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創新發展內生動力的多維解析

陳 麒，劉浩林

（1.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海南 ?？?570228；2.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文化發展動力系統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國外學者在研究文化發展動力上起步早：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和萊斯利·懷特根據科學技術的影響提出科技文化動力觀念；弗朗茲·博厄斯和馬克斯·韋伯根據歷史、地理和宗教等的影響提出多元文化動力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約翰·赫爾達根據原始精神情感的作用提出非理性文化動力觀；薩繆爾·亨廷頓從文化差異視角提出文化沖突動力觀；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和魯思·本尼迪克特從世界文化多元性視角提出文化交流動力觀。以上諸說為分析文化發展動力提供了參考框架。國內學者在分析文化發展動力時也形成了幾種典型的觀點：價值歸因說認為它對革命激情、革命實踐和黨的品格能力具有重要價值［1］，其蘊含的獨特精神價值始終自內而外發揮作用［2］；活力源泉說認為人民的生活實踐構成了革命文化創新發展的活力源泉［3］；社會記憶說認為它有著獨特的記憶方式［4］，在主導意識形態下始終進行積極修復［5］；文化傳承說認為它傳承民族文化、弘揚民族精神［6］，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為獨特的精神標識內嵌在人的觀念體系中［7］。以上諸說解釋了影響革命文化創新發展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主體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即革命文化內生發展動力是什么？革命文化作為自組織系統，系統內多樣的文化要素按照某種規則有序排列組成了相互默契的層級結構，形成了革命文化創新發展內生動力的理論形態要素、主體形態要素和實踐形態要素，他們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塑造，如下圖所示。

圖1 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創新發展內生動力的多維解析

一、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創新發展內生動力的理論之維

所謂理論之維，是指揭示推動革命文化創新發展的理論形態內在要素及其作用方式。革命文化不是抽象的思維概念，而是具有鮮明政治信仰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8］669文化形態，是對人類社會場域的反映。革命文化的產生既是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又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其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既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魂脈，也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獨特基因的根脈。

（一）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對革命文化的理論指導

文化建設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化不能沒有馬克思主義。正如雅克·德里達所說，“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9］。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價值內容和哲學方法為推進革命文化創新發展提供了根本理論遵循。

第一，精神動力理論規制革命文化的演變邏輯。革命文化創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革命勢力羸弱，革命文化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利用標語、報紙、歌謠等形式宣傳革命政策、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感染和團結廣大受剝削的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將他們統一到革命行動中，充實壯大革命力量。這一時期，革命文化的精神動力價值作用明顯，這與馬克思主義精神動力理論是不可分割的?！叭艘云湫枰臒o限性和廣泛性區別于其他一切動物”［10］，精神需求理論作為精神動力理論的重要內容要求革命文化明確其本質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中，“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11］，盡管他們親手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卻因為要供養寄生在自己身上的剝削階級和謀取少得可憐的生活資料而受制于繁重的工具化勞動，思維上長期被奴役控制而逐漸淡化了文化需求，以至于陷入完全異化的生存狀態，不能擁有服務于自己的文化形態，更無法享受自己創造的文化價值。因此，革命文化首先要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自身”［12］46，即再次激發他們對文化的需求，激發他們對自我主體性實現的需求。與此同時，由于人們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維度、不同方向的需求重合在一起構成的文化張力空間奠定了革命文化的發展前景，但是這個空間并不能隨意擴大或縮小。每個人的需求都制約和影響著其他人，構成了另一個人需求的前提和基礎，全社會的需求、目的和意志“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13］605，推動文化的創新發展。因此，精神合力論要求革命文化既要肯定個體的精神文化創造，又不能把每個人的需求和意志簡單相加，要尊重社會和文化發展規律，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精神動力論規制了革命文化的演變邏輯。

第二，意識形態理論決定革命文化的文化導向。就意識形態功能而言，意識形態通過知識傳播、價值濡化、精神浸染能夠為社會秩序和政治結構提供合法性論證，決定文化前進的方向。近代中國，國力衰弱，思想禁錮，傳統文化秩序遭受強烈沖擊，時代呼喚新的意識形態?；谶@樣的歷史語境，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胚胎里孕育而生，其中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國家機器理論、意識形態階級思想等都為革命文化建構提供了支撐。具體而言，革命文化是意識形態的表征，意識形態的引導功能啟迪革命文化重視理想信念培育和內在行為規范；意識形態的服務功能啟迪革命文化融入社會經濟生產；意識形態的教育功能啟迪革命文化發揮教化育人作用。就意識形態的實質而言，“實質上就是對階級的本質性認識”［14］，意識形態理論奠定了革命文化的階級性、政治性、人民性。正如馬克思所說，“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15］?！斑@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16］401，階級性構成了文化的基本屬性。革命文化作為典型的政治文化，可以豐富政黨意識形態的內容，同時堅定政黨意識形態的方向。

第三，文化結構理論支撐革命文化的形態發展。近代西方理性傳統從知識論角度將文化視為不證自明的概念，從而陷入了唯心主義的純粹思辨中。馬克思創立了用唯物史觀分析文化的新框架，以社會生活整體視域觀照文化，將文化的考察和描述建立在現實之上，既強調文化取決于物質生產關系和文化自身因素的動態發展論，又強調與社會結構相統一的靜態結構論。然而，此后的文化學家由于沒有悟透唯物史觀下的文化結構論，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機械化理解，忽略文化創造的能動性和復雜性，以至于文化僅僅被等同于階級的意識。恩格斯對此問題作了說明，把唯物主義當作萬能公式剪切各種歷史的簡單化、庸俗化傾向只能導致“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13］595。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引導人民群眾創造革命文化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既重視革命文化具體歷史時期結構的共時性建設，又重視革命文化不同歷史時期結構的歷時性發展。因此，革命文化的具體形態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發展現實變化而轉換的，印證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文化結構理論。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對革命文化的內在支持

文化傳統是文化傳承發展的形而上的“道”，是活的傳統，是蘊含在民族傳統文化之中的價值特質、思維特質和精神特質等文化因素。革命文化從文化傳統中汲取養分孕育而出，又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推動下創新發展。

第一，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內在決定中華文化的立場，是革命文化架構話語體系的價值內核?？v觀人類文化史，唯有中華文明在歷史洗滌和沖刷中得以幸存，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其獨特傳承機制在于通過文化符號強化和重構“維系核心信仰與價值觀體系”［17］。中國文化核心信仰和價值觀是什么？由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學界的觀點各有側重。龐樸先生對中國文化核心價值的三類觀點進行扼要分析：“重禮”核心論側重于等級血緣關系，與“西方文化重法”相對立的，但對中國文化包容性發展體現不明顯；“中庸”核心論側重于“道統”平衡，但對中國文化“終極善”追求的動力體現不明顯；“內在超越”核心論側重于跟西方宗教外在超越對比，尋求現實之上的價值根源?；谇笆龇治?，龐樸先生認為“仁”是中國文化價值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位，以人作為自己學說的目的”［18］，相比較其他說法，在義理上更講究根源性和邏輯性?！叭省弊鳛椤傲x理張本”在中國古代推衍出了“大同”社會的思想理念，扶正揚善、尊老愛幼的美德規范，崇德向善、禮義廉恥的價值標準。革命文化在“以人為本”的文化傳統下，闡明了“依靠誰革命，為誰革命”的根本性問題，正如馬克思所告誡的，“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413。這始終指引著革命文化的發展方向，成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第二，辯證揚棄的哲學思維塑造中華文化的內在形態，是革命文化時代化民族化的思想智慧。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民族的自身文化力都可能會因戰爭沖突、新文化崛起侵蝕而進入文化邊緣階段，在它所能發揮的全部力量彰顯完之前，需要進行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民族性與時代性的選擇和調整，這就是文化自愈機制。中華文化在歷史上經歷過許多危機，甚至一度出現被外來文化統治的危險，但仍然未曾被割裂，原因就在于這種辯證揚棄的哲學思維使文化在危機面前得以調整?！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革故鼎新、不斷轉化的哲學思維自殷周之際便內生為中華文化的傳統特質。一方面，強調“和而不同”的兼容性，而不是排他性。盡管歷史上不乏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結果無一不被融入中華文化，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強調“有損有益”的承接性，而不是虛無性。中華文化并沒有因創新而從內部解構，而是以縱向的歷史感把握外部條件，豐富新的時代背景下的文化實踐，建立“過去”與“現在”的聯系。這種辯證揚棄的哲學思維傳導至革命文化，使得起源于暴力革命學說的革命文化并非一味訴諸暴力，而是在革命年代鼓舞革命士氣，在改革開放年代鼓勵艱苦奮斗，在新時代激勵自我革命。

第三，堅持斗爭的精神特質內在支撐中華文化的革新，是革命文化激發活力的文化稟賦。談及斗爭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會因為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而出現一種錯覺，認為斗爭精神是近代反對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的產物。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缺乏革命的傳統和實踐，斗爭精神早已作為中華文化特質內生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文字產生之前，鯀禹治水、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等遠古神話就包含著中華民族不可動搖的執著信念和抗爭不屈的斗爭精神。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各類名著典籍不乏例證。這種斗爭精神包含著豐富的“變易”思想，是對人更高質量活著和存在的定位?！吨芤住份d所謂“生生之謂易”雖然揭示了生命本體是生存，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生生”絕不應該止于生存而應該有更高追求，即作出嘗試和突破，棄舊圖新，臻于完善。這種崇高的追求于個人而言是“制天命而用之”的錚錚風骨與變革意識，于國家社會而言是“湯武革命”的正義性革命。這種自覺斗爭的精神特質在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等反抗運動中得以延續并成為中華民族的不屈脊梁。面對不同時期的生存狀態，這種斗爭哲學始終唯變所適，進而要求人表現出不同的斗爭意識、斗爭意志、斗爭智慧。近代以來，不屈斗爭的精神特質熔鑄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被轉化發展為宏大的革命精神譜系。

二、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創新發展內生動力的主體之維

所謂主體之維，是指揭示影響革命文化發展的主體形態要素。文化如何發展、誰來發展和為何發展等問題都與主體密切相關，離開主體去談文化創新發展，與近代哲學家借助理性思辨形式去探尋文化表象世界之外恒定不變的理念沒有本質區別。按照唯物史觀對文化的理解，文化是文化主體在實踐中不斷對象化而實現對社會生活的表征和確證，主體既是文化的對象化主體，也是文“化”的對象化客體。馬克思說：“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保?2］320因此，在革命文化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最具有主體地位、最擁有主體功能、最能達到主體性效應的主體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民群眾等。

（一）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內生發展的領導者

從篳路藍縷到碩果盈枝，無一不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政治優勢的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每一次飛躍，無一不是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作用的昭示；革命文化的每一次創新發展，無一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成就的呈現。中國共產黨不僅是革命文化產生的核心基石，更是革命文化內生發展的領導者。近代以來，西方入侵、民族危亡、民不聊生，亟待一個真正能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政黨出場。歷史慘痛教訓和國際工人解放運動經驗使人民覺醒，并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讓中國革命煥然一新。毛澤東同志認為，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19］，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沒有中國革命文化。從階級利益角度分析，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目標是實現人民解放，因而也使革命文化具有鮮明的人民性。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旗幟鮮明地宣誓始終代表人民利益。從理論運用和實踐分析，中國共產黨始終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奠定了革命文化的科學性?！袄碚撛谝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保?］11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符合我國實際的科學理論，革命文化正是我們黨在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從時代發展分析，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革命文化與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相結合，奠定了革命文化的時代性。新時代以來，國際形勢和國內矛盾發生廣泛深刻變化，建設黨的偉大工程戰略意義凸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唯物史觀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豐富了革命文化的內涵。

（二）人民群眾：革命文化內生發展的推動主體

從馬克思“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13］255的人民群眾動力論到毛澤東同志把人民群眾比喻為“先生”“眼睛”“土地”“水”的人民主體論，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的人民中心論，一脈相承，意蘊深厚，都堅持人民群眾在實踐創造中的主體價值。革命文化作為一種反映革命先鋒隊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的特殊文化形態，既存在于黨內，又凝聚于人民群眾的普遍實踐中。一方面，人民生活實踐是革命文化的重要來源。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求和對美好生活的追尋是革命文化創新發展的本源性動力。革命文化與其他文化樣態一樣，都是反映和記錄社會歷史的重要載體，但與其他文化樣態不同的是，它更是一種指導文化發展、進行社會動員、推進社會實踐的思想理論，代表著人民群眾對社會變革和機制革新的理論訴求和實踐訴求。與此同時，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是革命文化的原材料和礦藏地。馬克思主義就人類歷史的前提開宗明義強調“必須能夠生活”［8］158，證明了實踐經驗是文化的原初形態。中國共產黨始終從人民實踐中挖掘革命文化，始終認為“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20］，“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21］860。另一方面，革命文化傳播和弘揚依賴于人民群眾。人民“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22］314。人民群眾是革命實踐的重要參與者，離開了人民群眾，革命實踐將難以為繼。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工作，形成了系統的群眾工作方案，推動了人民群眾主體力量發揮。在黨的號召下，革命戰爭年代的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不僅直接參與到革命斗爭中，還幫助黨籌集資金、參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創辦報紙雜志宣傳革命理論，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人民群眾參與革命斗爭，“這種文化運動和實踐運動，都是群眾的”［23］。整體看來，人民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21］861是革命文化創新發展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

（三）知識分子：革命文化內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在民主革命時期，長期存在著兩條戰線，一條是工農武裝割據的軍事斗爭戰線，另一條便是同腐朽文化、反動文化、帝國主義文化作斗爭的文化戰線。對于這兩條戰線，毛澤東同志曾幽默地說，軍事戰線是朱總司令（管）的，文化戰線是魯總司令（管）的。毛澤東同志實際上是在強調知識分子和文學藝術在革命斗爭中能夠喚起民眾、整合人心、塑造精神。因此，知識分子在革命文化創新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驅動力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在革命文化產生初期，知識分子是馬克思主義和先進文化的“盜火者”。瞿秋白大量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魯迅積極撰寫雜文時評，陳獨秀、李大釗等積極創辦《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先進報刊，這些開創性行動都發揮了啟發民智、廣開民心的重要作用，使文學藝術與人民群眾相割裂的局面徹底改觀。革命文化一經產生，就被我們黨運用到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和建設新中國的實踐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文藝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重視，被毛澤東稱為“文化的軍隊”［21］847，同時，明確了文化要為工農兵服務，既要講藝術性又要講革命性，使得知識分子在黨領導和教育下創作了大量具有革命性的文化，保證了革命文化不變質。新中國成立后，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加大了對文藝領域的投入和管理，文藝創作平臺被打開，舊知識分子經過改造加入新知識分子隊伍中，積極開展對新社會的宣傳，形成了火熱的革命文化浪潮。在改革開放以來革命文化傳承發展新時期，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成為新的革命話題，需要進行革命話語的當代建構，宣傳部門、文化管理部門、各級各類學校、各種場館研究院等單位的知識分子將以往的革命精神、革命故事、革命品格與當代實踐相結合，形成了各種各類滋養人心的主旋律文藝作品，構成了革命文化的當代樣態，有力支撐了革命文化的發展。

三、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創新發展內生動力的實踐之維

所謂實踐之維，是指揭示革命文化內生動力的實踐表現形態。革命文化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離不開創新發展的本源性主體、各種要素、機制協調推進的綜合作用。革命文化從不同時空實踐中發展而來，雖然所承擔的歷史主線任務始終不變，但是不同歷史境遇下對其所應發揮的效用價值要求不一。因此，在實踐形態中，內生動力往往呈現差異性，總體來看，主要由文化符號建構力、文化價值凝聚力、文化精神滲透力、文化需求牽引力、要素協同合作力構成。

（一）文化符號建構力

特定文化氛圍和情感承載在特定的文化符號中，文化符號既是文化交流傳播的方式，又是具體物化的呈現，構成了人與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從這個層面上說，離開了文化符號，文化產生發展不復存在。就革命文化的文化符號而言，既包括歷史遺跡、革命遺物等物質形態的文化符號，又包括紅色節日、革命人物、革命文藝等非物質形態的文化符號，物質形態的文化符號是革命文化的所指，具有與其他文化樣態的同質性，非物質形態的文化符號是革命文化的能指，具有與其他文化樣態相區別的異質性，即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的意義內核。革命文化符號的價值只有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才能體現。一方面，革命文化符號歸納革命場景。文化符號構成了革命文化的藍圖，使外在信息資源都被一一歸置在藍圖中，按照一定程序形成了革命文化的場景。在場景中，人民群眾被各種符號源所激勵，進而接收場景內的概念、秩序和規則，推動革命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革命文化符號隱喻革命情感。無論是流傳于群眾間的革命事跡，抑或是散落在廣袤大地上的革命遺跡都是革命文化符號的表現形式，將這些不同類型的符號整合于一體的革命文化已經內生為中華民族的情感密碼，成為吸引社會成員的強大向心力。

（二）文化價值創新力

任何一種文化必定經過萌芽、形成、發展、成熟等階段，但有的早已止步于歷史舞臺，有的卻依然繁榮在盛世之中，究其根本就在于文化創新力的喪失與否。所謂創新力，實質上是文化萌芽形成之后面對日新月異的形勢和環境的再生產能力。這種再生產不僅包括文化形式的再生產，更包括文化價值的再生產，離開了文化價值，任何文化都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簍中。馬克思認為，文化價值就是謀求“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發展”［24］。顯然，相比較文化形式再生產，文化價值創新力更能拓展文化的存續空間。文化價值創新力一旦停滯或迷失，文化個性和活力將不復存在，更遑論輻射和影響其他文化。從人類文化史視角看，革命文化作為十八至十九世紀轟轟烈烈工人運動的生動呈現，與以往文化根本不同，不再“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25］709，而是立足于現實，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16］798中不斷革新的新文化。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擁有更深遠的革命文化，理應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但他們對待革命文化“先是教條主義，后來轉向‘修正主義’”［26］，使得蘇聯最終倒在丟失“蘇維埃價值”［27］的悲劇中。歷史證明，文化價值創新力的存續與否，對國家安全、政黨執政、社會安定具有顛覆性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也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28］，其“科學性”和“革命性”被中國共產黨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創新能力熔鑄和再生為具體的革命文化。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革命文化的文化價值從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豐富為謀求物質生活需要，再發展為謀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需要，由此支撐著革命文化的發展。從這個角度說，革命文化的文化價值創新力是革命文化永葆活力、避免僵化的決定性因素。

（三）文化精神凝聚力

“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保?9］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核心，是最具獨特性和統攝性的部分，往往對意識形態和整個文化體系起到凝聚作用?；诖?，可以發現革命文化精神凝聚力包含兩個方向：一個是向內，對革命文化的內部要素起吸引凝結作用的直接凝聚力；另一個是向外，對革命文化的軟環境和硬環境起輻射影響的間接凝聚力。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形成了多種反映黨和人民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意志品質和工作作風的革命精神，成為不同歷史境遇下的專題化表達。在這個意義上，“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保?0］各種革命精神，雖然從時間向度看隨著革命目標和歷史任務變化呈現階段性特征，從空間向度看隨著革命陣地轉換和革命實踐重點變化呈現地域性特征，從人物向度看因不同革命典型呈現差異化特征，但都對革命文化起到凝聚作用，具有高度概括性、明確標識性、持久穩定性、向上引領性的共同特征［31］。

從革命精神對革命文化的直接作用來看：一方面，革命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一脈相承，既關注人民群眾個人的生存實踐，又重視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追求，所蘊含的人民性、民族性特質有效支撐革命文化站穩人民立場和民族化道路；另一方面，“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22］34，革命文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為強黨性提供厚實的信仰滋養。革命精神所體現的堅定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使命自覺不僅陶冶人民群眾的理想信仰，更筑牢每一名黨員的政治本色，實現對革命文化“形”的重塑、“神”的重鑄。從革命精神對革命文化向外的間接作用來看，革命精神來源于革命實踐，又推動革命文化的實踐基礎不斷豐富發展。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具有自覺性、升華性、集群性、包容性的文化品格［32］，這樣的文化品格賦予革命精神巨大的實踐張力，推動革命文化在新時代反思和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形成新的革命實踐。

（四）文化需求牽引力

長期以來，“需要”都被當作社會發展的第一個內源性動力，正如馬克思所說：“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保?5］691就心理學而言，需要是有機體基于與客觀環境的不平衡而尋求與內外部環境達成穩定的一種狀態［33］。文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也正是如此，各種正反需求彼此牽制，交互影響，最終形成統一的文化樣態。任何一種文化總是通過現實具體的主體來發展的，也是為了服務和支撐這一主體而發展的。換言之，每一種文化的發展包含滿足這一主體自身發展的需求和文化本身傳承發展的需求。對于革命文化創造的主體而言，人民群眾對革命文化的需求不僅有著與詩詞歌賦、文物古跡、景秀奇觀等文化形態相通的感悟，享受美和獲取知識文化的中層需求，更包括革命文化政治性所賦予的利用革命文化錘煉品格和展現價值的深層需求。革命文化是一種帶有明確自我定位和使命意識的“活”的文化，有著從其他文化樣態中脫穎而出、凝聚輻射其他文化形態、防御敵對霸權文化形態、守衛中華優秀文化形態的需求，這種文化自覺需求現實化為革命文化的解釋力、公信力和親和力。

（五）文化要素協同力

文化是人類社會最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是由文化意旨、文化實踐、文化符號、文化邊界等多樣文化要素按照某種規則而有序組成有明顯層級結構的開放的自組織系統。文化系統能否由無序狀態走向有序發展，取決于該文化系統是否擁有要素協同力。所謂要素協同力是指文化因其龐大的系統性，通過主體間的相互協調與彼此合作所形成的，使得內在要素以及內在要素與外在要素之間融合、協調與共生的合作性、集體性、非線性耦合狀態和趨勢。恩格斯把這種文化的生成狀態描述為“許多單個的意志”［13］605相互沖突、相互交織形成的平行四邊形。革命文化亦是如此，之所以能夠形成革命文化創新的協同合力，不僅是因為革命文化系統要素、革命文化層級結構之間存在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系，更是因為革命文化實踐主體統一于一個時代和一種傳統。由此可見，革命文化要素協同力的作用過程包含兩個層面：革命文化系統要素的耦合和革命文化創作主體的整合。就革命文化系統要素的耦合而言，革命文化的創新發展要求在協調性上實現與外來優秀文化、優秀傳統文化共融共生，在歷史性上實現革命文化各個方面持久地、連續性發展，在空間性上協同、規劃、調控文化的邊界，創新文化符號，充實文化實踐，豐富文化意旨，整體達成文化的協同狀態；就革命文化的創作主體而言，革命文化的產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離不開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偉大創造，正如馬克思所說“十八世紀的任何發明，很少是屬于某一個人的”［34］。長期以來，我們黨領導知識分子和文藝創作者將“以人民為中心”貫穿文化創作始終，形成了中國本位、平臺開放、內行領導和集體創作的文藝工作領導經驗［35］。黨通過領導革命文化創作，已經培養了各創作主體的協同合作意識，滋養了協同合作精神，這種協同合作的觀念已經被各實踐主體自覺主動吸收，內化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