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識驅動鄉村文化振興:歷史邏輯、價值共生與體系重構

黃文記

[提要] 20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劇烈變遷,鄉村文化逐漸衰敗,鄉村社會嚴重失序。當前鄉村振興的重難點在于如何振興鄉村文化,而地方性知識作為一種源自當地文化的知識,與鄉村“天然共同體”是一致的。傳統社會,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交互建構,而近代以來,二者又具雙向消解關系。鄉村振興背景下,地方性知識是發展鄉村產業、培養鄉村人才、保護鄉村生態、推進鄉村治理的重要資源和保障,它與鄉村文化振興存在育民、富民、樂民等方面的價值關聯。以地方性知識“內生性重構”鄉村文化,能夠促進鄉村文化與現代文明融合發展,進而助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近年來,如何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已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傮w來看,當前對如何改善文化基礎設施、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外源性文化輸入來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討論較多。然而,鑒于外源性文化輸入無法扭轉鄉村文化逐漸消退的趨勢,一些學者主張從“內生性”視角推動鄉村文化建設。當前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仍不夠充分且較為分散,尤其在闡述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振興之間的邏輯關系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1]鑒于此,本文試圖從歷史邏輯、價值共生與體系重構等多維度進行思考,以更好地理解地方性知識對鄉村文化建設的意義及價值,探索將其與現代社會價值觀念進行有機結合,以促進鄉村文化振興,進而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

一、現階段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文化振興

(一)鄉村的主要問題是文化失調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振興。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從多個方面綜合推進,“五大振興”與“總要求”互為表里,相互促進。其中,鄉村文化振興是整個戰略的關鍵所在和靈魂體現,它不僅能夠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和鄉村民眾生活水平提高,也是維護和塑造鄉村生態環境,保留鄉愁記憶的有效措施。同時,鄉村文化振興也是推動鄉村文明進步和有效治理的必要條件,對全面推動鄉村振興具有重要引領作用。

另一方面,當前階段鄉村的主要問題是文化衰退。賀雪峰指出:當前中國發展主要靠城市,農業所起作用較小,鄉村只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隨著21世紀的到來,農業稅被取消,鄉村民眾進城務工經商獲得了持續的收益,加之大量國家財政投入在短時間內顯著提升了鄉村基礎設施質量,以新農合和新農保為核心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賦予鄉村民眾更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因此,鄉村的主要問題不在于經濟層面,而更多地體現在非理性消費行為、閑暇時的無意義感,以及不平衡的社會關系、基本價值觀的錯位和文化失衡。[2]鄉村建設的關鍵并非經濟發展,中國鄉村建設和未來三十年的鄉村工作應聚焦鄉村文化建設。[2]筆者認同這一論斷,可以說,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鄉村振興的關鍵就在于如何實現鄉村文化的振興。

(二)鄉村文化衰敗的反思

1.主要原因

外來文化的沖擊。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大潮沖破了傳統鄉村的封閉性,在現代媒體推波助瀾下,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中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對鄉村社會造成極大沖擊,功利主義超越了傳統倫理精神,對于傳統民俗如家風家訓、村規民約的認同感降低。收入來源的多樣性削弱了鄉村社會中道德獎懲機制的約束力,對鄉村文化信仰和倫理價值帶來了很大挑戰。

文化主體的喪失。工業化、城鎮化加劇了人口流動,削弱了人們對村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鄉村社會結構出現松散化、破碎化勢頭。隨著鄉村稅收被廢除,村社集體組織對調整村莊關系的控制力也在減弱。過去,在村莊事務中扮演著調解者角色的關鍵人物也越來越不愿或不敢出面進行調解。公共輿論或鄉規民約逐步失效,鄉村文化公共價值逐漸式微。[3]近年來,大量資源下鄉,帶來了國家規范和權力,然而,基層治理主要側重于應對上級需求,而忽略了內部組織動員,[4]使得集體行動和公共事務越發困難,這也反映在當今中國鄉村中各種負面的文化問題上。

同質文化的消解。長期以來,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始終占據主流地位。自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生效以來,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供應呈顯著增長趨勢。不過,這種目標導向的大規模同質性文化資源未得到充分使用[1],部分農家書屋甚至淪為“農家鎖屋”。此外,也產生了鄉土文化邊緣化、鄉村文化同質化、鄉村民眾文化主體地位削弱等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方面,城市高雅藝術難以融入鄉村社會;另一方面,淺薄庸俗文化在部分鄉村泛濫,對鄉村社會淳樸的文化根基造成一定破壞。

2.重建思考

目前,廣大鄉村普遍存在文化失調問題,傳統文化流失造成鄉村民眾精神家園貧瘠,鄉村社會失序。鄉村文化振興是解決鄉村諸多問題的關鍵,也是建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針對當前鄉村文化衰落及鄉村公共文化建設所產生的一些意外后果,應認真反思鄉村文化振興的框架體系,完善路徑進行補救。

參照國際經驗,經歷一段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國家正在重新發現傳統文化在推動經濟發展和建立社會共識方面的重要性,并啟動以傳統文化振興為核心的鄉村復興運動,如日本的“造村運動”、韓國的“新村運動”。目前,我國已進入城市支持鄉村發展的新階段,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則可能為鄉村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融合提供全新內涵。[5]地方性知識作為與普同性知識相對的概念,是數千年來鄉村文化的積淀與內核,是鄉村文化振興的寶貴資源。地方性知識有助于重建鄉村文化空間,保留鄉村文化血脈,重塑鄉村文化自信,維護鄉村文化多元性,增強鄉村文化主體性,提高鄉村文化涵育性,對于鄉村文化振興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1]

二、歷史邏輯: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的互動關系

(一)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的概念

1.地方性知識

由于全球化的席卷,鄉村文化逐漸由從原生和內生變成依附與從屬。[6]“在地化”(Local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種反向理念,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這一概念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在其代表作《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中首次提出的[7](P.222-224),這引發了人們對“普遍性知識”的反思。Warren等研究者從知識擁有者的獨特視角出發,對地方性知識進行了深入闡述,他們特別強調,這種知識實際上是當地人特有的認知,并與其所處的特定文化和社會的內在邏輯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8]中國學界普遍將地方性知識視為某一地區的群體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共創型且被廣泛接受及認同的知識體系。地方性知識具備本土特征、實用價值、豐富內容及多樣形態,是一種來自鄉土文化的知識形態。

地方性知識的內涵極其豐富,外延十分寬廣,很難對其進行精準描述與全面概括。中國地域廣闊,受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再加上各地區間文化交流不夠深入,傳統鄉村社會形成了一個龐大且復雜的地方性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含了多個層面:既有人們心中的信仰、價值觀與道德觀念,也有鄉村社會的倫理規范、禮儀禁忌、規則制度;既有生產器具、傳統民居、木雕石刻等物質文化遺產,也有節日慶典、民俗儀式、民間藝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書寫于家譜、方志及典籍中,也存在于人們的經驗、情感和記憶中。

2.鄉村文化

鄉村文化是以鄉村民眾為主體以農耕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文化,是與鄉村農業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村民價值觀、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文明素質的總和。[9]費孝通指出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而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以鄉村為本,以鄉村為重,所以中國文化的根在鄉村。這表明鄉村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發祥地和生長沃土,農耕文化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起點,它不僅為鄉村民眾的精神家園提供了滋養,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并成為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精神寄托。鄉村文化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關系基礎上的文化形態,鄉村文化所呈現的價值理念、思想體系、道德規范、處世哲學等,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追求相互呼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10]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以人倫關系為依托建構起來的生活共同體,傳統鄉村秩序是一種“自發秩序”,鄉村依靠傳統習俗、鄉規民約和宗族文化等非正式規則進行自我整合與治理。[11]在此共同體內,道德取向注重親善待鄰,價值目標指向和睦共處,基本原則是相互包容,倫理義務是相互幫助。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及梁漱溟的“倫理本位”理念便反映了這一秩序,強調中國與西方“個人本位”文化邏輯的顯著差異。

中國傳統鄉村作為“天然共同體”,村莊既是一個空間場域,亦是以宗族關系為根基的情感共同體,同時是由地方性知識形塑的文化共同體。[1]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互相交融,地方性知識是鄉村文化的內核與基因,鄉村文化是地方性知識的外顯與承載。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識這種內生資源來服務鄉村文化振興,有助于保持鄉村文化深厚的歷史底色,留住鄉村文化的“根”與“魂”。

(二)傳統社會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的相互建構

文化認同是指個體或群體對當地文化的共同認可,這種認同是人與人之間或個體與群體之間基于人們在某一地區使用共同的文化符號、秉持共同的文化理念、堅持共同的思維方式和遵循共同的行為準則形成的。幾千年來,人們通過生產生活實踐及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經驗,形成豐富多樣的地方性知識,進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鄉村文化。鄉村文化基于普遍認同的力量,維護著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同時也具有凝聚村民價值共識、化解鄉村社會矛盾、規范鄉村民眾行為、建設鄉村精神家園等多重作用。[9]鄉村文化的運作實踐進一步豐富了地方性知識體系,例如,鄉紳通過自治解決鄉村基本公共產品的供給,通過道德引導和儒家文化教育對人民進行道德治理[12],推動了地方性知識的傳承與再生產,如此循環往復,造就了中國鄉村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三)近代以來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的雙向消解

近代以來,鄉村文化的衰退逐漸消解了地方性知識及其再造機制,隨著地方性知識逐漸流失,鄉村文化重建愈發困難,形成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雙向消解的困局。

1905年廢科舉使鄉紳再造機制終止,辛亥革命又使封建體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基于傳統鄉村文化的鄉紳治理模式被打破。20世紀前期,中國在長期戰亂和西方文化沖擊下,鄉村文化遭受更嚴重的破壞,傳統鄉村秩序逐步崩潰,社會嚴重失序。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結構,而外來文化的滲透則破壞了中國的文化平衡,這是造成鄉村衰落的根源。[13]因此,美國學者艾凱認為,中國的鄉村建設必須是一場文化運動,而不是一場政治運動,中國的政治、經濟、道德問題都不過是文化危機的具體表現。梁漱溟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既要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道德觀念,又要促進鄉村現代化,其實就是一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塑行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政府大力推動鄉村社會政治變革,政府權限不斷向鄉村底層延伸[14],鄉村文化價值體系經歷了較為徹底的改造。不過鄉土文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保持著穩定和強大的生命力。直至進入21世紀前后,隨著鄉村民眾大規模遷徙和流動,鄉土文化賴以存續的社會基礎開始發生質變,鄉村社會的極度穩定和封閉的狀態開始被打破,鄉村逐漸失去文化再生能力。因此,從地方性知識發現鄉村文化,以“內生性”視角重塑鄉村文化,或可成為當下走出鄉村文化秩序危機的重要路徑選擇。

三、價值共生: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功能協同

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地方性知識,它是發展鄉村產業、培養鄉村人才、保護鄉村生態、推進鄉村治理的重要保障和資源基礎,與鄉村文化建設具有多重價值關聯與耦合(見圖1)。

(一)文化治理:育民價值

文化治理并非新鮮事物,傳統儒家理論強調的“文治武功”和“以德治國”,本身就蘊藏著文化治理的理解與實踐。幾千年來,中國鄉村社會秩序相對穩定,這得益于宗族、鄉紳、鄉賢及儒家淳樸善良的義利觀、節欲尚儉的消費觀、天人合一的生態觀、重視家庭的倫理觀及忠于國家的政治觀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15]而馬克思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框架、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思想、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碌奈幕^和布迪厄的社會文化學同樣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文化治理的理念。[16]

現代文化治理強調多方通過合作協同方式對文化進行治理。公共文化服務的價值在于作為實現政治、社會和經濟治理目標的有效工具,通過公共文化的各項功能來引導社會、教育人民、推動發展。要實現鄉村振興中的治理有效目標,需完善現代鄉村文化治理體系,提升治理效能?！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切實保護好優秀農耕文化遺產,推動優秀農耕文化遺產合理適度利用。深入挖掘農耕文化蘊含的優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充分發揮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中的重要作用”[17],這體現了國家對地方性知識在鄉村振興領域的重要性及多樣價值的肯定。地方性知識是構筑現代鄉村文化治理體系不可或缺的要素,將農耕文化傳統中的自治和德治精髓融入當代鄉村治理體系,能夠提供必要的文化心理依托和傳統智慧積淀,從而有力地支撐鄉村柔性治理和簡約治理的實現。

(二)文化生活:樂民價值

由于鄉村文化遭受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沖擊,當前鄉村民眾大多精神相對空虛,他們的閑暇時間往往充斥著低俗、無聊、無意義甚至不健康的活動。地方性知識一定程度上可彌補現代文明對鄉村文化的劇烈沖擊,提高鄉村民眾對鄉村文化的歸屬感,并增強鄉村民眾對鄉村文化的自我認同。

充分利用豐富多樣又個性鮮明的地方性知識元素,能大大增強鄉村文化的地域特色,保持鄉村獨具的文化特質,從而避免出現“千村一面”現象,塑造和諧但不失個性的鄉村文化生態。[1]如,借助地方性知識元素,以戲劇、舞蹈、音樂、歌謠及畫作等方式為鄉村民眾提供休閑與審美享受,讓其在家門口就能體驗到文化的樂趣。還可通過建立鄉村民眾劇團、開設鄉村民眾曲藝社、組織鄉村歌舞競賽、經營鄉村雜技場所、參與鄉村節慶活動等手段,豐富鄉村休閑生活,提高鄉村民眾在鄉村生活的愜意感。

(三)文化經濟:富民價值

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內容是文化產業振興,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能夠為鄉村文化發展創建優質的硬件與軟件環境,更好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地方性知識具有“文化富民”價值,能夠促進鄉村“產業文化化”和“文化產業化”,助力鄉村產業繁榮。地方性知識可成為對鄉村經濟進行文化賦魅的豐富資源,將地方性知識元素注入鄉村產業,可賦予產品獨特的價值和魅力。[12]

數十年的發展使城市文化產業得以壯大,然而鄉村豐富的文化資源卻未得到充分開發。地方性知識中存在許多可產業化內容,如特色作物、特色農具、生產技術、特色建筑、田園景觀、自然風光、節慶活動、地方美食、民族服飾等。借助發展鄉村觀光業和鄉村文化創意產業,這些珍稀元素能夠得到喚醒并且轉變為經濟來源。因此,在“文化富民”目標中,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振興具有天然的耦合性。

圖1 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價值共生關系

四、體系重構:推動地方性知識重塑鄉村文化

走出鄉村文化秩序危機需轉換視角,探尋新路徑以完善鄉村文化振興體系。事實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提出“內源式發展”理念,即一個地區應依靠當地自然資源、文化遺產、居民知識和創造力,在內部尋找發展動力,探索適合當地的、具有特色的發展途徑。筆者認為,要實現鄉村文化振興,須推進地方性知識對鄉村文化進行“內生重構”,建立四大鄉村文化體系(圖2),以推動鄉村文化與現代文明融合發展。

(一)構建四大鄉村文化體系

1.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核心目標在于通過構建公共文化生活,塑造公民主體價值觀和公眾精神。[18]由于鄉村早已不是封閉的“世外桃源”,因此鄉村社會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持傳統文化,而地方性知識也并非包治百病的神藥。因此,將地方性知識有機融入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立起一種不脫離鄉土但又不限于鄉土的新鄉村文化是比較切實的做法。

價值重塑。鄉村公共文化的“內核”體現在其價值體系中,它代表著鄉村民眾生活的價值追求、審美取向?！秶亦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核心,以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為載體,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盵19](P.126)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不少思想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孝、和、勤、廉”等理念相通,發掘地方性知識的價值,將這些優秀傳統思想有機融入鄉村公共文化價值體系,可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時代精神的新型鄉村文化價值并產生積極影響。當前,一些地區正在嘗試推動村民自治向更小的社區——自然村落延伸,旨在將“熟人社會”與自然村落的微小單元進行充分結合,強調基于地域和血緣共同體的鄉村公共價值觀念。其中,較有特色的如湖北秭歸的“幸福村落”建設,將自治單位劃分到各自然村,利用“熟人社會”的力量,由具有公德和威望的中老年人組成“兩長”(黨小組長和理事長),“八員”(經濟員、宣傳員、幫扶員、調解員、管護員、環衛員、張羅員、監督員)治理模式,取得良好治理效果。這種模式使傳統與現代在平衡基礎上發展,共同為構建鄉村文明作出貢獻,并在競爭或沖突中產生新價值觀體系。[3]

載體重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是鄉村文化的重要載體,要重視地方性知識在鄉村文化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將地方性知識有機融入現有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載體,采用適當的形式使其發揮作用。如,有些地區通過增設承載鄉愁、鄉賢、宗族等有益元素的載體,構建“一場”“二堂”“三室”“四墻”(綜合文化廣場,道德講堂、文化禮堂,黨建活動室、文化活動室、圖書閱覽室,主題教育墻、村史村情墻、鄉風民俗墻、崇德尚賢墻)的設施體系。此外,還可挖掘家譜、方志、村史資源,復原一些過去存在的重要的鄉村文化設施。

內容重構。當前,一些地區鄉村群眾自發開展的文化活動立足自身生產生活,蘊藏著“內生能量”,值得關注。如,廣場舞在鄉村發展迅速且動員力強,已成為鄉村新文化景觀;在春節等傳統節日,鄉村民眾返村組織晚會;社火廟會等傳統民俗活動不斷興起。鄉村文化的內生性源自鄉村民眾的生產生活與文化實踐提煉。因此,我們應調整鄉村公共文化內容體系,在生產文化產品和創作文藝作品時,重視發揮地方性知識的作用,選取能反映時代特性的主題、素材、內容和傳播手段,將傳統文化及時代精神與創新技術相結合,構建一種既保持傳統又適合當代的內容結構和文化形式。[20]約翰·斯道雷曾言:“文化并非供我們‘消費’的某種現成物,而是我們在各種文化消費實踐中所生產之物,消費是文化的生產?！盵21](P.110)因此,政府除關心文化產品生產和服務提供,還要注意消費者的文化消費行為,觀察他們如何通過消費來產生文化價值,以便適時調整生產和分配,達到最優公共文化服務目標。[18]

2.鄉村農耕文化傳承體系

對鄉村集體記憶進行系統挖掘、整理和復現。記憶是推動社會重整和文化認同的關鍵。記憶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獨特認知視角,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反思鄉土社會。在哈布瓦赫的理論框架中,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階層、家庭、宗教等群體均有各自的集體記憶。揚·阿斯曼提出“文化記憶”理念,進一步深化了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他認為文化記憶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積累的全部知識的總和,這些知識通過內化為文化,成為社會運行的行動準則和倫理標尺。

鄉村文化記憶的構建與保存,離不開村落歷史、神話傳說、宗教信仰及生產生活實踐的相互交織。這些元素相互影響,形成文本、圖像、檔案資料和行為模式(禮儀、儀式)等多樣化保存形式。這種形式隨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經歷累積形成價值觀,并指導著他們的行為,從而塑造了社會文明秩序。地方性知識是鄉村文化記憶的關鍵組成部分,反過來講,鄉村文化記憶也是地方性知識的一種。如今,在現代化與城市化裹挾下,鄉村文化、技藝、禮俗、儀式等記憶逐漸流失,對鄉村文化記憶進行系統挖掘、梳理和描繪,將村落景觀修復還原對鄉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此外,通過整合蘊含鄉村文化精髓的地方性知識,可構建集體記憶“場域”,深化鄉村民眾對鄉村文化符號的認知,避免鄉村文化的“集體遺忘”。

維護鄉村地域特性與本土特色需對鄉村文化記憶進行系統挖掘梳理。由于地方性知識正逐步消失,應盡快對有文字記載的地方性知識進行收集、整理,對缺少文字記載、口耳相傳的地方性知識開展田野調查、口述史研究等工作。通過對村落歷史、資源、建筑、技術、生活、文化及族規等方面深入調查研究,建立相應遺產檔案。通過史志編修書寫鄉愁,為村落保護與開發提供翔實史料和記憶資源。

培育鄉村農耕文化傳承主體。鄉村文化精英構成了鄉村文化傳承的核心力量,他們是地方性知識的富集者,也是鄉村文化的保護者和推廣者。文化部門可對農耕文化人才進行認定和分級,充分發揮其在鄉村文化發展和人才培養中的積極作用。鄉村教師是鄉村社會知識傳播的重要主體,可通過編寫鄉土文化教材和開展地方知識培訓活動來提升鄉村教師的地方知識水平,使其發揮好鄉村文化傳承主體作用。鄉村兒童是鄉村未來的塑造者,學?？赏ㄟ^開展地方性知識的課程設計和鄉土文化人才的引入等活動,加深兒童對鄉村文化的認識,增強他們對鄉村的情感。

3.鄉村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繁榮是推動鄉村產業興旺和鄉村民眾生活富裕的重要基石,也是保護傳承鄉村農耕文化的重要手段及提供豐富多彩文化產品的重要途徑。地方性知識是鄉村的資源優勢,鄉村振興背景下,推動鄉村文化發展要注重對地方性知識的內涵式開發。

開發鄉村文化產品。中國農耕文化擁有悠久的歷史,廟宇、祠堂、民宅、廊橋、器具、服飾、布鞋、美食、刺繡、竹編、陶藝、木工、雕塑、繪畫、禮節以及習俗等地方性元素十分豐富。豐富的地方性知識資源使鄉村成為一座巨大的文化寶庫,利用這些資源創造性地發展鄉村文化產業,能有效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運用地方性知識資源開發特色文創產品,塑造地方文化品牌,可助推鄉村文化產業發展。以四川為例,該省擁有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第二大的藏族聚居區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區,藏香、藏茶、藏藥、唐卡、石刻以及服飾等民族文化資源異常豐富,這些元素都是發展鄉村文化產業的寶貴資源。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的唐昌布鞋和廣安武勝縣飛龍鎮盧山村的竹絲畫簾是地方性知識得以有效利用并成功推動鄉村文化產業開發的典型案例。[22]

推動鄉村農旅融合。當前,一些鄉村仍傳承著鄉村文化、農耕文明,保留著傳統民俗、生活方式,可深度挖掘地方性知識的潛在價值促進鄉村旅游發展。如開展“文創+農創+旅創”三創融合,有特色美食的鄉村可發展鄉村美食游,有獨特農業風光的地區可開展農業觀光體驗游,有民俗活動的村落可挖掘方志族譜等史料提煉形成風俗游。成都市蒲江縣甘溪鎮明月村是典型的市級貧困村,通過文創產業集群的打造,塑造了該村文藝鄉村新面貌,帶來大量人氣和商機,實現了從市級貧困村到富裕村的轉變。[22]此外,還可將現代科技與自然風光及人文景觀相互交融,探索出獨特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使鄉村旅游更加別具一格。[23]

4.鄉村新型文化治理體系

重建鄉村共同體。公共文化服務的核心在于構建公共性,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公共性衰退逐漸成為一種趨勢,而公共文化服務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日益突出。鄉村振興關鍵要解決一個“散”字,地方性知識具有重建鄉村共同體的社會治理價值,可成為新時期培育鄉村凝聚力的重要資源。通過地方性知識還原鄉村集體記憶,可建立傳統鄉村生活的經典想象;通過復興農耕文化的禮俗活動,可重拾淳樸鄉風民俗,弘揚傳統道德規范,重振鄉村公共生活,進而重塑鄉村共同體,如春節廟會、清明祭祖、端午賽龍舟及重陽登高等鄉土文化活動可使鄉村民眾找到寄托“鄉情”“鄉愁”的方式,增強鄉村社會凝聚力。[22]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體現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公共精神和歸屬感,對其可分三個類型:基于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間,如市井茶館;側重于傳統習俗活動的公共場所,如宗祠;由地方行政部門提供的公共文化空間,如“三館一站”公共文化設施。[24]將地方性知識巧妙融入各類公共文化空間,努力保護鄉村歷史記憶與文化元素,有利于不同時代文化痕跡和鄉村氣息融匯共生、現代鄉村的文化價值觀和社區形態的塑造及適合現代社會的鄉村共同體創建。需要注意的是,正確地處理鄉村文化與現代性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現代社會公共性建立并不能完全依賴傳統文化,而必須建立在尊重個體自由和關注公共福祉的基礎之上,同時借助公民的積極參與來推動公共利益持續進步。[18]

推進柔性簡約治理。中國傳統鄉村治理具有柔性與簡約特征,地方性知識對破解鄉村文化治理難題有一定借鑒意義。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對傳統鄉村治理理念的肯定。在實踐中,許多地區支持和培育具有鄉村文化自治組織性質的鄉賢理事會、鄉村文化理事會、鄉賢讀書促進會等,充分發揮了地方性知識在重建鄉村社會道德架構和消解鄉村社會矛盾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實現了地方知識在促進鄉村善治中的獨特價值。[15]通過對地方性知識進行深度挖掘,提取其中的優秀理念、人文精神和道德準則,可起到引導社會、教化民風、凝聚人心、助推經濟的重要作用。

圖2 地方性知識與鄉村文化體系的交融關系

(二)應注意的問題

1.鄉村文化體系的融通融合

尋求鄉村文化體系與鄉土文化的“接點治理”[3](主要接點如圖2所示各文化子系統交疊處)。在重構鄉村文化體系時,應重視優秀傳統文化、大眾文化和當代先進文化的緊密融合,堅持教育意義與娛樂功能、主導地位與多元特色、“輸送文化”與“培育文化”相結合,使群眾在愉悅的氛圍中接受社會公德和鄉土文化熏陶,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優化鄉村社會文化生態。[20]

推動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雙向涵化”。從封閉向開放轉變是傳統農耕文化向現代鄉村文化轉型的必由之路。將現代城市公共文化建設理念與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鄉村文化有機結合是必然選擇。因此,有必要將原生公共文化空間納入公共文化服務支持范疇,同時吸納鄉村文化人才和自發文化組織加入公共文化工作隊伍,這樣既能確保對原生鄉村文化的保護,又可推動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雙向涵化”,從而實現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彌合地方性知識與普同性知識間的張力。為有效促進鄉村文化振興,我們必須對地方性知識的價值予以重視,但這并不代表對普同性知識體系的否定。相反,必須彌合這兩個知識體系之間的張力,實現二者有機結合與和諧共生。通過兩種知識體系的交互作用,才能在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實現國家意志與地方視野的有機結合,更好地連接現代文明與鄉村傳統,推動鄉村文化的有序、有效和可持續振興。地方知識可補充和完善普同性知識為主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緩解當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困境,推動鄉村公共文化“本土化”進程。另一方面,普同性知識可優化地方性知識內涵,如,國家推行風俗改革使鄉村社會摒棄了厚葬薄養、奢華浪費等陳腐觀念和落后習俗,提升了鄉村居民的生活品質,推動了鄉村文化健康發展。

2.多元主體地位的重新定位

鄉村文化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須不斷引導和培育多元參與主體,才能共同推動鄉村文化重建,實現鄉村社會有效治理。因此,須進一步優化和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文化治理體制,借助傳統文化治理模式和現代文化理事會力量,構建適合鄉村社會發展的多元化文化治理框架,[25]從而使多元主體在協作治理中生長出自主性與公共性。

(1)政府的主導性

鄉村文化振興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方面,鄉村社會快速發展需國家權力和資源重新介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可視為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關系調整的過程;另一方面,鄉村持續發展須依賴鄉村社會發展的自主性和內生力。[5]首先,要堅持國家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主導地位,通過調整鄉村文化治理結構和革新運作方式來增強政府在鄉村文化建設的調控作用。其次,要改變“統管”式文化建設模式,逐漸從政府“文化代理”轉向民眾“文化自理”,這也有利于其他主體的發育。政府的主導作用應體現在以鄉村公共文化重建為導向,注意地方性知識的加入,這有利于提供更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也有利于保護和傳承鄉村文化。

(2)鄉村民眾的主體性

由于傳統鄉村社會關系結構逐步瓦解,鄉村民眾存在文化需求不明確、表達機制不完善問題。[18]鄉村公共文化內部活力不足源于民眾的缺席或離場,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鄉村文化建設應以鄉村為根基,由鄉村民眾自主選擇和塑造,鼓勵鄉村民眾依靠自身力量開展文化活動,依法自主創辦文化企業。此外,還應積極發掘本土文化人才,創建源于鄉村自身的文化組織,將地方性知識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打造一批符合鄉村民眾需求的文化產品,為鄉村民眾提供內在精神支撐。

隨著自媒體和社交網絡的發展,鄉村民眾文化參與意識日漸增強,他們有更多渠道參與鄉村文化建設,并逐步產生“文化自覺”與“文化自決”意識。此外,鄉村民眾的民主法治和權利義務觀念逐漸強化,催生出新的公共性潛在成長因素。需注意的是,不少地區鄉村社會深層文化中依然保留著地方性知識元素與基因,具有維護社會基本秩序和穩定的潛在功能。[11]因此,可引導并提升鄉村民眾的主體性以驅動鄉村文化整合,如設立紅白理事會,發展文化產業,發揮新鄉賢的作用,使鄉村民眾自己創造屬于他們的文化生活。

(3)市場的驅動性

當前,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市場主體規模和能力相對較弱,有必要實施一些激勵措施并提供必要財政援助來培育其發展。合適的平臺和制度有助于市場主體充分發揮其潛力,這需要政府利用法律、法規、政策等構建吸引市場主體的環境,如,完善引導支持城市工商資本下鄉的政策,引導各類市場主體投入鄉村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實現鄉村文化與資本發展有機銜接。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盵26]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既是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也是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寶貴財富,地方性知識作為鄉村的寶貴資源,應為鄉村振興提供精神支撐和文化滋養。2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的重要指示中指出,要“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27]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源泉,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歷史依托,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從地方性知識視角審視鄉村文化建設,充分發揮地方性知識的價值,對推動鄉村文化發展繁榮,助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