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的關系:挫商的中介效應*

李德敏 許 軍 張遠妮 張金華 盧城城 劉 琛 馬 蕊

①南方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廣東廣州) 510515 E-mail:lidemin0517@163.com ②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運營管理部 ③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組織人事處 ④南方醫科大學科研院 △通信作者 E-mail:drugstat@126.com

心理亞健康是處于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之間的一種持續性消極狀態[1],常出現焦慮不安、記憶力下降、睡眠不佳、注意力不集中、學習效率低下等現象,長期處于心理亞健康的狀態,對青少年身心發育、社會適應等方面都會造成消極影響[2]。但心理亞健康狀態作為一種中間狀態,具有向疾病和健康狀態轉化的特征[3]。青少年期是生長發育、人生過渡的重要時期,該階段青少年心理活動活躍,個性特征發育未穩定,有著較強的易變性和可塑性[4]。因此,探索青少年心理亞健康與個性特征之間的關系及作用機制,對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及人生后續階段心理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

個體在面對各種壓力事件或逆境時的韌性和彈性能力被稱為挫商、挫折商或逆境商(Adversity Quotient AQ)[5]。課題組前期結果顯示挫商與亞健康的發生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即挫商越高越不容易發生亞健康[6],挫商在性格與亞健康的關系中起中介效應,性格不同的人應對困境、抗挫折的能力也不同[7]。國外學者Somaratne,Jayawardena,和Perera提出大學生挫商與個體感知壓力水平顯著相關,挫商越高,壓力水平越低[8-9],挫商高的人能更好地應對挫折和逆境并將之當作是挑戰和機遇[10]。提高挫商對于提升個體抗壓、耐挫能力,促進心理健康有積極作用[11]。父母教養方式是指父母在養育孩子時的言行態度和情感氛圍,一般包括情感溫暖、拒絕和過度保護3種類型[12]。研究指出,父母教養方式能有效幫助孩子培養心理韌性、提升挫商,直接調節青少年對逆境的應對反應[13-14]。此外,挫商水平與成長生活經歷高度相關[15],青少年時期是發展挫商的黃金時期[16],父母教養方式、父母期待值等家庭因素是影響大學生抗挫折能力的首要因素,民主型、和睦家庭的大學生抗挫折能力較強[17]。父母對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具有基礎性、終身性、優先性與選擇性[18]。父母教養方式會影響個體從小的心理特質,并在此影響下發展出對應的耐挫力水平狀態[19]。父母提供的成長環境對青少年的人格發展以及成年期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而且認為父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或疾病的作用受挫商、性格等人格特征的影響[7],心靈、精神層面的成長對于亞健康狀態轉化有顯著性意義。

綜上,結合國內外研究獲知亞健康、挫商及父母教養方式三者之間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從全生命周期角度出發,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在人生發展早期階段進一步探究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之間的聯系以及挫商在其中的中介效應。旨在為父母教育子女提供科學依據和建議,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及人格特征發育,減少發生心理亞健康及心理疾病的風險,為人生后續階段良好的健康狀態奠定基礎,助力青少年人生發展。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首先根據我國各省份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第一階段抽樣,在華北、東北、中南、西南和西北5個地區分別隨機選取了天津市、黑龍江省、廣東省、四川省、甘肅省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第二階段在選取的省/直轄市內隨機抽取1～2個城市共7個城市,第三階段在抽取的城市中各隨機抽取2～4個街道共22個街道,然后在每個街道隨機抽取1～2個社區共43個社區作為調查點,并在調查點內隨機抽取自愿參與調查的年齡14～24歲、在調查地區常住時間滿半年以上居民作為調查對象。本次調查于2018年10月-2019年12月間完成,回收有效問卷1216份(93.5%)。本研究通過了南方醫科大學倫理審批(NFEC-2019-196),現場調查對象均獲口頭知情同意,匿名調查,且嚴格保密。

1.2 方法

采用課題組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由經過統一培訓的調查人員對青少年進行亞健康及相關因素的面訪調查。

1.2.1 亞健康狀況 采用課題組前期研制、廣泛應用于亞健康狀況評估、有較高信效度的亞健康評定量表(Sub-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 1.0,SHMS V1.0)評估青少年的心理亞健康狀況。該量表適用于14歲以上居民,有生理亞健康、心理亞健康和社會亞健康3個子量表,包括9個維度、39個條目,其中SH16至SH27條目評價的是心理亞健康狀態。各條目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非常差”到“非常好”依次賦1～5分,正向條目評分為原始得分,反向條目得分為6減去原始評分。各條目得分之和為其所在維度總分,各維度得分之和為子量表總分,子量表得分之和為量表總分,分數越高表示健康狀況越好。本研究將量表原始總分轉化為百分制后的得分用于分析、描述。轉化分=(原始分-理論最低分)/(理論最高分-理論最低分)×100。根據我國城鎮居民SHMS V1.0的劃界常模及青少年的心理亞健康量表轉化分確定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狀況,并依此得出本研究心理亞健康的檢出率[20]。SHMS V1.0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2,其心理亞健康子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67[21]。

1.2.2 挫商及父母教養方式 包括性別、年齡、戶籍、身高、體質量等基本人口學特征及父母教養方式(驕縱型、嚴厲型、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規則))和挫商(很低、較低、一般、較高和很高)。父母教養方式和挫商,均采用自評方式,分別通過問題“您覺得父母對您的管教方式更偏向于”“您的挫商(抗挫折、調節壓力)如何?”獲得。

1.3 統計處理

采用Epi Data建立數據庫,雙人雙錄入數據并進行邏輯核查;使用SPSS 25.0進行描述性分析、Spearman相關分析及偏相關分析(r);運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

2 結 果

2.1 基本情況描述

本研究調查的1216名青少年,年齡14～24歲,平均年齡(20.41±2.32)歲,其中男性561人(46.1%),女性655人(53.9%)。挫商自評很低39人(3.2%),較低112人(9.2%),一般519人(42.7%),較高430人(35.4%),很高116人(9.5%)。父母教養方式驕縱型123人(10.1%),嚴厲型345人(28.4%),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規則)748人(61.5%)。心理亞健康得分轉化分為(64.77±14.09)分,心理亞健康檢出率為68.1%。

2.2 父母教養方式、心理亞健康、挫商三者間的相關性分析

對父母教養方式、挫商及心理亞健康轉化分和人口學特征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性別和戶籍與挫商顯著性相關,男性挫商顯著高于女性,男性心理亞健康得分顯著高于女性,城市戶籍的青少年挫商高于農村戶籍。因此進一步控制人口學變量對研究變量進行偏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挫商與心理亞健康量表得分正相關。父母教養方式與挫商、心理亞健康得分正相關,見表1。

表1 挫商、父母教養方式和心理亞健康的相關關系(r)

2.3 挫商對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的中介效應檢驗

在控制性別、戶籍的情況下,以心理亞健康子量表得分為因變量、父母教養方式為自變量,挫商為中介變量,根據方杰、溫忠麟[22]等建議,采用Hayes研發的Process宏程序中model 4執行基于Bootstrap法(重復抽樣5000次)的多類別自變量中介效應檢驗,若矯正偏差的Bootstrap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示中介效應顯著。

本研究自變量“父母教養方式”為三分類變量,按照溫忠麟類別變量中介效應檢驗程序(見圖1),首先進行整體中介效應檢驗,整體總效應檢驗的F(1204)=22.80,P<0.01,c=4.22(見圖2、3);整體直接效應F(1204)=45.2082,P<0.01,整體中介效應檢驗的95%Bootstrap置信區間為[0.28,1.55],表明2個相對總效應、相對直接效應、相對中介效應均不全為0[22],因此做進一步的相對中介分析。

圖1 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圖

圖2 中介效應示意圖

圖3 整體中介總效應

結果顯示,相對于驕縱型管教方式,嚴厲型和正面管教型對心理亞健康轉化分正向預測作用顯著;加入中介變量挫商后,“正面管教型”對心理亞健康轉化分的直接預測作用依然顯著,而嚴厲型管教方式對心理亞健康的預測作用無顯著性意義,見表2。

表2 中介模型檢驗結果(n=995)

相對中介分析結果顯示,以驕縱型管教方式作為參照水平,嚴厲型(X1)相對驕縱型的相對中介的95% Bootstrap置信區間為[0.27,2.23],不包括0,表明相對中介效應顯著(a1=0.27,b=4.47,a1b=1.20),即父母教養方式為嚴厲型的青少年挫商比驕縱型的青少年要高0.27(a1=0.27),所以嚴厲型的青少年亞健康得分也相應更高。但相對直接效應不顯著,95% Bootstrap置信區間為[-0.71,4.62],表明排除中介作用后,相對于驕縱型管教方式,嚴厲型對心理亞健康的影響無顯著性差異,挫商起完全中介作用。相對總效應顯著(c1=3.16,)相對中介效應的效果量為38%。同理,以驕縱型管教方式為參照水平,正面管教(X2)的相對中介的95% Bootstrap置信區間為[1.29,3.29],相對中介效應顯著(a2=0.50,b=4.47,a2b=2.23)。相對于驕縱型的青少年,父母正面管教的青少年挫商更高,相應地正面管教的青少年心理亞健康得分也更高。相對直接效應95% Bootstrap置信區間為[3.05,8.34],排除中介效應后,正面管教方式仍能顯著影響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狀況,因此挫商在正面管教型方式與亞健康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相對總效應顯著(c2=7.92,)中介效應占比為28%,見表3。挫商的中介效應影響路徑見圖4。

圖4 中介效應路徑圖

表3 挫商在父母教養方式和心理亞健康間的中介效應值

3 討 論

心理亞健康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甚至還會對其家庭、朋友、社會帶來損害[23]。父母教養方式、個性特征(如心理韌性、挫商等)對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的發生發展有較大影響[6,24],本研究探討了父母教養方式、心理亞健康及挫商之間的作用機制和中介效應,為早期預防和干預青少年心理亞健康提供了新思路和依據。

本次調查中,14～24歲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發生率高于城鎮居民心理亞健康發生率[25],表明青少年心理亞健康問題嚴峻不容忽視。其中,研究顯示男性青少年挫商高于女性,亞健康得分也顯著高于女性,提示在人格特征發育和心理健康方面需要重視男女性別差異。

本研究發現,父母教養方式能顯著影響青少年心理亞健康,驕縱型管教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發生亞健康。相對于驕縱型管教方式,嚴厲型和正面管教型均能正向預測心理亞健康得分。這是因為父母的管教方式為孩子的人格發展提供一個環境,冷漠、拒絕、過度保護等教養方式會使子女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26],父母嚴厲管教與青少年NSSI風險增加有關[27],而積極的尊重人類發展需求的管教方式,將有利于孩子成年期的心理健康[28]。在中國,父母嚴厲管教是一種普遍現象。有研究表明,50%的中國父母會采取嚴厲的方式管教子女[29]。本研究結果顯示挫商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存在顯著的偏相關關系,還驗證了挫商在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之間的中介效應。父母教養方式能通過挫商影響青少年心理亞健康,挫商在嚴厲型管教方式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的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規則)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之間起部分中介效應。以往研究提出父母民主、寬容能增強孩子自信心,有利于其樂觀開朗的性格形成[25],較高的挫商有利于個人發展,提升挫商能提高青少年處理情緒和克服逆境的能力,高挫商的人群往往能將逆境轉變為機遇[15]。此外,挫商高的人往往擁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或能更容易提升專業能力[30],比如企業中挫商高的人相比于挫商低的更容易獲得更高的職位[31]。父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起重要影響作用[26],且父母的正念養育水平與其消極的教養方式正相關,消極的教養方式又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正相關[32]。

綜上所述,本研究中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規則)的方式更有利于為孩子提供自信、尊重的成長環境,有助于培養青少年挫商,提升其積極應對挫折和逆境的能力,從而緩沖負性事件和各種壓力對心理帶來的負面影響,保持心理健康、助力人生后續階段個人發展。因此在實踐中,本研究可以為改進父母的管教方式提供參考依據,從而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育和人生發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目前亞健康的診斷暫時沒有一個金標準,因此研究的界定方法不同檢出率也存在差異。二是本研究采取自評的調查方式,可能存在報告偏倚和回憶偏倚。三是目前主要采用挫商、父母教養方式條目進行測試,未使用全面評定父母教養方式及挫商的量表,下一步可以深入研究管教方式的各維度與青少年心理亞健康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