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距離和國企生產率

馮南橋

摘要：文章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研究了國有企業的監管距離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我們發現距離監管政府的地理距離越遠，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越高。我們進一步考察了監管距離的異質性效果，發現規模越大的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占比越高的國有企業，監管距離對其的影響也更大。文章的研究結論不僅豐富了政企關系的相關研究，也對進一步推進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

關鍵詞：監管距離；全要素生產率；國有企業改革；政府干預

一、引言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國有企業的績效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然而，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問題一直廣受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詬?。ㄖ莒o和辛清泉，2017）。政府干預被認為是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一個主要原因（孫曉華和李明珊，2016）。在“競爭錦標賽”的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個人的政治晉升需要，追求地方GDP和稅收收入的增長（周黎安，2007）。國有企業作為地方政府控制的重要資源，同時它們也是地方稅收和投資的主要來源。這就導致了地方政府對于國有企業有著強烈的干預動機。地方政府的過度干預會造成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最終造成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因此，降低政府干預，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國企改革的關鍵。當前學者們鮮有從監管距離的角度探討其對于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從監管距離這一新的視角探索其對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國有企業距離監管政府的地理距離會顯著影響政府干預企業的能力。由于政府干預的復雜性，它可能會產生“扶持之手”和“掠奪之手”兩種不同的效果。一方面，監管距離影響了政府獲取國有企業信息的能力，增加了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Huang et al.，2017）。這可能會影響政府的決策效率，導致政府無法通過“扶持之手”幫扶企業，從而不能助力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監管距離也增加了政府的監管成本，緩解了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過度干預，從而避免國有企業受到政府“掠奪之手”的作用，從而有助于提升國有企業的效率。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兩個對立的假設。

H1a：距離監管政府越近的國有企業，其生產率越低。

H1b：距離監管政府越近的國有企業，其生產率越高。

地方政府官員在“晉升錦標賽”的激勵機制下，追求GDP和稅收收入的最大化，導致政府盲目地擴張、片面追求大投資和大項目（王立國和鞠蕾，2012）。因此，政府傾向于向大企業融資，干預大企業的投資行為。另一方面，相對于小型國有企業，大型國有企業的監管成本較低，融資能力較強，能給政府帶來稅收收入、GDP及投資較大增長（王文甫等，2014）。因此，政府的地方公共服務更愿意選擇大型國有企業。由此，我們認為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的效率的影響在規模更大的企業更為顯著。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兩個對立的假設。

H2a：規模越大的企業，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效率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

H2b：規模越大的企業，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效率的降低效果更為顯著。

政府對于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干預程度不同（趙靜和郝穎，2014）。通常來說，國有資本占比更高的企業受到政府的干預程度更大。首先，我國的政企分權并不是很完善，政府對于國有資本仍然具有較強的控制力。其次，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考慮，會賦予國有資本更多的政策性負擔如就業、養老等，這些負擔都會加大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干預。由于國有資本受到政府控制能力更強，意味著國有資本占比更高的企業受到的干預可能性更高。由此，我們認為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效率的影響在國有資本占比更高的企業更為顯著。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兩個對立的假設。

H3a：國有資本占比越多的企業，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效率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

H3b：國有資本占比越多的企業，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效率的降低效果更為顯著。

三、數據和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

本文的企業層面數據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首先，本文參照楊汝岱（2015）的做法，對數據進行了清理。其次，本文參照Huang et al.（2017）的做法將國有資本占比超過30%的企業定義為國有企業，并刪除了所有非國有企業樣本。然后，本文參照Huang et al.（2017）繼續刪除了那些監管政府層級是縣級以下以及監管政府狀態不明確的國有企業樣本。最后，本文得到1998-2007年包含29869家國有企業，約74577個觀察的非平衡樣本。本文中國有企業的監管距離數據是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地址數據進行計算的。本文省級層面數據來自1998-2007年的中國各省的省級統計年鑒數據。

（二）變量定義

1. 全要素生產率。在基準回歸中，全要素生產率（TFP）是基于Levinsohn and Petrin（2003）方法構建的TFP指標。在穩健性回歸中，本文采用Olley and Pakes（1996）方法和面板固定方法生成TFP指標進行穩健性測試。

2. 監管距離。本文參照Huang et al.（2017）的做法生成企業到監管政府的地理距離。在穩健性分析中，本文還采用地理距離的虛擬變量進行分析。根據監管距離的中位數生成監管距離的虛擬變量指標，當監管距離大于中位數時取值為1，其他則取值為0。

3. 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如企業年齡、企業規模以及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等和行業層面控制變量如是不是戰略性行業及省級控制變量如人均GDP、失業率及財政收入支出比等。為了防止極端值對于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縮尾處理，前后各0.5%。

（三）模型設定

為了估計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因果效果，本文設定以下計量模型（1）：

Yijkt=β0+β1Distanceijkt+β2Xijk，lag+β34Wj，lag+β4Zk，lag+γt×δj+θk+εijkt（1）

其中，Yijkt表示第k省第j個行業第i個企業第t年的全要素生產率；Distanceijkt表示國有企業距離監管政府的地理距離；Xijk，lag表示滯后的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Wj，lag表示滯后的行業層面的控制變量；Zk，lag表示滯后的省級層面的控制變量；本文還進一步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果（γt）與行業固定效果（δj）的交互項及省份固定效果（θk）；εijkt表示隨機誤差項。為了考慮誤差項跨越空間的相關性，本文將標準誤差在省級層面進行聚類。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表1報告了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第一列報告了僅僅控制關鍵的控制變量，但是沒有加入任何固定效果的回歸結果。第一列的結果顯示監管距離對于國有企業的生產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第二列本文進一步控制了年份、行業和省份固定效果，結果顯示監管距離的系數略小于第一列的結果，但依然顯著為正。第三列本文進一步控制了年份×行業的交互固定效果以控制隨著行業和時間變動因素的影響。第三列的結果表明監管距離顯著提高了國有企業的生產率。

（二）穩健性分析

為了確保本文基準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進行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測試。首先，本文使用OP方法和固定效應方法來測算TFP。其次，本文將監管距離替換成虛擬變量來進行穩健性測試。然后，本文刪除了直轄市樣本和省會城市樣本進行穩健性分析。本文認為直轄市或者省會城市的政府可能會限制制造業企業在政府附近建廠，促使高效率的企業遠離政府。最后，本文進一步刪除了中央國有企業和省屬國有企業樣本進行穩健性測試。本文認為這些國有企業距離政府的距離可能會受到經濟中心的經濟聚集作用的影響，從而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表2報告了上述穩健性測試的結果，結果顯示本文的基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五、進一步分析

監管距離是通過哪些渠道影響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呢？本文認為該效應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的結果。由于我們無法直接測試該機制，所以本文通過監管距離對企業規模和國有資本占比情況的效果進行分析，從側面驗證該機制的成立。

在“晉升錦標賽”的激勵機制下，政府更偏好大型國有企業，通過給予其更優惠的貸款，干預企業的投資，以實現更大的GDP和稅收收入的增長。另外，大型國有企業擔負的員工就業和養老等政策性負擔也越多，使得其受到政府干預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規模越大的國有企業受到政府的干預程度更大。表3的第一列，我們加入了監管距離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來測試企業規模對于監管距離效應的影響。結果表明規模越大的國有企業，監管距離對國有企業的效率提升作用越顯著。該結果驗證了政府干預是監管距離影響國有企業生產率的重要渠道。

政府對于國有資本擁有更多的控制權，因此，國有資本占比更多的國有企業受到政府的監管和干預程度也就越多。另外，非國有資本占比的提升意味著在國有企業引入了更多的其他相關利益者，有利于監管和制約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過度干預行為。表3的第二列我們加入了監管距離與是不是完全國有企業的交互項進行測試。我們發現國有資本占比越多，監管距離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更顯著。該結果也與我們的猜想是一致的，再次驗證了政府干預是監管距離影響國有企業生產率的重要渠道。

六、結語

本文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研究了國有企業監管距離對于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效果。本文發現國有企業距離監管政府的地理距離越遠，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越高。本文認為緩解政府的過度干預是導致本文實證結果的主要渠道。為了驗證該渠道，本文進一步探索了該效應的異質性效果。研究發現：規模越大的國有企業受到的政府干預程度更嚴重，監管距離對于企業生產率的改善作用也就越大；國有資本占比更多的企業，監管距離對于其影響效果也更顯著。

本文的結論對于推動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針對以上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降低政府干預對于企業經營的影響。政府應當減少對于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減輕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使得國有企業成為一個能夠自主經營決策的市場主體，從而可以提高國有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第二，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理清政府和企業的界限。政府應當繼續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協調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將市場決定權交給市場和市場主體，讓市場真正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第三，優化中央政府的考核目標，減輕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壓力?！皶x升錦標賽”機制使得地方政府為了GDP和稅收的增長過度干預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中央政府應該更合理地設置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標，更多元化地考核地方的發展，避免地方政府過度追求GDP的增長所采取的對于國有企業的過度干預行為。

參考文獻：

[1]孫曉華，李明珊.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及其效率損失[J].中國工業經，2016（10）：109-125.

[2]王立國，鞠蕾.光伏產業產能過剩根源與對策找尋[J].改革，2015（05）：129-138.

[3]王文甫， 明娟， 岳超云.企業規模、地方政府干預與產能過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

[4]楊汝岱.中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J].經濟研究，2015，50（002）：61-74.

[5]趙靜，郝穎.政府干預、產權特征與企業投資效率[J].科研管理，2014，35（05）： 84-92.

[6]周靜，辛清泉.金字塔層級降低了國有企業的政治成本嗎？——基于經理激勵視角的研究[J].財經研究，2017，43（01）： 29-40.

[7]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07）：36-50.

[8]Huang Z，Li L，Ma G，Xin L，Xu C.Hayek，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08）：2455-78.

[9]Levinsohn J，Petrin A.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70（02）：317-341.

[10]Olley G S，Pakes A.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J].Econometrica，1996， 64：1263-1297.

（作者單位：成都市溫江區人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