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希大峽谷”:中國的現代化何以可能

李懷印

“現代化”視野下的世界地圖

在當今世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如果用人均GDP來表述,在21世紀20年代初,這個鴻溝大致就是20000美元以上與13000美元以下之間的差距。這里不妨把這條鴻溝稱做“中希大峽谷”(Sino-Greek Canyon),因為希臘的人均GDP剛好2萬美元,在中等規模以上的發達國家中墊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3000美元,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且最具繼續攀升的勢頭。

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擺脫“低收入”(人均GDP在800美元以下)和“低中收入”(2600美元以下)的狀態,加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人均2600至6000美元)并不難,至2021年已經有38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其中最低的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為2672美元;最高的是厄瓜多爾,5965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進一步上升到“上中收入”國家(人均在6000至13000美元之間)雖然困難些,但也不是不可能,到2021年已經有39個這樣的國家,其中,人均GDP最低的是哥倫比亞,為6104美元;最高的是中國,為12556美元。

再往上就是13000美元至20000美元的區間,也就是上面所說的中希大峽谷。位于這一區間的國家少之又少,如果剔除人口不到500萬甚至只有十幾萬的小國(如塞舌爾、巴巴多斯、烏拉圭、庫拉索等11個國家),剩下的只有四個人口在500萬以上的國家,即匈牙利(18728美元)、波蘭(17999美元)、羅馬尼亞(14858美元)和智利(16265美元)(見圖1)。(1)以上數據(包括圖表中的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以截止到2023年6月,更新至2021年的最新數據為準。

要穿越中希大峽谷,從13000美元躍升到20000美元,從而加入發達國家的行列,非常之難。除非有特定的外圍環境和內在條件,普通發展中國家很難逾越這條鴻溝。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成功跨過這一峽谷、實現全社會現代化的,只有兩類國家和地區。其一是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靠的是它們在冷戰時期東西方對峙中的特殊戰略地位,以及由此所獲得的美國在財政、技術、貿易、軍事、政治上的全面扶植。當然,這類國家內部在“發展型政權”(developmental state)主導下所形成的外向型戰略,以及當地民眾在傳統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刻苦勤儉、崇文重教的價值觀,也對工業化的成功起飛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2)對戰后日本“發展型國家”最具學術影響力的論述,見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關于文化傳統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見Lawrence Harrison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其二是歐洲六小國,即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以及東歐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這些國家因為較早加入歐盟(2004年),文化上與已經現代化的西歐和北歐國家相近(基督新教路德宗或者羅馬天主教),彼此地理上相鄰,因此,在加入歐盟之后,很容易引進來自西北歐和南歐發達國家的投資和技術,并且在金融和貿易體系方面與歐盟完全融合,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升級和國民收入的提高。而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比六小國大得多的其他東歐國家,包括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盡管也已經加入歐盟,但體量較大,很難一下子被歐洲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系吸納。不過,相較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上述東歐國家中已有三個(波、匈、羅)進入向發達國家的過渡地帶(人均GDP在13000至20000美元之間)。它們能否成為下一波加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成員,尚拭目以待。

圖1 上中收入國家至高收入國家的過渡分布(2021年)

中國的人均GDP在2021年達到12500多美元,在“上中收入”國家中名列前茅。問題是,中國經濟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時間內,能否繼續保持增長的態勢,跨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峽谷,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現代化?

毫無疑問,在經歷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從2020年開始,由于三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明顯下滑,從過去年增7%乃至10%以上,跌至2020年的2.2%年,2021年反彈至8.1%,但是到2022年再次下滑到3%;(3)2020年和2021年數據,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2》,表3—5,“國內生產總值指數”,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2022年數據,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2023年估計也僅在5%左右。疫情的結束并沒有帶來經濟增長勢頭的恢復;相反,伴隨著經濟增長疲軟乏力,各行業的就業機會也在減少,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支出也呈下降趨勢。曾經作為地方政府財政最主要來源和地方實體經濟最主要支撐的房地產業,由于民眾的購房意愿和還貸能力下降,也失去了往日的繁榮。

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前景似乎也黯淡下來。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上臺之后,美國頻繁地對中國發起貿易戰,通過大幅提高關稅,限制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市場。2021年拜登總統上臺后,進一步強調在對外貿易上與中國“脫鉤”,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與此同時,美國還聯手其在歐洲和東亞地區的盟國,在涉及5G通信、人工智能的尖端科技領域對中國展開制裁、斷供和封鎖。中國國內的高端芯片設計、研發和制造產業受到嚴重挫折。多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持續擴張的勢頭也減緩下來。到2023年上半年,中國已經從原先美國的第一大進口國,下降到第三位,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4)Ken Roberts, “After 14 Years on Top, China Now Ranks Third for U.S. Imports”,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oberts/2023/07/11/after-14-years-on-top-china-now-ranks-third-for-us-imports/?sh=4bde67b57a41.基于這些新的情勢,西方媒體已有言論認為,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有可能重蹈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覆轍,陷入長期蕭條狀態,甚至會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后塵,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經濟學家原本認為,中國憑借其現有的增長勢頭,可望在2035年前后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現在這種前景已經變得遙遙無期,可能永遠也趕不上。(5)例見Simon Cox, “Will China’s Economy Ever Overtake America’s in Size?”, The Economist, No.18, 2022; Stella Yifan Xie, “China’s Economy Won’t Overtake the US, Some Now Predic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 2022; David Wallace-Wells, “What Can Replace China as a Global Economic Engin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2023; Rick Newman, “China’s Economy May Never Eclipse America’s”, Yahoo Finance, August 21, 2023.

的確,中國在疫情期間和后疫情時代面臨多重困難。其中有些是短期的、暫時的,包括疫情對服務業的沖擊所帶來的就業機會減少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普通消費者減少開支和市場不景氣現象。有些則是長期的體制性因素所引起的,尤其是多年以來一直構成地方財政主要支撐的房地產業,由于總體規模的過度擴張和商品房價格的嚴重泡沫,已經難以為繼,而失去最大財源和融資渠道的地方各級政府,背負規模龐大的地方債,也構成當地經濟正常運轉和擴張的最大隱憂。此外更有地緣政治環境因素,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中國在中高端產業領域轉型升級勢頭的聯手打壓,對中國經濟增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十分深遠和不可低估的。

盡管如此,中國擁有普通中小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一系列大國優勢。長遠來看,這些優勢對今后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仍將會起到有力的支撐作用。在所有中等規模以上(人口不低于3000萬)的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將最有條件率先穿越人均GDP在13000至20000美元的大峽谷,加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完成全社會的現代化。

中國的地緣優勢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很糟,周邊國家多對中國懷有戒備甚至敵意。持這種說法的,多來自美國,因為后者兩邊瀕海,北邊和南邊的兩大鄰國,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經濟上依附于美國。反觀中國周邊各國,其地緣環境恐怕并不好過中國。受美國霸權控制的日本,一直很難處理好與周邊的中、朝、俄之間的關系。韓國直接面臨來自朝鮮的核威脅。印度則需要面對來自近鄰巴基斯坦的敵意和核威脅。其實,相對于美國乃至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的地緣環境有其獨特的優勢。

其一,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在數千年的歷史上,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無需像地域狹小、資源貧乏的歐洲國家那樣,仰賴對外擴張、掠奪、殖民或海外貿易。這是因為中國的內地,尤其是華北、華東和東北地區,有廣袤的平原,氣候溫潤,土壤肥沃,適宜農耕。而千百年來形成的密集型農耕文化,使華夏民族能夠以其有限的耕地繁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口。今天的中國依然強調保護耕地,以密集型農耕方式,確保14億人的糧食自給和生計安全。因此,即使今后發生極端的地緣政治態勢,也就是失去所有對外物質交流的渠道,中國依然可以憑靠本國的豐富資源和齊全的產業部門,維持整個民族的生存。對于那些已經被深度卷入全球化過程、高度仰賴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小型國家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中國不僅具有糧食安全的優勢,為民族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而且具有自然資源的優勢,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強勁的支撐和堅實的基礎。這主要歸功于千百年來中原王朝的開拓、整合和華夏民族的同化、融合過程,從而形成東自整個長白山脈和大興安嶺,中間橫跨內蒙古大草原,西至新疆腹地,往南涵蓋整個青藏高原和云貴高原的遼闊邊疆。邊疆地區地貌各異,環境多樣,資源豐富,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木材、煤炭、石油、天然氣、礦石、水電及各種礦物質和稀有金屬,總體上能夠滿足國家工業化和全國經濟建設的各項需要。尤其是在對尖端技術設備的制造不可或缺的稀土開采和稀有金屬的生產方面,中國更是占據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

其三,中國的遼闊地域和地緣格局,為整個國家的防衛安全提供了世界各國當中獨一無二的戰略優勢,這就是戰略縱深和戰略延伸的完美結合。先看戰略縱深的優勢。雖然中國70%以上的人口和經濟活動都集中在東部,也就是所謂的“胡煥庸線”以東地區,但胡煥庸線以西地區卻為中國的國防安全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戰略縱深。表面上看,西部地區地曠人稀,價值不大。在晚清海防與塞防兩派的爭論中,李鴻章即曾主張放棄新疆,將國家財力集中于沿海的防衛。譚嗣同更主張把“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比抠u掉,說這些地方“大而寒瘠,毫無利于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6)轉引自袁偉時:《晚清大變局》,線裝書局2014年版,第248頁。但清朝上層精英對西北的重要性始終看得十分清楚:從西藏、新疆到內外蒙古和東北地區,這條半弧形的邊疆地帶,構成了內地安全的重要屏障。沒有內外蒙古,則京師不保,而沒有新疆和西藏,則內外蒙古的安全和向心力得不到保障。而在21世紀的當下,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大國競爭趨于激烈,在這個半弧形邊疆地帶制造混亂和離心傾向,也構成競爭對手制衡中國的必要杠桿。

西部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為東部提供了自然資源和安全屏障,在大國競爭趨于激烈并有可能發生軍事對抗的條件下,還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提供了機動的空間。在最不利的情況下,一旦東部地區受到戰爭威脅或戰火摧毀,可以將人口和資源向胡煥庸線以西遷移,抗戰時期的大西遷正是這一戰略縱深優勢的充分發揮。更不用說西部地區在尖端武器的研發和試驗上所提供的縱深優勢,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地理縱深,核武器的地上試驗和遠程打擊力量的形成很難做到。

再看戰略延伸的優勢。中國獨特的地緣格局為中國的國防安全和國家利益提供了朝海洋和內陸兩個方向延伸的條件。就海洋方向的延伸而言,中國擁有由東海、黃海、南海三大水域所組成的遼闊海疆,不僅為陸地安全提供了海洋屏障,同時也為陸地經濟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海洋資源和海上運輸的方便。經由上述海疆,中國可以將自身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以海運的方式,延伸到整個太平洋西部,進而橫跨印度洋抵達非洲和阿拉伯地區,跨越太平洋抵達南美地區。就內陸方向的延伸而言,從新疆地區可以將中國的影響力延伸到整個中亞地區,再經過中亞達到中東地區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西部;從西藏可以將中國的經濟輻射力和軍事威懾力輕松投射到整個南亞次大陸;從云貴兩廣一帶,則可以與整個東南亞建立密切的經濟紐帶和交通運輸網絡。中國國內的戰略縱深優勢,與外部的雙向(海洋和內陸)戰略延伸的優勢,形成完美的結合和互補,這在世界各國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為中國在21世紀的經濟擴展和建立全球影響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當然,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期國力衰弱的時候,如此廣袤的疆域和漫長海岸線曾經為國防安全帶來沉重負擔,招致反反復復的外來沖擊和創傷。但一旦中國的國力上升到足以自衛之后,其戰略縱深和戰略延伸的雙重優勢,就會成為中國經濟全面崛起和走向世界的最強勁支撐?？v觀全球,可以說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具有這樣的優勢。局限于歐洲內陸的德國和困頓于東北亞一隅的日本,一旦國力上升到超過鄰國的程度,都必然走上軍事擴張的路線,但最終因為資源貧乏和缺乏縱深而成為戰敗國。美國的東西兩岸被浩瀚的大洋所包圍,在絕大多數時間里只能搞孤立主義,并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隨著國力的衰退,還會回到孤立主義的窠臼。而中國的戰略縱深和戰略外延優勢,注定中國不必靠軍事擴張來進一步提升國力和擴大全球影響力。走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道路,是中國的天然選擇。

中國的規模優勢

首先是地理規模。也就是遼闊的國土及其所帶來的經濟多樣性。東部沿海地區人口密集,交通便利,集中了全國大部分科技研發能力和高端制造業;中部地區獲得東部的輻射,工業化水平緊隨其后;西部相對落后,工業化程度也最低。這樣的階梯狀分布,雖然產生各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但也有助于在全國范圍內形成高、中、低端產業互補優勢。東部地區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所淘汰掉的落后設備和所形成的過剩產能,可以通過轉移到欠發達地區得到消化,帶動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形成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如果說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靠所謂“國際大循環”,也就是對外貿易和外來投資的拉動的話,那么,在國際地緣環境和貿易形勢驟然變化的情況下,把發展戰略的重心轉向國內,利用東、中、西部三個不同經濟帶之間的發展落差,實現國內大循環,將會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

其次是市場規模。直至2023年以前,中國一直擁有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在勞動生產率低下的條件下,養活如此龐大的人口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中國政府不得不在20世紀80年代末采取人口控制措施,也就是一胎化生育政策。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的人口出生率穩定下降,加上外來投資者的刺激和內部體制改革的激發,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全面加速,帶動勞動生產率和人均國民收入的穩步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伴隨著城市化的加快,全社會的消費力越來越強勁。巨大的人口規模不再是經濟負擔,而是轉變為龐大的消費市場,有力驅動生產的擴張和經濟持續的增長。

中國國內市場的優勢,不僅在其規模之大,足以媲美整個歐洲經濟共同體或者北美自由貿易區,更在于它的整合程度之高,所有參與這市場的生產者、營銷者和消費者都使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貨幣,地區之間沒有任何貿易壁壘,整合程度遠遠超過歐盟或北美自貿區,從而大大降低了生產和經營成本,吸引了幾乎所有的跨國公司來華尋找投資的機會。與此同時,在國家產業政策的保護下,龐大的國內市場也在短短一二十年間孕育出眾多在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上足以與同行業跨國巨頭相抗衡的大型企業,這在互聯網時代的新經濟領域尤為突出。這些企業不僅在國內獨占鰲頭,而且在國際上也具有強大的競爭力。龐大的國內市場是這些企業賴以進行資本積累、形成技術優勢并成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基礎?？梢哉f,如果沒有國內市場的支撐,就不可能出現諸如華為、比亞迪、小米、騰訊、京東、阿里巴巴等這些最突出的行業巨頭。

最后是市場規模所帶來的大國競爭優勢。所謂大國競爭,指的是經濟和軍事強國之間為建立所在區域乃至全球范圍的地緣政治主導優勢,形成有利于本國利益的區域秩序或世界秩序而展開的爭奪。大國興衰的歷史表明,大國競爭表面上是軍事實力的較量,而軍事實力的背后,則是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財政能力。財政能力歸根到底又是由一個國家的可供汲取的經濟資源規模(包括農業剩余、工商稅收、金融借貸能力)所決定的。(7)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Charles Till,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0;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14.在各項經濟資源中,傳統農業所產生的經濟剩余(也就是維持人口生存所需之外的余額)最少,彈性最小,可汲取程度最低。制造業和國內外貿易通過繳納各種費用所提供的資源,理論上具有無限的擴張潛力,因此在一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必然越來越多地取代并超過來自農業的剩余資源。而擴張性最強的,則是基于銀行儲蓄、金融借貸和土地升值所帶來的巨大融資杠桿,其汲取能力遠遠超過實體經濟,但也最容易形成泡沫,威脅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如果運用得當,則會使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如虎添翼,對國家的軍事能力和國際競爭形成最有力的支撐。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展,也帶來實體經濟的商品化、資本化和信息化所驅動的非實體經濟的急速擴展以及貨幣發行量的急劇攀升。在此過程中,國家的汲取能力快速提升?？涨霸鰪姷呢斦芰κ怪袊娛卵b備的升級和國防能力的大幅提高成為可能,使國家有能力提出并逐步實施“一帶一路”的倡議,從而增強中國在周邊區域乃至全球范圍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使得不斷向外延伸的國家利益得到加強和保護。大國的競爭優勢在此過程中顯露無遺。相對于普通中小國家,特別是相對于蘇聯那樣完全依賴實體經濟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缺乏財政擴張彈性的傳統大國,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國防投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國防現代化并未帶來嚴重的財政負擔。以2021年為例,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中國的國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1.7%,低于法國的1.9%、英國的2.2%、美國的3.5%、俄羅斯的4.1%,也低于中國周邊的越南(2.3%)、印度(2.7%)和韓國(2.8%)。(8)以上數據(包括圖表中的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以截止到2023年6月,更新至2021年的最新數據為準。龐大的經濟規模使中國不僅不需要像資源貧乏、國土狹小的工業化后進國那樣,通過對外軍事擴張、窮兵黷武來提升和鞏固國力,而且也無需以犧牲國內民眾的消費水平為代價,通過擠占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達到軍事擴張的目的。

中國的人力優勢

中國的人力資源有兩大特征。首先當然是龐大的人口規模所產生的眾多勞動力。擁有一只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有各種明顯的好處。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缺乏資金和技術投入的時期,增加勞動力的投入,走勞動密集化的道路,可以有效增加產出,滿足國家的汲取需求,但代價是勞動生產率的低下和勞動者收入的停滯不前。在工業化初期,廉價勞動力的充沛供給,曾經是中國市場賴以吸引外資的重要杠桿,導致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在沿海地區迅速發展。但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僅限于此。隨著中國制造業從低端向中高端的升級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依靠大量使用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已然淡去,廉價勞動力的充沛供給已經不再構成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

其次,中國人力資源的又一個特征,也是其真正優勢,在于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有幾種因素使中國的勞動力素質高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一般水平。第一種因素是整個社會對教育的重視。盡管家庭背景和關系網絡影響一個人的職業選擇和升遷潛力,但中國父母普遍把子女教育視為整個家庭生活的重中之重,把就讀排名靠前的學校視為影響日后子女發展前途的關鍵因素。因此,大多數父母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為子女教育創造最好的條件。嚴重的競爭和升學壓力,導致中小學的教學量和課后作業負擔增加。這種應試教育不利于學生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培養,但嚴格的學校教育也為就業后的勞動技能訓練打下扎實的基礎。中國工人優異的學習能力和勞動技能,而不僅僅是其勞動力價格低廉,是構成眾多跨國公司愿意來華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種有助于增進中國勞動力主體素質的因素,是普通勞動者的職業道德和整個社會的工作倫理。這里至少有一種“三合一”現象,也就是三種價值觀的同時并存,共同塑就中國勞動者群體的總體特性。

其一是中國人普遍把就業,也就是從事生產勞動,學一門手藝,有一個體面的職業,當作天經地義的事,而不是像很多國家的底層民眾,受其歷史上的游牧或經商傳統的影響,鄙視和規避日常生產勞動,崇尚通過投機取巧、坑蒙拐騙乃至敲詐勒索,達到快速致富的目的,并且把個人的家世背景和社會網絡視作決定其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不相信后天的教育和個人的努力可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其二是數千年來在農耕文化影響下,普通民眾養成了勤勉節儉的天性。秦漢以來的中國農業歷來講求精耕細作,走的是一條不同于歐洲大陸粗放型農作或中東地區以游牧經商為主的道路。在有限的耕地上,通過增加勞動投入以提高農業產量,同時節省每一粒糧食,精打細算過日子,被普遍視為確保家族生計安全的基本常識。勤勞和節儉是刻在華夏民族骨子里的社會基因,塑就了中國人最基本的勞動態度和生活方式。盡管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人們的就業機會和創收渠道已經多樣化,年青一代的就業和消費觀念也跟過去大不相同,但相較于其他國家不同文化傳統影響下的同齡人,中國勞動者的就業觀念和工作態度依然有著鮮明的特色。愿意為了個人和家庭的長期目標而勤奮工作,節省開支,依然是絕大多數民眾包括年輕一代的基本生活態度。

其三是勞動者作為個人在其所屬群體中的定位是中西文化的最大差異。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自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個人被置于中心位置,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被視為天賦人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類的自然權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來自國家或宗教組織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侵犯,都被認為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對個人的定位恰恰相反。作為家族的一員,個人所受到的尊重和所賦予的權利,只有在家族內部的等級秩序和倫理規范中才能實現。家族之上更有國家或皇朝的權威和意識形態要求,而王朝的合法性又服從于整個宇宙的秩序(天道)和授權(天命)。在“天地君親師”的道德秩序中,個人的地位是從屬性的;個人對家庭的義務以及對朝廷的忠誠,被視為做人的基本要求。服從權威、尊重上級、遵守規章律令,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準則。雖然20世紀以來的歷次政治和文化革命對上述傳統觀念造成巨大沖擊,但是集體取向的價值體系依然扎根在中國社會,塑造著每個人的日常行為。尊重領導、服從上級、遵守規章,依然是全社會最基本的行為準則,體現在日常生活勞動上,服從工作場所的規則,為所在單位或團體付出常規要求之外的時間和精力,被視為一種道德追求。這種無償的付出,盡管不符合勞動法,也違背個人意志,但是在傳統的集體取向的文化氛圍下,卻流行于各行各業,很少遭到員工的公開抵制。

綜上所述,重視教育所帶來的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高,農耕文化所孕育的勤勉節儉的生活態度,以及集體取向的價值體系所塑造的非個人中心的行為規范,這三種特性的結合,使中國的勞動力大軍在總體上更能滿足現代企業的競爭需求,也是支撐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優勢的堅實基礎。

中國的體制優勢

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至關緊要。起步較早的國家在工商業發展和科技進步上遙遙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并且能夠把自身的財力轉化為對外擴張和殖民的武力,只會給他國施加壓力,談不上有趕超他國的緊迫感,因此政府對本國工商業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為日益活躍和趨于復雜的經濟活動提供一系列基礎性的保障,包括完善各項法律架構,保護產權,規范金融信貸,提供社會福利,化解各方面爭端等,但無須直接干預各行各業的經營活動和發展方向。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這些地區有著根深蒂固的傳統,對國家行政權力的介入有著嚴格的限制和防范意識。

起步晚的經濟體要成功趕超的話,則必須有政府的介入,包括引導投資方向的產業政策、市場保護、各種間接或直接的補貼,由此形成流行于戰后東亞的所謂“發展型國家”。一旦走過了工業化起步階段,在科技上實現了趕超先進國家的任務,國家便退出經濟領域,讓位于私有化和民營化。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實踐,進一步突破了“發展型國家”的理念。相較于東亞其他經濟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承襲了1949年以后形成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基礎,由中央或地方各級政府直接擁有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關鍵企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企業改制,只是帶來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所要求的企業所有制形式的部分調整和經營形態的變化,而這些核心企業的國有制實質并沒有改變;國家依然控制涉及金融、交通運輸、郵電通信、能源生產、航空航天、國防建設等關鍵部門,以及全國城市的所有土地資源和全國城鄉的其他自然資源。

這些企業的管理體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特色和由此所產生的弊端,但總體上已經融入整個市場經濟體制,并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正是在這一點上,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區別于所有歐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后者當然也存在國有企業,但大多數僅限于公共服務行業,遠不足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更無法支配各行各業。

這種體制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可以發揮其特有的優勢。首先,不同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的私營企業,只追求本企業(或者更具體地說企業股東和管理精英)的自身利益,其生產經營僅僅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中國的經濟體制可以讓關鍵行業的關鍵企業超出對企業本身利益和短期效益的考慮,在投資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立足于全社會的長遠利益,以犧牲個別企業乃至個別部門利益的方式,換取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在歐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無法做到的。中國在一系列基礎設施上的趕超和突破,包括全國范圍的高鐵網絡、載人航天工程、全球定位系統、全國范圍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等,都是這一優勢的具體體現。至于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更是這一體制優勢的集中發揮,也就是對于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或者事關國家競爭力的尖端科技和研發,在單個企業無法獨自承擔、短期內無利可圖的情況下,由國家集中財力,重點投入協調各部門人力和物力,制定長遠規劃,有步驟地攻堅克難,最終達到既定目標。

再一個體制優勢,就是國家層面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切割。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條件下,充分競爭的市場可以為科技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培養提供充沛的動力和肥沃的土壤,但與此同時,企業在競爭中做大做強之后往往形成獨占性的利潤分配集團或分利聯盟,要么通過游說立法機構,形成符合本集團利益的法律法規;要么通過組建卡特爾或其他共謀行為,操縱價格,壟斷市場,限制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妨礙經濟創新,降低經濟效率和人均收入水平。(9)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反觀中國,地方企業的做大做強當然也離不開本地政府的扶持,這些企業在做強之后反過來也會影響政府的投資導向和稅收補貼政策,官商之間形成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企業改制和新經濟浪潮中出現了一批超大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也越來越多地通過壟斷行業、操控價格,將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價值不成比例地攫為己有,刻意降低勞動者的所得份額,甚至也會通過各種不合法的方式規避納稅義務。因此,在地方層面,也出現分利集團和分利聯盟的苗頭,但是在立法層面,尤其是在中央層級的法律法規制訂過程,以及經濟發展戰略和具體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并不存在分利集團通過游說左右立法的正常渠道和機制。還有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政府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方式,探索最符合實際和中國國情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不斷調整糾錯,總體上避免了改革和轉制過程中的重大政治動蕩;在保持物價相對平穩、社會總體穩定的條件下,實現經濟高速成長和人均國民收入的穩步提升,避免了第三世界國家常見的大規模社會暴力和流血沖突,以及物價飛漲、腐敗現象遍及經濟社會每個角落的現象。所有這些,不能不算是在中國特色的體制優勢下所發生的一個奇跡。

中國2050:最后一個現代化國家

毫無疑問,20世紀80年代以來年均9%的高速增長時代,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就已經漸告終結,現在更可以說一去難返。就現代化的全過程而言,中國早已越過工業化起飛階段的粗放式野蠻生長狀態,進入羅斯托所說的“走向成熟”(the drive to maturity)階段。(10)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9-72.經濟結構也早已從原來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和高能耗的低端產業,轉型為以中高端產業為主,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現象也開始退潮。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減緩,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是必然趨勢。

然而,為期近40年的高速增長階段的終結,并不等于說中國經濟已經停止增長,更非如同西方個別媒體所聲稱的正在轉向長期衰退乃至崩潰。不同于普通中小規模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依然具有進一步發展的充沛動力。普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法維持本國經濟的持續成長,掉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它們的經濟規模有限,對外依存度高,自我維持增長的能力薄弱,只能屈從于核心國家所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分工。一旦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蠱惑或扛不住西方國家的壓力,放棄進口替代戰略和關稅保護政策,就會輕易地讓來自核心國家的跨國公司占領本國市場,并且將其制造業和服務業鎖定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卷走從中所獲得的絕大部分利潤,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長期處在13000美元以下水平,無從突破13000美元到20000美元這一峽谷,加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的規模之大,足以形成并且已經建起了比當今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完整的產業鏈。組成這一產業鏈的眾多產業集群分布全國各地,在生產效率和創新勢頭上超過世界其他各地的同行業經營者,形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競爭力。中國政府的有選擇的產業保護政策,也使跨國巨頭無法占領國內市場的關鍵行業和關鍵部門。所有這些,加上中國業已具備的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使中國經濟在國家強有力的調控下,不僅可以擺脫跨國公司的支配,形成自我持續的能力,而且在制度和技術創新方面獨具優勢。從長遠角度看,這些優勢將支撐中國經濟持續擴張和升級,并且能夠保持比普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之所以依然能夠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中國的現代化尚處在進行之中,城市化遠未結束。中國的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晚至2011年才超過50%,到2022年也僅僅達到65%。世界各國城市化的經驗表明,只有在城市人口達到80%以上之后,城市化進程才會減緩。城市化所帶來的家庭消費升級和基礎建設的擴張,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關鍵性的拉動作用。如果中國的城市化保持現有速度,估計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70%以上,到2035年將進一步達到80%。樂觀估計,在城市化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在2030年之前,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應該能夠維持在5%至6%之間;在隨后的2030—2035年,經濟增長率有所放緩,將保持在4%至5%之間。中國的人均GDP也將從2021年的12500多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20000美元,從而進入發達國家的門檻;如果經濟增長受到難以預料的重大事件的干擾,最晚可能要拖到2035年達到這一目標。

從2035—2050年,日趨成熟的中國經濟將進一步放緩增長勢頭,但依然能夠維持3%到5%的增長率。雖然城市化的驅動作用將大大降低,但其他因素將共同驅動中國經濟繼續成長,包括前文所討論的為中國所獨有的一系列大國優勢。中國的規模優勢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完整產業體系和不依賴外部的自我持續能力,使得制造業和服務業所產生的利潤絕大部分留在國內,轉化為國民收入。而地緣優勢,也就是中國朝歐亞大陸內陸和西太平洋、南中國海以及印度洋兩個方向的戰略延伸,將會為中國的經濟力量的擴展提供廣闊的空間。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尤其是龐大的人才隊伍,與上述規模優勢和中國的體制優勢結合到一起,將對中國進軍高科技領域形成強有力的支撐。如果說在2035年之前,中國在高、尖、新技術的研發上仍將面臨核心國家的聯手圍剿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瓶頸,那么,2035年之后,這種瓶頸的限制效應將越來越小,中國在高端制造業的技術創新將進入噴發階段,在諸多行業形成全球范圍的競爭優勢,帶動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快速上升。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人口規模將有所縮小,人均GDP的增速將超過GDP總量的增速。因此,盡管隨著現代經濟在中國的成熟,經濟增長率將會在2035年以后降到5%以下,但不排除出現由于科技創新和轉型升級勢頭的加快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提速的可能。到2050年,中國的人均GDP有可能達到50000到60000美元,從而進入高度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的“現代化”將走完全程,從此進入“后現代化”時代。

到2050年前后,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實現將具有非凡的意義。在一個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國度實現現代化,將從根本上改變整個人類的命運和人類文明的面貌。自從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產業革命在英國首先發軔以來,西方列強借助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軍事實力,幾乎支配了整個人類的命運,也主宰了絕大多數非西方社會。主宰的方式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翻新,從最初赤裸裸地搶占海外土地、屠殺原住民,毫不掩飾地實行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統治,到霸權國家利用其軍事、金融和高科技實力建立有利于己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并且借助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為如此形成的世界秩序以及自身在其中的主導地位塑造合法性。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歐美國家的制度和價值觀被西方乃至非西方社會的知識精英理所當然地認定為現代社會的標準;所謂“現代化”,實質上只不過是西方化的代名詞。事實也近乎如此。直至中國崛起之前,在整個非西方世界,少數幾個業已“現代化”的社會,都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的保護和扶持下完成現代化過程的。它們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

中國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不依賴西方霸權的扶持,并且在擺脫西方霸權支配的基礎上,憑借自身力量走完現代化道路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并不必然意味著對西方霸權國家所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挑戰或解構。但毫無疑問,中國以自身實力和自己的方式所完成的現代化,必然意味著對自從19世紀以來歐美國家所主導的現代化模式的超越。它將表明,除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所體現的“現代性”(modernity)之外,非西方社會有能力在自身歷史文化和制度選擇的基礎上,追尋和形成自己獨特的現代性。西方標準不是現代化的唯一標準。雖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明傳承,由此所形成的現代性也千姿百態,各有利弊,但一個高度文明、和諧穩定的現代化中國將會向世人顯示,西方的現代性不是唯一的選項,甚至也不是最優、最理想的選項。隨著中國加入高度發達國家的行列,“現代化”將最終擺脫西方化的陰影,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愿景。這對所有非西方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對于所有其他非西方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好的消息是,在現有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沒有發生重大改變的情況下,中國或許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現代化國家。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現代化,都是靠兩個最根本的因素:一是有利于己的國際秩序,二是自身的潛力和努力。歐美國家的現代化,從根本上講,靠的是歷史上自身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進步,以及為現代資本主義生長所不可或缺的信用、法律、會計等基礎設施制度。但是如果沒有殖民主義和由此所帶來的世界經濟體系和不平等貿易條件,便不可能獲得來自外部的大量資源,也不可能有工業革命的成功和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如果說在世界范圍的現代化進程中,內部潛質對于起步越早的國家所起的作用越大的話,那么對于起步較晚的國家來說,外部環境的重要性往往要超過內部潛質。戰后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現代化,固然受益于自身的儒家文化傳統和政府的產業政策,但更主要地還是依賴美國霸權的保護和扶持。21世紀初歐洲六小國的現代化,則基本上是靠外部因素,即加入歐盟所帶來的整合效應。

然而,對絕大多數非西方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在21世紀的當下實現全社會的現代化,既缺少有利的外部環境,也不具有足夠的內部潛力。首先,這些國家的經濟體量不大,無法形成自成一體的產業鏈及自我持續的經濟體系,結果只能接受現存的由西方核心國所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求得生存的機會,很難具備向上突破的能力。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些國家,不僅高端產業很難發育成長,而且中低端產業部門也往往無法抗拒核心國家的滲透和支配,導致這些行業的大部分利潤外流,無法轉化為國民財富。因此,只要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依然存在并且起支配作用,普通發展中國家加入發達國家行列就機會渺茫。

同樣令人不太樂觀的是,這些國家內部的現代化潛質也很薄弱。其中很多國家是在西方殖民帝國崩潰之后人為、匆忙形成的,缺少族群融合的基礎。不同族群、宗教團體乃至種姓集團之間的緊張、對立乃至騷亂和內戰,嚴重拖累了這些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些國家的宗教文化和社會傳統,尤其是過于強調來世救贖、先天稟賦,貶低后天努力、個人業績和物質利益等方面,并不利于敬業精神和創業動力的培養。

相比之下,中國的現代化之所以有可能取得成功,恰恰是因為它具備了普通發展中國家所缺乏的諸多優勢。首先是規模和體制優勢,使得中國能夠擺脫現存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的束縛,形成自主、完整的產業體系,具有從中低端向高端推進的能力;其次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所造就的人力資源優勢,使中國內地完全擺脫了不同族群、宗教和語言障礙所帶來的社會分裂,享受其在其他國家罕見的和諧和穩定,加上勞動者在傳統農耕文明氛圍中所養成的敬業、勤勉、節儉的價值觀,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造就了最為理想的人文社會環境。

發源于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曾經試圖讓人們相信,現代化的美好前景將適用于整個人類社會;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分東西,無論大小,都可以依照美國的式樣,按部就班地成長為發達國家。近七十多年絕大多數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已經證明,“現代化”對于它們來說僅僅是一個畫餅。只要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依然存在,只要這些國家的經濟依然局限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理論已經死亡。

中國的現代化在整個非西方世界將是一個例外。它表明,在不依賴西方霸權的條件下,現代化也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實現現代化,必須有自己的規模優勢、體制優勢、人力資源優勢和地緣政治優勢。中國不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地方,正在于它同時具備所有這些優勢。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將向世界展示一個完全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現代化道路?，F代化理論也將因為中國的成功經驗而獲得修正和再生。

如果說,在20世紀50年代,雄心勃勃的國家領導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尚未能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感到慚愧”的話,(11)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時說:“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也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頁)。那么,到21世紀中葉,當全社會的高度現代化目標已經實現,并且憑借獨具特色的大國競爭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主導地位之時,中國便將完全有能力在國際事務中按照自己的意志施加決定性影響,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強權國家所制造的不公平的世界秩序,為增進全人類的和平和福祉做出足以令國人感到自豪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