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高校智庫參與政府決策的現實困境與實踐進路

許悅

(江蘇理工學院社會科學處,江蘇 常州 213001)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著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為推動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軟實力提供支撐。高校智庫作為新型智庫建設中的主體和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和鮮明的學科優勢[1]。江蘇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和學術資源,依托高校已經建成智庫35家,在政府相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下,高校智庫建設取得了長足發展,并在理論創新、資政建言、輿論引導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高校智庫存在發展布局不均衡、成果轉化渠道不通暢、成果轉化效度不高等問題。文章通過分析江蘇高校智庫服務政府決策的基本現狀及存在問題,提出進一步促進高校智庫服務政府決策的優化路徑。

一、江蘇高校智庫參與政府決策的現狀

高校智庫是人才聚集、學科完備、對外交往活躍的教育機構與科研機構,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高校智庫開始承擔政策研究與對策研究的任務。面對國內外日益復雜的形勢,政府部門在決策時往往容易陷入“有限理性”的困局中,政府部門也亟需通過獲取高校智庫的資政成果來提升決策準確性,推動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江蘇高校智庫建設始于2015年,各高校充分發揮自身的人才、學科和專業優勢,在公共安全、區域治理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形成了錯位發展、特色彰顯的發展格局。江蘇高校智庫服務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一) 智庫實體初具規模

江蘇省高校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學者專家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2015年,江蘇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批示、指示和講話精神,設立江蘇省新型智庫建設辦公室,出臺了《關于加強江蘇新型智庫建設的實施建議》,經過多年建設發展,江蘇高校智庫實體已初具規模。2022年,中國智庫索引(CTTI)共收錄江蘇高校智庫35家。江蘇省委宣傳部遴選的29家省級重點智庫中,高校智庫有24家,占總量的82.8%,高校智庫在服務政府決策、服務高質量發展大局中充當著“最強大腦”的角色。

(二) 服務領域愈加廣泛

江蘇高校智庫已形成了錯位發展、特色彰顯的發展格局。中國智庫索引(CTTI)基本信息顯示,江蘇高校智庫主要分為專業型智庫和綜合型智庫兩大類,其中專業型智庫有20家,綜合型智庫有15家[2]。智庫研究領域覆蓋公共安全、區域發展、環境治理、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其中研究江蘇經濟、產業發展的智庫最多,有8家,研究文化、農業、教育等方面的智庫有27家,形成了專業布局、層級布局、行業布局聯動互補的發展態勢,為江蘇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 決策咨詢影響日益擴大

江蘇高校智庫研究朝著綜合化、系統化、信息化和科學化方向發展,產出了一批具備前瞻性與針對性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研判形勢、闡釋理論、解讀政策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如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創辦了《長江產經內參》和《長江產經專項課題報告》兩份內刊,截至2022年8月,已報送報告300余件,獲得省部級以上肯定性批示80余件。蘇州大學東吳智庫研究成果近3年獲省部級及以上領導批示34件、市廳級領導批示18件,智庫成果轉化為各級政府決策21份。與此同時,省內高校智庫通過舉辦各類品牌活動,保持了良好的活躍度,產生了較好的社會反響。例如,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舉辦的智庫論壇等活動受到各級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二、江蘇高校智庫參與政府決策的現實困境

盡管江蘇高校智庫的數量不斷增長,服務領域不斷擴大,決策咨詢能力、社會影響力也日益增強,但是作為決策咨詢的提供者,高校智庫仍處于政府決策圈層的外圍。在傳統的行政主導的管理體制下,政府部門優先考慮其內設政策研究室以及社科院等部門提供的決策參考。江蘇高校智庫在服務政府決策過程中仍存在發展布局不均衡、成果轉化渠道不暢通、成果轉化效度不高等問題。

(一)高校智庫發展布局不均衡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 要“突出優勢和特色, 調整優化智庫布局, 促進各類智庫有序發展”。從2022年中國智庫索引(CTTI)收錄情況來看,全國共有441家高校智庫,江蘇高校智庫僅占全國高校智庫總數的7.9%。江蘇高校智庫建設與其經濟大省、教育大省、文化大省的地位尚不匹配。從教育部公布的全國高校數量分布情況來看,江蘇共有普通高校168所,是國內擁有普通高等院校數量最多的省份。但高校智庫僅占省內高校數量的20%,與省內高校規模未形成正相關,且區域間呈現非均衡發展狀態。從區域分布來看,江蘇高校智庫80%以上分布在南京,集聚度、顯著度高于省內其他城市。從院校類型來看,分布在“雙一流”大學的高校智庫達26家,分布在地方普通高校的很少,高職院校中擁有高校智庫的只有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1家。從專業分布來看,新能源、現代交通、生態保護等社會發展關鍵領域,高校智庫覆蓋面較小。

(二)高校智庫成果轉化渠道不暢通

智庫成果轉化渠道不暢通是影響高校智庫服務政府決策效力的關鍵因素[3]。一是高校智庫和政府之間還沒有建立相對成熟的、針對智庫研究成果的報送平臺,基本依賴各級政府部門或科研業務主管部門內參等間接渠道報送,如江蘇省社科聯的《決策參閱》、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成果要報》等。二是江蘇高校智庫研究成果缺乏專門的網絡管理平臺,推廣體系尚不完善。就集中查詢方式看,利用中國智庫索引等搜索工具只能查詢省內高校智庫的基本信息,尚未能檢索其產出成果。就單獨查詢方式看,江蘇35家高校智庫中僅有10家網站維護得較好,內容更新及時,其他相當一部分高校智庫網站建設相對滯后,成果信息不全。三是高校智庫與政府之間尚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人才“旋轉門”機制。國外高校智庫一直擁有較高影響力的關鍵就是跨越圈層鴻溝,建立了順暢的“旋轉門”機制。而本省省域內的政府決策者與高校智庫專家的互相流動較為有限,且往往是由高校向政府部門的單向流動,政府部門和高校智庫之間的溝通橋梁尚未全面搭建。

(三)高校智庫成果轉化效度不高

從高校智庫發揮效用的角度來看,成果轉化的效度是衡量智庫運行的重要指標。長期以來,江蘇高校智庫同樣存在重理論研究、輕應用研究,重理論表達、輕對策建議的現象,缺乏以問題為導向,服務于江蘇重大戰略決策的意識。江蘇高校智庫雖然理論成果較多,但符合江蘇治理需求,服務政府決策的實踐性、特色化的資政報告不多,還有待增加,智庫成果的戰略性和適切性有待提升,成果轉化力度還需加強。2020年,在中國高校智庫百強排行榜中,江蘇僅1家有影響力的高校智庫進入前三十。此外,江蘇高校智庫與政府部門之間聯系尚不緊密,專業化分工不足,高校智庫位于政府決策圈層外圍,參與政府決策處于“有限介入”的困境,高校智庫不完全了解政府部門實際政策需求,政府對高校智庫成果的關注度和采納率較低,“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極易造成“雙盲”對接,影響智庫成果服務政府決策的精準度和有效性。

三、江蘇高校智庫參與政府決策的實踐進路

基于上述困境,為高質量提升高校智庫服務政府決策的成效,相關部門需要從強化高校智庫發展動力、凸顯高校智庫成果效力、激發高校智庫溝通活力和形成高校智庫協作合力4個方面發力,探尋打破參與政府決策圈層結構限制、提升高校智庫服務政府決策能力的實踐機制與可行路徑,以促進高校智庫智力資源與政府決策資源的互動耦合,推進高校智庫對策研究與政府政策研究的緊密結合,最終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推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一)強化高校智庫發展動力,構建智庫發展新格局

智庫發展格局決定著高校智庫的建設方向,需要從政策扶持與保障、智庫發展規劃和智庫合理布局等方面著手,才能形成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高校智庫發展新格局。一是強化政府扶持力度和政策保障。各級政府部門要為江蘇高校智庫的創造性發展、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指導,創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條件,為高校智庫建設提供“資金蓄水池”,優化智庫發展的外部環境。二是健全江蘇高校智庫發展規劃。依據江蘇經濟總量強、第三產業比重高的發展現狀及江蘇高校學科優勢,江蘇智庫應以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為導向,盤活交叉學科資源,積極推進省域高校智庫的規劃建設,構建“上下貫通、內外聯動”的高校智庫發展新格局。三是引導高校智庫研究合理布局。根據省域高校的專業特點,江蘇智庫應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探索“以點帶面”的協同建設模式,明確高校智庫發展定位和建設任務,形成特色鮮明的研究領域[4],打造“智庫蘇軍”品牌,均衡高校智庫建設與發展。

(二)凸顯高校智庫成果效力,提升智庫資政產品質量

智庫資政產品質量是高校智庫建設的根本,要從服務政府戰略、回應江蘇問題和強化數字賦能等方面發力,才能有效提升高校智庫產品質量。一是要服務政府戰略。高校智庫需摒棄“象牙塔”思維,以國家發展戰略和江蘇省委省政府關心的長江經濟帶建設、揚子江城市群建設、“1+3”功能區戰略等一系列重大前瞻性問題為研究導向,不斷增強綜合分析和戰略謀劃能力,提升成果的獨立性,強化高校智庫產品的核心競爭力。二是要回應江蘇問題。江蘇高校智庫應密切關注、全程追蹤省內重大決策,以省域內重大戰略和社會關切問題為研究導向,及時展開動態監測,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性的效果評估和信息反饋,提升智庫成果的時效性。三是要強化數字賦能。建設“數字江蘇高校智庫”,多維度、多體系構建江蘇高校智庫的成果平臺、專家平臺與智庫共享平臺等,增強“供”“需”雙方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采集成本,做好政府需求的精準對接,提升成果的針對性。

(三)激發高校智庫溝通活力,健全智庫成果轉化長效機制

智庫成果的轉化是智庫建設的重要內容,高校智庫要從建設成果轉化平臺、構建成果共享機制和落實人才互動機制等方面暢通成果轉化渠道,健全成果轉化的長效機制。一是創設智庫成果轉化平臺。一方面,政府部門要完善成果報送制度,拓展內參報送渠道,及時吸納高校智庫最新的政策建議與決策咨詢;另一方面,高校智庫也要充分利用傳統媒體、新興媒介主動營銷,通過江蘇智庫峰會、江蘇智庫青年學者沙龍、在線成果呈送平臺等多種形式推介對策成果,緊緊抓住成果轉化的“牛鼻子”,構建多渠道并存的研究成果報送通道。二是構建智庫成果共享機制。信息共享機制既是政府落實信息公開制度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升高校智庫影響力的必經之路。健全高校智庫與政府“互通互享”的交流溝通機制,在信息采集、選題征集、專家咨詢、成果共享等方面開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實現高校智庫與政府在人員結構、信息資源、成果轉化上的“雙向嵌入”。三是落實智庫人才互動機制。高校智庫推動形成人才流動的“旋轉門”,通過智政人才互動旋轉賦能高校智庫建設,激活雙方人力資源及信息資源優勢,構建高校智庫政府間人才流動、數據流動的良好格局,使高校智庫聚焦政策制訂至政策執行的“全鏈條”流程,打通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

(四) 形成高校智庫協作合力,完善智庫協同創新發展機制

協同創新既是時代發展的動力,也是時代進步的要求,是高校智庫提升智庫成果轉化效度的前提。協同意味著共同協作,是復雜系統內部各個子系統共生互長形成的新變量。協同創新過程中各方主體交叉融合,易于突破人才、資源、信息和技術壁壘,從而發揮出“1+1>2”的協同效應[5]。一是強化智庫聯盟協同機制。不同高校智庫因其學科差異、地域差異,所擁有的人才資源、信息資源各不相同,其產生的智庫成果也形式各異。通過建立智庫聯盟,高校智庫可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政府需求進行知識分工,以此激發新思想和新觀點,協同產出契合政府期待的智庫成果。二是強化智庫團隊協同機制。構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融合的協同創新機制,組建“聯智”研究團隊,打好“組合拳”,加強大團隊、跨學科、跨院校的協同攻關,促進創新要素和高端要素的有效匯聚,統一高校智庫表達的話語體系。三是優化智庫合作交流機制。進一步推動江蘇高校智庫“走出去”戰略,通過建立海外學術研究中心、舉辦高端國際學術會議、建立國內外人才流轉綠色通道等途徑,切實加強與國內外一流高校智庫的交流與合作[6]。在“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中,江蘇高校智庫要搭建中外交流平臺,通過與國外研究機構的有效互動,扮演新時代“瞭望者”的角色,為政府決策提供有影響力的原創性智庫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