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十條”政策如何重塑中心-外圍產業空間布局?

劉家民,馬曉鈺,趙 斌

(1.新疆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2;2.中國海洋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一、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區域重大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旨在通過地區協作優化產業布局,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沿海地區憑借偏向型政策支持、便利的交通和豐富的資源稟賦等,逐漸演化為產業集聚區[1],產業向沿海地帶高度集聚[2],為其奠定較高經濟基礎的同時,也通過規模經濟、技術和資本的外部性加劇區域發展不均衡[3],并演變為空氣污染的主要區域[4]。為緩解空氣污染,國務院2013年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稱“大氣十條”),嚴格執行降污減排政策。環境規制使相關企業改變經濟活動區位[5],即擠出廠商生產性投資,轉移到環境管制寬松的地區[6]。當然,“大氣十條”政策要求積極培育新業態、新模式的節能環保企業,說明以空氣污染治理為目標的“大氣十條”政策,可能會引致中心地區和外圍地區產業布局發生變化。因此,本文基于“大氣十條”政策背景,遵循“大氣十條”政策→新建生產性企業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區位選擇→生產性企業和生產性服務企業差異化集聚→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行業協同演化→產業空間重構的分析框架,探究“大氣十條”政策與產業空間布局的關系。鑒于國務院2014年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為全國中心城市,且為“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區。本文將隸屬于此三大經濟圈的城市設定為中心地區,周邊城市設定為外圍地區,以此探析“大氣十條”政策如何重塑中心(試點地區)—外圍(非試點地區)地區產業空間布局。

二、 文獻綜述

國務院2013年推行“大氣十條”政策,以期實現降污減排。學者們圍繞“大氣十條”政策的污染治理[7]、緩解公眾疾病[8]和促進綠色創新[9]等視角,發現其對公眾健康和社會經濟產生正效應。學者們一致認為環境規制負向影響企業選址意愿。如Shadbegian and Gray[5]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壓力下,企業為規避高昂的減污成本和競爭劣勢,選擇退出嚴管地區,在技術水平較低的高污染企業和生產技術低效的小企業[10]中尤為明顯。為規避高昂的減污成本,選擇退出嚴管地區[11],進入弱環境規制地區[6],加劇環境規制寬松地區的污染排放,符合“污染天堂”假說,但企業遷移到強環境規制地區的技術升級效應更顯著[12]。產業關聯理論指出,上游產業市場規模取決于下游產業需求[13],而制造業企業作為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主體[12],制造業轉移一定程度上會改變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和布局。實際上,“大氣十條”政策除淘汰低產能企業和阻礙不合規企業進入外,實施企業改造、兼并重組策略,并加快技術改造和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體系,支持新業態、新模式的節能環保新興產業發展。由此,“大氣十條”政策既會導致污染企業向外轉移,還能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優惠支撐政策吸引高生產率與節能環保企業進入。正是生產性企業和生產性服務企業空間重置,引起產業空間布局變化。學術界從數字經濟視角發現,其有助于提升城際產業關聯水平,促進區域產業均衡發展[14]。長三角一體化則引致污染地理集中度下降[15]。鮮有學者探討“大氣十條”政策通過影響生產性企業和生產性服務企業區位選址意愿,重新塑造出中心—外圍地區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行業的分工格局。

三、 理論機理

(一) “大氣十條”政策與生產性企業區位選擇

“大氣十條”政策瞄準工業企業,使其承擔嚴格的污染減排任務后,淘汰落后生產設備,并引進先進的高生產率清潔設備,導致產出減少和經濟利潤下降[15]。污染型企業為獲得更高經濟效益,選擇規避規制遵從成本,于異地設立子公司[16]。外部相關行業投資者預期未來環保政策趨嚴,也會改變投資傾向,且影響上下游關聯企業投資意愿[17]。小規模生產性企業具備較高的靈活性,遷移成本小于環境規制成本,環境規制較弱地區為推動經濟增長,吸引重污染企業遷入[16]。此時,周邊環境規制較弱地區既能通過區域一體化增強區域間企業合作機會,并利用便利的交通和發達的信息化水平享受中心地區資源,演變為生產性企業較優選址地區。由此,文章提出假說1。

假說1:“大氣十條”政策降低生產性企業進入中心地區傾向,并引致生產性企業選址于外圍地區。

(二) “大氣十條”政策與生產性服務企業區位選擇

根據產業關聯理論和需求遵從論,上游產業市場規模取決于下游產業需求[18],即制造業發展增加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并帶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19]?！按髿馐畻l”政策將生產性企業“擠出”至外圍地區,生產性服務企業為降低要素流動、運輸和交易產生的成本,增強與下游企業業務往來的穩定性,具有向外圍地區選址的傾向?！按髿馐畻l”政策要求新、改、擴建項目實行產能等量或減量置換,積極有序發展水電和太陽能等產業,會增加對相關服務的業務需求,以此增強減排強度[20],擴大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中心地區的機會。本文認為,此政策促進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中心地區的效應更明顯。主要是“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中心地區面臨最為嚴格的空氣污染防治行動政策,使其短期內大幅增加科技研發服務,更重要的是提升污染排放的管道治理設備等,不僅促使本地生產性服務企業效率上升,更能吸引外部先進的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外圍地區主要目標是吸引生產性企業進入激發經濟增長活力,會弱化生產性服務業的關注度。綜上,文章提出假說2。

假說2:“大氣十條”政策促進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中心地區時,也推動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外圍地區,且這一作用在中心地區更大。

(三) 高鐵開通和本土市場規模的機制效應

1. 高鐵開通的機制效應

相較于以往落后的交通網,導致運輸費、無形資產、產品交易和商務往來等費用上升[21]?？v橫高鐵網拉近市場距離,中心地區部分企業為彌補污染排放治理引致的經濟損失,向環境規制較弱的周邊地區建立子公司,以期獲得更高經濟效益。高鐵開通為地區間企業創造交流、學習和合作提供機會,緩解周邊地區企業因地理分割和行政阻礙從中心地區損失的如技術、知識等福利,吸引生產性企業進入。高鐵開通帶動高技能勞動流入,產生知識溢出效應,促進集聚地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發展也會擴大高端要素的需求,兩者形成相互促進和良性循環的積累效應[22],為生產性服務行業創造經濟效益,吸引外部生產性企業流入。未開通高鐵的外圍地區,所產生的引才效應強度相對較低,從而弱化了其對生產性服務業帶來的高質量要素供給作用。此外,根據許麗萍等[23]分析,城市在高鐵網絡中的度數中心度越高,與其他城市的網絡關系更深、更廣,這能提高知識、技術等要素突破物理邊界,跨區域和跨行業轉移,優化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為外圍生產性企業享受中心地區資源創造機會,也為中心地區生產性服務企業相互合作提供便利,提升企業進入意愿。綜上,文章提出假說3。

假說3:高鐵開通使“大氣十條”政策的企業選址效應存在差異。

假說3a:高鐵開通加強“大氣十條”政策抑制新建生產性企業向中心選址的傾向,且密集的高鐵網絡度數中心度能增強此機制效應。

假說3b:高鐵開通加強“大氣十條”政策促進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選址于中心地區的傾向,且密集的高鐵網絡度數中心度能增強此機制效應。

2. 本土市場規模的機制效應

本土市場規模擴大不僅能提高工資溢價[24],也使有限土地的價格和租金上漲,提高新建生產性企業成本。同時,規模性市場中的在位企業為獲得更高市場占有率,在信息和客戶方面進行壟斷,“擠出”生產率較低的生產性企業。外圍地區以往因資源、交通和行政支持劣勢,市場規模較小,且該地區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為新建生產性企業進入提供空間。對于生產性服務業,政策實施地區擁有超大市場規模,為協助生產性企業降低污染排放的信息傳輸、技術服務、科學研發、運輸等生產性服務企業提供巨大空間,吸引相關服務業進入。此外,市場規模擴大能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要素利用率,進而提升買賣雙方的信任水平和[25],引致外部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綜上,文章提出假說4。

假說4:本土市場規模使“大氣十條”政策的企業選址效應存在差異。

假說4a:本土市場規模擴大能加強“大氣十條”政策抑制新建生產性企業選址于中心地區的傾向。

假說4b:本土市場規模擴大能加強“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選址于中心地區的意愿。

(四) “大氣十條”政策改變企業區位選擇而重塑產業空間布局

“大氣十條”政策沖擊下,生產性企業更傾向選址于環境規制較弱的外圍地區。產業關聯機制下,中心地區內原有生產性企業為在限定期限內達到降污減排標準,加強技術研究、創新和污染排放處理的資金投入,短期內極大地提高相關專業化服務業需求。同時,隨著生產性企業向外圍轉移,由于新進入企業處于起步階段,可能將資金用于多樣化服務用途。由此,“大氣十條”政策使中心地區生產性企業集聚水平下降,而外圍地的集聚水平上升;對于生產性服務企業,“大氣十條”政策引至中心地區內專業化生產性服務集聚水平快速上升,而外圍地區多樣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也快速上升。這說明中心地區內通過生產性企業擴散和生產性服務專業化集聚形成“主服務、輔生產”的產業結構,外圍地區則通過生產性企業集聚和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形成“主生產、輔服務”的產業結構,并總體上塑造出“中心主服務,外圍主生產”的產業區域分工。綜上,文章提出假說5。

假說5:“大氣十條”政策改變新建生產性企業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區位選址,在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基于自身比較優勢塑造出差異化的產業結構,改善區域間產業分工任務。

假說5a:對于中心地區,“大氣十條”政策通過降低生產性企業進入空間,提高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機會,塑造出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為主和生產性行業集聚為輔的產業布局。

假說5b:對于外圍地區,“大氣十條”政策通過增強生產性企業進入空間,吸引生產性服務多樣化企業進入,塑造出以生產性行業集聚為主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為輔的產業布局。

本文的理論框架圖如圖1所示。

圖1 “大氣十條”政策重塑中心-外圍產業空間布局的理論框架

四、 研究設計

(一) 模型構建

本文以“大氣十條”政策為準自然實驗,將政策實施城市作為實驗組,外圍城市作為控制組,構建雙重差分模型(DID),檢驗“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企業區位選擇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模型設定如式(1):

(1)

其中,EPE和EPS分別表示生產性企業進入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數量。Did用Treated×Time表示,Treated和Time依次表示“大氣十條”政策執行的地區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X為控制變量,μ、φ和ε分別表示地區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隨機誤差項。

進一步地,為檢驗高鐵開通和本土市場規模依次對“大氣十條”政策影響生產性企業選址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選址產生的作用,本文設定式(2)進行探究。同時,考慮到高鐵開通和本土市場規模均是隨時間和地區動態變化的過程,參照閆昊生等[26]的方法,在模型中納入高鐵開通(本土市場規模)、城市和年份聯合固定效應。

(2)

其中,M分別表示高鐵開通(M1)、高鐵網絡度數中心度(M2)和本土市場規模(M3),ψ表示高鐵開通(高鐵網絡度數中心度、本土市場規模)與城市的聯合固定效應,χ表示高鐵開通(高鐵網絡度數中心度、本土市場規模)和時間的聯合固定效應,δ表示城市和時間的聯合固定效應,其余變量解釋均與式(1)相同。

(二) 指標選取

1. 被解釋變量

各地區當年新建生產性企業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能夠體現出兩者的區位選擇,則以此兩變量衡量生產性企業進入(EPE)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EPS)。新建生產性企業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均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7)行業劃分標準選擇,其中,從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C)、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D)及建筑業(E)中整理得到新建生產性企業總數量,并對數化處理;參照學術界使用的方法[23],從第三產業中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G)”“金融業(J)”“租賃和商務服務業(L)”“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I)”“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M)”中整理得到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總數量,并對數化處理。

2. 核心解釋變量

“大氣十條”政策(Did)。將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管轄范圍內的城市設定為實驗組(Treated賦值為1)。參照楊斯悅等[27]的思路,將與中心地區省市相鄰的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山西省、陜西省、山東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湖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管轄管范圍內的地級市設定為對照組(Treated賦值為0)。Time為時間虛擬變量,如果時間變量在2013年及之后,Time設定為1,否則設定為0。

3. 機制變量

本文選取高鐵開通、度數中心度和本土市場規模作為機制變量。①高鐵開通(M1)。若某城市在t年開通高鐵,則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進一步地,本文參照許麗萍等[23]的做法,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法計算的度數中心度(M2)衡量地區高鐵網絡。②本土市場規模(M3)。本文參照許麗萍等[23]的方法計算得到,并基于其中位數,將高于中位數的值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所得啞變量為實證回歸中的本土市場規模(M3)。

4. 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以下變量控制樣本所在地級市的特征:金融水平(Fil),使用金融機構當年貸款余額與實際GDP的比值作為代理變量;政府科技財政支出(Got),采用政府財政科技支出與實際GDP的比值作為代理變量;信息化水平(Inl),使用計算機軟件、軟件從業人員數作為代理變量,并對數化處理;人口密度(Pod),使用當年人口增長率作為代理變量;綠色創新水平(Crl),使用當年申請的綠色專利實用型數量表示,正向平移1單位后對數化處理。

表1 變量統計性描述

(三) 數據來源

為剔除公共衛生事件對企業選址產生的不利影響,將研究時間選擇為2005—2019年。參照楊洋等[28]的方法,利用“天眼查”企業信息查詢平臺(https://www.tianyancha.com),獲取各地級市目標年份新注冊生產性企業數量和生產性服務企業注冊數量。綠色創新數據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其余變量均來自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各地級市統計公報。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五、 實證分析

(一)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表2中模型(1)至模型(4)結果,“大氣十條”政策顯著抑制生產性企業進入,但顯著促進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可見,“大氣十條”政策會阻礙生產性企業進入,但能有效吸引生產性服務企業選址于此。假說1前半部分和假說2前半部分得到驗證。為保證上述結果穩健,本文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PSM-DID檢驗、縮尾檢驗、剔除低碳試點城市干擾和內生性檢驗,表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備索。

(二) 機制分析

1. 高鐵開通的機制檢驗

表3結果表明,模型(1)至模型(4)回歸結果驗證了高鐵開通和高鐵網絡度數中心度的調節效應。Did×M1對EPE和EPS產生的影響效應依次為-0.104和0.145,且在1%水平下顯著,這說明高鐵開通對“大氣十條”政策抑制生產性企業進入和促進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的影響效應都被加強。主要是“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高鐵開通加強中心地區與周邊地區的交流、學習機會,使外部生產性企業不僅能規避嚴格的污染防治管制,更能使其更好地享受中心地區先進生產服務,進而引致生產性企業向外圍地區遷移。同時,高鐵開通有助于促使高素質勞動力集聚,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22],提高此行業生產效率而吸引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此外,模型(3)和模型(4)結果表明,Did×M2對EPE和EPS產生的影響效應依次為-2.782和7.024且顯著,較模型(1)和模型(2)產生的作用效應明顯上升。由此,假說3a和3b得到驗證。

2. 本土市場規模的機制檢驗

根據表3中模型(5)至模型(6)結果,Did×M3對EPE和EPS產生的影響效應依次為-0.128和0.134且顯著,這說明隨著本土市場規模擴大,“大氣十條”政策對生產性企業進入產生的抑制效應和對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的促進效應被加強。主要是“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中心地區本土市場規模產生的“成本效應”,減緩新建生產性企業進入意愿。相應地,生產性服務企業因污染性較低,獲利能力較強,吸引其進入。外圍地區市場規模相對較小,生產性企業進入更容易承擔相對較低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且作為低效率生產性企業承接主體,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較低,且使其對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的吸引能力被弱化。由此,假說4a和4b得到驗證。

表3 機制檢驗回歸結果

(三) “大氣十條”政策影響各類新建企業的空間溢出效應

根據理論分析,“大氣十條”政策阻礙生產性企業進入中心地區,使此類企業轉移到外圍地區。同時,“大氣十條”政策也能促使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外圍地區。為驗證該推論是否準確,采用空間杜賓雙重差分模型(SDID)進行檢驗,所構建的模型如下:

(3)

(4)

為檢驗SDID模型成立性,基于s=50KM的反距離矩陣,通過LM檢驗、LR檢驗和Hausman檢驗,選用固定效應下SDID模型,并使用偏微分分解方法探討“大氣十條”政策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對于生產性企業進入,直接效應下,“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企業產生不顯著的影響,可能原因是50KM距離閾值內,相鄰城市數量較小,該政策對本地區新建生產性企業的負向影響被弱化。間接效應下,“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企業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主要空氣污染易擴散,中心地區與外圍地區政府展開聯防聯控協作,同步提高此鄰近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抑制生產性企業進入。

對于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直接效應下,“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產生顯著影響,主要是本地區內生產性企業為達到減排標準,需求引致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間接效應下,“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產生顯著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是中心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水平較高,能以較低的成本服務于50KM閾值內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而抑制相關企業進入。此外,為保證回歸結果穩健,本文列出0～1空間權重矩陣(W1)和反地理距離平方矩陣(W2)的回歸結果,表明結果穩健。

表4 空間溢出效應回歸結果(W:0～50KM)

1. “大氣十條”政策影響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的衰減邊界

為探討“大氣十條”政策分別對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的影響作用,本文參照韓峰和謝銳[29]的方法,以50KM為步長,逐步向外圍區域遞進過程中,記錄各距離閾值內采用SDID模型估計的間接溢出效應系數值,最終繪制得到圖2和圖3,

①實心球表示“大氣十條”政策對該距離閾值內的生產性企業進入產生至少在10%水平下的顯著性影響,而空心圓圈則表示未能實現至少10%水平下的顯著性。

②實心球表示“大氣十條”政策對該距離閾值內的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至少在10%水平下的顯著性影響,而空心圓圈則表示未能實現至少10%水平下的顯著性。

圖2 生產性企業進入的空間溢出效應①

圖3 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的空間溢出效應②

圖2結果顯示,0～250KM范圍內,“大氣十條”政策抑制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主要是中心地方政府為按期達到減排標準,將突破污染治理行動行政邊界線,協同外圍地區共同治理,使外圍地區設定較高進入門檻,阻礙生產性企業進入。250～1850KM范圍內,“大氣十條”政策對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總體上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主要是外圍地區較弱的環境規制放寬生產性企業進入門檻,且能借助發達的交通網和信息技術享受到中心地區技術、人力等先進的生產性服務紅利,吸引生產性企業進入。1950～2650KM范圍內,“大氣十條”政策對生產性企業進入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當地理閾值的行政邊界達到超遠距離時,新建生產性企業盡管能享受到外圍地區較弱的環境規制和土地等成本,但若要共享中心地區高端服務,需要承擔的交流成本、合作成本等大幅上升,抑制了其進入更遠距離外圍地區的意愿。距離閾值超過2650KM后,“大氣十條”政策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并在0附近波動,即“大氣十條”政策對生產性企業進入不再產生有效的空間溢出效應,說明“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企業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符合地理距離衰減特征,假說1后半部分得到檢驗。

2. “大氣十條”政策影響外圍地區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的衰減邊界

圖3結果顯示,0～100KM范圍內,“大氣十條”政策對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距離中心地區越近,外圍生產性企業獲取中心地區信息和服務的成本越低,更愿意使用中心地區高質量和先進技術服務,阻礙相關企業進入。100～1900KM范圍內,“大氣十條”政策對外圍地區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究其原因,“大氣十條”政策引致生產性企業進入外圍地區,產業關聯機制下,促使相關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1950～2650KM范圍內,“大氣十條”政策對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按髿馐畻l”政策抑制該范圍內新建生產性企業進入,供需理論下,進而對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的吸引力下降。距離閾值超過2650KM后,“大氣十條”政策也對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并在0附近波動,符合地理距離衰減特征,假說2的后半部分得到驗證。

(四) 新建生產性企業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區位選擇變化引起的產業集聚差異

為檢驗“大氣十條”政策沖擊下,新建生產性企業和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選址變化引起中心-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集聚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集聚差異。本文測算生產性企業集聚水平(Peg)、生產性服務企業專業化集聚水平(Psg)、產業結構升級(Isu)、生產性服務企業低端專業化集聚水平(PsgL)、生產性服務企業高端專業化集聚水平(PsgH)和生產性服務企業多樣化集聚水平(Pdg),具體計算公式參照許麗萍等[23]、韓峰和陽立高[30]的研究。

圖4結果表明,“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中心地區生產性企業集聚水平下降,生產性服務企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水平上升,進而形成以生產性服務行業為主、生產性行業為輔的產業結構。對于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集聚水平明顯快速上升,而生產性服務企業專業化和多樣化集聚水平緩慢上升,其中生產性服務企業低端專業化集聚水平波動下降,進而形成以生產性行業為主,生產性服務行業為輔的產業結構,假說5a和假說5b得到檢驗。

表5 “大氣十條”政策影響各行業企業集聚的回歸結果

表5展示“大氣十條”政策影響企業集聚的效應。根據模型(1),“大氣十條”政策未顯著地促進生產性企業集聚,這與“大氣十條”政策引致生產性企業向外圍集聚密不可分。模型(2)結果表明,“大氣十條”政策顯著地抑制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說明“大氣十條”政策使中心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水平相對降低。模型(3)至模型(5)結果表明,“大氣十條”政策依次對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水平、生產性服務業低端專業化集聚水平和生產性服務業高端專業化集聚水平均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反映出“大氣十條”政策更有效地提高中心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水平。模型(6)表明“大氣十條”政策顯著推動中心地區產業結構升級。

①1代表中心地區;2代表外圍地區。A、B、C、D、E依次表示生產性企業集聚、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生產性服務業低端專業化集聚、生產性服務業高端專業化集聚;Agd表示集聚水平。

②1代表中心地區;2代表外圍地區。F、G、H、I依次表示生產性企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協同水平、生產性企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協同水平、生產性企業與生產性服務業高端專業化協同水平、生產性企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低端專業化協同水平;Cod表示協同水平。

圖4 不同行業企業進入集聚的時間趨勢①

圖5 不同行業企業進入集聚后協同的時間趨勢②

(五) 拓展性分析

由前文分析結果可知,“大氣十條”政策引至中心地區演化為“主服務,輔生產”,而外圍地區演化為“主生產,輔服務”的產業空間布局。進一步地,本文參照許麗萍等[23]的做法,計算得到生產性行業依次與生產性服務專業化協同集聚水平(Psl)、與生產性服務低端專業化協同集聚水平(PslL)、與生產性服務高端專業化協同集聚水平(PslH)、與生產性服務多樣化協同集聚水平(Pdl)。圖5展示中心地區和外圍地區,Psl(F)、PslL(H)、PslH(I)和Pdl(G)的時空演化趨勢圖?？傮w上看,“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中心地區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水平呈下降趨勢;外圍地區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行業協同集聚水平呈上升態勢,并在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多樣化行業的協同集聚水平中體現更明顯,且中心地區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水平整體上高于外圍地區。

表6 “大氣十條”政策影響生產性企業和生產性服務企業協同集聚的回歸結果

此外,本文使用式(1),分析“大氣十條”政策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影響效應,結果如表6所示。模型(1)至模型(4)回歸結果表明,“大氣十條”政策整體上提高中心地區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專業化協同集聚水平(Psl、PslL、PslH),而降低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協同集聚水平(Pdl)。反映出“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中心地區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專業化會實現更高水平的協同集聚,而外圍地區則在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多樣化能夠實現更高水平的協同集聚。

六、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大氣十條”政策為準自然實驗,使用2005—2019年211個地級市面板數據,驗證“大氣十條”政策對中心地區和外圍地區產業空間重構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得到以下結論:(1)“大氣十條”政策抑制新建生產性企業進入,而促進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且高鐵開通和本土市場規模擴大既能加強“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企業的抑制效應,也能增強“大氣十條”政策對新建生產性服務企業的促進效應。同時,“大氣十條”政策對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產生的空間溢出效應,表現出隨距離閾值增加的抑制→促進→抑制→無顯著影響的空間特征。(2)“大氣十條”政策沖擊下,生產性企業和生產性服務企業進入傾向變化,引致中心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下降使得生產性企業集聚水平大幅降低,而生產性服務企業數量上升使生產性服務企業的多樣化、專業化、高端專業化和低端專業化集聚水平均快速上升;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進入上升推動生產性企業集聚水平大幅上升,而生產性服務企業數量上升引起生產性服務企業的多樣化、高端專業化集聚水平均緩慢上升,低端專業化集聚水平呈下降趨勢。在中心地區形成“主生產性服務行業、輔生產性行業”的產業結構,在外圍地區形成“主生產性行業、輔生產性服務行業”的產業結構。政策效應結果表明,“大氣十條”政策對生產性企業集聚影響不顯著,但顯著促進生產性服務企業(低端、高端)專業化集聚,以及顯著地抑制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且促進產業結構由生產型向服務業型升級。(3)“大氣十條”政策實施后,中心地區生產性行業分別與生產性服務(低端、高端)專業化及多樣化的協同集聚水平呈現出平緩下降趨勢;外圍地區生產性行業分別與生產性服務(低端、高端)專業化的協同集聚水平呈現出上升態勢,并與生產性服務多樣化的協同集聚水平快速上升。政策效應結果表明,“大氣十條”政策顯著提高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低端、高端)專業化的協同集聚水平,但顯著抑制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行業多樣化的協同集聚水平。

據此,得到如下政策啟示:(1)充分發揮“大氣十條”政策的能動作用,提高中心地區以高端生產性專業化為主的服務能力?！按髿馐畻l”政策為生產性企業設定更高進入門檻時,應優化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競爭環境,并結合自身優勢,因地制宜、實施針對性的扶持政策。此外,利用高鐵網絡和市場規模溢出效應,增強中心地區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對外圍地區生產性企業的輻射帶動作用,提升生產性和服務資源配置效率[31],促進資源優勢互補和產業空間分布合理化。(2)合理利用“大氣十條”政策的擠出效應,增強外圍地區產業承接能力。隨著生產性企業逐漸擴散至外圍地區,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過程中,應該認準自身功能定位和比較優勢,培育特色產業,并為生產性行業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務,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加強高鐵網建設,破除阻礙要素流動的制約性,完善科技共享體系和鼓勵科技信息區域間互惠,帶動外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3)促進中心地區與外圍地區內生產性行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集聚,優化區域間產業分工協作機制。中心地區政府基于市場運行規律,促使高端生產性專業化服務企業更好地融入生產性行業,協助生產性企業向高附加值轉型,加強產業鏈上下游關聯性,提升企業生產效率進而改善空氣質量。外圍地區政府依據生產性企業當前發展規模和需求,引導多樣化生產性服務企業與生產性企業對接,并快速推進信息和交通網絡建設,極大地共享中心地區高端專業化服務的溢出效應,推動產業集聚進入高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