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及區域比較

王娟娟,于 濤,吳 菲

(蘭州財經大學 a.經濟學院;b.“一帶一路”經濟研究院,蘭州 730020)

一、引言

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其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從2012年的13.5萬億元增加至2022年的50.2萬億元,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數字經濟規模在GDP中的占比從2012年的22.8%上升至2022年的41.5%①。數字經濟體系日趨完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成為數字經濟規模的關鍵支柱,2022年,電子信息制造業與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均超過10萬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5.5%和11.2%,工業互聯網核心產業規模超過1.2萬億元,同比增長15.5%,農業生產信息化率超過25%,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27.2%②。治理數字化使人們的生產生活便捷度大幅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顯著提升,數字經濟使共同富裕目標的可踐行性提高。

基于共同富裕理論,目前多以經濟數量和發展成果共享水平為二級指標構建共同富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1],部分研究將“可持續性”納入指標體系[2]。在具體衡量指標的選擇方面,既有將發展和共享維度細化的研究選擇[3],也有以單一指標衡量的研究選擇[4],研究結果均證明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阻礙[5]。數字經濟促使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產業、新模式不斷出現,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6],從源頭上有效緩解了社會主要矛盾,堅實了共同富裕的根基。然而,需要關注的是,數字經濟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和階段的產物,對生產要素質量、產業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基礎均有門檻要求[7],達到門檻要求,數字經濟能加速生產要素價值回報均值化進程,能夠賦能共同富裕的實現;沒有達到門檻要求的地區在數字經濟的作用下可能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8]。因此,本研究聚焦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測度并進行區域比較,可能的邊際貢獻如下:第一,以數字經濟為解釋變量測度共同富裕的效應及區域差異,劃分共同富裕的類型;第二,清晰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門限要求;第三,明確短期內數字經濟不能賦能共同富裕的區域。

二、研究方法及指標體系構建

(一)研究方法

由于2013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進入迅猛期,兼顧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2013—2021年為樣本期。以熵值法分別確定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指標體系中各級指標的權重及其變化。借助式(1)～式(6)分別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構建以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為解釋變量(標準誤為0.092 7)、共同富裕指數為被解釋變量(標準誤0.106 2)的線性回歸模型式(7)。若β>0,則表示數字經濟能夠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反之,則不能。由于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受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選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進出口貨物總額占GDP比重、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為控制變量,運用門限回歸模型構建面板門限模型式(8),研究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門檻。為避免數字經濟與共同富?；橐蚬a生內生性對實證結果的干擾,使用滯后一期的共同富裕指數為門限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1)

(2)

(3)

(4)

(5)

(6)

其中,xij為i地j指標的原始數據,yij為第i地j指標的指標分數,min和max分別表示最低值和最高值,m表示總的樣本數量,n表示評價指標的總個數,以式(1)和式(2)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標準化:

cpit=α+β1degit+∑βcontrolscontrolsit+εit。

(7)

其中,cp為共同富裕指數,α為常數項,deg為數字經濟發展指數,control為相關控制變量,下標i代表省份,t為年份,ε為誤差項。

yi,j=α0+α1xi,j×I(xi,j≤θ)+α2xi,j×

I(xi,j>θ)+α3Zi,j+εi,j。

(8)

式(8)中,i為地區,j為年份,Z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θ為待估計的門檻值,I(·)為門檻的示性函數,當滿足括號內的條件時,I(·)=1;反之,I(·)=0。

(二)指標體系構建

1.共同富裕指數測度指標體系構建

共同富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社會需求,具有綜合性,沿用發展和共享兩個維度,借鑒相關文獻中使用的指標體系,綜合經濟、文化、社會[9]、生態等方面對共同富裕水平進行評價,以指數形式體現③。為了客觀展示形成共同富裕指數的指標權重變化,對2013年、2014—2020年和2021年3個時間段各指標的作用權重分別進行測度。結果顯示,我國的共同富裕存在結構性失衡,經濟權重居首,生態權重居尾,文化和社會的權重基本并重。進一步細化指標維度,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性權重持續下降,共享性權重持續上升,但生態方面發展性和共享性權重均持續下降,可見讓更多的人得到經濟社會發展紅利的輻射已達成踐行共識,但經濟與環境、發展與保護的關系仍然處于不和諧狀態。細化至三級指標,位居前五的指標分別是快遞業務收入、電子商務銷售額、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旅游景區接待總人次和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年末人口數。在2021年,農村有線廣播電視用戶數/家庭總戶數替代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年末人口數進入前五。位居后五位的指標多為生態方面的指標,如廢氣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比、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社區服務站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和城鄉居民文化娛樂消費支出比分別是社會和文化領域的短板指標。能夠反映發展差距的指標如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中位數收入水平的絕對離差、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差等是經濟方面的障礙因素。盡管共享性指標權重在加大,但當前我國的共同富裕還是主要依靠經濟發展推動的共同富裕(見表1)。

表1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及指標權重

2.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測度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數字經濟體系由“四化”框架支撐的共識和數據價值化、治理數字化仍難以精準衡量的現實[10],借鑒相關文獻中使用的指標體系,構建以數字經濟環境[11]、數字產業化[12]和產業數字化[13]為一級指標,用戶基礎、硬件基礎等為二級指標,由26個三級指標組成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測度指標體系④。對2013年、2014—2020年和2021年3個時間段的各指標權重分別進行測度。結果顯示,一級指標的貢獻權重相對穩定,數字產業化的作用權重居首,數字經濟環境居中,產業數字化居尾。從二級指標來看,除電子信息制造業外,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硬件基礎和軟件基礎互替為貢獻位居第二、三位的指標。從三級指標來看,貢獻居前五位的指標多為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硬件基礎和軟件基礎類的指標(見表2)。從權重變化可以看出,在電子信息制造業領域勞動力的作用權重不斷降低已成為趨勢,信息技術服務業的發展快于軟件業,這不利于軟件業與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協調發展[14]。貢獻居后五位的指標多為用戶基礎、硬件基礎和軟件基礎類指標。產業領域僅有第一產業數字化在2014—2021年進入短板指標之列,且短板程度加深,從2014—2020年的第五位上升至2021年的第四位。我國數字經濟環境與數字產業化形成互為支撐的關系,與產業數字化尚未形成這一關系,這與數字技術應用于實體產業存在效果滯后有關[15]。在研究期內,第二產業數字化和第三產業數字化的作用權重持續擴大,實體產業是我國產業體系的主導且共同富裕還須以做大做強經濟成果為前提,因此本研究以數字經濟為解釋變量展開分析。

表2 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及指標權重

三、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發展事實

以2013—2021年熵權權重分析結果為基礎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同向發展,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存在可能性。

(一)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同向變化

2013—2021年,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水平均提升。從全國維度看,共同富裕指數從0.22上升至0.33,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從0.05上升至0.15。從區域維度看,共同富裕指數的同比增速均值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同比增速均值均表現為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東北地區(見表3)。從累計增速看,全國共同富裕指數增長50%,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增長200%。四大區域共同富裕指數增幅增長率和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增幅增長率均表現為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見表3)?？梢?數字經濟是欠發達地區新的增長點,是縮小東西差距的引擎,能夠賦能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需要關注的是,東北地區的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發展動力均不足。

表3 共同富裕發展指數及數字經濟指數測度結果

(二)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發展存在較大的區域差距

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但是還處于初級階段,潛力空間大。共同富裕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區域發展差距決定了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差距。從累計增速看,2013—2021年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增速超過100%,貴州、海南、陜西、重慶、青海5省(市)增長率超過300%。共同富裕指數累計增速僅有貴州和廣西超過100%,累計增長50%～100%的省(區、市)有16個(見表3)。從發展水平看,2013—2021年,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均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是北京、上海、江蘇等9省(市);共同富裕指數均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是北京、上海、江蘇等10省(市)。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均值排名大于共同富裕指數均值排名的是北京、河北、福建、海南、安徽、湖南、河南、廣西、貴州、陜西、云南、遼寧12省(區、市);共同富裕指數均值排名大于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均值排名的是天津、上海、湖北、江西、陜西、甘肅、內蒙古、寧夏、新疆、重慶、四川、吉林、黑龍江13省(區、市)(見表3)。從全國最大差率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的區域最大差率均在縮小。從區域來看,東部地區共同富裕指數的區域最大差率在波動變化中有擴大趨勢,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區域最大差率在擴大(見表3)。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很高的重合性,但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地區已經突破四大區域板塊界限,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三)共同富裕存在不同類型

基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數,測度2013—2021年各省(區、市)共同富裕指標的權重均值,筆者發現影響各地區共同富裕的主要指標不同。按照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貢獻居前十位的原則篩選指標,將共同富?？梢苑譃榻洕I型、文化引領型、社會引領型和生態引領型4種類型,其中,社會指標的貢獻權重普遍較大,這與共同富裕具有很強的社會性有關。少數地區同時屬于兩種類型區,安徽同時屬于經濟引領型和社會引領型共同富裕,海南同時屬于文化引領型和生態引領型共同富裕。

不同類型的共同富裕存在不同的共同富裕標準。對4個共同富裕類型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進行測度可以發現,2013—2021年,4種類型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穩步提升,生態引領型共同富裕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均值居第一,經濟引領型次之,社會引領型第三,文化引領型居末位。除社會引領型共同富裕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區域最大差率略有擴大以外,其他類型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區域最大差率均在大幅縮小(見表4),可見數字經濟能夠促使共同富裕目標實現。

表4 2013—2021年共同富裕指標權重均值排名及各共同富裕類型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四、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發展事實證明二者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從而進一步測度并驗證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程度和區域差異。以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為解釋變量,以共同富裕指數為被解釋變量,從4部門經濟狀態確定控制變量,財政支出占GDP比重代表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進出口貨物總額占GDP比重代表對外依存度,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代表居民消費現狀,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代表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通過逐漸加入控制變量可以看到,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存在變化。

(一)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顯著為正

數字經濟在有無控制變量的條件下對共同富裕的作用均能在1%的顯著性下存在正向作用。模型(1)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每提高1%,共同富裕指數就會提高1.012%。將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進出口貨物總額占GDP比重、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分別加入基準回歸模型中,形成模型(2)～模型(5)。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和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對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存在負向作用,且后者的負向作用更大,說明在數字經濟作用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市場機制的調節可以使數字經濟發揮增加居民收入、豐富生產生活物資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加大作用力度會制約當前較為順暢的市場運行邏輯,并且在數字經濟時代,居民網購的產品多為可以節省部分流通環節的產品,消費增多使產品的增值環節減少,不利于帶動就業。進出口貨物總額占GDP比重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均發揮正向作用,但是在國際不確定因素的作用下,國際貿易對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作用有限。同時,產業結構高級化能夠使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更顯著,但是需要其他因素輔助(如表5所示)。

表5 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效應及基準回歸

將4個控制變量逐一加入回歸模型,形成模型(6)～模型(8),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依然在1%顯著性下正相關,但作用系數變小,說明控制變量之間存在相互制約或矛盾的情況,盡管常數項略變大,但擬合優度不斷提升,本研究所選取的指標能夠支撐研究結論,但在控制變量逐一被納入模型的情況下,影響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要素會更多(如表5所示)。

(二)數字經濟賦能不同類型共同富裕區的效應不同

數字經濟對經濟引領型、文化引領型、社會引領型和生態引領型的共同富裕區均存在正向作用,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對4種類型區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僅對社會引領型共同富裕區存在抑制作用,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對經濟引領型和文化引領型共同富裕區存在抑制作用,但顯著性不強。從影響因素看,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經濟環境對共同富裕的貢獻較大,進出口貨物總額占GDP比重和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分別存在顯著的正向貢獻和抑制作用(如表6所示)?？梢?加速數字技術與實體產業融合能夠助力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表6 數字經濟及其構成要素賦能4種共同富裕類型區效應的基準回歸

1.數字經濟賦能文化引領型共同富裕區的效應最大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1%,文化引領型區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提高1.514%,考慮控制變量作用,僅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在10%的顯著性下存在0.205的正向作用(見表6)。在寧夏、吉林、浙江、天津、陜西、甘肅、河北和海南8省(區、市),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環境就能保障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高效發展,從而保障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用戶基礎、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及新一代通信技術、互聯網行業,第一產業數字化和第二產業數字化是主要貢獻因素⑥。

2.外貿有助于數字經濟賦能經濟引領型的共同富裕

數字經濟對經濟引領型共同富裕區的作用十分顯著,擴大一般貿易規模對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進出口貨物總額占GDP比重提高1%,共同富裕水平提高0.075%(見表6)。在廣西、云南、山東、青海、山西、安徽、北京和江蘇8省(區、市),數字經濟環境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保障。實證結果顯示,完善的數字經濟環境與產業數字化之間能夠形成高效率組合,數字經濟環境和產業數字化提高1%,在1%的顯著性下分別能夠使共同富裕水平提高1.323%和4.436%(見表6)。用戶基礎、軟件基礎、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及新一代通信技術、互聯網行業,第一產業數字化和第二產業數字化是主要貢獻因素。

3.第三產業與外貿能夠助力數字經濟賦能社會引領型的共同富裕

數字經濟賦能社會引領型共同富裕的效應達到0.885,控制變量第三產業和一般貿易在1%的顯著性下分別以0.135和0.060的力度對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發揮作用(見表6)。在湖北、黑龍江、河南、上海、湖南、新疆、安徽、遼寧、內蒙古和江西10省(區、市),數字經濟環境和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保障。用戶基礎、硬件基礎、軟件基礎、4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第一產業數字化和第二產業數字化是主要貢獻因素。

4.消費與第三產業能夠助力數字經濟賦能生態引領型的共同富裕

數字經濟賦能生態引領型共同富裕的效應為0.593,是4種類型區中效應最小的。消費和第三產業在1%的顯著性下分別以0.766和0.661的力度對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發力(見表6)。從數字經濟的組成結構看,在廣東、重慶、福建、四川、貴州和海南6省(市),數字經濟環境、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均對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作用,但均未通過10%的顯著性,說明數字經濟對生態引領型共同富裕區的影響主要依賴于控制變量的作用。

(三)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存在雙重門限和滯后性

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存在區域差距,主要貢獻因素是動態變化的,為了研究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是否存在階段性,本文以共同富裕指數為門限變量進行實證分析。當期共同富裕水平為門限變量時,雙重門限檢驗結果顯著,三重門限檢驗結果不顯著。滯后一期后的結果顯示,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依然是具有雙重門限效應的,且滯后一期的門限值均有所下降,單一門限值下降至0.199,雙重門限值下降至0.271,但是三重門限的不可信度提升。滯后一期的雙重門限在更高的可信度下通過檢驗,三重門限的縮尾效應不顯著(如表7所示)。從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對滯后一期的共同富裕指數模擬效應看,本研究選取的30個省(區、市)均將在2021年達到共同富裕,其中內蒙古、黑龍江、海南、貴州、云南、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9省(區)達到(0.199,0.271]的單一門限共同富裕水平,其他地區將達到>0.271的雙重門限共同富裕水平(如表3所示)。

表7 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門限效應檢驗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發展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通過熵權分析、基準回歸和門限模型的綜合分析,形成以下研究結論:第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均穩步提升,區域最大差率均不斷縮小,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明顯。第二,共同富裕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因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共同富裕存在不同的標準,在我國共同富?？梢詣澐譃榻洕I型、文化引領型、社會引領型和生態引領4種類型。數字經濟對4種類型的共同富裕均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第三,數字經濟賦能文化引領型、經濟引領型和社會引領型的共同富裕效應明顯,這些類型區涉及的地區分布于四大區域板塊,可以有效縮小區域差距,但是對生態引領型共同富裕區的效應相對較小。第四,政府干預和居民消費對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在文化引領型共同富裕區最大限度地保障數字經濟發力,減少其他因素的介入和干擾,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效應最大。在其他類型的共同富裕區,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均需要控制變量不同程度地發揮作用。第五,數字賦能共同富裕存在雙重門限和滯后性,滯后一期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可能賦能所有地區實現共同富裕,其中內蒙古、貴州等9省(區)達到第一階段的共同富裕。

(二)發展建議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之一,需要多種因素發力,所以效果具有階段性和時滯性,就要兼顧長板和短板采取發展措施。

1.客觀認識共同富裕的多維性

共同富裕是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綜合發展的結果,最終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由于自然條件、文化傳統、經濟基礎、發展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必然使共同富裕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具有多維性。第一,允許共同富裕的衡量標準多元化。自然、人文、經濟等差異使不同區域的經濟主體存在差異化的行為邏輯和價值理念,因地制宜地確立共同富裕標準是共同富裕從理論走向現實的前提。第二,認可共同富裕具有階段性。針對當前經濟發展的質量并進是我國共同富裕目標實現保障的現實基礎,需要以動態的視角審視共同富裕的發展,以開放的理念和思維精準把握共同富裕的發展,適時地調整共同富裕的發展措施,使共同富裕能夠以較低的交易成本實現階段轉化。

2.健全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數字經濟環境是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效應的重要決定因素,以“鍛長板、補短板”為原則,第一,堅實用戶基礎。從空間范圍角度,進一步加大互聯網寬帶、通信信號和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的覆蓋范圍,最大限度提高用戶對數字經濟的可接觸性。從體驗質量角度,提升互聯網、通信的穩定性和快速性,確保用戶基礎的持久性。第二,提高硬件設備覆蓋密度。以公平、共享為原則,以財政支持為主導,提高光纜覆蓋密度、移動電話基站密度和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密度,保障用戶使用質量水平相近。第三,強化軟件設施建設。以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需求為根本出發點,提高域名、網頁、網站的利用率,提高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精準性,使數字經濟精準對接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點。

3.做強做大電子信息制造業

立足電子信息制造業在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把握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規律和趨勢。電子信息制造業發展規模大,但是傳統生產要素的貢獻比重在下降,因此要加大與省工性生產要素組合相匹配的人力資源培養力度,彌補人才短板。第二,積極推進電子信息制造業迭代升級以支撐軟件信息服務業發展。在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對計算機通用CPU、操作系統、儲存設備等核心零部件的發展支持,堅實電子信息制造業發展的技術基礎,暢通電子信息制造業支撐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的渠道。第三,引導產學研用協同發展。立足電子信息制造業在產業鏈寬度和深度方面均有較好基礎的實際,鼓勵新技術研發,提升上、中、下游產業環節的銜接,提高產業價值的實現率。

4.新一代信息技術全面覆蓋

以5G、云計算、大數據、充電樁、物聯網、集成電路和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強力支撐著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是決定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質量的關鍵,新一代信息技術全面覆蓋是經濟發展與公平共享在新時代和諧共生的技術保障。第一,供給端、需求端齊發力,提高新基建的應用效率,加速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產業的融合進程,優化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環境。第二,加速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商用進程。充分挖掘新技術的產業價值,深化5G的商用進程和大數據、集成電路及區塊鏈的產業化步伐,以新產業堅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第三,重視工業物聯網的布局和建設。利用重大專項、制造業轉型升級基金等渠道,加大重點領域的工業物聯網建設。

5.數字技術與第二產業高效融合

第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效應的重要決定因素,第二產業數字化質量對共同富裕的區域差距有較大影響,因此,數字技術與第二產業的高效融合對數字經濟發展及其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第一,引導第二產業標準化發展。數字技術與第二產業能否融合與產業的標準化水平高度正相關,引導傳統產業制定發展標準,引導產業依標準要求發展,降低現有數字技術與第二產業融合的交易成本。第二,建立產業大數據平臺和數據庫。依產業、行業不同,所有產業均要建立大數據庫,將產業發展數據、企業結構等信息匯集到數據庫,以云計算、流運算等技術為支撐,對能夠進入和入駐產業大數據平臺的客戶提供產業發展的精準信息,一方面能夠有效對接市場供求,提高產品市場價值實現率;另一方面,幫助產業精準定位第二產業各領域“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明確技術研發的方向,為產業科學化、方向化發展提供依據。

注 釋：

①數據來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年10月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研究報告(2023年)》。

②數據來源于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22年2月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

③數據主要來自2013—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統計年鑒。

④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以及各省統計年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