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的形成發展及提煉述論

丁龍嘉,耿玉石

(中共山東省委 黨史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02)

引言

“沂蒙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在百年奮斗史中形成的精神譜系中的一種。精神是文化的特質,從近代以來文化演進的維度研究“沂蒙精神”的形成、發展以及提煉,對于今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富有時代意義。

一、“沂蒙”作為自然地理概念和行政區劃概念的含義

“沂蒙”,作為自然地理的概念是指山東省中部的沂蒙山區。山東省的地勢特點是中間高,四邊低。全省超過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有6座,其中有5座在中部,即魯中山區。這5座山是泰山、徂徠山、蒙山、沂山、魯山?，F在所說的沂蒙山區,主要是指由沂山和蒙山兩座山構成的山區。沂山處在臨朐、沂源、沂水三縣交界處,海拔1032米。蒙山處在蒙陰縣的南部、平邑縣的北部,海拔1156米,為山東省第二高山。這兩座山,山脈起伏,延伸寬廣,形成了沂蒙山區?，F在所說的沂蒙山區,實際上還包括位于沂源縣北部、淄博市博山區南部的魯山的一部分,魯山海拔1108米。

“沂蒙”,作為黨的和行政區劃的概念來認識,形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后。早在1941年2月,中共魯中區委于沂南縣建立了沂蒙地委,又稱魯中區黨委第二地委,轄沂水、沂南、蒙陰、費(縣)東等縣委。同時成立了沂蒙專署,又稱第二專署。這是第一次以“沂蒙”命名的黨的和行政的區劃概念。

在黨的和行政的區劃中,“沂蒙”的核心縣是沂水、蒙陰。全國抗日戰爭前半期,這兩個縣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的實驗縣,并且析置出了新的縣。1939年10月,由沂水、蒙陰兩縣析置出南沂蒙,1940年3月改稱沂南縣。1944年5月,由沂水、蒙陰、臨朐三縣析置出沂源縣。另外,1946年4月,由費縣析置出平邑縣。這樣,“沂蒙”在黨的和行政的區劃中,就由原沂水、蒙陰、臨朐、費縣4縣與析置出的沂南、沂源、平邑3縣組成。

正是由于上述“沂蒙”的自然地理位置和黨的、行政的區劃,在全國抗日戰爭中期擔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的朱瑞說,“沂山、蒙山、魯山形成的三角區內,是山東黨領導抗戰的中心區”(1)1941年底之前。。1984年,中共中央將由沂水、沂南、沂源、蒙陰、平邑、費縣和臨朐7縣組成的沂蒙山區作為全國18個連片扶貧地區之一,山東省政府把扶貧指揮部設在沂水縣城。正是由于“沂蒙”的自然地理位置和黨的、行政的區劃,“沂蒙”及“沂蒙山區”的概念不應任意擴大和改動。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書記郭洪濤首先使用“沂蒙”這一概念,依據是1938年6月30日郭洪濤發出的《關于山東戰略計劃問題致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電》,這需要作一點分析。2016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八路軍·回憶史料)中載的這份電文,在談到戰略任務時說,“七、八、九三月創造以蒙山、抱犢山為骨干,包括新泰、蒙陰、費縣以及泰安、泗水、沂(水)(2)“水”字為編者所加,原始文件沒有。、萊蕪各一部之根據地”。電文在談到“為什么選擇以(沂)(3)“沂”字為編者所加,原始文件沒有。蒙山為根據地”時,列舉了五條理由,并依此列舉了八條作戰步驟。怎樣看待這份電文?電文的注釋說:“此件原抄件錯漏較多,請郭洪濤對原抄件進行了校閱,根據其校閱的意見,并參考《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作了加工注釋?！边@表明,現在看到的電文已不是原始件,而是在70多年后進行了兩個方面的改動,一是郭洪濤的校閱,二是編者參考了《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并進行了加工。那么,怎么看待這份改動了的電文?仔細閱讀這份改動了的電文,可以發現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之處,編者在電文中出現的“沂”字之后加了一個“水”字,其表意顯然是指行政區劃沂水縣,并非是指沂山,更不是指沂蒙山。編者又在電文中出現的“以蒙山為根據地”之前加上了一個“沂”字,將“蒙山根據地”變成了“沂蒙山根據地”,其表意顯然擴大了電文原始件的含意。電文后面再也沒有出現“沂蒙”二字。通讀整篇電文,可以發現編者的改動是違背原文表意的,因而得出結論說郭洪濤首先使用“沂蒙”這一概念,值得質疑。

二、“沂蒙”的傳統文化同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精神是文化的特質。文化是在碰撞、交融中演變的。因此,我們研究“沂蒙精神”,就應從近代以來沂蒙山區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著眼。

山東進入近代社會,是從1860年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開始的。在此之前,沂蒙山區的傳統文化怎樣?首先,當時沂蒙山區的社會文化是一種貧困中自給自足的農業文化。其次,自給自足的農業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凝固性強、流動性差,加之沂蒙山區山峰連綿起伏,溝壑縱橫交錯,交通極其閉塞,就使得文化的凝固性更強、流動性更差了。沂蒙山區這種文化的精華表現在哪些方面?這需要深入地研究。我們認為表現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國家興盛,民眾安居”。這八個字在不同階層的人們的身上有不同的體現。在開明人士方面,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憂國憂民的文化;在普通大眾方面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的文化;在底層大眾方面,是“等貴賤,均貧富”的追求平等的文化。

1860年,當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闖進山東大地后,沂蒙山區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思想文化都開始了緩慢的變化。作為異域文化的西方近代文化是如何進入沂蒙山區的呢?一種是進入式,如外國人進入沂蒙山區辦教堂,沂水的王莊教堂就是典型一例。一種是吸入式,如沂蒙山區人出國留學,沂水的周錫麟和劉溥麟留學日本就是先例。不管是進入式,還是吸入式,西方近代文化都在與沂蒙山區的傳統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只是不像交通要道和大城市那樣碰撞激烈、融合程度深。

像沂水周錫麟、劉溥麟一樣的留日學生,他們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后在家鄉或興辦學堂,或從事革命活動,投身辛亥革命,并獻出寶貴生命,一生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奮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西方近代文化相融合并經過創新而形成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4)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60.周、劉等人之所以能夠在沂蒙山區傳播、實踐三民主義,是因為這里有接受三民主義的土壤,這里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能夠融合的一面。

孫文主義的傳播、辛亥革命,都在沂蒙山區的民眾中推動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打開了歷史進步的閘門,促進了社會的變革。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并沒有變,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并沒有完成。歷史表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稱之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無力承擔這一歷史責任,只能讓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

三、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與“沂蒙精神”的正式形成

新民主主義革命起始于五四運動,而五四運動是因山東問題引發的,所以五四運動在山東具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五四運動之后,山東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祥地之一,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組織之一。沂蒙山區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是沂水縣的李清漪、劉鳴鑾和蒙陰縣的劉曉浦、劉一夢,他們都是于1924年、1925年間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們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家鄉,但是在大革命時期并沒有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到1928年6月建立的中共沂水縣委,是沂蒙山區最早出現的中共縣級黨組織。馬克思主義與沂蒙山區的傳統文化的精華相融合而形成的社會革命運動,則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領導的著名的1933年5月的沂水暴動、7月的蒙陰與新泰兩縣交界的龍須崮暴動,表明馬克思主義已經在沂蒙山區扎下了根。但也應該指出,暴動舉行的條件并不成熟,是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產物,其悲壯的失敗和嚴重的損失至今令人深思。共產黨領導的沂蒙山區的革命運動的再度興起,則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后。

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不久的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山東省委,“工作的重心應當放在魯中區?！纫攒炜h、蒙陰等廣大地區為重心”。(5)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八路軍·文獻一)[Z].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從這時起到1943年8月,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文化經過碰撞、融合、發展,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其特質凝聚為“沂蒙精神”。因為有先進的理論和政黨的指導,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是存在的,但主流是優秀文化的融合。

優秀文化的融合主要有六次。第一次是1938年7月下旬,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進入沂蒙山區,把馬克思主義,中共的思想文化和路線、方針、政策帶進了當地,并與當地的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第二次是1938年11月,黎玉、張經武率領中央派遣的近200名干部從陜北到山東,其中相當一部分進入沂蒙山區,接著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指揮部設在沂蒙山區,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共的思想文化和路線、方針、政策與當地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第三次是1938年下半年,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調清河區的第三支隊一部、魯東區的第八支隊、膠東區的第五支隊一部進入沂蒙山區,把山東不同地區的傳統文化的精華帶進了當地,并與當地的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第四次是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率領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和抗大第一分校的部分干部進入沂蒙山區,8月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第一縱隊指揮機關設在沂蒙山區,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共的思想文化和路線、方針、政策與當地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第五次是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蒙山區召開了山東省聯合大會,選舉成立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和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這是一次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馬克思主義與各地傳統文化的精華相融合的盛會。第六次是1941年9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指示,陳光、羅榮桓率領一一五師師部移駐沂蒙山區,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共的思想文化和路線、方針、政策與當地傳統文化的精華相融合。如此高頻率、高強度的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民族革命實踐相結合,不僅在沂蒙山區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在全山東省也是前所未有的。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融合而成的新文化,不僅突破了沂蒙山區文化的地域性,也突破了山東文化的地域性。

這種新文化是什么?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在六次大融合期間的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講演,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期刊上刊登該文時將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彼种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6)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半年多后的1940年9月2日,山東省臨時參議會通過的《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第五條規定:“普遍實施新民主主義教育,發展文化事業,培養專門人才,發揚民眾抗戰精神,粉碎敵人奴化教育?！?7)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五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134.這是山東抗日根據地首次將新民主主義文化作為建設的目標之一提出來。當年的11月11日,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發出號召:“創造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山東?！?8)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六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57.這是山東抗日根據地首次提出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指導,創造一個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新社會形態。無疑,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自此進入了新階段,作為山東抗日根據地中心區的沂蒙山區亦然。

值得今天研究者關注的是,在山東省聯合大會召開期間的1940年8月16日楊希文所作的《急待開展的山東新文化運動》報告,報告闡述了全國抗日戰爭期間文化運動的重要性,指出了文化運動的任務是“爭取群眾、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擊日寇的文化進攻,輔助其他抗戰建國工作,奠定新文化的基礎”;確定了文化運動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或真三民主義的”,是抗戰的、民族的、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提出了文化運動緊急任務;號召開展戰地新文化建設。顯然,楊希文的報告接受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觀點,只是在對文化運動性質的概括中增加了“民主的”說法。

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需要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其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性是關鍵。在山東抗日根據地處于最困難階段,也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推進的重要時期,中共中央委派劉少奇到山東指導工作。劉少奇在山東指導工作的1942年4月至7月,正是整風運動開展之始,所以劉少奇在參加與領導山東分局做出《抗戰四年山東我黨工作總結與今后任務》的決議時,貫徹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精神。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劉少奇指導山東工作,應該承認極大地推進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劉少奇尖銳指出,沒有認真發動群眾,普遍實行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運動,是山東各項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決議要求,“認真改善群眾生活,普遍動員組織基本群眾,真正地依靠群眾,反對脫離群眾的一切官僚主義錯誤傾向”。決議指出,“開展群眾運動,打破官僚主義,在山東不只是一個艱難的工作問題,而且是一個嚴重的觀念斗爭問題”;“為了徹底展開真正的群眾運動,首先必須在黨尤其是在領導機關內,加強關于黨與群眾的聯系、群眾工作的意義及重要性的教育”;要“徹底糾正與克服脫離群眾、輕視群眾,不作群眾工作、忽視群眾運動和組織、忽視群眾生活的改善、甚至違反群眾利益的非階級非黨的觀念”;“在今天的山東,如果不能在認識上、在實際工作中把群眾工作提高到建設根據地工作的第一位,則一切工作都做不好,一切計劃與政策都將是空洞無力的,即我們便必然失敗”;“為展開群眾運動,動員并組織群眾,必須認真地普遍地實行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9)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九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78-79.在劉少奇提出批評之后,山東分局立即作出了開展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的群眾運動的決定,并將群眾運動作為中心工作。

劉少奇的指導,山東分局的決議,首先從思想文化的觀念層面上解決了黨與群眾關系這一根本問題,又從實際工作的實踐層面上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的群眾運動。這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尤其是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中,起到了歷史性作用。

從劉少奇到山東指導工作開始,山東分局領導人就根據中央指示和山東的實際情況,認真檢討、研究對敵斗爭和軍事建設問題。在對敵斗爭方面,確立了“政治攻勢為主,游擊戰爭為輔”的戰略方針和“分散性、地方性、群眾性游擊戰”的斗爭方針。在軍事建設方面,決定更加密切與群眾的聯系,實行主力部隊、地方部隊、群眾武裝三結合的體制。軍隊與群眾關系問題,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問題。當時在“部隊中產生了一種對群眾工作極不正確的認識,以為我們進行群眾工作,單只為著軍隊,殊不知道我們軍隊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顧犧牲進行戰斗,就是為著群眾”。(10)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八路軍·文獻四)[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93.為了解決這一錯誤觀念和在這一錯誤觀念指導下的實踐中的問題,部隊從上到下,特別是在干部中,徹底克服這一偏向,加強群眾觀念,從而在軍民之間形成了一種魚水之情。

1943年7-8月間,共產黨領導的敵后山東抗日根據地已發生了四個方面質的變化。第一,粉碎了國民黨頑軍李仙洲部配合第三次反共高潮進行的入魯反共的圖謀。第二,禮送國民黨的中間派于學忠部及山東省政府撤出山東。第三,同日偽軍、地方頑軍經過激烈戰斗,奪取了于學忠部撤離后的沂魯山區和諸(城)日(照)莒(縣)山區兩大戰略要地。此舉與冀魯豫邊、冀南、太行抗日根據地軍民勝利進行的衛南戰役、林南戰役一起揭開了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第四,山東省臨時參議會一屆二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規定:“按照新民主主義原則,加強民主建政”;“按照新民主主義原則,加強經濟建設工作”;“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11)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350.同時決定將“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更名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上述四個方面的質的變化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東抗日根據地已成為敵后山東抗戰的中流砥柱;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已建設成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并將進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已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沂蒙山區,盡管自1942年始就不再是山東黨、政、軍、民領導機關的駐地,但依然是中心區之一,并且從社會性質來說已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其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質“沂蒙精神”已淬煉而成。

敵后山東抗日根據地,經過1944年全年和1945年春夏季的局部反攻,特別是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后的全面反攻,得到了迅速擴展。與此相伴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也得到了新的大發展。

1945年9月全國抗日戰爭勝利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山東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經歷了一次大融合和一次再發展,又經歷了軍隊與干部北上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南下江南、解放全中國兩次大傳播。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1月,華中解放區的軍隊、干部陸續移入山東解放區,這是南方華中解放區的紅色文化與北方山東解放區的紅色文化的一次大規模融合。沂蒙山區是這次大融合的重點地區之一。1946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山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對各階層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實際的觸動是極為深刻的。沂蒙山區亦是如此。大融合和深觸動,推動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再發展。歷史發展到這時,“沂蒙精神”進一步突破了沂蒙山區的地域局限,成為整個山東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精神特質,而且經過“北上”與“南下”的兩次大傳播,又突破了山東解放區的地域局限,遠播于白山黑水、大江南北。

四、“沂蒙精神”在新中國的發展及其前后的四次提煉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1956年我國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的轉變。從革命黨變為執政黨,由新民主主義文化變為社會主義文化,在革命中形成的群眾路線面臨著新的考驗。黨在思想文化方面確立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觀點;在實際工作方面形成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如何傳承,又如何光大?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沂蒙山區共產黨人為了整治山窮水惡的自然環境,改善人們的生存條件,黨群一心,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既取得了豐碩的物質成果,又推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但也應該看到,由于官僚主義的侵蝕,部分地方存在著黨群關系拉大距離的現象,部分群眾存在著“一窮兩難三不通”的境況。(12)一窮,即人均純收入低;兩難,即吃水難、上學難;三不通,即不通車、不通電、不通廣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沂蒙山區黨、政府和人民群眾,同心協力,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搏浪前行。例如,經過1985年至1995年十年的奮斗,沂蒙山區七縣在全國18個連片扶貧的地區中,率先實現整體脫貧。又如,于20世紀末在市場經濟中崛起的沂水鎮,成為獨具特色的“中國三城(食品城、布鞋城、油頂城)”。在經濟快速發展中,沂蒙山區黨、政府、人民群眾創新性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但是,我們應該正視,在1938年至1989年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建設、改革的歲月中,并沒有從沂蒙山區乃至全山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提煉出其特質——“沂蒙精神”?！耙拭删瘛钡氖状蚊媸朗?990年,之后又經過了三次完善和提升。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中共中央經過反思,決定下大力氣抓黨的建設。在抓黨的建設中,一方面重視思想文化建設,一方面發揚優良傳統,密切黨群、干群關系。1990年3月,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同年4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姜春云第一次把“沂蒙精神”概括為“立場堅定,愛黨愛軍,艱苦創業,無私奉獻”16個字。根據省委指示,1991年山東省召開了首屆“沂蒙精神”研討會。顯然,“沂蒙精神”的面世,與政治風波之后黨中央通過的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有關,“沂蒙精神”的前8個字“立場堅定,愛黨愛軍”,在當時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陷入低潮。這樣的世情在中國國內引起了一定反響,主要表現為有的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對改革開放產生質疑。在這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歲的鄧小平到南方視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他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反復強調,要抓住時機,加快發展。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的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了講話,表示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7月28日,江澤民在臨沂視察時提出了“弘揚沂蒙精神,振興臨沂經濟”的要求。江澤民雖然沒有對“沂蒙精神”的內涵發表意見,但是提出了“沂蒙精神”要為經濟服務,也就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1997年7月,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和臨沂市委召開“沂蒙精神”研討會,對沂蒙精神做出了新的提煉,即“愛黨愛軍,開拓奮進,艱苦創業,無私奉獻”。與1990年4月時對“沂蒙精神”的表述相比,去掉了“立場堅定”,增加了“開拓奮進”。2001年5月21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丁關根到山東調研時,對“沂蒙精神”提出意見建議。臨沂市委據此對“沂蒙精神”做了新的提煉,即“愛黨愛國,艱苦創業,改革創新,敢為人先,不懈奮斗,無私奉獻”,將原有的16個字增加到24個字,把“愛軍”改成了“愛國”,把“開拓奮進”去掉了,增加了“改革創新,敢為人先,不懈奮斗”。

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2004年7月,山東省委宣傳部、臨沂市委等部門召開了“沂蒙精神”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理論研討會。研討會決定將“沂蒙精神”的表述恢復為1997年7月的表述,即“愛黨愛軍,開拓奮進,艱苦創業,無私奉獻”。與2001年對“沂蒙精神”的表述相比,把“愛國”改回了“愛軍”,去掉了“改革創新,敢為人先,不懈奮斗”,恢復了“開拓奮進”。

縱觀上述1990年至2004年“沂蒙精神”的提煉史,對照2013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看望沂蒙老區人民、重溫“沂蒙精神”的談話,可以看到,對“沂蒙精神”的提煉存有某種“單向性”。

五、“沂蒙精神”的意蘊是水乳交融的黨群干群關系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之始,中央作出了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以端正黨風。不久,全黨又深入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嚴治黨拉開了序幕。在這一背景下,2013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到山東臨沂視察,就“沂蒙精神”發表了談話。他說,“這次來沂蒙,就是看望老區人民,重溫沂蒙精神”;“革命勝利來之不易,主要是黨和人民水乳交融。怎么交融,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人民謀解放,另一方面,是人民跟黨走”,他十分感慨地說,“可歌可泣”。(13)沂蒙精神志[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356.這一段樸實而深刻的話語,表達了水乳交融的黨群關系,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本的思想;水乳交融的黨群關系的形成,是黨與群眾“雙向”努力的結晶。這個“雙向”,首先是黨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并為之而奮斗,再者是人民群眾信任黨、熱愛黨、跟著黨,奮斗前行。習近平又說,“山東是革命老區,有著光榮傳統。軍民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鑄就的沂蒙精神,對我們今天黨的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14)沂蒙精神志[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356.這一段語重心長的話語,表達了“沂蒙精神”的核心是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黨群、軍民關系,這種精神不僅是沂蒙山區的,也是整個山東優良革命傳統的觀點,還表達了“沂蒙精神”對現實的黨的建設有著重大作用的觀點。

2022年5-6月間,中共山東省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的報告對“沂蒙精神”做出了新的提煉,即“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顯然,新的提煉是在習近平提出的“水乳交融、生死與共”八個字的基礎上,增加了“黨群同心、軍民情深”八個字。這樣就鮮明地顯現出黨群之間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關系是“沂蒙精神”的核心。軍民關系是黨群關系一個方面的反映。

結語

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不論是在奪取政權的革命年代,還是在取得政權的和平年代,都是決定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早在二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章中就指出:“黨的一切運動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自此,經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淬煉,黨提出了群眾路線的概念,并日益深刻地認識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全國抗日戰爭中,黨經過認真提煉,使群眾路線具備了成熟的理論形態,其標志是1942年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所寫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其中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正確的領導方法。在全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的1945年黨的七大上,把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精神載入了黨綱和黨章。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群眾路線做了系統的闡述。他指出,黨的群眾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與人民群眾建立正確的關系的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用正確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群眾的路線”。他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所包含的四項內容: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新中國建立后,黨隨著地位的變化,對群眾路線的認識也在深化。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醒全黨注意:“由于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全國范圍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對于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秉h情民情要求黨要認真宣傳和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反對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中滋長著的官僚主義。黨在漫長的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的歲月里,一直堅持與人民群眾建立一種正確關系的群眾路線,這種正確的黨群關系,就是充分體現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沂蒙精神”的關系。

歷史已經證明,現實正在證明,貫徹執行體現“沂蒙精神”的群眾路線,是堅持黨的領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健康發展的至為重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