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尺牘文體的再興與文人著述交游:基于王晫往來尺牘的考察

蔡燕梅

晚明清初是中國古代尺牘文學出版的一個高峰期,雖然尺牘數量眾多,內涵豐富,但學界較少有對尺牘文體屬性、文本形態等相關問題的探討。究其原因,由于傳統文體尊卑觀念的作用,許多尺牘作品散佚,多數文人別集中未收錄“尺牘”。晚明清初趨于極盛的尺牘,是文人展開交游的主要媒介,而編織出的文本網絡,成為文人交游的寫照,為觀察該時期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生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故應引起充分重視。(1)參見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緒論》,《中國古代文獻:歷史、社會與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6頁。

尺牘的勃興與嘉靖、萬歷時期山人文化活動的活躍幾乎同步,山人成為尺牘文體盛行的主推手。王晫(1636—?)便是清初特別值得關注的一位山人,其著述頗豐,雖長年鄉居卻交游甚廣,(2)參見[日]小塚由博:《王晫とその交游關系について》,《漢學會》2017年56號。尺牘往來頻繁。王晫將作為交往媒介與見證的尺牘保留、刊行,并收入全集與同人集。從《尺牘偶存》(康熙十九年刻本《霞舉堂集》所收)到《霞舉堂尺牘定本》(振秀堂刻本《霞舉堂全集定本》所收),(3)孫修暎(Suyoung Son)指出《霞舉堂集》至少有如下3個版本:(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霞舉堂集》,今存7卷,目錄35卷,為王晫自行出資刻印,應是最早版本;(2)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十九年(1680)文治堂還讀齋刻本,《清代詩文集匯編》據此本影印;(3)振秀堂刻本,即日本內閣文庫等所藏《霞舉堂全集定本》。(Suyoung Son,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pp.64-65)不過,孫氏未進一步厘清3個版本之間的關系。本文考察重點在尺牘,尤其是后兩個版本所收尺牘集的文本異同及其背后的動因。本文所引《霞舉堂集定本》(《霞舉堂文集定本》《霞舉堂詩集定本》《霞舉堂詞集定本》《霞舉堂尺牘定本》)皆據第3種,下文不再一一出注。為行文便宜,下文將“《霞舉堂尺牘定本》”略稱作“《尺牘定本》”。王晫自撰尺牘經歷由單刻至編入全集且文本形態被多次重塑的過程;在匯刻同人作品的《蘭言集》中,尺牘文體地位得到凸顯。尺牘不再只是單純的交游媒介,也成為交游寫照,還被用于打造個人形象,提升著述名聲。經由上述文本的比照,可一窺清初文人如何利用尺牘進行詩文著述的日常往來,及其構建理想交游關系的心路歷程。

尺牘作為交游、互通聲氣的媒介與見證

王晫,字丹麓,一字木庵,自號松溪子,人稱松溪主人,錢塘人,70歲仍在世,卒年未詳。(4)據《霞舉堂文集定本》卷首松溪主人自題“年已七十矣”,時為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晫仍在世。王晫13歲試有司,補縣學生,28歲時因得喉疾,受父命棄絕舉業,從此專心讀書、著述與交游,聲名日隆。(5)吳儀一:《本傳》,王晫:《霞舉堂文集定本》卷首。王晫與江南各地文人墨客多有交游。與王氏有詩文交往者超過700人。(6)[日]小塚由博:《王晫とその交游關系について》,《漢學會》2017年56號。王晫自稱“生平足跡未越里闬”,(7)王晫:《行役日記》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65冊,齊魯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頁。其交游網絡的建立、維系與拓展,主要依靠尺牘與詩文著述的往來。詩文著述是作者內在文采、道德修養的外化,以文字為載體,因此成為其才華造詣、人生閱歷、生存狀況乃至價值觀為人所“知”的直觀途徑。(8)田安從友誼的認識論角度提出“知與被知”的議題,指出中唐時期以政治和學術為話題的大多書信在這一時期文學中占有特殊位置。參見[美]田安:《知我者:中唐時期的友誼與文學》,卞東波等譯,中西書局2020年版。而作為信息傳遞媒介的尺牘,王晫與友朋借此互通情愫,交換彼此對某些作家作品或社會文化現象的看法。另一方面,尺牘也是王氏交游廣闊的產物與證言,正如蔣鑨所云:“前過高齋,見案頭卷軸累累,皆當世名卿碩彥往來酬應之札,晤言一室,如說生平,足下真善交哉?！?9)蔣鑨:《與王丹麓》,王晫輯:《蘭言集》卷廿三,康熙年間霞舉堂自刻本。本文所引《蘭言集》皆據此本,下文不再一一注出。與名公巨卿的往來尺牘成為王晫向人夸示的文化資本。因此,“問遺贈答,詩詞尺牘,片言只字,具有元本”(吳儀一《本傳》),平日與友朋之間的贈答文字皆為王晫所收藏。

尺牘為受限制的交往創造了條件。蘇州的尤侗與杭州的王晫素未謀面,當其偶然得知己作被錄入對方所編《文津》,欣喜不已,遂作《寄王丹麓》(《蘭言集》卷二十)表達“知己之感”,并寄贈近作與已刊著述數種。尤侗以楊長公的聯結作用為尺牘往來之端緒,稱贊王晫著述,主動提供近著8篇與已刊著述4種供選文,以示結交誠意。尤侗還向王晫索求回信及《文津》等詩文著述,希望以此來認識對方。王晫作《答尤悔菴司李》,除致謝外,也表達了對尤侗道德文章的欽服,及對其“受圣主之知”的欣羨,且隨尺牘回贈著作,彌補“相見無期”的遺憾。(《尺牘定本》卷二)據《蘭言集》所保存尤侗致王晫的多篇尺牘與詩文,可知二人交游關系因尺牘往來而愈加密切,王晫還曾請尤侗為自己的詞選作序,而尤侗則憧憬“買舟泛西子湖,策杖兩峰之間,從王、徐諸君子把臂論文”(《答王丹麓》,《蘭言集》卷二十)的畫面。王晫與友朋之間的尺牘及著述交往,寄寓了自我文章道德為人所“知”的愿望,而請求受贈者以序、題、詩、詞、曲諸題材作為“反饋”,則是希望“被知”能以某種形式顯現。

一介書生王晫,以著述和交游逐漸打開知名度,成為眾多文人慕名結識的對象。雖然王晫匯刻所得贈答文字的行為較突出,但借助尺牘及詩文著述交往提升文名的動機與努力則為清初文人所共有。向王晫贈送詩文著述的文人,也渴望“知”與“被知”。朱鶴齡《寄王丹麓》(《蘭言集》卷十九)敘說了著述出版的艱難,希望王晫能游揚其于浙中諸公之間,使自己所撰《尚書埤傳》流播更廣。這從側面反映出王晫在當時的杭州乃至江南文壇的聲望。豐富的著述寄寓了清初文士以此尋覓知音的愿景,但仍需名士助一臂之力。以著述為禮物相互贈送的敘寫在清初文人往來尺牘中俯拾即是。(10)參見陳曉峰:《清初“文人共同體”的書籍生成與流通——以張潮〈尺牘偶存〉〈尺牘友聲〉為考察中心》,《江海學刊》2022年第5期。文人之間借助尺牘與詩文著述的往來,實現彼此“知”與“被知”的心愿,同時也積累了個人的文化資本,構建了交游網絡。

通過尺牘彼此聯絡,搜集、編刊已故文士尤其是布衣作者的遺作,也是文人群體同氣相求的表征之一。王晫在《與陳椒峰進士》中盛贊陳玉璂(號椒峰)為鄒祗謨所作《遠志齋遺集序》及所編亡友遺稿的義舉。受此感召,王晫邀約對方到書齋,“試把尊酒,共取《遠志齋集》而評論之”(《尺牘定本》卷一),對此義舉表示支持。在《與韓秋巖明府》中,王晫對收信人竭盡全力搜集、編刊侯嗣宗遺稿且以贈書方式使之廣為傳布的行為大加稱揚。(《尺牘定本》卷一)選家被賦予使寒士、亡友述作遺書得以流傳于世間的使命。

此外,清初文人在交換對社會現象看法的同時,也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例如,在《與吳志伊》中,王晫高度評價其《補字匯》?！杜c吳枚吉》中,王晫稱贊收信人所合編《今詞苑》,同時也嚴厲批評彼時選家邀利弋名的現象。(《尺牘定本》卷一)身處不同地域的文人借尺牘與詩文著述,跨越空間阻隔,建立和維系交游關系,加深彼此間“知”與“被知”的程度,營造人文氛圍,展示出更為繁復熱鬧的清初文壇生態。

尺牘:詩文著述的獨特閱讀反饋

作為交游媒介,尺牘的數量反映出文人的交往范圍。為了證明自身交游甚廣,當事人往往珍視尺牘,將其匯刻成集。正如王晫自稱:“交游既廣,往來書牘日繁,其隨手酬答及言事涉俗情者,概置不錄,故所載寒暄通問,談風月外,連篇累牘,惟論詩文為最多耳”(王晫輯:《蘭言集》“例言”),尺牘被賦予論說詩文的旨趣,成為一種獨特的閱讀反饋,王晫用以打造個人著述的“文本權威”。(11)“文本權威”(Textual Authority)這一術語借用自前揭孫修暎著作,參見引言部分相關注釋。

王晫通過贈送的方式拓寬詩文著述的流播范圍,其名氣亦隨之攀升?！短m言集》所收友朋贈答文字,從多個維度褒揚王晫的著作。詩、詞、序等作品從篇名上直白地表達了作者對王晫著述的稱賞及贈書的謝忱。尺牘雖然篇名極少包含這類的信息,但其正文內容對著作的“反饋”信息更具體而富有“廣告”效果。王晫所撰《霞舉堂集》《霞舉堂雜著》《峽流詞》及其所輯《文津》《遂生集》《今世說》等,其著述名稱成為《蘭言集》所收尺牘的高頻詞,而《文津》出現頻次最多,多達22通。

《文津》成書于康熙三年(1664),時值王氏棄絕舉業而專心著述的生涯轉折點。這是王氏最早以其書齋“霞舉堂”名義私刻,通過贈送形式流轉于其交游網絡中的文章總集。寫信人從各自的角度談論《文津》,或直接評價其選文水平、刻印質量,或通過其他逸聞間接表達對編者的贊賞。嚴沆云:“《文津》賞拔,足為風雅之宗”(《答王丹麓》,《蘭言集》卷十九),可見評價甚高。據丁灝《與王丹麓》所云:“曾于唐豹巖太史案頭見尊撰《文津》,選刻并妙。遍索之金陵書肆,竟不可得。仰祈臺愛,先以一部見寄,郵至三山街承恩寺文治堂轉付,不致浮沉也”(《蘭言集》卷廿二),《文津》已跨越杭州傳布至江寧。寫信人借尺牘表達對王晫的欣賞之情,還向他索贈此書。與他物不同,“索贈”個人著述意味著對作者文章道德的認同,是一種正面反饋。胡貞開則在《柬王丹麓》中先以逸事鋪陳,其云:“昨攜《文津》過棲水,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勢必不可追。在門下廣聲教,開后學,適愜本懷,然弟失卻枕前不夜珠,無由入夢矣。不識可再賜一帙,使我返魂到五明帳中否?”(《蘭言集》卷廿一)夜半被盜作為索贈理由未必屬實,卻不失為風雅韻事,傳達出受贈者對《文津》的珍視非同一般,皆可成為其人氣之資談。此外,對續集問世滿懷期待,并主動隨寄己作供選錄,對總集編者而言則是肯定與支持。如錢肅潤《與王丹麓》曰:“《文津》一選,尤足娛神悅目……嗣后倘有續選,或以之穢佛頭可乎?小言數篇,亦可發一笑也?！?《蘭言集》卷廿二)主動附贈“小言”數篇,以供續編采摭。這些尺牘從多個側面烘托出該總集在文人中大受歡迎的印象。魏憲在《答王丹麓》中高度評價《文津》云:“及讀佳刻,暨《文津》大選,神清骨俊,絕無近代繁縟之習,其間如侯朝宗、王于一諸篇,表揚已往,不以生死論交,此情此誼,定當求諸古人,益為嘆服,深諸肺腑也”(《蘭言集》卷廿三),且特別肯定選家對已故文士作品的賞拔。毛稚黃也在《與王丹麓論選文書》(《蘭言集》卷十七)中,對王晫寄予厚望,能盡力采錄“無力傳遠”的“寒士述作”、“零斷若線”的“亡友遺書”,使其流芳后世,以此告慰黃泉,為“文章中行陰德”,實現選家的道義。

尺牘與同樣獨立于所論著述之外的詩、詞、賦諸韻文文體,各具文學批評功能。鄒祗謨《讀〈文津〉賦贈并望后集以慰渴思》(《蘭言集》卷二)等詩作,明顯受篇幅與韻律限制,內容寬泛,流于表面,自然無法從容呈現來自受贈者的反饋。論著述與論詩同屬批評行為,二者有共通之處。詩、詞文體,盡管體性與功能有別,但體現出相似的局限性。(12)關于論詩詩作為文學批評形式自有的局限性,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34頁。論著述的詩、詞等韻文類文體最終多淪為致謝或稱贊的套語,創作時或有公開的預設,因此染上了應酬的色彩。相較而言,散體尺牘不受篇幅及語體束縛,撰者可暢所欲言,且因其“私”之文體屬性而更具獨特意味。

相比一些副文本,尺牘在著述的閱讀反饋方面顯現出明顯的文體優勢?！短m言集》卷一三收有姜希轍所撰《〈文津〉序》,在文章結構上,該序以文與道德的感慨開篇,在此宏大背景下介紹編纂者王晫的出身,褒揚其人格與才華,并逐漸將焦點轉近其著作,依次贊美該書所收各體作品,最后以序作者個人交游及自謙套談收束全文。就語言形式而言,通篇多用駢偶,風格鮮明。此序篇幅長達626字,毫無針對性,顯得既夸張又籠統,似放之四海而皆準,難以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確實,序跋這一數量最多、最為常見的副文本文體與正文本之間,多是外圍場域的關聯,且因交際應酬關系,有時褒獎言過其實。(13)參見何詩海:《作為副文本的明清文集凡例》,《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與此序相比,前文所舉尺牘較為自然平實地展現出讀者群體的閱讀反饋,且頗成規模,更具“廣告”效果。

盡管尺牘、詩、詞等文體與序、跋、題辭等副文本在《蘭言集》中以類聚合,不過,《文津》等著作名所形成的若干“焦點”引人注目。這既是王晫有意贈送著述所得回報之一,也是其編選尺牘專集、全集與同人集時通過作品甄選所營造出的印象。換言之,曾經存在一個事實層面的著述交游,經由尺牘專集或門類的“鏡像放大”,詩文著述的位置因此彰顯。通過多層面的用心設計,王晫頗有成效地提升了個人著述的名氣。

文本重塑:升格為著述文體的尺牘

王晫的多次刻印從多個層面塑造了尺牘文本,這也說明,尺牘文體被納入其著述體系。王晫匯刻著作,并不以“求全”為宗旨,而表現出對“詩文”論說的明顯偏好,已然不同于明中后期以來依靠作品數量和規模打造作者人格、獲取文化資本的路線。(14)參見魏宏遠:《王世貞詩文集的文獻學考察》,《文學遺產》2020年第1期?，F存版本反映出《霞舉堂全集》與《蘭言集》定本以前的部分文本變動軌跡,據此可推知尺牘從日用文體演化為著述文體的動因。作為個人著述的《霞舉堂全集定本》與作為同人集的《蘭言集》性質不同,編纂動機與旨趣也不同。

王晫全集展現出與傳統文體尊卑觀念截然不同的作品編次體例,《霞舉堂全集定本》不僅耗費相當的篇幅收錄尺牘,且將其與詩、詞、文并置,體現出作者對尺牘的重視。這可追溯至《尺牘偶存》的成書?？滴跏拍?1680)《霞舉堂集》所收《尺牘偶存》共二卷,收錄作品計152篇,卷上78篇,卷下74篇。據作者自序可知其編刊背景,乃順治末康熙初年盛行的“尺牘諸選家之征”,其代表有杭州的《尺牘初征》《尺牘新語》與南京的《尺牘新鈔》?？滴醭跄?杭州書商汪淇主編《尺牘新語》三編,隨作品征集與編纂評點活動的展開,圍繞該尺牘總集編評活動的文人交游網絡漸成規模。(15)參見蔡燕梅:《從〈尺牘新語〉編纂看明末清初尺牘選本的商業出版》,《文獻》2020年第4期。該系列總集收錄王晫與友朋往來尺牘多達29通及評語多則,王晫曾以寫信人、收信人、編纂者、評點者多重身份出現于其中。王晫《尺牘偶存自序》化用了《唐摭言》中“苦?！钡牡涔?在自況中流露出對尺牘的自珍,應和他參與《尺牘新語》編評的經歷有關。文本完好且令作者引以為豪的作品才被選錄?！冻郀┡即妗酚蓡慰瘫患{入《霞舉堂集》,與“文部”“詩部”“詞部”“雜著”“外編”并立,其地位非同一般。

《霞舉堂全集定本》編纂之際,作品文類被重新整合,“雜著”與“外編”不再獨立成卷,尺牘與詩、詞、文類分,其文體地位進一步被凸顯?！冻郀┒ū尽?卷,收錄作品計157通,卷一59通、卷二53通、卷三45通。若依卷首戴斐男評語——“松溪先生往來酬酢筆札最繁,此乃盡汰其語之有寒暄及事之涉俗情者,存止什之二三”(“評林”,《尺牘定本》卷首),該集是王晫全部尺牘的精華。關于《尺牘定本》與《尺牘偶存》二者關系,王晫并無任何說明,卻似有意以后者取代前者。經比對,盡管二者篇數接近,部分作品重合,但文集面貌卻發生明顯變化,主要體現在作品篇目的新增和刪汰兩個方面。

《尺牘定本》有109通(卷一55通、卷二46通、卷三8通)作品,與《尺牘偶存》一致,新增作品48通(卷一4通、卷二7通、卷三37通)。新增尺牘應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霞舉堂集》刊行以后,《霞舉堂全集定本》編刊以前。例如,《尺牘定本》卷三新增《答張山來》3通,當作于王、張二人訂交的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后,等等。新增作品基本合乎既定的典雅旨趣。

原本收錄于《尺牘偶存》中的43通作品從《尺牘定本》中消失。例如,《答仲昭兄惠竹簞》(《尺牘偶存》卷上)這類寒暄酬酢之作,或因“事涉俗情”而被剔除。又如《答潘儼思進士》(《尺牘偶存》卷下),謝絕收信人為人薦館求情,文末姜西溟“寫盡一時惡習”之評語或道出其被舍棄的原委?！八]館”內容的常態化敘寫,使這類尺牘染上濃重的功利色彩,這種風氣由明末延續至清初。這類可能妨害“脫俗”旨趣的作品在王晫編定全集的過程中被反復清理。不過,其中5篇被歸入“啟”一類,在全集定本編纂時被移入《霞舉堂文集定本》卷六,而正文無差異,(16)例如,“寄毛大可”作“寄毛大可啟”。在康熙十九年本《霞舉堂集》中,“書啟”作為一類文體收錄于《南窗文略》卷五,而尺牘單刻表明彼時王晫已有“辨體”意識,且格外重視“尺牘”文體,而這貫穿于他數十年間多次的全集重刊之中。雖有涉“俗情”之嫌,然或因文辭尚有可取之處而被留存。

對其他關乎“詩文著述”尺牘的不同處理,暗含了王晫重塑尺牘集文本的復雜用心。例如,《與沈去矜》(《尺牘偶存》卷下)關乎兩部文章選本刊刻的問題,在定本編纂時卻被移除。王晫在尺牘中告知收信人沈謙,《文津二集》《經世名文》編目并題辭皆已完備,但不無遺憾地慨嘆二書因“剞劂無資”而作罷的遭遇。與銅臭糾纏的負面情緒有悖于風雅之道,亦有損其追求詩文著書的完美形象,抑或有“事涉俗情”之嫌,也被剔除出全集。(17)沈珩《與王丹麓》(《蘭言集》卷廿一)雖然也涉及《經世名文》刊行未遂一事云:“向蒙示《經世名文》選目,誠為當世不可少之書,不識何法能使之剞劂,公諸天下耶。竊欲奉借目錄一抄,抄訖即完幸擲來?！钡@類正面的閱讀反饋可作為受認可之證言,有利于王晫著作的宣傳,或因此被保留下來。此外,王晫寫給張潮的絕大部分尺牘也未見于王晫著述。據戴廷杰統計,這批尺牘至少有31通,但《尺牘定本》僅收錄3通。通過尺牘,王晫與張潮圍繞《檀幾叢書》編纂事務交換意見,涉及版式、署名、序言、批語、選文、?？敝T種細節。在張潮的叢書編纂事業發端,王晫貢獻巨大,但后來張潮強勢主導,王晫在尺牘中不時流露出不滿、怨怒、苦澀的情緒。(18)參見[法]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見——康熙年間徽州商籍揚州文士和選家張潮其人其事》,[法]米蓋拉、朱萬曙主編:《徽州:書業與地域文化》,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44—658頁。雖如此,王晫仍難以完全舍棄與張潮往來的尺牘。最終展現在世人眼前的,僅僅是二人之間體面的交往與合作,遮蔽了二人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

王晫亦不以“求全”來體現對友人及其贈答文字的珍重,還通過甄選、剔除、加工甚至“拼接”來實現對他人作品文本形態的“干預”。據《蘭言集》卷首載序文可知,所收尺牘也經歷不止一次的文本重塑。雖然王晫于自序中提到此前“已刻成兩集”,但今未見“舊集”。關于重刻本成書始末,王晫如此說明:“自束發論交四方君子,輒有投贈,藏諸篋笥,篇什恒滿,前已刻成兩集,流布海內,日久板壞,兒子言檢校重刻,分體類編,合新舊共得二十四卷?！?《蘭言集》“例言”)其中收錄他人致王晫尺牘合計209通,合計5卷,居全書之首。尺牘在全書中的地位顯而易見,但也并非照單全收。舊刻尺牘被剔除出《蘭言集》者多達33通,失鈔的未刻尺牘作品更多。(19)《蘭言集》“例言”:“舊刻失鈔詩一百十三首……尺牘三十三首,其未刻詩、詞、尺牘失鈔更多?！薄冻郀┬抡Z》所收他人致王晫尺牘23通中有8通未見于《蘭言集》,這些作品大體出自“邀約”“請乞”“饋遺”等門類,“事涉俗情”傾向明顯。這就與開篇闡明的心志“有一可存,片言不棄”自相齟齬,所謂“以志不忘”的記憶,其實是經過當事人王晫精心塑造出來的理想模樣。

對于出自他人之手卻事關自身風雅形象及“文本權威”的作品,除篩選篇章、微調字詞之外,王晫還采取“拼接”的手段生成新作?！短m言集》所收張潮致王晫尺牘僅2通,亦與張潮《尺牘偶存》所收35篇數目懸殊。而且王晫對《蘭言集》卷二十所收兩通張潮致王晫尺牘之中有一通文字經過潤色,另外一通竟是由張潮另外3通尺牘拼接而成。(20)參見[法]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見——康熙年間徽州商籍揚州文士和選家張潮其人其事》,[法]米蓋拉、朱萬曙主編:《徽州:書業與地域文化》,第579、642頁。雖然有些作者默許編纂者有酌情訂正或潤飾文字的權力,但尺牘原本是流通于私領域、面向特定讀者(收信人)的信息傳遞媒介,既具有私密性,又可充當證據,通常會被默認為忠實于文本原貌的文體。對同在世作者的贈答文字作此般“制作”,似乎不妥。以下根據戴廷杰所提供的線索,試圖復現王晫“拼接”出該通尺牘的過程,進一步探究其動機。首先,對《蘭言集》卷二十所收《答王丹麓》全文作切分和標記。

【A】湖上春光甲于他郡,況有高賢吟詠其間,有不勝為瑞靄者乎!【B】正欲作字寄賀新禧,忽拜瑤函,知佳氣定是充閭也?！綜】旬日內風日晴和,必多新構,惜未能買一葉之扁舟,登霞舉堂而快讀耳?！綝】承示名篇種種,因來人坐索回書,迫促未暇細閱,然覽其目,已不啻寶玉珠貝,光生四座矣?！綞】《昭代叢書》聞都門頗多購者。近揚州有一坊賈,付與板片,似可放心,將來或得廣行,未可知也?！綟】《檀幾》二集拙序從“檀幾”二字生發,庶不致移易他部,高明以為然否。

張潮《尺牘偶存》(21)以下所引文本皆出自張潮:《尺牘偶存》,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中與上文各片段存在對應關系的文本及其出處如下表所示:

編號 對應文字 出處 A 湖上春光甲于他郡,況有高賢吟詠其間,有 不積為瑞靄者乎! 卷 七 《 與 王 丹 麓》第一札 C 旬內風日晴和,定多佳制,惜不能買一葉之 舟,過霞舉堂而快讀之也。 卷 五 《 寄 王 丹 麓》第三札 E 其前集并《昭代叢書》,聞都門頗多購者,近 揚州有一坊賈,付與板片,似可放心,將來可 以發兌矣。 卷 五 《 寄 王 丹 麓》第一札 F 《檀幾叢書》二集序例,前既未到,茲再錄呈 臺教。 大序乞即頒來,以便早為印行,切禱 切禱。 拙序從“檀幾” 二字生發,庶不致移 易于《昭代叢書》,不識高明以為然否。 卷 五 《 寄 王 丹 麓》第三札

由上可見,《蘭言集》所收張潮《答王丹麓》約2/3的篇幅皆有來處。B、D為王晫所新增。B與A、C為寒暄套談,非實質性信息,但B凸顯張在二人交往中的主動性,而標題擬為“答王丹麓”與“忽拜瑤函”隱含相似的意味。D“承示名篇種種”卻“未暇細閱”,亦在強調張之主動。涉及實質性內容的E、F與C皆與其他兩通張潮致王晫尺牘中對應的片段十分接近。不過,“不識”或因與下文有語義重復之嫌而被刪削;以“廣行”替換“發兌”更含蓄,淡化功利色彩;“未可知也”與前文“似”之語氣相承而避免武斷意味等?！靶伦鳌备鼮楹啙?、凝練、通暢、典雅,原作的隨意、瑣細或冗沓一洗而空。雖然這是以“拼接”方式“制作”出來的文本,卻無捏造或歪曲事實。從文本生成層面看,“拼接”與“合并/粘貼”(22)關于“合并/粘貼”作為互文手法之一,參見[法]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十分相似,都是借用其他文本生成新作。就行為主體與原作關系而言,王晫并不將新作據為己有,而將其歸于原作者名下。此“拼接”難以被讀者發現,甚至當事人張潮或亦未曾察覺。王晫這一“新作”與致王晫全部尺牘所反映的實情相去甚遠,其動機與他對自己致張潮尺牘的處理相似。

王晫將尺牘納入著述體系,甚至對所得贈答文字施行刪汰、增補、修訂、潤飾乃至拼接等“干預”手段,流露出借尺牘文本呈現以詩文著述為基底、凸顯個人文雅形象的理想交游關系的意圖。

結 語

自萬歷至康熙時期,尺牘文體的發展不僅表現為多種形態的出版物的規?；楷F,更在于文體觀念的更新。尺牘不再是單純的信息傳遞媒介,還是文人苦心經營的對象。以尺牘相互標榜、廣通聲氣的風氣可追溯到明代萬歷年間,王穉登、陳繼儒等山人為其突出代表,清初尺牘往來與出版的再興,是前者之延續,二者形成了具有內在發展邏輯的整體。王晫熱衷于尺牘創作、往來,有意留存并出版尺牘,且積極推進尺牘流布等一連串作為,是該時期文人交游的一個突出代表。尺牘不僅充當文人交游媒介,更被活用為一種有力的見證。它以自由、自然的風格成為詩文著述的獨特閱讀反饋,還被納入著述體系,用以打造個體“文本權威”。文人群體對詩文著述的熱忱,是尺牘未曾有的新質素。在尺牘進入集部著作的過程中,王晫自始至終不以“全備”為宗旨,而強化以“詩文著述”為旨趣的明顯取向,呈現出一種與明中后期以來以量取勝截然不同的路線。而王晫在多次著述重刻時,對通?！白钪覍嵱谠病钡某郀┘M行文本重塑,是前代尺牘別集中極為罕見的現象,在王氏著述中也僅有少數,卻從側面反映出他對個人形象及著述樣貌非同尋常的介懷。

尺牘創作與出版勃興于明代萬歷年間,并非單純的文學和文獻問題,其背后是文壇生態和文學、社會風向的整體變化。王晫往來尺牘展現出清初普通文人對詩文著述普遍抱有的熱望,可謂其力圖通過詩文著述與交游提升文壇影響力的寫照,為探析清初以杭州為代表的江南文學文化生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