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資競爭、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質量

錢 峰 侯省亮 倪志良

[提要] 文章以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深入探討地方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政府的引資行為總體上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但作用效果隨引資水平的不同表現出較強的異質性,體現為資金流入水平較低時抑制、較高時促進的特征,不同引資壓力下差異化的地方競爭策略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機制分析表明,引資競爭能夠通過提高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方式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影響。因此,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要圍繞自身發展需求制定合理的引資策略,避免過度競爭引起社會總體福利的損失,同時還應嚴格把控引資項目的質量,依靠技術引進優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地區經濟高發展質量的目標。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模式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模式,如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以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不僅需要實現供需結構的轉換,更要保持好地方政府之間的良性競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關鍵時期,貫徹新發展理念,增進區域之間的協作配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切實符合我國統籌兼顧“五位一體”的整體戰略布局。

盡管影響經濟發展質量的因素很多,但地方引資競爭作為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僅能夠直接作用于地方經濟的增長,還將從要素配置、產業結構等多個方面對地區的發展質量產生影響。在我國現行財政制度的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自主決定資源配置的權限較大,制定引資策略時具有一定的主動性(曹洪,2005)[1]。相比周期較長、風險較大、不確定性較強的科技創新研發活動,短平快的投資項目更符合地方政府的引資偏好,為完成政績考核目標,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往往表現為“重生產性建設,輕民生性支出”的特征(傅勇等,2007)[2],引資策略下競爭的加劇很可能導致服務型政府向建設型政府的轉變,造成財政支出中科技支出占比相對固化,甚至將這部分支出削減到其他建設領域(甘行瓊等,2020)[3]。然而,通過讓利式的招商行為獲得引資優勢只是短期的一種競爭策略,最終的目標和效果是避免繼續類似的競爭方式(羅云輝,2009)[4]。因此,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利用優惠政策進行引資并不是長久之計,曹洪(2005)的研究表明,公共品競爭策略會促進帕累托改進,招商引資的最優策略轉換是在原有引資優惠不變的情況下轉為公共品的競爭。[1]此外,公共品競爭作為讓利式競爭的補充策略,不僅能夠避免過度優惠造成的“逐底競爭”,還可以改善地區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優質資金的進入,促進地區生產結構的轉變,激發經濟發展動能的創新。在技術引進和創新動能的驅動下,地區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效率逐漸得到提升,要素流動和配置的效率也得以強化,對提高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我國省級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通過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研究引資競爭對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并驗證兩者間可能存在的作用機制及內在聯系。同時,考慮到不同引資水平下的地方引資策略可能會存在差異,本文也關注引資水平變化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是否會表現出異質性的特征,因而進行了門限效應的檢驗。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1)鑒于之前文獻主要從稅收競爭、土地競爭和土地支出競爭等角度分析政府招商引資行為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即更多地側重于地方政府引資競爭方式的研究,鮮有文獻立足引資總量的視角分析引資水平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本文的研究能夠補充現有的地方引資競爭理論;(2)考察了引資競爭影響地方經濟發展質量的作用機制,同時還進一步探討了不同引資水平下政府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這對分析政府引資競爭策略的階段性變化有著一定的參考意義。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研究回顧

地方政府在開發本地區發展潛力的同時,也會通過提供稅收優惠、低價供給土地、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等策略吸引地區外資金在本地區的投資(周黎安,2007)[5];李愷等(2021)的研究表明,稅收競爭抑制了地方環境治理的效率,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負面效應,因此有必要引導地方政府進行綠色稅收競爭,強化環境治理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6]而張學升(2021)發現稅收競爭可以通過促進技術創新的方式推動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從而有效發揮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協同效應,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7]利用土地價格和土地支出競爭的引資策略雖然能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但仍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盡管地方政府能夠利用土地出讓金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區域投資環境(陳志勇等,2011),[8]但土地價格競爭的實現需建立在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上,兩者之間較高的依賴性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地價優惠只能吸引低端的制造業,對高端產業的吸引作用并不明顯,而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會阻礙產業結構的升級,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對粗放型增長方式的依賴(王曉通等,2008),[9]影響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陶然等(2009)也發現,地價供給土地和補貼性基礎設施的競爭策略容易造成地區“競次性”的發展模式,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及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10]隨洪光等(2022)認為,基礎設施投資整體上能夠提高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但體現為一定的短期效應,長期大規模的投資建設會擠占非生產性支出,妨礙經濟增長的質量;[11]毛暉等(2021)針對地方支出策略的分析也發現,生產性支出的競爭并不能改善地方經濟的發展質量,而非生產性的支出競爭卻能顯著推動地方經濟的高質量發展;[12]陳健生等(2022)認為,面對地方引資競爭出現的負面影響,地方政府可以在競爭的同時加強合作,從地區策略競爭轉為區域競合發展,在理性競爭下實現合作效率的提升,從而推動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13]由此看來,地方政府為獲取引資優勢的競爭是一把“雙刃劍”,而較大的引資效果差異可能與引資水平有著較大的關系。

當政府面臨較大的引資壓力時,為獲得外部資金的青睞,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引資優惠的力度,甚至不惜降低環境規制標準,放松對企業生產的監管(Li和Zhou,2005)。[14]隨著競爭強度的不斷增加,地方政府的策略行為將更加激進,可能會出現過度競爭的結果,導致均衡稅率低于合理水平,當引資投入的邊際收益小于邊際成本時,地方通過招商引資獲得的收益會承受一部分非必要的損失。因此,政府間的策略行為會使招商引資投入大于社會最優時的引資投入,造成地方財政收益的下降。Rauscher(2005)的研究也發現,若地方政府以獲取競爭優勢為目的,在擴大稅收優惠的同時采取放松環境監管標準,會輕易地形成“逐底競爭”的惡性循環,不利于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15]

而當地方對外部資金有較強吸引力時,政府引資相對比較容易,一般會更加注重生產效率或技術創新性較高項目的引進,因而更加重視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環保、服務等方面的投入會得到相應的保障。同時,引資競爭初期會進行大量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信息網絡等的建設,隨著引資水平的提高,公共基礎設施趨于完善,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和發展關聯更加密切,為要素的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引資水平處于高位時,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也為高技術產業的引資奠定了基礎(毛琦梁等,2020)。[16]Fredriksson和Millimet(2002)的研究發現,為避免“鄰避主義”并獲得高質量的外資,地方政府會主動提高外資流入的門檻,以增強技術優勢的方式吸引更多高質量產業資金的流入,[17]并進一步推動高技術產業的集聚,發揮知識的“溢出效應”,最終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產生促進作用(于斌斌,2019)。[18]Holzinger等(2011)也發現政府的確存在這種“逐頂競爭”行為;[19]針對性的招商引資能夠實現市場配置作用和政府調節作用的有效融合,精準發揮資源的稟賦優勢,通過知識外溢和技術創新等方式發揮引領作用,使地區的資源、環境等要素實現重新的整合(李志國等,2020)。[20]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主要探討了地方政府不同引資方式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還有部分文獻立足地方政府階段性發展目標不同的特征,研究引資策略的差異及其作用效果,但鮮有文獻以引資總量的視角分析地方政府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這也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本文試圖從引資水平的視角為切入點,利用2007-2017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引資競爭對地方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

(二)研究假設

在政績激勵的機制下,地方利用策略競爭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為地區帶來新的生產技術,對地區創新能力的提升有著一定的輻射作用。同時,外來資本自身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科技重視度會激勵本地企業的創新和優化意識。隨著引資水平的增加,區域外大幅流入的資金不僅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發展動力,還加速了地區內的資本積累,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能力保障科技創新方面的支出(趙建國等,2022);[21]此外,政府間長期競爭關系的存在會逐漸改變地方競爭格局,“增長”競爭能夠帶來的經濟收益逐漸被縮小。為獲得競爭優勢,地方政府開始轉向“創新”競爭,這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關注公共利益,并進入以優化治理為主的競爭模式,有利于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何艷玲等,2017);[22]卞元超等(2017)也發現,為增長而競爭的政府行為無法促進技術創新,但為創新而競爭的發展模式能夠顯著提升技術創新的效率。[23]由此看來,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能夠促進地區生產效率的提升,并通過引資目標的改變使地方的競爭策略發生轉變,使創新能力成為地方引資競爭時關注的重要問題,在創新驅動的引領下全方位地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效率和質量。因此,提出假設1。

假設1:地方引資競爭總體上能夠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

經濟發展質量不僅涉及經濟總量的增長,還包含了產業結構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馮珍等(2021)發現,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有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產業結構的演變能夠有效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不僅可以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質量,還會通過提高生產要素配置的方式對經濟發展產生間接的促進效應。[24]具體來看,間接效用包含合理化和高級化兩方面的內容,其中,產業結構合理化有助于提高要素的重置效率,產業結構高級化能夠促進要素的升級,兩者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都有著顯著的推動作用(陳浩等,2021)。[25]然而,不同引資水平下地方政府的支出策略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存在差異。朱金鶴等(2021)認為,適度競爭對產業結構升級有著正向的影響作用,但超過最適程度的競爭會約束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力,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26]當環境規制和產業發展相互沖突時,為了爭奪要素資源,地方政府可能會降低環境規制標準,不利于產業的轉型升級,對經濟發展質量造成負面影響(甘行瓊等,2020);[3]崔志坤(2015)的研究發現,“逐底競爭”不僅無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反而會阻礙產業結構的升級,而“逐頂競爭”可以實現技術引進、產業互補,從而有效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27]Krugman(1991)認為,政府的引資競爭行為能為本地區帶來技術和產品的革新,增強地區的創新能力,促進生產技術的進步,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還能通過“集聚效應”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28]隨著集聚效應的加強,產業間的關聯效應逐漸得到強化,使地區產業鏈獲得橫向和縱向的擴展,從而催化形成新產業,進一步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供了保障(關愛萍等,2017)。[29]因此,提出假設2。

假設2:引資競爭能夠通過影響產業結構的方式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作用。

盡管引資競爭對地區的科技創新水平有促進作用,但較低的引資水平能夠弱化該正向影響,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逐底競爭”引起的效率損失造成的(趙建國等,2022);[21](楊曉麗等,2011)發現地方政府提高稅收優惠后雖然提高了FDI的數量,但FDI的質量有所降低,可見過度的稅收優惠會降低引資質量,不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30]此外,過度的稅收優惠加劇了地區間的引資競爭行為,影響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會對地區內部的投資形成擠出效應,且該效應會隨著稅收優惠過度程度的增加不斷加強;曹洪(2005)認為地區間的“逐底競爭”行為會導致囚徒困境,雖然地方政府合理的引資行為能夠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地區經濟增長,但過度競爭不利于地區整體福利的增加。[1]因此,當引資水平達到一定規模時,政府會改變競爭策略,在原有優惠策略不變的情況下展開公共產品的競爭,通過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的方式吸引優質資金的流入,以實現引資效應的最大化,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因此,提出假設3。

假設3:地區引資水平達到一定的閾值后才會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促進作用。

二、變量定義、數據說明及模型設計

(一)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經濟發展質量

關于地方經濟發展質量(Quality)的測度,本文主要借鑒儲德銀等(2020)[31]和郭健等(2021)[32]的研究方法,以“五大發展理念”為基礎,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作為一級指標,綜合構建地方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體系。二級指標選取上,結合詹新宇等(2016)的選擇方法,[33]在保證數據可獲得性的基礎上綜合各維度指標的特點,所選取的指標組合如表1所示。

考慮到新發展理念五個層面的相互聯系和本質要求,本文對各一級指標賦予同等權重,并采用熵值法對二級指標進行賦值。依照各指標的正負屬性,在賦值之前利用極差法進行無量綱處理,以保證數據之間的可比較性,最后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值合成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指標。

2.主要解釋變量:引資競爭

由于本文研究的引資競爭(Attr＿com)主要是指地區以外的資金在該地區的投資,盡管固定資產投資中非政府部門的投資份額可以較好地反映各地區的私人投入,但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本地投資,難以精準的衡量來自外區域的資金投入規模(吳柏鈞等,2021)[34]?？紤]到地方政府利用優惠政策招商引資時也會吸引外商投資的增加,很多學者以外商直接投資額作為地方引資競爭的代理變量,但該方法側重于對引資數量的考察,在綜合現有文獻的研究方法后,為兼顧地方引資競爭的規模和效率,本文采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資(張軍,2007)作為引資競爭的測量指標,[35]即各省外商直接投資與人口數的比值。

3.機制變量:產業結構高度化

產業結構高度化(Adva＿str)作為度量產業結構從低端向高端優化的重要指標,不僅涉及各產業間結構占比的調整,還應包括各產業生產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黃亮雄等,2013)[36]。同時,對產業結構而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結構升級和效率提升的雙重內涵。因此,本文借鑒相關文獻的處理方法,結合高度化的質量和數量兩方面的特征構建產業結構高度化指標,具體計算方式如下:

其中,Adva＿strit代表產業結構高度化指標,Yijt表示i地區t時期的j產業產值,Yit表示i地區t時期的總產值,Lijt表示i地區t時期j產業的從業人數,Aijt表示i地區t時期j產業的生產效率,該生產效率由各產業產值與從業人口的比值表示。

4.主要控制變量

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通常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為更好地考察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本文對其他可能影響經濟發展質量的因素進行了控制。具體的控制變量包括:(1)經濟發展水平(Per＿gdp),用各省份人均GDP的自然對數表示;(2)財政自給率(Self＿suf),用各省份財政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值表示;(3)教育重視度(Educ),用各省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值表示;(4)城鎮化率(Urba＿rat),用各省份城鎮居民人數與總人數的比值表示;(5)人口密度(Popu＿den),用各省常住人口數與土地面積的比值表示;(6)金融風險(Fina＿ris),用各省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值表示,該比重越大的省份所面臨的財政風險越大。

(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鑒于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構建較為多元,部分指標2017年后的數據缺失嚴重,因此本文選取2007-2017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不包含西藏)的統計數據為研究樣本,所使用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EPS數據庫及各省市統計局等渠道,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三)模型設計

1.靜態面板模型

為檢驗地方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效用,本文首先通過構建靜態固定效應模型的方法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驗證,模型如下:

Qualityi,t=α0+α1Attr＿comit+α2Xit+μt+δi+εit

(1)

其中,下標i和tv分別表示地區和時間,Qualityit表示i地區t時期的經濟發展質量,Attr＿comit表示i地區t時期的引資競爭水平,變量Xit表示各個控制變量,μt表示只隨時間變化的效應,δi表示只隨地區變化的個體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

2.中介檢驗模型

由于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可以促進地區內部生產技術的創新,進而對地區的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方式產生影響。為考察引資競爭是否能夠通過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影響,本文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中介變量,構建了如下中介檢驗模型:

Qualityit=α0+α1Attr＿comit+α2Xit+μt+δi+εit

(2)

Adva＿strit=α0+α1Adva＿strit+α2Xit+μt+δi+εit

(3)

Qualityit=α0+α1Attr＿comit+α2Adva＿strit+α3Xit+μt+δi+εit

(4)

其中,Adva＿strit表示i地區t時期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其余變量設定與模型(1)中的設定一致。

3.門限效應模型

當引資水平較低時,地方政府會更加注重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吸引區域外的各類資金,而隨著地區引資水平的增加,政府會更傾向于引進高效率、高產值的產業資金。因此,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與引資競爭之間的關系可能存在非線性特征。為進一步檢驗該特征,本文構建的門限模型如下:

(5)

其中,I(·)為示性函數,γ為門限變量,β1、β2和β3分別表示引資水平變化對經濟發展質量的非線性影響,剩余變量設定與模型(1)設定一致。

三、實證檢驗

(一)基準效應回歸

本文在基準回歸中分別用OLS模型和FE模型檢驗地方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2)列是OLS回歸結果,第(3)(4)列為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為排除個體和時間因素的影響,本文在固定效應回歸中分別對時間和地區進行了控制。由表3可以看出,各個回歸結果中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在控制個體、時間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后,該結果依然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具體來看,引資競爭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將提高0.284個單位。這表明地方引資水平的提高對經濟發展質量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以上結論也驗證了假設1。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為地區經濟發展吸引了更多的資金流入,新增加的投資可能會與地區內的現有產業形成互補效應,大規模的資金流入將更快地促進產業鏈結構的完善,補足地區發展的短板,對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產生了正向的促進效果。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二)中介機制檢驗

本文按照中介檢驗的基本方法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首先,用式(2)的回歸驗證引資競爭能夠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促進作用;其次,對式(3)進行回歸,檢驗引資競爭能否有效促進地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最后,用式(4)的回歸檢驗引資競爭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共同作用效果,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4中的(1)(2)(3)所示。由回歸結果(2)可以發現,地方引資競爭對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為正,且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檢驗,表明引資競爭確實能夠有效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此外,回歸結果(3)顯示,引資競爭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系數為正,并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兩者都對經濟發展質量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結合以上三個回歸結果不難看出,產業結構高級化這一中介路徑確實是存在的,引資競爭能夠通過提高地方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方式促進經濟的發展質量,該結論也驗證了假設2。地方政府的引資行為促進了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而趨向高級化轉型的產業結構對提升地方經濟的發展質量產生了重要影響。

表4 中介機制檢驗

(三)穩健性檢驗

基準回歸結果表明了地方引資對地區經濟發展質量有著較好的促進效果,但為了排除實證結論的偶然性,避免其他可能存在的一些因素對結果產生的干擾,本文以替換主要變量衡量指標的方式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了穩健性的分析,以保證文章結論的嚴謹性和可信度。

1.替換解釋變量

首先,從GDP視角構建新的引資競爭指標。盡管地方政府以多樣化的方式參與引資競爭,但考慮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在官員晉升激勵中依然發揮著較大的作用,在保證地區GDP增長目標的同時,經濟發展需求可能會對地方政府的引資規模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相關研究從GDP視角重新構建引資競爭指標,具體的指標構建方式如下:

以重新構建的引資競爭指標代入到原模型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5中的列(1)所示,替換變量后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依然為正,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的檢驗,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基本保持一致。

其次,改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對數值衡量地區的引資競爭水平?；鶞驶貧w中以地區人均外商直接投資額衡量地方政府的引資水平,此處將其替換為地區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自然對數,并將替換后的變量作為新的解釋變量代入模型(1)進行檢驗,具體的回歸檢驗結果如表5中的(2)所示。從結果可以看出,在替換解釋變量的衡量方式后,解釋變量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且各控制變量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與基準回歸基本相同,回歸結果保持穩健。

表5 穩健性檢驗

2.改進實證方法

若面板數據的不同截面存在異方差現象,將會對回歸結果的系數和標準誤產生影響,從而使實證結果產生偏誤。為保證研究結論的嚴謹性,本文采用面板穩健標準誤方法對模型進行穩健性估計,結果如表5中(3)所示,引資競爭變量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說明基準結果相對具有穩健性。

(四)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地區更容易吸引資金的流入,而區域外的新投資的流入也可能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造成影響,因而主要變量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從而產生內生性問題。為排除以上問題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也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進行了處理。

1.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同時選取鄰省GDP水平的均值和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引資競爭水平的工具變量。工具變量的選擇首先要與地區引資競爭相關,其次還不能夠通過其他渠道直接影響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鑒于鄰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是本省引資競爭參照的標準之一,同時以往的引資水平對后期的資金流入也會產生影響,而兩個變量對當期的經濟發展質量并不會產生直接影響,也滿足外生性的要求。

2.廣義矩估計。為了彌補樣本數較小的不足,并有效克服弱工具變量的問題,本文選用系統廣義矩估計(GMM)的方法排除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產生的干擾。該方法將差分GMM和水平GMM結合后做出系統性的估計,對有限樣本的應用具有較好的估計結果,因此,該估計方法對本文有著較好的適用性。

具體檢驗結果如表6中所示,表6中的列(1)和列(2)分別展示了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和廣義矩估計法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的結果表明,在使用工具變量后主要解釋變量依然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相符,Cragg-Donald F統計量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從Kleibergen-Paap rk LM檢驗的結果來看,工具變量不存在不可識別的情況。同時,從列(2)的回歸結果也可以發現,更換模型后回歸結果也基本保持穩健。表6的回歸結果也說明,即使在考慮內生性問題的情況下,地方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正向影響效應仍具有穩健性,本文的結論依然成立。

表6 內生性檢驗

(五)異質性分析

至此,文章的前兩個假設已基本被證實,地方引資競爭能夠提高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而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在該效用中起到了關鍵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礎上,本文將繼續從地區差異、市場化水平和財政壓力等角度入手,探討地方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是否存在異質性的影響效用。

1.東中西地區差異

鑒于不同地區的產業發展格局存在一定的差異,在資源優勢和地區特色不盡相同的情況下,各地政府的引資傾向可能會有所不同。本文參照經濟地理的劃分標準,將樣本分成東中西三個部分,進一步探討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是否存在地域差異,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表7中的列(1)(2)(3)分別是東中西部地區樣本的回歸結果。由表7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東中西三個地區引資競爭的系數均為正值,說明各地區政府的引資競爭行為均可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但不同的是,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效用在地區間存在差異,表現為東部最高、西部次之、東部最小的特征。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中東西三個地區的資源和區位等因素有著較大差異,東部地區憑借其區位優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成果,相應的產業結構都較為成熟。然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相對滯后,且西部相對中部而言交通等基礎設施較差。相比之下,等量資金的流入在東部地區產生的影響效應較弱,而對中部和西部地區產業升級產生的輻射效應更強,因此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也更大。

2.市場化水平差異

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可能會存在地域差異,表現為地區間差異化的市場化水平。市場化水平較高地區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更低,市場的價格機制更成熟,政府職能發揮的成效更好。而市場化較低的地區信息流通轉換速度較慢,政府可能對市場存在較多的干預,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職能的主動性受到一定限制(孫曉華等,2015)[37]。因此,本文根據各省份市場化水平將樣本分為高中低三個組別進行檢驗,具體結果如表8所示,表8中的列(1)(2)(3)分別代表了低、中、高市場化水平下的回歸結果。

由表8可以看出,當市場化水平較低時,地區的引資競爭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負相關,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引資競爭開始促進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究其原因,市場化較低水平的地區一般處于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初始投資多為產業結構較低層次的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較小。此外,市場化較低地區的政府在引資的過程中可能會過度干預市場的運行,為完成經濟發展目標降低了環境規制標準,導致新進投資對環境的破壞,對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了負面效應。而市場化較高水平的地區配套設施相對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主動性較強,有利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高創新投入水平,進而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促進作用。

表8 市場化水平異質性檢驗

3.財政壓力異質性

地方財政壓力是地方政府進行引資競爭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稅收立法權,面對剛性的財政支出,地方政府經常以招商引資的方式提高地區的投資水平,以通過經濟發展體量的提升解決財政收支困境。因此,財政壓力會直接影響政府的引資決策,在引資水平相近的情況下,不同財政壓力地區的引資效應也可能會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將樣本按財政壓力水平分成高中低三個組別進行回歸,具體的結果如表9所示,表9中的(1)(2)(3)分別展示了高、中、低財政壓力下的回歸結果。

由表9可以發現,引資競爭對不同財政壓力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均能產生促進作用,但財政壓力較高地區的影響效應較弱,財政壓力較低地區的影響效應更強。這可能是因為財政壓力較小地區的政府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側重于創新型等高質量項目的引入,而財政壓力較高地區的政府迫于經濟增長目標的壓力,有意放松新進投資的監管標準,較少關注高質量產業的引入,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略有不足。

表9 財政壓力異質性檢驗

四、進一步分析

(一)門限效應檢驗

為檢驗地方引資競爭與經濟發展質量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本文以引資競爭為門限變量,借助門限回歸模型(5)對該假設進行驗證。引資競爭的門限效應檢驗結果如表10所示,似然比檢驗如圖1所示。從表10可以看出,雙門檻檢驗結果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也不顯著,單門檻檢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接受僅有單一門限的假定。通過門檻模型回歸結果發現引資競爭的門限值為0.245,該結果與似然比檢驗的圖表結果一致。

表10 引資競爭的門限效應檢驗

圖1 門限值的似然比統計量

(二)門限回歸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具體的門限效應檢驗結果如表11所示?？梢园l現,地方的引資水平與經濟發展質量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且表現出引資水平較低時抑制、較高時促進的異質性特征。當引資水平小于門限值0.245時,地方的引資競爭行為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了負向影響,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在引資初期有著較大的引資壓力,從而放寬了流入資金的質量和效率,且引資水平較低時容易出現“逐頂競爭”的現象,這將嚴重阻礙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而當引資水平大于門限值0.245時,地方引資競爭行為能夠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兩者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引資水平的提高使政府有意識地提高了地區內的公共服務水平以獲得高質量的投資,以上結論也很好地驗證了假設3。

表11 門限效應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2007-2017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實證檢驗地方引資競爭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效果,并深入探討了產生這一結果的作用機理。研究發現,引資競爭總體上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同時,產業結構高級化在這一關系中發揮了顯著的中介機制作用。事實上,地方政府主要通過提高稅收優惠、降低土地價格、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吸引區域外資金的投資,外部資金的流入能夠為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動能,并直接作用于地區經濟的發展,且外部投資帶來的新技術能夠促進地區生產效率的提升,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當引資水平處于低位時,地方政府往往會陷入過度競爭,這可能是地方為提高引資數量放松對引資質量的監管,不僅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對經濟發展質量產生抑制效應。隨著引資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的策略重心逐漸轉移到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競爭,科教支出占比開始上升,高技術引資下的創新驅動使產業結構高級化得到加強,進一步對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產生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針對地方政府之間的引資行為和競爭策略,本文有如下幾方面的政策建議:第一,制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保持地區間的良性競爭。雖然稅收優惠引資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對地區經濟發展有著促進作用,但必須保持合理的稅收優惠力度,將優惠限定在合理的區間內,避免過度的稅收競爭對市場造成扭曲,造成地區生產結構的失衡,影響經濟發展的質量;第二,優化地方引資支出結構,提高財政運行效率。政府應合理配置資金在生產建設和民生服務方面的比例,避免過分追求經濟效益的“短視”行為,在完善基礎設施的同時注重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支出,利用良好的公共服務打造高效的投資環境,發揮公共品競爭在引資中的優勢;第三,嚴格把控招商引資標準,確保資金流入質量。在引資的過程中要恪守底線,立足長期可持續的引資目標,盡管引資行為可以直接推動區域經濟增長,但不能放松環境規制的要求,從根本上杜絕一切不符合標準的投資項目,體現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發展目標;第四,發揮引資的技術優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紤]到引資行為能夠通過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方式推動經濟的發展質量,地方政府應該重視技術或創新性較高項目的引資,并對地區新進的高技術產業給予一定的扶持和幫助,利用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增強地區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