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制造業空間轉移的總體特征及趨勢:基于改進的相對凈流量指標測度

姜文仙,張藝勝

(五邑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江門 529000)

一、引言及研究現狀

產業轉移是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而引起的產業向其他國家或地區轉移的現象或過程[1]。經濟發展的空間不均衡是不同區域間的產業轉移之源,其本質則是產業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化再配置過程[2]。迄今為止,全球產業轉移經歷了5個演進階段[3]。中國正處于第五次全球產業轉移的焦點,大國內部承接中高端升級產業落地、轉出部分勞動密集型低端產業的“雙向轉移”正在同時發生。其中,東部沿海地區不僅是此次全球產業轉移的主動力源,也是國內區際產業轉移的主要轉出地。

作為我國最早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并率先發展起來的省份,廣東省長期穩居省級經濟體規模首位,整體已經進入了發達地區行列。然而,省域內部區域經濟差異十分顯著,“最富的在廣東,最窮的也在廣東”,類似的俗語形象地刻畫了廣東省內的區域經濟差異程度。為破解區域經濟不平衡難題,廣東省持續完善以產業轉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整體思路和具體政策,其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雙轉移”政策期(簡稱“雙轉移”)、產業共建期、有序轉移期3個階段(如表1所示)?！半p轉移”即勞動力轉移和產業轉移,具體而言是指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廣東省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廣東省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向珠三角地區轉移。產業共建是在繼續推動珠三角產業向粵東、粵西、粵北地區轉移的基礎上,同時強調珠三角與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產業鏈的跨區域合作,并希望通過產業共建形成粵東、粵西、粵北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同等水平、優勢互補的區域產業分工合作格局。有序轉移則強調以多種形式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推動省內跨地域產業鏈的構建與延展。3個階段的政策都體現了廣東省以產業轉移和空間布局優化推動區域實現協調發展的初衷,但在推進思路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半p轉移”聚焦于產業和勞動力要素的轉移,產業共建既強調產業的區際轉移和承接,也注重跨區域的產業合作;而在有序轉移階段,更強調產業鏈跨區域優化布局。

表1 廣東省以產業轉移政策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演進歷程

作為我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省持續擔當我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2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第四次親臨廣東省視察,高度重視廣東省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問題,并寄望廣東省在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在長期以產業轉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實踐中,廣東省的產業轉移究竟呈現出怎樣的特征,是否形成了與政策導向一致的發展趨勢?已有研究從多個角度對廣東省產業轉移的政策效應進行了評價。王文森發現產業轉移和空間布局調整總體上促進了省內產業的均衡化發展,東翼和山區工業的地位加強,珠江三角洲及西翼工業地位相對削弱,全省21個地級市之間的工業發展差距總體呈小幅收窄態勢[4]。吳漢賢、鄺國良構建了廣東省產業轉移效應理論模型,并據此分別對產業轉移進程中承擔不同角色的珠三角和粵東、粵西、粵北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分析[5]。許桂靈、司徒尚紀通過對比2003—2008年廣東省四大區域的GDP總量、財政收入等指標后認為,“雙轉移”帶來了包括工業產值增長的經濟效應、擴大人口就業的社會效應等系列影響[6]。黃新飛、陳姍姍從產業結構、農村勞動力就業和先進制造業發展等角度出發,通過專業化指數和區位熵等定量指標分析了廣東省產業轉移的特征[7]。何周倩等以英德市產業轉移園為例,對從珠三角轉移到該產業轉移園區的189家企業分行業對其遷移成效進行對比發現,企業遷移成效存在行業異質性,且受空間黏性影響[8]。

上述文獻深化了我們對廣東省產業轉移階段性特征的認識,但還顯現出以下不足:一是廣東省產業轉移進程實際上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然而,既有研究考察時段多是2010年之前,關注“雙轉移”初期階段的產業轉移特征,缺乏對“雙轉移”后期階段及產業共建階段的研究,更沒有對“雙轉移”和產業共建階段的轉移特征進行對比。二是既有研究并未明確廣東省產業轉移的數量和方向,僅僅通過相關經濟指標在不同時期的變化間接推斷產業轉移的特征和影響效應。廣東省持續以產業轉移來推動區域實現協調發展的進程中,實際上仍缺乏對產業轉移特征和趨勢的量化分析。因此,本文基于2008—2020年的數據,在改進產業轉移量化測度方法的基礎上,分別對廣東省在珠三角、粵東、粵西、粵北四大區域空間層次上的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產業轉移特征和趨勢進行測度與分析,以期明確在階段性政策推動下廣東省制造業產業轉移的時空演化特征,為廣東省在有序轉移新階段完善政策工具、提升政策效應方面提供數據支持,也為全國范圍內其他省份的產業轉移提供參考借鑒。

二、產業轉移的測度方法

一直以來,如何對產業轉移進行量化都是一個難題。國外研究者通常根據企業區位變遷直接判斷產業轉移的規模和方向[9],但我國由于缺乏完善的企業地理區位數據信息,無法應用此種方法對區際產業轉移進行量化。為了克服微觀數據的局限性,國內研究者采取了多種思路來突破產業轉移測度的難題。本文在梳理既有測度產業轉移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較為細致的測度產業轉移的方法。

(一)既有文獻的衡量方法

一種較為普遍的思路是通過相關指標的份額變化對某一地區的產業是轉入還是轉出做出判斷。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具體的指標選取根據研究者關注的重點而有所不同,并在直接使用某一個或者幾個指標抑或構建綜合性的指標體系上各不相同。研究者通常直接使用產業產值、產業吸納勞動力數量的占比變化來反映產業轉移結果,將占比相對提高判定為該區域產業轉入,反之則是產業轉出,如用污染產業和清潔產業的比值變化來反映國際污染產業轉移趨勢[10]。也有研究者構建包含多個指標的產業發展狀況評價體系,如產業競爭力[11],并通過計算綜合指標的時序變化來反映產業轉移情況。綜合利用產業份額的絕對變動和區位熵的相對變動,測度和分析制造業全行業和各細分行業的產業空間轉移趨勢[12]。這種測度方法實際上關注的是產業空間分布結構變化的結果,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產業空間轉移的方向和趨勢,但是不能直接展現具體的產業轉移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種較為普遍的方法是借鑒偏離-份額思想,將某一產業在某一行政單元一定時期經濟產出的變化分解為不同區域層面的增長分量,觀察區際產業轉移的時空演變趨勢和絕對規模,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對產業轉移絕對規模測度的問題。ZHAO X L和 YIN H T通過比較某區域在某一時期內制造業部門增加值占全國制造業部門增加值總和的比重與前一時期該比重數值來判斷該區域產業的轉入和轉出情況[13]。在此基礎上,馮南平、楊善林構建了產業轉移量化指標,用以衡量產業轉移的規模和方向[14]。孫曉華等進一步加入地區經濟規模占全國總體經濟規模的比重以消除地區生產狀況變化給行業份額造成的干擾[2],其構建的產業轉移指數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產業轉移的方向,也反映了地區間產業轉移量的大小,但仍是從相對比重的變化來反映產業轉移的特征。

利用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的數據來揭示區際產業轉移的特征也是一種被較多采用的方法。劉紅光等率先利用投入產出分析法度量了1997—2007年中國幾大區域間產業轉移凈比重,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了研究階段內中國區域間產業轉移的特征、機理與模式[15];張友國基于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以長江經濟帶為例,分析了產業轉移的5種模式[16]。此種方法雖然能夠反映出產業轉移的數量和方向,但是在實際應用中受限明顯,其數據獲取難度較大且通常間隔5年才有數據更新,不能體現產業轉移的連續動態過程,也難以反映出最新的產業空間變化特征。

還有較多學者利用相關指標替代法來表征產業轉移。較多研究利用外資數額來反映國際產業轉移的數量特征。在對國內區際產業轉移的研究中,有研究利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供的國內投資數據來估計我國省際產業轉移的規模[17],也有研究利用省外到位資金總額作為承接產業轉移的代理變量[18]。這和用外資數據作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代理變量的思路是一致的。當然,這種方法只能對產業轉移進行大致的估計,無法精確量化產業轉移的規模。

此外,相對凈流量指標測度法亦被用于產業轉移的測度。覃成林、熊雪如在對產業轉移進行定義的基礎上,以區位熵指數和修正后的引力模型為基本測量模型,建立產業轉移相對量和區域經濟關聯度測度方法,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出產業轉移相對凈流量指標,用以測度產業轉移的方向和相對規模,并把全國劃分為八大經濟區域的空間層次,將制造業細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三大類型,對2000—2010年我國制造業產業轉移的方向和相對規模進行了測度和分析[19]。戴翔等通過引入經方向性修正的引力模型,對覃成林等的相對凈流量指標稍加改造,以不同技術水平為產業劃分依據,在省級經濟體的空間層次上考察了2000—2014年產業轉移及產業轉型情況[20]。

相比之下,相對凈流量指標測度法能夠衡量產業轉移的規模及方向,所使用的核心數據是較易得的產業從業人員數、地區GDP等,在時間維度上具有較好的連續性。在獲得區域總體的產業轉移量化指標后,以經濟關聯度為主體來構建權重系數,將產業轉移總量“分配”到與之相關的其他區域上并進一步計算區域之間的產業轉移規模,這一指標構建思路是可取的。需要注意的是,該方法中產業從業人員數的變化是否最能體現產業轉移的指標仍值得商榷。此外,過于復雜的權重系數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該指標的經濟含義,如何構建準確且簡潔的權重系數仍值得進一步改進。

(二)本文采用的測度方法

本文認為,雖然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勞動力人口的遷移,但是由于不同類型的制造業對勞動力的吸納程度不一樣,而且隨著技術的進步,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技術對制造行業的影響愈加深重,部分制造業尤其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專業從業人口數量變化越來越不能代表某個產業的區際變動情況。相比之下,制造業產值的區際變化則更能體現產業的空間轉移特征。

(1)

(2)

(3)

(4)

用t時期i區域與j區域之間的經濟關聯度占i區域與所有非i區域的經濟關聯度總和的比例表示i地區與j地區之間的產業轉移權重(以Fij,t表示),則有

(5)

進一步地,

(6)

(三)產業劃分及數據來源說明

由于2017年我國對制造業分類重新進行了調整,本文對制造業的分類參照最新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和代碼》(GB/T4754-2017)。對制造業二位碼分類問題,當前學術界存在較大爭議,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和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屬二位碼制造業分類并沒有絕對標準。不同類型的制造業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隨著其生產要素的比重變化,甚至不同產業類別可能相互轉換。在此處選擇了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C3.0)將31個制造業部分分類,并在此基礎上結合傳統分類標準進行了細節的修正(見表2)。

表2 本文制造業產業分類說明

廣東省四大區域制造業產值和21個地級市的GDP數據來自2009—2021年《廣東統計年鑒》《廣東農村統計年鑒》,并以《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作為補充。其中,本文對制造業產值數據進行了如下分類和加總處理:在得到廣東省21個地級市的不同產業類型制造業的產值數據之后,按照上述產業分類標準對各地市31類二位碼制造業產值進行加總,得到四大區域制造業的產值數據。球面地理坐標數據來自谷歌地圖API,利用ArcGis Pro計算得到每個年度四大區域經濟重心間的距離。

三、測度結果及分析

本文依次測度了“雙轉移”和產業共建兩個階段廣東省四大區域資源密集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專業化指數和轉移相對凈流量,以此對比分析連續政策驅動下廣東省制造業轉移的特征及趨勢。

(一)資源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趨勢與特征

廣東省內資源密集型制造業專業化程度區際差異明顯。從圖1可以得到,粵西專業化指數最高,各年份均在2以上;粵北次之,持續在1.8～2.2區間變動;粵東排名第三,變化區間集中在1.2～1.7之間;珠三角最低,專業化指數長期穩定在0.82～0.86之間。從變動趨勢來看,粵西、粵北和粵東均呈現出總體升高趨勢,珠三角則與之相反,呈現小幅下降趨勢。這表明研究期以來,廣東省資源密集型制造業持續的集聚性轉移,具有自然資源優勢的粵東、粵西和粵北地區為集聚性轉入區域,珠三角地區則為集聚性轉出區域。

圖1 2008—2020年廣東省四大區域資源密集型制造業專業化指數變化

表3呈現了2009—2020年廣東省內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產業轉移的方向和規模。數據顯示,廣東省內四大區域之間的產業轉移并不是單向的,產業轉移的方向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動。2009—2013年,珠三角和粵東地區除2010年產業轉移的方向為從粵東轉入珠三角外,其他年份均為珠三角向粵東轉移;2014—2020年,一直呈現粵東向珠三角轉移的特征。珠三角和粵西地區的產業轉移方向變化頻繁,2009年、2014年、2016—2018年及2020年為粵西向珠三角轉移、2010—2013年及2015年、2019年為珠三角向粵西轉移。珠三角和粵北之間,除2010年、2012年和2015年為珠三角轉向粵北,其余年份則正好相反?；洊|、粵西之間,2016年前大多數年份為粵東向粵西轉移,2009年、2011—2012年及2017—2020年均為粵西向粵東轉移?；洊|和粵北之間,由粵東轉向粵北的年份略多于由粵北轉向粵東的年份?；浳骱突洷敝g,產業轉移規模較大,凈轉移總量較為可觀且轉移方向為粵西轉向粵北。

表3 2009—2020年廣東省內資源密集型制造業區際轉移情況

本文將不同區域同年度的產業轉移相對凈流量絕對值加總,得到該年份的產業轉移總規模,以便考察產業轉移的絕對數量。通過將2009—2020年以來各個不同區域之間的相對凈流量數值直接求和得到對應區域之間的凈轉移總量,以反映考察期內不同區域之間產業轉移的凈總體效應。從表3所呈現的轉移過程來看,2009—2020年,廣東省內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產業轉移的總規?？傮w呈現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趨勢,且轉換的時間點恰好在2016年前后,表明廣東省內“雙轉移”階段的政策效應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直至進入產業共建階段后又漸趨增加。在此期間區域之間產業轉移的凈總效應為粵西、粵東總體均向粵北轉移,粵東、粵西、粵北總體均向珠三角轉移,粵西總體向粵東轉移。其中,凈轉移總量最大的是粵西向粵北的轉移,為46.86,其次依次是粵北向珠三角的轉移和粵西向珠三角的轉移,分別為15.48和11.15。

(二)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趨勢與特征

在廣東省產業分工格局中,珠三角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區域,其分工專業化指數明顯高于粵東、粵西、粵北地區(見圖2)。

圖2 2008—2020年廣東省四大區域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專業化指數變化

粵東、粵西、粵北3個區域的專業化指數均較低,常年在0.6以下,其中,粵西地區最低,粵東地區次之,粵北地區稍高。從變動趨勢可以看,珠三角和粵東的專業化指數較為穩定,呈小幅微降之勢,整體分別保持在1.1和0.35附近;粵西地區降幅明顯,2008—2020年共下降了11個百分點;粵北地區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增長態勢,觀察期內增速超過了12個百分點。

表4進一步揭示了廣東省內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區際轉移的方向、規模與演化路徑。從表4的數據可以看出,在大多數年份里,粵東與粵北以及粵西和粵北之間發生的產業轉移規模較大,并且轉移的方向總體呈現出粵北向粵東及粵西轉移。2009—2020年,粵北向粵東的凈轉移總量為13.40,粵北向粵西的凈轉移總量為22.60。在珠三角與其他區域之間,大多數年份為珠三角向粵東和粵西轉移,且凈轉移總量表現出珠三角向粵西凈轉移量大于其向粵東的凈轉移量;珠三角與粵北則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大多數年份為粵北向珠三角轉移,整個考察期的凈轉移總量為粵北向珠三角轉移了8.72?；洊|與粵西之間表現出相互轉移的態勢,但考察期總體表現為粵東向粵西轉移。從各個年份對應的轉移總規模來看,廣東省產業轉移的規模變化較為頻繁,“雙轉移”與產業共建階段都出現了省內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小高峰,顯現出政府出臺的產業轉移政策在實際中的推動作用。

表4 2009—2020年廣東省內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區際轉移情況

(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趨勢與特征

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專業化指數亦呈現較為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見圖3)。

圖3 2008—2020年廣東省四大區域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專業化指數變化

圖3顯示,粵東和粵北的專業化指數均在1之上,且均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主要集聚區。其中,粵東的專業化指數常年在2.4以上,遠高于粵北。珠三角整體專業化程度接近1且呈小幅下降態勢;粵西的專業化程度最低且整體變化趨勢為先升后降。整體來看,廣東省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呈現出集聚性轉移的特征,珠三角、粵北和粵西是轉出區,相應地,粵東是轉入區域。

表5顯示了近10年來廣東省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區際轉移的方向及規模的動態變化特征。從結果可以看出,珠三角與粵東、粵西、粵北區域之間的產業轉移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其中,除2010年和2019年外,其他年份均表現為粵東向珠三角的轉移,且整個考察期粵東向珠三角的凈轉移總量為10.26,規模相對較小。珠三角與粵西、粵北在部分年份的轉移方向分別為由粵西轉向珠三角和由粵北轉向珠三角,但是整個考察期仍是珠三角向粵西和粵北轉移,且凈轉移總量分別是2.33和23.26,后者顯著高于前者?；洊|、粵西和粵北之間,粵東向粵北轉移具有相對持久性且二者之間凈轉移總量較大,顯著高于其他區際轉移;粵西和粵北的轉移方向為2009—2010年由粵北轉向粵西,2011—2017年持續表現為粵西向粵北轉移其后又呈現粵北轉向粵西的變化特征,且考察期間總體仍為粵西向粵北轉移,但凈轉移總量為18.49,顯著小于粵東與粵北之間的凈轉移總量;粵東與粵西之間,總體呈現出粵東向粵西的小規模轉移。從各個年份對應的轉移總規模變化趨勢來看,也表現出2009年后和2017年后各有一段較為持續的轉移高峰期。與前兩種產業類型相比,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轉移規模明顯較大,表明廣東省內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區際轉移也受到政策驅動。

表5 2009—2020年廣東省內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區際轉移情況

(四)廣東省制造業整體轉移的趨勢和特征

分別從空間差異和時序變化兩個維度來分析廣東省制造業總體的轉移趨勢和特征(見表6)。從四大區域之間的產業轉移來看,珠三角與粵西及粵北之間,制造業轉移的方向總體為由珠三角轉向粵北和粵西,且前者的凈轉移總量達到29.89,顯著大于后者的1.87;珠三角與粵東之間總體呈現由粵東向珠三角的相對較小規模的產業轉入;粵東、粵西及粵北之間,制造業產業轉移的總體方向為由粵東轉向粵西和粵北以及由粵西轉向粵北,其中,粵東向粵西的凈轉移規模較小,僅為3.10;而粵東、粵西向粵北的凈轉移總量較為可觀,分別為40.83和31.53。從各個年份區域之間制造業轉移總規模的變化趨勢來看,2009—2012年廣東省區際之間的制造業轉移總規模都較大,尤其是2011年達到了最高水平(107.20),其后逐漸回落,到2016年達到最低,其在產業共建政策的推動下,從2017年開始,轉移總規模又有較為明顯的上升,2019年開始轉移總規模漸趨回落。

表6 2009—2020年廣東省內制造業整體區際轉移情況

總體來看,“雙轉移”政策和產業共建政策出臺后轉移總規模呈現出逐漸上升到峰值然后快速回落的趨勢,表明政策總體加速了制造業企業在市場化力量驅使下的空間轉移進程,且從產業轉移政策出臺到集中釋放政策效應間存在時滯。從產業轉移的方向來看,雖然兩個階段都存在制造業在廣東省內四大區域之間的相互轉移,但在珠三角與粵東、粵西、粵北區域之間,仍以珠三角制造業向外轉出為主,符合將省內核心區域珠三角制造業轉移到粵東、粵西、粵北外圍區域的政策導向;粵東、粵西、粵北內部制造業相互轉移以粵東、粵西向粵北轉移為主,促進了產業空間布局均衡,表明產業梯度仍然是推動產業轉移的主要動因。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區域整體發展水平分化的情況下,區域內部企業個體特征差異是廣東省內區域之間反梯度轉移的原因。成長于外圍區域的優勢企業到了一定階段,可能實現由外圍向核心區域的空間轉移,或者通過將部分高端生產環節轉移到核心區域,以實現在更大范圍內優化企業空間布局。

四、結論及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廣東省制造業轉移受政策驅動效應明顯。2008年的“雙轉移”和2016年產業共建政策出臺后均有力地促進了廣東省內制造業的區際轉移規模擴大,且相比較而言,“雙轉移”階段產業轉移總規模顯著高于產業共建階段,政策效應衰減明顯?？傮w來看,整個考察期內廣東省內區際產業轉移呈現如下特點。

一是2009—2020年,廣東省內的制造業轉移始終存在,且不同類型的制造業區際轉移在方向、規模、演化路徑均有較為明顯的差異,并沒有呈現出持續、穩定的演化趨勢。3種制造業產業類型中,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規模最大,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規模最小,資源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規模居中,這一特征體現了不同類型制造業區位布局的要求和條件差異,也與廣東省產業轉移引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優化空間布局的政策初衷相一致,但與全國層面的制造業轉移特征有明顯差異[21]。從產業轉移政策的空間影響效應來看,其對四大區域的影響效應是非均衡的。其中,粵北是各種制造業類型凈轉移量最大的區域,這主要是因為粵北和珠三角及粵東、粵西地區在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發展基礎以及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從而成為在區域經濟格局中承擔較多產業轉移并最能顯現廣東省產業轉移政策效應的區域。

二是廣東省內制造業轉移一直處于頻繁的動態調整過程中,四大區域中任意兩區域間都存在相互轉移的現象,但是制造業總體的凈轉移總量和方向存在差別。其中,粵東和粵西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總體向珠三角轉移;粵北資源密集型和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向珠三角轉移,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則由珠三角向粵北轉移;粵東、粵西之間則呈現出制造業由東向西轉移的態勢;粵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粵北轉移的規模甚為可觀,以至于兩地之間制造業轉移總體表現為粵東向粵北轉移;粵西和粵北之間制造業呈現從粵西向粵北轉移的特征,這與兩地之間資源密集型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的方向一致,但和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方向相反。

總體而言,在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廣東省內的制造業轉移并未呈現出持續且穩定的演化趨勢,省內制造業轉移政策驅動效應明顯,尤其是轉入粵北的制造業規?？捎^,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省內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但是,廣東省區域發展不平衡仍然是制約全省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全省實現共同富裕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在一般意義上的簡單轉移需求已經在“雙轉移”和產業共建政策驅動下集中釋放后,廣東省2023年新出臺的有序產業轉移政策關注點已從傳統的產業空間位移轉向產業鏈的跨區域優化布局。為避免政策效應持續衰減和實現新政策導向,需要協調好轉出地的“推力”和轉入地的“拉力”[22],完善產業鏈跨區域布局的利益激勵機制。一方面,對有轉移意向的企業出臺激勵措施,鼓勵企業優先在全省空間范圍內選址布局;另一方面,加快構建產業轉出地和轉入地之間的利益分享機制,促進省域內的跨區域緊密生產合作網絡加速形式。在對口幫扶工作中,須提高珠三角地區對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的產業幫扶力度,從產業園區建設、營商環境建設、招商引資等方面給予指導與幫助。此外,粵東、粵西、粵北地區亟須提升自我發展能力,可以借鑒貴州以數據中心建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經驗[23],搶抓當前新興產業發展以及新發展戰略實施的機遇,努力搶占未來發展的制高點,實現廣東省區域經濟格局的相對均衡。

本文的研究豐富了近10年來對廣東省產業轉移特征和趨勢的認識,也為進一步科學、全面地評估廣東產業轉移政策實踐的系列影響效應奠定了基礎。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是以制造業產值作為測度產業轉移的核心數據,并基于相對凈流量方法得到了上述結論,雖然本文認為制造業產值比勞動力從業人數更能反映產業的空間分布情況,但是尚未做相應的對比分析。在產業轉移權重的構造上,亦可探索進一步改進的方法和思路。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省際層面的人工智能技術會誘致產業逆向梯度轉移[24],省內區際之間是否也存在這一影響效應尚不得知。廣東省在《關于新時代廣東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搶占人工智能領域制高點的發展目標,人工智能技術對全省產業轉移的影響效應值得關注。隨著廣東省以產業有序轉移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系列政策的落實,研究者可以繼續跟蹤新發展階段的政策效應,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助力構建形成中國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理論與實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