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與中國的應對策略

徐金金，楊 越

（南昌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南昌 330031）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時期對華強硬的總體路線。南海問題在中美戰略競爭中舉足輕重，對維護美國西太平洋霸權至關重要，是其實現“印太戰略”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安全議題。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華遏制打壓升級，在南海問題上采取高強度的威懾戰略，企圖通過綜合運用武力威懾、經濟制裁和外交手段，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維護美國的海上軍事優勢。與特朗普政府時期不同，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強調外交與法律手段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主張通過聯盟增強實力，注重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的有機聯系，試圖通過介入南海地區的規則制定，抵消中國海上力量發展和島礁建設的成果，防止中國主導南海秩序，從而維持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對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

現有關于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南海政策的文獻主要集中在拜登政府南海政策動向及走勢、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轉變和戰略選擇、政策評述等方面。Igor Mishin［1］指出，拜登上臺之初即表明美國南海政策將延續此前的強硬路線。賀先青［2］就拜登政府南海行動的實施情況和主要特征，指出中美戰略競爭是拜登政府南海行為選擇的主基調。金永明等［3］對奧巴馬、特朗普、拜登三任政府的南海政策進行縱向分析，指出在戰略競爭基礎上，美國南海政策由特朗普時期的武力威懾上升為一體化威懾。成漢平［4］通過分析美國南海政策轉變，指出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出現“泛國際化”趨勢，南海問題將更具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鞠海龍等［5］通過分析拜登政府南海政策對地區局勢產生的影響，認為其實際實施所產生的效果相對有限。Taylor Fravel［6］對中國在南海的主張和行為以及中國對美國利益構成的“威脅”進行了分析，強調為了應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權力主張，拜登政府最好保持目前的抵制水平。Chin-Hao Huang［7］在分析美國南海政策戰略選擇的基礎上，指出拜登政府的深度介入對于阻止中國在海上爭端中的“脅迫行為”既不必要也不充分。Raul Pedrozo［8］則主張為了加強“基于規則的國際法律秩序”，拜登政府必須采取更有力和明確的措施。

以上文獻從不同視角梳理了美國南海政策，但對拜登政府南海政策調整的邏輯梳理不足，缺乏對拜登政府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之間的有機聯系的分析。同時，對于中國如何應對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相關研究缺乏針對性和全面性。本文將梳理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探尋拜登政府政策的演變邏輯，分析拜登政府政策的國內外制約因素和對中國的影響，并探討中國的應對策略。

一、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特點

拜登政府持續深入地介入南海問題，其政策方向逐漸明晰。美國正進一步升級南海政策，實施“一體化威懾戰略”，更加注重運用經濟、軍事、法律、外交等多領域多手段綜合提升對華威懾，強調威懾范圍的全覆蓋和威懾手段的針對性。

（一）強化制裁力度，增加中國行動成本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試圖增加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動成本，強化經濟制裁力度。2021年2月，美國聯邦參議員托馬斯·科頓在《擊敗中國：脫鉤目標和經濟長期戰爭》［9］報告中提出，實施對華經濟增長放緩戰略以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改變中國投資的優先性目標，迫使中國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南海地區，并與美國展開競爭。2021年6月，美國參議院通過的《2021 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10］中指出，拜登政府將制裁在南海問題上為中國行動提供便利的人員以及外國金融機構，并對相關人員的簽證進行限制。2023年3月，美國反華議員盧比奧在參議院提出了《2023年南海和東海制裁法案》［11］，該法案的制裁內容涉及中國南海前哨基地建設、南海鉆探、組織他國獲取南海資源等活動，擴大制裁范圍，對于為中國南海相關活動提供幫助或進行代理的個人、組織，實施拒發簽證、查封資產、列入實體清單、禁止股權投資、終止銀行交易等制裁手段。實際上，盧比奧在2016年時就提出了該法案，此前該法案多次被擱置，但在拜登政府上臺后再次被提起，并數次修改和更新。

（二）加強南海軍事部署，提升威懾效力

拜登政府試圖通過提升在南海地區軍事行動的頻率和規模，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包括維持對華高強度的抵近偵察，建立海上防御設施，實施“航行自由行動”（FONOPS），派出多艘艦只進行海上監視與威懾等。2021年起，美國軍方在南海的空中偵察和海上監視活動日益增多，航母打擊群的活動頻率也顯著增加。據《2022年美軍南海軍事行動不完全報告》［12］，2022年美軍在南海及周邊海域累計開展了102次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其中雙邊及多邊演習多達87次。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平臺（SCSPI）［13］的數據顯示，2022年1月到12月，美國派遣赴南海地區偵察的大型偵察機有近600 架次，其中7月和12月多達60 余架次。同時，拜登政府努力推動雙邊聯合軍演向多邊發展，通過竭力吸納新成員、引入新技術、開拓新領域，提升實戰能力。在2022年6月29日至8月4日舉行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中，美國聯合26國參演，其中包括5個南海周邊國家，這為美國與盟友進行互操性和實戰性演練奠定了基礎［14］?？傮w而言，2022年美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呈現常態化趨勢，航母打擊群活動較往年部署時長增加（見表1），空中抵近偵察和海上聯合軍演頻率持續提升，同時更加注重地面、水下和防空演習的綜合活動［15］。

表1 2021—2022年美海軍航母打擊群在南?；顒右挥[表

（三）強化法律攻勢，否認中國合法權利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在法律層面深入挖掘法理依據，進行法律施壓，試圖解構中國在南海的合法行動。一方面，美國圍繞南海仲裁案挑起爭端、升級法律戰。2021年3月，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發表決議，指責“管轄海域”在中國海警法中的定義缺乏國際法的法理依據，妄稱該法非法授權中國海警對外國船舶“使用武力”［16］。2022年7月11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的“南海仲裁裁決六周年”［17］聲明，指控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和南海仲裁案的裁決，聲稱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是非法的。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對南海問題法理依據的闡述由較為模糊向清晰化轉變。2022年1月12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的《海洋界限》第150 號報告［18］繼續利用所謂的南海仲裁案打壓中國，并曲解國際法有關規則，蓄意歪曲南海問題現狀，試圖用較為系統的海洋界限報告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2022年12月1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支持菲律賓”，聲稱菲方行為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國際法，強調美國將與菲律賓共同努力，以確?！昂叫凶杂伞钡玫接行ЬS護［19］。2023年2月8日，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發布《中美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戰略競爭：國會的背景和問題》報告，歪曲事實強調“南海仲裁案”“具有法律約束力”，督促中國采用美國和西方關于海洋自由的定義，接受并遵守“南海仲裁案”的裁決［20］。

（四）推動陣營化對抗，謀劃增強聯合制華力度

拜登政府在南海地區推動陣營化對抗，鼓動、聯合域內外國家介入南海問題，謀劃增強聯合制華力度。拜登政府2022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和伙伴關系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資產，在應對中國時，美國要“與我們的盟友和伙伴關系網絡保持一致”［21］，展現出對盟友極大的重視程度。構建同盟伙伴關系網絡，是拜登政府鞏固其亞太地區霸權的關鍵，也是其維護海上安全、構筑海上安全體系的重要支撐。亞太是中美競爭的主要地區，南海則是重中之重。在南海域內，拜登政府將南海聲索國作為拉攏和提供軍事援助的重點對象，并對其在南海的主張表示支持。2022年以來，拜登政府對東盟國家展開了更為頻繁的外交攻勢，政府要員多次到訪東南亞，對東南亞國家進行針對性的拉攏。2022年5月，拜登在美國-東盟領導人峰會上，宣布將為東盟提供1.5億美元資金援助，其中有6 000萬美元將用于應對海上安全威脅，加大對東南亞國家海上執法機構的資助［22］。2023年4月11日，美國與菲律賓時隔七年重啟“2+2”部長級對話，重申與菲律賓同盟承諾，反復強調《美菲共同防御條約》在南海的應用［23］。2023年4月15日，布林肯在訪問越南時表示，美方愿幫助越南提升在南海的海域態勢感知能力，應對其他國家對越南漁船的“脅迫”行為［24］。2023年9月，拜登訪問越南，美越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此外，拜登政府還致力于打造小多邊機制，實施“陣營化”戰略。建立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TSD），將南海議題帶入對話議程，抹黑中方正當合法的海上維權執法行動。2022年5月，美日印澳在東京召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中推出了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IPMDA）［25］，美國試圖以此為抓手深度介入南海問題。

二、美國調整南海政策的邏輯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路線。但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注重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的有機聯系，以南海地區為抓手，助推“印太戰略”實施，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以轉移國內矛盾；注重在戰略競爭中塑造地區海洋秩序，通過構建同盟網絡加強實力。

第一，拜登政府將南海問題作為戰略支點，試圖維持所謂南海的“自由”和“開放”，以推動“印太戰略”的實施。2022年2月，拜登政府發布了任期內第一份區域性戰略報告——《印太戰略報告》［26］，展現出在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對外重心轉向印太地區。只要中國一直處于發展態勢，拜登政府就不會放棄介入南海問題，并將南海問題作為施展競爭手段的優先方向。南海地區處于亞太地區的核心地帶，其地緣戰略、資源、交通樞紐和空間價值日益凸顯。從經濟角度看，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貿易樞紐，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從軍事角度看，南海是美國第七艦隊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穿梭的必經之路。在此背景下，南海是美國構建印太秩序的關鍵，處于越來越突出的位置?！坝√珣鹇浴遍_篇便以“航行自由”為例，聲稱中國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強調通過建立“基于國際法規則的南海秩序”以制衡中國［26］。南海問題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內容，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安全議題。

第二，在國內矛盾交織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南海政策試圖通過渲染“中國威脅”以轉嫁國內矛盾。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經濟衰退加大了持續的結構性挑戰，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社會的動蕩，也削弱了公眾對美國民主的信任，美國國內的各種矛盾愈加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國威脅論”得到美國兩黨廣泛的支持，拜登政府試圖以“中國崛起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為由轉移國內矛盾。2021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態勢報告》［27］指出，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戰，應對中國日益強大的軍隊及其全球影響所帶來的挑戰十分重要。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21］報告將“大國競爭”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事項，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同時，拜登政府聲稱中國不斷擴大在南海地區的控制和影響，將中方漁船稱為“海上民兵船”，通過宣揚中國南沙島礁人工島建設、前哨基地軍事化和海上力量的增強，渲染“中國威脅論”［28］。

第三，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旨在重塑亞太海洋秩序，維護所謂的“航行自由”和“基于規則的地區秩序”。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一直主張“過度海洋主張”理論，基于廣義概念對“航行自由”進行判斷和理解，并強調專屬經濟區內不應對軍事活動進行限制，認為其進行的軍事活動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體現的利益平衡，試圖強化符合美國利益的區域海上規則。拜登政府強化法律攻勢，試圖將國際法為其所用。不僅一再申明“南海行為準則”（COC）必須嚴格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還多次利用“南海仲裁案”挑起爭端，以限制和干擾中國在南海的行動。這嚴重損害了中國在南海的權益，既是給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南海地區的磋商談判施加壓力，也是在為未來否定“南海行為準則”的合法性鋪平道路。2021年8月，布林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講話指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反映的以規則為基礎的海洋秩序和國際法正受到嚴重威脅，呼吁所有國家“共同制定并致力于維護海洋規則和原則”［29］。拜登政府表面上打著為“每一個國家”進行辯護的旗號，促進所謂的南海地區的“自由”和“開放”，維護所有船舶和飛機的“航行自由和權利”，實則是維護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為其單方面的海洋非法主張和介入南海問題披上“合法”外衣，從而維護其海洋利益和海上霸權地位。

三、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局限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存在諸多局限，面臨來自國內和國際的雙重阻力。美國國內矛盾日益嚴重，其在南海地區的武力威懾下降，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搖擺，以及域外國家無法為美國提供強有力支持等因素都將制約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

第一，美國國內矛盾牽制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一方面，美國國內黨派斗爭激烈。在2022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后，共和黨掌握了眾議院的控制權，拜登政府的政策實施面臨來自國會的挑戰。同時，拜登已確認參加2024年大選，兩黨博弈將持續升級。此外，兩黨圍繞“前總統特朗普遭刑事起訴”事件相互攻擊加劇，凸顯美國嚴重的政治對立，加劇了美國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30］。另一方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及其導致的財政危機和經濟滯脹，使美國陷入了股市泡沫和債務泡沫之中。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將達到31.4 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31］，但美國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投資、衛生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改革急需大量資金，這限制了拜登政府在對外政策上的投入?？傮w而言，國內矛盾牽制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施行和資源投入，對其“一體化威懾戰略”背景下南海政策的實施具有阻礙作用。

第二，拜登政府在南海地區的武力威懾下降。拜登政府對外進行軍事擴張，導致目標與手段之間失衡，戰略目標與戰略能力存在著差距。一方面，隨著我國軍事力量的提升，拜登政府的軍事優勢相對被削弱。2022年5月，我國海南艦出海遠航，其間進行了航行補給、艦機協同、損害管制等實戰演練。中國擁有自己的航母，在西太平洋方向的作戰半徑已經直指第二島鏈核心的美國關島基地，展現出我國海軍綜合實戰能力的提升［32］。而在2022年，美國“卡爾·文森”號在南海航行期間，美國最先進的航母艦載機F-35C在甲板降落時發生事故，這是F-35C戰機首次在海上執行任務時發生事故，美國未來的軍事部署可能會受影響［33］。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投入南海地區的軍事資源被分散。美國的全球性戰略布局決定了其不能僅聚焦于南海地區。俄烏戰爭分散了拜登政府在南海地區的軍事部署，美國投入到南海地區的資源相應減少，短期內拜登政府將軍力部署轉向南海地區的計劃難以實現。

第三，東盟國家不愿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盡管拜登政府在南海問題上表明了支持東盟國家的立場，然而大多數東盟國家保持動態平衡的中立立場。一方面，大多數東盟國家不放棄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但希望保持戰略自主權，以避免卷入中美戰略競爭。另一方面，東盟國家與中國的利益關聯緊密，如果東盟國家對中國采取激進態度，將導致雙方關系惡化。2022年10月，越南領導人阮富仲訪華時對中方表示，不容許任何國家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不參加任何軍事聯盟，不使用武力對付任何國家［34］。2023年1月4日，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訪華時表示，期待兩國“繼續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海上問題”，菲方愿重啟與中國的南海油氣聯合開發談判［35］，釋放出與中國合作的積極信號?？傮w而言，對大多數東盟國家而言，保持與美國的安全關系和同中國發展經貿關系都十分重要?；陂L遠考量，東盟國家仍會選擇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平衡。

第四，域外國家介入南海問題缺乏合法性?！堵摵蠂Ｑ蠓üs》作為一項具有多邊主義性質的條約，對“航行自由”權利的行使邊界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美國忽視其中對“航行自由”權利的限制，本質是侵犯他國利益。實際上，美國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方，不具有對條約進行解釋的權力，有關“航行自由”和“以規則為基礎”所做出的解釋也缺乏正當性。而且，商船和軍艦的“航行自由”不能混為一談。就其本質而言，美國主張的“航行自由”原則服務于其海洋霸權，是單邊主義和違背全球化發展的體現。在此背景下，域外國家介入南海問題更加缺乏合法性和正當性。除了配合拜登政府進行聯合軍演外，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還通過派遣軍機進行抵近偵察和軍艦駛入南海的方式，助推拜登政府在南海威懾體系的構建。然而，這些域外國家的實際介入力量有限，無法為拜登政府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四、美國南海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持續深度介入南海問題，不僅破壞了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使南海地區呈現軍備競賽和影響外溢的態勢，增加了中國對南海問題的管控難度和行動成本，損害了中國在南海地區的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妨礙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正常外交，對和平解決南海問題造成了干擾，嚴重阻礙了中美之間的政治互信和對話協商。

（一）加劇地區局勢動蕩，引發軍備競賽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推動域內國家持續升級軍備、調整軍事部署，使南海地區呈現軍備競賽的趨勢。拜登政府構建起各種多邊聯盟機制，重點關注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動，建立了包括“美英澳三國同盟”“四邊安全機制”在內的多邊機制和印太安全體系，并推動新的同盟體系向南海地區延伸，進一步強化其南海軍事化政策。拜登政府通過增派海岸警衛隊人員和艦艇，加大對東盟國家的“經濟援助”和“安全保障”，推動軍事部署向南海地區轉移。此外，美國積極扶持澳大利亞進行核潛艇建設，將南海地區置于核威懾體系之下，給亞太地區安全蒙上了核擴散的陰影，引發南海周邊國家對核擴散問題的憂慮，加大了南海地區軍事活動的頻次和強度。全球經濟指標（Trading Economics）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南海地區國家國防支出占GDP 比重呈現快速上漲的態勢［36］。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引發南海地區的軍備競賽，加大南海地區軍事沖突的風險，造成南海地區安全困境，導致南海地區局勢動蕩。

（二）增加中國的管控難度和行動成本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擴大南海問題的溢出效應，增加了中國對南海的管控難度和行動成本。拜登政府多次在國際場合渲染“中國威脅論”，挑動同盟及伙伴國與中國發生摩擦。隨著美國南海政策的調整，英國、法國、德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南海域外國家都在積極介入南海，使南海域內國家之間的主權問題擴大為全球層面的地緣政治博弈。英國推出了《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安全、國防、發展和外交政策綜合評估》［37］報告，聲稱要重返印太，并派遣“伊麗莎白”號航母打擊群駛入南海。法國發表了《法國印太防務戰略報告》［38］，公開宣布與南太平洋國家建立南太平洋海岸警衛隊。澳大利亞空軍司令奇普曼指出，澳大利亞空軍將無視澳中軍機在南?？沼虻摹敖讳h事件”，繼續在南海區域進行監視活動［39］。與此同時，拜登政府積極推動“以臺制華”，努力與臺灣當局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軍事、經濟、安全合作關系，還試圖與日本聯手推動南海、東海、臺?！叭Ｂ搫印?。南海地區軍事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可能引發更為嚴重的軍事沖突和摩擦。這增加了中國在南海維穩維權的難度，也意味著中國在應對南海問題上需要投入更多的行動成本。

（三）妨礙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與外交

1. 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干擾地區經濟合作

拜登政府堅持其所謂“基于規則秩序”的準則，在南海地區頻繁地實施“航行自由行動”，嚴重侵犯了中國在南海地區的主權和合法權益，破壞了地區發展的正常秩序。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貿易樞紐，也是我國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區域和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地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緣價值和不可替代的戰略意義。盡管“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了東南亞國家的廣泛認可和支持，但是由于南海爭端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在南海地區的經濟合作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拜登政府對南海問題的介入，不利于我國推進海上互聯互通和發展藍色經濟伙伴關系，不僅導致南海地區的安全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也阻礙了“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推進。

2. 阻礙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正常外交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對中國的周邊外交構成了挑戰，影響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正常外交和戰略互信。拜登政府聲稱支持南海聲索國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的立場，為其提供軍事支持和安全保障，施加“選邊站”的壓力。在此背景下，南海域內國家對南海問題的立場發生了轉變，對我國的南海政策持有消極態度。菲律賓、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域內聲索國均展現出機會主義的態度，試圖從南海地區獲取更多的利益，采取建設島礁、加強海域管控、在爭議海域開發油氣資源等一系列行動，鞏固其非法主張和加快侵權步伐，阻礙和干擾中國在南海的維權執法活動。2022年下半年，越南在南沙島礁擴建的基礎上，在南海的前哨基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浚和垃圾填埋場擴建，表明其有意加強在有爭議水道的主權［40］。2022年12月15日，菲律賓國防部高級副部長福斯蒂諾將中國南海稱為“西菲律賓?！?，并指責“中國數十艘船只集結南?！?，聲稱這些船只在南沙島礁區域活動破壞了南海地區穩定的局面，“侵犯了菲律賓主權”［41］。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給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造成了消極影響，阻礙了“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談判進程，不利于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

（四）嚴重阻礙中美戰略互信

中美之間的分歧因南海問題被進一步放大，這嚴重阻礙了中美戰略互信。在亞太海上秩序中，“基于國際法的國際秩序”被中美兩國的官方強調，但是在具體的法律或規則上，雙方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實質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現行國際法和規則在軍事安全領域的適用存在明顯的模糊性，無法為現階段和平時期的?？哲娛滦袨樘峁┟鞔_的判斷依據，這導致中美之間的紛爭因南海問題被放大。同時，拜登政府對華采取強硬立場，推動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向亞太地區轉移，在南海問題上實施“一體化威懾”戰略，試圖運用法律手段解構中國在南海的合法權益，并加強與盟友的合作，推動“陣營化”戰略向南海地區的延伸。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主義相悖，這可能引發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產生陣營化對立和更激烈的摩擦沖突，進而阻礙中美戰略互信，阻礙中美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合作。

五、中國的應對之策

為了更好地應對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我國應堅定維護南海主權，掌握在南海問題上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通過加強綜合國力建設，提升在南海問題上的應對能力，在區域多邊主義框架下深化與東盟國家的合作，通過構建符合共同利益的海上互動規則，積極打造南海安全共同體。同時，我國應積極推進中美對話協商，打造以海上合作、秩序建設為核心的全球海洋合作新格局。

（一）堅定維護南海主權，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

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利益爭端上，我國應堅定維護南海主權，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具有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中國作為南海爭議的直接當事國，在后疫情時代應處理好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的南海問題，為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提供和平穩定的環境，推動南海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我國應積極完善與南海相關的區域海洋法規則，運用國際法維護中國在南海地區的主權。中國應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限制域外國家介入南海問題，以實際行動捍衛《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權威性和完整性，必要時可利用《反外國制裁法》進行反制威懾。同時，我國應健全上位法牽引的國內海洋治理法律體系，推動現有涉海法律法規相互兼容，通過綜合立法明確“海洋強國”的實施路徑，確立海洋治理的基本原則，為海洋政策及海洋立法提供法理依據。另一方面，我國應針對美國關于南海問題發表的不實言論進行反擊，駁斥美方對中國的“污名化”言論和抹黑中國的行為，維護我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揭露美國違背國際法規則、濫用國際法謀求霸權的行徑，揭示域外國家對南海權益的侵害和挑動地區緊張局勢的戰略意圖，表明我國在南海的合法地位與和平處理南海爭端的態度。在國際場域中化被動為主動，掌握南海問題的主動權和話語權，為管控南海分歧和構建公正合理的區域海洋秩序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并爭取更廣泛的國際支持。

（二）加強綜合國力建設，采取軍事反制行動

我國應增強綜合國力，提升在南海問題上的應對能力。提升綜合國力是應對美國在南海進行“戰略競爭”的關鍵，強大的綜合國力是中國應對美國“一體化威懾”的堅實基礎，其中軍事實力是對美國南海政策進行“反威懾”的關鍵。一方面，我國應加快推進海洋強國建設和加強?？哲娛铝α?，利用強大的威懾力回應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軍事行動，并針對海上干擾等侵權行為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同時，我國在南海進行的軍事訓練應更加注重實操性和針對性，推進軍事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設，積極探索新技術手段，降低我國南海維權的難度。另一方面，我國應制定完備的戰略規劃和海上應急預案，對美軍在南海的軍事行動保持高度警惕，持續追蹤美國南海航行和軍事演習，開展相應的軍事演習項目。同時，我國加大海警在九段線附近水域的巡邏執法力度，提升中國在南海的維權維穩和風險管控能力。

（三）深化與東盟國家合作，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

中國和東盟國家應秉持“雙軌思路”，通過談判協商管控海上分歧和解決南海爭議，促進海上務實合作，加強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中國應繼續鞏固與東盟國家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增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和政治互信，充分尊重“東盟中心地位”，對沖美國針對南海構建的多邊聯盟體系?！赌虾８鞣叫袨樾浴返挠行鋵嵑汀澳虾Ｐ袨闇蕜t”的協商談判是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舉措，為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構建共同認可的行動規則和溝通落實機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我國應堅持國際法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基本準則，加快打造《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新版本，使其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相一致，為解決分歧、促進合作提供制度支撐。在此基礎上，中國與東盟國家應積極推動“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實施，以期達成更深入的涉海合作，共同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加快推動海洋合作和加強分歧管控?，F階段中國和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和完善沿岸國合作機制，通過現有的雙邊和多邊機制促進我國與東盟國家的安全磋商與交流，開展科研、環保、航道安全、資源開發等領域的南海務實合作，以深化海洋功能性合作、增進利益融合，逐步完善區域海洋治理體系。

（四）推進中美對話協商，完善雙邊多邊涉海對話機制

中國應推動中美之間建立持久穩定的對話協商和合作機制，構建戰略互信，有效管控南海海上安全風險。習近平主席［42］在“全球安全倡議”中指出，應通過對話協商的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這為南海的和平穩定指明了方向。對話協商是解決南海爭端的關鍵，也是《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核心要義。在追求穩定、繁榮、互惠與和平共處的過程中，中美兩國應動態審視南海問題，建立具有約束力的危機管控機制，設置更多具有建設性的地區安全議題，以溝通增進互信，以協商促進安全，避免矛盾升級為沖突對抗。從美方而言，拜登政府應摒棄海洋霸權主義和海洋零和博弈思維，尊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采取談判協商以解決爭議、建立規則機制以解決爭端。從中方而言，我國應保持戰略定力，不斷完善雙邊涉海對話機制，推動中美務實對話，努力構建充滿包容性、兼顧各方利益的南海治理方略。在對話協商中，我國應聚焦于維護航道安全和解決區域海洋爭端，遵循“謀大勢、抓重點”的原則，把握南海問題的主導權，把大國地緣政治博弈轉變為南海問題當事國之間的對話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