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區圍產期抑郁發病率調查及危險因素*

徐玉芹 王小榕 王子旭 陳 雪 劉曉巍△ 趙 宏△

①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 E-mail:yuqin2200@126.com ②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婦產醫院 ③中國中醫科學院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 △通信作者 E-mail:lxw1092@sohu.com E-mail:hongzhao2005@aliyun.com

圍產期抑郁(peripartum depression,PPD)是指在孕期及產后一年內發作的非精神病性的輕性或重性抑郁障礙,包括產前抑郁癥(或稱孕期抑郁癥,antepartum depression)和產后抑郁癥(postpartum depression)[1-2]。由于篩查工具、界值取值、樣本的代表性等因素各不相同,國內外關于圍產期抑郁的發病率報道差別較大。我國圍產期抑郁發病率在5.5%至23.1%[3]之間,國外報道孕期抑郁和產后抑郁的發生率分別是15%和20%[4-5]。圍產期抑郁癥同抑郁癥一樣,擁有高復發率、高自殺率的特點[6-7],它不僅影響孕產婦本身,會增加早產[8]、孕期高血壓的風險[9],還對胎兒或嬰兒的身心發育產生負面影響會導致嬰幼兒發育不良、患哮喘及精神疾病的風險增加[10]。圍產期是女性抑郁癥的一個發病高峰[11]。據國外系統評價顯示[12],產前抑郁發病的人群相較于產前無抑郁的人群產后出現抑郁的可能性較大,具有統計學差異。因此,提高對圍產期婦女的心理衛生的關注,提高疾病篩出率和診斷率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關于孕期抑郁癥發病率的研究較少,而產后抑郁癥的發病率的相關研究則很多。我們選擇了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就診的孕晚期和產后孕產婦作為觀察對象,開展了孕晚期抑郁和產后抑郁發病率的橫斷面調查研究,并分析了與抑郁發病的相關危險因素,以期為我國圍產期抑郁的早期識別和早期診斷提供基礎研究數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產前分娩體驗門診和盆底康復門診就診的孕晚期和產后的孕產婦。本研究共收集問卷5460份,其中產前1360份,產后4100份。進行隱私信息清洗和排除不合格問卷后,最后得到有效問卷4476份,其中產前660份,產后3816份。產前平均孕周為38.53周,受調查的婦女年齡分布在20～25歲的有59人,占總人數的1.32%;26～30歲的有1122人,占總人數的25.07%;31～35歲的有2182人,占總人數的48.75%;36～40歲的有975人,占總人數的21.78%;41～45歲的有138人,占總人數的3.08%。

納入標準:①20～45歲的孕產婦;②孕晚期的孕婦(孕36～39周),以及產后一年內的產婦;③產后基線資料中的新生兒性別因素僅納入單胎者。排除標準:①量表必填項目不完整(姓名、年齡、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填寫項目少于總小總項目數2/3、填寫內容不符合邏輯的問卷;②重復問卷。對于同一個ID在7天內重復填寫,我們選取第一次填寫的問卷納入,第二次填寫的問卷予以排除。

1.2 方法

資料收集方法:在征得調查對象同意后,由專人指導調查對象掃描問卷星二維碼填寫問卷,現場通過手機端進行線上填寫。被調查者需根據自身最近7天的情況進行EPDS量表的填寫。調查者在現場對理解困難的條目給予解釋,并著重解答涉及隱私的條目。數據匯總至問卷星系統后臺,最終由工程師導出。

問卷包括被調查者相關信息以及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兩部分內容。①被調查者基本資料分為產前和產后兩個部分。產前采集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齡、丈夫的受教育程度[13]、代際關系[14]、孕期是否同丈夫發生過不良事件[15-16]、本次是否為計劃內懷孕[17]。產后采集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齡、個人最高學歷、工作狀態、目前個人經濟收入、分娩方式、自然分娩的情況、新生兒性別、孩子數量。②EPDS該量表共10個條目,分別為心境、樂趣、自責、焦慮、恐懼、失眠、應付能力、悲傷、哭泣和自傷。每個條目依據癥狀嚴重程度分為4級,分別賦值0～3分,總分0～30分。本次研究以總分≥13提示孕產婦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癥狀,視為篩查陽性?？偡衷礁?反映抑郁程度越重。

質量控制:本研究采用統一的調查方案,調查人,均接受過專業人員的的培訓,能夠指導被調查者準確地填寫問卷。

1.3 統計處理

調查表數據由問卷星系統直接導入SPSS 24.0統計學軟件,對重復問卷、無效問卷、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進行清洗。使用Logistic回歸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選取95%置信區間,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孕晚期同產后EPDS評分的比較

根據EPDS評分,以12/13作為界值,孕期抑郁人數是132例(20.0%),產后抑郁584例(15.30%)。孕晚期抑郁的EPDS評分為7.74±6.007,產后EPDS評分為7.52±4.789,孕晚期和產后EPDS評分具有統計學差異(P=0.000),見表1。

表1 孕晚期同產后EPDS評分的比較

2.2 相關因素

按照EPDS評分,以12/13作為界值,將孕產婦分為抑郁和非抑郁組,通過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法,分析孕產婦的人口學因素、產科因素等與抑郁發病的相關性。結果顯示,對于孕晚期抑郁,夫妻間是否發生過不良事件、本次懷孕是否為計劃內懷孕、代際關系等因素對抑郁的發生均無相關性(P>0.05),而產婦年齡分布在20～35歲區間具有顯著性(P=0.035),見表2。

表2 孕晚期抑郁發病率及危險因素分析[n(%)]

產后危險因素與抑郁發病的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個人月收入<10000元、既往有痛經史、經前緊張史、目前有漏尿癥狀P值均<0.05,提示以上因素為產后抑郁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3、圖1。

圖1 產后抑郁發病獨立危險因素(P<0.05)OR值圖示

表3 產后抑郁發病率及危險因素分析[n(%)]

3 討 論

目前國內關于孕晚期抑郁的發生率及其相關危險因素研究較少。本次研究以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作為篩查圍產期抑郁的工具,調查了北京地區圍產期抑郁發病率以及相關的危險因素。

Gavin[18]的系統評價結果顯示目前全球范圍內的孕中第三期(即孕晚期)抑郁發病率為8.5%,產后抑郁發病率為11%,產后發病率要高于孕晚期的發病率。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在北京婦產醫院就診的患者中,孕晚期抑郁的發病率為20.00%,產后抑郁的發病率為15.30%,孕晚期抑郁發病率高于產后抑郁發病率,且發病率均高于國外。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①Gavin的系統評價中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或地區,發達國家或地區民眾對生育的認知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普遍較高。我國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孕產婦對于生產的認知,與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差距,更加容易出現情緒波動的情況[19];②本次研究使用的初篩調查工具為愛丁堡產后抑郁自評量表,同使用DSM-5進行明確診斷的產后抑郁癥得出的發病率相比,存在一定的檢出偏倚,采用EPDS作為篩選工具測定的抑郁發病率偏高。

國內相關研究[20]表明,24～29歲為孕期抑郁高發年齡段。本研究顯示,北京地區孕婦年齡在20～35歲間是孕晚期抑郁高發年齡段,年齡區間相對抬高,同北京地區生育年齡普遍較高有關[21]。另外,本次研究的孕晚期調查主要在產前模擬門診開展,該門診主要為可試產的、較低危孕婦,一部分高危高齡的產婦(>35歲)被過濾,存在一定的選擇偏倚。

Ekuklu[14]認為,在土耳其,丈夫學歷水平低是婦女在孕期產生抑郁情緒的危險因素。同是發展中國家,我國丈夫在新生兒的孕育過程中的參與度普遍較低[22],這也解釋為何本研究中丈夫受教育水平同孕婦的抑郁患病情況沒有相關性。除此之外,本次研究顯示對于孕晚期抑郁,孕期夫妻間是否發生過不良事件、本次懷孕是否為計劃內懷孕、孕婦年齡、代際關系等因素對抑郁的發生均無相關性(P>0.05)。國外的研究認為孕期夫妻間發生過不良事件、本次為非計劃內懷孕和不良的代際關系都是抑郁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我們此次的研究結果與以上研究結果不一致。

對于產后抑郁,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個人經濟月收入小于10000元、既往有痛經史、經前緊張史、目前有漏尿癥狀P值均<0.05,提示以上因素為產后抑郁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國內外均有相關研究報道[23-24],經濟地位較低是產后抑郁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在北京地區,個人經濟月收入低于10000元的產婦發生抑郁的可能性相較于月入大于10000元的產婦較高。此外,痛經和經前緊張是產后抑郁情緒發生的兩個獨立危險因素[25-28],它們都與卵巢激素的變化相關,卵巢激素的變化與抑郁癥發病相關,雌二醇調節色氨酸羥化酶、血清素轉運體和5-羥色胺受體的基因表達。因此,雌激素的波動可能引起血清素神經傳遞的改變,從而導致抑郁情緒產生。此外,漏尿可導致生活質量的下降,也是產后抑郁情緒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29]。

本研究結果顯示,產后抑郁發病同產婦年齡、職業狀況、新生兒性別、孩子數量這些社會人口學資料以及分娩方式、月經情況等臨床資料均無相關性。國外大多數研究顯示[12,30],目前圍產期抑郁的危險因素有孕中晚期的心理狀態較差、曾患抑郁病史等。而我國尚未有高質量的相關系統評價,現有的相關研究[31]認為圍產期抑郁發病的危險因素主要有個人的文化程度、人格特質、家庭環境和激素水平。國外的危險因素偏向個人因素,國內的研究結果更偏向社會、經濟因素,這一差別同文化、經濟水平和女性角色差異有關,符合我國國情。

本次調查得出的危險因素主要同患者的個人生理功能相關,可能與本研究的調查區域比較局限,調查人群存在選擇偏倚,調查場所嘈雜可能影響受調查者的主觀判斷有關。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在北京婦產醫院就診的患者中,孕晚期抑郁和產后抑郁的的發病率分別為20.00%和15.30%,發病率較高。圍產期抑郁的發生是多因素綜合的結果,非高齡產婦與孕晚期抑郁發病相關,個人經濟收入較低、既往有痛經史、經前緊張史、目前有漏尿癥狀與產后抑郁的發生相關。因此,應該重視圍產期抑郁患者的篩查,加強對高危人群的識別和診斷,實現對圍產期抑郁患者的早期診斷和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