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的影響因素及其引導
——基于二元Logistic 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

徐喜春,阮震亞

（華南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

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增長放緩、畢業生數量急劇增長，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日益突出。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 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2 屆高校畢業生中，“慢就業”人數占比15.9%，較去年提高了3 個百分點[1]。作為國家重要的人才資源，大學生肩負著建設國家的職責與使命，他們只有投身到火熱的生產實踐中才能更好地擔當作為。習近平總書記2013 年5 月14 日在天津考察工作時強調：“當代大學生要志存高遠、腳踏實地，轉變擇業觀念，堅持從實際出發，勇于到基層一線和艱苦地方去，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穩走實，善于在平凡崗位上創造不平凡的業績?！盵2]這一重要論述分析了“平凡崗位”與“不平凡的業績”之間的辯證關系，為認識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提供了方法論遵循。一方面，大學生應當主動“轉變擇業觀念，堅持從實際出發，勇于到基層一線和艱苦地方去”；另一方面，加強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的引導，促使他們“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穩走實，善于在平凡崗位上創造不平凡的業績”。為此，必須深刻考察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的影響因素，針對性提出有效的引導策略，更好地助力大學生的高質量就業。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就業作為民生的“永恒課題”，始終是學術研究與實踐工作關注的焦點。對于大學生“慢就業”現象，因其是近年來才逐漸興起的現象，研究成果相對薄弱。整體而言，主要圍繞“慢就業”現象如何理解、何以生成、怎樣評價以及如何解決等問題展開。

（一）文獻回顧

國外在17 世紀中期就較大規模出現了與“慢就業”相類似的現象，即“間隔年”（gap year）?！伴g隔年”描述的是學生畢業后不是選擇馬上進入職場，而是利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時間投入旅游、培訓或者志愿服務等實踐活動的現象，這些學生被稱為“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3]。我國“慢就業”現象與國外“間隔年”現象之間雖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兩者并不完全相同。國外關于“慢就業”內涵的理解主要存在“消極慢就業論”與“積極慢就業論”兩種觀點。持“消極慢就業論”的學者認為，“慢就業”就是部分畢業生沒有就業意向的現象[4]。賀良、楊柳（2023）提出，無論畢業生基于何種理由選擇不就業，呈現出來的狀態就是“暫緩就業”，本質上都是“躺平”心態[5]。黎娟娟、黎文華（2023）等學者認為，大學生的“慢就業”行為選擇主要是一種“主動性失業”，是社會價值觀轉型發展的現實化表達[6]。馬力、鄧陽（2019）利用“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數據佐證了“備考族”和“求職族”比例遠遠高于“躺平族”，論證了大部分“慢就業”行為的相對理性。

大學生何以選擇“畢業即失業”？關于大學生“慢就業”現象產生根源的分析主要從“客觀-主觀”兩個維度切入。部分學者從綜合性的角度提出，大學生“慢就業”現象的背后交織著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社會就業崗位緊缺、學校人才培養質量下降、畢業生求職能力不足等多重原因[7]。張莎（2021）則持相反觀點，認為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慢就業”恰恰折射出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學生不再急于進入就業市場，有更多的機會“先擇業再就業”[8]。肖亞鑫、張立生（2019）等人從大學生就業心態、就業價值觀等角度出發，認為大學生“慢就業”的行為選擇主要與他們的心態、價值取向密切相關[9]。鄭曉明、王丹（2019）將大學生“慢就業”行為理解為追求“滿意就業”的實踐表達[10]。

面對日益普遍的大學生“慢就業”現象，學界大多都認同要加強對這一現象的治理，很多學者對此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設性的意見。鄭東、潘聰聰（2019）認為高校應當不斷改革，將人才培養方案對標市場需求，助推學生的更高質量就業[11]。蔣利平（2020）將提高就業服務的精準度作為治理“慢就業”現象最重要的策略之一[12]。劉洪超、滕鑫鑫等人（2020）則從大數據技術如何賦能大學生高質量就業的角度探討了如何“構建一個集就業、招聘、教育、評估、監測、研判等為一體的高校智能就業服務模式與就業平臺”[13]。吳泳成（2020）則認為，解決大學生“慢就業”現象最重要的還在于引導他們調整心態、精準定位以及提升求職能力[14]。

關于大學生“慢就業”的行為選擇，學界已然形成了許多真知灼見。但客觀來說，現有成果大多采用質性分析的方法，較少從實證分析的視角對影響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的因素進行深入的考察。另外一方面，大學生“慢就業”現象的治理策略中，對于如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挖掘深度仍然不夠。

（二）研究假設

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管是“慢就業”群體內部不同類型的“尼特族”“備考族”“求職族”還是“躺平族”，他們選擇“慢就業”或是迫于就業壓力，或是出于自身考慮，而這正映射出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的背后交織著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和學校因素等。

1.個體因素

孔祥瑞（2023）在研究獎學金與學生成才之間關系時提到獎學金是學生成才的重要標識，是對獲得者在某個領域的出色表現的認可[15]，是對個人能力的肯定。研究發現，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具有更高的競爭力，可以更從容地選擇就業。杜興艷、王小增、陳素萍（2021）的實證研究說明了大學生在校期間接受職業規劃教育會對新就業大學生的職業穩定性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16]，而沒有清晰的職業規劃的大學生在畢業時普遍對就業、對社會存在較大迷茫，缺乏職業思考，導致“慢就業”行為的出現。章文宜、莫少群（2022）提到在內卷的現實中大學生以戲謔化的方式反諷現實，以自我嘲諷形成浩然聲勢，選擇“躺平”[17]，而這樣消極的心態會使大學生選擇性地逃避壓力巨大的就業市場。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1a：是否獲得過獎學金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有正向影響，獲得過獎學金的人更可能拒絕“慢就業”。

假設H1b：職業規劃清晰程度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有正向影響，職業規劃越清晰，越會拒絕“慢就業”。

假設H1c：就業積極性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有正向影響，就業積極性越高，越會拒絕“慢就業”。

2.家庭因素

高娟（2022）在研究中指出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就業風險具有顯著的影響，強調了父母參與對大學生失業風險和職業風險的作用[18]。中國自古就非常重視家庭關系，這也潛在影響著大學生的就業行為，比如“離家近”成了很大一部分家長對孩子就業的期盼或是要求。在大學生的就業選擇過程中，父母的意見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影響著他們“何時就業”“就何種業”“去哪里就業”等各種選擇。而是否為獨生子女也意味著承受家庭責任與負擔的多少——獨生子女身為“獨苗”，面臨著更大的家庭責任、經濟負擔，在就業與否的選擇上會有更多的顧慮。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2a：是否為獨生子女顯著影響大學生是否明確拒絕“慢就業”，獨生子女更可能拒絕“慢就業”。

假設H2b：父母對于“慢就業”的態度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有負向影響，父母越是支持“慢就業”，大學生越傾向于“慢就業”。

3.學校因素

企業在招聘過程中會更青睞于層次高（如“985”“211”“雙一流”）的學校。部分企業存在這樣的認識，即層次更高學校的學生素質更高，這直接促使這些求職者具有更大的競爭力，在簡歷篩選等環節具有更加明顯的優勢。據此，提出假設：

H3：學校類別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有正向影響，學校類別越好，大學生越會拒絕“慢就業”。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定義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形式向32 所高校不同階段的學生發布《大學生就業心態調研問卷》，較為全面地收集了不同類型高校學生以及他們所在的學校、家庭等多層面的數據，數據經清理篩選總計得到2215 份有效樣本，范圍涵蓋不同身份、不同類別學校、不同受教育程度等不同維度的大學生，樣本人口學特征如表1 所示。

（二）變量定義

本文中，被解釋變量為：是否明確拒絕“慢就業”，明確拒絕“慢就業”賦值為1，不明確拒絕賦值為0。

解釋變量：個體因素包含是否獲得過獎學金、有無清晰的職業規劃、就業主動性三項指標。是否獲得過獎學金，否賦值為1，是賦值為2。有無清晰的職業規劃，無賦值為1，有但不清晰賦值為2，有賦值為3。就業主動性以主動就業意愿程度來區分，“3 分及以下”賦值為1，“4～6 分”賦值為2，“7～10 分”賦值為3。家庭因素包含是否為獨生子女、父母對于子女選擇“慢就業”的態度兩項指標。是否為獨生子女，是賦值為2；否賦值為1。父母對于子女選擇慢就業的態度分為 “反對”“不確定”“無所謂”“支持”四個程度，依次賦值為1、2、3、4。學校因素主要選取學校類別，高職高專賦值為1，普通本科賦值為2，雙一流高校賦值為3。將各變量匯總如表2 所示。

三、結果分析

（一）數據相關性分析、共線性診斷

數據相關性分析和共線性診斷如表3、表4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各變量的VIF 值都小于1.2，并不存在高度相關關系。

表4 共線性診斷

（二）大學慢就業因素分析

解釋變量為：是否明確拒絕“慢就業”，是賦值為1，否賦值為0，屬于二分類變量，故用logistic 二元回歸模型，函數模型為：

從表5 中可以看到，是否獲得過獎學金、清晰的職業規劃和就業主動性三個個體因素指標均在0.01 的水平下顯著，且都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產生正向影響，假設H1a、H1b、H1c 均得到驗證。從邊際效應模型中可知，在現有水平下，是否獲得過獎學金這一因素每上升一個等級，即從未獲得獎學金到獲得過獎學金，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就會提升11.2%，這說明獲得過獎學金的大學生在人才市場上會更具有優勢，在選擇就業上會更加積極。清晰的職業規劃這一因素每上升一個等級，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就會提升6.3%，說明是否有職業規劃以及該職業規劃是否清晰對大學生是否拒絕“慢就業”有著顯著影響。就業主動性每上升一個等級，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就會上升6.7%，這說明就業主動性更高的大學生會有更高的就業積極性，更容易實現就業。

表5 Logistic 二元回歸

家庭因素中，獨生子女指標在0.01 的水平下顯著，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產生正向影響，假設H2a 得到驗證。邊際效應模型顯示，在現有水平下，從獨生子女到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會下降6.5%，這說明獨生子女要承擔更多的經濟負擔，“慢就業”成本更高，更傾向于就業。父母對于選擇“慢就業”的態度這一指標在0.01 的水平下顯著，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產生負向影響，假設H2b 得到驗證。父母對于“慢就業”越是支持，大學生對于“慢就業”的拒絕率就越低。邊際效應模型中顯示，在現有水平下，父母對選擇“慢就業”的態度每上升一個等級，即父母對于選擇“慢就業”的支持程度每上升一個等級，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就會下降11.9%，這說明在父母的支持下，大學生更有底氣、更有資本選擇“慢就業”，應對可能帶來的影響。

在學校因素中，學校類別指標在0.01 的水平下顯著，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產生正向影響，假設H3 得到驗證。從調查結果來看，學校層次越高，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就越高。邊際效應模型顯示，在現有水平下，學校類別每上升一個等級，大學生對“慢就業”的拒絕率就會提升4.8%，這說明學校類別更高的大學生會受到更好的教育，獲得更多的知識與技能，在就業競爭中更具有優勢。

四、結論與討論

大學生“慢就業”現象直接造成的是人才資源的浪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困難群體就業兜底幫扶，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盵19]面對大學生就業過程中面臨的難題，必須充分挖掘好學生主體、家庭、學校、企業等多方力量，綜合性加強對大學生“慢就業”行為選擇的引導。

（一）構建精準化與銜接式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體系

依據回歸分析結果，有無職業規劃及其是否清晰對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的行為有著顯著影響，這就要求高校建立科學有效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體系。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要重點凸顯銜接性與精準性——既要設計與各個年級相適應的教育內容，又必須結合不同學段的特點確立與之相協調的教育目標。一方面，結合不同階段的學生特點開設針對性、精準化的生涯規劃課程，將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貫穿于學生學習生活全過程。比如，對大一學生，要重點幫助他們認識專業的性質與要求；對大二學生，要重點引導他們系統思考自身如何將專業、學業與職業結合起來；對大三學生，要重點引導他們思考未來發展方向等問題；對大四學生，要重點模擬真實職業生態，提升學生的職場勝任力。另一方面，結合?？?、本科、研究生等不同階段學生的差異化需求構建相互銜接、具有連續性的教育體系。教育行政部門要從頂層設計層面厘清不同階段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的內容，推動教育過程的“一體化”。一言以蔽之，只有不斷構建精準化與銜接式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體系，才能更好地促使學生在讀期間不斷探索自身職業方向，從而有效地避免到畢業階段才發現自身對就業市場“無所適從”而選擇“慢就業”的現象。

（二）構建“家庭-學?！毕鄥f同的就業指導體系

回歸結果顯示，父母對于選擇“慢就業”的態度是影響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的因素中邊際影響最大的因素，這充分證明了家庭對于大學生“慢就業”的選擇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為此，必須切實發揮好家庭這一“第一學?！钡淖饔?，構建“學校-家庭”協同就業指導機制，更好地對大學生的“慢就業”行為進行引導。一方面，高校要加強與家庭的聯系，與家長達成共同引導大學生拒絕“慢就業”的思想共識。家庭作為大學生就業價值觀培養的重要場所之一，對大學生的就業選擇有重要影響。高?？梢酝ㄟ^家長會、“給家長的一封信”等多樣化的形式向家長傳達“先就業再擇業”的觀念。另一方面，高校應該結合“慢就業”現象日益凸顯的新形勢，提高職業生涯規劃教育與就業指導工作的質量。強化教師責任意識與指導能力，形成高質量的師資隊伍。教師既要向學生講清楚職業生涯規劃與求職就業的方法技巧，又要讓學生理解為什么“慢就業”這一選擇并不明智。簡而言之，只有充分利用學校與家庭的資源，構建家校聯合的就業指導機制，才能更好地緩解當前日益突出的大學生“慢就業”現象。

（三）加強“學校-企業”之間的常態化合作

調研顯示，不同層次學校學生的“慢就業”行為選擇呈現出差異化的現象，而在這一現象的背后反映著企業對部分學校層次相對較低學生的偏見。對此，加強學校與企業之間的產學研合作不僅能夠促使學校的人才培養方案更加貼近學校的需要，而且還能在長期的合作交流中扭轉用人單位的錯誤認識，避免大學生的“被動慢就業”。在課程設置方面，學校應該不斷擴充“校企合作課程”，既可以邀請企業走進課堂與學生分享用人單位最新的人才要求，又可以組織學生走進企業生產的第一線，更加深刻理解社會所需要的職業能力。在就業指導方面，可以舉辦諸如模擬招聘大賽、求職經驗分享會等活動，幫助學生提前了解“學業-專業-職業”之間的關系，為投身職場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