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育視角下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可行性調查研究

鄧曉宇， 熊翊君， 張涵清

（江西理工大學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江西 贛州 341000）

一、引 言

巴基斯坦位于南亞次大陸，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點國家，也是我國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推進，巴基斯坦與我國在教育方面也展開了深入的合作。2013 年，我國將教育信息化國際合作納入教育領域對外開放的整體安排，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對接“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教育信息化的發展需求。2017年，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員會（HEC）發布《高等教育2025 愿景》，提出通過發展智慧教育，充分利用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促進本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1]。巴基斯坦對于智慧教育的推崇，與我國對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教育信息化發展合作的戰略不謀而合?；诖?，本文從智慧教育視角出發，以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為例，運用SOR（Stimuli-Organism-ResponSe）和TA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分析影響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因素，并對巴基斯坦在線教育的推廣進行可行性調查。針對調查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為巴基斯坦在線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政策性建議，以更好對接高等教育全球化轉型需求，促進中巴智慧教育優質資源共享平臺構建。

二、研究概述與理論框架

（一） 智慧教育視角下巴基斯坦在線教育發展綜述

智慧教育強調將ICT 引入傳統教學以實現傳統教育環境的重構，使得教與學向高效化、智能化轉變[2]。在線教育通過變革知識傳播方式和革新知識獲取手段重塑了一個全新的智慧學習體系，是智慧教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多民族的人口大國，巴基斯坦教育事業起步較晚，但是政府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近幾年也不斷出臺新的教育政策，促進本國教育事業的發展，以更好地滿足民眾對于優質教育獲取的需求。早在2002年，巴基斯坦政府為促進本國遠程教育發展，建立了巴基斯坦虛擬大學，通過利用ICT 工具，計劃在巴基斯坦全境實施優質遠程學習計劃。2017 年，巴基斯坦聯邦教育與職業培訓部發布《國家教育政策：2017》，強調加強ICT 在教育體系中的推廣與應用，以擴大教育規模并提高教育質量，推進本國的掃盲工作[3]。同年，HEC 發布《高等教育2025愿景》，提出建設“智慧大學”（smart university）的計劃，其子項目——智慧教室（smart classroom）旨在改造傳統教室，將學生與數字設備和教室內的教輔設備有機連接起來，實現遠程虛擬高質量學習，并以此作為切入點，全面助力智慧教育生態系統建設[4]。

雖然巴基斯坦政府一直有意推進本國在線教育發展，但是巴基斯坦高校在線教育發展依然停留在初始階段。截至2018 年，巴基斯坦國民識字率為57.01%，其中女性識字率還未過半[5]，因此利用ICT 普及優質教育依然任重道遠。巴基斯坦政府對教育的支出占總GDP 的2.6%[6]，投入相對不足，也是限制在線教育推廣目標實現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學生和教師缺乏互動、虛擬校園ICT 設備普及不均、市場營銷薄弱、課程內容與市場需求不一致等同樣是阻礙巴基斯坦在線教育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7]。

2019 年，HEC 與世界銀行合作，頒布了“巴基斯坦高等教育發展計劃”。該項目旨在運用技術資源提高巴基斯坦高等教育質量。優化利用ICT，加強高校在線教育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普及力度是該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22 年6 月，該項目已投入超過1.68 億美元[8]，其中5 270 萬美元被用于完善巴基斯坦高校的在線學習配套設施、構建網絡安全系統和對高校教職員工在線教育能力的培訓，以更好地為本國高校在線教育發展進一步掃清障礙，努力實現《高等教育2025 年愿景》文件中提到的建設智慧大學的目標。

教師和學生是智慧教育的主體，因此，探索智慧教育視角下在線教育推廣，需要深入思考學習者、教育者、社會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對在線教育的作用和影響。在線教育在拓寬學習者知識獲取來源的同時，也為教育者提出了新的挑戰。教師作為在線教育的直接參與者，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在線教育的推廣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9]。教師與學生在在線平臺上的良性互動可以很好地激發在線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從而增強學習者的持續學習意愿[10]。與此同時，想要對在線教育推廣的實際效果或未來的發展前景作出可靠的預測和判斷，不可忽視社會外部條件的影響，因此制度環境、技術成本及信息約束等外部變量是在線教育能否進一步推廣的重要前提和重要考量因素[11]。

雖然許多巴基斯坦學者曾強調社會外部條件、教育者、受教育者都是影響本國在線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12-14]，但是尚無學者從智慧教育視角出發對這三者進行實證研究和綜合闡述。因此本研究將社會外部條件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持續接受在線教育意愿的影響機制納入對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可行性分析探討當中。

（二） SOR模型

SOR 理論模型是由美國心理學家Mehrabian等提出的一種心理決策過程。Mehrabian 認為，外部的刺激輸入（S）可以影響有機個體的內部心理狀態（O），從而進一步改變有機個體后續的行為（R）[15]。學習者對在線教育的接受行為實際上也受到外部不同層面的刺激，從而影響到個體的內部心理狀態，最終產生對在線教育這一學習方式接受的意愿及行為。SOR 模型也被廣泛應用于在線教育學習者的行為研究。如吳華君等基于SOR理論模型構建了MOOC 課程持續學習意愿影響因素模型，證明了教師的支持對 MOOC 課程學習者持續學習有著顯著的影響[16]。賈明霞等將SOR 模型與MOA 理論相結合，提出了虛擬學術社區知識交流與知識共享研究模型，通過實例證明了虛擬學術社區中的知識交流與共享行為受到個體動機、機會、能力三個層面的正向影響[17]。將SOR 理論模型拓展到對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可行性研究中，為本文提供了結構化的研究視角與堅實的理論支撐。

（三） TAM模型

技術接受模型（TAM）理論通過模擬用戶對新技術的使用過程來接受預測用戶對該技術的接受程度[18]。該理論認為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是用戶接受技術的兩個基本決定因素，通過研究外部變量對這兩個決定因素的影響，可以很好地預測出用戶對信息系統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行為[19]。隨著TAM 模型的不斷完善，國內外學者將其運用到對智慧教育中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分析和對教學的態度預測研究中。Bhuasiri 等將TAM 模型與社會認知理論相結合，發現技術意識、動機和學習者行為是影響發展中國家成功推行在線教育的重要因素[20]。劉偉等基于TAM 模型，通過實證發現自身經驗、學校對在線教學易用性和有用性具有重要影響[21]。Hussein 等以TAM 模型為研究框架，發現馬來西亞大學師生對在線學習的接受程度受到需求和感知有用性的重要影響[22]。

基于以上理論基礎，本研究采用SOR 作為基本的研究框架，結合TAM 模型，將社會外部條件作為刺激輸入變量，以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作為有機體的感知變量，考察師生對于巴基斯坦在線教育的接受性及在線教育在巴基斯坦長期推廣實施的可行性的影響機制。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可行性影響因素模型

三、研究設計

（一） 研究假設

在線教育的推廣離不開政策的扶持。制度是影響人類一系列行為的規則或規范[23]。相對于其他影響因素而言，制度環境對政策相關主體的行為發揮著潛在約束作用，它不但影響著政策的執行，也影響著政策的接受。任何政策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激勵結構[24]。為了鼓勵本國高校向著國際化、智慧化轉型，HEC 頒布了一系列推廣政策，并提出數字化學習與技能強化倡議，鼓勵高校師生積極參與在線教育，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和技能，促進個人的職業發展。相關配套項目如：電子學習項目、數字圖書館計劃、巴基斯坦教育與研究網絡項目和巴基斯坦研究文獻庫建設項目等都屬于支持型的政策執行，與制度背景的規則取向一致，具有很高的正當性。在這樣的政策執行的制度環境下，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的行動主體就很容易認同既有的公共政策，這可以降低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阻力，促進在線教育的實施和推廣。

政策推廣所要花費的時間、金錢和精力都屬于成本約束。如果社會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持，那么該政策就很難實施。本文中，在線教育推廣所涉及的成本約束主要指為了普及在線教育，政府、教育者、被教育者所要付出的資金成本。如果所要付出的資金成本過高，超出大眾的接受范圍，就會一定程度地影響大眾的選擇，那么大眾對在線教育的接受性也會受其影響[25]。

推廣在線教育所依賴的電力網絡基礎設施、網絡平臺、應用軟件等的建設都是在線教育所涉及的技術成本。劉嫦等的研究發現技術成本約束會加大在線教育實施的難度，并且使管理空間受限[26]。宣旸等在研究智慧教育平臺屬性對學習滿意度的中介效應過程中發現平臺的屬性與學生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有著較為緊密的關聯[27]。因此，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情況也是影響在線教育推廣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信息約束指人們的認知及觀念，既可以是人們對政策的看法，也可以是人們對某件事物的偏見。信息約束對政策的接受性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根據皮格馬利翁效應，積極的心理暗示往往會產生較為正向的結果。因此，在本文中，信息約束對在線教育推廣的接受性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依據TAM 理論，在線教育推廣中，教育者的感知有用性指教育者認為進行網絡教學可以提高其在工作中的表現力和工作效率；教育者的感知易用性指教育者在進行在線網課教學時感受到的便捷程度。作為在線教育推廣政策的參與者，教育者不但可以直接影響到教育推廣的可接受性，還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舉止影響到學生的表現。馮曉英等在構建教師混合式教學發展框架圖中得出結論，認為教育者的態度對教育政策的實施及其完成度具有重要的影響[28]。劉斌等學者在調查中就發現，教師的在線支持對學生的學習意愿具有重要的影響[29]。

被教育者的感知易用性指被教育者在進行線上網課學習時感受到的容易程度，被教育者的感知有用性指被教育者認為通過線上網課學習可以提高其學習表現力和學習效率。徐士強等在研究美國斯坦福在線高中時發現，學生的課堂反饋和課后評價是影響在線學習效果的主要因素，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了學生對該推廣政策的可接受性和認可程度[30]。謝敏等在教師職業倦怠維度發展順序探究中發現，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良性互動有助于提高教師教學實踐的積極性。因此，被教育者對在線教育的態度和使用意愿也會影響在線教育的進一步推廣[31]。

基于以上論述，本文作出以下假設：①H1：制度環境正向影響感知易用性。②H2：制度環境正向影響感知有用性。③H3：技術成本約束負面影響感知易用性。④H4：技術成本約束負面影響感知有用性。⑤H5：信息約束負面影響感知有用性。⑥H6：感知易用性正面影響在線教育的持續參與意愿。⑦H7：感知有用性正面影響在線教育的持續參與意愿。⑧H8：在線教育的持續參與意愿正面影響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

（二） 研究對象

課題組通過移動社交的形式，委托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學孔子學院發放問卷，共回收問卷1 000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剩余有效問卷817份，問卷有效率為81.7%。本問卷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問卷調研目的；第二部分主要為基本人口變量題，包括被調查者的身份和被調查者的教育背景。對問卷初步統計發現，在被調查的師生中，學生有540 人，占66.09%；教師有277 人，占33.91%；其中，本科學歷有572 人，約占70.01%；研究生及以上學歷有245 人，約占29.99%。問卷第三部分為推廣在線教育接受程度認知測量，共23個題項，分別由7 個不同維度組成：制度環境（3 個題項）、技術成本約束（6個題項）、信息約束（2個題項）、感知易用性（3 個題項）、感知有用性（4 個題項）、持續參與意愿（3個題項）、在線教育可接受性（2 個題項）。本量表所有題項均采用李克特 5 級量表，從 1 到 5 分別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具體變量及條目詳見表1。

（三）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SPSS 26.0 軟件對問卷中各變量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運用Amos 26.0 進行模型構建、模型擬合及模型描述，并且采用基于結構方程理論的差異對TAM模型進行分析。

四、研究結果

（一） 信度和效度檢驗

為保證本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及題項的有效性，分別運用SPSS 26.0軟件和Amos 26.0軟件，對整體量表及各維度之間的Cronbach α值、AVE值（平均提取方差值）、CR值（臨界比值）進行計算分析。結果表明，整體量表及各維度之間的α值、AVE值、CR值均符合參考值(α>0.7, AVE> 0.35, CR>0.7)。這表明量表信度和效度較好，適合對此做進一步的探索研究。具體數值如表2所列。

表2 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接受量表信度效度分析

（二）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所依靠的實驗數據來自巴基斯坦師生的個人陳述報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風險。為確保本研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運用SPSS 26.0軟件對所有研究變量進行單因素因子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個公因子僅解釋了總方差的32.33%，小于標準值40%。因此本研究所依靠的數據方差在可接受的范圍內。

（三） 單因素方差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身份、學歷等人口統計學變量對在線教育的接受度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使用SPSS 26.0 軟件對單因素方差采取差異化檢驗。具體結果如表3和表4所列。

表3 身份對于在線教育接受的方差分析

表4 學歷對于在線教育接受的方差分析

由表3 和表4 可知，在本次調研中身份及學歷對于在線教育接受度沒有顯著性影響（p>0.05）。

（四） 結構模型方程分析檢驗結果

為探究巴基斯坦推行在線教育的各影響因素之間的具體關系，本文采用Amos 26.0軟件，在圖1的理論模型基礎上進行假設檢驗和擬合。在首次擬合過程中發現，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86，χ2/df=4.00，擬合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o,GFI）=0.88，擬合情況欠佳，隨后依據MI（Modification Indices）修正指數，發現“技術成本約束與信息約束”之間的MI 值較大，因此在模型中增加技術成本約束和信息約束相關路徑。之后對模型進行驗證，發現增加一條路徑后，模型擬合效果尚可，各項數值如表5 所列，均到達建議值。最終擬合模型如圖2所示。

表5 模型的擬合指標

圖2 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影響因素擬合模型

在模型擬合后，根據擬合模型，通過對路徑測試得到的路徑系數β、標準誤差、t值、CR 值進行觀察比較，對先前的假設進行驗證判斷。具體數值如表6所示。

表6 樣本模型路徑檢驗

從擬合修正后的模型結果來看，技術成本約束對感知易用性不存在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本文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巴基斯坦境內的主要發達地區，城市配套基礎設施較為完善，電力、網絡等基本生活配備也相對穩定，對參與在線教育的負面影響較小。另外，目前巴基斯坦境內較為知名的在線學習平臺，如Learning Hub 等具有較為完善的在線學習運行系統且配套功能完備，因此師生對參與在線教育的負面觀感也相對較小，因此H3 不成立。技術成本約束對感知有用性的路徑系數為正數，因此H4 的假設也不成立。這可能是因為巴基斯坦大多數大學都響應了HEC發布的“在線講座和網絡會議及使用基于IP 的視頻會議系統 ”項目，在大學內配備了視頻會議配套設施，加強了遠程在線學習中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在解決傳統遠程學習中師生缺乏互動問題的同時，也降低了師生參與在線教育的技術成本。除此之外，巴基斯坦部分大學還專門設立了“質量改進小組”，專門負責在線課程的開發及相關人才培養等一系列工作，以確保在線教育的質量。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SOR 模型和TAM 模型作為理論基礎，探索了巴基斯坦進一步推行在線教育的可行性、影響因素及其機制。通過實證研究后發現：SOR、 TAM 模型與對巴基斯坦推廣在線教育的可行性影響因素探索具有良好適配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是直接預測在線教育推廣態度，間接預測在線網課使用行為意向的有利因素；信息約束、制度環境是影響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的重要因素。參與調查的樣本中，有49.7%的受訪者表示有較為強烈的意愿以后會持續參加在線網課學習，對巴基斯坦在線教育推廣持積極態度，這表明巴基斯坦推廣在線教育的社會基礎較好，可行性強。另外，調查問卷顯示，并無受訪者認為信息約束、制度環境是目前阻礙本國發展在線教育的重要障礙，側面反映出巴基斯坦對在線教育的前期推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谘芯拷Y論，本文對巴基斯坦在線教育進一步推廣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樹牢智慧教育理念，落實配套政策執行。根據實證，制度環境對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都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完善落實配套政策制度是在線教育推廣的重要保證。根據問卷調查結果，61.7%的受訪師生表示完善的網絡課程有助于提升自己對在線教育的接受程度。受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影響，巴基斯坦聯邦和各省區之間的行政管理較為松散，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在線教育推廣政策和計劃在各省區推行時具有滯后性和差異性，在線教育推廣成效大打折扣。因此，一方面，巴基斯坦應設立專業部門，負責統籌發展和協調各省區高校的在線教育活動，在保證在線教育受到聯邦統一監管的同時，給予各省區高校一定的自主權；立足各省區的發展歷史和現狀，使在線教育推廣更加制度化、規范化、靈活化，推進落實在線教育推廣配套政策的執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還要組建專業技術團隊，保障在線教育平臺的平穩運行及日常使用，并且在推廣在線教育的同時要確保在線網課的質量，根據市場的需求及時調整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加快構建智慧教育配套運行評價體系。

第二，加強智慧教育宣傳，破除信息壁壘。根據本研究上述分析可知，信息約束對于感知有用性具有負面影響。在接受訪問的817 名師生中，仍存在部分師生對在線網課抱有傳統的刻板印象，如認為在線網課不如傳統課堂，又或是認為在線知識分享會削弱知識本身的權威性。推動高等教育的智慧化、國際化是一項系統的長期的工程[32]，推行在線教育的本質其實是為了促進教育的信息化及教育資源的合理再分配。因此，在智慧教育背景下，政府和學界都應該長期堅持加強對在線教育優勢的宣傳，同時吸引多方投資，利用ICT 工具，開放源碼軟件，優化區域間教育資源配置，在幫助教師提高在線授課能力的同時，也要著力提高學生在線學習能力和網絡安全意識。只有師生、社會及政府等多方良性互動，才能實現教育資源跨時空共享，推動高等教育的智慧化轉型。

第三，背靠智慧教育平臺，共塑中巴優質教育資源共享合作平臺。智慧教育的提出符合巴基斯坦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化、對教育質量進一步提升的需求；同時也與中國高等教育向國際化轉型的需求相契合。兩國高校間的人才交流與合作是中巴兩國合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核[33]，依托智慧平臺打造中巴科研人文合作交流通道，加強校企合作，加大人才培養對口幫扶力度，共建中巴文化走廊，精準培養可以服務于中巴經濟走廊的實用型人才，實現中巴科技、人文的互補，從而促成中巴經濟走廊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

總之，智慧教育作為信息技術與教育理念發展相結合的時代產物，是全球高校轉型的必然結果，中巴雙方應該抓住時機攜手并進，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拓寬師生信息獲取渠道，破除信息壁壘，推動在線教育發展，加強人才培養，為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