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視角的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時空演化研究

莊偉光,趙苑妤

(1.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環境與發展研究所,廣州 510635;2.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廣州 510635)

一、引言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推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卑殡S著新消費業態、新消費模式、新場景的層出不窮,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態勢和機遇,正逐漸成為影響未來文旅產業和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當前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促進消費增長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切實遵循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規律,堅持“宜融則融、能融盡融”,找準文化和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和最佳連接點,集中發力推動文化和旅游產業各領域、多方位、體系化、全鏈條深度融合,以全新的理念打造融合發展新模式,拓展融合發展新空間,激發融合發展新活力,構建融合發展新機制,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并進,促進文旅消費升級,使文旅融合形成對其他資源和產業更大的溢出效應,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求,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新動力。

2009年8月,我國首次以政策文件形式提出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文化部國家旅游局關于促進文化與旅游結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強調要加強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結合。隨后,促進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相繼出臺,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動文化產業與旅游等產業融合發展,要增加相關產業文化含量以提高附加值。2014年印發的《國務院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鼓勵專業藝術院團與重點旅游目的地合作,組織開展群眾參與性強的文化旅游活動,以及科學利用傳統村落、文物遺跡及博物館、紀念館等文化場所開展文化、文物旅游,推動劇場、演藝、游樂、動漫等產業與旅游業融合開展文化體驗旅游。2016年,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三五”旅游業發展規劃〉的通知》明確提出,要促進旅游與文化融合發展,培育以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設施和實踐活動為支撐的體驗旅游、研學旅行和傳統村落休閑旅游。2018年4月,隨著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成立。原文化部和原國家旅游局合并組建文化和旅游部,各地文化和旅游機構相繼改革重組,從行政體制上保障了文旅融合發展,開啟了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全面融合發展的新篇章[1]。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是黨中央從戰略高度做出的重要決策,“十四五”期間文旅產業的風向首要就是推進融合發展,雙向互融激增產業價值。2021年3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中明確提出,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獨具魅力的中華文化旅游體驗,深入發展大眾旅游、智慧旅游,創新旅游產品體系,改善旅游消費體驗?！丁笆奈濉蔽幕吐糜伟l展規劃》明確了“十四五”時期文化產業、旅游產業等方面的發展任務——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創新發展,不斷鞏固優勢疊加、雙生共贏的良好局面。

除國家層面,全國各省(區、市)出臺大量具有針對性的政策與規劃來推動文旅融合的發展與落地。廣東省錨定“精品立省、改革引領、服務提質、融合增效”,著力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加快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旅游目的地,奮力建設更高水平的文化強省和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示范省。江蘇省出臺《江蘇省大運河文化旅游融合發展規劃》,圍繞大運河,強調提升文博場館旅游體驗,發展大運河文物旅游,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旅游融合發展,構建運河特色文旅產品體系,并且落實大運河文旅融合示范建設工程的目標。浙江省印發《關于推進文化和旅游產業深度融合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以打造文明之源和優秀傳統文化體驗地、生態文化旅游勝地、鄉村休閑旅游首選地、演藝旅游最佳目的地、時尚文化旅游新高地擦亮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金名片”,提升文化和旅游融合層次,做大做強市場主體,推動消費提檔升級,推進旅游和交通融合發展,促進產業融合升級,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快推動文化和旅游產業強省建設。江西省在《關于推進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中強調深度發展文化旅游,深入挖掘陶瓷文化、江右商幫文化、豫章文化、臨川文化、廬陵文化等,推進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鼓勵申報一批國家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區。其余省(區、市)也均出臺了相應的“十四五”規劃推動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

基于此,本文在文旅產業深度融合發展政策落地有效實施的背景下,通過測算我國除港、澳、臺地區外的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的耦合協調度,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評估產業融合發展現狀與政策效果,為進一步推進文化和旅游產業深度融合高質量發展提供對策建議。

二、理論機制與文獻綜述

(一)文化和旅游的互動與融合機理

1.文化和旅游的互動關系

TUINABUA L V[2]從文化的獨特性出發,認為旅游和文化是一種可持續的伙伴關系,保護和發展文化可以讓旅游業保持獨特賣點,而保護文化則是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張海燕和王忠云認為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則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因此與旅游相關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是影響旅游產業興衰的重要因素,而與文化相關的旅游產品的開發與利用又支撐著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兩者是互動共進、相輔相成的關系[3]。EL-KHADRAWY R K[4]等同樣認為兩者間是共生關系,同時文化的開發利用有助于解決旅游季節性的難題。DEBET[5]在針對北塞浦路斯的研究中就指出文化是旅游業中容易被忽視的一個方面,隨著游客對體驗和學習不同文化的興趣漸增,文化產品的關注度極大增加,但是不恰當的開發使用可能會導致在其文化獨特性得不到充分發揮的同時面臨最終消失的風險?？梢?如何在旅游發展中保持文化的原真性與促進兩者融合對兩者以及地區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2.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機理與作用

霍艷蓮基于產業融合理論指出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可以引發創新能力效應、競爭力效應、消費效應和區域整合效應,旅游與文化之間通過疊加蝴蝶效應發展成為文化旅游產業[6]。周春波基于省級產業數據分析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動力的影響效應,發現消費需求動力、技術創新動力、政府規制動力都對我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具有推動作用,且高市場化程度地區更易融合發展[7]。馬勝清則認為兩者間的融合主要基于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之間的互通性,旅游者在旅途中會加深對地方文化產業的認識與了解,同時文化產業的開發利用會推動地方特色文化融合并體現在旅游資源中,兩者間存在合作共贏的關系[8]。王秀偉從文旅融合的產品、業態、要素、市場、價值5個維度探討文旅融合的本質,認為我國以實現特定的社會文化價值目標為導向的文旅融合戰略,只有文化和旅游實現深度融合的條件下才能保實現[9]。ZHAO X等結合新冠肺炎疫情認為,促進文化與旅游的可持續融合可以促進經濟從衰退中復蘇[10]?；诖?充分認識當前我國各地區文旅融合的現狀并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符合文旅產業發展規律的同時對我國當下文旅及相關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1.文化和旅游兩者間融合程度的現有研究

從研究角度看,隨著文旅融合政策的推廣,越來越多學者關注文化與旅游兩者間融合程度的研究。姚戰琪和張玉靜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特殊事件對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沖擊影響進行分析,認為融合程度不足,旅游產品開發文化含量有待提高,同時,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能夠促進旅游文化產業發展與融合[11]。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關于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兩者耦合度的研究日漸豐富,多數學者聚焦某一區域,進行局部的耦合協調程度分析。張琰飛和朱海英聚焦西南4省,發現2004—2010年西南地區各省兩者的協調度整體處于偏低水平,文化產業發展水平明顯滯后于旅游發展[12]。黃蕊和侯丹以東北3省為例,測算2004—2015年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情況,3省的數值均處于[0.2,0.3],說明耦合協調水平較低[13]。汪永臻和曾剛則以西北5省為案例地,構建協調耦合模型,發現西北地區兩個產業均處于失調狀態,耦合協調度等級比較低[14]。侯兵和周曉倩以長三角為例,基于16個城市2010—2014年的數據進行計算與分析,總結得出兩類產業在長三角各地融合發展的差異性較小,但耦合協調度很低,尤其是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為普遍現象[15]。胡煒霞和趙萍萍進一步縮小范圍與視角,以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資源稟賦為切入點,測度其與旅游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發現總體處于中低水平,其中河南的旅游產業發展嚴重滯后,與其豐富的文化資源嚴重不匹配[16]。此外,鮑洪杰和王生鵬[17]、范紅艷和薛寶琪[18]、方忠和張華榮[19]分別以甘肅省、河南省、福建省為例,所得結論均為兩者耦合協調度水平偏低。

同時,也有部分學者從全國層面出發,通過橫向比較判斷我國不同區域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協調發展情況,如翁鋼民和李凌雁基于全國31個省(區、市)2005—2013年旅游與文化產業數據通過耦合協調分析發現,中國旅游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并不均衡,耦合協調程度總體偏低[20]。曲景慧則將31個省(區、市)按照地理位置分為七大區域,研究發現2003年中國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水平在空間上呈現顯著的梯度差異,具體為從東南沿海到西北內陸依次遞減,且即使到2013年耦合協調度均小于0.3,只有廣東省的融合水平超過0.4,為最高[21]。劉安樂等通過測算2008—2017年中國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協調度的時空分異特征發現,整體協調度等級水平仍相對較低,沿海省(區、市)的協調度相對較高[22]。李麗和徐佳對2007—2017年中國省際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同樣發現空間上呈現“東—中—西”階梯遞減的特征,且人力資本、創新水平、對外開放水平是影響兩者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23]。

2.文化與旅游兩者間融合程度的研究方法

國內較早使用耦合協調模型對經濟社會進行分析的文章是吳躍明等對環境與經濟間協調度進行研究時以濮陽市為分析對象,發現其協調度值較低但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說明正在調節并逐步走向協調發展[24]。而后廖重斌在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對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進行定量分析時,對耦合協調度數值進行了等級劃分,為后續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判斷與分析的標準和依據[25]。關于經濟系統與其他系統的耦合,國外早期的研究也是圍繞經濟與生態展開的,如NEUFELDT H[26]、RUMMUKAINEN M[27]等。而針對文化與旅游間耦合協調關系的研究,耿松濤和王冉[28]等學者在耦合協調分析的基礎上加入空間自相關分析模型,進一步探索耦合協調水平的地域分布與空間關系。

除耦合協調模型外,部分學者利用其他方法進行更為深入或不同角度的研究,如吳耿安等基于空間錯位分析法對旅游產業、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析[29]。吳麗等利用地理探測器對文化與旅游耦合協調驅動因子進行探測,發現投資能力與水平、科技研發與應用是影響耦合協調發展的關鍵要素[30]。SHEN W L等以江蘇省13個城市為研究區域,借助地理信息系統(GIS)的大數據從時空異質性角度分析兩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和耦合協調特征,發現協調度在不斷提高的同時,還表現出明顯的空間依賴性和溢出效應[31]。陳紅玲等采用仁慈型交叉DEA效率模型、冷熱點分析、Tobit模型等方法對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效率及驅動機理進行探析[32]。還有部分學者融入第三系統,如董琳[33]、厲建梅等[34]等構建旅游-生態-文化耦合協調模型,發現多數省(區、市)或城市的三者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還集中在失調階段。

綜上所述,在現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在時間維度(縱向)與各省之間(橫向),對全國31省(區、市)的文化與旅游產業兩者間的協調關系進行測度分析既具有豐富的理論基礎,也符合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

(一)耦合協調模型

耦合協調分析是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基于耦合度與協調度來分析區域內各系統之間相互影響情況的分析方法。耦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形式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35],耦合度是通過對應的公式計算,描述系統內部或者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程度,協調度則是在耦合度計算的基礎上,通過數值來觀測系統內部協調程度的好壞,進而判斷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的程度。

借鑒翁鋼民和李凌雁[20]在研究中使用的模型公式與參數設定,文化和旅游系統的綜合評價函數如下:

(1)

(2)

其中,xi′、yi′分別為旅游和文化系統經無量綱處理后的指標值,ai、bi分別為旅游和文化系統各指標值的權重,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確定。旅游與文化兩系統耦合協調度測量模型為

(3)

T=αf(x)+βg(y),

(4)

(5)

其中,C為耦合度值,T為旅游與文化產業的綜合協調指數,α和β為待定系數,設定α=β=0.5。D為最終算得的耦合協調度,評價與分析的標準參考廖重斌[25]在研究中提出并沿用至今的等級分類(如表1所示)。

表1 耦合協調度等級分類

(二)相對優先度模型

參考胡煒霞和趙萍萍[16]的研究,在耦合協調模型分析的基礎上,引進相對優先度模型,用于度量與分析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發展水平間的落差程度。

旅游相對優先度的設定為P=f(x)/g(y),當P大于1.5時,說明旅游產業發展相對超前于文化產業;當P的取值位于區間[1,1.5]時,說明兩者的發展相對同步;P小于1時,說明旅游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于文化產業。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實證過程與測算結果

1.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權重計算

主要參考侯兵和周曉倩[15]的研究,綜合考慮數據可得性與連續性,選用國內旅游收入、國內游客人次、限額以上住宿與餐飲業營業收入來反映旅游產業績效水平,A級旅游景區數量、星級飯店數量、旅行社數量來反映旅游產業要素水平;選用藝術表演團體個數、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數量、規上文化及相關企業年末從業人員數量來反映文化產業要素水平,藝術表演場館觀眾人次、規上文化及相關企業單位數、規上文化及相關企業營業收入來反映文化產業績效水平。

為確保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對所選構建文化產業系統與旅游產業系統的指標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文化產業系統與旅游產業系統所得KMO值分別為0.637、0.783,均大于0.6,說明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符合主成分分析要求。Bartlett檢驗所得P值小于0.05,呈顯著性,說明可以進行主成分分析。因此,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進一步測算兩個系統內各指標的權重,所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文化-旅游耦合協調度指標體系及權重

2.數據處理與耦合協調度計算

由于各系統中指標的值域及量綱各不相同,為使不同單位或量級的指標能夠進行比較和加權,并使各指標具備可比性,對數據采用極差標準化的方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為避免無綱量化處理時出現負值或零的現象,參考侯兵和周曉倩[15]的解決辦法,在計算公式后整體加上0.01,具體為

(6)

其中,maxui和minui分別為指標u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所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與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區、市)的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跀祿目傻眯?選擇時間跨度為2015—2021年。

筆者依據指標體系所得權重,分別計算出2015—2021年我國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的協調耦合度與旅游相對優先度,所得數值如表3、表4所示。

表3 2015—2021年全國31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數值

表4 2015—2021年全國31省(區、市)旅游相對優先度數值

(二)耦合協調結果分析

1.時間維度

(1)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等級普遍提升,少量持平或下降。在2015年到2021年間有23個省(區、市)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實現數值提升和等級跨越。具體而言,共有21個省(區、市)從失調提升到協調:江蘇從瀕臨失調提升至勉強協調;北京、上海、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廣東、重慶、青海9個(省、市)從輕度失調提升至勉強協調;四川、云南、福建、江西4個省份從中度失調提升至初級協調;安徽、陜西、甘肅3個省份從中度失調提升到勉強協調;廣西從輕度失調提升至初級協調;貴州從嚴重失調提升至勉強協調;海南、西藏跨度最大,從嚴重失調提升到初級協調。還有2個地區仍處于失調階段,但失調程度有所緩解:河北、河南從輕度失調提升至瀕臨失調。由此可見,大部分省(區、市)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有不同程度提升,說明促進文旅融合發展政策在大部分區域均有一定的成效。

此外,有8個地區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等級沒有提升。其中,山東、吉林、寧夏、內蒙古從2016年至2018年有明顯提升,但是2019年后回落到2015年的水平,新疆則是在2020年后連續下降,3個區域均處于瀕臨失調狀態;天津、遼寧、黑龍江在2015年至2019年均有一定的提升,但是2020年后下降幅度較大,天津和遼寧從勉強協調下降到瀕臨失調,黑龍江則從瀕臨失調提升到勉強協調后下降到輕度失調。

(2)2020年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普遍下降。從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均值上看,2015年至2019年處于穩步上升的狀態,但是2020年耦合協調度數值下降近0.1,從勉強協調跌至瀕臨失調。2021年后則實現回升,恢復到與2019年持平的水平。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國文化和旅游產業陷入停滯狀態,進而對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間的耦合協調關系造成重大影響。2021年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產業有序復蘇,耦合協調度則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具體到31個省(區、市)來看,除廣西外,其余30個省(區、市)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均出現下降:北京下降幅度最大,耦合協調度數值下降0.237,從初級協調跌至輕度失調;天津、黑龍江、河北、遼寧、青海、內蒙古、吉林、河南、湖北、陜西、安徽、甘肅下降幅度介于0.1～0.2之間,遼寧、天津、吉林、內蒙古、黑龍江、河北跌至輕度失調,河南、甘肅、青海、安徽、湖北跌至瀕臨失調,陜西則是從初級協調跌至勉強協調;福建、山東、新疆、廣東、江蘇、云南、山西、上海、重慶、貴州、西藏、海南、湖南、四川、浙江、江西、寧夏下降幅度小于0.1,寧夏和江蘇下降后處于輕度失調階段,海南、廣東、山西、上海、山東下降后處于瀕臨失調階段,其余省(區、市)如福建、西藏、江西、四川、云南、浙江、重慶、新疆、貴州、湖南下降后仍處于勉強協調階段。

(3)旅游發展相對滯后或同步,超前性削弱。2015年,31個省(區、市)主要處于旅游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和相對超前兩個狀態,且數值差距較大,處于相對同步階段的僅有吉林一省,說明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文化對旅游的支撐力有待提升。2019年,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相對同步的省(區、市)居多,共有16個,包括吉林、河南、西藏、天津、廣東、新疆、海南、貴州、四川、江西、北京、安徽、云南、黑龍江、浙江、甘肅,說明經過5年的發展,許多省(區、市)的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不同步問題得到改善。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相對超前的省(區、市)共有11個,包括山東、寧夏、遼寧、河北、廣西、內蒙古、青海、江蘇、湖南、山西、上海,這些省(區、市)中,除上海外,其余10個省(區、市)在2015年均處于相對滯后階段,說明2015年至2019年發展迅猛,勢頭正盛;重慶、陜西、福建、湖北4個省(市)處于發展相對滯后階段,但是2015年時均處于發展相對超前狀態,說明在這5年間,文化產業發展相對突出,旅游產業有待進一步創新與發展。

2019年和2020年維持在同一階段的省(區、市)有16個,寧夏、遼寧、河北、廣西、內蒙古、湖南仍維持在發展相對超前階段;吉林、河南、西藏、新疆、貴州、黑龍江維持在相對同步階段;重慶、陜西、福建、湖北則維持在相對滯后狀態。青海、江蘇、上海、天津、廣東、海南、四川、江西、北京、安徽、云南、浙江、山東13個省(市)從相對超前和相對同步階段發展為相對滯后階段;山西則從超前階段發展至相對同步階段;僅有甘肅從相對同步階段發展為相對超前階段。該結果表明,超過1/3的省份發展相對優先度出現階段性下降,發展的態勢被削弱。而在此基礎上,2021年發展相對滯后的省(區、市)增加至19個,相對同步的省(區、市)有8個,僅剩內蒙古、青海、天津、吉林4個省(區、市)處于發展相對超前狀態,數量上直觀表現為相對滯后的地區增加2個,發展相對同步的地區增加1個,發展相對超前的地區則進一步下降,減少了3個,整體上看,說明旅游產業發展的相對優勢進一步降低,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不斷提升。

2.空間維度

(1)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格局發生對調性轉變。把31個省(區、市)按照2021年文化旅游產業耦合協調數值由高到低進行排序,繪制散點圖(如圖1所示),可見地區1至地區31在2015年為由低到高分布,而在2017年趨勢線傾斜度逐漸緩解,2019年31個省(區、市)間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差距進一步縮小,趨勢線接近持平狀態,2021年趨勢線則呈現明顯的向下狀態,說明在2015年到2021年共7年的發展中,原先耦合協調度較高的地區逐漸落后,如黑龍江、遼寧、內蒙古等;原先處于相對失調狀態的地區則明顯提升,如江西、四川、福建等,由此可直觀地體現和說明在文化和旅游耦合協調度的高低空間格局上發生了對調。與此同時,2021年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數值位于前十位的是江西、海南、西藏、四川、廣西、福建、云南、湖北、重慶、安徽,均處于我國南方地區;后十位則是寧夏、河南、河北、山東、新疆、吉林、天津、內蒙古、遼寧、黑龍江,均處于我國北方地區①?？梢?全國范圍內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在省域空間分布上呈現明顯的南北格局,且在2015至2021年間發生南北對調性轉變。

圖1 全國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散點圖

(2)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自相關性不斷提高。針對耦合協調度和旅游相對優先度測算結果呈現出的空間分布規律,為進一步證實可能存在的空間自相關性引進莫蘭指數②進行檢驗。2015年莫蘭指數I值為0.229,Z值為2.413,P值小于0.05,說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存在正向空間自相關,具有一定的聚集特征。2016年至2019年I值明顯下降,置信水平在2016年僅有90%,Z值也小于臨界值1.65,空間聚集性相對較弱,2017年至2019年I值均小于0.2,置信水平為95%,說明空間聚集性有所下降,但仍是正向的自相關。2020年,I值突然增高,達到0.589,空間自相關性增強,空間聚集度上升,2021年也維持在0.479的水平,說明在2020年后全國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空間聚集性顯著提高。

基于局部莫蘭指數進一步判斷全國31個省(區、市)的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的集聚模式,根據局部莫蘭指數的測度結果(如圖2所示)可知,各省(區、市)與鄰近區域的聚集特征主要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與2015年相比,2021年位于第一象限(高—高)和第三象限(低—低)的地區明顯增多,且位于第一象限(高—高)的地區由9個增加到16個,說明“高—高”聚集的情況日益突出,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高的地區周邊同樣聚集了耦合協調度相對較高的地區。同時,第一象限(高—高)的地區2015年主要為北方地區,2021年則主要為南方地區,第三象限(低—低)則在2015年主要為南方地區,2021年主要為北方地區,該結果與本文分析的南北格局及其對調性轉變相印證。

圖2 2015年和2021年全國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耦合協調度局部莫蘭指數散點圖

(3)相對優先度的空間分布格局。從空間格局上看,2015年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相對超前的省(區、市)主要位于我國中部地區和西南地區,發展相對滯后的省(區、市)則主要分布在西北、華北和兩廣地區。2019年,發展相對超前的省(區、市)主要分布在我國北方地區,發展相對同步的省(區、市)主要集中在南方與西部地區。而到了2021年,南方地區普遍處于相對滯后狀態,北方地區則相對同步或有少量的超前。由此可見,空間格局在2015年至2019年間逐漸形成南北差異的格局,2021年則與2019年的分布規律相似。為進一步檢驗空間自相關性,同樣對相對優先度的數值結果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2015年至2019年間僅有2018年呈現正向顯著關系,其余年份空間自相關性并不顯著,說明在2019年以前空間聚集性尚不明顯,2020年與2021年則均在95%置信水平下呈現正向空間自相關關系,說明2020年以來在旅游發展相對優先的省(區、市)存在一定的空間聚集。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促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政策的落地與有效實施,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通過對31個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與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文化和旅游產業的協調水平有所提升,超過2/3的省(區、市)實現數值提升和等級跨越,說明文旅融合政策實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從空間上看,在2015至2021年間,空間格局發生對調,從原來的“北高南低”發展為“南高北低”格局,空間自相關性顯著。從旅游相對發展優先度上看,2015年至2019年間得益于旅游產業的合理規劃、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以及兩者之間協調程度的不斷提高,發展相對同步的省(區、市)從僅有1個增加到16個,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處于相對超前或滯后的省(區、市)大幅減少,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受到沖擊,2020年和2021年發展相對滯后的省(區、市)增加,2021年共有19個省(區、市)處于相對滯后狀態,空間上則同樣呈現南北格局,相對而言北方地區兩者的同步性更強。全國31省(區、市)文化和旅游產業的耦合協調度雖有所提高,但仍處于勉強協調或初級協調階段,協調程度有待進一步提升。同時,各地文化與旅游產業之間的發展前后程度均不一致,因此應結合各地旅游資源與文化資源基礎與特色,制定具有地區特色的文旅融合政策,從政策層面出發,指導文化和旅游產業的進一步交互與融合,如推進全域旅游與城市文化、非遺傳承與文旅體驗等相關融合建設,提高地區文旅融合水平。

(二)對策建議

圍繞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和構建新發展格局戰略任務,加速釋放文旅融合的催化集成,多元化建設融合載體,創新打造文旅融合消費新空間,推動文化和旅游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更高水平上實現深度融合,找準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精準選定細分賽道的“小切口”,以“點”的突破帶動“面”的躍升,譜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篇章。

1.優化融合發展布局,提升文旅耦合協調水平

因地制宜、協調發展促進文旅融合水平提高。北方地區應深化互動融合,促進產業改革與創新發展,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蘊,加強文化資源的挖掘和價值轉化,提升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實現區域內文旅產業協調發展。南方地區應強化與突出協調優勢,加大旅游產業的創新力度,發揮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位置優勢,強化國際文化和旅游交流,推動旅游產業改造升級,提升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的相對同步性。同時,加強南北互動融合,優化全國層面的文旅融合發展布局。推動全國范圍內的省域、市域等層面合作,鼓勵協調度相對較高的省(區、市)通過文旅交流會、企業合作等形式向全國各地輸送經驗與創意人才,打破行業與區域壁壘。通過跨區域合作、人才交流指導、與藝術類高校建立長期合作平臺等途徑,激發文化和旅游產業創新發展活力,提高文化和旅游產業之間的黏合度。

2.促進產業融合升級,豐富文旅新場景新業態

以文旅消費新需求為導向,促進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升級。豐富文旅場景,打造符合地區特色的文化創意、休閑度假、農業觀光、康體養生等主題文化旅游綜合體,發展康養旅游、體育旅游、園區旅游等文旅融合新業態,依托夜間文化和旅游消費集聚區、旅游休閑街區、歷史文化街區等不斷強化文旅體驗場景和消費內容,滿足消費者對文旅消費的新需求。同時,以數字化技術等新要素賦能文旅產業,提升產業融合的深度與廣度。依托數字化、虛擬現實等技術,通過光影設計、沉浸式體驗、遠程參觀等形式,推動特色文化資源、旅游資源的在線轉化,不斷突破傳統文旅融合思維,推動產業鏈交融互補,實現文旅供給持續優化。配套升級文旅服務數字化水平,規范與完善各地區文旅智慧平臺,持續探索智慧文旅服務新場景,提升文旅服務質量與效率。

3.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徑

創新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路徑與形式,豐富融合發展新載體。依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改造與升級,推動游客服務中心與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的聯動,試點公共文化服務與公共旅游服務在設施空間、服務供給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并且通過大膽創新、豐富設計手法等將特色文化元素融入服務場景設計中,增強文化要素在旅游設施設備的可視性和互動性,更全面地展示區域特色文化風貌。同時,政企聯動,激發企業活力,推動文旅產品的創意創新,延伸與拓寬文旅融合產品鏈條。支持現有大中型文旅企業改革發展和創新試點,將其打造成為國內外知名的現代化文化和旅游龍頭企業集團;扶持與發展中小微文旅企業,通過財政支持、政策引導等方式,充分發揮其小巧靈活的優勢,探索和開發更具個性化、休閑化的深度文旅融合產品,為文旅融合發展創造更多新可能與新空間。

4.擦亮融合發展名片,推動文旅品牌走出去

打造區域性文旅特色品牌。加強區域文化內涵的挖掘和文旅資源整合,結合區域發展規劃與戰略,系統籌劃形成富有層次感的區域文旅特色網絡,通過主題提煉、形象設計等途徑打造獨具區域特色的公用大IP、大品牌,形成兼具功能性與情感性的符號化文旅名片。同時,不斷創新與豐富推廣實物,依托文旅產業產品鏈開展精準推廣,不斷提升區域文旅品牌推廣度與美譽度。同時,搭建國內外交流平臺,擦亮特色文旅名片。探索建設兼具整體規范與地區個性的特色文旅宣傳推廣體系。對內,持續強化省際與省內合作交流,通過游客輸送、文化演出推介等形式,實現客源共享,充分激發國內大市場的消費活力。對外,充分利用境外推廣中心、國際重點展會等平臺,在吸取國際經驗推動文旅深度融合的同時,講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文旅品牌的國際傳播度,深化國際文化和旅游交流。

注 釋：

①本文中我國南北區域范圍參考傳統的秦嶺-淮河分界線,南方地區包括江蘇、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海南、重慶、上海、西藏16個省(區、市),北方地區包括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陜西、甘肅、天津、北京、寧夏、新疆、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15個省(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