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能否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來自中國上市企業的微觀證據

楊燁軍,石華安,宋旭光

(1.安徽財經大學 統計與應用數學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北京師范大學 統計學院,北京 100875)

一、 引言

近年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和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掀起了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整體價值鏈重構優化以及經濟轉型的重大浪潮,數字經濟應運而生,并逐漸成為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數字經濟是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趨勢,是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關鍵要素。因此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和戰略選擇。數字化轉型作為數字經濟在企業中的微觀縮影,已經成為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變革方向,同時也是企業貫徹落實高質量發展理念的重要驅動力[2]。事實上,作為一種基于技術進步的新模式,數字化轉型除了會給企業帶來穩定經濟效益之外,還會通過改變企業傳統架構與經營行為從而產生相應的社會效益。一方面,企業基于數字技術,實現智能化體系的轉變,提升了生產效率、財務績效等;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深度賦能會使企業重新思考社會責任問題,例如環境治理[3]、ESG表現[4]等。隨著社會進步,企業高質量發展不再局限于經濟價值,而是注重以環境、社會和治理為目標的戰略導向,開始注重生產經營中利益相關方的價值訴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因此,實現企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其戰略導向絕不能僅以追求股東收益最大化為目標,更應該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追尋一條實現經濟效應與社會效益雙贏的發展路徑。

可見,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社會責任基于同一時代變革背景下,均為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而服務。那么,數字化轉型能否幫助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呢?目前,學術界針對數字化轉型價值效應問題給予了高度關注,但既有研究多集中在經濟價值創造[5-7],而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等社會效益問題的相關論述較少。實際上,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目標在全球范圍內的持續高漲,非經濟績效逐漸成為企業戰略決策目標的關鍵內容。因此,解讀數字化轉型能否顯著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進一步打開數字化賦能企業價值創造的“暗箱”,對企業尋找切實可行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理論與實踐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微觀視角為切入點,構建“數字化轉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研究框架,深度解析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效應與影響機理。本文可能的研究貢獻有:(1)解析數字經濟時代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效應,并揭示了兩者之間產生的經濟后果,豐富了數字化轉型同企業非經濟績效創造互動模式的研究;(2)厘清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路徑,考察數字化轉型能否通過提升綠色創新水平和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來提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3)探討了企業戰略激進度與行業競爭度在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的調節效應,豐富了相關研究成果。

二、 理論梳理與研究假說

(一)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社會責任

從企業數字化轉型賦能視角來看,一方面,企業利用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精準識別并快速捕獲社會痛點與公共環境問題,同時通過構建數字服務平臺[8],了解社會利益方的價值理念,幫助管理層更清晰地識別與選擇相應的社會責任履行方式[9]。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決策意愿。由于數字技術具有“共享性”“虛擬性”“包容性”的普惠特征,這使得利益相關者易于參與企業的價值共創過程[10]。通過這種數字參與機制,企業會主動建構基于集體主義的數字社區,這種數字社區則會注重利益相關方的價值導向,強調生態效益、社會秩序、集體福祉等[11],反哺企業的社會責任戰略導向。

從利益相關者視角來看,企業是各方利益相關者所組成的“契約”聯盟。企業社會責任本質是企業在獲取經濟資源過程中,增進利益各方共同參與社會問題的意愿捕獲與價值訴求[12]。而數字技術具有快速捕獲與識別分析等功能,使得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交流更加緊密頻繁[13]。首先,企業借用數字平臺拉近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14],在交流互動過程中會促使企業社會表現受到消費者的約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意愿加強。其次,企業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幫助決策者制定合理戰略,擴大了管理層決策失誤的容錯率,同時有效抑制內部機會主義傾向[15],進而增強社會責任表現。最后,數字技術的多元共享性改變了企業之間傳統的交流方式,實現資源互補與信息的跨平臺流動,構建更加公開透明且更具包容性的市場[16],極大程度地提高了信息透明空間,形成面向整體的社會溢出效應?；诖?本文提出核心假說。

假說1:數字化轉型具有明顯的社會溢出效應,能顯著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二) 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路徑

1.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綠色創新

綠色創新本質是依靠傳統創新技術融入生產環境領域的一種新型創新形式。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層次融合,為企業綠色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首先,數字化轉型加快企業內部資源運轉,生產要素與數據資源的交換推動創新要素的跨平臺流動,其過程有助于利益相關者形成綠色思維[17],倒逼企業強化社會責任意識。其次,企業利用“虛擬制造”等數字技術精準預測產品的生命周期與評估不同環境下的物理特性,進行有針對性的綠色創新活動,提升了資源利用效率,加快綠色生產技術創新與綠色產品迭代[18],緩解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限制,提高企業社會生態治理表現。最后,企業借用以“物聯網”等技術強化綠色要素的賦能效果[19-20],通過實時監控生產過程中的排污問題與環境變化,實現生產經營活動中環境污染的內化,減少企業生產過程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外部性。綜上,提出第二個假說。

假說2: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來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2. 數字化轉型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

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是企業對內部控制體系的自我評價,其本質是為了提高投資機遇,滿足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從企業與外部關系來看,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導致具有信息優勢的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可能會忽略社會責任承擔的問題[18]。而數字化轉型通過數字平臺、互聯網等方式打破了傳統時間和空間約束,有效增強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進而改善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最終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具體來看,一方面,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全方位地滲透至生產經營、管理決策等各個環節,縮短與外部利益方的溝通流程,提升了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質量與評價水平。同時數字平臺的信息開放共享不僅加大了企業與外部環境的交流互動,而且有效擴大了企業與各方的信息透明空間[21],激勵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實現動態反饋企業與外部環境交流中風險捕捉、決策評估等情況,促使企業信息高度匹配目標群體[22],倒逼企業自覺履行更多社會責任來獲得更好的投資機會。綜上,提出第三個假說。

假說3:數字化轉型通過改善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來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三) 基于戰略激進度與行業競爭視角下的調節作用

1. 戰略激進度的調節作用

戰略激進度體現了企業的戰略決策傾向,其本質是企業自身擴張與支持擴張的因素相互匹配的過程。根據資源依賴理論,戰略激進度更高的企業通常需要更多資源投入與技術支撐[23]。一方面,戰略激進度越高的企業需要更多數字技術研發和市場營銷活動來確保戰略的實施進度,而這一過程需要大量資金補助。因此企業為謀求發展獲得更多經濟資源,會選擇主動與外部環境產生友好交往與互動,來樹立良好的社會責任形象。另一方面,戰略激進度高的企業需要積累更高的聲譽資源,以此來維系外部利益群體的好感。激進戰略的實施無疑會刺激企業的轉型需求,根據環境變化重構內外部的運營流程,以便處理過程中隨時可能產生的運營治理問題[24],向外部展示出更好的社會責任感。因此當企業將承擔社會責任視為一種投資機會時,企業戰略激進度會強化數字化轉型對社會責任履行的動機和行為選擇。為驗證戰略激進度的調節作用,提出第四個假說。

假說4:企業戰略激進度在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

2. 行業競爭的調節作用

行業競爭實際是企業為了生產發展,擴大市場規模而進行企業間的博弈,其本質是為了爭奪市場有限的資源。當面對激烈的行業競爭環境時,一方面,企業間信息披露會加劇,信息透明度提高會使得利益相關者清晰了解企業內部管理經營狀況,促使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更加小心謹慎,避免遭遇算法歧視與算法偏見,保護利益相關者訴求[25],提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以吸引利益相關者的投資。另一方面,企業為搶占先機取得競爭優勢,選擇通過數字技術革新現有商業模式和組織流程,形成低投入高效益、節約綠色型生產模式[26],增強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驅動力。此外,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的一種戰略導向,其轉型動力與持續性勢必會受到行業競爭激烈程度的影響[27],倒逼企業主動表現更好的社會形象以適應激烈競爭環境。為驗證行業競爭的調節作用,提出第五個假說。

假說5:行業競爭度在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

三、 研究設計

(一) 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

企業社會責任得分(CSR):參考肖紅軍等[28]的做法,以和訊網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為標準,將評價體系的最終得分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替代變量。該體系具體囊括了“股東責任”“環境責任”“員工責任”“供應商、顧客和消費者權益責任”及“社會責任”五大維度,共設立13個二級指標和37個三級指標。其考核內容與審查范圍能較為客觀地評價企業責任履行情況。

2. 解釋變量

數字化轉型(Digital):關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度量目前尚未形成統一標準。本文認為,企業年報信息能較好反映企業管理決策與未來展望,因此統計企業年報中與數字化相關的詞頻信息來刻畫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具有一定研究價值?；诖?參考吳非等[7]的研究,從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以及數字技術應用五個維度構建數字化轉型詞典,同時參考《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研究報告》等報告性文件,對相關維度關鍵詞進行一定的補充。利用文本分析與詞頻統計對企業年報展開分析,將各詞頻加總處理后加1取自然對數借以刻畫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

3. 中介變量

綠色創新水平(Gpat):參考徐佳和崔靜波[29]的研究,將企業當年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作為綠色創新水平的替代指標,具體將綠色專利數量加1取對數化處理。內部控制信息披露(IC):參考權小鋒等[30]的研究,認為迪博數據庫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綜合指數能夠真實反映企業的信息披露,將綜合指數加1取自然對數作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視角下的替代變量。

4. 調節變量

企業戰略激進度(Str):依據Bentleyetal.[31]的研究,將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比值、銷售收入增長率、員工人數與銷售收入比值、銷售和管理費用之和占銷售收入比值、人員波動性、固定資產占資產總計比例作為基礎變量,分別計算過去五年的滾動平均值,按“年度—行業”分組,對前五個變量按大到小排序、第六個變量按小到大排序,依次賦值為4、3、2、1、0,最終加總得到企業戰略激進度,其數值越大,表明企業的戰略激進程度越高。行業競爭度(HHI):參考趙珊和李桂華[32]的研究,采用赫芬達爾指數來表示行業競爭的激烈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競爭激烈程度越小。

5. 控制變量

考慮到每個企業的特征狀況可能存在較大差異,若忽視這些因素會使得實證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效應出現偏差。參考已有研究,所需控制的變量包含:企業規模(Size)、企業年限(Ag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收益率(Roa)、托賓Q值(TobinQ)、第一大股東股票占比(Top)、董事會獨立性(Indpt)、二職合一(Dual)以及企業所有權(SOE)。具體變量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說明

(二) 模型設計與數據來源

1. 基準回歸模型

為考察數字化轉型能否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建立如下固定效應模型:

CSRi,t=α0+α1Digitali,t+α2Controlsi,t++∑Ind+∑Year+εi,t

(1)

其中,CSRi,t表示i企業在t年份的社會責任履行得分,α0為常數項,Digitali,t表示i企業在t年份的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si,t為控制變量集合,∑Ind與∑Year為行業與時間的固定效應,εi,t為殘差項,估計時對標準誤進行企業層面聚類處理。

2. 中介效應模型

為揭示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傳導“暗箱”,本文擬設定模型進行識別檢驗。近年來,變量之間的機制識別方法在經濟學領域備受討論,多數學者采用逐步回歸模型展開研究,但是該模型因其內生性問題而存在較大局限性,所得出的回歸結果可能存在偏差。當前,一種常用的做法是,重點考察核心解釋變量對機制變量的影響,關于機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則借助于理論、邏輯關系加以闡釋。因此,為更加合理有效地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機制,本文借鑒江艇[33]的研究,設置模型(2)進行檢驗,設定如下:

Medi,t=α0+β0Digitali,t+α2Controlsi,t++∑Ind+∑Year+εi,t

(2)

其中,Medi,t為中介變量,具體包含綠色創新水平和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通過β0的顯著性來判斷中介變量的傳導機制,若顯著則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反之則不存在。

3. 調節效應模型

為驗證企業戰略激進度與行業競爭度在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影響效應中的調節作用,在前文基準模型基礎上繼續構建以下模型:

Scorei,t=α0+α1Digitali,t+γoEffi,t+γ1Interi,t+α2Controlsi,t+∑Ind+∑Year+εi,t

(3)

其中,Effi,t為不同視角下的調節變量,具體包括企業戰略激進度(Str)和行業競爭度(HHI)。Interi,t表示各調節變量與數字化轉型的交互項,若交互項系數γ1顯著,則表明存在顯著調節作用,反之則不存在。

表2 描述性統計

4.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樣本選取2010—2020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企業。其中針對數字化轉型測度所需的企業年報文件源自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報告,具體通過Python爬蟲框架獲取。被解釋變量社會責任得分源自和訊網,綠色專利申請數源自CNRDS數據庫,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源自迪博數據庫,其余變量數據均源自國泰安數據庫。為保證回歸質量,排除異常值等因素對結果的干擾,對數據做以下處理:第一,剔除樣本中金融類企業樣本;第二,剔除考察期內被警示或退市的樣本;第三,對所有連續型變量采取前后1%的縮尾處理;第四,刪除“資不抵債”的樣本,排除企業財務異常情況。具體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四、 實證分析

(一) 基準回歸

基于理論框架與模型設計,本文利用式(1)實證探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效應,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僅在時間與行業固定效應基礎上驗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0114,列(2)則加入了控制變量,數字化轉型的估計系數為0.0040,兩者均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初步說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促進效應。進一步地,考慮數字技術與現有資源融合可能存在一定時滯性,為消除這類可能產生的誤差,本文延長時間窗口,檢驗影響的動態效應。具體分別將數字化轉型指數滯后1～2期加入模型,結果如表3中的列(3)和列(4)所示,回歸結果依舊顯著。從理論層面看,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能顯著增進企業與利益方的交流互動,滿足各方價值訴求;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滲透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各個領域,形成明顯的社會溢出效應。因此,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企業愿意履行的社會責任也會更多,即假說1初步得到驗證。

表3 基準回歸

(二) 穩健性檢驗

1. 改變固定效應

考慮到不同城市的發展水平、數字化程度等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進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應。鑒于數字化轉型變量存在一定的差異,僅控制行業固定效應可能導致基準回歸結果存在偏差,為了緩解這一問題,本文納入企業固定效應?；貧w結果均與上文一致。

2. 替換核心變量

使用企業年末無形資產明細項中與數字化相關部分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作為數字化轉型新的度量方式[15],納入模型進行檢驗;以和訊網企業社會責任評分中的次級指數“社會責任”為被解釋變量重新檢驗?；貧w系數并無實質性變化。

(三) 內生性檢驗

1. Heckman兩階段模型

鑒于目前相關政府部門只是鼓勵上市企業積極投入數字經濟大浪潮,并沒有明令規定企業必須參與數字化轉型,因此企業是否愿意參與轉型是一個自愿行為,這可能導致本文研究出現樣本選擇偏差問題,影響實證結果。參考李雪松等[34]的研究,使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驗證。模型結果依舊顯著。

2. 工具變量回歸

考慮到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工具變量法對該問題予以緩解。參考肖紅軍等[28]的研究,選取同一城市、同一年份、同一行業內,除了本企業以外的其他所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平均值作為個體數字化轉型的工具變量?；貧w結果與核心結論保持一致(1)困于篇幅有限,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檢驗結果未列示,備索。。

(四) 機制分析

表4匯報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其中列(1)為綠色創新視角下的機制分析。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對綠色創新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1416,并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意味著企業數字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能顯著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而根據前文理論分析可知,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有顯著促進作用,因此初步確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傳導機制的存在。為進一步證明中介效應的可靠性,分別利用Sobel檢驗與Bootstrap檢驗重新驗證,結果顯示Sobel檢驗顯著,且Bootstrap置信區間不含0,表明綠色創新的傳導機制是存在的,即存在“數字化轉型→提升綠色創新水平→增強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路徑。因此假說2得到驗證。

表4 影響機制分析

表4列(2)是基于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視角下的回歸結果。其中,數字化轉型對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回歸系數為0.0176,并繼續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在轉型過程中有效通過信息技術、數字平臺等改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內部控制信息透明度。而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提升能有效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因此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傳導機制同樣是存在的。同時Sobel檢驗顯著,且Bootstrap置信區間不含0,進一步驗證了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傳導作用,即存在“數字化轉型→強化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增強社會責任履行”的作用路徑。因此假說3得到驗證。

表5 調節效應分析

(五) 調節效應分析

表5匯報了基于企業戰略激進度與行業競爭度視角下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根據列(1)可知,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戰略激進度的交互項(Digital×Str)系數為0.0005,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戰略激進度在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假說4得到驗證。列(2)為行業競爭度視角下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數字化轉型與行業競爭度(Digital×HHI)交互項系數為-0.0097,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因為HHI數值大小與行業競爭激烈程度成反比,當HHI值越小時,表明行業競爭越激烈,意味著行業競爭度在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同樣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假說5得到驗證。

(六) 經濟后果分析

理論上,數字化轉型較高與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企業會向外界傳達一種積極信號,意味著企業有能力或是有強烈意愿去積極承擔更多的社會發展責任,這使得企業在日益嚴峻的經濟市場與競爭殘酷的商業環境中獲得更多競爭優勢,直觀上有助于企業高質量發展。前文已證實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那么,數字化轉型在增強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后能否進一步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呢?為驗證這一想法,本文繼續沿用前文設定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數字化轉型能否通過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來提升企業高質量發展。鑒于企業高質量發展是兼顧經濟績效與未來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性概念,其度量方式尚未形成統一標準。本文參考高培勇等[35]的研究理念,認為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途徑,同時也是檢驗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故選用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替代變量[1]。

LPi,t/OPi,t=α0+β0Digitali,t+α2Controlsi,t+∑Ind+∑Year+εi,t

(4)

表6 經濟后果分析

式中LPi,t和OPi,t分別表示以LP法和OP法所測得的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參考前文中介效應模型的設計思路,具體做法為:首先,利用式(4)驗證在不考慮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若顯著為正,則說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存在促進作用;其次,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作為中介變量納入分析,因前文已證實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存在顯著的促進效應,因此本文繼續沿用Sobel檢驗與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法來進一步驗證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傳導機制。

表6報告了相應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和列(2)為不考慮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對兩種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均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無疑證實了數字化轉型是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進一步地,以企業社會責任得分為中介變量納入分析,相應的Sobel檢驗與Bootstrap檢驗均通過驗證,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傳導機制存在,即存在“數字化轉型→增強社會責任履行→助力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路徑。因此,數字化轉型能有效通過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來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五、 結論與啟示

以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數據為基礎,采用Python爬蟲與文本分析測算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基于“數字化轉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研究框架,探索兩者之間的影響效應。實證發現:第一,數字化轉型顯著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第二,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強化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來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第三,企業戰略激進度與行業競爭度在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均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第四,企業數字化轉型能有效通過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穩定增長,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

主要得到以下啟示:第一,重視數字化轉型的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一方面,對于政府決策來說,應當明確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因此各級政府需堅定數字經濟發展方針,幫助企業加快數字戰略實施,為企業推進數字化轉型營造良好市場氛圍,實現經濟穩定、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企業應重新審視數字化轉型的社會溢出效應。企業在貫徹落實高質量發展理念的同時,應將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融入企業發展進程與戰略決策之中,將數字化戰略與社會責任戰略相契合,重視數字化轉型非經濟績效的價值創造。構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責任導向、價值導向為目標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體系,擴展利益相關方邊界,更好地推動數字化轉型的社會價值發展,為推進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微觀基礎。第二,重視綠色創新引領、強化內部治理賦能效應。一方面,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企業的研發補貼,積極構建合作共享平臺,推進綠色創新要素的跨平臺流動,為綠色技術的研發工作提供良好外部條件。同時企業應將綠色技術作為創新引領,加大創新研發支出,將綠色要素融入數字技術中,形成技術創新與綠色創新的雙驅動效應。另一方面,企業應當主動適應數字化治理新模式,利用數字技術滲透至企業內部管理與決策運營的各個環節,提高外部利益相關方參與企業治理尤其是重大事項的決策參與度和透明度?；跀底只榫按蛟旄庸?、公開、公正的交流平臺,提升企業內部運營管理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治理效率,抑制企業的機會主義傾向,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第三,充分發揮行業競爭與戰略導向的調控作用。一方面,針對行業競爭激烈的相關企業,政府部門可制定差異化數字戰略,注重行業環境風向的同時,進一步引導企業戰略決策導向,實現宏觀把控與微觀調整的雙贏。另一方面,企業應該根據現有資源與數字技術融合程度合理制定戰略目標,同時將社會責任理念納入決策之中,根據自身需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企業與社會的共益共生。同時政府部門應設立相應的專項補貼,緩解企業轉型過程中出現的財務風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