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建構與概念供給

林紅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當代趨勢及其挑戰研究”（19BZZ041）。

作者簡介：

林? 紅，女，廣西桂平人，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 要：

為了回應使命性、實踐性和本土性的時代命題，中國政治學需要發展其主體性和原創性，建構具有高度學術自覺的自主知識體系。自主概念體系是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工程，其目標在于提煉并體系化源自中國實踐、承自中國傳統并且可以解釋中國問題的標識性概念。歷史政治學對既存性概念的整理、更新與改造，可以提供一批接續和活化傳統政治本土意蘊和獨特基因的政治學標識性概念，對民本的繼承與發展體現了歷史政治學在活化本土概念方面的努力。傳統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雙重意義，但因其內在的以君本位為前提的傳統性局限，必須經過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方能煥發當代活力。人民主權觀、以人民為中心和人民當家作主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政治經驗有助于更新和活化傳統民本，使其成為富有生命力的中國政治學標識性概念。

關鍵詞：

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概念供給；歷史政治學；民本

中圖分類號：D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23）06-0038-09

哲學社會科學出自具有歷史性和情境性的人類實踐經驗，是特定國家的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的知識建構和思想成果，相比于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內含鮮明的國家性與時代性。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到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政治學恢復重建40年以來，學科發展的自主性、自覺性受到高度重視，但是，由于傳統經驗與外部經驗的不同塑造、理論供給和現實需求之間的可能落差，中國政治學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遠未完備，而在三大體系基礎上建構體現中國特色的、具有自主性的政治學知識體系，仍然需要整個學術共同體的不懈努力。當下，為了回應使命性、實踐性和本土性的時代呼喚，中國政治學需要建構一個體現自覺意識和本土思考的專業性知識體系，在這個浩大的知識工程中，基礎的工作是如何為自主性的知識體系準備一個自主性的概念體系。

一、知識體系的基礎工作：自主性建構與概念供給

關于特定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建構，首先要明確自主性所指為何、如何獲得。對于中國政治學而言，自主性意味著體現中國特色及其所代表的主體性和原創性，即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1]。自主性是對中國特色的自覺意識，它不應該簡單地等同于本土化、去西方化，而是指在將歷史經驗、外來經驗應用于現代實踐的過程中追求主體性、體現原創性。社會科學之所以成為必要，在于人類在對社會發展、社會變革進行合理的組織之前，首先要去研究它，了解支配社會各個方面的種種規則，“這就不僅為我們后來稱為社會科學的那一類學科提供了發展空間，而且還對它們產生了深刻的社會需求”[2]。20世紀初，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起步之時，有兩個現成的發展路徑擺在知識界面前：一是向外看，一是回頭看。對于前者，是西方學者基于他們對自己國家的具體國情、發展道路和文化傳統的研究和了解，所提出的一套體現西方特色和適合西方需要的知識體系，這套知識體系或許對中國有啟示和借鑒的價值，但是，中國學者在借鑒吸收的過程中如何確立自身的主體意識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對于后者也是如此，中國政治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極其豐富，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一個巨大的思想寶庫，然而，歷史既成的經驗某種意義上說是時間軸上另一個時代、或者說另一個中國的經驗，是體現那個時代特色和適合當時需要的知識成果，需要經過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方能適用于當代，因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形成的”[3]。對于今天這個時代的中國和中國人來說，有責任生產體現當代人主體性和原創性的知識成果。

在建構自主性知識體系的問題上，中國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一樣，需要處理好三對基本關系。其一，方法與目的的統一。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認為，西方那種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所建構起來的中國學，是一種“沒有中國”的中國學，因為把世界作為方法來研究中國，是西方向世界解釋中國的依附地位的需要，并且要求中國以世界為榜樣和標準來衡量自身，然而，“這樣的‘世界’歸根到底就是歐洲”[4]。作為修正，以中國為方法有其重要的學科意義[5]，它意味著“將中國帶回來”，帶回到中國的社會科學中來，解釋中國的問題，進而解釋中國、歐洲、美國和其他國家共同構成的世界。其二，源與流的統一。任何一種文明都是演進而非突變的結果，任何一種知識體系也都是以既有思想成果為出發點的智慧積累。中國社會科學肩負著發展和延續中國這個文化系統的歷史使命，這就涉及源與流的問題。中國文化系統的源是指觀念與思想的啟動、奠基，然后外化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智慧；而流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斷展開的現實過程，它涵蓋了社會的變遷、歷史的深化和時代的更新。政治學的發展既不能疏忽對思想流變的歷史省思，更需要回應社會實踐的當下需要。其三，理論與現實的統一?！袄碚撛谝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6]，政治學從人類如何獲得美好生活的規范性議題出發形成自己的理論成果，同時又必然具有經世致用的現實性，這使得政治學不能僅僅停留在批判、反省和解釋的理論工作上，還應該解答國家和時代提出的實際問題，換言之，還應該是一種以學術的方式揭示并切中社會現實的自覺行動。[7]

那么，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建構應該從哪里出發？它的邏輯起點是什么？毫無疑問，在社會科學中，概念具有基礎性作用，所有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都是由概念和概念間關系構成的，科學理論建立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基礎之上，概念是檢驗、解釋人類實踐經驗的出發點。一個自主性的知識體系應該有其自主性的概念體系，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概念供給和體系化問題受到政治學界的高度關注。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學界有過很多討論，大致表現為政治概念或宣傳話語因學術性不足而出現“概念漂浮”或“話語空轉”[8]；學術性概念遠離、對立或滯后于政治話語而弱化學術話語影響力[9]；西方概念運用于中國語境時因概念的內涵精確性喪失、意義所指發生混亂而出現“概念拉伸”[10]；此外，體現本土性的傳統政治概念缺乏足夠的活化和轉化工作，出現因脫節于時代而“概念老化”等問題。

中國政治學概念生產、供給和體系化的問題不局限于上述幾點，解決這些問題意味著一個實踐性任務，即如何建構自主的概念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自主的知識體系，進而與傳統政治學知識體系對接、與西方政治學知識體系對話。近代中國是在應對西方沖擊的過程中開始追隨、模仿西方，這使得20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科學在不同時期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觀念的影響，不少學科在議題設定、思維方式、研究方式和價值導向等方面體現出濃厚的“西化”傾向[11]。有學者指出，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幾乎全部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比如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的280個關鍵詞全部來源于日本[12]，其中大部分也是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從西方輸入的。借鑒西方學術概念、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是中國政治學必需的學術積累，但是如果脫離中國本土的實踐經驗，則可能誤入話語陷阱和遭遇價值迷思，進而弱化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和原創性。在此背景下，回到中國，以中國為方法，生產、提煉和提供出自中國實踐、承自中國傳統并且可以解釋中國問題的本土概念，就成為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性任務，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是如何提煉標識性概念，使其成為中國政治學核心范疇。在這方面，有現實和歷史兩種概念供給路徑。就前者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可以為自主性的概念體系提供意識形態方位和實踐基礎，現今已經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政治學概念，如協商民主、議行合一、民主集中、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等等。對于后者，5000年中華文明史留下了十分豐富的優秀文化遺產，其中包括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治國理政經驗，如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政治思想。

從傳統政治的知識體系中提取概念，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有助于“在學術層面上接續和活化中華文明及其當代形態所孕育的本土意蘊和獨特基因”[1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14]，中華文明奠定了“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15]。因此，中國政治學要成為一種自我主張的學術、一種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學術，必須從這種文明史中獲得可以延展于當代的核心成果，通過知識再生產，形成標識性概念。一個學科的標識性概念是該學科的核心知識范疇，是建構整個知識體系的關鍵節點，它能夠幫助人們有效地把握該學科的學術脈絡、思想體系。因此，要建構自主性的概念體系，確立并發展標識性概念至關重要。

二、歷史政治學的努力：探尋民本概念的標識性意義

在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中，歷史政治學可以做出獨特的貢獻，尤其在概念供給和形成標識性概念方面。事實上，歷史政治學這一兼具學科意義、學術意義和話語意義的創新范疇的提出，其本身就是中國政治學界尋找自主性、確立中國性的努力。它的提出基于這樣一種歷史思維，即“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盵16]歷史政治學本質上是一種堅持歷史思維的政治學，強調對政治現象的形成與流變進行動態的、歷史的研究，也強調歷史經驗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連接貫通，“人類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主要是由每個社會的特定歷史階段所預先注定的，這一點已經歷史地、毫無疑義地被接受了”。[17]楊光斌指出，歷史政治學的知識功能有其政治實踐價值，那就是為治國理政提供歷史解釋與現實論述，并為認識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設的歷時性方案。[18]這套歷時性方案應該致力于尋找重大現實問題的歷史淵源和時間性因果關系，為理解當下中國政治和歷史上的政治關聯性提供清晰解釋。[19]歷史政治學體現了政治學學科內在的本土性、中國性，而整個中國政治學的自主性努力，必然包括如何返回中國歷史的政治現場，如何發現和提煉歷史概念和歷史經驗，進而建構自主性的認知框架和概念體系。

歷史政治學在學科基本概念的供給方面有著廣闊空間，因為政治、社會的演進歷程最終會凝固、沉淀于一系列基本概念上，這些概念會逐漸滲透進人們的歷史意識之中。方維規認為，沒有歷史地形成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基本概念，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觀，因為“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憑借概念成為歷史”[20]。我們今天正是通過“大一統”“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等概念及其背后的社會歷史情境來理解中國歷史和傳統政治。在歷史政治學看來，這些歷史概念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理解歷史實踐，更在于論述現實政治，即對于形塑行為實踐的政治社會結構做出辯證性和啟發性的理論闡釋[21]。與田野政治學取自“田野”的“概念源”并時常產出新概念（如關系疊加、家戶制、韌性小農、祖賦人權等）不同，歷史政治學的“概念源”出自歷史中的概念，早已定型且深入人心，因此，它更多是通過整理、更新和重構既存性概念而非建構新概念來體現概念自主性。比如林尚立較早地對大一統概念及其所承載的政治思想進行時代性闡發，認為大一統是中國之軸，決定了中國現代政治的具體制度選擇和國家組織形態。[22]此后，大一統的概念及其思想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而它作為中國政治學標識性概念的地位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但是，每一個學科不可能僅僅建立在一個或少數幾個核心范疇之上，事實上，學科概念體系的結構是由一套基本概念營建和固定的，這些基本概念大都具有標識學科性和派生其他概念的功能。在大一統的歷史政治主軸之中，為其提供道德價值和工具價值的民本思想也具有標識性功能，應該經過反思性探討確立其標識性概念的地位。

中國傳統政治的知識體系以儒學為核心，在其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不斷整合了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儒家的仁政與禮制、法家的法治與秩序、道家的自然與無為以及其他傳統智慧構成了這一知識體系的主體。在這一體系中，由儒家主倡并得到道家和墨家滋養的民本思想占據著關鍵性地位，甚至強調國家本位的法家也從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的角度主張富民。民本一語的出處，據傳最早來自《尚書·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的另一處（《泰誓》）提到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內容也提供了民本思想的最早資源?！渡袝分?，關于民本的各種論述散布在各個歷史時期眾多思想家的著述中，關于民本的各種實踐也時常見諸于不同賢明君主的政績中。民本從概念上看并無復雜的內涵，常常被通俗地解讀為以民為本、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等，但是，民本的政治學意義卻非同一般，它揭示了所有政治實踐都必須遵循的邏輯與規則，即“政府對于人民的生活負有責任，而無法保護人民福祉的政權將失去天命”[23]，這是一種關于政權合法性的應然規則、普遍規則。政治作為一種以國家（或者君權）為中心的實踐，其本份、本原的使命是處理好政權和人民的關系，照顧好人民，政治便可運行，國家便可安泰，這是基本的政治規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歷史政治學的視野中，如果通過民本的思想和實踐，能夠概括出基本的政治規律，標注并識別出普遍性政治經驗，哪怕只是所謂常識性的，也是它獲得標識性概念地位的依據。事實上，歷史實踐中的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的雙重標識性。一方面，民本，尤其是儒家民本，極具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論內涵。政治首先要解決價值問題，當民本被儒家作為一種仁政、德治的政道大加弘揚之時，即被賦予極高的道德意義，最理想的、最好的統治者被認為是完全踐行民本思想的統治者。人們從民本關于重民、安民、富民、愛民、惠民、恤民的種種主張中，感受到了政治要表達的善意與溫情。在一個社會關系的良性維護依靠個體道德的時代，民本的提出有助于樹立儒家知識分子、明君圣主的道德形象，也有助于建立一種關于中國古代公共生活的美好想象。儒家民本強調以“禮”為基礎建構政治社會秩序，而“禮”在傳統中國不僅僅是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也是道德規則。民本建立在“禮”的道德規則之上，它分別“以‘仁’與‘和’為標志理念構建國家-民眾之間理想的道德秩序與互動關系”[24]，君主重民與民眾忠君固然意味著一種封建性的恩庇關系，但是民本對君主權力的相對約束、對人民的政治地位與歷史作用的積極肯定，本身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價值。更重要的是，民本為先秦以來的主流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種統一的、自洽的倫理基礎，幫助中國傳統政治在數千年的演進中保持了總體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成為傳統政治描繪其開明形象的決定性論據。

另一方面，民本終歸是一種指導統治行為的政治思想，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一種執政觀或統治觀，提供了一套關于如何實踐“民為邦本，政在養民”的治理規則。對傳統中國而言，所謂的政治始終要圍繞“治國平天下”展開，在此思想脈絡中的中國政治學本質上也是一門“治國平天下”的科學。[25]王紹光認為不同于西方關注政治體制和政府形式的“政體思維”，中國形成了關于治國理政的理想和方式的“政道思維”[26]。歷史政治學所努力的方向，正是探尋中國歷史中關于安邦定國、長治久安的“政道”經驗，而民本和其他諸如家國、天下、義利、禮法、華夷等思想一同構成了“政道”的知識體系。誠然，民本以德治、仁政來彰顯其價值論內涵，但德也好、仁也罷，終歸指向一個政治的歸宿，都有一個“政”、一個“治”立在那里，即德與仁都是基于政治的目的，服務于“政”與“治”。因此，儒家實質上是站在治國理政的現實主義立場上來理解德與仁的政治內涵，這便為民本增添了一種治理技術的功能，正所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27]，處理的也正是政與民的關系。在民本思想中，隨處可見關于輕徭薄賦、安民富民的規勸與忠告，如管子認為，“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28]；晏嬰則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29]?？鬃觿耵敯Ч灰c民爭利，應該“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30]，因為“百姓足，郡孰與不足”。孟子主張安民利民、制民之產，提出讓百姓治“恒產”，因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31]民有恒產，進有恒心，安居樂業才能有利于治理。到了宋代的程頤，其所主張的“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32]，也終歸是出于指導君主如何執政的目的。不管怎樣，傳統民本關于“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治理實踐客觀上有助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秩序，畢竟民生建設自古至今始終是治國理政的優先目標。

三、民本的概念更新：傳統性反思與當代性建構

民本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也是理解傳統政治的基本概念，但是民本畢竟是歷史形成的既存性概念，受到特定歷史條件的制約，當代政治學需要對其進行去蕪存菁、伐毛洗髓的反思、解構和重建，才能使其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現代政治學概念。對本土的歷史概念進行更新再造，是自主性概念建構的重要內容，而對民本的概念更新，需要在歷史政治學的視野下反思其傳統性并建構其當代性。

傳統民本萌發于中國傳統社會的獨特土壤，農耕經濟的生產方式、宗法社會的倫理秩序和君權政治的專制統治共同塑造了民本的傳統性，從今天中國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發展來看，這一傳統性具有極大的時代局限。在所有對民本傳統性的反思與批判中，民為本與君為主的“工具－目的”關系受到最嚴厲的批判，現代人難以容忍工具性的民本服從于目的性的君權。近代以來，之所以出現中國知識分子為之焦慮的中華民族危機問題，關鍵性原因之一是當時的人們認為傳統文化無法解決中國的現代轉型和出路問題[33]，即傳統民本無法與現代民主相銜接。民本的傳統性由兩個相互支撐的原則構成。一是君本位的絕對性原則。馮天瑜指出，“民本思想在本質上不是民本位理論，而是一種明智的、遠大的君本位理論”。[34]傳統民本是一種政治理想，也是一種治理技術，它服務于君主專制政治，所主張的仁政和德治，無非是出于幫助統治者及其精英維護、鞏固和支撐君權統治的目的。從這點出發，也就不難理解朱元璋為什么一方面倡議重民安民，另一方面刪除四書五經中的“民貴君輕”等民本內容了。在君本位、君權至上的原則之下，目的與工具的關系一清二楚，民本的溫情和善意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恩賜性質和工具意義。二是以民為本的相對性原則。在中國古代，沒有了君權，民本是不存在的，張分田認為民本構成了中華帝制龐大思想體系的基礎框架，但是，“君為政本與民為國本是同一思想體系的兩種存在形式”[35]。相對于君，民是政治權力行使的客體，“民本中的民不是一個與生俱來就具有完整自主性的本源概念，而是一個由天所派生出來的從屬性概念”[36]，即所謂的“天生民而樹之君”[37]。民本不是指民本位，而所謂民為邦之本，君主為邦之主，說到底也就是儒家憧憬的理想政治模式而已。在專制政治的歷史長河中，民本的實踐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選擇性，并且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德主刑輔和明刑弼教等所謂民本政策更多是經濟與社會領域的舉措，民在政治過程中沒有參政問政的制度化權利，沒有政治地位的主體性和平等性，這正是民本備受詬病的傳統性局限。

在一個君權至上的時代要求民本具有超越性的現代民主追求，顯然是苛責于先人了，傳統民本在它萌芽和生長的歷史時代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是，當一個現代的民主時代到來之時，民本作為古老文明的優質資源如何賡續下來，如何在精神和實踐層面被活化并轉化為優質的現代政治資源，是歷史政治學有貢獻于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任務。在近代以來激蕩壯闊的歷史轉型中，民本逐漸褪去皇權專制主義色彩，具有普遍性政治意義的重民、愛民、富民和民惟邦本等內容被留了下來，重新受到了關注。趙汀陽認為，近代以來知識體系的吸收和內化外來思想資源，是一種自我調整，目的不是突破中華文明的生存閾限，促使其走向解構和消亡，而是為了保證中華文明的核心基因始終具有當代性的活力。[38]民本無疑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基因之一，它如何獲得“當代性的活力”，取決于它如何從過去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制度中解放出來，適應當代中國實踐的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39]中國共產黨對于民本智慧的吸收和納用起自革命年代，匯聚在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等諸多政治話語中。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文明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等傳統智慧，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立場建立在對民本思想的繼承和超越之上，這是民本當代性生長的基本前提，因此，對民本的概念改造本質上要在適應新時代政治實踐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民本概念要獲得當代性活力，需要著眼于以下三個層面。首先，以人民主權的合法性論述確立民本的人民主體性。梁啟超認為傳統民本“夫徒言民為邦本，政在養民，而政之所從出，其權力乃在人民以外?！盵40]傳統民本和人民主權是兩個時代的思想觀念，民主時代強調政由民出、主權在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任務是建構以人民主權為價值基礎的統治體系，因此思考民本思想的當代意義時，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去除民本的工具性成分，確定人民在國家政治中的主體地位。馬克思主義人民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不僅是認識活動的主體，也是實踐活動的主體，但是，儒家知識分子并沒有將民眾視為社會發展的主體，按照傳統民本的歷史邏輯，導不出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結論。[41]因此，需要將人民主權觀輸入到民本的價值內涵中，使其成為民主時代的嶄新概念，使民本之民真正具有主體性地位，民本之本是真正意義的以人民為本位。值得注意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將人民真正納入了政治運行的全過程，這種民主是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的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42]。經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塑，民本將大大擴展它的概念范疇，成為一種體現人民主權觀的當代民本。

其次，引入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提升民本的治理價值。傳統民本作為一種治理技術，致力于建立一種理想主義的良政善治，這使得民本治理具有某種跨越時代的實踐意義?，F代學者討論民本與民主的區別時，常常在“for the people”的意義上強調民本的價值[43]，肯定了民本理念在治理方面的積極作用，如關于勸課農桑、勿壓民時、輕徭薄賦、減輕刑罰、寬政愛民等社會政策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也緩和了政治社會關系。當然，傳統民本提供的畢竟是以君主的需要為出發點的治理，不是以人民的需要為出發點的治理，它的檢驗標準是王朝穩定、政通人和，因此，對于民本概念的改造更新應該去除傳統民本治理中的“馭民”“牧民”“君為政本”等消極因素。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以人民滿意度為檢驗標準，重視國家與社會發展給人民帶來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是推動改革和發展的出發點和價值依歸”[44]?，F代政治需要的是一種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的當代民本，這種民本應以“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治理目標。

再者，以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實踐彌補傳統民本的制度缺失。民本思想在傳統中國盛行數千年，首先出自儒家知識分子的道德自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實踐，但是始終未能發展出一套持續穩定的民本制度。傳統民本對君主專制權力的約束不僅軟弱無力并且不確定，更不可能提供民眾參政、議政和決政的政治機會，因此，也就不能真正建立由民意來判斷政治得失和治理成敗的監督機制。事實上，由于傳統政治中的民意在政治過程中沒有得到體制內的合法制度空間，能否在治理過程發揮作用完全取決于君主是否賢明[45]，因此“踐行民本的仁政，更多意義上是一種開明帝王的恩賜，而非制度建構[46]”，這樣一種民本實踐顯然無法適應現代政治的制度化需要。有學者指出，民本只是傳統社會的一種理想，遠不是一種現實[47]，原因在于傳統民本缺乏制度性支撐，很多時候只是一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權宜之策而已。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目標建立在一系列經濟、社會與政治制度之上，它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治理的制度設計與實踐中，尤其是政治協商和基層協商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與制度優勢發揮了重要作用[48]。因此，以人民當家作主為目標確立民本的制度化內涵，是民本當代性生長的重要路徑。

四、余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對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在大時代面前，中國政治學界正在展開前所未有的學術探索，致力于提出一套原創的、自主的政治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政治過程、引領中國的政治發展。當前，無論是從基層實踐出發的田野政治學，還是從歷史經驗出發的歷史政治學，或者從利益行為出發的利益政治學，都在努力提出自己的理論解答，都是中國政治學自主發展的可貴努力。

歷史政治學是中國政治學的創新范疇之一，其學術探索涵蓋了以“歷史-政治”為研究主軸的廣泛議題，而其基礎性研究包括了如何重新認識歷史概念并煥發其當代性，如何從既存性概念中整理政治學標識性概念等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華傳統文化資源在政治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高度重視，執政黨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立場等一系列論述中闡發了自己的初心使命，無不令人聯想到傳統時代作為一種理想信念和良善政治的民本。作為中華傳統文化優質資源的民本思想經過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能夠體現中國政治學對人民性的堅守，也應該成為扎根本土經驗和歷史實踐的中國政治學標識性概念。

當前，對于傳統民本的反思性研究正在努力解答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打破其源自君權時代的傳統性局限，使其生長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當代性。在此，有兩項工作還需特別重視，一方面，應為民本打造概念上的專業性或規范性。民本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智慧與政治實踐，但與其說是一種學術概念，不如說是一種實踐概念或政治概念。民本要成為中國政治學的標識性概念和自我主張的學術表達，必須成為學術性、專業性概念。因此，民本概念的專業化改造也至關重要，需要通過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等諸層次的建構，使其成為一種具有整體規范的政治學專業概念。另一方面，應為民本打造概念上的容受性或融通性。建構政治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不意味著孤立、封閉和排他，拒絕學習外部先進經驗、無視普適性價值是不智的，無助于自主性的實現，因此，中國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一樣，應該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因為只有通過文化結合的鍛煉，自我主張才能成為容受性的”[49]，對外學習才能成為自主性努力的一部分。民本概念的再創造代表了中國政治學扎根本土、取法歷史的努力，但是民本作為一種標識性概念，對外代表中國政治學的自主性成果，還應該進行必要的話語轉譯和內涵詮釋，使其能夠與各國政治學界共同接受的通行概念、通行理論形成對接與對話，最終為世界政治學的多樣化發展和總體提升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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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勤美? 郭? 蕓）楊? 洋? 楊? 波，張? 婭，王勤美，蒲應秋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and Conceptual Supply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

LIN 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China，100872）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times which are missionary，practical and local，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eeds to develop its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 and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a strong academic self-awareness.An independent conceptual system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which aims at refining and systematizing the identifying concepts that originate from Chinese practices，inherit from Chinese traditions，and resolve Chinese issues.By organizing，upd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existing concepts，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can provide a number of political science concepts that inherit and vitalize the local connotation and unique gen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s.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s reflects the efforts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in vitalizing the local concepts.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s have both mor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but they have inherent traditional limitation as they are based on the adherence to federal emperors.As a result，they have to underg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 revitalized in contemporary times.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uch as the concept of people’s sovereignty，centering on people and the people’s running of the country，help to renew and revitalize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s，making it a vital and identifying concept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nceptual supply;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people-oriented conce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