信息披露（ESG），以ESG指標來衡量，其中ESG指標評價系統包括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等三個方面，文章參考萬得數據庫發布的上市公司信息評級數據作為碳信息披露指標。萬得軟件的ESG評級最終給出一個評級結果，分為AAA、AA、A、BBB、BB、B、CCC 等七個等級。評級結果可以幫助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了解公司的ESG表現，從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資決策。

控制變量。在選取控制變量時，文章參考田淑［21］對影響上市公司碳減排的其他因素進行控制：資產負債率（Lev），即負債總額/資產總額；企業營收規模（Size），即一年為單位的企業經營收入；上市天數（Day），即企業上市至今的時間；總資產收益率（Roa），即凈利潤/期末和期初資產總額的平均數；盈利能力（Roe），凈資產報酬率=凈利潤/所有者權益；經營能力（Eps），每股收益=凈利潤/股本；股權集中度（Top10），公司前十大股東比例之和（見表3）。

表3 變量解釋及說明

（三）模型設計

通過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模型檢驗碳信息披露情況對上市公司碳減排程度的影響，OLS 模型是回歸分析中最常用的模型之一，它的目標是通過建立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來估計自變量的系數，下文簡稱OLS。文章設置模型為：

其中Carit代表上市公司碳減排的指標，下標it表示第i個企業第t年的指標；α為截距項；ESG表示碳信息披露指標；Lev表示資產負債率；Size表示企業營收規模；Day表示上市天數；Roa表示總資產收益率；Roe表示盈利能力；Eps表示經營能力；Top10表示股權集中度；ε為殘差。

（四）實證結果分析與穩健性檢驗

1.描述性統計分析

文章在Eviews 8中導入處理后的樣本數據，對其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得到以下描述性統計表（見表4）。

表4 描述性統計表

從樣本Car的描述性統計中，可以看到總體樣本中，平均值為17.6117，最大值為29.6175，最小值為2.0703?？梢悦黠@看出企業之間的碳排放強度差別較大，標準差的值也較大。從ESG的總體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相差不大，標準差也僅為0.9268。表明企業的ESG評級相近，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水平比較接近。

從資產負債率（Lev）的總體樣本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最大值為109.2860，最小值為15.0333。差距很大，企業的經營能力，經營狀態之間有著較大差異從企業營收規模（Size）的總體樣本描述統計分析結果來看，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同樣也很大；以及結合企業上市的天數（Day），企業在這兩者的差距都很大，說明所選取的企業數據之間規模差別較大?？傎Y產收益率（Roa）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企業之間的收入有著很大的間隔，最小的是一個負值，總資產的收益率是負數，最大的則達到了11.4926。凈資產報酬率（Roe）的最大值為29.9584，最小值為-165.8338，二者相差較大，可見企業間的盈利能力有著很大的差距。每股收益（Eps）在企業之間的浮動不大，標準差為1.1574。從經營能力來看，各個企業相差不大。股權集中度（Top10）的均值為60.9235，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2.平穩性檢驗

為了檢驗樣本數據的平穩性，防止回歸結果出現偽回歸，構建出有效的模型，接下來將對樣本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文章將在Eviews 中，通過ADF 對各模型變量的原序列進行檢驗，如若原序列檢驗的結果并不顯著，則對其一階差分序列繼續進行單位根的檢驗，全部檢驗結果見表5。

表5 總樣本單位根檢驗

從表5 中可以看到Car、ESG這兩個變量的原序列并不能單位根檢驗，不過在經過一階差分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后，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均在95%和99%的置信區間下保持平穩，序列為一階單整，由于是截面數據，一階單整的序列同時具有協整的性質，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3.回歸結果分析

文章回歸結果見表6。

表6 截面數據回歸表

從表6可以發現，依次加入控制變量，回歸模型的擬合結果都較好。

第一，ESG評級和碳排放強度之間一直呈負相關關系，在后面依次加入控制變量后，也依舊保持為負數。也就是說ESG評級的分數越高，企業的碳排放強度就越低，證明了企業的碳信息披露得越多，企業的碳排放也相應地會越少。且隨著控制變量Lev、Size、Day、Roa的依次加入，系數表現得相對穩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能通過顯著性檢驗。

第二，從ESG評級的系數來看，數值也一直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在6 的上下稍微浮動?？梢奅SG評級的分數每增加一個單位，將會導致上市公司的碳排放強度下降60%。兩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緊密，碳信息的披露程度對上市公司的碳排放強度有著嚴重影響，披露程度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上市公司的碳排放，有力地監督企業的碳減排。

4.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認所用變量解釋能力和實證方法的有效性，若實證方法的穩健性較好，改變模型所使用的某些變量時，此方法還是會產生與之前相同的結果。文章選擇替換被解釋變量來進行檢驗，原有的被解釋變量為該企業的碳排放量除以其市值來衡量碳排放強度，現直接用碳排放量替代碳排放強度，且對碳排放量對數化處理，將替換后的被解釋變量代入原有模型再次進行回歸，如表7所示。

表7 截面數據回歸表

由表7 的結果來看，解釋變量ESG評級的系數依舊為負，在5%的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未發生改變，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文章從對過去相關文獻的研究，選取中國2012—2021 年的A 股典型的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概述目前我國碳信息披露情況與上市公司碳排放現狀，以碳減排為被解釋變量，碳信息披露為解釋變量構建模型，提出研究假設并進行實證研究上市公司碳減排與碳信息披露的關系，從而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碳信息披露可以促進上市公司碳減排的進程。碳信息披露可以幫助公司更好地了解自身的碳排放情況，從而制定更為有效地減少碳排放的計劃。此外，碳信息披露還可以提高公司的環保形象，增強投資者對公司的信任和認可度，提高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完善碳信息披露機制可以增強公司的責任意識。完善的碳信息披露機制可以規范公司的碳排放行為，促使公司更加重視環保問題，提高公司的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公司可以通過制定和推進減少碳排放的方案來實現環保目標，如采用更加環保的技術、增加碳匯存儲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此外，完善的碳信息披露機制還可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增加投資者對公司的信息了解，使投資者更加信任企業，提高公司的聲譽和品牌價值。然而公開披露碳排放信息可能會導致公司面臨一定風險，從而迫使公司加強對碳排放的監控。公開披露碳排放信息可能會使公司遭受環保組織或消費者的譴責、面臨罰款或聲譽損失等。然而，這些風險也可以促使公司更加重視碳排放問題，采取更加嚴格的控制措施，從而降低公司的碳排放水平，達到環保的目的。

通過披露碳排放信息，公司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碳排放情況，從而制定更為有效地減少碳排放的計劃。此外，公司還可以通過在碳減排領域的投資獲得更多的收益，如獲得政府的補貼或獎勵、獲得市場份額等。同時，公司還可以通過在碳減排領域的投資實現環保目標，提高公司的社會責任感和品牌價值。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文的文獻研究與實證結果與當前我國市場企業的碳信息披露情況，文章從社會、政府以及上市公司幾方面出發，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社會層面，支持鼓勵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加強企業的披露積極性。在當前雙碳的大背景下，可持續發展是大趨勢，由上述實證分析結果與研究可知，上市公司披露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碳減排進程，在實際市場中，主動及時披露碳信息的公司的數量仍處于低位，但在上市公司中擁有計量碳信息并具有披露能力的企業實際有很多，這是由于企業披露碳信息的意識不強，在碳信息披露方面積極性不強，因此需要社會對企業增加碳信息披露的要求，讓企業意識到加強碳信息的披露度有利于企業的自我發展與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政府層面，加快法律法規建設，擴大碳信息披露范圍，提高碳信息披露質量。當前我國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碳信息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如上文所述，在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公司只披露其生產過程中的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小部分公司會額外地再測度出間接排放的溫室氣體加以披露，而披露到第三個層面的公司則更加少，這既不利于監管，也不利于碳減排的實現。由于碳信息披露機制的不完備，多數企業仍采取自主性披露，其披露的碳信息質量也良莠不齊。一個成熟的碳排放披露體系需要完備的法律體系來支撐，當前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與監管機制并不完善，上市公司對碳信息的披露全靠自主，企業靠自覺承擔相應社會責任是成熟的碳排放披露體制的保障，但這遠遠不夠，還需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作為底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且引入第三方機構。當前企業所披露的碳信息報告的質量與可靠度是沒有具體保證的，這也成為碳信息披露體制的一個缺陷，而第三方專業機構的引進，可以保證企業碳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與真實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漏洞。

第三，上市公司層面，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傳統企業需要加快能源結構轉型，同時完善其碳交易市場。上市公司作為市場重要的微觀主體之一，應該在享受國家給予的權力同時，承擔對等的社會責任。上市公司應該積極地轉變能源結構，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度，從而降低企業的碳排放量。此外，上市公司還可以通過完善碳交易機制，促進企業的碳減排。這不僅可以保護環境，還可以為公司提供一種新的商業機會，增強公司的競爭力。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傳統企業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尋找新的清潔能源技術。同時，傳統企業也需要通過技術和管理手段，降低碳排放量。上市公司應該鼓勵員工參與環?；顒?，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并通過公司內部的碳排放管理系統，實現碳排放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