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溢出視角下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影響

冀雁龍

(1.山西大同大學 云岡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2.新疆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烏魯木齊 830046)

一、引言

經濟脆弱性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對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對此,現有大量文獻從欠發達區域的特征、對經濟脆弱性的評價等角度展開討論[2-3];部分學者利用中國的制度背景,結合區域經濟圈特征、城市類型,運用脆弱性理論,識別經濟增長在結構性突變點受主要因素作用效應的波動狀況[4-6]。然而,上述文獻大多是基于經濟脆弱性的評價以及時空演進的分析,較少涉及產業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影響。

經濟系統內部結構是影響經濟脆弱性的深層次原因[7]。中國地區間要素稟賦千差萬別,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產業結構體系,在三大產業分類當中,農業生產總體穩定,制造業占比逐漸降低,主要是以服務業生產為主導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8]。近年來,在經濟新發展格局下,服務業與經濟可持續增長更加成為研究的熱點。而旅游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具有關聯度高、綜合性強、涉及面廣等優勢,對要素資源配置、產業體系構建和經濟體制轉型產生深遠影響[9],這為本文基于產業層面考察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影響提供了可行的場景。經濟脆弱性被定義為敏感性和應對性的函數,即經濟系統受到自身內部結構制約,對內外擾動和沖擊的敏感性,以及缺乏應對能力而使系統受損的內在屬性[10-11],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狀態,而旅游發展具有消費提升、規模經濟和結構升級等多重功能,那么旅游發展對區域經濟脆弱性會產生何種影響,對區域經濟脆弱性的影響是否具有異質性,以及通過何種途徑影響區域經濟脆弱性?回答以上問題,能夠為制定具有科學性與時效性的旅游發展和經濟增長戰略提供理論依據與政策導向。

鑒于此,本文利用中國2000—2019年省際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旅游發展影響經濟脆弱性的空間溢出效應及作用機制,為加快旅游發展與經濟穩定增長提供理論支撐。本文創新之處在于:第一,從研究內容來看,本文率先將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納入同一邏輯框架,在厘清旅游發展影響經濟脆弱性機理的情況下,以中國經驗證據進行檢驗,豐富和深化該領域的研究;第二,從研究方法上看,通過構建經濟脆弱性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評估中國30個省(區、市)2000—2019年省域經濟脆弱性水平,用于比較各省(區、市)經濟可持續增長水平,綜合運用空間杜賓模型、中介效應模型,更加全面、系統地對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第三,從現實意義上看,本文分析了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影響,為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旅游業發展、增強經濟發展韌性、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旅游發展、空間溢出與經濟脆弱性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從理論層面來看,已有文獻分別從經濟增長規模和效率兩方面展開[12],學者認為旅游發展主要通過注入外匯收入、改善投資環境以及刺激地區消費等形式對經濟增長的規模與效率產生積極作用[13-15],形成的主流觀點為旅游導向型經濟增長假說(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從實證層面來看,學者選取不同的研究樣本驗證了TLGH,也指出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異質性[16-17]。與經濟增長研究最大的不同是,經濟脆弱性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根本屬性,影響經濟穩定增長,并對經濟增長造成損失[18]。經濟增長來源于生產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和要素稟賦積累[19]。然而,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影響本質上仍是對TLGH的深化。

就本地而言,一方面,旅游發展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當旅游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較少的要素投入會實現較高的經濟產出,加快要素資源集聚轉向要素稟賦集聚,不斷降低經濟系統內外擾動和沖擊,抑制經濟系統的敏感性。另一方面,旅游產業具有現代服務業的典型特征,具有較高的投入回報率,加快資源配置與利用效率,實現區域內的要素結構優化與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使經濟系統增強應對不利擾動的能力。因此,旅游發展通過不斷抑制經濟敏感性與提升經濟應對性對本地經濟脆弱性產生抑制作用。

對鄰近地區而言,旅游發展具有典型的空間相關性[20],一方面體現在以旅游流形式擴散到相鄰地區,另一方面體現在旅游要素共享機制,隨著要素流動形成對相鄰地區的溢出。而經濟脆弱性同經濟增長相類似,存在著較強的空間相關性[21]。因此,基于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的空間相關性,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據此,本文提出假說1。

假說1:旅游發展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對本地與鄰近地區經濟脆弱性具有明顯影響。

(二)旅游發展、產業功能激發與經濟脆弱性

旅游產業濫觴于經濟產業的本質屬性,其創造的產值固然重要,但旅游發展所蘊含的多重產業功能不可忽視。旅游發展將極大激發旅游產業功能,通過城鎮化提升、基礎設施改善及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式,不斷抑制本地及鄰近地區經濟的脆弱性。

旅游發展對城鎮化的影響成為抑制經濟脆弱性的重要原因。旅游發展通過引發城鎮功能轉變、優化城鎮功能結構及激發城鎮發展活力加快城鎮化,顯著抑制經濟脆弱性。一方面,從引發城鎮功能轉變來看,隨著旅游發展,旅游消費具有鮮明的大眾享樂特征,引致城鎮的“泛旅游生產”,直接弱化了以制造業為主的生產功能,成為新型城鎮化的新動力;從優化城鎮功能結構來看,旅游發展的規模效應除了要求城鎮消費場所的結構化和規?；嗥ヅ渫?新型旅游消費方式倒逼城鎮的功能構成和空間結構發生了本質改變,滿足旅游消費的綜合性要求;從激發城鎮發展活力來看,旅游消費的多樣化與層次化需要城鎮空間上旅游發展供給要素的集聚與合理配置,形成多樣化的經濟新業態,提升城鎮發展活力[22]。另一方面,城鎮化對原有產業發展模式產生變革性引導作用,通過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效率的方式[23],抑制經濟脆弱性。據此,本文提出假說2。

假說2:旅游發展通過影響城鎮化水平進而抑制經濟脆弱性。

旅游發展具有加快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成為抑制經濟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具體而言,旅游業與交通建設聯系緊密,通過不斷完善的交通網絡布局擴大游客出游半徑,打破空間壁壘,而交通基礎設施完善的正外部性能夠顯著抑制經濟脆弱性。一方面,交通運輸是旅游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發展必定帶動相關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鑒于旅游資源的不可移動、旅游目的地的異地性,旅游流對快速高效的區域交通具有高度依賴性[24]。另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顯著的正外部性對經濟系統具有溢出效應與乘數效應[25-26],并通過市場擴張、市場競爭和運輸成本3條路徑對經濟產生影響[27],抑制經濟脆弱性。據此,本文提出假說3。

假說3:旅游發展通過交通基礎設施改善進而抑制經濟脆弱性。

旅游發展具有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成為抑制經濟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產業結構變遷是產業間發展速度差異以及主導產業部門依次更替的過程[28],旅游發展通過要素轉移與要素配置,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究其原因:其一,旅游業作為重要的現代型服務業,成為資本、勞動等要素的“吸納器”,要素集聚形成的規模經濟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其二,國家積極將旅游業打造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政策會優化社會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成為產業結構優化的動力。另一方面,長期快速經濟增長的波峰和波谷使得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特征[29],而不同產業間的合理化占比與不同產業的不斷升級,有助于抹平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故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抑制經濟脆弱性的重要手段。據此,本文提出假說4。

假說4:旅游發展通過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抑制經濟脆弱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研究通過構建空間杜賓模型來探討旅游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脆弱性的空間效應,囿于空間杜賓模型可以充分考慮空間相關性,彌補傳統計量模型的不足,使回歸結果更加科學與合理。模型設定如下:

evit=ρevitW+α0+α1tsit+α2tsitW+

α3Xit+α4XitW+μi+δt+εit。

(1)

其中,evit表示i省(區、市)t年份的經濟脆弱性,tsit表示i省(區、市)t年份的旅游發展,W為30×30的空間權重矩陣,Xit為控制變量;μi和δ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其余符號為待估參數。以上為空間計量模型的一般形式,具體模型需要一系列的統計檢驗。

基于式(1),本文進一步構建中介效應模型用于路徑分析,以驗證旅游發展是否對經濟脆弱性存在空間中介作用,模型設定如下:

Mit=ρMitW+β0+β1tsit+β2tsitW+

β3Xit+β4XitW+μi+δt+εit,

(2)

evit=ρevitW+γ0+γ1tsit+γ2tsitW+

γ3Mit+γ4Xit+γ5XitW+μi+δt+εit。

(3)

其中,β和γ為待估系數;Mit為中介變量,本文的中介變量是城鎮化(urb)、交通基礎設施(infra)和產業結構升級(sr),其余變量含義同式(1)。

此外,空間權重矩陣在空間計量模型中尤為關鍵,直接反映了地區間的空間相關性,考慮到經濟實力強的省份對其他省份的影響,采用地區間人均GDP差額的經濟權重矩陣,用xi和xj表示,權重構建如下:

(4)

(二)變量選取與測度

1.被解釋變量

在脆弱性理論模型不斷完善的同時,本文借鑒POLSKY C等[30]應用的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評價模型來構建經濟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數學表達式為

evi=esi/eri。

(5)

其中,esi表示區域i的敏感性,eri表示區域i的應對性,evi表示區域i的經濟脆弱性。evi值越小,表明該地區經濟脆弱性越低;反之,則表示經濟脆弱性越高。本文在確定指標權重時采用熵權法,以準確反映數據的客觀規律。因此,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31],構建由敏感性和應對性兩大維度共計20個指標組成的經濟脆弱性指標體系(見表1)。囿于熵權法的成熟使用,在此不再進行展示。

表1 經濟增長脆弱性評價指標

2.核心解釋變量

旅游發展(ts)。在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借鑒LEE C和CHANG C[32]的做法,使用人均旅游收入(旅游總收入與地區總人口數的比值)表示。

3.控制變量與中介變量

結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選取如下控制變量:人均物質資本(cp),使用實際資本存量除以地區總人口數,得到人均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hum),使用每萬人口中高等學校在校大學生人數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政府支出(gov),使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外貿依存度(fdi),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重表示;技術進步(tech),選取各省份專利申請數作為代理變量;經濟增長(pgdp),使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度量。

本文的中介變量是城鎮化(urb)、交通基礎設施(infra)和產業結構升級(sr)。各指標的衡量方式如下:城鎮化(urb),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規定,使用各省份城鎮人口數量與地區總人口的比值來衡量;交通基礎設施(infra),交通基礎設施有助于增強要素資源流動,降低產品交易成本,從而發揮對經濟增長的正外部性,本文使用公路交通密度表示[9];產業結構升級(sr),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紅利”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本文使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進行度量[33]。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各變量的含義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囿于新冠肺炎疫情對旅游發展的沖擊,致使旅游經濟相關數據出現異常值,故本文使用的樣本為中國30個省(區、市)2000—2019年的數據,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區、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EPS數據平臺。為了避免異方差的影響,對所有變量取對數。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經濟脆弱性水平演變特征

以熵權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得到中國30個省(區、市)經濟脆弱性指數(見表3)?？梢园l現,2000年中國各省(區、市)經濟脆弱性指數普遍偏高,其中最高為青海(14.916),最低為廣東(0.912)。到2006年,中國各省(區、市)的經濟脆弱性指數普遍降低,其中最高為青海(11.999),最低為上海(0.860),最高降幅為上海,降幅達到37.22%。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各省(區、市)的經濟脆弱性均明顯下降,其中最高為青海,最低為上海,表明經濟脆弱性與經濟增長顯著相關。2019年,各省份的經濟脆弱性逐漸下降,其中最高為云南,最低為廣東。經對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各省(區、市)經濟脆弱性具有顯著的時空差異。圖1和圖2描述了中國經濟脆弱性的總體及分區變化趨勢。

圖1 2000—2019年全國及四大板塊經濟脆弱性變化趨勢

圖2 2000—2019年全國及五大經濟帶經濟脆弱性變化趨勢

表3 2000—2019年主要年份各省(區、市)經濟脆弱性指數

總體上看,中國經濟脆弱性在不斷下降。分時間段來看,經濟脆弱性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2000—2008年,經濟脆弱性雖然偶爾上升但整體呈下降趨勢,并且在2006年全國經濟脆弱性均值達到最小值為5.091。第二個階段為2008—2011年,經濟脆弱性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究其原因,全球金融危機使得經濟增速放緩,暫時降低了經濟脆弱性,隨后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系統的穩定性造成了嚴重沖擊,提升了經濟脆弱性。第三階段為2012—2019年,全國經濟脆弱性下降尤為明顯,并且在2019年達到最低(2.548)。分區域來看,選取四大板塊(東北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五大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經濟帶、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建設經濟帶、長三角一體化經濟帶、黃河流域經濟帶)來分別分析,各地區的經濟脆弱性整體變化與全國趨勢基本一致,都是在波動中下降。這也表明中國各地區經濟脆弱性呈現逐漸從高度脆弱性向極低脆弱性演變的態勢,經濟運行的穩定性不斷提高。

(二)空間計量模型結果及分析

在實證檢驗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空間影響之前,需要一系列檢驗。首先,為了檢驗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的空間相關性,計算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的全局莫蘭指數。由表4可知,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的莫蘭指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具有明顯的空間集聚性,可以選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此外,通過對回歸模型進行LM檢驗、LR檢驗、Wald檢驗以及Hausman檢驗發現,個體和時間雙固定的空間杜賓模型(SDM)效果最佳。

表4 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的莫蘭指數值及Z值

表5分別報告了傳統計量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結果,不難發現,傳統計量模型難以識別空間差異性與空間相關性。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經濟脆弱性表現出明顯的空間溢出特征。其中,模型中經濟脆弱性的空間滯后項(ρ)為負,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且誤差項的標準差平方(sigma2_e)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均表明各省(區、市)的經濟脆弱性存在較強的空間關聯性。全樣本回歸結果表明,旅游發展除了對本地經濟脆弱性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外,對鄰近地區的經濟脆弱性也產生負向溢出效應。此外,通過SDM模型的效應分解結果可知,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總效應均顯著為負,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旅游發展不僅顯著抑制本地經濟的脆弱性,對鄰近地區的經濟脆弱性同樣產生負向抑制作用,假設1得以驗證。

表5 空間計量模型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展開以下穩健性檢驗:第一,使用滯后項估計。除了考察旅游發展影響經濟脆弱性的空間效應外,進一步考察經濟脆弱性所呈現的空間依賴性,將經濟脆弱性的滯后一期納入模型,從而拓展為空間動態面板杜賓模型。第二,更換空間權重矩陣。除了使用經濟權重矩陣外,還使用鄰接空間權重和地理空間權重矩陣進行檢驗。第三,增加控制變量。除了本文中原有的控制變量,繼續增加對經濟脆弱性具有顯著影響的市場化水平與勞動力水平。3種類型的回歸結果依舊表明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具有顯著的負向溢出效應。

(四)地區異質性檢驗結果及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由于中國不同省(區、市)間經濟脆弱性差異明顯,從而抑制了各省(區、市)經濟脆弱性水平,但是實現區域間經濟可持續增長是“十四五”期間重要的工作目標,因此,本文進一步探索不同地區(四大板塊、五大經濟帶)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影響的異質性(見表6)。

表6 中國四大板塊、五大經濟帶的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影響的回歸結果

1.四大板塊的異質性

本文將全國30個省(區、市)分為東北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4個子樣本,分別考察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之間的關系,結果如模型1至模型4。從本地效應來看,東部地區旅游發展顯著抑制經濟脆弱性,中部與西部地區旅游發展顯著促進經濟脆弱性,而東北地區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的正向關系不顯著,與全國層面檢驗結果差別較大。從鄰近地區效應來看,僅在西部地區旅游發展顯著促進鄰近地區經濟脆弱性,其他地區的溢出效應均不顯著。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經濟結構相對穩固,產業結構升級速度最快,對經濟系統受到沖擊的應對能力最強,旅游發展在其中更好發揮作用,具有“錦上添花”的作用;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明顯低于東北與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速度相較也更為緩慢[34],囿于旅游業較低的生產率,大力發展旅游業在無形中會拖累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不利于當地經濟系統應對外來沖擊,反而會加劇當地經濟的脆弱性,出現了“在傷口上撒鹽”的現象。

2.五大經濟帶的異質性

本文進一步將全國30個省(區、市)分為五大經濟帶,結果如模型5至模型9。從本地效應來看,“一帶一路”建設經濟帶、長三角經濟帶、黃河流域經濟帶的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均存在負向作用,且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與全國層面檢驗結果相一致。從鄰地效應來看,僅在“一帶一路”建設經濟帶、長三角經濟帶旅游發展顯著促進鄰近地區經濟脆弱性。原因在于,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既影響了經濟體自身的韌性,也導致經濟應對外來沖擊能力的差異,長三角經濟帶穩定的經濟結構有利于發揮旅游產業對本地與鄰近地區經濟脆弱性的抑制作用,“一帶一路”建設經濟帶次之,然后是黃河流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經濟帶與長江經濟帶最差?？梢娐糜伟l展影響經濟脆弱性的空間效應具有顯著的區域異質性,這不僅會因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有所不同,也會因產業結構升級速度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且區域間差異是地區總體差距產生的主要根源。

(五)作用路徑檢驗與分析

在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中,本文認為旅游發展通過城鎮化提升、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及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脆弱性產生影響,依照式(3)和式(4),分別對上述3種機制進行實證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從表7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旅游發展通過影響城鎮化水平對經濟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明顯。其中,模型2說明旅游發展對城鎮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明顯,表明旅游發展是驅動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因素,模型3說明新型城鎮化推動城市產業升級與競爭力提升、空間形態優化、配套設施改善等[35],發揮的正外部性對經濟脆弱性產生抑制作用,假說2得到驗證。

表7 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作用路徑檢驗的回歸結果

從模型1、模型4和模型5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旅游發展通過影響交通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對經濟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明顯。其中,模型4說明旅游發展對交通基礎設施完善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然而對相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產生負向溢出效應,究其原因,旅游發展促進交通基礎設施的“區域外部性”,進一步增強對本地交通基礎設施的“擴散效應”,然而對鄰近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產生“擠出效應”。模型5說明旅游發展借助交通基礎設施的“擴散效應”,加強國內市場一體化水平,暢通國內大循環,抑制了地區經濟脆弱性,假說3得到驗證。

從表7中模型1、模型6和模型7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旅游發展通過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明顯。其中,模型6說明旅游發展對本地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鄰近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正向溢出效應,表明隨著現代旅游產業體系的構建,旅游發展在產業結構升級中的作用愈發凸顯。模型7說明旅游發展通過影響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抑制經濟脆弱性,驗證了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紅利”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增強經濟韌性、抑制經濟脆弱性的重要抓手,假說4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盡管經濟脆弱性涉及經濟發展的諸多方面,但是其核心在于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具有經濟屬性的旅游業必定會對經濟脆弱性產生影響。本文從空間溢出視角出發,使用2000—2019年中國30個省(區、市)的平衡面板數據,通過構建經濟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深入探討了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空間影響效應及傳導機理。結論如下:第一,隨著時間推移,全國經濟脆弱性水平持續下降,且各區域間差距進一步縮小?？臻g自相關性檢驗還發現,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均表現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第二,空間杜賓模型檢驗發現,旅游發展不僅有利于抑制本地經濟的脆弱性,而且也有助于抑制鄰近地區經濟的脆弱性,表明旅游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成立。第三,基于四大板塊的異質性檢驗發現,東部地區旅游發展顯著抑制本地經濟脆弱性,中部與西部地區旅游發展顯著促進本地經濟脆弱性,僅在西部地區旅游發展顯著促進鄰近地區經濟脆弱性;基于五大經濟帶的異質性檢驗發現,“一帶一路”建設經濟帶、長三角經濟帶、黃河流域經濟帶的旅游發展顯著抑制經濟脆弱性,僅在“一帶一路”建設經濟帶、長三角經濟帶旅游發展顯著促進鄰地經濟脆弱性。第四,空間中介效應估計結果表明,旅游發展通過影響城鎮化提升、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和產業結構升級有效激發產業功能,進而抑制地區經濟脆弱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旅游發展對經濟脆弱性的空間影響效應與傳導機理的探究,是旅游經濟學領域核心話題“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研究的補充和深化,同時旅游發展與經濟脆弱性仍值得繼續探究。

(二)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為了通過發展旅游抑制經濟脆弱性,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應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繼續推進旅游發展戰略,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旅游發展顯著抑制經濟脆弱性,這為地區探索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可行性路徑提供了產業選擇,應以旅游業的規模擴張和優質發展戰略為契機,充分利用旅游發展對本地與鄰近地區經濟脆弱性的抑制作用,提升地區經濟發展韌性,增強地區經濟增長的可持續能力。

第二,營造旅游發展良好環境,有力推進城鎮化持續演進,不斷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強化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之間的配合和深度融合。首先,旅游發展與城鎮化有著深刻的內在關系,通過旅游來激發社會功能,以綠色化、生態化、宜居化為導向,使得城市生活向綠色、包容、宜居轉型,從而優化城市空間。其次,繼續深化旅游發展的市場化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疏通阻礙資本和勞動自由流動的“堵點”,通過規范和引導產業與要素在旅游業領域的交易制度和優化方向,營造旅游發展的良好市場環境。此外,旅游發展有助于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旅游業由生活性服務業向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功能轉換,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帶動新型產業發展,以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效應”增強地區經濟系統的穩定性。最后,旅游業與交通基礎設施聯系緊密,應因地制宜強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拓展“交通+旅游”融合開發模型,通過規劃和布局與交通相關的旅游經濟新業態,促進交通建設與旅游協同發展,從而實現旅游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聯動效應。

第三,堅持因地制宜,強化區域旅游協調發展,不斷降低區域經濟的脆弱性。一方面,經濟脆弱性在區域間存在明顯差距,依據本地資源稟賦優勢,發展符合本地特征的旅游模式;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應以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中部崛起、“一帶一路”建設等為契機,構建與東北地區、東部地區相互促進的旅游發展格局,形成區域旅游發展協同機制,實現區域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斷降低區域經濟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