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性產業集聚、創新網絡與綠色經濟效率
——來自高技術產業集聚的經驗證據

□ 梁 雯 鐘惠波 王 玲

（1.中國政法大學 商學院，北京 100088；2.北京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綠色經濟效率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綠色轉型目標的重要指標。產業集聚過程中所發揮的規模效應、網絡協同效應、知識溢出效應乃至擁擠效應等，對綠色經濟效率有重要影響[1]，技術含量高、環境污染少的高技術產業尤為如此。目前學術界針對該影響研究較多，但在基于經驗數據的影響效果方面仍存在分歧：部分學者認為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呈倒“U”型曲線關系[2,3]；也有研究發現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作用呈正“U”型曲線關系，而當前產業集聚有助于綠色經濟效率的提升[4-6]；更有學者認為，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非線性影響并非簡單的正“U”型或倒“U”型關系，而是存在門檻效應且不同門檻范圍內的產業集聚水平的影響效應不同[7,8]。除此之外，關于專業化、多樣化兩種不同集聚模式的研究認為二者對于綠色經濟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顯著差異性[3,4，6]且異質性產業集聚及其協同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5，9,10]。這些看似相異甚至相悖的實證結論，實是遵循共同理論假設的應然，即不同的產業集聚水平、產業集聚模式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機理與路徑存在差異，且該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由此，基于不同產業集聚模式、產業集聚水平及區域數據的綠色經濟效率影響效應實證研究，得出不同結論也就不足為奇。

考慮到不同產業集聚模式、集聚水平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機理和路徑各異，以及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的國情特征，“十四五”時期各地區在打造區域創新高地、加快推動綠色發展過程中，應結合不同高技術產業集聚模式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差異性影響以及自身發展特點，選擇差異化發展戰略及其產業政策。為此，在理論上，迫切需要進一步厘清專業化與多樣化這兩種典型的高技術產業集聚模式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差異化影響及其效應，明晰高技術產業集聚尚需與哪些區域特質結合，方能有效提升綠色經濟效率。新經濟地理學認為，在開放創新大趨勢下，高技術產業集聚促進綠色發展主要得益于創新主體的集聚效應，且該效應的形成以創新網絡為基礎[11]。究其原因，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高技術產業產生的集聚效應，來自于創新主體間的創新知識溢出，但新知識溢出存在空間局限性，特別是新知識中隱性知識的流動與吸收，需要地理鄰近催生的創新網絡來創造傳播條件[12]。從而，高技術產業集聚需要與區域創新網絡協同，方能有效發揮綠色經濟效率促進效應，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鮮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是：第一，從集聚的不同模式入手，深入分析專業化與多樣化這兩種異質性高技術產業集聚模式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邏輯機制，比較其差異化的影響效應，豐富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理論研究；第二，結合高技術產業知識溢出依賴創新網絡傳導的思路，將創新網絡納入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研究框架中，進一步透析產業集聚發揮綠色經濟效率影響效應的路徑及區域環境特征，深化創新經濟相關研究；第三，鑒于目前產業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關系實證結果還存在較大爭議的現實，實證研究了專業化與多樣化兩種高技術產業集聚模式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以及創新網絡的協同效應，豐富產業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關系的研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雖然高技術產業技術密集、創新主導的特點使其自身在降能提效、促進綠色發展方面優勢凸顯，但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邏輯機制并未因產業技術高低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高技術產業集聚也是通過共享、匹配和學習機制來影響綠色經濟效率[13]。所不同的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高技術產業對新知識創造與習得有更高的要求，區域創新網絡作為知識經濟的突出特征，為高技術產業學習機制的發揮提供了新的條件，因此，高技術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網絡的協同對于提升綠色經濟效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高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除了存在正外部性的集聚效應，也存在因集聚過度或集聚不足而產生的負外部性，如擁擠效應或抑制效應等[14]。只是同樣的產業集聚水平，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產生正、負外部性的機制各異，需要針對性分析。

（一）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機制

在集聚程度較低時，同一類型高技術企業的集聚可以通過綠色創新要素的匹配聚合，形成更科學專業的分工模式，并實現公共基礎設施、勞動力市場及中間供應商等的合作共享，節約交易成本和能源、資源，形成綠色創新的“MAR 效應”。此外，單一類型高技術企業形成集聚模式，也能夠促進區域內知識的流動和傳遞，加快知識和技術在產業內部的擴散效應，并通過產業內主體之間人才、知識等要素的流動實現相互學習與合作，進而激發主體基于綠色技術的創新效率，同時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能源的過度消耗，形成高技術產業創新特性的正反饋，促進區域綠色經濟效率的提升。

但是，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局限性也顯而易見。首先，隨著專業化集聚水平的不斷提高，集聚的規模效應逐步弱化，代之而起的是同質化企業過度“扎堆”形成爭奪有限綠色創新資源的惡性競爭；其次，同一類型企業“扎堆”會推動集聚區內創新人才的高頻流動，加劇主體內部創新優勢的外溢，創新成果很容易被過度模仿甚至抄襲濫用，嚴重抑制了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再次，因為集聚區內企業類型單一，容易形成具有行業空間邊界的技術交流和擴散系統，導致集聚區內產業結構的技術鎖定和路徑依賴，進而弱化區域內企業的創新能力；最后，大量同一產業內企業集聚于同一區域，還會產生同質化企業因受相同制度環境的壓力而形成戰略決策趨同現象，抑制企業的創新與差異化發展。顯然，上述因素會導致集聚區綠色經濟效率改善不足?？梢哉f，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程度較低時，集聚有利于提升綠色經濟效率，但集聚達到一定閾值時，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將對綠色經濟效率產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設1：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表現為倒“U”型關系。

（二）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機制

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程度較低時，由于不同產業在知識、技術、能源、主體行為制度等多個方面的強異質性，且存在的產業邊界短時間內難以打破，大大阻礙了要素的流動和擴散[15]。產業間差異性使得創新主體在尋求綠色創新合作時需要承擔較大的搜尋成本、造成綠色創新資源浪費等，此時的多樣化集聚并無助于綠色經濟效率的改善。但隨著集聚水平的提高，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會通過異質性資源有效配置、綠色技術擴散與綠色技術創新效應、產業結構優化，實現綠色經濟效率提升。

首先，多樣化的產業集聚使得產業間資金、人才、能源資源等要素相對于產業內更加豐富和多樣化，促使綠色創新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有效配置，從而形成對創新產出的助推作用；其次，根據“技術池”的觀點，多樣化集聚有利于異質性綠色創新技術擴散，使得企業主體易于獲取自身發展所需的互補性異質綠色創新資源，并在學習吸收后形成新的創新，大大增強了綠色創新資源的利用效率和促進綠色創新成果的廣泛擴散[16]；最后，多樣化集聚還使得產業間主體獲得更多合作機會與合作空間，推動更加完善的上下游產業鏈構建，基于綠色創新技術的產業鏈對節能減排具有積極影響，并有助于形成區域綠色技術升級與產業結構優化的螺旋式良性經濟增長?？梢哉f，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水平較低時，產業集聚可能對綠色經濟效率有抑制作用，但當集聚水平達到某一個閾值時，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將促進綠色經濟效率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表現為正“U”型關系。

（三）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調節作用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綠色發展需求背景下，產品更新換代速度加快、制造工藝日漸復雜化，單個創新主體難以實現短期內的創新成果產出，且封閉創新需獨自承擔較大研發成本而可能面臨與收益不匹配的尷尬境地，使得開放式創新成為時代要求。在開放式創新情境下，各個創新主體通過互動協同形成區域創新網絡，能夠在更短時間內完成“1+1>2”的價值創造[17]。此外，綠色發展需求使得綠色技術創新成為創新方向，而區域創新網絡促進綠色技術擴散與交互，是開放式創新中參與主體互動的紐帶，是高技術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提升的“神助攻”。

1.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關系的調節作用

在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水平較低時，創新網絡能夠幫助集聚區內的創新主體尋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影響創新主體對外部綠色創新資源的獲取和利用效率，在推動形成專業化集聚的綠色規模效應的同時，加快知識溢出和技術擴散進而影響綠色創新產出，增強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綠色技術擴散和技術創新效應。但當專業化集聚提高到一定程度時，合作者之間繼續深度接觸容易導致對外開放邊界被打破，擴大了創新主體內部知識溢出的可能性，從而發生綠色創新成果被抄襲和模仿導致的過度競爭，并影響創新積極性。此時，創新網絡強化了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抑制作用?？梢哉f，專業化集聚水平較低時，創新網絡強化的合作與知識共享會增強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正向效應，但專業化集聚水平較高時，創新網絡會造成過度知識溢出從而強化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負向效應。由此，本文提出假設3：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表現為強化了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倒“U”型關系。

2.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關系的調節作用

在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水平較低時，由于產業邊界和產業異質性，信息不對稱現象明顯，創新主體很難在短時間內尋找到適當的合作者，創新網絡會擴大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造成高額的搜索成本，造成創新負擔[18]，也即此時創新網絡增強了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抑制作用。但當多樣化集聚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產業邊界被打破，創新網絡能夠幫助創新主體實現產業外互補性異質性綠色創新資源的快速吸收和再創造，并鞏固來自不同產業的創新主體之間的深度合作關系，促進協同創新。同時，創新網絡在各主體協同創新的基礎上能夠進一步完善產業鏈發展，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此時，創新網絡提高了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梢哉f，多樣化集聚水平較低時，創新網絡強化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負向效應，而當多樣化集聚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創新網絡能夠增強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正向效應。據此，本文提出假設4：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表現為強化了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正“U”型關系。

三、模型、變量及數據

（一）模型設定

本文運用兩階段驗證的方法檢驗高技術產業集聚、創新網絡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首先，為了驗證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本文參考林伯強等[1]的做法，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GTFPit表示綠色經濟效率，SPEit表示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SPEit2表示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的二次項，DIVit表示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DIVit2表示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的二次項。為保證估計結果的穩健可靠，同時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參考已有文獻，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AGDPit）、政府干預程度（GOVit）、城市化水平（ULit）、能源結構（ESit）和人力資本水平（HCit）作為控制變量。α0表示常數項，μ it+εit為隨機擾動項。模型（1）檢驗的是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模型（2）檢驗的是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為了探究創新網絡在高技術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礎上分別加入創新網絡及其與產業集聚二次項的交乘項，具體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NETit表示創新網絡，NETi t*DIVit2表示創新網絡與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二次項的交乘項，NETi t*SPEit2表示創新網絡與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二次項的交乘項。模型（3）檢驗的是創新網絡在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模型（4）檢驗的是創新網絡在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過程中的調節作用。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綠色經濟效率綜合考慮了經濟發展過程中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以及資源環境的消耗，包括資源要素投入的期望產出效率和非期望產出效率兩大要素，是對傳統經濟效率的修正。選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表征綠色經濟效率，并運用基于松弛測度的方向性距離函數SBM-DDF 方法測度得到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率。在測度過程中運用三項投入指標和兩項產出指標，投入指標中，資本要素用資本存量表示，參考單豪杰[19]的研究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估算；勞動要素用各地區城鎮年末就業人員數衡量；能源要素以各地區能源消費總量表示，統一單位為萬噸標準煤。期望產出指標選取各地區生產總值表示，以2000 年為基期，利用GDP 平減指數剔除不同年份價格變化的影響。非期望產出指標選取工業廢水、工業煙塵、工業二氧化硫數據。

由于運用SBM-DDF 方法測度得到的結果為變化率情況而非實際值，為便于對數據的直觀分析，本文借鑒邱斌等[20]的方法進行相應變換：將2004 年的綠色經濟效率假設為1，由此將2005 年的變化率與2004 年的綠色經濟效率相乘，計算得到2005 年的綠色經濟效率，并依此類推。

2.核心解釋變量

以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SPE）、多樣化集聚（DIV）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選擇區位熵作為高技術產業集聚水平的衡量指標。參考Duranton 等[21]的做法，選用基于集聚因子方法的相對專業化和相對多樣化分別作為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衡量指標，二者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上式中，S ji表示第i地區高技術產業第j行業的從業人員數與該地區高技術產業的從業人數的比重，S j表示全國高技術產業第j行業的從業人員數與全國高技術產業總從業人員數的比重?？紤]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保持整體研究數據的一致性，本文基于醫藥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四個細分行業對產業集聚水平進行測度。

3.調節變量

以創新網絡（NET）作為調節變量，參考于明潔等[22]、何曉清[23]的做法，選取網絡規模、網絡結構洞、網絡連接和網絡開放度，并下設二級指標，綜合評價區域創新網絡，具體指標如表1 所示。同時，選用熵權法計算得到創新網絡的測度結果。

表1 創新網絡指標選取

4.控制變量

經濟發展水平（AGDP）。經濟的發展水平是技術創新實現的基礎，能夠為促進資源效率提升與環境治理提供物質保障。選用各地區的人均實際GDP 衡量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政府干預程度（GOV）。財政支出與收入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方式，對資源配置有重要作用。采用各地區財政一般預算支出與GDP 的比重表示政府干預程度；

城市化水平（UL）。多數情況下，在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對標治理環境污染等問題上，城市相對于農村更加具有技術、制度等方面的優勢，因而綠色經濟效率可能受到城市化水平的影響。選擇城鎮人口占年末總人口比重來代表城市化水平；

能源結構（ES）。我國在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能源消耗巨大，能源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綠色經濟效率。以煤炭消耗量與能源消耗總量的比重表示該項指標，以標準煤進行折算；

人力資本水平（HC）。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根據彭國華[24]的計算方法將地區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衡量指標。具體計算公式為：HC=文盲半文盲就業人員比重*1.5+ 接受小學教育的就業人員比重*7.5+ 接受初中教育的就業人員比重*10.5+接受高中教育的就業人員比重*13.5+ 接受大專教育的就業人員比重*16.5+接受本科教育的就業人員比重*17.5+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就業人員比重*20.5。

（三）數據說明

選取2004-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宏觀數據進行測度1注：包括省、直轄市與自治區，統稱省份?？紤]數據的可得性及數據的科學性，西藏、臺灣、香港與澳門不在本文研究范疇之內。，并計算得到2005-2020 年各省的綠色經濟效率，其他數據選取2005-2020 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公布的統計年鑒，其中少數缺失的數據以線性插值法估計補齊。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高技術產業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的關系檢驗

采用兩步法進行實證回歸檢驗。第一步分別檢驗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的關系，第二步加入創新網絡變量及其與產業集聚二次項的交乘項，分析創新網絡的調節作用。產業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的關系檢驗如表3 所示。

表3 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影響的回歸結果

模型（1）是專業化集聚一次項與控制變量對綠色經濟效率影響的回歸結果，顯示專業化集聚的一次項在5% 的置信水平下對綠色經濟效率產生正向的顯著影響。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專業化集聚的二次項，結果顯示，專業化集聚的二次項系數為負，且在10% 的置信區間內通過檢驗。以上結果表明我國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影響呈現倒“U”型的變化趨勢，在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初期，專業化集聚能夠通過共享綠色創新資源等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并通過綠色技術溢出和技術擴散效應的正外部性，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綠色創新產出和效率提升，從而對綠色經濟效率發揮正向促進作用。而隨著專業化集聚超過一定閾值，則會因集聚區內資源能源的惡性競爭、綠色創新成果的過度模仿、企業趨于同質化造成的技術鎖定以及因受相同制度環境的壓力而形成的戰略決策趨同等，從而對綠色經濟效率產生負向影響。該結果驗證了假設1。

模型（3）是一次項的多樣化集聚與控制變量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回歸結果，多樣化集聚的一次項顯示對綠色經濟效率具有負向影響，但回歸結果并沒有通過檢驗。進一步地，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加入多樣化集聚的二次項，結果顯示多樣化集聚的二次項系數為正，且在5%的置信區間內通過檢驗，一次項系數仍為負，且在5%的置信區間內通過檢驗。以上結果表明，我國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呈現正“U”型變化趨勢，在發展初期，產業間邊界導致的壁壘使得不同企業主體之間難以形成協調一致的行為規范，綠色技術擴散效應和技術創新效應沒有充分發揮，產業間差異性導致企業主體在獲取外部可利用綠色創新資源的過程中受到限制，尋求合作的搜尋成本高、造成綠色創新資源浪費等，從而使得初期的多樣化集聚在短期內對綠色經濟效率表現為抑制作用。而隨著多樣化產業集聚程度的加深，集聚區內異質性綠色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提升，綠色技術擴散與綠色技術創新效應得到發揮，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從而實現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由負轉正。以上結果驗證了假設2。

（二）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的調節作用檢驗

為了檢驗創新網絡的調節作用，在上述實證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創新網絡變量及其與產業集聚二次項的交乘項，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創新網絡的調節作用回歸結果

模型（5）、（6）回歸結果顯示，創新網絡與專業化集聚二次項的交乘項系數為-0.0003，但并不顯著，即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關系的調節作用較小且并沒有顯現出來，假設3 沒有得到驗證。模型（7）、（8）回歸結果表明，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關系的調節作用在10%的置信區間內顯著為正，假設4 得到支持。當高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未達到一定閾值時，創新網絡強化了基于產業間邊界的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負向影響，具體包括創新網絡增加了多樣化集聚區內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合作風險和綠色創新的嘗試成本。當高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超過一定閾值時，創新網絡能夠幫助創新主體實現產業外互補性異質性綠色創新資源利用、促進協同創新與完善產業鏈，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創新網絡強化了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正向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通過樣本變量的滯后期檢驗以及縮短回歸樣本的時間維度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采用系統GMM 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如表5 中模型（9）和模型（10）所示，AR(2)的P 值大于0.1 且Hansen 統計量的P 值大于0.1，因此估計結果具有可靠性。估計結果顯示兩種集聚模式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差異化影響與表3 中主效應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其次，本文將回歸樣本的時間維度縮短至2011-2020 年的10 年區間進行重新回歸，表5 中模型（11）至（14）的結果表明在縮短時間維度后，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方向以及創新網絡的調節作用與前文結果一致。

表5 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遵循科技創新的區域集聚規律，引導優勢區域打造創新高地，既是中國經濟創新發展的典型特征，也是“十四五”時期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抓手，但何種高技術產業集聚水平及模式更有助于產生技術和知識溢出、激發技術創新從而提升綠色經濟效率，學術界仍存在較大爭議。本文以我國2004-2020 年30個省級數據為樣本，通過理論分析揭示專業化與多樣化兩種典型的高技術產業集聚模式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差異化影響機理，以及區域創新網絡在該影響效應中的調節作用，并結合樣本數據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一方面，我國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均呈現顯著的非線性關系，但影響效果的方向相反，表現為專業化集聚存在顯著的倒“U”型作用關系，而多樣化集聚存在顯著的正“U”型作用關系；另一方面，整體而言，創新網絡在高技術產業集聚影響綠色經濟效率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其中，創新網絡對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表現為強化了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之間的正“U”型關系，而對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綠色經濟效率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表明只有當我國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水平較高時，創新網絡能夠發揮與產業集聚的協同效應，從而提升區域的綠色經濟效率，而當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水平較低時，創新網絡反而會弱化集聚對區域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

根據上述結論，結合我國各地區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與多樣化集聚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為更好發揮高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發展的促進作用，各地區宜結合自身區位情況實施差異化政策引導，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鑒于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具有顯著的倒“U”型影響而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具有顯著的正“U”型影響，各地區應結合自身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特點和當前的產業集聚水平考慮側重于發展專業化集聚模式或者多樣化集聚模式，亦或兩種產業集聚模式并舉，并針對性采取不同的舉措，如鼓勵專業化集聚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建設、鼓勵多樣化集聚的創業孵化與人才引進政策等，充分發揮不同集聚模式對區域綠色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

其次，進一步構建區域創新網絡，釋放創新網絡在綠色經濟效率提升過程中的新動能。在經濟雙循環背景下，創新網絡構建對于區域綠色經濟效率提升的作用不斷凸顯，因此需大力鼓勵產業內、外部產學研合作創新，強化數據要素以構建數字創新網絡，從而打破創新主體間、行業間壁壘，實現綠色創新要素的高效流動與合理配置，增強與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的正向協同效用。另外，大力推動各區域綠色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形成區域間高技術產業集聚的聯動效應，通過跨區域的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弱化高技術產業專業化過度集聚的負效應，同時催生高技術產業多樣化集聚的正效應，以最大化高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

最后，加快區域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綠色技術發展是區域綠色經濟效率提升的關鍵，各地區在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過程中需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核心，堅持生產清潔、能源低碳、生態環保、綠色治理，利用綠色產業鏈、創新鏈與價值鏈加強綠色技術攻關與綠色技術改造升級。同時，各地區通過制定配套措施，如設立綠色技術與綠色制造示范典型、提供綠色技術咨詢等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