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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研究
——基于CHFS 數據

2024-01-08 09:36雷漢云賀晴晴
管理現代化 2023年2期
關鍵詞:遺漏家庭收入城鎮

□ 雷漢云 賀晴晴

(新疆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目前我國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超30%,需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寧吉喆,2022)[1],同時,還需提高居民自身獲取更高收入的能力(吳鵬和常遠,2018)[2]。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014 - 2021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長從整體上看小于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長,因此城鎮居民的收入問題不容忽視。城鎮家庭掌握的金融能力在提升收入時顯得尤為必要。金融知識和金融素養是家庭金融能力的重要體現,金融知識水平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制定合理的理財計劃并提高家庭收入(Rooij et al.,2011)[3]。金融知識越豐富的家庭,越能夠在金融市場中進行有效投資,提升家庭收入(王正位等,2016)[4],然而據《2019 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顯示,城鎮家庭資產以實物為主,金融資產占比較低。金融知識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家庭獲得更高水平收入,擴大家庭資金投資,有效減少家庭財富差距(尹志超等,2017)[5]。金融素養對家庭收入和個人收入都有影響,且金融素養對低收入人群的增收作用更明顯(何昇軒和李煒,2020)[6]。金融素養可實現家庭財富積累和收入“開源”(單德朋,2019)[7]。金融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家庭財富水平(阿麗婭等,2021)[8],從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以往有關于金融能力的研究文獻,國外學者的研究偏向于能力和金融決策是否可行的角度。然而,金融能力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金融知識、金融技能和了解金融能力后采取行動的時機(Treasury,2007)[9],是能力、知識和機會的結合,可通過行動來獲取最大程度的資源(Johnson & Sherraden,2007)[10]。金融能力經常與“金融素養”這一概念混用(Dixon,2006;Lusardi,2010)[11,12],但二者有明確區別,金融能力比金融素養的含義更加豐富,是指居民通過金融知識進行適當的金融行為從而增加經濟福利的能力(肖經建,2014)[13],包括居民源于金融教育的內在能力和參與金融市場的機會(譚燕芝和彭千芮,2019)[14]。洪培原和羅荷花(2019)[15]認為金融能力是指擁有一定的金融知識和金融技能,且可通過相應的金融行為來獲得收益的一種能力。金融能力和金融素養的最大區別在于,金融能力在金融素養的基礎上增加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可得性的提高會促進家庭參與到正規金融市場中并進行金融資產配置的行為(尹志超等,2015)[16]。想擁有金融能力,除了必要的金融知識、金融自信和動力以外,還需要能夠獲得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的渠道(Farhana &Sabri,2013)[17]。在參與復雜的金融市場活動時,除了需要金融知識以外,同時也需要可以參加金融活動的機會(Sherraden,2013)[18]。Chowa et al.(2014)[19]認 為個人的內在能力主要包括教育水平、金融知識和自身的經濟能力,外部環境包括和金融機構之間的距離等。

一些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高收入人群有益,但對促進低收入人群參與金融市場從而獲得收益的作用有限。金融發展應降低門檻,促進更多低收入人群參與金融市場從而獲得收益(孫永強和萬玉琳,2011)[20]。Jeanneney & Kpodar(2011)[21]在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時發現,銀行機構的便利性對低收入人群有利,因此發展中國家應增加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數量。當金融機構增多時可以增加金融的可得性,使得家庭用較低成本獲得資金,從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黃瑩和熊學萍,2013)[22]。要減小收入差距,需要解決金融發展的偏向性問題,要統籌均衡金融發展(尹曉波和王巧,2020)[23]。

本文使用2019 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來實證研究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包括:①采用CHFS 數據從微觀層面上將金融可得性與金融知識等相結合,構建含義更為豐富的金融能力指標。②將城鎮家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影響。③現有文獻對金融能力進行研究時,對遺漏變量產生的內生性問題討論較少。本文對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進行處理,并運用聯立方程模型將間接對遺漏變量產生影響的因素加入實證研究中。④加入政府補助和社會互動變量,用于區分在不同情況下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

本文研究結論對提高城鎮家庭收入有一定政策啟示:①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提高金融中介的普及率,以及加強城鎮家庭金融教育對提高城鎮家庭的收入是十分重要的;②同時對收入偏低的城鎮家庭進行適當政府補助,從城鎮家庭初始資本和金融能力兩方面入手,有助于提高城鎮家庭收入。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Sherraden(2013)將Sen 和Nussbaum 的“可行能力”理論和“能力”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金融可行理論。Sherraden(2013)認為金融能力包含了三個重要部分:①具備一定的金融知識和金融技能;②可以讓人們能接觸到的金融機構;③個人的金融知識、金融技能和能夠接觸到的金融機構能產生相互作用。金融素養對居民家庭總收入以及工資收入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陶維榮,2021)[24]。金融知識水平的提高能增加家庭正規信貸渠道的可得性,降低金融約束,推動家庭進行創業活動(尹志超等,2015)[25],從而增加家庭的經營性收入。金融素養對居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概率和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聶雅豐等,2021)[26]。金融知識豐富的人參與退休和儲蓄計劃并獲得收益的可能性更大(Clark &Lusardi,2016)[27],學歷越高的人越能獲得更高的轉移性收入(楊天宇,2018)[28]?;谏鲜隼碚?,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金融能力對提升城鎮家庭收入具有顯著正向作用,且對提升城鎮家庭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均具有正向影響。

政府的補助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有顯著影響(徐靜等,2018)[29],政府補助能提升勞動者的就業質量(付玉等,2022)[30],提高職工收入份額(柳學信等,2020)[31],對城鎮家庭工資性收入有積極意義。政府補助對企業研發有促進作用,從而增加企業績效(周園等人,2022)[32],對城鎮家庭經營活動來說,政府補助有助于城鎮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加?;谏鲜隼碚?,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相較于沒有政府補助的城鎮家庭而言,金融能力對有政府補助的城鎮家庭收入的提升更為顯著。

社會互動對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作用(胡中立等,2020)[33],線上社會互動對居民參與金融市場和風險資產配置的影響要大于線下社會互動(楊虹和張柯,2021)[34]。社會互動對家庭創業決策、創業參與有正向影響(胡浩等,2018)[35],從而可能對城鎮家庭的經營性收入有一定影響。因此,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可能會受到社會互動的影響?;谏鲜隼碚?,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社會互動的干擾。

基于金融能力相關理論,金融能力影響城鎮家庭收入的機理和傳導機制可表述為:①金融能力越高的城鎮家庭,其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會越高,從而增加城鎮家庭總收入。②金融能力是一種人力資本,金融能力高的城鎮家庭擁有更強的人力資本,在薪酬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力,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相對更高。③金融能力高的城鎮家庭通過正規渠道獲得信貸,從而緩解信貸約束的可能性更大,更懂得在適當的時機進行創業或優化經營模式并獲得更高的經營性收入。④金融能力水平高的城鎮家庭更擅長完善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從而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⑤金融能力高的城鎮家庭具有更為廣泛的社會網絡,獲得的轉移性收入更多。

三、模型與變量

本文選取2019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為研究樣本。CHFS 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在全國29 個?。ㄊ?、區)范圍內開展的抽樣調查項目。CHFS 收集到的數據是目前中國關于家庭金融信息較為權威的數據庫,該數據包含了調研家庭在金融微觀層面的有關信息,2019 年CHFS 有效樣本數為34643 個。

CHFS 采用分層、三階段和規模度量成比例的抽樣設計方法,對調研員進行規范培訓,并采用實地訪問和電話回訪的方式來采集和更新樣本。CHFS 數據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因此選擇CHFS 作為本文研究數據。同時對樣本缺失值和異常值進行剔除處理,最終獲得6076 個家庭的數據。

(一)變量定義

1.金融能力

通過文獻研究,結合我國城鎮家庭特點以及數據可得性,本文構建金融能力指標如表1 所示。

表1 金融能力指標構建及賦值標準

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對城鎮家庭的金融能力賦予權重進行測度。首先對數據進行模型檢驗,對因子之間的相關性用KMO 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本文樣本的KMO為0.8,且Bartlett 球形檢驗的P 值為0.000,小于0.05,表明該樣本適合做主成分分析。

因為每個評價指標賦值的標準不一樣,因此采取標準化法對樣本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而保持評價指標的口徑一致,公式如下:

標準化后得到由12 個指標構成的金融能力指數向量Z,且服從正態分布。提取公因子,將因子旋轉后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來計算金融能力。根據尹志超(2014)[36]、朱濤(2015)[37]等人對金融知識和金融素養的測評研究,認為公共因子累計方差貢獻值達到60%以上即可有效涵蓋大部分信息,本文共提取5 個因子,方差累計貢獻值為60.855%,提取結果如表2 所示,最終通過計算金融能力指標來衡量城鎮家庭金融能力的水平。

表2 公共因子方差結果

2.城鎮家庭收入

lnoperinc 是指城鎮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對數,是對城鎮家庭農業性收入和商業性收入進行加總取對數所得。lnproinc 是指城鎮家庭財產性收入的對數,是對城鎮家庭購買和投資金融產品所產生的收入進行加總取對數所得。lntrainc 是城鎮家庭轉移性收入的對數,是對從非城鎮家庭成員那里獲得的收入進行加總后取對數所得。lnwageinc 是指城鎮家庭工資性收入加總后取得的對數,根據問卷的特點及對相關文獻的研究,本文將城鎮家庭成員稅后工資、獎金和補助的總和定為城鎮家庭成員的工資性收入。在最后獲得的6272 個家庭中,只有196 個城鎮家庭有其他收入,因為該樣本量太小可能會導致最后的結果產生較大的誤差,因此剔除有其他收入的196個城鎮家庭,最終為6076 個城鎮家庭。lngroinc 是城鎮家庭總收入的對數,是對城鎮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工資性收入相加取對數后所得。

3.控制變量

除了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外,還有一些變量可能對城鎮家庭收入有影響。借鑒已有研究成果,選取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家庭所在地區人均GDP、家庭幸福感、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戶口類型、家庭成員數量、身體是否健康、是否是黨員、人情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家庭代際數、家庭中兒童數量、家庭所在地區。

本文具體變量的定義及賦值標準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定義表

(二)模型構建

為了研究金融能力和城鎮家庭收入之間的關系,根據解釋變量金融能力和被解釋變量城鎮家庭收入的特點,本文使用OLS 法進行實證估計,本文構建的基準模型如下:

lngroinc 是指城鎮家庭總收入變量,fincapa 是指金融能力變量,control 是控制變量,ε表示殘差項。為研究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具體影響,將這四種收入依次替代因變量lngroinc 代入模型(1)中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四、實證分析

(一)總體樣本描述性分析

對所有數據進行整理并進行5%的縮尾處理后,全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如表4 所示。金融能力最小值為0.299,最大值為2.567,均值為1.358,中位數為1.372,表明樣本中城鎮家庭金融能力水平處于中等水平的較為集中,仍有提升的空間。lngroinc 最小值為1.558,最大值為111.474,均值為11.805,中位數為11.751,表明樣本中城鎮家庭總收入處于中等水平的比較集中。大多數樣本家庭的總收入中,財產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較大,經營性收入占比較小。

表4 全樣本描述性統計

(二)金融能力與城鎮家庭收入的回歸結果分析

為了更為精確地研究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本文采用OLS 法,分別對金融能力和城鎮家庭總收入、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進行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金融能力和家庭收入的回歸分析

從表5 中可以看出,在控制年齡等因素后,在1%的置信水平下,城鎮家庭總收入模型中金融能力的系數是0.767,說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較高金融能力的城鎮家庭更容易通過合理規劃和投資來提高自身收入。金融能力對四種城鎮家庭收入均在1%置信水平下顯著正向影響。結果顯示城鎮家庭財產性收入的金融能力系數更高一些,表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財產性收入的影響相對更大一些,金融能力高的城鎮家庭,更能通過合理的金融決策進行金融資產配置,從而提高城鎮家庭的財產性收入;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影響較小,表明城鎮家庭的經營性收入更多的是受經營管理水平、實體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的影響。

(三)應對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的內生性檢驗

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通過以往學者的研究以及基于本文數據可得性,選取除自身家庭外城鎮家庭所在社區的平均金融能力,以及城鎮家庭經濟決策者父母的最高教育水平作為工具變量來檢驗內生性。據以往學者的研究,學歷水平對收入有直接的影響,為了去除經濟決策者父母學歷水平對城鎮家庭收入的直接影響,剔除3138 戶經濟決策者父母在樣本家庭中居住的樣本。本文首先對工具變量的外生性進行檢驗,然后檢驗選取的工具變量是否是弱工具變量,最后再對金融能力是否存在內生性進行檢驗。

首先是工具變量的外生性檢驗,本文工具變量Hansen J 檢驗的P 值大于0.05,故接受原假設“所有工具變量均外生”,認為兩個工具變量外生,與擾動項不相關。滿足工具變量的第一個條件后進行工具變量對金融能力的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

表6 工具變量對金融能力的回歸

通過表6 的回歸結果可知,社區金融能力以及父母的最高學歷水平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對金融能力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表明工具變量有較強的相關性。F 值均大于10,故這兩個工具變量都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因此本文選取的兩個工具變量都通過了檢驗且都是合適的。接下來分別進行工具變量的二階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 和表8 所示。

表7 社區平均金融能力作為工具變量的二階回歸

表8 父母最高學歷水平作為工具變量的二階回歸

通過表7 和表8 的回歸結果可知,在社區平均金融能力以及在父母最高教育水平分別作為工具變量時,金融能力在1%的置信水平下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都顯著正向影響,表明了金融能力變量存在內生性。在糾正了金融能力內生性問題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依然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且系數大于原回歸系數,表明原回歸模型低估了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也驗證了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顯著作用。

(四)應對遺漏性問題的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模型中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該問題可能會造成結果誤差。通過前文實證結果可知,本文城鎮家庭收入受金融能力、控制變量、誤差項以及不可觀測的遺漏因素所影響。Nunn 和Wantchekon(2011)[38]研究表明,為了解決不可觀測到的遺漏性因素這一問題,可以選取一些可觀測到的數據對遺漏性內生問題帶來的偏差進行評估。根據以往研究以及數據可得性,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加準確,本文建立聯立方程模型,運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 對遺漏性內生問題進行約束。首先對金融能力和城鎮家庭收入建立公式2,其次對影響金融能力的因素建立以下公式:

其中iω是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對金融能力和城鎮家庭收入都有影響,且與誤差項σ有關;Z i是對金融能力有影響,但對城鎮家庭收入沒有影響的變量。

X 包含家庭代際數、家庭中兒童數量、家庭所在地區、是否是黨員、家庭成員數量、家庭所在地區的人均GDP、家庭幸福感、是否有人患有慢性病、身體是否健康。Z 包含年齡、年齡二次項、性別、婚姻狀況、戶口類型、人情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同社區平均金融能力。

聯立公式2 和公式3,回歸結果如表9 所示。結果顯示在約束遺漏性內生問題后,在1%的置信水平下,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的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都有顯著正向影響,與前文實證結果一致。約束遺漏性內生問題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各類收入的回歸系數大于原回歸的回歸系數,表明原回歸中的確存在遺漏性內生問題。

表9 遺漏性內生問題回歸結果

五、穩健性檢驗

(一)基于不同金融能力計算方法的穩健性檢驗

本文金融能力變量是通過因子分析法賦予權重計算得出的,為了檢驗上述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參考吳衛星等人(2018)[39]的做法,對金融能力的計算方法由因子分析法換為直接加總得分的方法來檢驗穩健性,在表1 金融能力變量的構建和賦值的基礎上,對構建金融能力的各指標數值直接進行加總得到分數,同樣運用OLS 模型對新計算的金融能力和城鎮家庭收入進行回歸,回歸的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基于不同金融能力計算方法的穩健性檢驗

通過表10 的回歸結果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直接加總得分的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依然均在1%置信水平下顯著正向影響,這與原回歸結果一致,表明本文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二)基于金融能力測度質量的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金融從業者的金融能力往往高于非金融從業者,因此剔除361 戶城鎮家庭決策者是金融從業者的樣本后,再對城鎮家庭收入運用OLS 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的結果如表11 所示:

表11 基于金融能力測度質量的穩健性檢驗

通過表11 的回歸結果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依然都是顯著正向影響,這與原回歸結果一致,表明本文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三)應對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的穩健性檢驗

前文研究發現原回歸模型中的確存在遺漏性內生問題,為了了解遺漏變量產生的影響大小,本文根據Altonji et al.(2005)[40]的方法,對遺漏變量的影響作出估計,具體評估方法如下:評估指標為,其中為有限估計,即加入有限個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值;為全部估計,即加入全部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值,當越大,表明在加入更多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值越大,遺漏變量的影響越小,當越小時,表明核心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值越穩定。

基于以上學者研究,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對遺漏性內生問題的穩健性檢驗使用與劉亞飛(2018)[41]、丁從明等(2018)[42]以及單德明(2019)[7]相似的方法,建立兩個約束模型和兩個完整模型。約束模型的控制變量為身體是否健康、家庭幸福感、家庭所在地區的人均GDP 對數、是否是黨員、家庭所在地區;完整模型的控制變量在約束模型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加入家庭成員數量、家庭代際數、家庭中兒童數量、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戶口類型。結果如表12 所示,遺漏變量影響評估指標υ 均大于1,表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產生影響時,遺漏變量產生的影響較小。再次檢驗了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原回歸結果穩健。

表12 遺漏性內生問題的穩健性檢驗

六、進一步研究

(一)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是政府根據國家的政策和法規規定,對一些特定情況的家庭給予任何形式的現金或實物支持。為了研究政府補助在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中的作用,本文依據“是否收到政府補助”將6076 個城鎮家庭樣本分為兩組,運用OLS 模型對樣本分別進行回歸,根據數據可得性,本文的政府補助變量包括救濟金、賑災款等,回歸結果如表13 和表14 所示。

表13 無政府補助情況下的回歸結果

表14 有政府補助情況下的回歸結果

對比表13 和表14 的回歸結果后發現,無論是否收到政府補助,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都是正向影響的,但收到政府補助情況下回歸系數均大于沒有收到政府補助情況下的回歸系數,表明政府補助可能會加大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正向影響。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在同等條件下,有政府補助的城鎮家庭有更多的初始資本,更有助于增加自身家庭收入。

(二)社會互動

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被稱作為社會互動。人們偏好通過對身邊人行為和傳遞的信息進行判斷后,做出最可能實現目標的決策。劉宏、馬文瀚(2017)[43]研究表明社會互動能有效提高家庭金融市場的參與率。Becker&Murphy(2003)[44]表明了社會互動在人們進行選擇和決策時的重要性。孫武軍和林慧敏(2018)[45]研究發現受金融排斥的家庭主要是通過社會互動來增加金融市場參與率。本文接下來分析社會互動是否會干擾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選取人情、交通、娛樂、通訊、旅游這五項支出分別占城鎮家庭總收入的比例,以及是否有親兄弟姐妹、是否有手機、是否有電腦這8 種指標作為社會互動變量,運用OLS 模型對金融能力和城鎮家庭收入進行回歸,實證結果如表15 所示。

表15 控制社會互動下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回歸

表15 結果顯示,加入了人情支出占城鎮家庭收入的比例等8 種社會互動變量后,在1%置信水平下,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類型收入顯著正向影響。以上回歸結果顯示:①通訊支出、是否有親兄弟姐妹和是否有電腦對城鎮家庭總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可能是因為社會互動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更多來自更親密的關系,以及上網等更加便利的信息來源渠道;②在控制了社會互動變量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四種類型收入的系數均小于原回歸系數,表明社會互動在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產生影響的路徑中確實有干擾作用。

七、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使用CHFS 2019 年數據,在進行數據處理后,對最終的6076 個城鎮家庭樣本進行分析。從城鎮家庭總收入、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以及轉移性收入的角度,來分析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使用工具變量法,對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進行檢驗,運用聯立方程模型約束了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然后對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最后進一步研究城鎮家庭在是否有政府補助以及控制社會互動的情況下,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和構成城鎮家庭總收入的四種類型收入的影響。有幾點實證結論:

一是城鎮家庭的金融能力越高,收入越高。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總收入及四種收入均有積極意義,這可能是因為金融能力越強的人,越熟悉國家經濟和金融市場情況,能作出更正確的經濟決策,從而提升家庭收入。

二是政府補助在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中有促進作用。通過政府幫扶補助和城鎮家庭自身努力達到城鎮家庭“造血”式增收是很有必要的。有政府補助的城鎮家庭在同等金融能力水平下,有更多初始資本進行創收活動來增加家庭收入。

三是社會互動在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中有干擾作用。更為親密的社會關系以及上網等更為便利的互動方式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更為顯著。在控制社會互動這一變量后,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各類收入的回歸系數均小于原回歸系數,表明社會互動在金融能力對城鎮家庭收入的影響中確實有干擾作用。

(二)政策建議

1.加強金融教育。將基礎金融教育納入到教育體系中。金融機構可定期開辦金融教育課堂,為不同的人群提供差異化金融教育。同時大力宣傳金融防詐騙避免城鎮家庭因詐騙而遭遇損失。

2.提高金融可得性。金融機構在選擇經營的地理位置時需要提高合理性,使城鎮家庭成員在進行金融活動時更為便利。金融機構應該同步加強線上和線下營業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3.加快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優化。金融機構應加強服務能力提升,加快金融產品創新,滿足客戶不同金融服務需求。

4.完善金融市場法律法規。同時,對金融機構以及產品嚴格測評并監督風險,規范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的宣傳內容,避免過度宣傳和虛假宣傳。

5.完善政府對城鎮家庭補助的法規規定。擴大政府補助對象的范圍,完善相關法規規定,嚴格審查資格,同時加強政府補助政策實施中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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