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排斥、網絡排斥與青少年網絡攻擊行為的關系: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的中介作用*

趙雨露 張 野△ 付 楊 王 凱

①沈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110034 E-mail:zhaoyulu6@163.com ②遼寧省撫順市社會科學院 ③廣東省中山市中等專業學校德育處 △通信作者 E-mail:zhangye_psy@163.com

網絡攻擊行為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通過社交網站、手機或其他電子設備,意圖傷害或貶低他人,且被受害者視為厭惡的行為[1]。研究發現,受害經歷與攻擊行為相結合后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功能產生消極影響[2],作為受害的典型形式,不同形式排斥對青少年網絡攻擊行為影響的內在機制仍不清晰,探明兩者間的具體作用機制能夠為預防青少年網絡攻擊行為的發生提供一定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社會排斥是指個體身體上的被隔離或情感上的被忽視與被拒絕,導致歸屬需要發展受到阻礙的現象[3]。社會排斥一般分為現實排斥與網絡排斥,現實排斥是指個體在面對面的社會交往中,由于被他人拒絕或排斥,使得歸屬需要發展受到阻礙的現象[4]。網絡排斥是指個體在非面對面的網絡交往互動中,由于沒有及時獲得他人的交流和認可,從而感受到被排斥的消極體驗[5]。依據需要威脅時間模型(temporal need-threat framework),社會排斥威脅個體自尊、歸屬感、控制感和存在意義感等基本需要,產生一系列的負性情緒[6]和攻擊行為[2]。研究發現,現實受排斥經歷會驅使個體在社交網絡中尋求情感交流與被接納感[7],但是個體在尋求歸屬需要滿足的同時往往還伴隨著網絡攻擊行為的發生[8]。相較而言,網絡排斥具有更多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5],致使被看作個體保護機制的社會檢測系統(social monitoring system)將引發痛苦和傷害的模糊線索視為排斥,強烈的排斥感會引發青少年更多的網絡攻擊行為[9]。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現實/網絡排斥能夠正向預測青少年的網絡攻擊行為。

心理一致感是指個體具有一種普遍而動態的信心,面對困難或挑戰時表現出可控且有意義的自信傾向[10]。研究發現,負性生活事件會阻礙青少年心理一致感的形成[11]。作為一種典型的負性生活事件,社會排斥會阻礙個體存在意義感與控制感的發展[12],破壞心理一致感的重要組成成分[13],進而干擾心理一致感的形成。有益健康模型(salu-togenic model)指出,心理一致感可視為一種以應對為重點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方法[14]。迄今為止,心理一致感與青少年網絡攻擊行為的相關研究十分匱乏,但已有研究發現,當生活出現偏差時,高心理一致感青少年會在現實生活中較少地表達不滿情緒,并表現出較少的攻擊和破壞性行為[15],而低心理一致感個體的自評攻擊性則較高[16]。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心理一致感在現實/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起中介作用。

憤怒反芻是指專注于對引發憤怒的事件進行重復的負面認知[17]。社會排斥會引發個體強烈的憤怒、沮喪和悲傷情緒[6]。相較于現實人際排斥[18],青少年遭受網絡排斥和沖突的來源更為廣泛[2]。此外,排斥會導致青少年的期望社交狀態和實際社交狀態之間產生差異,其在試圖減少上述差異的過程中會對被排斥經歷導致的憤怒不斷反芻[19],并阻礙痛苦情緒的平復[20]。根據一般攻擊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憤怒情緒能夠降低對可能引發攻擊行為事件的喚醒水平,提高個體攻擊行為[21],即高憤怒反芻個體在受到挑釁或傷害后會表現出更強的攻擊傾向[22]。研究發現,為緩解歸屬壓力,被排斥者會努力尋找某種方式來彌補受傷的感覺,進而表現出較高的網絡攻擊行為[23]。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憤怒反芻在現實/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起中介作用。

心理一致感與憤怒情緒密切相關[24]。研究發現,低心理一致感個體對壓力可管理與可解決的信念較低,傾向于對負性信息進行反復加工,體驗到更多負面情緒[25]。心理一致感受損帶來的最直接后果是應激反應模式的轉變[26]。面對應激源時,心理一致感受損將導致個體無法識別資源并采取有效的應對方式,而是采取失調的應對模式,例如憤怒反芻[27]。精神病理學跨診斷模型(transdiagnostic models of psychopathology)指出,排斥事件作為遠端風險因素可能會塑造青少年的負面信念,形成失調的應激反應并陷入負面反省模式中[28],這可能會造成個體的痛苦不斷延長,進而采取攻擊行為來消除痛苦感[17]。據此,研究提出假設4: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在現實/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綜上,基于需要威脅時間模型與精神病理學跨診斷模型,本研究梳理出一條“現實排斥/網絡排斥→心理功能受損→憤怒情緒反芻→網絡攻擊行為”的理論邏輯路徑,以深入探討排斥對青少年網絡攻擊行為的作用機制。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在遼寧省兩所初中選取988名初中生進行施測,問卷回收后剔除回答不完整的問卷,最終確定有效問卷910份(92.1%)。其中男生446人(49.01%),女生464人(50.99%);初一學生475人(52.20%),初二學生373人(40.99%),初三學生62人(6.81%),年齡13.28±0.83歲。

1.2 方法

1.2.1 青少年遭受校園排斥問卷 采用張野等人[29]編制的青少年遭受校園排斥問卷,共17個題目。量表采用從1“從不這樣”到5“總是這樣”的5點計分方式,分數越高表明遭受校園現實排斥的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1。

1.2.2 青少年遭受網絡排斥問卷 采用張野等人[30]編制的青少年遭受網絡排斥問卷,共9個題目。問卷采用從1“從不這樣”到5“總是這樣”的5點計分方式,分數越高表明遭受網絡排斥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

1.2.3 心理一致感量表 采用劉俊升等人[31]修訂的心理一致感量表,共13個項目。量表采用7點計分法。分數越高表明心理一致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5。

1.2.4 憤怒反芻思維量表 采用羅亞莉和劉云波[32]修訂的憤怒反芻思維量表,共19個題目。量表采用從1“從不這樣”到4“總是這樣”的4點計分法,分數越高表明個體憤怒反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

1.2.5 少年網絡攻擊行為評定量表 采用趙鋒和高文斌[33]編制的少年網絡攻擊行為評定量表,共15個題目。問卷采用4點計分法,從1“從不這樣”～4“總是這樣”排列,總分越高表明青少年越易于實施網絡攻擊行為。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

1.3 統計處理

研究得到了研究者所在單位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并在獲得學校管理者、班主任老師、家長與學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級為單位,由受過培訓的心理學專業研究生進行團體施測。所有問卷皆采取不記名方式填寫,當場回收。采用SPSS 26.0和Amos 28.0對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控制未測量的潛在方法因子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34]。結果顯示,在五因素模型基礎上增加一個方法因子后(χ2=317.91,df=66,RMSEA=0.07,CFI=0.96,TLI=0.94,SRMR=0.03),模型擬合指數并未發生明顯改善(△CFI與△TLI的提高幅度小于0.1,△RMSEA與△SRMR降低幅度小于0.05),說明共同方法偏差問題在本研究中不嚴重。

2.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呈現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分析結果。結果表明現實排斥、網絡排斥與心理一致感呈顯著負相關,與憤怒反芻、網絡攻擊呈顯著正相關;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網絡攻擊呈顯著負相關;憤怒反芻與網絡攻擊行為呈顯著正相關。此外,性別、年齡人口學變量與網絡攻擊行為顯著相關,因此,在后續中介效應檢驗中將它們列為控制變量。

表1 各變量間描述性統計分析(r)

2.3 現實排斥、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行為的關系: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以現實排斥、網絡排斥為自變量,心理一致感、憤怒反芻為中介變量,網絡攻擊為因變量,并將性別和年齡作為控制變量,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心理一致感、憤怒反芻在現實排斥、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模型擬合整體在可接受范圍內(χ2/df=5.12,CFI=0.94,TLI=0.92,RMSEA=0.07)。對各路徑進一步分析結果見圖1,網絡排斥正向預測網絡攻擊行為(β=0.45,P<0.001),現實排斥對網絡攻擊行為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13,P=0.15);網絡排斥負向預測心理一致感(β=-0.39,P<0.001),正向預測憤怒反芻(β=0.26,P<0.001);現實排斥只能負向預測心理一致感(β=-0.24,P<0.001),對憤怒反芻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0,P=0.99);心理一致感不能預測網絡攻擊行為(β=0.10,P=0.07),能夠負向預測憤怒反芻(β=0.46,P<0.001),憤怒反芻正向預測網絡攻擊(β=0.23,P<0.001)。

注:虛線代表不顯著的路徑系數,為使模型簡潔,圖中未顯示控制變量

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重復取樣5000次,計算95%的置信區間,進一步驗證各中介效應的顯著性。表2結果表明,網絡排斥對網絡攻擊行為的直接效應顯著,且網絡排斥能夠通過憤怒反芻的間接作用、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的鏈式中介作用間接預測網絡攻擊行為。而現實排斥只能通過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的鏈式中介作用間接預測網絡攻擊行為。

表2 各路徑的效應值與95%置信區間

3 討 論

3.1 現實排斥、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行為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現實排斥對網絡攻擊行為的預測作用不顯著,網絡排斥能顯著正向預測網絡攻擊行為,部分驗證了假設1。根據自我控制失敗說(self-control failure)的觀點,排斥損害了個體的自我控制系統,導致自我控制資源虧損,從而降低了個體對自我行為的約束[35],最終提高了攻擊行為的發生率。但還有研究進一步指出,現實排斥與網絡排斥的發生率大致相當,但行為反應機制有所不同[4]。一方面,互聯網互動信息模糊、缺少非言語線索的特征,使得網絡排斥者表現出現實排斥者較少出現的“虛張聲勢”言語挑釁,借以緩沖排斥痛苦[23]。另一方面,受害者的感受存在差異[36]。部分高攻擊性青少年認為網絡環境中的攻擊或排斥是他人“開玩笑”性質行為,而非嚴肅的惡意行為[37],促使其面對網絡排斥時,會采取相似的網絡攻擊行為應對。相反,青少年現實排斥主要源于校內外環境,包含較多的真實性和負面非言語線索[18],這會使青少年對網絡攻擊將會造成傷害程度的感知更為敏感。

3.2 心理一致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心理一致感在現實排斥、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的單獨中介作用不顯著,假設2未得到驗證。生活中來自內外環境刺激的穩定性、可解釋性和可預測性是促進心理一致感形成的重要因素[13],任何可能造成情緒情感混亂的事件都會阻礙心理一致感的健康發展[11]。但是,排斥事件在很多時候是模糊、含義不明的,甚至在多數情況下,受排斥者自身也不能理解排斥為何發生[38]。因此,如果被排斥者長期遭受排斥,其對環境的認知和信念會持續下降,妨礙心理一致感的健康形成。有益健康模型(salu-togenic model)指出,心理一致感是人們創造健康資源和能力的來源,能夠使人有效地調動資源來應對壓力狀態[10]。然而,該模型更強調心理一致感的積極效用,并未指出低心理一致感一定會導致個體行為失調,尤其是誘發更多攻擊行為。也即是,低心理一致感可能導致心理健康問題[14]、自評攻擊性增加[16],但可能受限于現實資源、環境、預期攻擊行為后個人利益的影響而不會導致直接攻擊行為的增加。

3.3 憤怒反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憤怒反芻在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起中介作用,在現實排斥與網絡攻擊間的中介作用不顯著,部分驗證了假設3。依據壓力反應模型(stress response model),當個體面對網絡排斥壓力時,會采取攻擊行為對壓力源做出反應[22]。網絡情境缺少必要的人際互動線索,縮窄使用者的注意廣度,一旦網絡環境的模糊線索激活高敏感檢測系統,強烈的排斥感使青少年陷入憤怒反芻[19],進而發出攻擊行為應對排斥壓力[9]。此外,將憤怒情緒整合到思維并形成憤怒反芻的思維傾向可能會受到排斥的形式與內容的影響。研究表明,刺破手指的身體疼痛與社會排斥的情緒疼痛具有相似的神經機制[39],社會排斥將個體與群體或他人分離開所引發的分離-痛苦系統同樣具有身體疼痛所包含的憤怒、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即社會排斥痛苦不僅會引發憤怒情緒,還會引發被排斥者的恐懼[40]。相較于網絡排斥導致憤怒反芻,現實排斥更多會引發青少年“不被他人接受和認可”的歸屬威脅恐懼[41]?？謶智榫w一旦占據主導地位將會促使被排斥者采取回避策略[42],減少對引起恐懼情緒事件的重復認知,避免陷入對該事件的反芻。

3.4 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的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心理一致感與憤怒反芻在現實排斥與網絡攻擊、網絡排斥與網絡攻擊間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4得到驗證。高心理一致感青少年面對沖突時的不滿情緒較少,能夠調用有效資源應對壓力狀態[25]。相反,低心理一致感青少年有效應對沖突或壓力的能力不足,導致其對負性事件反復思索,不斷強化自身在事件中體驗到的憤怒情緒?？傮w來看,現實排斥或網絡排斥都將會阻礙青少年心理功能健康發展,形成失調的應激反應,表現出更多的外化行為問題。

3.5 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梳理出一條“現實排斥/網絡排斥→心理功能受損→憤怒情緒反芻→網絡攻擊行為”邏輯路徑,探討了現實排斥與網絡排斥對網絡攻擊行為具體作用機制的差異。這啟示人們,為維護青少年心理健康可從改善環境與實施舉措兩方面著手。首先,學校應樹立共同追求的集體規范和目標,增強學生的協同參與感,營造為他人“點贊”的包容性社交環境[43],降低排斥行為的發生。其次,網絡不是法外之地,要強化對社交媒體中攻擊行為的問責意識,充分認識到網絡攻擊行為的嚴重后果,并通過設計與實施心理健康相關課程增強心理一致感,降低憤怒反芻的發生率。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遭受排斥將會對青少年發展造成長久的負面影響[44],因此未來需要通過追蹤研究進一步揭示不同形式排斥對攻擊行為的影響。其次,本研究僅考慮了個體因素在排斥與攻擊間的作用機制,未來可以納入家庭、校園等環境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