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邊疆地區國家公園建設的路徑考量:以高黎貢山為例

錢美君,王欣雅,文傳浩

(云南大學 經濟學院,昆明 650500)

一、引言

國家公園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的形成推動著人類自然保護意識的發展。2019年出臺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1],明確了國家公園體制的根本性問題,我國開始從以自然保護區為主體轉向以國家公園為主體來切實保護珍貴的自然資產[2]。1983年,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正式建立,隨后在1986年進一步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涉及怒江州和保山市的貢山、福貢、瀘水、隆陽和騰沖各縣(區),從地理區位來看,連接了東喜馬拉雅、橫斷山、印緬交界3個地區,是全球十大瀕危森林生物多樣性地區之一,被譽為“世界物種基因庫”[3]。同時,高黎貢山在中緬兩國生態安全保護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是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下中緬印跨境保護的重要地區。保護高黎貢山就是保護國家生態安全,保護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西南邊疆的穩定安全。為此,本文在梳理國家公園發展歷程的基礎上,總結高黎貢山設立國家公園的基礎特征和現實需求,分析高黎貢山建設國家公園面臨的實踐困境,并提出相應的對策路徑,為高黎貢山建設國家公園提供參考。

二、國家公園的發展概況與典型特征

(一)概念提出

國家公園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19世紀美國大開發時代,當時大規模開發造成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人們開始意識到保護自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832年,美國藝術家喬治·卡特林在目睹紅杉巨木被大肆砍伐、野牛被掠殺后,在《美國野牛和印第安人處于瀕危狀態》中首次使用“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一詞,被認為是國家公園理念的起源,其關鍵性理念是兼具“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4],以期通過設立國家公園來保護自然之美[5]。隨著生態保護運動的爆發,國家公園理念開始逐漸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從國家公園的概念衍生出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體系、生物圈保護等相關概念。

隨著自然保護理念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全球范圍的傳播,國家公園概念發生延伸變化,從最初的保障全球國民風景權益發展到大尺度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保護。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國家公園的定義存在差異,但總體來說均強調對國家公園區位空間、生態資源以及文化遺址的保護。遴選的國家公園都是生態保護的關鍵區域,兼具服務功能,例如教育功能、游憩功能、旅游功能等,以保護、保存、修復為目的,強調資源的生態基底和保護的生態要求,即國家公園需要涵蓋完整的生態系統本底和排除外來傷害的生態保護機制[6]。

國內的專家學者對國家公園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例如,張希武[7]、唐芳林[8]、徐嵩齡[9]等,分別從國家公園的保護區域、目標定位、功能發展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國內發布的各項文本和規定也給予國家公園相應的定義,如2009年云南省技術質量監督局發布的《國家公園基本條件》、2017年印發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10]和2019年印發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1]分別對國家公園給出了明確的定義(見表1)。

表1 國內關于國家公園的定義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國家公園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關鍵區域中的特殊地位。從2009年到2019年,對國家公園保護的目的更是從“重要”到“最重要、最獨特、最精華、最富集”,保護程度和關注度上升到最高級,把國家公園的站位提高到目前對自然資源保護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中的最高位,其中“保護范圍大、生態過程完整”則是進一步深化國家公園在地理區位和價值保存上區別于其他自然保護地的要求,更加注重對生態系統完整性的保護;“具有全球價值、國家象征,國民認同度高”則從全球定位、國家價值和全民意識方面進行了高度概括。相較于過去給出的國家公園定義,2017年和2019年給出的定義思想站位更高,建設目的更明確,功能定位更詳細。

(二)內涵辨析

從1956年國內建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開始,國內自然保護地體系就得到了大力發展,森林公園、濕地公園、地質公園等不斷涌現。經過長達幾十年的探索建設,自然保護地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保存自然遺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已經建立各類自然保護地1萬多處,約占國土陸域面積的18%[11],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長期以來,各類自然保護區的落地與建設也出現諸多問題。例如,林業和環保等部門存在多頭管理的現象,使得管理割裂、不通暢,產權責任不清晰等[12]。為完善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解決長期存在的管理體制之痼疾,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以此解決我國在自然保護地體系方面存在的交叉重疊、多頭管理困境,進行體制和空間上的整合,保護我國國家生態安全。

目前,國內形成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類型。相較于原有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涵蓋了國家公園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把國家具有代表性的高價值生態空間納入范圍之內,對自然保護地體系進行了系統化、組織化的完善,以期更好地發揮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針對自然保護地體系三種主要的類型,在保護程度、保護范圍、功能價值方面各有側重[13],反映出對自然生態環境全方位的保護和利用(見表2)。

表2 我國各類自然保護地對比

通過對我國各類自然保護地的對比可以發現,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自然公園的生態價值依次遞減,國家公園在三者中具有更大的保護面積、更高的景觀價值、更強的國家代表性及更豐富的生態系統類型和更完善的服務功能。國家公園更加注重對自然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護,強調“堅持生態保護第一”,減少人為因素的干擾,維護自然資源本身的原始狀態。目前,雖然自然保護地體系以國家公園為主體,但大量的自然保護區仍是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相較于已有的自然公園,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公園等并不是國家公園,而是屬于自然公園的范疇,二者之間的差異表現為國家公園更加偏重綜合性大范圍的整體性保護,而自然公園偏重特定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系統保護,保護嚴格程度遠小于國家公園?？傮w來看,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三種類型基本涵蓋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分級保護,但國家公園更強調保護最應該保護的地區,自然保護區實行片區保護,而自然公園則是對特定自然景觀環境進行保護,三者相互補充,共同構成現有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三)典型特征

1.國家代表性

根據《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1]給出的關于國家公園的定義,國家代表性是首要特征。國家公園的選擇必須是能夠代表全球價值獨特性或國家典型的區域,是自然和人文資源的典例,具有極高的自然價值,能夠被視為國家名片。例如,第一批國家公園中的三江源國家公園、大熊貓國家公園、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等具有獨特性和代表性,能夠成為我國江河山川生動的形象代言者。同時,考慮到國家代表性在國際上的差異,國家公園還需要涵蓋一定的國際獨特性和代表性,是我國特有的自然保護類型。

2.全民公益性

“國民認同度高”意味著全民具有共享性,能夠從國家公園中獲取多種功能性服務。例如,具有調節作用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開展自然環境教育的引導功能,進行樣本提取、環境監測、生物研發等活動的科研功能,提供親近自然、體驗自然、了解自然的游憩娛樂功能。一系列的多功能服務能夠激發全民的積極性,實現從全民共享、全民所有到全民保護。所謂國家公園,是每一個人的國家公園,福利應覆蓋到每一個人和每一代人。同時,作為地球上珍貴稀有的自然資源,也意味著必須保證全民利益最大化、民族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最大化和人類利益最大化[14]。

3.生態完整性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一屆國家公園論壇的賀信》中提到,“中國實行國家公園體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由此可見,保持自然生態完整性對國家公園設立的重要性。國家公園保護的范圍不以行政區劃為依據,而是以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作為標準來執行,并始終突出把最應該保護的地方保護起來,確保完整保護最為核心的資源。

三、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的現實依據

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前沿陣地,高黎貢山建設國家公園有其充分性和必要性。充分性,即建設國家公園的基礎條件,也就是與現有的典型國家公園相比所必須具備的基礎特征,主要從國家代表性方面進行闡釋。必要性,即建設國家公園的存在理由,也就是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的現實需求,主要從全民公益性和生態完整性方面進行闡釋。

(一)建設國家公園的基礎特征

目前,我國成功設立的國家公園的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筆者通過總結梳理五個成功設立的國家公園情況發現,國家公園的國家代表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分別是含有典型生態系統類型和代表性物種。例如,設立大熊貓國家公園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野生大熊貓種群及其棲息地環境,實現大熊貓種群的穩定繁衍,并有效解決大熊貓棲息地呈現的孤島化和碎片化問題,防范大熊貓種群滅絕風險,增強棲息地的連通性和完整性。而三江源國家公園則更加側重于保護我國所特有的青藏高原典型高寒生態系統。三江源作為我國和東南亞國家重要的水源地,其境內的青?？煽晌骼镒匀槐Ｗo區是我國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遺產地,有著青藏高原典型的高寒生態系統、最完整的代表性物種以及湖泊數量最多、密度最豐富的自然遺產,在世界范圍內享有盛譽。因此,比照已成功設立的國家公園特性,高黎貢山建立國家公園具有以下特點。

表3 我國典型國家公園基本概況比較

1.典型性生態系統

高黎貢山屬于云貴高原常綠闊葉林生態地理區,有著我國最完整的生物氣候垂直帶譜、最多樣的山地垂直植被類型以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熱帶雨林[15]。高黎貢山一山分四季,從河谷到山巔依次出現亞熱帶、溫帶、亞寒帶、寒帶四個垂直氣候帶。隨著海拔的升高,不僅形成了較完整的亞熱帶山地土壤垂直帶譜,而且植被上具有明顯的垂直分布規律,由下至上形成包括熱帶季雨林、常綠闊葉林、落葉闊葉林等在內的八個山地垂直植被類型,還具有半常綠季雨林、季風常綠闊葉林、半濕潤常綠闊葉林、中山濕性常綠闊葉林、山頂苔蘚矮林、河谷硬葉常綠闊葉林、落葉闊葉林、干熱河谷灌叢、暖溫性針葉林、溫涼性針闊葉混交林、寒溫性針葉林、寒溫性竹林、寒溫性闊葉灌叢、暖溫性草叢、高山草甸15個植被亞型,在國家層面具有典型性。

2.代表性生物物種

高黎貢山作為我國物種的新生大陸,在典型野生動植物種群的棲息區域中具有極高的生物聚集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杜鵑王和我國特有的高黎貢白眉長臂猿的重要棲息場所,保護高黎貢山就是保護我國的生物多樣性。從數量上來看,天行長臂猿在國內種群數量不足150只,比大熊貓還稀有,僅分布于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等狹小區域[16]。而大樹杜鵑更是被譽為“世界杜鵑之王”,數量極少,被列為“極危物種”。而且,高黎貢山作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發現新物種最多的地區——共發現動植物新種627個[17],更是古老、珍稀瀕危保護動植物的集萃地、野生動植物種質基因庫以及著名的種子植物模式標本產地。作為地球上山地森林保持最完整、狹域特有種比例最高、珍稀瀕危物種最集中的山脈,高黎貢山是大自然博物館和生物多樣性的寶庫與窗口,具有無可替代的保護地位與開發利用價值。

3.特殊的地理條件

如果說云南在國家的戰略定位中是西南生態安全屏障,那么高黎貢山就是第一道屏障,生態區位極為重要,守護著西南邊陲的國家生態安全,是國家生態安全保障的關鍵區域。高黎貢山起源于東喜馬拉雅山東部南延地段,原屬于青藏高原南部,從屬于橫斷山脈西部斷塊地帶,由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因地殼運動互相撞擊而形成的東部縫合線地帶,是我國和緬甸的界山,夾在怒江和獨龍江之間,地勢險要,垂直高差超過5 000 m,是地球上南北緯度跨越最長、切割最深的斷裂縱向嶺谷區。一方面,從所處亞洲板塊的地理區位來看,高黎貢山北接青藏高原,南望中南半島,東連云貴高原,西達印度半島,是亞洲西南板塊的重要連接點,在地理位置與地形地勢上就是一道天然屏障,阻擋著來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風。另一方面,從所處的南亞生態安全戰略格局來看,南北走向的山脈與河流不僅是連接世界兩大生物地理界——古北界與印馬界的生物地理廊道,更是“中緬生態安全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地理學、氣候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價值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4.富集的生物多樣性

高黎貢山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核心區,集中分布了我國約17%的高等植物、30%的哺乳動物和35%以上的鳥類[16],其花卉、蔬果、染料、食用菌等資源豐富。在西南片區,或者整個中國,乃至全世界,高黎貢山的生物多樣性都位列前茅。已記錄在冊的動物有2 614種,從哺乳類、鳥類、昆蟲類到獸類,包含的動物資源種類齊全。據調查,高黎貢山有大型蛾類1 005種,是我國蛾類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靈長類10種,是我國靈長類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此外,高黎貢山有蜂猴、貢山羚牛、白尾梢虹雉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40余種,有獼猴、短尾猴、小熊貓、黑熊、水鹿、紅鬣羚、巨松鼠、血雉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184種[3],是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的重要庇護所。除了豐富的動物資源,高黎貢山還素有“東亞植物區系搖籃”的美稱,已記錄在冊的高等植物有5 700余種,約占全國總數的1/5。據不完全統計,高黎貢山是我國40年來發現新物種最多的地區之一[17],物種之豐富,結構之復雜,被稱之為“世界物種基因庫”。

5.厚實的文化遺產

除去自然風光,高黎貢山還保存著絲綢古道、戰爭遺址、古房名寺、舊寶文物以及各類民族風情。其中,被稱為“蜀身毒道”的南方絲綢之路就具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它以四川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沖,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后到達印度和中東。此外,作為西南邊陲的天然戰略屏障,高黎貢山保護區內還有烽火臺等戰爭遺跡,被稱為“云端的戰場遺跡”,許多古樓名寺也坐落于大山之中。除去物質性的文化遺產,高黎貢山還是世界上多種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種宗教信仰和諧相處、共融發展的重要精神文化走廊,傈僳族、傣族、回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沿著山脈和河流世代而居,在此形成了獨特且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

(二)建設國家公園的現實需求

高黎貢山從設立自然保護區以來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水源涵養、生物安全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但隨著制度的不斷優化更新,自然保護區開始產生向國家公園晉升的現實需求,具體可從管理制度、保護范疇和全民共享三方面來分析。

1.管理制度的躍升需求

一方面,高黎貢山具有功能定位的轉變需求。目前,高黎貢山處于自然保護區的框架之下,而自然保護區的功能重點是自然保護,強調保護的優先性,國家公園則強調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并重,旨在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蛾P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1]就指出要“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高黎貢山具有生態系統典型性、生物物種代表性、地理條件特殊性、生物多樣性富集性和文化遺產厚實性,不僅應加以保護,還應加以合理利用。

另一方面,高黎貢山具有管理層級的躍升需求?，F有的自然保護區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管理形式,分別由國家、省、市、縣設立自然保護區并分級管理,保護與發展常常分立進行,多存在“人地約束”和資源富集之間的沖突[18],導致管理的交叉重疊、監管不清。而國家公園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形式,由國家主導管理和直接行使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能夠實現權責統一,解決機構和政府的目標異質性,實現利益同質性。

2.保護范疇的完整性需求

目前,高黎貢山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框架下,設有保山管護局和怒江管護局,其下又分設騰沖、貢山、隆陽管護局等多個分局,分別管理對應區域。然而,現有管護局以自身管轄區域而非整個保護區范圍為目標,存在職責不一、規范不合、效率不高等問題,不能從生態系統完整性的角度實現高黎貢山保護效應最大化。除此之外,高黎貢山在行政區劃上又跨越了多個市(州)和縣(市、區)。面對高黎貢山所特有的生態系統和動植物群落,需要對其進行完整性保護。相比較而言,國家公園強調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能夠補充現有自然保護區范疇的不足,給予高黎貢山自然生態系統更完整的保護。

3.全民共享的公益性需求

高黎貢山作為自然資源的富集庫,不僅具有重要的保護價值,還蘊含著巨大的開發價值,如生物基因開發、生態旅游發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值得全民共享。自然保護區是地方事權,由地方出資保障,財政資金支持相對不足,生態補償形式也比較單一。對比而言,國家公園是中央事權,由中央專項資金保障支持,因而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晉升為國家公園后將擁有更充足的資金來擴大受益群眾的范圍,使得高黎貢山周邊村落居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升,不僅能提高民眾的物質生活質量,還將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需求。

總體來看,高黎貢山建立國家公園從國家代表性來看已經具備一定的條件,并存在全民公益性和生態完整性的現實需求。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高黎貢山是否具備設立國家公園的條件,對照2021年發布的《國家公園設立規范》,參考唐小平等對設立標準的理解[19],將高黎貢山已有的條件與國家公園的認定指標和認定要求一一對照,形成表4的內容。從現有的基礎和未來發展來看,高黎貢山建立國家公園既是現實需要也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的需要,更是以國家公園形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

表4 高黎貢山建設國家公園的指標比對

四、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的實踐困境

(一)“生物盜竊”風險隱患潛藏,導致評估勘測難度增大

高黎貢山保護區資源富集且處于邊界之地,建設高黎貢山國家公園需要更加注意生物基因資源的保護與傳承。在日常保護與修復過程中,“生物盜竊”常常以邊境走私物種資源、夾帶郵寄物種資源、旅游盜竊物種資源、誘導合作竊取物種資源等方式對我國的生物資源進行轉移,使得我國境內特殊的基因資源流失,給未來生物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威脅。高黎貢山位于我國西南邊疆地區,作為生物資源的王國,是“生物盜竊”的重災區,經常出現盜采重樓、盜伐楓木、盜砍黃楊木等情況。盡管我國已經對境內的動植物資源開展了相應的收集與研究工作,但緬甸邊境仍是戰略生物資源采集的薄弱地區,“生物盜竊”給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的評估工作帶來了阻礙。

(二)多元化生態補償制度偏弱,呈現較大資金缺口

高黎貢山保護區的經費仍然主要來自財政撥款,其他資金支持有限,未形成長期穩定的保障機制。雖然《自然保護區條例》對自然保護區的經費做了明確規定,但除了保護區內人員工資以及部分專項經費由財政保障外,自然保護區的基礎設施維護、野生動物救護、日常山林巡護等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例如,怒江的洛本卓管護站辦公用房老舊,部分巡護點未通電,一些巡護哨卡只是搭了簡易房,監測巡護條件十分艱苦,再加上巡護員工資低、留人難,出現了人手不足的情況[1],究其原因還是補償投入不足。同時,針對林業行政管理、野生動物肇事、生態移民搬遷、外來物種入侵等方面的生態補償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和確認,這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也就給高黎貢山進一步升級設立國家公園提出了資金支持方面的要求。

(三)動植物棲息地不斷收縮,影響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

近年來,隨著高黎貢山人口不斷增多、交通網絡逐漸完善,動植物棲息地不斷收縮,加速了生物多樣性喪失,給資源保護帶來較大壓力。一方面,生物多樣性保護壓力來自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發展的壓力,具體表現為交通基礎設施引致的生態空間割裂和產業發展導致的空間污染,使得經濟-社會-環境的融合發展存在困難,這給國家公園的設立帶來了阻礙。另一方面,人口數量的增多加大了環境負荷壓力,致使物種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生活帶來的薪材消耗、農藥化學殘留、生活垃圾污染等問題正逐漸侵蝕著生物棲息地,讓稀缺生物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物種多樣性的生存格局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國家公園范圍的劃定和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此外,跨界地理特征帶來的外來物種入侵也嚴重威脅著當地植物的生存繁衍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目前已發現的高黎貢山外來入侵植物就有39種,如薇甘菊、紫莖澤蘭、水白菜等[20],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四)行政單元指標數量約束,國家公園分配尚需優化

目前,第一輪國家公園的設定已經完成,5個國家公園成功設立,涉及10個省(區),保護面積達23萬km2,皆處于我國生態安全戰略的關鍵地域。在第二輪國家公園遴選過程中,考慮到省域之間資源稟賦、生物多樣性以及地理區位的差異,國家公園的設定不應受制于行政區屬性進行數量限制,而是要更多地按照國家公園設定的目的,即“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安全屏障,給子孫后代留下珍貴的自然資產”進行國家公園的審核與推薦。同時,省份之間應該放開數量限制,不制約具有代表性的保護區升級成為國家公園,需要按照“生態保護第一”的理念以及自然生態系統保護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來確定指標,確保國家最珍貴、最重要、最精華的區域得到保護。始終堅持將具有國家代表性、生態完整性和全民公益性的核心資源納入國家公園,用國家意志和國家權力實行最嚴格的保護。

五、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的路徑考量

(一)強化法制建設,有效提升監督保障水平

落實地方各部門關于高黎貢山管理與監督等事權劃分和責任分工,為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提供堅實的法治基礎。探索我國西南邊境地區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的高黎貢山方案,面對邊防鞏固、生態保護、綠色發展等問題出臺相關法規條例,因地制宜地研判邊疆地區跨境保護與發展的實際情況。健全地方人才引進策略,夯實法治建設的人才基礎,牢固樹立本土人才培養與高水平人才引進的核心意識,重視科研人員保障的政策落地。強化高黎貢山行政執法力度,打擊資源盜竊、偷砍亂伐、走私物種等違法事件,提升行政執法的質量和效能。結合高黎貢山的區域特征,健全對生態補償、人員管控、事權劃分的實施細則,出臺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條款。通過明確的規劃、保護、修復、檢查等制度共同組成高黎貢山國家公園綜合性生態法治體系。

(二)拓寬資金渠道,構建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

完善現有的資金保障機制,不斷深化、拓展資金來源,在財政治理方面為國家公園建設提供支持。合理劃定高黎貢山國家公園體制建設的中央和地方事權,清晰劃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出資責任,并針對總體財政支出情況,按照一定比例分攤支出責任。在堅持高黎貢山生態保護的前提下,多層次吸納社會資金的融入,允許開展特許經營等限制性經營活動,拓寬資金渠道。開展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拓寬生態補償對象,將原來的生態補償資源要素類型從以森林資源生態補償為主逐步向景觀生態補償、流域生態補償、耕地生態補償、礦產資源生態補償延伸,探索多元化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立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基金會,組織開展宣傳、激勵、科普活動,召集、接收和管理來自社會各界的資助與捐款。關注高黎貢山在實現碳中和目標中的重要作用,開發高黎貢山生態產品的碳匯交易功能,探索開展國家公園碳排放交易市場,拓寬高黎貢山國家公園資金來源渠道。

(三)深化社區共管,提升群眾自然資源保護意識

在高黎貢山周邊社區已建立的40余個社區共管組織基礎上[21],持續深入推進參與式社區管理模式,提升群眾共建共享意識,筑牢國家公園建設的群眾基石。一是積極調解保護區內綠色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如基礎設施建設與資源消耗之間的矛盾、林地保護與林地放牧之間的矛盾、耕地開墾與耕地保護之間的矛盾等,明確權責,共治共管共享“綠色銀行”。二是積極引導和鼓勵保護區人員、當地村委會與社區村民加入保護區的管理中,結合農村土地落實所有權、承包權以及經營權改革[22],以入股、共管、托管等形式進行高黎貢山自然資源的共同保護,推進社區共管形式的多樣化。三是加強宣傳教育,構建大宣傳格局。發揮新興媒體的作用,深入開展以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為主題的宣傳教育活動,著力宣傳高黎貢山珍稀動植物資源的保護工作,凝聚社區共管共識。

(四)提升目標定位,建設全域國家公園示范省

以“3815”戰略發展目標為指引,提升高黎貢山建設目標,助推國家公園示范省定位塑造。作為“動物王國”和“植物王國”、我國西南地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云南省有基礎、有能力,也有責任爭當表率,爭做示范,走在前列。一方面,深入推進高黎貢山創建國家公園。根據2022年5月印發的《云南省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規劃(2021—2025年)》中關于“推動亞洲象、高黎貢山、普達措等創建國家公園”的要求,發揮“生物多樣性寶庫”的有利條件,以推進建設高黎貢山國家公園為例,逐步助力國家公園示范省建設。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云南省國家公園示范省設立潛力。云南省具有豐富多變的氣候條件和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是我國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寶庫和全球十大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為國家生物、生態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基礎。此外,云南省在生態系統服務、森林碳匯捕集、氣候變化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保護云南省就是更好地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因而,要深入挖掘云南省的生態價值潛力,推進國家公園示范省建設,為高黎貢山國家公園建設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