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建構與烏托邦想象
——晚清西人戕尸謠言探微

黃藝蘭

(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 200444)

引言

尸體遭受戕害所引發的恐懼長期縈繞在中國人的腦海中,古代的小說筆記中存在大量有關食尸鬼和采生折割的記載。晚清時期,戕尸謠言再次出現于上海地區,《點石齋畫報》連續登載了3篇有關西人縮尸、煮尸、分尸的圖說,引發了上海居民的恐懼情緒,也引起了外國領事館的抗議。后來迫于壓力,《點石齋畫報》發表更正信息,澄清謠言。熊月之將此事件稱作“《點石齋畫報》案”①。若從謠言研究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事件,我們還可以追問:西人戕尸謠言的根源是什么?此謠言為何會出現于晚清時期的上海?以《點石齋畫報》為代表的媒體人是如何解讀謠言,將其轉化為對于西方“他者”的烏托邦想象的?為解答上述問題,本文將首先梳理中國本土的戕尸傳說,并以“《點石齋畫報》案”為中心,分析晚清時期戕尸謠言中角色的轉變,并從文化想象和社會心理等維度探析轉變發生的原因②。

一、從食尸鬼到采生折割:戕害尸體的古代傳說

在中國人事死如事生的傳統觀念中,人在死后其尸骸必須保持完整,并得到妥善的安葬,以便死后到陰間繼續生活。因此中國人對尸體遭受破壞的恐懼是根深蒂固的,正如晚清傳教士布儒瓦所觀察到的那樣,“在中國,將腦袋和身體分開是一件非?？膳碌氖虑?。如果有人的腦袋被砍了,他的父母或朋友會坐立難安,要把腦袋再用線縫回到身體上去”③。存在于神話傳說和文學創作中的戕尸母題成為這一恐懼心理的投射。

《山海經》中有不少關于“尸”的記載,這些“尸”往往以肢體被破壞的殘缺形態示人,如《海內北經》中的“王子夜之尸”;又或者因為戰敗等原因失去首級,如《大荒西經》中的“夏耕之尸”、《海外西經》中的“刑天之尸”和《大荒北經》中的“戎宣王尸”。這些記載描繪了被戕害的尸體的具體形態,但對于被損害的原因卻只有簡單的介紹,或者干脆沒有介紹④。到了漢代,出現了有關戕害尸體的怪物的記錄。東漢經學家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記載:“魍象好食亡者肝腦?！雹萏拼纬墒降摹队详栯s俎》除了記載“好食亡者肝”的罔象,還提到了一種叫“媼”的怪物,同樣以“死人腦”為食⑥。魏晉南北朝任昉在《述異記》中記載了一則關于“剝尸鬼”的傳說,說的是宋元嘉元年,南康縣營民區敬之的父親在荒地暴斃,區敬之在守護父親尸體的時候遇到了剝尸鬼。這個怪物渾身長滿毛發,且行動迅速,先啖亡者血肉,后食其白骨,須臾之間“皮骨都盡”,令區敬之萬分恐懼⑦。又如清代《聊齋志異》中的《野狗》一則,說的是“于七之亂”時鄉民李化龍為避難而藏身于尸體堆里,不曾想遇到一個來尸體堆里覓食的怪物,“獸首人身,伏嚙人首,遍吸其腦”⑧。這個怪物同樣以吸食尸體腦髓為生,被稱為“野狗子”,其原型可能是戰亂災年以尸體為食的野狗。晚清新聞畫報《點石齋畫報》中亦可見對食尸怪物的記載?！睹笋斠姟芬粍t圖說記載了粵東地區一種叫“毛人”的怪物,外形和人類似,但渾身長滿毛發,爪尖牙利,且行動迅猛,“專食人家新厝尸具,致骸狼藉郊野中”⑨。值得注意的是,和《山海經》中對被戕害尸體的簡單記錄相比,這批傳說開始注重對戕尸者形象的刻畫。無論是“剝尸鬼”還是“野狗子”,抑或“毛人”,盡管外形與人類相似,卻都有著長毛覆體、五官難辨,以及行動迅速、跡近鬼魅的特點,反映了古人對尸體遭受破壞的恐懼。

如果說上述戕尸傳說的主角是陌生的精怪鬼魅,戕害尸體的目的是以其為食物,那么采生折割巫術則是拿尸體另作他用。采生折割巫術最初叫作“采生”,即將人殺害之后肢解,采集蘊含在頭發、眼睛、生殖器等部位中的“生氣”,用以祭祀邪神。元代官修政書《大元圣政國朝典章》正式將其作為一項法律上的罪名完整提出:“俗習蠻淫,土人每遇閏歲,糾合兇愚,潛伏草莽,采取生人,非理屠戮。彩畫邪鬼,買覓師巫祭賽,名曰采生……用尖刀破開肚皮,取出心肝脾肺,剜出左右眼睛,斫下兩手十指、兩腳十指,用紙錢、酒物祭賽云霄五岳等神?！雹獬思漓胍酝?某些施術者采集身體器官的目的在于煉制巫藥,控制被采生之人的神智,以聽其派遣。元代《南村輟耕錄》中就記錄了算命先生如何拐賣童男童女,將他們殺死后“剖腹、掏割心肝各小塊”,用以制成紙人,派遣去別人家里作怪之事。元代《湖海新聞夷堅續志》中亦載算命先生收購童男尸體,制成“骷髏神”之事。除了偏遠地區的蠻族和算命先生,孔飛力在對1768年叫魂事件的研究中指出,被指控為剪走人們發辮的人往往是術士,如乞丐、游僧、工匠等。在這些記載中,戕害尸體者不再是長滿毛發的怪物,而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施術者不僅具備巫術的力量,還漂泊無定、居無定所,對于本土社群而言是十分不安全的陌生人。由此可見,戕尸傳說在中國古已有之,無論是魏晉南北朝就出現的剝尸鬼傳說,還是自元至清流行的采生折割謠言,除了反映長期以來人們對身體遭受傷害的恐懼以外,也表露了人們對外來“他者”的疑慮。

二、從本土術士到外來西人:戕尸謠言的角色轉變

法國史學家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曾特別關注晚清民國時期上海社會的死亡問題,他指出在1900年前后,戰爭、貧窮和傳染病使得上海的死亡人數激增,隨著城市化而日益狹小的空間又使得尸體無法得到合理的安葬,大量無名野尸只能堆積在街道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這成為當時上海引人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因此,有關“尸體”的焦慮與想象在晚清時期的文化語境中再度浮現,并成為當時一批謠言的關鍵詞。

1888年9月12日,《申報》刊載了一條名為《縮尸異術》的駭人消息,講的是一位美國科學家研制出了一種藥水,能將尸體縮小,并且尸體不會腐爛,可以放在木盒里隨身攜帶。數日之后,《英京日報》和《字林滬報》等報刊紛紛刊載名為《格致遺骸》的消息,講的是西方人煮尸體煉油之事:英國人不僅將尸體扔進鍋爐里煉制尸油,做成堿屑,還把燒剩下的骨頭也敲碎,充作肥料。如此駭人聽聞的尸體處理方式引起了居民的恐慌,掀起了軒然大波。幾個月后,作為《申報》副刊的《點石齋畫報》借其熱度,連續登載了3篇關于西方人如何對待尸體的圖說,分別為《縮尸異術》《格致遺骸》和《戕尸類志》,它們以圖文并茂的形式講述了當時流行的西人戕尸謠言。其中《縮尸異術》和《格致遺骸》在此前已經有過報道,《戕尸類志》為新增篇目,詳細描述了西方人如何戕害尸體:一個法國人在自殺時把自己的頭系在熱氣球上,讓氣球拖走自己割下來的頭顱,同居者破門而入時只見一無頭尸橫于窗下;一西人在死前留下遺囑,要求驗尸人在其自刎以后,把他的尸體“片片臠割”,送到動物園去喂野獸。作者不由感嘆:“大抵西人視既死之形骸本不甚愛惜,而于好奇之一念則至死不變?！?/p>

幾篇圖說分別講述了西人縮尸、煮尸、分尸等行為,不是涉及嚴重的尸體破壞,就是破壞了“入土為安”的傳統喪葬法則。盡管其中幾則謠言在幾個月前的《申報》等報刊上以文字的形式登載過,但當文字被“轉譯”為圖像時,原來的“據聞”二字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生動真實的縮尸場景。與歐洲的藝術傳統不同,傳統的中國畫家極少在繪畫中直接表現死尸,而《點石齋畫報》卻以直觀的視覺形式和詳細的評說文字呈現了中國人想象中西人處理尸體的方法,以“有圖有真相”的形式“放大”了謠言,既強化了謠言的可觀性、可感性和恐怖性,也增強了消息的傳播性。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讀者難免會信以為真,乃至最終引起軒然大波。人們害怕的不止是西人戕害他們自己尸體的行為,更是他們對待尸體“不甚愛惜”“無所不用”乃至趨于殘暴的態度,這讓民眾擔心類似的命運會降臨到他們頭上,擔心中國人自己的尸體也會遭到他們的傷害。

普羅普在其《故事形態學》一書中指出,在同一類型的故事中,角色名稱是可以隨意變化的,而角色的行為(功能項)則是固定不變的,構成了故事的穩定不變因素。將晚清這批西人戕尸謠言和前述傳統的食尸鬼與采生折割傳說相對照,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存在某些微妙的關聯:首先,故事的主角依然是一個陌生的“他者”;其次,故事的核心情節同樣是“戕尸”,即施與尸體物理意義上的破壞;再次,破壞尸體的目的是另做他用,無論是食用、祭祀、控制他人,還是煉尸油、喂動物等等。盡管以《點石齋畫報》為代表的晚清小報報人可視為現代都市中的知識分子,但他們筆下的西人戕尸謠言仍與鄉村迷信和古代傳說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使得他們的所作所繪往往是一種混雜了現代新聞與本土傳說的混合物。因此晚清時期新出現的西人戕尸謠言和古代傳統傳說之間存在關聯,這在《點石齋畫報》中另一則名為《不羅人桌》的圖說里也有體現。這則圖說講的是意大利不羅人喜好“伐人以為桌”,即取出囚犯的內臟,用特殊的化學藥水煉制殘肢,使之歷久不腐,搭成桌子。作者不僅大肆渲染意大利不羅人戕尸行為的具體細節,還將其與五代史中對“肉臺盤”傳說的記載相聯系,為其在本土傳說中找到依托。而《戕尸類志》一則中西方人把尸體切碎送去動物園喂老虎的謠言,顯然也是比附了釋迦牟尼“舍身喂虎”的傳統故事。

通過形態學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盡管晚清的西人戕尸謠言聯通了中國古老的食尸鬼想象和采生折割巫術等脈絡,因此故事的基本功能項沒有發生變化,但隨著晚清時期中西方交流的日益頻繁,故事中戕害尸體的“他者”的身份卻再一次發生了改變。故事的主角從此前面目模糊的食尸鬼,或蠻夷、方醫、和尚、道士、叫花子等本土邊緣人物,轉變為意大利人、英國人、法國人等西方人士。這些西方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前那些本土文化中的外來者,成為戕尸謠言中新的“替罪羊”。

三、對他者的妖魔化想象:戕尸者轉變的原因分析

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在晚清時期的上海地區,戕尸謠言主角的身份為何會從本土術士轉變為外來西人?法國學者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曾指出,“批判”和“迷戀”是人們在與異文化發生交流碰撞的過程中,通常會產生的兩種態度,這兩種態度進而形成了對異文化進行社會想象的兩種模式: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前一種模式塑造出的“他者”形象往往是妖魔化的,后一種模式塑造出的“他者”形象則往往是美好的。戕尸謠言中故事主角的身份轉變,正是人們在意識形態運作下對西方人妖魔化想象的結果。

(一)空間區隔:文化誤解的無意產生

晚清上?？臻g和人員的構成十分復雜,華洋雜處,租界林立,但是對于當時的大部分中國人而言,西方人的教堂和醫院仍是相當陌生的空間,它們的出現等于“在透明化的鄉土人際關系網絡中嵌入了不透明的元素”。這些異質性空間常年大門緊閉,既激發了人們的窺視欲望,也引起了猜忌與恐慌。不同于露天的中式葬禮,外國人的葬禮往往是在封閉的教堂中進行的。因此當外國人能清楚看到中國人辦喪事的景象,聽見嗩吶吹奏的聲音,甚至能聞到尸體的臭味時,中國人卻對外國人處理尸體的方式鮮有所知。曾國藩在調查西人挖眼剖心謠言時指出,天主教堂這一封閉式的空間“過于秘密”,“平民莫能窺其底里”,因此容易使人產生對西方人的懷疑和猜想,且“愈疑愈真”,最終成為牢不可破的成見。因此當本地居民透過窗戶門縫窺見教堂內舉行葬禮時所進行的“封目儀式”時,便會將其理解為西方人正在挖取死者的眼睛。

這樣的情況在醫療場所中同樣常見。19世紀晚期,隨著現代西方醫學,尤其是解剖學進入中國,人們有機會接觸更多西醫治療,但是這也同樣成為潛在的誤會的根源。解剖手術被當作駭人聽聞的奇聞異事在畫報中加以描述記載。在《縮尸異術》一則的配圖中,可以看到室內一名美國醫生正在對浴缸內的尸體實施手術,旁邊另有幾個西方人抱著一具已經成功縮小了的迷你尸體欣賞。與室內恬淡悠然之氣氛形成對比的是,窗外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婦人正在隔著玻璃窺視屋內的情形,并驚訝地捂住嘴巴,臉上顯出一種混合了恐怖與驚嘆的復雜情緒。這扇窗還變化為門、屏風等面目,在《點石齋畫報》中不斷現身?！杜４水a》一則介紹說法國醫生可以讓母牛來代替難產的產婦生產,畫面中西式醫院的門外有一中國婦人正在偷偷窺視?！段麽t治疝》一則中,英國醫生在動手術,畫面左下角屏風背后亦有一中國男子在偷看。在另一則名為《西醫治病》的圖說中,畫面右半邊的西醫正在檢查病人身體,畫面左半部分長凳上的一眾中國病患,或側目窺視,或小聲交談,皆為一副好奇且略帶恐慌的神態?！案Q視”是《點石齋畫報》中常見的觀看方式之一,然而當這一行為出現在跨文化語境中時卻別有意味,不僅體現出空間的區隔,更顯露出中西文化之間的深刻隔閡。

由于中西方文化對待尸體態度的差異,西方傳教士只能偷偷摸摸地解剖尸體。但越是這樣,越是加重了中國人的猜忌,導致人們只能根據傳統的戕尸傳說來解讀西方人處理尸體的方法,將故事主角從本土術士置換為身處異質性空間中的外來西人。換言之,戕尸傳說既定的敘事框架沒有發生變化,但故事中“他者”的具體身份卻已經根據時代的不同,變化為新的邊緣族群。

(二)晚清教案:非人形象的蓄意構建

如果說空間區隔之下對“他者”的文化誤解是在無意間產生的,那么作為戕尸謠言生成背景的晚清教案,則是對西人形象蓄意進行的污名化處理。19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基督新教進入中國,在宗教、政治、軍事、民族、文化等多種因素的交織影響下,中國人的反教情緒日益高漲。不單單在上海,在“《點石齋畫報》案”發生以前,全國各地就已經有大量中國人站出來,指認西方傳教士偷走了中國人尸體上的某些器官作他用,這既構成了晚清教案的重要部分,也參與了戕尸謠言的建構。

在西人戕尸謠言愈演愈烈之時,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代表涉及此案的八國公使,向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交涉,希望當時流行的“西國煮尸作胰”謠言能夠得到澄清:

近閱上?！饵c石齋畫報》第一百六十八號,內有西國煮尸作胰之圖貼說,并云系西國格致之法。查此事情節若無可疑,則僅以愚論笑為愚人而已,惟造言前已有之,如謂用童睛作照相之材,尸身作西國之藥,藉端生事,擊害純良男女,幾致重傷。中國與各國睦誼,此皆懸念在心者。今看有此情形,本大臣暨美國、日本國、英國、日斯巴尼亞國、俄國、法國、比國各大臣皆有同心,不能不請貴王大臣詳閱圖說,并望妥速設法,免再有此等愚詐畫報,致百姓誤干戾咎,并臨時變生大故也。茲將畫報一本附呈貴王大臣,請即查照為荷。

從公使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所擔心的不僅僅是這次新出現的謠言,他更擔心這一謠言會進一步和此前已有的其他謠言合流,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在諸多教案中,和“西國煮尸作胰”謠言類似的,是西方傳教士偷取尸體“煉制尸油”的謠言。1861年,湖南省的一份反教揭帖稱教會人士會把老教父和國王的尸體煉成油,制成“蠱岐迷藥”,并“佐以符邪祟咒,教父掌之”。在另一份名為《驅夷直言題解》的反教文獻中,作者同樣揭露了天主教教徒會偷取尸體的行為,說他們以妖術將骨頭熬成油水,制成具有強大法力的“圣油”和“圣水”。除了竊尸煉油,有的中國人指控傳教士挖取教民眼珠,用以配藥或煉作銀藥。如反洋教揭帖《鬼叫該死》中提到,教會人士所進行的“封目儀式”不過是他們偷取尸體眼睛的幌子:“凡從叫的死了,鬼叫頭不準親人近前,要由他殯殮。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賣去配藥,還哄人說他叫做封目歸西?！庇种{傳洋人連孩子的尸體都不放過,不僅將其尸體蒸煮,拿眼睛制藥,還把骨骼也挖出來。這些有關西方教會人士種種偷竊中國人尸體以派其他用場的描述,都成為“《點石齋畫報》案”中所涉及的謠言中將西人形象與戕尸行為彼此勾連的話語基礎。

自19世紀前半葉開始,許多文本就以“洋鬼子”“鬼奴”“番鬼”“紅毛番”稱呼西方人。而在中國傳統的戕尸傳說中,無論是罔象還是剝尸鬼,野狗子或是毛人,同樣也是青面獠牙的妖魔形象。上述反教揭帖稱教會為“鬼叫”,稱其儀式為“妖術”,又稱傳教士為“鬼”,使得人們十分自然地對“洋鬼子”和“食尸鬼”產生聯想,從而將西人形象置換進戕尸傳說中。馮客(Frank Dikotter)在其有關近代中國種族觀念的研究中指出,對敵對人群的妖魔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人們的恐慌情緒,但同時也將這種恐慌轉化為一種統一性和凝聚力,有助于提高本土社群的團結性。在中西沖突日益劇烈背景下,中國士紳正是有意利用民眾的恐懼心理,將西方人的形象與戕尸傳說中的食尸鬼形象勾連,以此團結本土民眾的力量,反對教會勢力。正如王宏超在其有關晚清挖眼謠言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信息不太透明的傳統社會中,謠言似乎是對敵對方進行‘污名化’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當時,某些中國人甚至將逝者的枯骨“從墳墓里挖出來,拿到總督衙門”,以此作為洋人戕害中國人尸體的證據,其鼓動性可見一斑。因此,如果說空間區隔所導致的文化誤解,已經使得戕尸謠言的主角轉移到西方人身上,那么在反教人士的推動下,謠言更是與此前已有的大量教案合流,并直接將矛頭指向在華教會人士。巴蘭德公使如此憤怒的原因,正是西人戕尸謠言對西人形象的污名化處理。

四、對他者的烏托邦想象:戕尸謠言的另類解讀

西人戕尸謠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威脅了地方秩序,但不同人群在解讀謠言時有著不同看法。細讀文本可以發現,相較于其他圍繞著西人所展開的妖魔化敘述,《點石齋畫報》報人在敘述謠言時似乎并沒有完全將矛頭指向西人的非人性,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將重點置于“實業”和“格致”這兩個關鍵詞上,構建了對西方他者的烏托邦想象,體現了對西方文化進行想象的另一種模式。

在《格致遺骸》這一圖說的評論中,報人并沒有將這位發明熬煉尸油之法的人士妖魔化為邪惡術士,而是稱其為“某化士”,也即擁有專業知識的科學家。圖畫所表現的是現代化的“流水線工廠”,畫面被分為3部分:右邊一群洋人正在將一堆尸骨磨成粉,另一人在操作機器;左邊是2個洋人立在鍋灶前,將骨粉熬成尸油;后方一群女工圍桌而坐,將熬制的尸油制成堿屑。房屋頂梁處則設置有輪轂、吊籃和牽引繩,以保證“車間”之間能夠彼此聯通,配合密切,提高工作效率?，F代化的工業機器和分工、分部門管理體制使作者贊賞有加,認為這種“格致”法可以“推及治國”,因為“毀尸滅跡”可以增加耕地面積,“販賣尸體”還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如此一來便“國富民裕而治道成矣”,描繪出了一幅看似美好合理,但又處處透露出詭異的另類未來國家藍圖。在這批西人戕尸謠言中,對尸油謠言的討論最為持久,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1917年《民國日報》的一則新聞又以文字的形式詳細描述了德國人提煉尸油的過程,介紹德國正流行以煉制尸油為一種“實業法”,設有管理制度完善的“專廠”,不僅效率高、容量大,即“一百人為一束”,還有現代化的“流水線”操作規章,從消毒、烘烤、水煮、攪動、蒸餾、除味,到最后制成肥皂,所體現的正是一種高效高產、分工明確、潔凈衛生的現代工業體系制度。依靠這樣一座“尸體工廠”,陣亡兵士“無用”的身體被妥善利用,轉化成“有用”之物,不致浪費。作者在文末評論道:“文明種族對于不尊重死尸者,視為野蠻。德國既用其民,以當鋒鏑,復視其尸骸為廢肉,又豈獨破壞名教而已哉?”進而把本應駭人聽聞的戕尸謠言吊詭地轉化為一種新的“名教”,以表達對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想象。這幾篇文章對“有用”與“無用”二詞的強調反映了報人們看到的不是尸體慘遭熬煮的恐怖,而是西方人將尸體看作一種“物”,并設法發揮其實用性。其關于尸體之“用”的討論,正呼應了當時以康有為1905年所提出的《物質救國論》為代表的,學習西方強國化“無用之物”為“有用之物”的觀點。

除“實用性”以外,“科學性”是報人解讀戕尸謠言的另一端。在《縮尸異術》一則中,作者將詭譎的“縮尸異術”與現代縮印技術聯系起來,通過類比表明西方科技的強大效力?！犊s尸異術》和《不羅人桌》都提到能使尸體“歷久不腐”的化學藥水,并反復以“奇絕”二字表明對此西方神奇藥水的贊嘆。和埃及人的古老香料相比,西方人的“化學藥水”和“電氣”顯然是更現代、更具科學性的尸體防腐手段,故而受到作者的贊揚。即便是面對《戕尸類志》中法國人用熱氣球把頭割斷,或是拿尸體喂老虎等十分“無厘頭”的故事情節,作者也依然堅持從西方人“好奇”“精于格致”等性格入手解釋,為其開脫。在畫面中,作者以極其精細的筆墨繪制熱氣球的種種細節,并使其以巨大的體量占據了畫面的中心位置,呼應了晚清報刊所流行的“氣球熱”,凸顯西方人戕尸行為背后的“科學性”。

在清末民初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下,以《點石齋畫報》為代表的一批報人在轉述謠言時皆不離“實業”“格致”二字,其對于化學藥品、現代工廠、熱氣球、印刷術等元素的強調與刻畫背后,自有一套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烏托邦想象。其基于時代需要而對謠言展開的另類解讀和文化想象,最終亦融合為西人戕尸謠言話語層累建構的一部分。

五、結語

在中國的史料記載中,有關尸體遭受戕害的想象構成了戕尸謠言深厚的話語基礎。社會性的尸體暴露問題,外國教會勢力的入侵,加之長久以來對尸體受損的恐懼,使得戕尸謠言再度出現于晚清時期的上海地區。以“《點石齋畫報》案”為代表的西人戕尸謠言,另一方面繼承了由來已久的食尸鬼想象和采生折割傳言,一方面故事主角從本土術士轉變為了外來西人?？臻g區隔在無意間所導致的文化誤解,以及晚清教案中對西方人形象蓄意進行的妖魔化建構,兩者結合,構成了導致故事功能項中“他者”身份從本土術士轉變為外來西人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西人戕尸謠言也吊詭地激活了報人的想象力,其以“格致”“實業”為旨歸的國族想象,可視為特定歷史時期部分中國人對西方“他者”的烏托邦想象。晚清時期的西人戕尸謠言正是在傳統的戕尸傳說的基礎上,摻雜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想象和社會心理的復雜文化現象,展現出晚清時期政治歷史格局下不同中國人對西方“他者”的復雜態度。在“《點石齋畫報》案”看似被解決的數十年后,隨著一戰的爆發,有關德國人煉制尸油的消息又在報紙ChinaPress上興起,只不過這次指認者從中國人變成了在華英人,而被指認者從英法人變成了德國人。在跨文化語境下,這些圍繞戕尸問題所展開的謠言和新聞不僅表達了對“他者”的認知,同時也間接表達了對“自我”的定位。它們在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中的一再出現,使得戕尸謠言成為一個具有延續性的話題。

注釋：

①熊月之:《〈點石齋畫報〉案與“蘇報案”——臺北訪檔之一》,《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5期,第70-75頁。

②學界關于“謠言”的研究十分豐富,但本文無意于辨析“謠言”的諸多定義,以及判斷晚清西人戕尸謠言的真偽,而是主要聚焦于謠言背后的本土脈絡,以及導致謠言生成的文化環境和心理機制。關于“謠言”概念的分析與定義,可參考卡普費雷和田海等學者的研究。參見卡普費雷:《謠言》,鄭若麟、邊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田海:《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趙凌云、周努魯、黃菲譯,中西書局,2017年。

③布儒瓦的書信,北京,1784年11月19日,布里奎尼基金會。參見韓瑞:《圖像的來世:關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180頁。

④《山海經》中所說的“尸”含義豐富多變,和我們現在理解的尸體有所不同。本文所涉及的“尸”指的是維持死前狀態且仍能活動的“尸神”。參見趙林:《說尸及〈山海經〉的諸尸》,《甲骨文與殷商史》,2013年,第52-81頁。

⑤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574頁。

⑥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中華書局,2015年,第940頁。

⑦魯迅:《古小說鉤沉》,齊魯書社,1997年,第107-108頁。

⑧蒲松齡:《聊齋志異》,張式銘標點,岳麓書社,1988年,第21頁。

⑩《大元圣政國朝典章(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第15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