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信息生態機制分析
——兼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考察

黃鴻業

(南寧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1)

網絡社群已經成為群體情感動員與文化傳承的極重要平臺。(1)隋巖：《群體傳播時代：信息生產方式的變革與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隨著移動互聯技術的普及，以微信群、微博、視頻平臺、主題論壇、游戲社區、音樂社區、各類自媒體平臺等為代表的網絡社群早已融入少數民族群體的日常生活當中。充分關注少數民族網絡社群輿情，針對各類網絡社群生態特征，利用先進媒介技術有序引導輿情、疏解情緒，推動網絡社群的共建共治共享，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與緬甸、老撾、越南陸地接壤的西南邊境地區生活著逾30個少數民族，具有群體跨境流動、自然條件較差、相對貧困落后、民族成分復雜、宗教信仰多樣等特征。近年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空間在變化，風險也呈多極變化，筑牢少數民族地區網絡邊境防線面臨極大挑戰。(2)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筑牢少數民族地區網絡邊境防線》，(2020-05-08)[2022-10-25].http://www.cac.gov.cn/2020-05/08/c_1590485838243137.htm.從維護邊境安全穩定與中華民族完整統一的國家戰略來看，如何統籌合力，優化網絡社群生態，使其成為鑄牢少數民族群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有效陣地，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探索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信息生態機制，明晰其運行、交互和動員的規律，能夠為進一步的對策研究奠定理論和實踐的支撐。

網絡社群是以網絡技術和特定的平臺為媒介，經由具有相似目標和群體意識，或具有相似訴求和興趣愛好的人群使用統一的符號表達，從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群體，網絡社群是由網民自愿結成的，可以視作網絡中具有一定組織性的群體，體現為一定的群體歸屬感和集體行動能力。

在新聞傳播學領域，尚缺乏真正以“信息生態”理論視角和方法去觀照新聞傳播現象的成果，絕大部分成果僅借用理論基礎去解析傳播現象。在管理學、情報學領域，以“信息生態”理論視角和方法去觀照新聞傳播現象的成果更能體現該理論的精髓。尤其在社交媒體研究方面，因其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高度互動、人在群體內的話語行為表現、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情緒感染等，與信息生態理論的內涵高度契合，信息生態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能夠推動這方面研究成果的深度。

課題組成員于2021年12月、2022年3月、2022年6月至7月分批次進入廣西、云南部分邊境縣(村落)6個點調研：

廣西百色市靖西市龍邦鎮界邦村(訪談人序號以A標識)；廣西百色市那坡縣百都鄉紅坭村(訪談人序號以B標識)；廣西崇左市龍州縣下凍鎮扶倫村(訪談人序號以C標識)；廣西崇左市寧明縣城中鎮(訪談人序號以D標識)；廣西防城港市東興市東興鎮(訪談人序號以E標識)；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新華鎮(訪談人序號以F標識)因為相當一部分調研對象為在村落居住的老年人，難以有效閱讀和理解復雜問卷的內容，問卷設計以簡易、便捷填寫為原則，并伴有課題組成員在旁解釋。剔除無效問卷后，此次共收回有效問卷1062份。在調研期間對89位少數民族居民進行訪談，主要了解其參與網絡社群的總體情況，以及從側面初步了解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訪談時間在20分鐘至80分鐘不等。

一、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運行機制

網絡社群的運行機制，即網絡社群的議題設置與“線上—線下”互動模式，可以將其理解為網絡社群正常運轉起來時所遵循的一般動力。

(一)公共議題討論

在對調研對象發放的問卷問題“當你在各類網絡社群遇到關心或感興趣的議題，是否會參與討論”中，選擇“較多參與討論”(321人)和“積極參與討論”(176人)的人數一共占到46.8%?？梢?，有意愿在網絡社群中直接參與討論的人數占比接近一半。選擇“從來不參與”的大多是老年人，原因大致集中在“缺乏表達的欲望”“不會打字”。選擇“視情況而定”的大多表示“得看當時自己的心情”“得看是不是與自己有關”。

在訪談中，課題組對勾選了“較多參與討論”和“積極參與討論”的497人進一步追問：“通常在什么情況下你可能會參與網絡社群討論？”經過對訪談文本的整理和歸納，少數民族居民大概會在以下情形中參與討論：

部分人會在自己的情感被激發的時候(83.70%)表達態度，會在看到與自身觀點相悖的發言時站出來駁斥(60.56%)，為了解決自己的事務性難題，會在社群尋求其他人的幫助，如在村群發問、去問政平臺留言、在媒體或政府部門的官方號(抖音、公眾號)留言等(56.14%)，當他人的觀點“深得我心”時，也會跟隨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33.60%)。有部分少數民族居民(50.91%)表示在想湊熱鬧、開玩笑時會參與網絡社群的討論，這主要集中在強關系的社群，如家族群、同學群等，基于現實中的血緣關系或親密關系，社群成員無所顧忌、暢所欲言，氛圍會比較輕松；或一些節日主題的臨時社群，“每年廣西壯族‘三月三’期間，都會刷到好多去拜山的視頻，看到熟悉的荒山、野草、雞鴨、香火，我都會給這些視頻點贊，還會在評論區留言”(B15，男，29歲，中專，打零工)；或在一些少數民族青年運營的自媒體平臺，他們需要與網友打成一片。

在運用動態增量發現算法(Dynamic Algorithm Based on Permanence，DABP)對相應社群進行演化的計算后(重點對微信群、微博、抖音進行數據測算)，發現少數民族網絡社群信息的爆發增長點集中于公共議題的傳播。每年逢京族(我國唯一海洋民族)“哈節”是東興最熱鬧的時段，E10在東興市江平鎮經營一家民宿，據她告知，在哈節期間，短視頻社群“爆發式”傳播吸引了諸多外地人對京族文化的關注，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哈節時很熱鬧，抖音上有很多游客拍我們這里視頻的，像打漁、出海、獨弦琴、迎哈(即迎哈神，哈節的一種儀式)我都見過，我還給留過言、點贊，外地人特別是年輕人就會來鎮上和島上(萬尾、山心、巫頭‘京族三島’，京族居民的主要聚居地)‘打卡’，就是網紅景點嘛?！?E10，女，45歲，初中，經營家庭旅館)通過他者對本族傳統節日文化的集中式、自發式傳播，讓本地少數民族群體更認同本族的民族文化，基于網絡社群共同“在場”的參與式傳播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以跨越時空界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拓寬了路徑。

值得警惕的是，網絡社群區別于主流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話語的多元化與自由度，而西南邊境地區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居民生活水平不高等問題，當涉及當地政治、經濟生態的公共事件發生并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時，在網絡社群容易衍生一系列抗爭性的民間話語。2023年9月2日，當地媒體在官方抖音號發布關于“東興籍居民城鄉醫保費用由政府全額代繳”的報道，卻沒有充分交代政策背景，部分不明真相跟帖網友表達了“受到區別對待”“廣西還分親生與抱養的嗎”的不滿，衍生的評論還包括對醫保政策、邊境支持政策落實的質疑。因為涉及公共政策宣傳和邊境少數民族居民利益，基于公共議題討論的網絡社群極易成為民族分裂勢力滲透的切入口，他們刻意曲解政策，煽動民族分裂、地域歧視，經由網絡社群的情緒感染，少數民族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受到潛在隱患的影響。

扶貧政策一直與西南邊境地區部分少數民族居民的切身利益緊密關聯，相關議題非常容易在網絡社群引發共鳴和討論。D11是寧明縣城中鎮的一位小學教師，她在自己的抖音號發布了“除了忙不完的教學工作，還要被學校安排了扶貧工作”主題的視頻，引得眾多網友跟評，有網友表示對作者觀點的認同，如教師“不得不疏遠親情”“工資低”“扶貧工作繁重”，該條視頻評論區有個別網友質疑國家的貧困戶認定標準。由于西南邊境地區經濟、文化、社會的后進性，該地區少數民族居民對公共事務的感知度、認知水平低于內地和沿海地區居民，往往表現為對風險反應過頭且容易趨同。(3)黃子源：《西南邊境民族地區安全風險生成機理研究》，載《廣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諸如此類關涉少數民族群體利益的公共議題討論在民間網絡社群并不鮮見，其中不乏居心叵測的分裂勢力以“職業水軍”的身份在此間挑起對立情緒，這對于民族團結是巨大的傷害，顯然不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基于情感需求的“線上—線下”交互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求遵循從低到高、依次漸進的發展規律，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等五個層次，當低層次的生存需求得到滿足后，就會追求高層次的情感需求。(4)[美]亞伯拉罕·馬斯洛：《動機與人格》，許金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頁。扶倫村曾是一個深度貧困村，對于村民們而言，首先需要滿足的是“更高質量生存”的需求。在脫貧攻堅中，扶倫村走產業興村之路，實現了高質量脫貧，先后獲得“廣西民族特色村寨”“自治區民族團結進步示范村”“自治區鄉村振興改革集成工作優秀試點村”等榮譽稱號，村民的收入顯著提升，此時他們更需要滿足的是“情感愉悅”方面的需要。

唱山歌就是村民們滿足情感需求的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村里流行的山歌對唱微信群以其形式新穎，吸引了眾多村民的加入，愛好歌唱的村民甚至加了六、七個山歌對唱微信群。該村的山歌對唱微信群在2017年建立，成員幾近全是壯族，年齡大多在40歲至70歲之間，女性較多，男性較少，成員文化水平整體偏低，基本是小學學歷或沒有學歷，有些成員甚至不識字，她們大多沒有人們傳統觀念下的“正經職業”，大多是種植水果、做小生意、在景區打零工等，因此閑暇時間充裕。此類山歌微信群以對唱的形式進行，通常無伴奏，曲調靈活自由，具有即興創作的特點。

中老年人是山歌愛好者的主體，對歌微信群中成員之間產生的情感是群體凝聚力的重要表現。相通的民族語言、相近的生活習性、共同的興趣愛好是連接群成員的重要紐帶，由對唱這一行為方式聯結的自我呈現則使群體認同感得到進一步加強，她們從對唱中收獲自我滿足，強化民族身份認同。C11提到：“以前不論男女，大家多多少少都會唱幾首歌，平時可能不會經常唱，但節日時高低得唱幾句，現在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我們這些老的在群里對對歌，能打發時間，也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老祖宗的手藝?！?C11，女，61歲，無學歷，從事種植)

C15是在外上學的大學生，在外婆的“教唆”(C15語)下加入了山歌對唱微信群。雖然開始不情愿，但隨著個人參與度的增強，她逐漸融入對唱群的氣氛中，即便是在學校，也能夠發送語音參與對歌?！坝绕涫巧礁鑼Τ荣?，那天群里會特別熱鬧，我也好奇誰會參加，水平怎么樣。我感覺山歌對唱不單是村里的文娛活動了，好像大家一下子感情就走近了?！?C15，女，19歲，本科在讀，學生)

線下山歌對唱讓對唱微信群的成員建立了更為緊密的聯系，尤其是在傳統民族節日如“壯族三月三”期間，通過舉辦包含男女對唱在內的系列民俗活動，吸引大批歌友聚集，有些隔著山頭的歌友還是第一次見面，大家將線上交流的情境轉移至現實中，快速建立交往關系。從山歌對唱衍生的“線上—線下”互動來看，顯然對于鞏固既有鄉村人際關系、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該村山歌對唱微信群的成員還自發組織，齊心協力改編山歌用于宣傳與村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各項政策，在線下無償為村民“宣唱”醫保政策、扶貧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權益保障政策等，推動了村民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信息交互機制

從信息生態來看，任何一個網絡社群都不會是封閉的，必定與圈群外的社會發生直接或間接的信息交互。網絡社群的信息交換機制，即社群如何與外界的實踐產生深度關聯，可以將其理解為成員以網絡社群為中介，參與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實踐。

(一)基層治理信息交互

近年鄉村社會勞動力人口流動加速，傳統鄉村公共空間日趨衰落，鄉土聯結出現困頓，村微信群為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提供了可能。(5)吳海琳，周重禮：《微信群對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構——以D村“行政外生型”網絡空間為例》，載《河北學刊》2020年第4期。鄉村治理和基層公共參與是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議題，在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數字化治理逐漸融入農村社會。村群為村民提供了一個“虛擬在場”的空間，即便是外出打工的村民，也能夠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的決策，基層社會治理的信息交互從人與人的對話、在村廣場的集會轉移到在線社群，村民與村干部“共同在場”并解決基層社會治理問題，這種信息交互方式成為少數民族網絡社群運行的重要構成。

在基層，“政府—鄉村”與“政府—村民”的共同體式治理模式長期以來非常缺乏實踐的經驗，鄉村公共事務處理的效率較低?！盎ヂ摼W+數字治理”勾連了少數民族網絡社群與外界信息生態的橋梁，在部分學者看來，村微信群為村民特別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參與鄉村治理拓寬了路徑，鄉村治理打開了新的空間。但課題組在調研期間獲得的直接經驗是：媒介技術加強了信息生態群落之間的關聯，但并不必然對形成鄉村治理共同體起正向影響，線上線下協同一致、村民話語權的平衡、政策信息是否準確解讀，諸多因素均能夠對村民的治理認同感產生直接的影響。

B01是紅坭村干部，她表示結合自己和其他村的經驗，當涉及公共事務的討論，村微信群一般都會非?！盁狒[”，交流的話題可謂五花八門：“我們這是大石山區，沒有地下水，打不了井，村民平時只能挑水吃，接的山泉水也有限，還經?？菟?，飲水工程在群里說了好多次，我們(村干部)也被罵了很多次，上面一直不解決，我們也沒有辦法”，如涉及村民矛盾問題：“群里的矛盾其實也不少，最突出的就是自建房問題，一會是建房影響了鄰居的采光，一會又是宅基地亂搭亂建引發鄰里糾紛”，如涉及個人補助問題：“很多申請五保戶、大病醫療補助、殘疾等級認定的村民，我(在群里)都得回答，錢少了，到賬晚了，也來質疑，這些其實都不是我們能過問的?！?B01，女，40歲，高中學歷，村干部)

圖1 某村微信群信息熱點的詞云

課題組利用Python對DABP算法發現的某村群進行進行熱點分析和話語文本抓取，將其導入Nvivo進行詞頻分析，生成的詞云如圖1所示(未作詞性篩選處理，保留中性詞)?？梢钥吹?，該村群的信息熱點在于各種公共事務和村民的個人事務。熱詞包括宅基地、建房、五保戶、耕地、土地流轉、個人補助、殘疾認定、扶貧、醫保等。

在問卷問題“你所在的村群/社區群是否幫助群成員解決過公共事務問題”中，有60.83%(646人)的受訪者選擇“是”，該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在村群或社區群尋求解決公共事務(如政策咨詢、投訴建議、子女入學、養老醫保、困難補助等)并得到過回應，或是看到他人的問題得到解決。C16只懂得簡單的手機操作，他們家在村群的代表是在外務工的兒子，“前年村里搞度假村和農家樂，改造我們的房子(民宿)成干欄(一種有壯族文化元素的建筑)，原來我不愿意，因為要動土，怕改了風水，后來我崽說在群里看到村長(村民委員會主任)講收成，他就在群里問清楚了，后面就讓我也委托給旅游公司打理，每年能夠分紅差不多8000元?！?C16，男，62歲，小學學歷，從事種植)有23.45%(249人)的受訪者選擇“否”，部分受訪者表示“社區干部人是在群里，但只會發通知，群里有什么人提問，從來沒見他浮過頭”“我不清楚其他人怎么樣，我們家低保的事一直沒給解決”“提過路燈壞了多少年了，晚上都有小孩子扭過腳，有一年多了，還沒見動靜(裝路燈)”。有15.72%(167人)的受訪者選擇“不清楚”，該部分受訪者多表示“自己不?？慈豪锏南ⅰ薄皼]有加入社區群”。

在訪談中，課題組發現即便是在網絡社群基本普及的媒介環境下，基層治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基層治理需要解決的難題之一。村群的無障礙交流衍生了諸多問題，最典型的就是讓渡個人事務的隱私權(可以理解為“家丑外揚”在網絡社群成為常態)，以及鄉村治理引發的個人與村集體的矛盾時有迸發。B01介紹：“村微信群里經常有村民質疑村干部，像建檔立卡名額分配，集體資金的去向，花在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資金數額、明細怎樣，五保戶的認定，村民殘廢等級的認定和補貼，全都有村民在質疑，所以現在我們(村干部)也很難，有時干脆對村群的敏感信息就視而不見?！?/p>

西南邊境相比其他地區，貧困人口集中連片，面臨較多治理風險。治理風險通過網絡社群等路徑放大，導致“雪球效應”，如“民族習俗污名化”和“政府治理風險”等；現實中當治理風險發生時，官方的避重就輕會讓公眾疑惑、不安以致提出抗議甚至借機泄憤，衍生出輿情風險。(6)黃子源：《西南邊境民族地區安全風險生成機理研究》，載《廣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鶎诱ぷ魅藛T、村干部與村民的信息交互效率，少數民族群體的網絡社群基層治理參與程度與效能感的獲得，均能夠影響鑄牢少數民族群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作為社會信息交流載體的社群共同體

西南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地有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口，因為微信的普及，許多青壯年勞動力通過微信群來建立聯系，因為手機微信的普及，無論是打工輸出地的鄉村，還是輸入地的城市，農民工群日常生活行為邏輯依舊受到鄉村熟人社會的運行規則的支配，經過重組的鄉村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在移動網絡空間中構筑了一個勾連城市與鄉村的“移動主體熟人社會”(7)高莉莎：《“移動主體熟人社會”：基于少數民族農民工手機微信使用的研究》，載《新聞大學》2018年第2期。。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認為，社會上的個體都是借助零碎的、從媒體信息流中獲取的信息來構建個人身份，并積累成賴之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資源。(8)[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杜永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1頁。少數民族群體構成的社群是網絡信息生態的一小部分，其必定與外界社會環境有特定的信息流通方式。

在調研問卷問題“你平時從哪個媒介獲取外界信息(每人可說3個或以下最常用的)”中，有67.23%(714人)的少數民族居民選擇了“抖音、快手、視頻號、B站等視頻平臺”，有5.84%(62人)和6.97%(74人)的少數民族居民分別選擇了“報紙、雜志等紙質媒體”和“廣播”。單從信息獲取的渠道來看，他們更看重方便、快捷、所見即所得，代表性觀點是“刷視頻的時候本身就能獲知很多信息，包括新聞”(E13，女，23歲，碩士在讀，學生)。邊境少數民族民眾受教育水平較低，紙質媒體早就不是他們接受外界信息的優先選擇，村廣播依然保留，功能集中于召集村民開會、宣布村集體重要事項、預告活動等。

選擇公眾號(217人，20.43%)、微信群和QQ群(302人，28.43%)、今日頭條和騰訊新聞等新聞客戶端(366人，34.46%)、微博(389人，36.63%)的均有一定的少數民族居民。其中微信群、QQ群、微博的社交屬性較強，不少村民并不關心時事新聞，他們通過微信群里他人發布的信息關注縣、鎮、村的動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主動獲取信息，對他人尤其是社群關鍵節點(意見領袖)存在一定的依賴性。部分少數民族居民通過今日頭條、騰訊新聞、微博等依托算法推薦的新聞客戶端關注外界信息。

61.86%(657人)的少數民族居民選擇了“電視” ，一方面所見即所得、視覺感受是很多居民選擇信息渠道的優先原則，另一方面“晚上家家戶戶都會開電視，看不看另說，很多人其實在刷視頻”(C17，男，43歲，初中學歷，從事商品零售)。選擇“小紅書、知乎、豆瓣等分享社群”(54人，5.08%)和新聞網站(43人，4.05%)的人數較少，小紅書的用戶72%為90后，超過50%來自一、二線城市，女性用戶比例占70%，(9)央廣網：《小紅書舉辦2022商業生態大會 發布全新商業化愿景》，(2021-12-24)[2023-12-25].http://tech.cnr.cn/techph/20211224/t20211224_525696764.shtml.知乎、豆瓣是以知識與信息為核心價值的社群，用戶多集中在具有較高學歷和職業水平的年輕群體；因移動互聯技術和智能手機迭代速度快，主要依托臺式電腦的新聞網站用戶日漸減少。因此以上結果可以預見。

網絡社群是外出務工群體的經驗交流載體，對于返鄉創業的少數民族群體而言同樣如此。在此輪調研中，課題組接觸了幾位在當地有一定知名度的“網絡紅人”，他們是近年回到家鄉創業或就業的青年，大多運營了抖音賬號，或為自己線下業務引流(如農產品銷售，民宿運營)，或通過直播為職業增值(如旅游直播)，或直接靠流量賺錢(如中視頻計劃)，他們的賬號形成了或大或小的社群，成為社會信息交流的載體。A12本科畢業后到長沙工作，在一家旅行社做網絡策劃營銷，他于2021年回到老家靖西界邦村，開始創業和自媒體運營。A12主要從事植物農產品(糯米、百香果、獼猴桃等)銷售，同時在抖音運營引流，“有些網友在評論區留言，可以讓我知道其他地方的收果價格還有人力費用，還有人給了我很多建議。鄰近幾個村也有返鄉的，包括周邊縣的，都有做短視頻的，我們有一個群，是專門做行業交流的?！?A12，男，32歲，本科學歷，從事自媒體)

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網絡社群在社會信息交流中存在不和諧的聲音，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邊境地區近年漸有返鄉創業的青年，他們或是通過自媒體平臺創業、引流，或是投入當地特色產業發展，但均遇到了各種困難，根源大多指向基層政府部門的行政效能，如對返鄉創業人員支持政策的宣傳和落實不到位、創業培訓敷衍、幫能不幫弱等?！霸谕腥豪镂覀円步涣鬟^，各地的政府如何不作為，很多時候想咨詢一些政策，看能不能爭取到創業優惠，也不知道找哪里，有人申請了創業補貼，要開一堆證明，辦了大半年都辦不下來，最后不了了之。村里有人去看過縣里辦的創業園，根本就不適合我們?！?A12)

在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村落，近年大量具備較高文化素質和創業熱情的少數民族青年返鄉后在短視頻平臺創業，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他們對鄉土具有何種程度的認同，事關返鄉青年的心理建設以及他們能否留下來、留得住、發展得好。如果當地沒有特殊的針對性政策支持，沒有建立起“政府—返鄉青年”之間暢通的信息交流通道，返鄉青年可能因發展訴求得不到滿足而再度離鄉，對返鄉青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帶來負面影響，鄉村將遭遇“二次空心化”的危機。

三、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動員機制

從信息生態來看，根據活躍度和相關性，網絡社群內部會有中心節點、次中心節點、邊緣節點等，在社群中的體現就是對話題的引導、發言的多寡和重要性、他人對其發言的尾隨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社群中的活躍分子。網絡社群的動員機制，即群體意見領袖對社群話語表達的引領。

(一)基于錨定效應的強集聚效應

隨著算法迭代的加速，越來越多的自媒體平臺通過用戶畫像進行信息的推送，在算法中“熱度”具有極高的權重，如某條信息的點擊量、點贊數、轉發量、收藏量、評論數、觀看停留時長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條信息的后續傳播力。在很多自媒體平臺如微博、抖音、B站等，往往熱評(點贊量最多的幾條評論)就引領了某條信息的輿論走向。

在問卷問題“你平時贊同點贊數最多的評論的觀點嗎”中，選擇“完全贊同”和“大部分情況贊同”的一共占到74.2%，說明大部分少數民族居民在參與網絡社群的信息傳播時，對其他網友的集中性意見和情感還是認可的。盡管這可以歸入“沉默的螺旋”“群體壓力”效應，但由于點贊、評論的行為是匿名的，用戶所受心理壓力可以認為并沒有那么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意見、觀點和情感表達等還是比較符合絕大部分主體的感知。

這符合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的機制。在心理學領域，Tversky和Kahneman提出錨定效應，指個體在不確定情境下的決策會受到初始錨影響，致使其隨后的數值估計偏向該錨的一種判斷偏差現象，具體的影響要素如能力變量、情緒因素、個體差異性、知識技能、時間壓力、動機變量、認知因素及內部信念等。(10)Tversky，A &Kahneman，D：Judgment under uncertainl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974(185).通俗來說，個體接觸到某事物的第一信息就像是沉入海底的錨，把其思想固定在某處，第一印象一旦生成，人在認知上的惰性便會起主導作用，人們會以最初看到的標準為參照物，在后續對事物的判斷中會有意無意地以最初標準為“錨”作出決策，從客觀上看，這制約了個體的認知，從而導致最終的偏見和誤判。

按常規發布程序，自媒體的發言和評論以倒序排列，先發的評論會被后發的擠下從而“沉底”；由于算法推薦，很多自媒體平臺會把具有“熱門”潛質的發言置于評論區的頂部，即便是稍后看到該條信息或視頻的用戶，也能夠優先看到發布較早、點贊數較多的評論。由于錨定效應的作用，這些評論往往決定了該條信息或視頻的輿論走向。

西南邊境某村駐村第一書記同時是一位抖音博主，他長期在自己的抖音直播間助農帶貨，日常發布的視頻內容也是為該村的事務到處奔波，為該村的特色產業發展鼓與呼。在他發布的一條助農銷售釋迦果的視頻評論區，網友們對該書記表達的“這樣才是基層最需要的父母官”“一個村能遇到負責的書記真的很好”“好書記大家都愿意支持的”等積極情感占據了評論區的主流。在錨定效應作用下，少數民族群體能更多地接觸到國家扶貧政策的利好和公職人員的努力，能看到身邊產業振興的希望和自身所能享受的福祉，對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得到提升，從而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錨定效應的負面效應同樣不可小覷。如西南邊境某縣級融媒體中心官方抖音號發布關于該地“公共租賃住房騰退房源分配”的新聞，當地網民以反諷和抗爭性的話語直接表達對官方媒體不回應民眾訴求、公租房資格條件的質疑和不滿，對抗的情緒在網絡社群蔓延，帶動了后來者的憤懣情緒。

西南邊境地區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網絡安全形勢嚴峻復雜，“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對西南邊境意識形態安全提出新挑戰：受到境外社會思潮的影響，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只關心“一帶一路”對個人利益有沒有好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失去信心，少數領導干部對“一帶一路”的有關政策落實不力。(11)鐘國云，陳歡：《西南邊疆民族地區意識形態安全機制的構建——基于“一帶一路”的視角》，載《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涉及發布政策宣傳、政策落實等內容的官方網絡社群會被別有用心的勢力侵入，民族分裂勢力的網絡水軍在邊境網絡社群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顯然這對于當地少數民族群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不利的。

(二)信息中心節點的聚合效應顯著，但不穩定性客觀存在

對于網絡社群的研究，意見領袖絕對是繞不過去的一個切入點。1940年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等利用刺激—反應(Stimulus-Response)范式對選民投票進行研究，發現選民的態度和行為會更多地受到親戚、朋友等身邊人的影響，而不是大眾媒介，這些人經常在小圈子中為他人提供信息、發表意見、評論時事，比大眾媒體更能扮演意見傳達者的角色，因此將之命名為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12)[美]保羅·拉扎斯菲爾德，伯納德·貝雷爾森，黑茲爾·高德特：《人民的選擇——選民如何在總統選戰中做決定》，唐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版，第43頁。鄉村數字化治理有賴于吸納村莊精英參與治理，以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13)丁波：《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空間變遷及鄉村治理變革》，載《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在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社群中，往往會有某個(或某些)成員在引導社群主題討論、表達意見、共享經驗、達成訴求共識等方面起到顯著的助推作用，即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

農村公共事務是基層政府各類工作的核心，銜接政府與村民，使之成為一個盡可能信息通暢的治理共同體，是村干部在村群發揮的重要職責。因此，村干部、第一書記、鄉村振興協理員天然就是村群的意見領袖，在信息傳遞、政策解釋、上傳下達、意見提供等方面扮演信息輸出者的角色。鄉村振興帶頭人通過產業發展、致富增收，在網絡社群中也是常見的鄉村傳播體系“領袖”，他們引領村民主動表達利益訴求，推動鄉村公共事務根據村民的參與和評價進行工作機制調適。(14)李彬：《農村社區共同體構建中的文化治理與群眾認同——以吉林省少數民族村屯為例》，載《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還有部分在鄉村發展中先富起來的個體，如創辦規模企業，經營農家樂、民宿，率先進入電商領域的先行者等，他們對于如何實現村民的經濟訴求有較多經驗，在村群集體討論時能夠提供專業化的見解?？傮w來看，在邊境少數民族鄉村，課題組能夠感受到，政治權力在手或在經濟狀況方面能“光宗耀祖”的一批人格外受到其他人的尊敬，在村群的發言也更有說服力，村民對“錢”和“權”的崇敬可見一斑。

在問卷問題“你所在微信群有沒有發言的積極分子”中，較常使用微信群的815個受訪者有555人選擇了“是”，占68.10%，87人選擇了“無”，占10.67%，173人選擇了“說不清”，占21.23%。在問卷問題“網絡社群哪些人(機構)對你的日常想法、行為有影響或有幫助”(無固定選項，受訪者自由作答，課題組后期整理)中，提及“微信群、QQ群積極分子”的有505人，占到47.55%。部分受訪者提到：“我媽媽是山歌群的群主，組織活動，迎接領導視察的節目表演，都靠她組織”(C15，女，19歲，本科在讀，學生)，“我就是村群的活躍分子，每天需要花不少精力和時間在群的維護上，因為會有很多村民問東問西，你回答不及時，有些人能理解，有些人就會覺得他問的事有貓膩，沒法說清?！?C01，女，40歲，本科，村干部)提及“媒體、政府官方號”的有231人，只占21.75%，課題組在訪談時有意識地詢問受訪者，對媒體和政府社群平臺(如抖音號、微博、公眾號)公信力的看法，部分少數民族居民表示：“媒體只會歌功頌德，好的事就播，不好的事也不見他說”(C09，男，47歲，小學學歷，從事種植、手工藝品銷售)，“媒體都是關注大事，與我們老百姓無關”(D13，男，46歲，初中，從事藥材銷售)，“去政府還有媒體的抖音號留言，從來不見回的，有一次看到我們縣的融媒體中心發了一個回鄉創業申請補貼的視頻新聞，我留言去向哪個部門咨詢，后來也有網友問，他們一個都沒回”(F03，女，24歲，碩士在讀，學生)。少數民族居民對官方社群平臺的詬病主要在于“內容與己關聯不大”和“無交互和反饋”，可見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官方網絡社群，有較大的潛力尚待挖掘。

有259人提及“微博、小紅書博主”，占24.39%；有331人提及“抖音、快手、B站等視頻平臺博主”，占29.28%。從數據上看，可以發現這些交互性強的自媒體不比官方社群平臺的影響力低，甚至更能影響邊境少數民族群體的認知和行為。如D11提到：“我很喜歡小紅書上一個博主對花山的介紹，她講得真好，我從小長在寧明，花山有些典故都沒有她清楚，我還在課堂上講這些故事給班上的小孩子們聽?！?D11，女，24歲，大專學歷，小學教師)D01談及第一書記做短視頻運營：“我關注了一位在馱盧鎮屯村村做第一書記的干部，他做短視頻很厲害，幫了很多果農，現在很多人農產品滯銷的，都去找他，我周圍很多人也聽說過他?！?D01，男，27歲，本科，公務員)但部分自媒體博主為了博取流量，在創作內容上刻意歪曲 ，帶來的影響就是負面的：“有些人(自媒體博主)可能為了標新立異，很多時候講了一些錯誤的觀念，我看到過有人說邊境很多女人是從越南買來的，還有農村酒席女人不得上桌，只吃剩飯剩菜；我承認是存在這些現象，但(博主)講得也太夸張了，讓別人以為邊境農村就跟封建社會一樣?！?E01，女，31歲，初中學歷，導游)

可以看到，對于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群體而言，自媒體博主自主創設網絡社群的影響力不見得比官方媒體社群平臺要低。一方面，他們本身接觸官方社群平臺的概率就低，較少人關注當地融媒體中心的微信公眾號和抖音號；另一方面，官方社群平臺的內容生產確實難以吸引當地居民持續關注，交互性基本沒有，爆款作品也少。從調研的現有情況來看，盡管絕大部分官方社群平臺設置了有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欄目，但只是常規報道的歸類，而且從點擊量、轉發率、評論數等數據來看，傳播效果并不明顯。

課題組在調研時發現一個突出的問題，其實這些鄉村的“數字公共領域”并不穩定。由于信息環境和社群成員素養等因素的干擾，部分網絡社群的意見領袖甚至社群創建者不愿意再去維持社群，信息中心節點的不穩定性導致網絡社群隨時都有崩塌解散的隱患。這對于拓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網絡社群路徑不利。

B01在維持村群正常運轉的過程了經歷了非常多的曲折：“村干每天都要下田間地頭，與村民打交道，了解社情民意、宣傳政策法規，還要調解鄰里糾紛，調解過程中還不時會有被村民辱罵的情況，有些事細微到排查安全隱患、衛生環境檢查，都得過問。在群里有些人罵得更難聽，之前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把群給解散了，后來上面讓我再建起來，工作還是得開展，但我也不會再那么積極了?！盌15在花山巖畫景區附近經營一家民宿和本地定制游，同時自己也在運營抖音賬號，日常會通過直播為線下的經營引流：“有些不懷好意的網友，會在直播間飄一些擦邊的言論，還到私信那里說齷齪的話，發一些色情圖片，那些人仗著匿名，就一直做這些下流的事，我都拉黑了。有時真想不做抖音算了，但民宿需要引流，不做引流，我哪來這么多廣告費？”(D15，女，36歲，本科，經營民宿和自媒體)

四、西南邊境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發展的思考

(一)打造良性、活躍的網絡社群“線上—線下”交互

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提出群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認為群體是改變個人心理狀態的關鍵變量，群體運轉中各種潛在的心理動力、群體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的影響、群體成員間的心理交互關系等，均對群體氣氛、群體目標、群體內聚力有關鍵影響。(15)Kurt Lewin：Experiments in Social Space，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39(09).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是一種心理認同，(16)李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結構的心理學分析》，載《民族研究》2021年第5期?？梢酝ㄟ^優化群體交互來實現健康心理的內化。官方網絡社群(如抖音號、微博微信官方號等)應大膽創新，以“不破不立”的勇氣敢于與用戶群體對話，不畏懼民族分裂勢力和網絡水軍的攻擊，直面問題，不回避、不遮掩，線下有群眾接訪日，線上也能夠通過打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社群，引導少數民族群體積極建言獻策、分享發展智慧，從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此方面，由浙江省委宣傳部打造的微信公眾號“浙江宣傳”就是非常好的借鑒，在每篇推送文章的網友評論區，“浙江宣傳”都敢于直面熱點、解剖難點、解決問題，不回避問題、不避重就輕，有鮮明的態度和立場，往往能夠第一時間發出理性聲音，與老百姓產生情感共鳴。

地方政府可以充分調研和科學論證，引導少數民族村寨與當地鄉村振興的支柱產業結合起來，通過各類網絡社群平臺創新和推廣“短視頻、直播+鄉村振興”的模式，在既有的成熟模式中融入當地的民族文化特色，如融入民族特色的主題民宿、特色文體活動(村晚、村BA等)衍生的旅游項目等，實現鄉村文化振興與鄉村產業振興的同頻共振。對于少數民族居民自建的網絡社群，線下交往可以促進族群關系的進一步融洽，如將“對歌”這一少數民族特色元素廣泛融入鄉村文化建設中，那坡縣就將“黑衣壯”山歌融入各類文藝演出，邀請當地“山歌王”到鄉進村入屯傳唱山歌；把山歌錄制成視頻，利用圩日、重大節慶日等在鄉(鎮)街道村屯、衛生院、村衛生室播放，以及在各個微信群、本地電視臺等轉播。顯然這對于鞏固既有鄉村人際關系、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二)打造網絡社群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因為網絡社群的存在，西南邊境少數民族居民(尤其是外出務工人員)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在融入現代化的進程中由被動性適應轉向建構型適應，社會城鄉二元結構、鄉土與城市的雜糅深刻影響著他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前，西南邊境地區的產業經濟尚在恢復期，少數民族居民的負面情緒不時在諸多網絡社群顯現。少數民族在網絡社群的政治參與效能感極有可能與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較強關聯，特別是基層政府工作人員、村干部與社群成員的信息交互，既是網絡社群得以正常運行的保證，同時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生動力。與其被動地在冗余信息雜糅的網絡社群中精準識別民族分裂勢力、網絡水軍的對抗性話語，不如從鑄牢少數民族群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生動力入手，幫助他們在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收獲成就感、認同感、歸屬感，學會自覺摒棄惡意信息的輸入。網絡社群的存在和良好運行是鄉村數字化治理的基礎，從管理學的視角來看，可以將價值共創(Value Co-creation)理念遷移至網絡社群的共建共治共享體系，將少數民族居民視作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重要主體，而不是“被管理者”，明確共建共治共享體系的總體建設思路：網絡社群治理的價值共創。結合西南邊疆實際，探索打造政府部門政策導向、主流媒體(尤其是縣級融媒體中心)內容引領、媒體平臺先進技術規范、“線上+線下”社會治理共同體支撐、網絡社群自主協調“五位一體”的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體系。

(三)為少數民族網絡社群意見領袖做好針對性服務工作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指出“實施高素質農民培養計劃，開展農村創業帶頭人培養行動，提高培訓實效”。意見領袖(包括有一定影響力的自媒體社群創建者)對于少數民族網絡社群的穩定運行有決定性的作用，這涉及群體認同的形成，而群體認同的基礎之一是相近或相似的觀念，對于少數民族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其中的關鍵構成。從網絡社群生態來看，信息中心節點對單個社群的良性運行具有決定性作用，如村群里的村干部、返鄉創業青年、致富帶頭人等。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發展落后、人才奇缺的背景下，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對于各領域的“帶頭人”是極度渴求的，這部分人對于邊疆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少數民族網絡社群有可能會因為各種外界因素而導致信息中心節點的不穩定，從而面臨解散的風險。這些負面因素對于群體認同的形成顯然是不利的，如村民和村干部對峙的情緒加劇、返鄉創業青年心灰意冷再次離鄉等，這無論是對基層政府工作的開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還是鑄牢少數民族群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針對大量返鄉青年通過短視頻社群平臺創業的需求，政府部門應做好技術扶持，邀請真正懂得農產品線上營銷、有比較豐富的實操經驗和成功案例、能夠針對不同鄉村情況提出差異化發展思路的互聯網平臺“大V”進行集中授課和實際操作評估，切實提升技術培訓的效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專項資金，設立“數字農人”孵化項目，鼓勵和吸引產銷對口的企業與返鄉青年“搭對子”，雙方既是幫扶也是合作，為返鄉青年牽線搭橋，幫助他們找準鄉土元素背后的盈利點，圍繞本地的鄉土文化和特色產業做文章，讓他們“靠鄉吃鄉”，打造返鄉創業的網絡社群品牌，通過輻射作用帶動鑄牢少數民族群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