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特征對組織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
——以新冠疫情防控為例

廖永仕 屈萬紅 黃天慧

（1.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2.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2020年2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指出：“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領導干部的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明顯跟不上，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我們要增強綜合能力和駕馭能力，學習掌握自己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使自己成為內行領導?！雹倭暯剑骸对谥醒胝尉殖Ｎ瘯h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求是》2020年第4期。衛生健康委員會（后文簡稱“衛健委”）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作為典型的專業型政府部門，其組織內部核心成員都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而如何領導這些專業人士使得組織績效達到最優成了學界關注的議題。然而，對于這個議題，當前學界存在著一定的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組織領導的“專業特征”對于組織績效有著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②參見胡穎、江其玟、駱曉靜：《公立醫院預算功能、院長特質與組織績效關聯機制研究》，《中國衛生經濟》2019年第5期。以組織績效為導向的公立醫院的改革也愈發強調醫療專業人員參與組織管理。③參見梅繼霞、伊恩·柯克帕特里克：《新公共管理視角的醫生參與管理：動因、影響因素與績效》，《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9年第7期。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專業技術對基層管理者績效影響顯著，但對組織“一把手”領導績效影響相對較小，④參見張忠明、周涵婷、虎陳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晉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基于長三角1067位農民工的調查》，《職業技術教育》2016年第25期?！奥殬I經理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領導者“專業技能”的要求，強調其突出的個人素養更能提高組織績效。①參見程亞等：《農業經理人素養會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產生影響嗎——基于四川省205個樣本的SEM分析》，《四川農業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專業型政府部門領導在具備“管理技能和領導經驗”的基礎上是否需要同時具備“核心業務專業知識”能力？學界關于“內行領導”還是“外行領導”專業型政府部門的爭論卻鮮有從實證檢驗的角度進行定量研究論證。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向著高質量發展轉型，經濟發展倒逼行政機構機制改革。而自“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以結果為導向的績效管理也成了中國行政管理機制改革的重要核心議題。②參見周志忍：《政府績效管理研究：問題、責任與方向》，《中國行政管理》2006年第12期。部門領導作為組織第一負責人，尤其是在中國政府行政體制之下，領導的行為與特征會對組織的績效產生影響。③參見馬佳錚：《領導行為與政府績效的關聯路徑：基于下屬信任中介作用的實證研究》，《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F階段國內關于領導特征對于組織績效的影響主要聚焦于非政府部門這一領域。由于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對于組織績效的追求并不相同，加之并無“放之四海而皆優”的領導特征或領導風格，故對不同類型組織的領導特征不能泛泛而談，這是一個關于研究主體的選擇問題。

在實證研究層面，國內已有研究聚焦于變革型領導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王鳳彬與陳建勛通過構建調節效應概念模型，發現企業領導的變革型領導行為特征對組織績效具有正向影響。④參見王鳳彬、陳建勛：《動態環境下變革型領導行為對探索式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的影響》，《南開管理評》2011年第1期。而后陳建勛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引入情境因素的理論分析框架，發現企業領導的變革型領導行為特征不僅會對組織績效產生積極作用，在特定情境下還會產生消極作用。⑤參見陳建勛：《高層變革型領導行為與組織績效間關系的理論整合與實證檢驗》，《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9期。李寧琪與吳孟陽在變革型領導與組織績效關系的基礎上，引入團隊凝聚力，構建以團隊凝聚力為中介機制的理論模型，驗證了變革型領導對團隊凝聚力和組織績效均具有正向相關關系，團隊凝聚力在變革型領導和組織績效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⑥參見李寧琪、吳孟陽：《變革型領導、團隊凝聚力與組織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工業技術經濟》2015年第11期。吳澤俊與楊鋮則構建了變革型領導與高校組織績效關聯的理論模型，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數據，研究結果表明：高校變革型領導對組織績效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組織創新這一中介變量間接影響組織績效。⑦參見吳澤俊、楊鋮：《變革型領導、組織創新對高校組織績效的影響》，《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朱慧與周根貴使用元分析法，再一次證實了變革型領導對組織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并進一步使用meta回歸分析檢驗，結果表明：變革型領導對主觀績效、客觀績效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當沒有中介變量時，兩者的相關程度更高；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和在不同組織規模中，變革型領導對組織績效影響的差異不顯著。⑧參見朱慧、周根貴：《變革型領導行為有效嗎？——基于Meta 分析的變革型領導與組織績效關系的研究》，《管理評論》2016年第7期。

國內現階段對于其余領導特征對于組織績效影響的實證檢驗則相對較弱。趙相忠與王云峰分別分析了員工工作滿意度、⑨參見趙相忠、王云峰：《民企家長型領導、員工工作滿意與組織績效的關系》，《桂林理工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組織承諾⑩參見趙相忠、王云峰：《民企家長型領導、組織承諾與組織績效的關系研究》，《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13年第5期。這兩個中介變量與家長型領導、組織績效之間的關系。胡海軍等人研究結果表明：魅力型領導與組織績效水平顯著正相關且相關性極高。①參見胡海軍、翁清雄、曹威麟：《基于元分析的魅力型領導與組織績效的關系研究》，《管理學報》2015 年第2期。劉楊與馬亮則從“內行領導”還是“外行領導”入手，引入古多爾“專家型領導”理論，并以2020 年新冠疫情防控為例，實證檢驗了應急管理背景下組織績效同衛健委“一把手”和班子成員管理特征和專業特征之間的關系。②③參見楊偉文、馬亮：《專業組織需要什么樣的領導？——領導專業能力增進組織績效的權變模型》，《領導科學論壇》2020年第23期。

在國外，以古多爾為代表的學者對職業籃球俱樂部、F1賽車隊、醫院、高校等專業組織的研究顯示，這些專業組織如果不是專家型領導來擔任管理者的話，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組織績效的提高。如果職業籃球俱樂部領導者曾作為全明賽（all-stars）球員，那么在賽季中將取得更佳成績，④Goodall A H and Kahn L M and Oswald A J，“Why do leaders matter? A study of expert knowledge in a superstar setting，”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1，pp.265-284.原因在于其具備極高的專業技能，能夠增強球隊內部信服力。如果F1 賽車隊領導者曾作為司機或者職業賽車手，那么其領導的F1 賽車隊在世界錦標賽中將取得更佳成績。⑤Goodall A H and Pogrebna G，“Expert leaders in a fast-moving environment，”Leadership quarterly，2015，pp.123-142.原因在于與職業經理人相比，其更能理解職業賽車手生活需要，能夠更好地服務賽車隊成員，增強組織凝聚力。如果醫院主要領導者有著醫藥衛生專業類背景，或者主要領導者有著醫療專業技能，那么一方面醫院的排名將更為靠前，⑥Goodall A H，“Expert leadership： Doctors versus managers for the executive leadership of Australian mental health，”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2015，pp.409-411.另一方面在績效方面也會比一般醫院平均高出25%。⑦Goodall A H，“Physician-leaders and Hospital Performance：Is There an Association，”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11，pp.535-539.在高校中，由杰出學者擔任高校領導者，那么大學在全球的排名更靠前。⑧Goodall A H，“A Theory of Expert Leadership （TEL） in Psychiatry，”Australasian Psychiatrists，2016，pp.231-234.這也符合人們的預期，即內行領導內行。

國內現有實證研究對變革型領導對于組織績效的研究比較成熟，但是變革型領導則更多地存在于我國的非政府組織之中。對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等領域領導特征對組織績效的研究呈現百花齊放之態勢，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領導特征與組織績效相關理論的研究發展。相較而言，從現有文獻中也不難發現，對于專業型政府部門之中領導特征的實證研究相對較少。

基于醫院、高校及科研機構等專業型組織所提出的專家型領導理論，作為一種新興理論，對于其概念、特征及影響因素尚處于起步階段，更多的需要結合中國特色環境進行理論完善與實證檢驗。古多爾將專業知識、履職經驗和領導才能作為專家型領導理論核心組成部分，其現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專業知識、履職經驗，對于領導才能研究較少。已有研究尚未對領導才能這一變量進行研究與控制，無法解釋領導的專業特征與管理特征哪一項對于組織績效的影響更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夸大了領導者專業能力對于組織績效的作用，忽視了領導者的其他特征對于專業能力的交互作用。專業型組織領導問題具有高度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因此，進一步豐富專家型領導理論，從實證檢驗的角度探討專家型領導對于組織績效的影響顯得尤為必要，也更有意義。

（二）研究假設

古多爾的“專家型領導”理論是與“職業經理人”相對應的學術概念，指同時具備“核心業務專業知識”以及“管理技能和領導經驗”兩大核心素養的管理者。專家型領導一般包括兩類：一類是選擇行業專家成為“領導”干部，發揮其“內行”專家特征，以自身的專業理論帶動組織的發展，推動組織向“上”向“好”發展；另一類是選擇管理經驗老道的管理者成為“領導”干部，發揮其管理經驗，以其老練的管理經驗與超高的管理智慧帶動組織的發展。在理論指導上當“專家”，用科學的理論武裝組織干部和技術專家帶動組織的發展，推動組織向“上”向“好”發展。已有研究表明專業特征和管理特征有兩方面的來源，一是技術教育的習得，二是特定領域的經驗。①參見劉楊、馬亮：《內行領導還是外行領導：專家型領導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中國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實證研究》，《公共管理評論》2022年第1期?；诖吮疚奶岢鲆韵录僭O：

H1：“一把手”的“內行”專業特征影響疫情防控效率，專業特征越強，疫情防控效率越好。

H1a：具備醫藥衛生類專業的“一把手”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表現更好。

H1b：具有一線醫院工作經歷的“一把手”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表現更好。

H1c：具有衛健部門工作經歷的“一把手”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表現更好。

H2：“一把手”的“外行”管理特征影響疫情防控效率，專業特征越強，疫情防控效率越好。

H2a：具備管理學類專業背景的“一把手”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表現更好。

H2b：具有基層治理經驗的“一把手”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表現更好。

二、實證設計研究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各省市衛健委“一把手”的領導特征包括專業特征和履職特征兩方面，相關數據來源于各地級市衛健委官方網站公示的領導簡介、各市政府網站信息公開內容、各市委組織部的干部任用公示以及公開網絡信息。二是發生疫情地區的疫情發展情況包括持續時間、新增確診病例峰值、累計確診病例，相關數據來源于國家衛健委和各省市衛健委官網所發布的疫情通報。三是發生疫情地區的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密度、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以及醫院數量，相關數據來源于各省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

（二）變量界定

1.核心因變量（被解釋變量）

本文以衛健委為研究對象，基于已有研究使用疫情防控效率作為核心因變量衡量衛健委組織績效。②參見劉楊、馬亮：《內行領導還是外行領導：專家型領導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中國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實證研究》，《公共管理評論》2022年第1期。參考現有成果使用疫情防控綜合評價體系反應疫情防控效率，其包括了疫情防控以及疫情背景兩個維度。③參見劉夢潔等：《后疫情時代中國散發疫情綜合評價體系構建及應用》，《科技導報》2022年第9期。為全面考量疫情防控指標，本文從持續時間、新增確診病例峰值以及累計確診病例三個維度對疫情防控進行測度。其中，持續時間、新增確診病例峰值、確診病例等值均反映了疫情發展的嚴重程度，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這三項指標值越大，則疫情防控的難度就越大，從而疫情防控效率就越低，反之亦然。為全面考量疫情背景指標，本文從人口密度、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以及醫療資源（醫院數量）等三個維度對疫情背景進行測度。其中，人口密度越大致使風險越集中，防控難度越小、防控成本更小，疫情防控效率自然也就更高，反之亦然；而為達到相同的疫情防控效果，在相同的條件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地區醫院數值越低，所能投入的經濟與醫療資源便越少，疫情防控成本則越低，疫情防控效率自然也就更高，反之亦然。

由于不同的評價指標具有不同的量綱和量綱單位，因而不具備直接可比性，故需要對各項指標原始數據進行預處理后再測算疫情防控綜合評價指數。對于人口密度指標，因其與疫情防控效率呈正相關，本文采用離差標準化進行處理（1）；對于其他指標因其與疫情防控效率呈負相關，本文采用極小化法進行線性比例標準化處理（2）。

式中，Xi為第i個指標的實際值；Mi為第i個指標樣本中的最大值；mi為第i個指標樣本中的最小值。

在對各項指標完成標準化處理后，基于散發疫情綜合評價體系，①參見劉夢潔等：《后疫情時代中國散發疫情綜合評價體系構建及應用》，《科技導報》2022年第9期。通過專家打分法對各級指標進行賦權，分別賦予疫情防控和疫情背景0.7與0.3的權重。對于持續時間、新增確診病例峰值、累計確診病例等指標分別賦予0.3、0.2和0.2的權重；對于人口密度、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及醫療資源等3 項指標采取等權重法賦權（表1）。

表1 核心因變量特征表

在此基礎上得到各地疫情防控綜合評價指數，與此同時根據各標準化指標的測度可知，疫情防控綜合評價指數越高，相應地區疫情防控效率越好。

2.核心自變量（解釋變量）

本文基于古多爾的專家型領導理論分別從專業特征（學校教育）與履職特征（工作領域）兩個維度考察衛健委領導的專家型特征。其中專業特征包含“是否有醫藥衛生類專業”“是否有管理學類專業”；履職特征包含“是否具有一線醫院工作經歷”“是否具有衛健部門工作經歷”“是否具有基層治理經驗”，以上變量均須進行啞變量處理。在專業特征中，分別以“無醫藥衛生類專業”“無管理學類專業”為對照組；在履職特征中，分別以“無一線醫院工作經歷”“無衛健部門工作經歷”“無基層治理經驗”為對照組。

3.控制變量

為充分考量衛健委領導特征對于疫情防控效率的影響，防止其他因素干擾，根據已有文獻研究，將領導的人口學特征作為控制變量，本文設置最高學歷、是否“一肩挑”、性別、年齡等控制變量。

（三）回歸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分析和假設，以2022 年11 月11日至2022 年12 月7 日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為例探究領導的內行特征與外行特征對于疫情防控綜合評價的影響，本文構建基準回歸模型：

其中Efficiencyi作為該模型的核心因變量，表示地級市i的疫情防控綜合指數；Leaderi作為該模型的核心自變量，表示地級市i衛健委領導是否具有“內行”特征或者“外行”特征，α表示核心自變量與核心因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若α為正數則表明核心自變量與核心因變量之間呈現正相關，反之，則為負相關；Controli表示該模型中的控制變量；ε表示該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 報告了各地級市本次新冠疫情防控的持續時間、新增確診病例峰值、累計確診病例，大致描繪了各地級市疫情防控效率的基本情況。在持續時間上，絕大多數地區持續時間較長，反映了這一時期疫情情況突出。在新增確診病例峰值與累計確診病例上，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相差過大，加之標準誤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幾個特殊城市的影響。

表2 地級市疫情防控基本情況

表3 報告了各地級市衛健委領導的基本特征，大致描繪了中國各地級市衛健委領導的特征。在基本特征上，衛健委負責人呈現書記、主任“一肩挑”的特點的比例較高，其平均年齡為51.7歲，性別上男性領導有著相對的數量優勢，在學歷上具備碩博學位的“一把手”領導占有一定數量優勢。

表3 衛健委“一把手”領導基本情況

在專業特征上，相當一部分領導不具備與疫情防控相關的公共衛生、預防醫學專業背景，但當把專業背景置于醫藥衛生大類專業①具體包括臨床醫學、預防醫學、生物醫學、口腔醫學、外科學、內科學、中藥學、公共衛生、護理學等。時，“一把手”的專業性特征表現明顯。與此同時，管理學大類專業②具體包括公共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經濟管理、醫藥管理等。背景的“一把手”領導占比亦不小。

在履職背景上，具備一線醫院工作經歷的“一把手”領導占比相對較少，更多地突出為衛健部門工作經歷。同時具備基層治理經驗的“一把手”領導占比相對較大。究其原因在于基層治理經驗可以增強組織領導的管理技能與管理經驗。僅具備基層治理經驗的“一把手”領導占比相對較小，表明現階段的相關領導選拔可能更注重交叉培養、歷練。在僅具備基層治理經驗的“一把手”領導中更多則表現為區縣鄉鎮長或書記。

通過對衛健委“一把手”領導特征分析，可以看出：衛健委作為專業型政府部門，但整體上“內行特征”表現并不突出。大部分“一把手”領導并不具備醫藥衛生專業背景、一線醫院與衛健部門工作經歷，一定程度上“外行特征”表現高于“內行特征”。

（二）模型回歸分析

由于核心因變量疫情防控綜合評價指數屬于標度變量，因而本文采用截面數據構建廣義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回歸模型主要檢驗衛健委“一把手”專業特征與履職特征對疫情防控效率的影響。

衛健委“一把手”專業和履職特征對疫情防控效率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其中，模型1-1（表4）檢驗了“一把手”的專業特征對疫情防控效率的影響，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10%的概率水平上考察對疫情防控效率的影響時，“一把手”的醫藥衛生類專業背景、管理學專業背景作用均不顯著，拒絕原假設H1a與H2a。

表4 衛健委“一把手”專業特征和履職特征與疫情防控效率的廣義線性回歸結果

模型1-2（表4）檢驗了“一把手”的履職特征對疫情防控效率的影響，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10%的概率水平上考察對疫情防控效率的影響時，“一把手”的衛健部門任職經歷、一線醫院任職經歷與基層治理作用均不顯著，拒絕原假設H1b、H1c與H2b。

綜合模型1-1與模型1-2，無明顯證據表明具備醫藥衛生類專業、衛健部門任職經歷、一線醫院任職經歷等“內行特征”的衛健委“一把手”領導能夠提升疫情防控效率。拒絕原假設H1與H2，整體上初步回應了關于“內行”專業特征與“外行”管理特征的爭論。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基于格拉布斯（Grubbs）準則使用DPS數據處理系統檢驗并剔除累計確診病例超過7506 例的河北石家莊、內蒙古呼和浩特、河南鄭州、廣東廣州、四川成都、甘肅蘭州以及青海西寧等7 座疫情情況突出城市，檢驗結論的穩健性。數據分析結果顯示通過改變樣本的穩健性檢驗未明顯改變原模型結論，仍然拒絕原假設H1與H2，進一步回應了關于“內行”專業特征與“外行”管理特征的爭論。表5 報告了該結果。

表5 衛健委“一把手”專業特征和履職特征與疫情防控效率的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思考

（一）研究結論

研究基于專家型領導理論框架，利用2022年11 月11 日至2022 年12 月7 日全國269 個發生疫情的地級市疫情防控效率計算其疫情防控綜合評價指數，探究其與衛健委“一把手”專業特征與履職特征之間的關系，回應了領導的“內行特征”與“外行特征”對于組織績效的影響這一公共管理領域的核心熱點議題。

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均得到了驗證，否定了原假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衛健委這一專業型政府部門當前“一把手”的“內行特征”對比“外行特征”并不顯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當前行政管理體制黨政人才選拔機制的靈活性，“不拘一格”的人才選拔方式，不強調“一把手”的“內行特征”或“外行特征”。

第二，衛健委“一把手”的醫藥衛生專業背景、一線醫院任職經歷與衛健部門任職經歷等“內行特征”對于疫情防控效率并無顯著影響。這一研究結論表明：對于在疫情“大考”中極個別領導干部的不良表現不能“以偏概全”，對于黨政部門組織與領導干部的考評應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可一概而論，簡單地批評“外行領導”。

第三，衛健委“一把手”的管理學類專業背景、基層治理經驗等“外行特征”對于疫情防控效率并無顯著影響，回應了學界對于“外行領導內行”的質疑。綜合而言，無論是從制度、理論還是歷史而言，“外行”領導“內行”是具備一定的可行性的。

研究結論表明：當前的領導干部在一定程度上面臨“外行”領導的現實性“偏離”，亟須領導干部進行理論功底的學習?！胺菍W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領導干部要在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方法的基礎上，努力彌補業務專業知識，向“內行”專家學習，增強本領才干。在實踐中，我們不應過分強調“內行領導”與“外行領導”，而是要加強領導干部的自我學習能力，力爭成為專業技能與管理方式同樣突出的“專家型領導”。

（二）研究思考

1.研究貢獻

首先，本文補充了專家型領導理論研究領域的實證檢驗。已有文獻較少關注于專家型領導理論這一“舶來理論”，盡管有些學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專家型領導理論的重要性，但是更多停留于理論層面，實證檢驗層面研究較少，且缺乏一定的說服力。本文通過對于衛健委常態化時期組織績效的實證檢驗，研究結論與應急管理背景下的已有研究一致，在專家型領導理論研究維度上完成了衛健委這一專業型組織領域的補充。

其次，本研究進一步明確，在我國當前行政管理體制之下，“一把手”領導的“內行特征”與“外行特征”并不那么突出。因此，不必過分強調“一把手”領導的專業出身與履職背景。對于來自西方的“舶來理論”，國內學者應該持審慎態度，不應一味盲從。同時，需要看到我國“分管型副職”這一領導班子設置的重要作用。國內學者應基于國內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批判性的思考基于西方情景發展而來的理論如何更好地嵌入中國管理實踐，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響應“研究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的呼聲做出了實質性的理論貢獻。①參見鄭偉偉、連燕玲、湯臨佳：《組織績效反饋：理論發展回眸與“中國故事”構建》，《財貿研究》2022年第10期。

2.研究展望

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帶領下完成了關于衛健部門在應急管理背景下與常態化背景下的研究，對專家型領導這一理論在衛健部門完成了在地級市這一層面的具體回應。但是，中國作為“全國上下一盤棋”的行政體制，省級衛健委、分管衛健工作的副省長，以及更高層級的國家衛健委是否對地級市疫情防控效率有著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其次，專家型領導這一理論的實證檢驗現有研究國內還局限于醫療衛生等領域。但是，這一理論是否能夠解釋國內諸如教育、體育以及農業等更多的專業型政府部門，能否通過對于其他專業型政府部門專家型領導的實證檢驗，進一步回應對于“內行領導”與“外行領導”的爭論，專家型領導能否解決中國的專業型組織領導問題。

最后，對于專家型領導應秉持客觀的批判態度。專家型領導應同時具備“內行領導”特征與“外行領導”特征。對于“內行”特征突出的領導，應拓展其管理方面的能力，使其借助其專業聲望行之有效的管理全局，領導的職能在一定程度上應高于專家的職能。①參見張曉峰、于永生：《專家型領導管理能力主導農業科研單位創新與發展的思考》，《農業科技管理》2021第6期。對于“外行”特征突出的領導，應拓展其專業領域的能力，“增強綜合能力和駕馭能力，學習掌握自己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使自己成為內行領導”，②參見馬亮：《外行領導內行?——專業型組織、專家型領導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20年第2期。并其借助其管理智慧行之有效的管理全局，領導的職能在一定程度上應弱于專家的職能。同時，在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中，不應局限于“一把手”領導的作用，還應注意到“分管型副職”的特殊作用，組織績效不僅依賴于“一把手”領導的領導力，還取決于“領導班子”的共同作用，領導班子成員的管理特征與專業特征也會對“一把手”領導的有限決策產生彌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