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渾慕容智墓所見唐代多元文化交融研究

趙學東,曹 琴

(西北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30)

2019年在甘肅省武威市發現的吐谷渾王室慕容智墓為吐谷渾史相關研究補充了新的材料。學界對吐谷渾史的研究成果豐碩,主要集中在對吐谷渾的形成與發展,政治經濟與文化,與唐、蕃諸國關系以及出土墓葬等方面。慕容智墓的發現,再次引發了學界對吐谷渾的關注。沙武田、陳國科對慕容智墓的吐谷渾喪葬習俗、吐谷渾涼州先塋的形成做了分析研究[1]。劉兵兵對《慕容智墓志》作了初步考釋[2]87-88,李宗俊對志文進行了重新釋錄,糾正了前文之失[3]91。周阿根又對劉、李兩文的兩處釋義提出了不同觀點[4]。楊瑾從該墓出土的披袍俑入手,探究了其反映的吐谷渾與其他民族的交融[5]。朱建軍通過對墓葬選址、墓葬形式、葬俗等方面的分析,認為上述墓葬以漢文化葬俗為主,并雜糅了河西地方特色和吐谷渾自身文化[6]27。雖然學界對慕容智墓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多元文化交融已多有探討,但對部分典型文物還未提及或進行深入分析。多元文化交融研究是時代的需要,本文將借鑒最新研究成果,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以及墓志內容等方面對慕容智墓所反映的多元文化交融現象作進一步的探析。

吐谷渾原屬魏晉南北朝時期遼西鮮卑族慕容部,游牧于徒河之青山(今遼寧省葫蘆島市一帶)。公元313年左右,吐谷渾率部遷往枹罕之地(今甘肅省臨夏市附近),后又逐漸遷至青藏高原地區,與當地氐、羌等民族融合,建立了吐谷渾政權。公元7世紀初,吐蕃興起,逐漸向甘、青地區擴張。公元663年,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叛逃吐蕃,吐蕃舉兵攻打吐谷渾,吐谷渾王慕容諾曷缽(624—688)攜妻弘化公主,率領殘部逃往涼州(今武威市涼州區南山一帶),自此吐谷渾亡,但仍有部分吐谷渾人留居在青海等地,被吐蕃統治。670年,唐與吐蕃大非川之戰后,唐朝又將其殘部遷往寧夏,置安樂州。一部分吐谷渾王族成員死后被安葬在涼州南營鄉青咀喇嘛灣一帶。慕容智是諾曷缽與弘化公主的第三子,慕容忠和闥盧摸末的弟弟。他的墓位于距青咀喇嘛灣西南約15公里的祁連鎮岔山村北,2019年9月底被發現。其墓葬形制、葬俗以及各類陪葬品皆能體現出唐代多元文化的交融。

一、墓葬形制和葬俗

慕容智墓是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等構成的單室磚室墓[7]16(圖1)。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北端(墓門前)有殉馬,木質葬具由弧形棺頂蓋、箱式棺和棺座組成[7]16,20。

圖1 慕容智墓葬俯視圖

關于該墓的墓葬形制,朱建軍通過對墓葬門樓、壁畫和出土腰帶進行分析,得出該墓屬于典型的高級貴族墓葬的結論,并指出該墓符合唐制三品官員的喪葬要求[6]116。唐代墓葬承襲北朝、隋朝的墓葬形制特點。從墓葬規格等級來看,該墓葬屬于唐墓中的單室方形磚室墓的一級墓葬。宿白先生將唐墓形制分為四類①?！赌饺葜悄怪尽吩?“大周故云麾將軍守左玉鈐衛大將軍員外置喜王慕容府君墓志銘并序?！盵2]87“云麾”為將軍名號,始置于南朝,唐代定為武散階,從三品上。以上兩點與朱建軍所得觀點基本一致。

馬殉是本教喪葬儀軌中的一項重要內容[8]。這一習俗在塞人、突厥、鮮卑等少數民族墓葬和中原貴族墓葬中皆有發現,最早可追溯至約4000年前的拉薩曲貢遺址,當時即開始以整馬隨葬。對于西藏高原早期的馬殉習俗,學界暫時還未能確定其來源,但我們可以推測的是,在各個民族各個地區普遍存在的這一典型喪葬習俗,是在各民族長期的交往交流中得以傳播的。

慕容智墓在充分吸收唐代墓葬特點的基礎上,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喪葬習俗,從而形成自身獨具特色的喪葬特點。唐代中原墓葬形制與吐蕃、鮮卑、吐谷渾等少數民族喪葬習俗在此相互交流,融為一體。該墓葬正是中華各民族文化互滲的縮影,體現了唐代涼州地區吐谷渾受漢文化、吐蕃文化影響極深。

二、出土文物

在慕容智墓的出土文物中,發現了與其他民族文化相關的物品,例如精美絲織品、鎏金銀馬具、胡床及各類農作物等。絲織品、金銀器具等作為絲綢之路上文化傳播的典型代表,為我們研究唐代吐谷渾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實物支撐。

(一)絲織品

慕容智墓中出土的聯珠團窠紋對羊錦[9]203(圖2),織品底色為駝黃,周圍環繞著大小相同的24顆圓珠,珠圈的上、下 、左 、右四個位置各有一方塊,內置一黑點。珠圈內為相對的大角有冀雙羊,角和翼呈彎曲狀態,形狀較為靈活夸張。羊首對視,足姿雄健靈活,一前足上抬,足下有兩葉卷草向兩側延伸?！把蛘?祥也”,早在漢錦中就已經有了羊紋的應用,圈外十字賓花與圈內羊紋相融合,寓意美好。對羊形象上加入波斯藝術中的雙翼元素,也有祥瑞之意,表現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圖2 慕容智墓對羊紋復原圖

經對比發現,聯珠團窠紋對羊錦與青海都蘭墓葬出土織品[10]102(圖3)、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的聯珠紋對羊錦[11](圖4)基本一致,應為同一時期生產。許新國認為,該類織錦的圖案主要流行于高宗、武則天時期[10]101。這一觀點也與慕容智所處時代相符,在慕容智墓中發現的聯珠紋對羊錦為許新國上述觀點提供了新的證據。

圖3 青海都蘭墓葬出土的織品

圖4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聯珠紋對羊錦

聯珠團窠紋指紋樣中心圓內飾鳥獸人紋,圓周飾聯珠,圓周外的空間飾四向放射的寶相紋,此類聯珠團窠紋對羊錦受薩珊波斯王朝錦的影響[12],不僅包含了薩珊波斯風格中的聯珠紋團窠、卷曲雙翼等元素,還融入了敦煌壁畫中常見的卷草紋。這類紋樣將薩珊波斯流行的聯珠紋與中原流行的卷草紋相融合,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果。

(二)鎏金銀馬具

慕容智墓出土的鎏金銀馬具,其節約②與帶飾的圖案是典型的草原動物紋裝飾。三葉花形鎏金銀節約,中心飾一昂首前撲的母獅,母獅雙爪前伸,尾巴高翹[7]34(圖5)。附帶的鎏金銀杏葉與節約相連,飾一躍起的雄獅反身噬鹿[7]34(圖6)。圭形鎏金銀帶飾,中心鑄有雄獅食鹿圖案,獅尾上豎,咬著鹿臀,鹿呈奔跑姿勢,欲逃脫獅口[7]34(圖7)。

圖5 三葉花形鎏金銀節約

圖6 節約上的雄獅反身噬鹿圖

圖7 圭形鎏金銀帶飾

上述圖案以鮮活、生動的藝術手法,突出了動物捕獵時的迅猛感與力量感,呈現出強烈的動態美。對于動物咬噬紋的象征意義,烏恩認為其表現了游牧民族勇猛強悍的性格及對英武善狩的崇拜[13];也有人認為它代表了強大部族對弱小部族的征服[14]118。這類主題紋飾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與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動物紋風格十分相似。發達的武器、馬具和動物紋裝飾是有名的“斯基泰藝術”三要素,其中動物紋不僅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中最突出的符號之一,也是游牧文化中極為重要的題材。獸咬鹿紋在斯基泰文化和中國北方的戎、狄、胡文化中最為常見,但是二者有較大區別。首先,斯基泰文化中的猛獸噬鹿形象具有動感,圖像多樣化,有極強的藝術特色。戰國中晚期中國北方地區所流行的猛獸噬鹿紋樣卻高度程式化,這種紋樣經常出現于青帶飾之上[15]。其次,北方草原文化的獸咬鹿紋中的獸多為虎、狼等,而“獅咬鹿”和“獅咬羊”的題材主要存在于斯基泰文化晚期,因為獅子是西漢時期才傳入中國的。有關獅子的最早記載見于《漢書·西域傳》中:“烏弋地暑熱莽平……而有桃拔、師子、犀牛?！盵16]3889“自是之后,明珠……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盵16]3928各種奇珍異獸,都從四面八方引入。1990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枚漢簡,其內容主要記載了西域折垣王遣使獻獅的事跡?！罢墼北闶鞘芳涊d“烏弋山離”的塞人國家,是南遷安息的塞人建立的王國[17]。在東亞大陸上存在一個“X”形的文化傳播帶,在這個傳播帶上先后活動的民族有很多,但足跡遍及中亞、西亞、中國北方和滇文化分布區的唯有“塞人”,亦即斯基泰人[18]。吐谷渾、斯基泰③及其他游牧民族,因生產生活方式以畜牧業為主,導致他們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流動性很大。亞歐大陸草原諸民族間經過戰爭、遷徙、間接或直接的經濟交往,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上彼此滲透、相互影響,由此導致了這種文化上的相似性。因此,這種典型的草原風格紋案應是受到斯基泰文化間接影響的產物。

(三)胡床

墓中出土的胡床[9]184(圖8)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胡床實物。不同時期文化上的差異,導致胡床傳入中國后,對其稱呼有所不同,最初稱“胡床”,后又有“交床、逍遙座、馬扎、交杌”等叫法,其實就是折疊凳。有學者認為胡床是從“古埃及、古希臘輾轉經中東、中亞、犍陀羅、南亞等地逐漸傳向東方,再由秦漢時期中國境內外的異族(胡人)慢慢傳入中原”[19];還有人認為,折疊凳自兩河流域產生,后逐漸傳至貴霜,漢代時由貴霜傳入中原地區[20]126。漢政府與西域各國交往頻繁,“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盵21]2912《后漢書》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盵21]3272貴霜王朝建立后,與東漢政府交往密切,多次遣使入貢,胡床最初由宮廷傳開,因此胡床在此時傳入中國的可能性很大。羅馬曾將胡床作為國禮贈予友國[20]126,胡床傳到中原后,也被上層社會作為禮物贈送。法藏敦煌文獻P.3723《記室備要》中,時任泰寧節度監軍使記室的郁知言,為其上司護軍常侍太原王公所列送禮物品清單中便有“交床”一物。

圖8 慕容智墓出土的胡床

胡床傳入中原王朝后,用途頗多,可用于作戰行軍,如“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盵22]35也可用于狩獵等活動,如“后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盵22]493還可用于室內外就坐和步行攜帶,或可置于車、船等交通工具上。胡床的傳入,不僅改變了中原席地而坐的傳統坐姿,而且豐富了中原地區家具類型,推動了中原傳統家具樣式的轉變。慕容智墓中發現的胡床,進一步證明了唐代對外來物品的使用已經相當廣泛,并體現出了其對外來優秀文化的認可和包容,在我國民族文化融合中具有重要意義。

(四)武士俑

木質武士俑,身著鎧甲,披虎皮衣,直立站姿,腿部繪虎皮紋[7]28-29(圖9、圖10)。該俑的形象為唐朝常見風格,與莫高窟第45窟的南北天王像[23](圖11)高度相似。

圖9 慕容智墓出土的武士俑

圖10 慕容智墓出土的武士俑

圖11 莫高窟第45窟天王像

松贊干布制定“以萬當十萬之法”,其中“六標志”之一的虎皮袍為勇者的標志,“六褒貶”之一的草豹與虎是對勇士的褒揚,“六勇飾”為虎皮褂、虎皮裙、緞韉、馬蹬緞墊、項巾及虎皮袍[24]。吐蕃對有戰功者,授其“大蟲皮”稱號,并賜以虎皮衣飾以示其勇。吐谷渾與吐蕃的聯系早已有之,兩國若戰若和。二者本甥舅國,松贊干布之子恭松恭贊曾娶吐谷渾公主蒙潔墀嘎為妃,生莽倫莽贊;吐谷渾王室也曾娶吐蕃公主為妻,吐蕃贊普的外甥達延墀松就是證據[25]204。由于吐谷渾與吐蕃之間的特殊關系,二者在戰爭、日常經濟交往以及通婚中都促成了其文化上的交流與傳播,上述武士俑形象極有可能受到吐蕃大蟲皮制度的影響。

北齊徐顯秀墓曾出土一件身著虎皮明光鎧的武士俑,該俑頭戴圓頂盔,大口縛褲,左手按住飾有虎頭圖案的長盾,右手作持武器狀[26]。北齊東安王婁睿墓中出土的騎馬武士俑,前后胸穿虎皮紋兩襠,足蹬黑革靴[27]。北周武帝孝陵也出土了甲騎具裝俑,馬頭佩獨角虎斑紋面簾,遍繪虎斑紋,下垂毛邊,馬尾挽結[28]。徐顯秀和婁睿都是驍勇善戰、威名遠播的大將,慕容智也曾任左玉鈐衛大將軍,中國民間自古就流行虎帽、虎鞋以及各種虎元素制品,將身著虎皮明光甲的武士俑置于大將軍墓中,一方面體現了墓主人戰功赫赫、英勇無敵,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驅邪鎮墓、守護墓主人的作用。上述鎮墓俑中的虎元素,首先,說明至少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了虎皮武士形象,該形象可能與鮮卑民族的虎崇拜有關;其次,虎元素的應用在鮮卑軍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這極有可能是大蟲皮制度的雛形,吐蕃將其作為制度確立。

綜上,慕容智墓出土的武士俑,其來源可能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受吐蕃大蟲皮制度的影響;另一種則可能是受南北朝時期北齊、北周的影響。

(五)經濟作物

在慕容智墓室的西北角立一用木棍串起來的“糧袋串”。經鑒定這袋糧食中含有的谷物遺存包括粟、黍、小麥、蕎麥、大麻、亞麻、豆類、青稞、甜瓜等[29],而這些被裝在同一袋子中的農作物最初卻源自不同地區。粟、黍、蕎麥、大麻源自中國本土;小麥源于西亞;亞麻起源未定;關于青稞的起源,有“西藏說”和“近東說”兩種;甜瓜的起源中心位于非洲埃塞俄比亞高原及其毗鄰地區[30]。對于吐谷渾的飲食記載,見“以肉酪為糧”[31]2537;其經濟作物的記載,見“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31]2538,“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蔓青、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盵32]“壓油:此月收蔓菁子,壓年支油”[33]。唐代已經開始將蔓菁壓榨成油料食用,而亞麻和大麻的出油量高,也可能是這一時期的油料來源,大麻還可加工成其他食物。該墓還發現一漆盤,漆盤內置核桃和面食等,將核桃置于漆盤說明他們可能與今天的人們一樣將核桃作為干果小吃,消遣食用;而漆盤中的面食因未見到實物而無法加以分析,筆者也未找到其他相關信息,但推測是否為點心一類呢?文獻記載結合出土文物情況,表明當時的吐谷渾有以五谷為主食、以甜瓜等為副食的飲食習慣。這些經濟作物和食物,有的是吐谷渾人自己種植生產的,有的則是從日常經濟交往中獲得的。

慕容智墓中經濟作物的多樣性,不僅反映了吐谷渾的農業生產狀況,也折射其豐富的飲食文化,來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種類的食物是人們長期交往的實物見證。

除上述出土文物外,慕容智墓中的文房用品、銀胡瓶、胡祿、胡人俑、唐墓中常見的鎮墓獸以及飾有著胡服、跳胡舞舞者的鉈尾等物品,也都是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物證。

三、志文

在中國民族關系史上,中原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多實行羈縻政策,質子入侍便是其重要方式之一,尤其在兩個政權建立邦交時,便會將王室子弟送往他國為質。隋唐時期,中央王朝實力雄厚,國富民強,在此背景下,周圍藩屬國紛紛入唐朝貢,遣子入侍宿衛,以表誠意,從而獲得豐厚的賞賜和中央王朝的庇護?！叭胩瀑|子通常是以‘宿衛’的方式來服侍皇帝,因此宿衛朝廷的質子,多被授為禁衛軍郎將、將軍和大將軍”[34],為此他們甚至一度以入侍為榮。一些質子作為宿衛生,進入長安的國學學習漢文化和中原禮儀,接受系統的儒家教育。他們長期在中央王朝生活和學習,逐漸習慣了中原的生活習俗。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他們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多人也因此逐漸漢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吐谷渾亦不例外。唐王朝和吐谷渾交往密切,二者之間的來往除和親之外,納質也是重要內容之一。唐朝時期,吐谷渾曾一再遣子入侍,當時曾入侍的吐谷渾子弟有慕容諾曷缽、慕容忠、慕容智、慕容宣徹、慕容威等。

《慕容智墓志》載:

王諱智,字哲,陰山人,拔勤豆可汗第三子也。原夫圓穹寫象,珠昴為夷落之墟;方礴凝形,玉塞列藩維之固。其有守中外,沐淳和,貴詩書,踐仁義,則王家之生常矣;廓青海,凈湟川,率荒陬,款正朔,則主家之積習矣。故能爪牙上國,跨躡邊亭,控長河以為防,居盤石而作固。靈源茂緒,可略言焉:祖麗杜吐渾可汗。父諾曷缽,尚大長公主,駙馬都尉、跋勤豆可汗。王以龜組榮班,魚軒懿戚,出總戎律,敷德化以調人;入奉皇猷,耿忠貞而事主。[3]91

墓志反映出慕容智受儒家文化影響極深,為人質樸溫和,重詩書,推崇仁義。他作為質子入侍宿衛,受中央王朝冊封并擔任重要官職,雖為吐谷渾人,但循唐代章服之制,配龜組魚軒,享有殊遇,忠貞侍主。吐谷渾璣墓志載:“而君處武懷文,博暢群籍,志錄經史……善文藝,愛琴書?！盵35]57北魏太武帝時便提倡儒學,要求百官學習儒經,到孝文帝時,進一步推行漢化,吐谷渾璣曾入侍北魏王朝[36],必然會受北魏漢化政策的影響,志文中說他博涉經史便是其漢化的體現。同樣,在其他吐谷渾成員的墓志中,也可透露出吐谷渾受漢文化影響極深。慕容宣昌墓志載:“忠貞沐奉國之恩,孝悌烈家聲之譽?！盵35]67慕容威墓志載:“君學該人倫,性稟岐嶷,孝友內行,秉忠外節,文可□緯俗,武足以經邦?！盵35]70“貞觀以來,邊裔諸國率以子弟入質于唐,諸國人流寓長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于長安,此輩蓋預有力焉?！盵37]質子對維護邊疆穩定、促進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質子入侍對吐谷渾民族所產生的影響來看,由于質子長期在中原生活,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回國后往往會在政治、文化、情感等方面傾向于唐,并向唐靠攏,充分顯示了吐谷渾對漢文化的高度認同。質子入侍不僅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也影響了吐谷渾王族整體的民族文化,在唐、吐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動了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四、結語

慕容智墓的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以及墓志等都是唐代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實物佐證。該墓葬中所表現出的多元文化交融現象,不僅反映了吐谷渾在絲綢之路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充分顯示了吐谷渾人社會生活所發生的深切變化,這種變化在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基礎。慕容智墓所體現的文化多樣性,既包括不同民族(如漢族、吐谷渾、吐蕃等)的因素,也包括外來文化因素(中亞、西亞等),還包括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的因素。不同民族與不同地域間的文化在此相互交流、兼容并包,每種文化中都體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點,展現了由多元向一體的演變過程。歷史上的吐谷渾地居甘青要道,處于貫通東西方經濟交往的重要節點。獨特的地理位置不僅使它在溝通中西方交流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在民族融合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出土文物與相關文獻的結合,可在一定程度上再現絲綢之路上吐谷渾文化與其他文化交流、交融的史實。

[注釋]

①宿白先生將唐墓分為雙室弧方形磚室墓、單室弧方形或方形磚室墓、單室方形土洞墓、單室長方形土洞墓四類。墓主人身份與地位的高低與其墓葬規格等級相對應。雙室弧方形磚室墓只能由一品以上的皇室和得到特殊待遇的重臣使用;單室弧方形或方形磚室墓是一至五品的墓制,又分兩級:一至三品為一級、四至五品為一級;單室方形土洞墓適用于五品以下官員和部分無官品之人;單室長方形土洞墓則為庶人所用(參見宿白先生《地區的唐墓形制》一文,刊載于《文物》雜志1995年第12期41-46頁)。

②節約:即馬具中用來連接絡頭和轡帶的配件,節約的精美程度反映了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

③對于斯基泰人與塞人的關系,學界有不同觀點。格魯塞認為公元前750年到公元700年間,斯基泰人其實是一部分斯基泰塞種人(參見勒尼·格魯塞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頁);希羅多德和羅斯托夫采夫認為黑海地區的斯基泰人可能來自亞洲(參見張龍海先生《試論鬼方、斯基泰人、塞人與草原絲綢之路的貫通》一文,刊載于《內蒙古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第63頁);現中國學術界對于“斯基泰人”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指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3世紀黑海北岸出現的操伊朗語的游牧族群,廣義則是上古中亞草原上操伊朗語的游牧人的統稱,與“薩迦”和“塞種”族群范圍大致等同(參見劉雪飛《誰是“斯基泰人”?——論西方古典作家筆下的斯基泰人》,《世界民族》2011年第1期第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