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uel Levin的經典隱喻語義論評騭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孫 毅 山西大同大學 李 敏

1. 引言

語言學家Samuel Levin在1977年于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隱喻著作《隱喻語義論》(TheSemanticsofMetaphor)一經出版便引起學界劇烈轟動。但由于同時期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Lakoff &Johnson 1980)旋即以強勁之勢引領國際隱喻研究潮流,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全球學術界,這使得Levin的經典隱喻語義理論隨即便遭淹沒,備受冷落,鮮有問津。本文不揣冒昧,再提舊理,挖掘整理Levin的隱喻語義核心觀點論著,重新考量其學術思想和學理價值,為當今完全以認知為導向的主流國際隱喻研究提供新鮮的學術養料,希冀更加全面深刻地探究隱喻的學理本質,助力揭開其蒙在學術界千百年來的神秘面紗。

2. 語義偏離句的意義和真值

Levin(1977)認為,語義偏離句的意義與現實世界的關系,是探討隱喻語義的核心問題。解釋語義偏離句目前大都圍繞意義展開,即將內涵意義轉化為外延意義,但僅憑字面意義難免一孔之見,若想深入考察,必須聯系真理問題并徹底改變研究方向,去嘗試探尋他方。

語義偏離(deviation),即“對規則和常規的違反”,詞與物(所指)出現偏差。當所指與現實不一致時,無論所指是單數名詞(摹狀詞和專名),還是一般名詞和謂語名詞,句子仍有意義。

2.1 含有專名和摹狀詞的語義偏離句

(1)The stone died.(石頭死了。)

(2)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 (現任法國國王是禿頭。)

與Frege(1970)、Strawson(1968)和Russell(1952)不同,Levin(1977)認為,無論句中所指是否與現實一致,句子都有意義。那么盡管現在法國不設國王,但假設有,命題就可能有意義。問題在于構成主語的摹狀詞出現了指稱缺陷,無法與謂詞“禿頭”匹配。另外,像“Lancelot(蘭斯洛特)爵士”這樣的專名也會引發同樣的問題。

2.2 含有一般名詞和謂詞的語義偏離句

一般名詞和其他謂詞也會出現指稱缺陷。Frege(1970)認為二者的不同在于,像下面“moly”這樣的一般名詞出現指稱缺陷(指稱不確定)時,句子只有意義;但當謂詞出現指稱缺陷(指稱確定,但有空位)時,句子仍有意義和真值(真值為假)。因此Frege認為例(3)不屬于科學正式的語言:

(3)Hermes gave moly to Odysseus.(赫爾墨斯把“moly”給了奧德修斯。)

在基本隱喻假設中,只有人類經驗和感知的某些范疇以及某些物理性質可以作為隱喻的源域和靶域。普遍的原始經驗往往會產生普遍的基本隱喻(孫毅、李學2021: 3-4),它們源自人們生活中的經驗關聯。因此Levin(1977)認為,除了詩歌中的非指稱謂詞和無指稱謂詞,還有建立在經驗之上的謂詞。例如,18世紀化學家們接受了燃素理論(theory of phlogiston)(直到Lavoisier<拉瓦錫>的著作予以否定)。大多數人認為,燃素是元素和物體固有的性質,燃燒時釋放到空氣中,形成“燃素空氣”(phlogisticated air)(Conant 1966: 16)。由此可以認為例(4)是有意義的:

(4)Combustion phlogisticates the air.(燃素使空氣燃燒起來。)

事實上句中描述的情況并非真實,應該是空氣使燃素燃燒。所以謂詞“phlogisticate”和“phlogisticated”有意義但無指稱。這也是一種源于經驗的謂詞,其矛盾在于指稱有空位,需靠經驗確定意義。當然,在煉金術、占星術、魔法和巫術等領域,也會出現類似“懸浮”(levitate)的無指稱謂詞。

2.3 語義偏離與指稱失敗的區別

Levin(1977)認為,語義偏離并非指稱失敗,與現實一致也并非意義的前提。他對比分析例(1)、(2)、(3)得出,例(1)的問題不在于主語和謂詞的指稱或意義,而在于主語和謂詞之間的搭配,即“死亡”是否為石頭的屬性,若根據經驗從字面理解則無意義。

例(2)中雖然主語無指稱,但若假設一個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該句就有意義。例(3)同樣如此?！翱赡苁澜纭钡母拍钣蒅. W. Leibniz率先提出:只要事物的情況或其組合推不出邏輯矛盾,該事物情況及其組合即是可能的,而可能的事物組合就構成可能世界。例如Frege認為,若將“moly”和古希臘神話中一種(赫爾墨斯為奧德修斯破除瑟茜咒語的)魔草相聯系,“moly”的概念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Ryle(1965)認為語義異常句是荒謬無意義的,命題異常會導致句子產生歧義。與主語和謂語都無指稱的例(2)、(3)不同,例(1)雖有指稱,但命題荒謬,因此是無意義的。Ryle(1965)又舉例:

(5)Saturday is in bed.(星期六是在床上度過的。)

有關例(5)的荒謬性以及意義與想象力的關系,Ryle(1965)認為:只有命題會荒謬,而大自然沒有荒謬之處;因為荒謬不能想象,我們甚至不能判斷諸如信仰、想象和概念之類的思想荒謬與否。

根據Ryle(1965)的觀點,例(5)是荒謬的。但Levin(1977)指出,其有關“荒謬是不可想象”的觀點是錯誤的。舉例來說,大多數文化中都會將無生命或抽象物體人格化,如動物寓言。文學作品中已習慣把美德、河流、獅子想象成人,可見這種表達并不荒謬,雖然不現實,但能借助想象力獲得意義。因為人類抽象思維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將具體域的信息投射到抽象域的能力,這正是基于我們在具體領域中的直接經驗和基礎經驗(孫毅、李學2021: 1)。

Levin(1977)通過分析以上矛盾句表明,現實并非意義和真值的前提,包含非指稱名詞和非(無)指稱謂詞的句子也有意義和真值(這個真值可能為假)。意義與現實關系密切,又并不完全對等,但首先需要明確意義的前提為何。

3. 語義偏離句的意義問題

3.1 語義偏離句的意義受間接語境(the oblique context)的影響

此前關于語義偏離句意義的問題眾多學者各持己見。大多數認為,涉及范疇錯誤的句子均無意義;但Frege(1970)認為,間接語境可使指稱發生語義變化而獲得意義。Levin(1977)總結前人理論,提出了更為全面周密的觀點。他認為必須區分簡單陳述句和有間接語境的句子(尤其包含命題態度動詞),想象力可以使句子有意義,間接語境可以使指稱發生語義變化。Levin(1977)舉例說明:

(6)Physics is my uncle.(物理是我的叔叔。)

例(6)是簡單陳述句,因為讀起來頗為荒謬,所以被認為無意義。

(7)I imagine physics to be my uncle. (我把物理想象成我的叔叔。)

正是由于想象力和可能世界,例(7)才有意義。倘無想象力,它就和例(6)一樣無意義。

如將簡單陳述句置于間接語境中,語義將被改變而獲得意義。例如:

(8) a. Socrates died from drinking hemlock.(蘇格拉底死于喝了毒酒。)

b. The teacher of Plato died from drinking hemlock.(柏拉圖的老師死于喝了毒酒。)

如果例(8a)為真,則例(8b)為真,反之亦然。然而在下例中:

(9)a. Henry believes that Socrates died from drinking hemlock.(亨利認為蘇格拉底死于喝了毒酒。)

b. Henry believes that the teacher of Plato died from drinking hemlock.(亨利認為柏拉圖的老師死于喝了毒酒。)

Levin(1977)認為,間接語境下(或Quine<1971>所謂的不透明語境)會出現簡單句中沒有的指稱問題,因此要考慮到單數名詞的指稱同一性和可替代性的問題。

這一觀點在Frege(1970)中得到了經典的闡述,其中區分了意義(sense/meaning)和指稱(reference)。Frege認為,專名需區分普通專名和明確描述(摹狀詞),因此包含像“Pegasus”這樣的非指稱名詞的句子可能有意義;其次,名詞被同一指稱的其他名詞替代可能導致意義改變。Frege(1970)舉隅:“The morning star is a body illuminated by the Sun”(“晨星是被太陽照亮的天體”)與“The evening star is a body illuminated by the Sun.”(“晚星是被太陽照亮的天體”)思想不同,因為“晨星”和“晚星”分指不同時間的金星。而不知道晚星和晨星都指金星的人,會認為前句為真,后句為假。因此句子的指稱應該是意義而非思想。

Frege認為,當專名與意義、指稱一致時,句子兼具思想和真值。但在間接語境下(包括間接語篇和由命題態度動詞建立的語境),一個句子只包含一個思想,而指稱或真值則不確定。因此,即使例(10)的補語為假,例(11)的補語為真,兩句均可為真(或假或真假參半),因為句中是個人觀點,與現實無關。盡管我們在懷疑的同時其實并不希望哥白尼的想法為真。

(10)Copernicus believed that the planetary orbits are circles.(哥白尼認為行星的軌道是圓的。)

(11)Copernicus believed that the apparent motion of the sun is produced by the real motion of the earth.(哥白尼曾認為,太陽的運動是由地球的實際運動產生的。)

對于間接語境下的陳述,Frege否認其真值的同時,賦予其一種意義。Levin(1977)指出,雖然Frege并未關注究竟何處發生了語義偏離,但此時的句子經歷了語義變化,已不同于普通語句。

3.2 反駁Ryle關于“荒謬是不可思考”的觀點

Levin在討論Ryle(1965)論點時指出,雖然Ryle認為荒謬不可思考,但不可否認,荒謬概念的人格化可以借助想象力實現。他舉例:

(12)Virtue was dressed in a white gown.(美德穿著白色的長袍。)

當把“Virtue”看作女人時(如果不將其看作專名),Ryle所說的荒謬可以被思考,這種可思性開啟了隱喻機制,人格化就是最佳證明。另外,在西方語境中,白色象征純潔和光亮,通常被理解為品德高尚、光明正大之意(孫毅、周錦錦2021: 138)。請看下列包含間接語境的表達:

(13)Conceive of a world in which virtue is a woman.(設想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美德是女人。)

或者

(14)In this text virtue is to be conceived as a woman.(在這篇文章中,美德被認為是女人的美德。)

Ryle(1965)直言不諱,只有在包含間接語境的表達中才能判斷一個句子荒謬與否。像例(13)和例(14)中的表達已將荒謬人格化。另一種錯誤觀點認為,當從字面理解時荒謬是不可想象的,反之則是可思的?？傊?Ryle沒有否認隱喻。

Levin(1977)分析例(12)與例(13)、(14)的根本區別在于,例(12)是有關現實世界的簡單陳述。他指出,若從字面理解,該命題或被認為無意義。但考慮到說話人的目的性,則可用隱喻來解釋。即當指稱與現實相左時,會產生認知邊緣(cognitive limbo)以判斷句子的真假。一旦與隱喻構念(metaphoric construal)相聯系,就需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字面意義才能破解,句子才能有真值和意義(后面論點見下文5.1小節)。而例(13)、(14)則不同,其前提是讀者被要求設想一個可能世界,補語則是描述該世界中的狀態,這就是隱喻機制。換言之,當句中描述與現實不一致而無法解釋其意義時,需要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即展開想象,由此產生隱喻意義。因而在特定語境(地點、世界)中,隱喻意義就是字面意義。

Levin(1977)總結道,一切取決于可想象性(conceivability)和可比性(comparable mode),后者又取決于可能世界,而可能世界的概念并非與生俱來。當例(5)處于特定語境時,可認為其描述是可想象的——在“休息”的日子里躺在床上,那么星期二、星期三亦可躺在床上了。Ryle認為可以解釋的句子并不荒謬。但實際上例(5)是荒謬的。因此,Ryle關于“荒謬是不可想象的”觀點值得深思。

然而以上解釋沒有完全觸及問題的要害,要想理解“Saturday is in bed.”(星期六是在床上度過的。)這樣的描述還需經驗常識。Levin(1977)分析了如何理解下例中的狀態:

(15)The cow is in bed.(奶牛在床上。)

依據可思性標準,此句并不荒謬。因為我們看過或知道這種情況。但是我們也會用下例來描述另一種情況:

(16)The locomotive is in bed.(火車頭在床上。)

即使這種情況從未見聞,或表達荒謬,我們依然認為它可以想象,因為想象力比經驗更有力。當思想或觀念看似荒謬時,根本無法用經驗來證明。如果“一天”可以躺在床上,而“火車頭”卻不能,就略有穿鑿附會之嫌。假如建造一個能放下火車頭的水平平臺,并配備床頭板、床墊和枕頭,這樣的結構還能叫作“床”嗎?如果可以,“床”將是一個特別名稱,就像“埃菲爾鐵塔”和“木星”一樣。理解概念并不難,只需想象,我們將其想象成一張床,它就是一張床。Levin(1977)發現所有例句并無邏輯矛盾。我們不是在這里考慮像:

(17)p and not-p(p和not-p)

此類句子,甚至是語義上的矛盾句如:

(18)That square is round.(那個正方形是圓的。)

(17)和(18)兩句就是Ryle說的雖然有意義,但無法想象的句子。Levin(1977)強調,我們要關注的不是這種包含邏輯或語義矛盾的句子,而是語義不兼容的句子。二者并不相同(Wittgenstein 1963: 145)。正如唯一存在的必然性是邏輯必然性一樣,唯一存在的不可能性也是邏輯不可能性。邏輯或語義矛盾句描述與理性相抵觸的事態,語義不兼容句描述與經驗不一致的事態。當理性有限時,其他心智能力(如想象力),卻能將與經驗相悖的事態投射至可能世界里。像“p和非p”這樣的邏輯矛盾在任何世界里都是不可能的,而與經驗相悖的例(1)和例(5)則不同。Ryle并未看到這一點。

3.3 “荒謬性是可想象的”間接證據

在知覺神經系統中,相關特征被聚合成可理解的整體,并隨著感知逐漸向更高的抽象和融合層級移動,而與即時情景無關的特征會被弱化甚至完全濾除。在概念神經系統中,隨著模擬逐漸激活低階的抽象概念和更高階的細節,與即時情景相關的特征就會增加。因此,特定對象和事件會被重構,其重構方式與當前認知語境相關一致(孫毅、翟鶴2022: 33)。因此,對于例(1)和例(5)中事態的可想象性,Levin(1977)提到可以用聚合(aggrammatization)的方法來證明,這是一種通過隱喻解釋而將意義標準化的過程。他帶領我們重審這一過程:

(19)The earth trembled.(大地在顫抖。)

無論作者還是讀者都認為,例(19)中“顫抖”的組合特點應該是“肉體”+“顫抖”,而在聚合過程中,它的兩個要素集合被分解,含有“地貌物質”要素的名詞與謂詞“顫抖”搭配,句中描述的情況看似“荒謬”,這種造詞在語義上如同現在把地球描述為“大喊大叫”“放松”“歇斯底里”或“癱瘓”一樣。這種與經驗不一致的情況只是不同于可能世界,但其概念最終通過漫長而復雜的聚合變得正常。例(19)這樣的句子從荒謬到正常,經過隱喻調解后即可從字面上理解。語言中曾存在過的死喻(dead metaphors)和逐漸消失的隱喻(faded metaphors)足以證明聚合過程的可行性。

“希望的跡象”“勉強的承認”“惡意的凝視”等表述同樣發生了聚合過程,其中原本描述人的形容詞被用于修飾客觀事物,這種類別的轉換就是隱喻。在“希望的跡象”中,“人”+“有希望”的組合要素集合被分解,“有希望”和“抽象名詞”連接,謂詞“有希望”搭配的范圍變大,不僅局限于表“人類特征”的名詞。這個聚合過程就是要素連接先分解再重組(先解構后建構),句中的描述才不荒謬。類似例子不勝枚舉(Greenough &Kittredge 1962: 272-283),需要繼續深究,但足以證明Ryle(1965)關于“荒謬是不可以想象的”觀點有誤。

4. 詩歌中的隱喻

在眾多文學體裁中,詩歌因其短小精悍,作者往往采用特殊方式表達情感,隱喻就是詩歌中最常見的一種表達方式(孫毅、鄧巧玲 2022: 36)。詩歌隱喻常是隱喻思維日常規約化體系的擴展,屬新奇隱喻,通過概念和意象不同層級的映射形成(Lakoff 2006: 186)。在詩歌中,當語言游戲發生變化時,概念和詞義相應會發生變化(Wittgenstein 1972: 10)。Levin(1977)認為,這種變化(聚合過程)發生在瞬間,即可理解字面意義。因此若想理解詩人的思想,需要相信詩人創造的想象世界,我們需要解釋世界,而非解釋表達。

4.1 詩歌中的高級隱喻

Levin指出,與簡單陳述句不同,理解有特殊語境的句子需要想象力。例(19)表面觀之是簡單句,但讀者會有意識地將其帶入特殊情境或結構中,囊括在一個如“我設想”或“我想象”這樣的“高級句”之中,或者“我斷言”這樣的“更高級句”之中(Ross 1970)。他提出此方法也適用于詩歌。例如將例(19)置于一個高級句中:

(20)I imagine (myself in) and invite you to conceive a world in which the earth frembled(我想象<我自己在>并邀請你想象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大地在顫抖)

Levin(1977)分析道,假設從詩歌的深層結構到表層結構的過程中刪除例(20)這樣的高級句,那么Yeats(葉芝)的“Byzantium”(“拜占庭”)亦可假設開頭有一個高級句,如“I imagine (myself in) and invite you to conceive a world in which (I say to you)/The unpurged images of day recede.(我想象<我自己在>并邀請你們構想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我對你們說>/他那未經凈化的白日景象漸漸遠去)”。同樣,“Among School Children”(《在學生中》)的開頭是:“I imagine (myself in) and invite you to conceive a world in which (I say to you)/I walk through the long schoolroom questioning.(我想象<我自己在>,并邀請你想象一個世界,<我對你說>,在這個世界里,我帶著疑問走過長長的教室)”。但此方法不適用于以問句或請求開頭的詩歌,需要根據言語行為理論稍做調整,例如在Yeats的“A Nativity”(《基督誕生》)的開頭“What woman hugs her infant there.(什么女人在那里擁抱著她的嬰兒)”,建議引入一個“我問你”或類似的高級句置于第一行。這種必要的方法也適用于其他句式。

此類高級句就是詩歌中隱含的高級隱喻。例如Cummings詩歌的開頭“Suppose life is an old man carrying flowers on his head.(假如生命是一位頭頂鮮花的老人)”,其效果和隱含的高級句相同。另外,不同語言都會選擇植物的某一特征來說明一種難以解釋的人的行為或品質,用“鮮花”這一形象來映射人類美好的品質和精神(孫毅、周錦錦2021: 137)。

4.2 詩歌中的言外之力

例(20)以“I imagine (myself in) ...a world”(我想象<我自己在>一個世界)開頭,Levin認為這種言外之力就是Austin(1962: 65)所稱的“言行一致”(suiting the action to the word)。例如:“I spit on you”(我向你吐口水)之后是吐口水;“I slam the door thus”(我就這樣砰地關上了門)之后把門砸上,等等。此時動詞的功能不是傳達信息,而是結合情境傳遞言外之力。因此,如果說“I salute you(我向你敬禮)”時并未伴隨行為,那么“敬禮”只是言后行為?，F在思考下面3種情況:

(a) “I quote”: he quotes.(“我引用”:他引用。)

(b) “I define”: he defines (e.g., x is y).(“我定義”:他定義<例如,x是y>。)

(c) “I define x as y.” (“我將x定義為y?！?

Austin用以上例子說明了不同類型的言行一致,他總結道:“在這些情況下,話語的運作就像一個標題:它是否表達一種行為?行為本身就是與之對應詞語的言語行為?！?Austin 1962: 82)因此,“I imagine (myself in) ...a world...”中“imagine”可視為言行一致的動詞。行為構成了詩歌,是動詞的言語表現。然而Levin指出,“imagine”一詞的言語行為比Austin的例子復雜得多,因為行為(詩)并非“imagine”一詞的直接言語表現,而是詩人想象所投射的世界的直接設定。

以上觀點證明,詩人是創造者,其創造的詩歌就是一個世界。詩人認為自己受到了神的啟發。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經·舊約》)詩人通過文字和想象創造了一個真實的世界,并用詩歌的語言將其呈現。然而事實上,是隱喻的建構性力量使詩人創造個人真實的世界;換言之,詩人在創作詩歌時,并未擁有某種神奇、詭秘的心智力量,只是將存在于大腦中的日常規約材料壓縮、整理、重組,以一種出其不意的截搭方式推陳出新而已(孫毅、梁曉晶2020: 109)。

Lakoff(1970)在著作里解釋了例(20)中插入“myself in”的原因。

(21)I dreamed that I was playing the piano.(我夢見我在彈鋼琴。)

Lakoff認為例(21)有兩種不同的解讀。第一種情況,補語的I被刪除,因此他所謂的閱讀的參與者、做夢的人和彈琴的人,在本質上是一個人。第二種情況,補語I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成為閱讀的觀察者,即做夢的我看到自己彈琴。如此比較便可消除歧義。Lakoff(1970: 117)指出,像“夢”和“想象”這種創造世界的動詞隱含著多個話語宇宙和可能世界,其中有詩人自身的投影。

Eliot吟詩“I ha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 each to each”(我聽過美人魚們的歌聲)時,“我”正是詩人自身的投影。因此例(20)的言外之意是詩人將自己投射到其想象世界里,詩中的所有陳述都與真理無關。這樣,龍、女巫和半人馬可以是真實的,天空可以有手臂,樹木可以彼此相愛……

Levin(1977)對例(20)作了如下分析:若讀者愿意,就能進入詩人的想象世界,那么所有的“荒謬”都會被接受,因此當詩人的言外之意被讀者理解,緊接著就是柯勒律治(Coleridge)所說的“懷疑終止”,即言后效應。這是理解詩歌的前提。反之,讀者若未理解或拒絕詩人的言外之意,就無法理解詩歌。那些認為詩歌必須有指稱和真值的讀者,對詩的認識是錯誤的,例(20)就是證明?？傊?隱喻的大量使用讓抽象概念或情感具體化,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詩人試圖傳遞的寫作意圖,獲取詩歌更深層的意義,但在激發讀者各種情感的同時也挑戰了讀者的認知能力(孫毅、鄧巧玲 2022: 36)。

4.3 詩歌中語義偏離句的真實情況

如同例(20)中詩人與讀者達成默契,在獲得想象力的前提下可以改變真理標準。即在特殊語境中,借助想象力,空名稱可以有所指,空謂詞可以有擴展,語義偏離句可以表達真值條件。因此不妨再次思考例(22):

(22)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 (現任法國國王是禿頭。)

與Frege和Strawson不同,根據明確摹狀語理論(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Russell認為(22)有真值,但考慮因素與下面例(23)有所不同:

(23)The present queen of England is bald.(現任英國女王是禿頭。)

Russell(1952)引入的語境定義分析了(22),它包含3個命題:

(24)a. At least one person is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至少有一個人是現任法國國王。)

b. At most one person is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現任法國國王最多只有一個人。)

c. Whoever is 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無論現任法國國王是誰,他都是禿頭。)

例(22)描述的情況與例(24a)不符,因此錯誤,繼而沒有必要考慮例(24c)的真假。而例(23)則不同。理論上兩個句子相似,Russell的分析表明,引入語境的目的是在縮小真值差距的過程中使理論更加連貫一致。

4.4 Frege處理空名稱問題的方法

和Russell一樣,Frege在著作里也分析了引入語境及其目的。Levin(1977)指出,Frege對普通語言學和科學語言學所持看法不同。前者即使有非指稱名稱、未定義謂詞和真值為假,部分或全部表達也有意義;但后者卻不可能,因為在科學語言中必須處理真實物體和真實關系,即必須表達真實世界。因此名稱必須有所指,且與謂詞搭配合理,這樣句子才有真值(Dummett 1973: 166)。而在普通語言學中句子的構成盡量簡單,任何名稱和名詞謂詞的組合都是準允的。Frege允許在不正常的句子“The moon is greater than 32.”中出現“The moon+1”這種無指稱的名詞。而在科學語言里則不可,Frege(1970: 32)有明確的表述:科學的嚴謹性不允許出現無指稱表達。但倘為無指稱名詞規定某個指稱,為所有謂詞規定合理范圍,這樣即可賦予不正常句一個真值。

例如:如果C1代表太陽,那么“0+1”代表什么?無論“a”和“b”是何種符號,均應有指稱,這是作為概念的先決條件,即所有表達都應有真值,所有名稱都應有所指。如果參數x不明確,函數“x+1=10”就無真值。因此對概念的明確界定也適用于函數,即函數的每個參數必須明確。

Frege通過規定來處理無指稱名稱的問題。方法一(Frege 1970)是隨意確定一個對象(如數字0),規定它為無指稱或不確定名稱。方法二(Frege 1964: 49)用指稱一致性(denotational uniformity)消除差異。他為定冠詞(definite article)引入了一個符號,也就是函數(描述)運算符,通常以概念作為參數。如果在此概念下只有一個物體,那么該概念作為參數的函數值就是該物體。然而,Frege不希望限制描述操作符可能覆蓋的類別(這樣做將使語法復雜化)。他因此規定,在那些由描述運算符和無指稱名稱(或不確定名稱)構成的函數中,函數的值應是實參本身。因此,如果2到4之間的素數概念作為描述運算符的參數,那么函數值就是3。另一方面,如果作為實參的概念是17到19之間的素數或2到6之間的素數,那么由這些概念和描述算子組成的函數的值將分別是17～19之間的素數和2～6之間的素數,即參數本身。此操作的效果是表示類,類可以是空的或包含多個成員。通過規定,Frege的觀點得到認可,并為涉及后一類表達式的各種方程獲得真值(有關Frege的“兩個規定”的討論,參閱Carnap<1956: 35>)。因此,對概念之明確界定的要求同樣適用于函數,即函數的每個參數均須有一個值。

上述規定中Frege特指有指稱缺陷的名稱,為要表達功能、關系和概念,功能符號和其他符號(“+”“>”“=”……)必須有指稱,否則偏差表達句會面臨真值的問題,因此需規定一個真值。例如,函數“f-C” (Frege 1971:151)中,無論“f”和“C”是何參數,必須有明確的界定,整個表達式才有真值;當其中一個參數不是數字時,函數g-的值為假;同樣,函數中無論另一個參數是什么,只要其中一個不是實數,函數值為假。如果函數g是7的倍數,函數值也為假,以Mars為例(Mars是一種數據分析系統)(Frege 1971: 80)。

因此Levin認為,為了理解詩歌語言,不妨學習Frege的方法,即規定詩中的所有名稱都有指稱,并同謂詞搭配合理,以使句子具有真值。這樣所有偏差語句通過規定就都具備了真值。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言語行為,其高級句(如例<20>)的功能類似以上所說的規定,目的都是讓句子實現真值。因此,當詩人談到“美人魚”或“草在歌唱”時,讀者會信以為真。由此可知,所有隱喻都在表達字面上的真理。

5. 關于“隱喻、真理和可能世界”的其他討論

5.1 Abraham對隱喻與真理和可能世界的關系的討論

Levin同時分析了Abraham的相關研究。例如,Abraham(1975a: 37)探討了隱喻、真理和可能世界的關系,并在(Abraham 1975b)中談到了該關系的若干差異。Abraham通過Carnap(1956)的狀態描述,補充了意義假設和分析矛盾語義的方法。當句中所描述的狀態或世界與可能世界中名詞、謂詞有相似的屬性,那么句子為真。通過意義假設的方法,Abraham列舉的以下例子具有真正的邏輯:

(25)The bachelor is unmarried.(單身漢未婚。)

(26)(Bachelor (x)-Unmarried (x)) (‘v’x)(單身漢-未婚)

(27)He is a married bachelor.(他是個已婚的單身漢。)

(28)(‘v’x)(Bachelor (x)-Married (x)). ((‘v’x)(單身漢-已婚。)

Abraham(1975a)認為例(25)的真理由意義假設所限定。根據例(26)的定義,例(27)或者不確定,或者錯誤。但根據例(28)的定義,例(27)卻是正確的。然而Abraham并未更多地關注后一種情況。相反,他在例(26)的定義中對例(27)做了如下解釋:“他已婚,需要承擔起家庭責任,可他仍表現得像一個獨立自由的單身漢?！边@么做首先要取消例(26)的意義假設,其次要將詞匯的語義成分“再主題化”,即將詞匯中優先級較低的特征轉移到優先級較高的位置。即盡管“單身漢”具有諸多特征,但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認知主體只對其中的某個特征進行側重凸顯。以例(27)為例,首先取消“單身漢”=“未婚”特征,然后優先考慮其中的語義項“不愛家”,這樣即可根據對已婚人士的要求來理解“單身漢”了。

Levin(1977)基于以上論據的可解釋性和語義矛盾性發現,Abraham無法從字面上解釋各種可能世界。然而由于大多數隱喻性表達所涉及的均為語義不兼容問題,Abraham對此并未深入研究,不過他承認了理解偏離語句的可行性。

5.2 Abraham關于“新的替代世界”的評論

基于寓言、神話文本中的語義不兼容現象,Abraham(1975a)認為可以通過取消[如上文例(26)、(28)]和替換原有假設意義而建立新的非隱喻性意義,從而在整個文本中維持新的替代世界;但Levin認為,若采用“新的替代世界”的概念,不應對文本隱喻,而要對整個世界隱喻,這一點與Abraham不同,否則“貓說話”將被從字面上理解,而拒絕了隱喻解釋。

基于前面的討論,讓我們看看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四行詩:

The Sea said “Come” to the Brook, The Brook said “Let me grow!”

The Sea said “Then you will be a Sea—I want a brook, Come now!”

(大海對小溪說:“來吧!”小溪說:“讓我成長!”大海說:“那么你將成為大?！蚁胍粭l小溪,來吧!” )

Levin認為,如果僅從擬人角度來解讀海和小溪,那么這絕不是一首偉大的詩歌。關于真理問題,需要讀者發揮想象力,進入詩人創造的詩意世界。此時不應再針對文本隱喻,而要面向整個世界。這樣,世界就是一個完整隱喻,而不再是語言隱喻的集合。

5.3 Ricoeur關于“詩歌指稱及其與真理和可能世界的關系”的討論

Ricoeur(1975)在談論詩歌指稱及其與真理、可能世界的關系時,同Levin一樣也引用了Frege(1970)的語義分析:詩歌中的表達能達到目的即可(如Odysseus),而喚起的情感和形象才是最重要的。而在科學語言中指稱則是必要的,因為指稱與真理一致。Ricoeur(1975: 278)宣稱,他的整個事業就是為了消除科學語言指稱的局限性。文學作品中正常的世界被擱置,展示的是世界的外延,即次級外延(second-order denotation),也叫隱喻外延。Ricoeur認為,不正常語句中雙重指稱有隱喻意義,那么語句也有隱喻意義,這些意義是從字面意義和指稱中而來。Ricoeur試圖證實這些結論,并詳細討論了Aristotle、Aquinas和Heidegger等人眼中的本體論(ontology)問題。

Ricoeur認為,思辨(哲學)話語和詩歌話語有本質不同,如果隱喻只存于哲學語境中,那么這兩種話語模式中術語和指稱的相互關系可以成為其理論基礎,以此來反駁相反觀點。他總結了詩歌的地位:詩歌提供了關于與事實沖突的思考,將語義張力體現得淋漓盡致(Ricoeur 1975: 398)。如主語和謂語的張力,字面解讀和隱喻性解讀的張力,相似性和不同點之間的張力,所有張力統稱為雙重指稱(reference dedoublee),用來指稱不存在的事物。

從其結論不難看出,Ricoeur的作品是一部宏偉壯闊的作品。其目的是通過辯證張力的概念來理解分析詩歌中的各種極性:字面意義與隱喻意義、實際意義與想象意義、存在與不存在、真實與虛構。然而,從其敘述中可見,在詩的真理問題上,其立場與Levin的立場截然相反。

結合以上觀點可以明確,對于隱喻的研究,語義研究一定是不可忽略的問題。Levin從語義偏離句出發,通過識解(construal)規則,即隱喻調解,以現實世界為源域,表達靶域即可能世界的真理,從而獲得語義內涵。這個過程是從現象學角度對語義的重新建構,借助間接語境或想象力產生新概念,此前語義與現實的不兼容隨之消失?？梢奓evin的隱喻語義論思想為隱喻研究注入本源,其價值和影響力不可小覷。

6. 結語

雖然同時期的Lakoff &Johnson(1980)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隱喻認知研究革命,但由于概念隱喻與語言隱喻所探索的語料類別不同,事實上并未解釋所有隱喻,其研究忽略了個體性,比如新奇性的隱喻、語境引發的隱喻、有目的性的日常交際中的隱喻等,都對概念隱喻提出了嚴峻挑戰(孫毅2020: 96)。而Levin的隱喻語義論的研究范圍較其廣泛,尤其涉及概念隱喻所忽視的類別,其從語言本質出發,關注和研究的對象為語言層面現象,更加全面深刻。

Levin最大的歷史性貢獻在于整合Frege、Ryle、Wittgenstein、Abraham、Ricoeur等學者思想的基礎上盤整融匯出經典的隱喻語義核心觀。本文基于對上述頂尖語言學者的相關理論進行探究比較發現,Levin所提出的隱喻語義核心觀,對于理解隱喻機制意義非凡。通過以句子為媒介的語言分析,區別意義、指稱和真值。Levin認為,語義偏離句的意義、真值與現實并非密不可分,三者之間無等價關系。意義和真值的前提并非現實,而是間接語境和想象力,此觀點成功反駁了Ryle的“語義偏離句荒謬無意義”觀,而且與K?vecses(2015,2020)的觀點“語境是詩學隱喻創造力理據的重要方面”不謀而合。同時Levin結合“認知邊緣”“隱喻構念”“語義聚合”等概念,通過語義分析法,證明語義偏離的詞匯在上述前提中出現語義變化,最終使意義標準化,從而從字面意義上得以識解。Levin還重點分析了詩歌語言的隱喻機制,他認為,在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中,新奇的指稱和無真值條件均可被接受,詩是特殊的言語行為,詩歌是詩人創造的可能世界。借助Frege給函數參數設定規定的方法,從詩歌的高級句的語義分析入手,來了解詩性隱喻的發生機制,從而真正理解詩歌。在Abraham“新的替代世界”理論的基礎上,Levin又提出了詩歌中“對整個世界創造完整隱喻”的觀點。此外還討論分辨了Ricoeur提出的“雙重指稱”和“隱喻”的不同。

一言以蔽之,Levin關于隱喻的探索意義非凡,提出了與傳統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對于我們了解隱喻的發生機制具有關鍵的引導意義。因此,在以認知科學為唯一導向的國際隱喻學研究的當下,Levin的經典隱喻語義論從語義學本質出發,為隱喻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切實的學術養料以及可選擇的方法和途徑,具有極其重大的學術思想和學理價值。毋庸置疑,Levin是上承法國哲學家Paul Ricoeur、下啟認知語言學家Lakoff和Johnson的重要隱喻研究代表人物,學術功勛卓著,值得后續研究者進一步大力挖掘、整理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