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貿港城市社區治理的困境及創新路徑

吳方彥，黎道武

（1.海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570228；2.海南省業主委員會協會，?？?570205）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對與民生福祉休戚相關的城鄉社區治理問題高度重視，在國家政策層面連續出臺一系列的指導性意見。2017年6月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中著重強調：“城鄉社區治理事關黨和國家大政方針貫徹落實，事關居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城鄉基層和諧穩定?！保?］2021年4月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保?］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3］的治理目標。類似的相關表述在黨中央和國務院近年來頒布的文件中還有很多。

具體到海南省而言，加強城市社區治理創新具有更加重要且迫切的意義?！吨泄仓醒雵鴦赵河“l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中制度設計部分的第二十九條提出：“賦予社區更大的基層治理權限，加快社區服務與治理創新?！保?］近年來海南城鎮化水平增長迅速，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海南省城鎮人口占比已達60.27%［5］。另外，近年來，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背景下，海南主要城市每年遷入的外來人口也在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海南省的城鄉基層治理領域基礎比較薄弱，各類社會群體的矛盾糾紛事件頻頻發生，影響到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例如在城市社區治理領域，《2022年中國典型30 城物業服務滿意度》［6］調查數據顯示，海南省社區物業服務滿意度為60.24%，在所調查的城市中處于末尾位置。城市社區治理工作能否做好，不僅影響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也嚴重影響外來人才群體對海南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制約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高質量發展。

一、研究現狀與分析框架

（一）研究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隨著“街居制”和“單位制”逐漸走向瓦解，“社區制”作為城市治理的基礎單元逐漸浮出水面，并于20 世紀90年代中期迎來了全國范圍內的“社區建設”熱潮［7］?！吧鐓^”概念雖然是舶來品，但社區建設卻緊跟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步伐，滿足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也符合國家對社會實行有效治理和提供高水平公共服務的需求。如今作為城市基層治理基本組織形式的社區制已走過數十年的歷史，我國社區治理實踐在取得巨大治理成就的同時，也陸續出現諸多問題，對此學者們已多有研究并積極探索破解之道。當前我國社區治理面臨的困境有哪些？不同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進行分析，得出的研判也不同。鄭杭生等［8］基于北京市社區管理的實踐，認為社區治理面臨居委會行政化、邊緣化以及共同體缺失的雙重困境。張開云等［9］基于廣州社區案例的研究，認為社區治理的多元聯動面臨行政理念、目標定位和職責邊界等方面的困境。徐宏宇［10］認為城市社區面臨合作治理難以達成的困境。俞祖成等［11］基于上海社區的調研，認為社區治理面臨居民享有權利卻怠于承擔義務的失衡困境。黃建［12］認為當前社區治理面臨縱向關系失衡、橫向聯通失序的困境。陳秀紅［13］基于社區治理重點任務的考察，認為社區治理出現治理主體權責未厘清、治理過程參與失衡、社區服務不能滿足居民需求等實踐困境。類似的研究文獻還有不少，盡管學者們在理論視角、困境描述、形成原因及其破解路徑等方面多有爭議，但基本達成的共識是：當前我國城市社區亟須加強治理創新、提高社區治理水平。

從2018年4月黨中央提出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以來，國內學界圍繞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開展了大量研究，相對而言，關注海南自貿港建設背景下的城鄉社區治理問題的文獻較少。杜力［14］基于海南大社區改革實踐的案例分析，認為大社區通過基層治理的平臺化形成了“圈層治理邏輯”。唐小然等［15］針對海南的社區治理情況，提出應當引進“時間銀行”的經驗構建互助社區治理機制。尹作濤等［16］認為自貿港建設背景下海南社區治理正由分散型治理向協同治理轉變。以上關于海南城市社區治理的研究關注到海南城市社區的一些突出特點和治理特性，但目前仍缺少海南城市社區的總體情況的描述和分析，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背景下的城市社區治理問題及其形成機理仍缺乏全局性和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因而相關研究仍有值得深入推進的空間。

（二）社區治理共同體：分析框架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的社區共同體理論認為，社區是指建立在血緣、地緣、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認同感的傳統社會生活共同體［17］。因而社區共同體是一個有機的生命，是具有共同價值和融洽情感的結合體。社區共同體理論對我國學界和社區建設產生較大影響。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會議決定中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保?8］因而，在我國地方治理實踐和治理語境下，社區治理共同體指的是：各地黨委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以及社區居民為了尋求社區公共議題的解決和公共利益的實現，在廣泛參與、平等協商、團結互助的原則上，形成的具有共同價值目標和相互關聯的穩定的群體［19］。本文依據“社區治理共同體”的理論框架對海南自貿港建設背景下的社區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和創新路徑進行分析。

目前政府部門尚缺乏海南全省范圍內關于城市社區治理情況的統計數據。為研究海南城市社區的治理概況，我們于2022年12月分別赴?？谑?、三亞市、儋州市、文昌市、瓊海市、萬寧市和澄邁縣等海南省人口分布最密集、經濟發展相對較好的7 個市縣的住建部門、民政部門和城市住宅社區進行實證調研，采取召開座談會、深入訪談、查閱文檔資料和實地觀察等方法，獲得了各市縣城市社區治理的第一手資料（下文未注明出處的數據皆是作者實地調研所得）。其中海南省的城市住宅社區主要分布于?？谑泻腿齺喪?，且?？谑呛Ｄ鲜鞘?，亦是海南自貿港建設的中心城市，其城市住宅小區占海南全省住宅小區比例高達64.6%，因而其城市社區狀況最具有全省范圍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海南自貿港城市社區的多重治理困境

通過對?？谑?、三亞市、儋州市、文昌市、瓊海市、萬寧市和澄邁縣等海南省7 個市縣的調研資料的分析和總結，本文把當前海南城市社區面臨的治理困境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一）小區業主與物業公司矛盾較為突出

海南城市社區治理存在的首要問題是小區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普遍存在較為突出的矛盾。根據海南省各市縣12345 聯動指揮中心統計數據，近年來海南各市縣的涉物業投訴案件每年都在逐級攀升。其中?？谑械奈飿I投訴案件數量最多，?？谑?2345 指揮中心數據顯示，從2018年至2022年連續5年，涉物業問題引發的投訴案例數量在年度各類投訴案件數量中位列前4 名，2022年?？谑械奈飿I投訴案件數量高達82 276 件。三亞、文昌、澄邁、瓊海等地的投訴案件相對?？诳偭恳俸芏?，但近年來的案例數量增長也很迅速。各市縣政府面對如此大量激增的投訴案件，相關部門要耗費大量行政資源和時間精力去處置，且常常出現專業性不足導致處理效果欠佳，使得一些原本較小的矛盾糾紛事件升級演化成為集體信訪事件，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

綜合海南各市縣小區業主和物業公司的矛盾糾紛事件來看，其矛盾糾紛的產生緣由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業主對物業服務管理不滿，業主投訴部分物業企業服務態度差、管理不到位、遇事不溝通、收費不透明等；二是物業公司在小區治理中存在不作為現象，如對有些業主在小區亂搭亂建、亂停亂放、侵占公共綠地、破壞公共設施、違章裝修等行為沒有給予有效處置；三是開發商遺留問題、建筑質量問題和維護維修問題引發商住矛盾。

（二）成立業委會的小區比例較低

小區成立業委會難、成立業委會的小區比例較小是海南各市縣城市社區較為突出的現象（見表1）。

表1 海南7個市縣小區成立業委會數量情況

截至2022年底，在調研的7個市縣中，文昌和儋州的城市小區業委會成立比例較高，但和北京、上海等地業委會成立比例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海南城市小區成立業委會比例較低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其一，由于有大量業主是從外省遷來的“候鳥”群體，按照《民法典》規定成立業委會并由業委會管理小區事務很難全面推行。其二，物業管理受利益驅動，很多住宅小區的物業都是開發商的利益延續，客觀上掣肘了業主共同利益的實現。如小區住房專項維修資金的使用、委托物業合同的簽訂等具體問題需要物業企業與業主進行協商，并由業主做出決定，但由于業主意見很難統一，又沒有設立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不僅集體做出決策困難，即使做出決策，也會因為個別業主的抵制而無法實行。

（三）“候鳥小區”治理難度大

所謂的“候鳥小區”，指的是因外來人口季節性流入形成的住宅小區。這種小區類型治理難度較大：“候鳥小區”除了冬季入住率高外，其他季節入住率都很低，因而使得小區治理難以實現常態化運作。以文昌市為例，截至2022年8月，該市交付使用的小區128 個，其中“候鳥小區”有80 個，占比62.5%，其中僅有22 個小區物業費收繳率達到80%以上，35 個小區物業費收繳率在60%～80%之間，而69 個小區物業費收繳率未達到60%。而在瓊海市“候鳥小區”占比亦高達65%，這些小區由于房屋空置率高和人口流動性大，住戶主體不明確，導致用能管理方抄表到戶工作難實施，從而小區與電力等相關部門難對接。而且大部分小區電力設備未達到規范要求，無法實現抄表到戶。目前瓊海市全市完成抄表到戶的小區僅有72 個，占比僅為19%。近年來，瓊海市發生多起“候鳥小區”因水電未抄表到戶造成水電損耗，引起業主和物業公司之間發生較激烈的矛盾糾紛。

（四）老舊小區和“三無小區”更新緩慢

海南各市縣老舊小區和“三無小區”數量較多，改造難度大、用時長，導致社區更新緩慢。以?？谑泻腿齺喪械臄祿槔?，?？谑鞋F有2000年前建設的老舊小區共計1 366 個、占比為43.6%，“三無小區”共計552 個、占比為17.6%；三亞市現有“三無小區”共計292 個，占比為34%。老舊小區和“三無小區”治理基礎差，所引發的治理難題也較多。海南各市縣的老舊小區由于年代久遠，普遍存在配套設施落后、水電管網老化嚴重、屋頂防水設施損壞嚴重、物業管理缺失和環境衛生臟亂差等問題，如小區道路破損、建筑外立面雜亂無章、電線及管線亂建亂搭情況嚴重、高層建筑未配置電梯、停車位數量無法滿足使用需求等?！叭裏o小區”無物業公司、無主管部門、無人防物防，基本上處于失管、失治狀態。有些小區出租房多，人員復雜，治安狀況差，盜竊事件頻發，是城市社區治理的難點之一。

（五）涉住宅小區治理行政審批事項程序繁雜

海南各市縣政府住建部門涉及住宅社區的證件辦理、維修資金使用、公用通道使用、小區消防建設等行政審批事務程序繁雜，使得相關問題的處理頗為不易，常常引發矛盾糾紛事件。我國《民法典》規定：住宅專項維修資金必須由專有部分面積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業主且人數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業主參與表決，并經參與表決專有部分面積過半數的業主且參與表決人數過半數的業主同意才可申請使用［20］。由于海南各市縣“候鳥小區”的候鳥住戶較多，再加上大部分小區沒有成立業委會，因而小區申請使用住宅專項維修資金很難達到以上要求。由此造成小區公共設備設施和公共建筑的維修、更新、改造等無法實現，安全隱患難以排除，業主和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瓊海市迄今為止僅有8個小區申請使用了8筆維修資金，使用總金額100.26萬元，約占全市住宅專項維修存量資金6.5億元的0.15%，可見大量的維修資金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嚴重影響了小區物業管理質量，加劇業主和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澄邁縣金馬花園小區的案例非常具有典型意義。澄邁縣金馬花園屬于老舊小區，設施設備大部分陳舊老化亟須更新。小區業主委員會申請動用住房專項維修資金，征得大部分業主同意后，上報至澄邁縣房管部門并獲得同意。但小區前期維修施工完成后，業主們向房管部門申請撥付維修資金，卻因無法通過業主投票平臺投票，造成審批不能通過，維修資金不能撥付，導致因拖欠工人工資引發激烈的勞資糾紛。

三、“社區治理共同體”視域下城市社區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

海南城市社區治理存在以上多重困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在“社區治理共同體”理論視域看來，其形成的深層原因和治理主體錯位、職能部門缺位、制度建設缺失、自治能力匱乏、統籌力量缺漏等因素有密切關系。

（一）治理主體錯位，以物業管理代替業主自治

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都是城市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其中業主委員會代表的是小區業主的自治權利。王漢生等［21］認為業主委員會是商品房社區自主治理的核心和標志。陳鵬［22］則指出，以業委會為核心建構的社區治理系統能夠有力改善商品房社區的治理質量并增進業主福祉。

海南各市縣大部分的住宅小區沒有設立業主大會并選舉業主委員會，因而小區業主普遍缺乏參與社區治理的平臺。此外，雖然社區居委會在法律性質上屬于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承擔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功能，但實際運行中，近年來居委會逐漸變得高度行政化：居委會職能行政化、成員公職化、工作方式機關化、運行機制行政化、權力行使集中化［23］。這一情況使得社區居委會逐漸喪失了其自治性，無法在社區治理中發揮業主自治的功能，社區也逐漸蛻變成國家用于貫徹決策實施過程、實現社會整合的基本單元［17］。以上情況相互疊加使得城市小區逐漸形成開發商包攬業主自治、物業管理代替業主自治的狀態，住宅小區多由開發商延續管理，或者由與開發商利益攸關的物業公司管理。這種治理主體錯位的狀況使得小區大部分管理職能成為物業服務企業囊中之物，業主按月繳納物業費，卻不得不接受物業公司的管理，對小區的公共事務無法有效參與和表決，也無法保障其知情權和監督權，進而導致社區治理怪象頻出，業主和物業公司各類矛盾糾紛事件頻頻爆發。海南不少市縣物業管理區域基本屬于前期物業管理階段。物業服務企業服務質量與水平參差不齊，一些物業公司經營規模小，重收費輕服務，服務整體水平不高。在日常小區治理過程中，單個業主一旦與物業公司產生矛盾沖突，經常處于劣勢。近年來，雖然部分物業企業的服務意識有所提升、與業主的矛盾有所緩和，但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根源性矛盾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二）職能部門缺位，社區治理權責不明

按照海南省2011年制定的《海南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24］的規定，城市社區治理涉及發改委、資規、生態環境、公安、應急管理、市場監督管理、綜合執法等多個政府部門，這些政府部門應當按照各自職責，共同做好物業管理有關工作，推進社區綜合治理，形成多方參與、齊抓共管的工作局面。但在實際運行中，不少政府職能部門沒有切實履行其治理責任，對社區治理職責不明晰、履職不到位，而且存在不想干、不會干、干不好的現象，常常將社區治理責任推給基層黨政組織和社區居委會，導致社區治理幾乎處于政府機關職能管理盲區。

而在對物業公司進行監管方面，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認為小區物業管理是住房管理部門的獨家工作，未按照工作職責參與小區物業管理，尤其是市場監督部門、綜合執法部門等屬地基層政府部門基本不參與，導致物業管理工作陷入住房管理部門單打獨斗的局面。

（三）制度建設缺失，指導性政策不足

當前海南各市縣政府物業管理領域主要是按照《物業管理條例》和《海南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等法規開展工作，尚未更新和出臺符合本土情況的地方性政策法規，缺乏系統、精細的配套性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物業法規制度建設相對滯后，造成許多小區具體事務面臨無標準可依、執行尺度不一等情況，難以為社區治理提供規范化、法制化、組織化的制度保障。此外，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對小區設立業主大會、選舉業主委員會工作不予以規范指導，沒有搭建行政支撐平臺，對業主選擇或更換物業公司、決定是否使用住房專項維修資金等小區重要公共事項沒有給予重視和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許多城市住宅小區地域面積和入住人員均已超過城市大社區規模，對這些較大住宅小區該如何實行自治、可否參照居委會自治政策制度進行，還有沒有明確的指導意見。同時，政府不同部門之間溝通聯系不夠，沒有建立聯合治理機制來形成治理合力。在物業管理方面，有些基層政府雖然已制定成立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等規范文本，但尚未建立物業管理聯席會議制度并設置專職物業管理崗位。

（四）自治實踐缺少，業主自治能力匱乏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屬于國家主導型模式［25］，社區居民習慣于政府的“包辦主義”管理，缺乏自主治理的意識，不能充分認識到自身作為小區治理主體的角色和地位，也缺乏足夠的實踐能力。而在行政化越來越重的壓力下，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委會也缺乏對小區治理事務的指導，因而大多數小區沒有成立業主大會并選舉業委會，業主缺乏行使參與社區自治權利的平臺和渠道。

在小區治理的日常實踐中，大多數業主即使對物業管理不滿也會長時間選擇忍耐，大多數業主對參與小區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不高，只要不涉及自身切實利益就不關心、不參加。例如近年來有些小區由志愿者協助小區業主委員會，對小區公共事務進行投票表決，但是參與者寥寥，導致社區問題遲遲難以解決。最后，恰如汪民安所指出：“都市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來源廣泛，背景復雜，興趣殊異，流動頻繁，所以，主宰民俗社會的血緣紐帶、鄰里關系和世襲生活等傳統情感不復存在?！保?6］由于社區居民來源的多樣化，當前城市社區基本形成了“陌生人社會”的格局，小區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本，導致社區自治和社區集體行動難以開展。

（五）統籌力量缺漏，合作治理難以形成

由于政府職能部門管理的“治理碎片化”，當前我國社會治理領域呈“九龍治水”的分散局面［27］。面對日益繁雜的社區治理事務，海南省各市縣政府缺乏統籌協調主體，不同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沒有強有力的統籌力量，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協作治理平臺和機制，因而難以形成長久的治理合力。政府職能部門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處理社區治理中的各類矛盾糾紛事件消耗了大量行政資源，但各類矛盾糾紛事件卻逐年增加。

2017年，全國城市基層黨建工作經驗交流會提出，城市基層黨建就是以街道社區黨組織為核心，有機聯結單位、行業及各領域黨組織，實現組織共建、資源共享、機制銜接、功能優化的系統建設和整體建設［28］?；鶎狱h組織在我國社區治理機制中起著整合引領的核心作用，通過制度建設和組織建設，與各基層群團組織共同發揮社區共治的功能。然而當前海南各市縣的小區黨組織覆蓋率普遍不足2%，業主與業委會、物業公司等主體之間無法形成由基層黨組織牽頭的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協調運行機制。

四、推進制度集成創新：建設海南自貿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路徑

面對當前城市社區存在的多重治理困境，海南應當以自由貿易港建設為重要契機，依據黨的二十大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等重要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規，積極推進海南城市社區治理領域的制度集成創新。

（一）加強基層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機制建設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城市社區黨建工作，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持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保?］黨建引領更是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一號工程”和“置頂工作”。海南自貿港未來的社區治理應當著重加強基層黨建引領社區治理機制建設。首先，積極促進城市小區成立功能型和服務型黨支部，使基層黨組織基本覆蓋各市縣的社區、社區網格、物業公司，打造“紅色網格”和“紅色物業”，使得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發揮政治引領和組織協調的作用，加強黨組織對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以及各方治理力量的領導。其次，積極推進區域化黨建工作，把社區周邊的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群團組織以及各類企業組織的基層黨支部有效聯合起來，成立聯合的大黨委進行統一領導，建立制度化的協商議事機制，形成區域統籌、條塊協同、上下聯動、共建共治的基層黨建工作形態，有效解決社區治理中的“痛點”和“堵點”。最后，建立“黨員報到”制度，把分散在小區內的在職黨員、退休黨員、流動黨員等有效動員起來，積極在社區治理工作中起帶頭模范作用，在黨建引領下聚焦解決社區公共事務。

（二）積極促進小區業主委員會成立并規范運作

海南各市縣城市小區成立業委會比例較低，這不利于社區實現良好治理，因而未來海南各地政府應當積極促進小區成立業委會并規范運作。首先，通過修訂相關政策文件，制定符合本土社區情況的業主大會和業委會成立的規定，基層政府和群團組織（如海南省業主委員會協會等）積極指導小區成立業委會并督促其依法依規進行履職，重點解決小區業委會成立難、運作難的問題。其次，著力提高小區業委會成員的綜合素質，鼓勵具有黨員身份、人大代表以及政協委員身份的居民積極擔任業委會成員?；鶎诱磕昱e辦面向業委會群體的培訓學習，加強法律法規和社區治理各項業務的培訓。再次，針對海南各市縣“候鳥小區”較多的情況，各市縣政府應當積極引進業主電子決策平臺。當前?？谑幸延腥舾蓚€“候鳥小區”試點使用“?？谑袠I主決策平臺”，從實踐效果來看，該電子決策平臺較好解決了業委會成立和運作中組織難和投票難等問題，使得業主可以在異地進行線上投票，也方便小區事務決策網絡化和政府進行有效監管。

（三）搭建平臺引導居民有序參與社區治理

針對居民缺乏自主治理實踐的情況，海南各市縣基層政府應當搭建平臺鼓勵和引導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環境衛生、抗災抗疫、互助慈善、文娛活動、矛盾化解、治安防范等日常治理事務，建立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社區志愿者服務社區治理的常態化機制。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天津考察社區治理工作時提出：“志愿服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廣大志愿者奉獻愛心的重要渠道。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為志愿服務搭建更多平臺，更好發揮志愿服務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保?9］海南各市縣政府應當鼓勵社區居民依托社區平臺，孵化各類扎根社區的志愿服務組織，為社區開展豐富多彩的志愿集市、義剪義診、公益文藝活動等便民惠民服務。社區黨組織和業委會要倡導各種公益活動，組織小區黨員干部、公職人員、學生和其他居民踴躍參加，并為他們出具參與社區公益活動以及評價的證明函件，支持物業公司開展居家養老等拓展性服務項目。

（四）積極推進社區協商民主制度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社會主義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的議題。2021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中做了明確指示：“完善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縣級黨委和政府圍繞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確定鄉鎮（街道）協商重點，由鄉鎮（街道）黨委主導開展議事協商，完善座談會、聽證會等協商方式，注重發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作用。探索建立社會公眾列席鄉鎮（街道）有關會議制度?！保?］

在未來的社區治理工作中，海南各市縣基層政府應積極推進城鄉社區協商民主制度建設，開拓更多的協商途徑（如社區議事會、座談會、咨詢會、群眾代表會等），搭建社區里的民主協商議事平臺，對涉及社區居民利益的各項事務積極開展協商共議并凝聚共識，群策群力解決社區的“痛點”和“堵點”，讓居民通過便捷的渠道參與到公共事務的監督和治理過程中來。一方面督促基層干部認真聽取群眾意見，解決具體問題，另一方面也調動群眾參與民主協商的積極性，使得社區基層協商民主有效運轉起來，發揮其化解矛盾糾紛、應對社會風險事件、塑造責任公民的積極作用。2021年初?？谑姓ㄎ诤？诓糠稚鐓^建立“議事堂”試點，出臺相關方案促進社區以“議事堂”為平臺建設協商民主機制，以黨建引領業委會、網格員、人民調解員和物業公司等，共商共議預防和化解社區內部矛盾，取得了初步的良好成果，其相關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和推廣。

（五）積極創新城市小區物業管理模式

當前海南各市縣的小區物業管理模式基本屬于“包干制”，這一物業管理模式使得物業公司大包大攬自負盈虧，也使得業主和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難以有效解決。近年來在社會有識之士的推動下，當前?？谑械囊恍┬^已經試點推進“信酬制”物業服務模式改革?！靶懦曛啤笔且环N建立在酬金制計費方式基礎上的創新型物業服務模式，即將業主們所繳納物業費和小區共有部分經營收益歸集為“業主共有資金”，委托給專業的物業服務人按照公開透明、約定比例、全民監督的原則進行管理?！靶懦曛啤币浴叭拧保ㄕ\信、信任、信用）體系建設為目標，推動小區公共事務由黨組織把關、業主大會（或業委會）決策、物業服務人執行、全體業主監督的運行模式，構建黨建引領下各盡其職、公開透明、和諧互信的小區治理機制?！靶懦曛啤钡南嚓P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和推廣到其他市縣的社區治理實踐。

（六）積極引進科技手段建設“智慧型小區”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技術在我國國家治理中廣泛運用，建設“智慧型小區”已成為當前社區治理的發展趨勢?！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提出：“市、縣級政府要將鄉鎮（街道）、村（社區）納入信息化建設規劃，統籌推進智慧城市、智慧社區基礎設施、系統平臺和應用終端建設，強化系統集成、數據融合和網絡安全保障。健全基層智慧治理標準體系，推廣智能感知等技術?！保?］

海南各市縣政府應當制定智慧社區建設標準，督促新建小區以“智慧小區”的標準進行建設、老舊小區逐步進行改造達到“智慧小區”的要求，使得小區治理的各環節實現智能化治理。在已有案例中，?？谑忻捞m區藍島康城小區作為“智慧小區”的試點，依靠物聯網通過各種智能設備與“繪管家”軟件完善小區基礎設施智能化改造，建立健全日常物業信息化工作機制。同時，通過黨政光纖打通小區的數據鏈路，將小區人口數據、監控數據、消防數據、報警信息推送到公安、應急、各級綜治指揮中心等部門，打造智慧小區共治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結語

從2018年4月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至今，5年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蓬勃開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例如自由貿易港政策體系逐步構建、制度集成創新能級持續提升、經濟轉型升級成效明顯、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等［30］。然而在基層治理領域，海南自貿港的城市社區治理仍然存在諸多治理短板，加強社區治理創新之路仍任重而道遠。

在未來的發展進程中，海南應當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重大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和問題為導向，持續推進城市社區治理領域的制度集成創新，發揮社區黨組織的黨建引領功能，積極吸納社區居民、業委會、社區社會組織和物業公司等多元治理主體有效參與到社區治理過程中，積極引入科技力量建設“智慧型小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最終構建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黨建引領下的社區治理共同體，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社區治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