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數字經濟發展對就業質量影響的實證研究

魏中龍，呂 勇，付麗琴

（北京經濟管理職業學院，北京 100102）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數字技術快速迭代并創新性應用于實體經濟，促進實體經濟向數字經濟形態迅猛發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成為數字經濟的新趨勢。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人才就業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數字中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明確提出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支持和規范新就業形態。北京市作為首善之區，是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國形象和發展水平的首要窗口，因此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質量提升是我國完善治理體系和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提出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在數字經濟領域要處于全國領頭羊位置。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北京市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北京數字經濟增加值達1.73 萬億元，占GDP 比重達41.6%，占比位列全國第一，成為北京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長點，數字經濟領域已經成為吸納就業的主陣地。

基于此，本文通過實證分析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的大小、作用機理，以期為數字經濟促進就業質量做出有益的探討。研究思路為：首先采集代表數字經濟發展、就業質量的數據，構建數字經濟、就業的指標體系；其次采用熵權法構建相關指數，通過耦合協調分析方法分析各維度指數發展之間協調情況；最后構建回歸模型估計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的影響。本文的邊際貢獻是構建客觀反映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質量的指數體系，聚焦具體區域探索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的影響，并提出合理建議。

一、文獻綜述

自Don Tapscott 在1996年提出“數字經濟”[1]的概念之后，學術界從數字經濟的內涵、特征、發展路徑、就業創造效應等多視角對之開展研究，并實證分析數字經濟對創新就業形態、優化就業結構、提高工資收入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促進就業的理論機制分析

數字經濟創造新就業形態?；诨ヂ摼W平臺的高效率供需雙方信息交互，受雇者擺脫時間和空間的限制（Ogli et al.，2021）[2]，催生數字經濟新形態就業快速發展，在制造業、服務業乃至國際化分工中，出現新經濟工作形式，包括遠程就業、數字工作、零工就業、自雇傭、共享工作等（Petrova，et al.，2020）[3]。由于某些可以自動化和機器人化的就業崗位消失，也引起社會擔憂，達沃斯經濟論壇創始人兼主席Carl Schwab 認為，數字經濟的關鍵因素仍然是人力資本，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在新行業創造更少的就業機會，但更多的研究持相反觀點。

數字經濟有效促進就業。數字經濟發展對就業具有替代效應和抑制效應，但會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創新就業形態、增加匹配度、升級勞動者技能等路徑促進就業（趙慧娟等，2021）[4]。雖然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結構性失業、管理滯后等問題，但能擴大就業規模、優化就業結構、創新勞動關系、活躍勞動市場、革新勞資關系，進而促進就業（魏中龍，2022）[5]。數字經濟擴大就業的關鍵在于人力資本及其質量，即深入了解并能夠應用新技術的專業人員。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通過市場規模效應、經營范圍效應和生產率效應等途徑促進勞動力就業（趙宸宇，2022）[6]。

（二）數字經濟對就業影響的實證結果

宏觀實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優化就業結構。數字經濟對全國宏觀層面的就業結構、就業質量均有正向的影響，促進高質量就業（戚聿東等，2020）[7]。數字經濟發展顯著減少制造業就業比例，增加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就業比例,促進就業結構優化升級（王文，2020）[8]。數字經濟對制造業就業存在先降后升的正U 型效應影響、促進服務業就業（楊驍等，2020）[9]。省際宏觀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行業、技能、就業結構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呈現正U 型特征，在跨越產業結構升級與人力資本存量門檻值后，數字經濟跨越式提升就業結構（葉胥等，2021）[10]。

微觀實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提高職工收入。數字經濟通過創新商業模式產生就業的賦權效應，就業者可以根據自身時間，靈活、便利安排工作，有實證檢驗發現美國優步等共享經濟平臺顯著降低失業率，增加勞動力參與，提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資率。數字經濟具有普惠性，能夠普遍提高勞動收入，對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升更大（羅小芳等，2021）[11]。數字經濟對就業，特別是非正規就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創業者有積極影響，數字經濟紅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何宗樾等，2020）[12]。從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經濟學角度審視，由于在數字經濟中，資源交換、服務和實施無法單獨實現，企業與個體之間聯系密切，這激勵企業與個體合作履行責任，進而促進個體的教育、正義、健康和社會福利水平提升（Tu et al.，2023）[13]。

（三）述評

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能夠創造新形態就業、擴大就業規模、優化就業結構，并提高職工收入，因此發展數字經濟促進就業質量提升是實現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徑。梳理數字經濟與就業的已有研究成果，發現尚存一些待細化研究的方面：一是現有實證研究集中在全國或各省際層面的總體研究，較少針對具體某一省份或區域開展研究。二是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數據量綱存在不一致的情況，已有研究多是構建數字經濟或就業某一方的指數，另一方使用的是各行業的數據，這會導致結果出現較大差異。因此，本文擬使用數字經濟、就業綜合總指數及其內在的分類指數體系，分析北京市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的影響。

二、指標體系構建與建模分析

（一）指標體系構建

1.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數字經濟和就業質量評估指標既是對現有發展狀況進行評估的工具，又對未來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具有指導性作用。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因此構建和完善具有評價功能、預測功能、引導功能的評價指標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張順，2022[14]；郭鵬飛，2023[15]）。評估指標應較為全面客觀地反映數字經濟、就業質量的發展水平，應具有科學性、系統性、穩定性、可獲性和綜合性。

2.指標體系

基于中國省份的實際情況，從數字經濟和就業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高效、公平和可持續出發（許憲春等，2020[16]；楊慧梅等，2021[17]），結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分析數字經濟的指標，本文認為數字經濟發展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交易數字化應用和金融數字化四個維度（趙濤等，2020）[18]。在借鑒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選取20 個指標構建省級層面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數字經濟發展各級指標及其權重

同理，本文將就業質量發展分為就業環境、就業能力、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四個維度（賴德勝等，2011[19]；朱火云等，2014[20]），選取21 個指標構建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所構建的具體指標體系，見表2。

表2 就業質量發展各級指標及其權重

表1 和表2 中第二列為所構建的四個二級指標，第三列為三級指標，第四列表明三級指標對一級指標的影響關系，用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來表示。其中，正向指標（＋）是指該指標數據值越大說明評價越好，稱為效益型指標；負向指標（－）是指該指標數據值越小說明評價越好，稱為成本型指標。

3.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北京市2009年至2020年共計12年的相關數據，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北京市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分省份和分城市數據，對于個別年份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

（二）數據量化分析方法選擇

1.熵權法權重選擇分析

本文采用熵權法確定各類三級指標的權重，有效避免主觀確定指標權重帶來的低權威性；同時該方法還有較強的適應性，可以用于任何確定權重的過程（劉會武等，2021）[21]。首先建立數字經濟發展、就業質量發展評價指標的數據矩陣；其次使用極值處理法對三級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無量綱矩陣；最后利用熵值法計算數字經濟發展、就業質量發展各評價指標的權重。在得到權重的此基礎上，構建數字經濟發展、就業質量發展各評價指標的加權矩陣。

2.耦合協調分析

耦合協調分析法用來描述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就業質量發展總指標中各維度發展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以及度量其作用程度（張圓等，2022）[22]。

為體現耦合度模型各維度之間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進還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約，文章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如下：

（三）數字經濟指標數據量化分析

根據前文選取的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評估指標數據，使用熵權法對2009—2020年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共20 個三級指標的權重進行測度，并進一步計算了各個二級指標（維度）的權重均值，見表1。指標權重較大說明其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中信息量更大，其相應作用更大。

首先，分析二級維度的權重情況。從表1 可以看出，數字化基礎在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評價體系中作用最大，其次為設施數字化和交易數字化應用，金融數字化作用最小。

其次，從二級維度角度下分析三級指標的權重情況，數字化基礎維度下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權重最大，占比25.74%。設施數字化維度下電信業務總量指標權重比較大，占比32.61%。交易數字化應用維度下信息技術服務收入指標權重比較大，占比40.34%。金融數字化維度下四者占比權重相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數字化程度指標權重稍顯大一些，占比28.72%。

最后，從三級指標的權重計算結果整體分析，權重最大的兩個指標是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和電信業務總量，兩者的權重均超過9%，說明這兩個指標信息含量較大，在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評價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權重大于7%的指標還有2 個，分別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法人單位數以及信息技術服務收入。

（四）就業質量發展各級指標量化分析

根據前文選取的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指標數據，使用熵權法對2009—2020年的21 個三級指標的權重進行測度，并進一步計算各個二級指標（維度）的權重均值，如表2。

首先，分析二級維度的權重情況。從表2 可以看出，就業環境在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評價體系中作用最大，其后依次為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就業能力作用最小。

其次，從二級維度角度下分析三級指標的權重情況。就業環境維度下交通通達度指標權重最大，占比34.22%。就業能力維度下職業技能鑒定考核人數指標權重比較大，占比31.82%。勞動報酬維度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指標權重比較大，占比26.45%。勞動保護維度下，其中工傷事故發生率—工傷認定情況指標權重稍顯大一些，占比25.34%。

最后，從三級指標的權重計算結果整體分析，權重最大的指標是交通通達度指標，權重超過13%，說明這個指標信息含量較大，在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評價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權重大于6%的指標還有2 個，分別是城鎮就業人數指標和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指標。

（五）指數構建結果

本文采用熵權法計算數字經濟五項指數：數字總指數（WDE）、數字化基礎指數（WDI）、設施數字化指數（WDF）、交易數字化應用指數（WDT）、金融數字化指數（WDB）。同理，采用熵權法計算就業質量指數五項指數：就業質量總指數（WEQ）、就業環境指數（WEE）、就業能力指數（WEA）、勞動報酬指數（WLR）、勞動保護指數（WLP）。

表3 給出采用熵權法計算的數字經濟五項指數年度結果?？梢钥闯鰯底纸洕l展的時間變化趨勢，即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隨時間逐漸上升，意味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2020年是北京市12年以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高峰，進一步分析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分維度變化特征，可以發現北京市設施數字化維度前期發展較慢，金融數字化維度前期發展較快。

表3 熵權法計算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

表4 給出采用熵權法計算就業質量發展五項指數年度結果。就業質量發展總指數隨時間呈現逐漸上升趨勢，意味著就業質量發展越來越好。2020年是北京市近12年以來的就業質量發展水平的最高峰，指數超過0.8。同時進一步分析北京市就業值發展分維度變化特征，可以發現北京市就業基礎維度前期發展較慢，就業能力維度前期發展較快。

表4 熵權法計算的就業質量發展指數

四、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發展影響分析

（一）耦合協調分析

1.數字經濟各維度耦合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分維度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本文計算基于熵權法得到的北京市數字經濟2009—2020年四個維度耦合度C 和耦合協調度D 的變動情況，并將耦合協調分析結果繪制成圖形，與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T）進行對比，如圖1所示。

圖1 顯示了北京市2009—2020年數字經濟發展四個維度的耦合度由2009年的0.3002 不斷提升至2020年的0.9981，四個維度之間相互作用程度不斷加強。具體而言，對于耦合度來說，除了2012年屬于拮抗時期，其他年份都屬于協調時期，同時，耦合度在2018年之后處于較高的水平，大于0.99，幾乎接近于1，表明北京市數字經濟各維度實現良性共振耦合且趨向新的有序結構。與此同時，耦合協調度也在波動中不斷上升，先后依次經歷了嚴重失調、中度失調、輕度失調、基本協調、中度協調和高度協調幾個等級，實現了高水平下協同發展。2018年后四個維度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進入了快速增長期，并實現了從中度協調到高度協調，最終維持在高度協調等級，表明該時期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的四個維度之間是彼此關聯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對比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四個維度的協調度與耦合協調度可以看到，兩者變化趨勢基本趨同，大致呈現同步穩定上升態勢，四大維度彼此相互作用程度與內部協調性在不斷提高，呈現了“協調時期，高度協調”的發展態勢，可以看出耦合度基本上維持在高水平耦合，耦合協調度水平不斷提高，2018年進入了高度協調期。

2.就業質量各維度耦合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分維度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本文計算了基于熵權法得到的北京市就業質量2009—2020年四個維度耦合度C 和耦合協調度D 的變動情況，并將耦合協調分析結果繪制成圖形，與就業質量綜合發展水平（T）進行對比，如圖2所示。

從圖2 可以看出，北京市2009—2020年就業質量四個維度的耦合度處于較高水平，四個維度之間相互作用程度是一直加強的。對于耦合度來說，這12年都屬于協調時期，同時，耦合度在2012年之后處于較高的水平，大于0.95，逐漸接近于1，表明北京市就業質量各維度實現良性共振耦合且趨向新的有序結構。與此同時，耦合協調度也在波動中不斷上升，先后依次經歷了基本協調、中度協調和高度協調幾個等級，實現了高水平下協同發展。2017年后四個維度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進入了快速增長期，并實現了從中度協調到高度協調，最終維持在高度協調等級，表明該時期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的四個維度之間是彼此關聯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對比北京市就業質量發展四個維度的協調度與耦合協調度可以看到，兩者變化趨勢基本趨同，大致呈現同步穩定上升態勢，四大維度彼此相互作用程度與內部協調性在不斷提高，呈現了“協調時期，高度協調”的發展態勢，可以看出耦合度基本上維持在高水平耦合，耦合協調度水平不斷提高，2017年進入了高度協調期。

（二）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影響回歸分析

1.回歸模型構建

為實證研究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影響，本文采用線性回歸模型，測度數字經濟各維度指數對就業質量發展總指數影響，以及度量數字經濟發總指數對就業質量各維度指數的影響，采用不同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分析其影響效果的差異。本文構建回歸模型為：

2.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將指數體系分兩個部分來探討數字經濟對就業質量的影響。一是度量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和四個分維度指數對就業質量的影響，二是分析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質量總指數及四個分維度的影響。

表5 中的被解釋變量是基于熵權法得到的就業質量發展總指數。整體上講，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及分維度指數對就業質量都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通過了99%的置信檢驗。具體來講，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質量影響系數為0.627，也就是說數字經濟指數每增加一個單位，就業質量指數會提高0.627 個單位。四個維度影響分析中，可以看出交易數字化應用維度對就業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較大。

表5 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及分維度指數對就業質量的影響

表6 展示了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質量總指數及分維度指數的影響。解釋變量在該列的第一列展示，被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整體看，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及對就業質量及三個分維度指數都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通過了99%的置信檢驗，影響系數依次為0.627、0.851、0.799、0.375。但是數字經濟總指數對就業能力維度的影響是不顯著的。具體看，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環境的影響系數為0.851，是四個維度影響系數最大的。

表6 熵權法下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質量及分維度指數的影響

五、主要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結論：

1.數字經濟發展和就業質量提升的重點

數字化基礎對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最大。按照熵權法賦予權重，構成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估指標，數字化基礎在作用最大。四項分類指標的重要程度排序，依次為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交易數字化應用、金融數字化。并發現數字化基礎的投入重在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設施數字化維度下要擴大電信業務總量，交易數字化應用維度下要擴大信息技術服務，金融數字化維度下重點關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

交通通達度對就業質量的影響較大。影響就業質量發展水平的依次是就業環境、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就業能力，其中就業環境維度下交通通達度指標權重最大，這預示未來要改善交通；就業能力維度下職業技能鑒定考核人數指標權重比較大；勞動報酬維度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指標權重比較大；勞動保護維度下工傷事故發生率-工傷認定情況指標權重稍大一些。

2.耦合協調均持續優化并保持高水平

北京市數字經濟發展各維度呈現持續耦合協調、相互促進發展。各維度實現良性共振，且趨向新的有序結構，先后依次經歷了嚴重失調、中度失調、輕度失調、基本協調、中度協調和高度協調幾個階段，2018年進入高水平協同發展。

北京市就業質量各維度也逐年實現高度協調發展。耦合協調度在波動中不斷上升，先后依次經歷了基本協調、中度協調和高度協調幾個等級，2018年后四個維度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進入快速增長期，實現從中度協調到高度協調，最終維持在高度協調等級。

3.數字經濟發展總體推進就業質量提升

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及數字化基礎、設施數字化、交易數字化應用和金融數字化四個分維度指數對就業質量總指數均呈現正向的顯著影響，其中交易數字化應用對就業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最大。

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從業環境、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三個分維度指數的影響顯著為正，其中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環境的影響最大。但是數字經濟發展總指數對就業能力維度影響不顯著。

（二）主要建議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未來北京市要加大對數字化基礎的投入

北京市繼續保持數字經濟發展領先水平的重要建設領域是數字化基礎，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在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的投入，快遞業務收入的提升。加快數字經濟發展，未來重在提升電信業務服務水平、擴大信息技術服務、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

2.改善交通通達度是未來提高就業質量的重點

提高數字經濟中就業質量，需要加大職業技能鑒定投入，改革并實施數字化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做好勞動保障。

3.增強數字人才培育和培訓

加快探索數字人才的培育和現有人才的數字化轉型培訓。目前存在數字經濟發展對就業能力影響不顯著的現狀亟待改變，通過增加社會培訓、現有育人模式融入新型數字技能可以有效解決此問題。

4.未來研究展望

宏觀層面，構建系統全面反映數字經濟發展的經濟指標統計指標體系，便于為未來的數字經濟發展做好監測、導向、管理、服務；微觀層面，數字經濟對就業的影響包括在共享平臺就業的零工人員的勞資關系、社會保險、組織管理、技能培訓和培訓提升需求，均有待進一步開展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