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做好學位論文

趙世超

關鍵詞：學位論文；何炳棣；方法論；選題

東北師范大學的朋友要我給研究生開一個講座。講什么好呢？為此頗費躊躇。因為研究生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如果我只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選擇題目，可能無法適應每位同學的需要?？紤]再三，覺得還是講講怎樣做好學位論文吧！

應該承認，我國的研究生教育近年來獲得了快速發展，招生數量不斷增加，為各行各業提供了高素質的人才。教授們有了培養博士、碩士的機會，同學們也感到只讀個本科還不夠，一定要攻讀更高的學位，進一步增加自己的知識儲備。這是一種好現象，也可以說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總體上是健康的。但存在的問題也相當突出，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主要是學位論文質量偏低。為使這一情況得以改善，許多學校延長了學制，管理部門開發了查重軟件，并派員開展專項檢查，對不合格的論文做了嚴肅處理。上述措施都很必要，但很可能治表不治本。如何做好學位論文，擴大言之，如何做好史學論文，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的。

其實，針對這一問題，老一輩的學者早就有過許多經驗之談。如，要史德、史識、史才三者兼具；要處理好求真與致用、繼承與創新之間的關系；要有哲學的思考、邏輯的能力、史學的基礎；要由小學入經學、由經學入史學；要掌握運用好“四把鑰匙”等等。這都是非常珍貴的治史門徑，值得歷史專業的研究生牢牢記住，認真消化，并身體力行。但總體來看，老先生們的教誨屬于高度概括，不夠具體。所以，我今天想采取另外一種辦法，從實例講起，讓同學們感受一下，什么才是高水平的史學論文。最后再談談如何爭取做出高水平的史學論文。

現在，我就向大家介紹一位重量級的歷史學家和他的幾項研究成果。這位歷史學家就是何炳棣先生。他祖籍浙江金華，1917年出生于天津，193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后，隨校遷昆明，成為西南聯大的老師，1944年考取留美公費生，1945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經濟史，1952年獲博士學位，先后就職于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芝加哥大學，1987年退休后又受聘于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1990年第二次榮休，2012年在美去世，享年95歲。由于他在史學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曾經三度獲選臺灣“中研院”院士。1979年，又當選了美國藝文與科學學院院士，還擔任過美國亞洲學會會長。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特聘他為高級榮譽研究員?？傊?，他是一位為華人爭了光的“牛人”，是我們史學界可敬的學術前輩。

我先談一下他的成名作——《明清社會史論》。1952年，何先生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暫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從1953年到1955年，連續三年，每個寒暑假，他都乘火車返美，遍查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所藏的3，000多種中國地方志，又調閱了北京圖書館為躲避戰火委托美國代為保管的400多種善本書膠片，最終發現，明清兩代500多年中，三品以上大員子弟靠父祖蔭庇中進士的人數并不多，沒有超過6%，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明清社會雖然發展緩慢，卻并未走向衰亡，關鍵在于它仍保有一種機緣結構。

那么，何先生的這項研究重要性何在呢？我覺得他起碼解決了3個問題。一是找到了中國古代社會能夠長期延續的原因，那就是機緣結構沒有喪失，社會最基本的公平仍然存在，士人有機會步入政治舞臺，參與國家管理，施展才干，政府也能通過這種結構不斷換血，補充新生力量。二是解決了如何正確看待科舉制度的問題。中國古代機緣結構的基本框架實際上就是科舉制度。發展到明清，它的弊端日益暴露，特別是以八股取士，禁錮思想，因而成為知識界進步力量批評的對象?！度辶滞馐贰分惖奈膶W作品將批評的聲音帶向民間，造成了科舉制度百無一是的深刻印象。然而，科舉制度盡管弊端叢生，沒有科舉制度到底行不行？在古代社會里，沒有科舉制度，朝廷怎樣取士？是回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說了算，還是回到漢代的察舉制，由二千石以上的官員說了算，或者回到先秦的世卿世祿制，由血統說了算？我想，何先生的研究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退回去，讀書人的機會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府的換血功能不是更強，只會更弱?？婆e制盡管弊端叢生，但相對于世卿世祿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來說，卻是一個歷史的進步，應予歷史地肯定，在它所蘊含的機緣結構尚未喪失功能的時候，不能輕言廢除。三是回答了中國知識界為什么特別尊奉孔子的問題。我們都知道，科舉制的定型是在隋唐時期完成的，但其理論基礎卻是由先秦的孔夫子奠定的?！墩撜Z》里有兩句話，一句是“有教無類”；一句是“學而優則仕”。這兩句話就是科舉制度的理論基礎?？鬃右郧?，行的是世卿世祿制，由貴族子弟世襲父祖之官爵。與之相配套，在文化教育上，則施行學在官府制，所有的典籍都藏于盟府，一般人難以得見，教育只向貴族子弟開放，讓他們學習作貴族必須具備的六種技能：禮、樂、射、御、書、數，實際是一種貴族養成教育，平民和奴隸的子弟完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力?？鬃诱f，這樣可不行，我要用“有教無類”的原則興辦私學?！邦悺痹谙惹貙Ｖ笐{血統相區分的族類?？鬃庸_宣稱要拋開族類，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甚至是野人和奴隸，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笆钡谋疽馐抢υ?；修者，長也?？鬃拥囊馑际侵灰獛弦话牙υ饋淼拈L條形肉干作為見面禮，拜我為師，我都不會拒絕，都會認真地加以教誨。這是個偉大的創舉，取消了類，貴族對教育的壟斷就被打破了。由孔子開其端，開放式的私學如雨后春筍茁壯成長，舊的“學在官府制”隨之壽終正寢，退出了歷史舞臺?！皩W而優則仕”，實質上就是說學得好的人才可以去辦事，才可以去做官。這能從《論語·先進》篇的另一段話得到證明。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明確表示：先學禮樂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過爵祿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才去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讓他選用人才，他主張選用先學習而后憑才干做官的人?？梢娝麑Ξ敃r貴族子弟憑世襲特權先做了官，然后才學習的情況是不滿的，因而才提出了“取士必得”“取士必優”的“學而優則仕”。很顯然，科舉制度就是孔子“有教無類”“學而優則仕”思想的體系化和制度化。沒有這兩條原則，就沒有科舉制度，中國的讀書人就沒有出路，還不知道要在世卿世祿制度下被壓制多少年、多少代。所以，中國的士人普遍尊孔是發自內心的。

何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一下子解決了這么多問題，無怪乎一經發表便引起了轟動?？梢哉f這本書奠定了何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是一本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成名作。

下面來介紹何先生的另一項研究成果：《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2剛才談過，何先生在美國看了大量的中國地方志。其中就有一部乾隆版的《兩淮鹽法志》，還有一本是做過鹽官的名為高恒的人所寫的筆記，叫做《淮北鹺政》，鹺就是鹽，這些書在國內是看不到的。書中新鮮的記述引起了何先生的濃厚興趣。經過更廣泛的閱讀和搜集證據，他弄清了揚州鹽商的規模、組織結構、生產管理及運銷模式，更發現這一暴利集團賺錢甚多，年利潤都在500萬兩白銀以上。18世紀后半葉，即1750年到1800年的總利潤可達25，000萬兩白銀，超過了有名的廣州十三行。那么，賺了這樣多的錢，這些錢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用來修了鐵路，開了礦山，還是辦了工廠？何先生發現都沒有，而是統統消費掉了。而且，這種消費獨具特色，何先生稱之為炫耀式消費。這個名字真是起得好，事實上，如果不是炫耀式消費，用掉這么多的錢，還是不太容易的。進而，何先生把炫耀式消費分為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盡情追逐物質享受。居則廣廈豪宅，出則怒馬鮮車，日日歡宴，夜夜笙歌，更借婚喪嫁娶，大辦紅白喜事，花錢如流水。何先生還捕捉到了一些十分奇葩的例子。如，一個賺了錢的鹽商，跑到南京，定制大量不倒翁，傾倒在長江里，引人圍觀；還有一位，不惜千金，定制大量金箔，從金山寺塔頂撒下，任人哄搶，以博一笑。何先生認為，這都是最露骨的低層次的炫耀式消費。第二類炫耀式消費則是附庸風雅。自己原本不是文人雅士，但要通過附庸風雅躋身于文人雅士的行列。他們有的收集鐘鼎彝器、金石碑刻、圖書繪畫，使自己變成收藏家；有的組織文藝沙龍，舉辦詩歌賽會，廣邀文人騷客，進行豪華的招待，發給優渥的獎金，把自己也裝點成詩詞歌賦的大家。第三類人目光稍微遠大些，他們把錢拿來供子弟讀書，開塾館，延名師，幫助孩子考科舉，中進士，既可光耀門楣，又能博取政治權力。正因為流行各類炫耀式消費，揚州鹽商家族幾乎都沒有逃脫“富不過三代”的宿命。

談到炫耀式消費大盛的原因，何先生歸咎于“貴大于富”的社會評價的存在。這種社會評價實際上就是根植于人們內心深處的文化傳統，又叫道統。沒有對傳統的徹底清理，沒有社會的全面變革，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沒有辦法自行破土而出的。有趣的是，何先生寫這本書時，國內正在進行資本主義萌芽的大討論，并且似乎已經有了一致的結論。何先生最初擬定的書名是《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的研究》，但深入的探討卻使他明白，僅有商業活動和商業資本的積累并不等于資本主義，該書的內容實際上是分析解釋何以兩淮鹽商擁有巨大的財富卻無法產生資本主義的，于是便毅然決然地從標題中去掉了“主義”二字。我認為，何先生在書中所表達的觀點和何先生對書名的改動都極具啟發意義，值得國內史學界參考。

現在我們談談何先生的《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這是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葛劍雄譯本的名字，該書另有以《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為名的三聯書社中譯本。與人口研究相關的何先生的大作還有《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美洲作物傳華考》等等。

何先生讀書很細，連眉批、小注都不放過。當他看到涉及人口、土地的文獻檔冊中常有“隨田起丁”“隨糧起丁”和“并隨土俗”之類的注文時，以其攻讀過英國財政學的經驗，立即意識到，基層政權呈報上去的都是按照當地習慣經過折合的納稅畝和折成納稅單位的正丁數，與實際數字相差甚遠。何先生根據自己創立的新辦法進行估算，認為唐以前中國人口始終在3，000萬左右徘徊，最高不超過5，000萬，最低應在1，000萬以上。但在宋代，卻出現了人口增長小高峰，突破了1個億。宋朝國土面積縮小，人口卻大量增加，個中原因是耐人尋味的。何先生深入探索以后得出的結論是：從今越南地區引進的占城稻，與內地稻子雜交，培育出了新稻種。這種新稻種的優點有兩個：一是耐旱；二是生長周期短。于是，水稻不僅由多水的低地推廣到相對少水的高爽之區，擴大了種植范圍，而且出現了雙季稻，由一年一熟變為一年兩熟。由此可見，充足的糧食是古代人口繁殖的前提，而產量的增加又與農作物品種的引進及改良密切相關。沿著這一思路繼續追蹤，何先生把中國古代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高峰定在清朝的嘉道年間。這次人口激增固然與康、雍、乾三代連續長期穩定有關，但更重要的卻是16世紀前半葉從拉丁美洲引進了玉米、花生、番薯和馬鈴薯。這幾種作物產量高、易成活，坡地、沙土、瘠壤均可種植，促進了對山區及生荒土地的開發利用，可以視為一次農業革命。其負面影響則是造成了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和洪災多發。后面這一點且不去說它，單就追求多子多福的清朝人而言，吃飽了肚子，自然就要多生，人口一下子就起來了。1750年已由宋代的1個億變成了2.5個億，1800年時突破了3個億，1850年達到了4.3個億。道光末年，經學家洪亮吉提出了控制人口問題，比馬寅初早得多，第一次為人們敲響了警鐘。

何先生的這項研究首先讓我們明白，當東、西兩半球或兩種文化相遇時，最早交換的是糧食和武器，而不是與精神生活相關的理念和意識。由于糧食與人的生命密切相關，所以，作物的引種與改良往往成為誘發社會巨變的深層原因，必須予以關注和挖掘。其次，何先生還通過自己的作品告訴世人，資源與人口合理配置十分重要，應該成為每個當政者制定政策、治理國家的出發點。中國古代的生育制度基本上處于放任自流狀態，洪亮吉的聲音幾乎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以至于很少有人記得他曾提出過節制人口的主張。新中成立后，盲目相信“人多、熱氣高、干勁大，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用浪漫主義的態度對待人口問題，竟使人口由建國時四億五千萬增長到6個億、8個億、10個億，“文化大革命”一結束，突然發現人口已經爆炸，達到了13個億，解決吃飯問題成了當務之急。于是，便推出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要求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幾十年過去了，回頭一望，又驚呼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才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真正障礙，當初鼓吹只生一個好的人口學家轉而著文號召多生。在人口問題上左右搖擺，失誤連連，皆因不重視人口與資源的合理配置。為此，我很想建議相關部門在制訂生育政策時，最好先讀讀何先生的書。作為一個城市的負責人，也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如果一味堅持攤子鋪得越大越好，城市人口越多越好，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的困局遲早就會降臨。

我要向大家推薦的何先生的第四項研究成果是《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何先生長期生活在美國，卻對西方學術界流行的某些觀點始終持有疑義。頭一個就是中華文明西來說。此說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舊大陸的各種古文化皆源自兩河流域，都是由外部傳入的。其次則是所謂的游農經濟，認為原始農夫不懂得施肥，只會砍伐和焚燒林木來進行種植，肥力減退后即行放棄，游往他處，重開新的土地。另外一位著名的旅美華裔學者張光直就曾多次強調，仰韶文化流行的正是游耕制和砍燒法。最后還有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以之暴得大名的治水文明論，認為凡大河流域都會因河水定期泛濫、需要規劃和分配新淤平的土地而產生公共權力機構。在何先生看來，這些看法都是似是而非的，起碼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

為了澄清事實，批駁謬論，何先生運用多學科的知識，輔之以實驗手段，對華北地區的古自然環境進行了考察。發現黃土地帶屬于干旱半干旱氣候，黃土土層中蒿類孢粉特多而喬木花粉稀少，仰韶文化不可能像濕潤多雨、林木茂盛的地區一樣，實行砍燒農業。更重要的是，何先生從考古報告中看到，村落遺址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十分常見，一般都有供氏族集會用的大房子和分群而建的住室，伴以儲藏糧食和其他物品的窖穴，環以防衛性的壕溝，環壕之外則有陶窯和整齊的氏族公共墓地，表明這些村落從營建伊始就帶有長期定居的性質。人們累世相繼，生于茲、死于茲、葬于茲，是絕不可能輕易放棄而游往他處的。在探索中國古代不存在游農經濟的原因時，何先生在接受地質學家黃土高原風成說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黃土有“自我加肥”性能，從而為建立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說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撐。

在主張黃土高原風成說的學者看來，喜馬拉雅山的隆起不僅擋住了西南印度洋上的暖濕氣流，使中國中西部的氣候變得干旱少雨，而且使青藏高原東北側的近地季節風因“狹管效應”而變得強勁，將蒙、新地區的碎屑物質全部裹挾起來，向東南吹送，最終在本地只剩下了不能攜帶的礫石；由于隨著風力的遞減，體積和比重較大的沙粒會率先落下，于是，自蒙、新至秦嶺，就出現了石漠（戈壁）、沙漠、黃土由北而南、自西向東依次排列的自然景觀。上述情況顯示，黃土是被風力搬運得最遠的物質，只是受到秦嶺阻隔，才吹不動了。由此，何先生立即意識到，吹得遠，必是因為既細且輕，土壤團粒結構細微，意味著土質疏松，易于墾耕，而造成輕的原因則是腐殖質含量高，土地有“自我加肥”的能力，可供連續使用。加之蒿類及草灌植物分布廣泛，開辟難度小，所以，在尚無金屬工具的條件下，先民選取耐旱的粟、黍、稷作為種子，早就獨立地走上了發展原始農業的道路，過上了村落定居生活?？梢哉J為，何先生對中國上古自然環境和黃土特殊性能的分析已使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變得顛撲不破。

以最基本的事實為基礎，何先生對古代黃河流域和兩河流域進行了全面比較。明確指出：前者氣候是干旱、半干旱，后者則是偏于濕潤，冬雨夏旱；前者的農作物是由粟、黍、稷組成的小米群，后者則以大麥、小麥為主；前者自始即以定居村落為主要生活方式，后者才可能存在游農經濟；前者的邑和邑群發祥于黃河支流兩岸既近水又不致被水淹沒的臺地上，并非沿著中上游下切嚴重、下游泛濫無制的黃河主流本身發展，不存在定期泛濫和土地的重新規劃，只有后者及尼羅河流域才可能為構建治水文明說提供某種素材。也就是說，古代黃河流域和兩河流域有著完全不同的農業系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兩地的文明自有源頭。除了農業，何先生還從陶器、青銅、語言、文字、干支系統、制度和思維方式等多方面進行深入分析，大大豐富和增強了中國文化本土起源的論斷。其中，他談到，只有在肥沃的黃土地帶的定居村落中，才能產生人類史上高度發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這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并成為我觀察先秦歷史的一個重要視角。由于征引完備，論辯充分，何先生曾底氣十足地宣布：“西方盛行的舊大陸農業一元起源之論，今后應很難立足了?！倍ゼ痈绱髮W歷史系主任、《西方的興起》一書的作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教授，在為《東方的搖籃》撰寫前言時也由衷地表示，應該相機修正自己所秉持的舊大陸文化皆源于兩河流域的觀點。由此可見何先生的研究對學術界的影響是多么的巨大。記得“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也曾批判過“中國文化西來說”，但由于是從政治批判入手，只會說這是帝國主義分子為實施文化侵略而編造的無恥讕言。讀了何先生的書才明白，科學的、學術化的說理才最有力量，其作用是任何政治口號和大批判文章都無法替代的。

講座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讓我們趕快介紹一下第五個案例。何先生在寫《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及《東方的搖籃》時，采用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石興邦教授所作的彩陶圖案演化圖表，兩人由此成為親密的合作伙伴和朋友。1998年，何先生來陜西參加黃陵祭祖和“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經石老介紹，我也得以拜識尊顏，親聆教誨。2003年，他請石老轉賜《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一書，我既欽佩何先生的人品學問，即捧讀再三，愛不釋手，深感書中所言，實為先秦思想史上一個關鍵性問題。

關于《孫子兵法》，昔人多謂其晚出，甚至認為孫武和孫臏同為一人，武是名字，臏是因被臏足而得的綽號，《孫子》一書為孫臏所作，寫于戰國。然而，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中，漢簡《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上述謬說不攻自破。何先生對此十分重視，斷言這一考古發現不僅說明《孫子》的作者是孫武，不是孫臏，而且可以確定“現存《孫子》十三篇的當時性，也就是它的春秋屬性”。3經過詳考，何先生把十三篇撰就并獻給吳王的時間定在闔閭三年，即公元前512年。這一年，孔子剛四十歲，《論語》的成書在其死后，比《孫子兵法》成書的時間至少要晚半個世紀，更不待說孔子之后的戰國諸子了。

孔子的《論語》及其他諸子書皆在《孫子兵法》之后，雖無疑義，但仍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老子其人及《老子》一書的時代問題。對此，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并形成了兩種意見，即“老在孔前”和“老在孔后”。主張“老在孔前”的主要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22年，梁啟超作《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大倡“老在孔后”說，得到顧頡剛、馮友蘭、錢穆、羅根澤等人的響應，而唐蘭、高亨、徐復觀等卻仍撰文為胡適先生的觀點辯護。何先生感到：老子年代問題“如不解決，一切都發生障礙”，這已成了一個“最頑強難攻的堡壘”。

為了攻克這最后的堡壘，何先生寫下了《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一文。他所使用的材料仍是《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為人熟知的一段話，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钡蜗壬难酃鈪s與眾不同。他敏銳地指出，《史記》除《本紀》和《世家》外，唯有此篇詳記傳主鄉里籍貫，并將后裔的傳承一一列舉到八代，對其八世孫，還列舉了所任的官職和“家于齊焉”等細節，這樣的敘述，必定有著十分可靠的材料來源。

那么，這個可靠的材料來源又是什么呢？為了揭開謎底，何先生轉而考察李解、司馬談及司馬遷的生平，發現在李解擔任膠西王卬太傅時，青年司馬談曾經游學于齊，學《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楊何為齊人，黃子為菑川人，膠西、菑川均系由齊國分出來的諸侯國，同臨菑水，都城相距不遠。司馬談隨楊何、黃子學習的時間前后有三四年，期間，他以世宦之裔的身份晉謁過膠西王卬的太傅李解，并從李解處詳知老子家族的譜系，應是完全成立的推測。

既然《史記》所見老子的世系詳細可靠，老子的生年便不難考知?！妒酚洝酚涊d了老子的八代后裔，加上老子本人，共為九代，何先生以每兩代之間相隔30年估算，推定老子約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較孔子之生晚111年，較墨子之生約晚40年。同時，何先生還指出，魏國于公元前403年始列為諸侯，其子擔任過魏將的老子，生年應與這個年份較為接近，不能無休止地往前推。這下子，何先生就把“老在孔前”說的路徹底堵死了。

《史記》的作者既然詳知老子后裔的世系，為什么不肯道出材料的來路呢？對此，何先生做了十分精彩的考辯，令人不能不口服心服。公元前154年，即漢景帝三年，爆發了西漢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吳楚七國之亂。叛亂的主謀是吳王劉濞，由于楚王不知兵，好兵的膠西王劉卬實居第二領袖的地位。二月間，吳王兵既破，敗走，被追斬于丹徒。參與叛亂的“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天子制詔將軍曰：“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可以想見，在這道詔書的督促下，平叛必然變成一場最為嚴酷、株連甚廣的屠殺。覆巢之下，無有完卵，負有教導膠西王卬重責的李解于此時被族誅，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由于叛亂的罪名實在太大，凡與李解有過交往的人，都會對自己的經歷諱莫如深，即不難想象。所以，司馬談可以將其所知傳于兒子，司馬遷卻不便向世人開示其出處了。何先生還將探究的目光投射到中古時期，崇道的唐朝諸帝，如高宗、玄宗等，都曾下功夫尋訪老子后裔，居然親至亳州，幸老君廟，卻終不可得，只好以道士、女冠充作宗人，使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這恰好說明，老子之澤，九世而斬，自李解遭滅族，早已后繼無人。

“老在孔后”，當然更在孫武之后，于是，何先生便得出結論說：所謂老子的辯證法思想，均源自《孫子兵法》。他在《老子》和《孫子兵法》中找出了40多個近乎一致的詞組，如陰陽、剛柔、虛實、奇正、強弱、進退等等，認為兩書在分析這些詞組包含的對應關系時，表達出來的看法極其相似。所不同者：一是孫武只將矛盾對立雙方的依存和轉化應用在軍事上，老子卻將其推衍到政治及人生范疇；二是《孫子兵法》系為將言兵，故用語坦率無隱，《老子》卻用清凈、無為、玄德等清高的哲學詞匯加以表達，“將欲取之，必固與之”2的冰冷無情本質被掩蓋起來了。

何先生進一步指出，《孫子兵法》來自軍事實踐，是典型的“行為主義”的產物?！靶袨橹髁x”是心理學術語，講的是“刺激與反應”。戰國為大爭之世，“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率土地以食人肉”，3對于人類感官的刺激，莫此為甚。所以，不僅《老子》同《孫子兵法》一樣，是用“行為主義”作為分析問題的基礎，其他諸子也不過是給“行為主義”披上不同外衣而已。如，披上仁和禮的外衣就是儒家，披上兼愛、非攻的外衣，就是墨家，披上天道、自然的外衣，就是道家，披上法、術、勢的外衣，就是法家。而究其本質而言，卻是“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1即用治軍的辦法治國，借鑒將兵之道理民。兩千多年來，在儒家倫理、老莊玄學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孫子其人其書飽受漠視和懷疑，絕無人將其地位提升到諸子源頭的高度。今經何先生將真相揭破，始悟中國傳統文化諸元素都是在春秋戰國的戰爭環境里埋下根子的。依照何先生的發現，先秦思想史有必要改寫，其發展次序應該是：殷周禮樂文化——《孫子兵法》——諸子學——漢代經學。

何先生希望學界將《孫子兵法》定位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并從“《孫》為《老》祖”切入，“重新考訂、分析、權衡、界定軸心時代中國哲學的軸心”。2軸心時代是由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來的，一般認為指的是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與中國的春秋戰國大致相當。但軸心并不是指中心，而是指時代轉換的軸承。自春秋后期開始，戰爭日趨頻繁和激烈，規模越來越大，在動蕩不安的環境刺激下，士人紛紛“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3作為戰爭經驗總結的《孫子兵法》，成為舊時代到新時代、舊文化到新文化轉換的軸承，應屬于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所以，我認為，何先生的這項研究是為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開辟了新的門徑。

通過上述五個研究案例的介紹，大家可能已經有了一些感性認識。下邊我們就回到怎樣做好論文的問題上來。其實，何先生自己就有很好的總結，散見在他的《讀史閱世六十年》一書中。我依照自己的理解歸納為四點，介紹給大家。如果各位同學愿意學習何先生的經驗，并努力踐行，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不高的現象就可望改觀。

第一，三個并重和兩個更重。

三個并重是指歷史與社會科學并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并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并重。何先生又曾把三個并重概括為四句話，叫做社會科學，中西歷史，考證綜合，兼容并包。

講并重，是要求專業研究者首先做到博和通。博是指周見洽聞，通是指融會貫通。單有博不夠，還必須博而能通。歷史是文科中的基礎學科，因而也是一門交叉學科，只有掌握多方面的知識，才能完成好所面臨的課題。不博不通，無論是哪方面的知識有缺陷，都可能堵死繼續深入的路，使研究陷于停頓。同時，歷史還是一個通體，必須先有全局的把握。如果一味只講專深，就可能畫地為牢，變成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或變成派出所的片警，各管一片。這種缺乏宏觀把控的專深往往會使研究失去方向，最終得出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結論。另外，博與通更代表一種眼光。只有既博且通的人才可能有廣闊的學術視野，才能選擇到好的論文題目，才能在相關學科的交互影響下，深刻揭示歷史現象的本質，才能在多種歷史藍本的比較中提高認識，創建新說?，F在研究生多數人不會自己選擇題目，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都是導師確定的，做起來以后，才發現并不符合自己的興趣，因而陷于被動，其根源正在于學校對通識教育抓得不緊，學生普遍未做到博和通，甚至對博通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從前邊的案例介紹大家已經看到，何先生不僅選題精當，而且能將政治學、心理學、財政學、自然科學等多方面的知識都調動起來，恰如其分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中，所以便常常見他人所未見，不斷有重要建樹?？梢哉J為，何先生在先博后專、由博返約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同學們要做好學位論文，我看首先需要把何先生的博通精神學到手。

兩個更重中的第一個，是說在歷史學的大領域內，要更重視西洋史。一些學習中國史的同學對此可能不理解，其實道理很簡單。只有深悉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才能對諸種事變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只有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坐標圖上找準研究對象的位置，才能做出科學的分析，向廣大讀者提示前進的方向；只有恰當運用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才能使中國史研究走出舊史學的藩籬，提升到世界先進水平，跟上現代化的步伐。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歷史唯物主義正是西方史學不斷進步的結晶，必須維護和堅持。如果目無世界，自說自話，就有可能脫離客觀標準，走向主觀臆斷。更容易在政治風向的影響下走影射史學的老路。這是我們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兩個更重中的第二個是綜合與考證相比，要更重視綜合。這當然說的是中國史研究。因為只有在中國史研究者的隊伍中，才有無限夸大考證的作用、甚至用考據學代替歷史學的現象，從而誘發了綜合和考據哪個更重要的歧見。在國外，則不大可能發生這方面的爭議。歷史學的功能是求真和致用，致用又是通過綜合來實現的。不求真無法綜合，如果止步于求真，不作綜合，致用就無從談起，沒有用處的歷史學還有什么生命力呢？從這個角度看，考據與綜合、求真與致用，相輔相承，誰也離不開誰。所以，何先生在談三個并重時，就有考據與綜合并重這一條。但并重之中有主次，前者是手段，是工具；后者是主體，是目的，手段、工具是為主體、目的服務的，這一點必須明確。何先生曾以房屋建筑為例予以解說，認為考據是準備磚瓦，綜合才是起梁架屋，如果只有考證，就等于備下了一堆磚瓦，這離房屋的成型還差得遠呢！只有起梁架屋，才意味著房屋建起來了，所以，上梁與封頂要放鞭炮。另外，如同房屋需要裝修一樣，文章還需要用藝術化的語言進行敘述，這雖然沒有綜合那樣重要，卻也是必不可少的。何先生的文章，都非常注意既三者兼顧，又突出綜合，在考證與綜合的結合上，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的學術觀點便總能左右逢源，行穩致遠，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也是我們特別應當向他學習的地方。

第二，要做第一等的研究課題。

何先生認為，在從事研究的時候，一定要選擇第一等的課題。在他看來，第一等的課題即使只取得了八分的成功，也要比選擇第二等的課題做到九分成功更好。第一等的課題當然比較大，何先生反對學術極端專門化，反對為小而小，主張往大處想，起碼要有大的夢想。但大課題，并非專指體量大，其主要含義是指意義重大，能夠解決歷史學上關鍵性的問題。只要有意義，題目倒不妨小而專，從小處入手，以小見大，四兩撥千斤，仍不失為大課題，而且更見功力。是否有意義，也取決于所做的研究是否有用。歷史學是一門現實感很強的學問，它只有在服務于人民、服務于社會中才能保有活力。重大課題應能為國家制定系統的、根本性的、科學的治理方案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還需對廣大民眾正確認識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所助益，缺乏現實關懷的歷史研究則遲早會遭到唾棄。有意義的課題，當然應該具有創新性。不管問題多么關鍵，前人已經解決了，你再來做，就失去了價值。所以，創新首先就是要求作者自己去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起碼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有重要推進。另外，如前所言，歷史學既以史學為基礎，又是史學、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統一，每個人都會在多學科的融會中形成自己的史學觀念，并以這種觀念來審定史實，分析綜合，說明事變的前因后果，當時的作用及在今天的影響。據此，即可以肯定，用不同的觀念和情懷來處理史料，對同一問題提出不同的認識，也為學術創新提供了充分的空間。用何先生的第一等課題為標準進行衡量，現在的學位論文當然無法令人滿意，其中有的只是綜述和編著，既沒有解決問題，也沒有創新，更沒有任何用處。學位拿上了，選擇第一等的題目、從事高水平科研的本領卻沒有學到手，如何能在本學科領域開出一片新天地？希望各位對照何先生的經驗能有所反思。

第三，不宜過早從事思想史研究。

何先生直到退休之后才轉到思想史方面，一出手即不同凡響，提出了振聾發聵的新見解，這才是真正的厚積薄發。我們知道，現在專業分得很細，不能要求每個人老了以后再學思想史。但何先生說：“必須長期在經濟、社會、政治、制度、文化諸史知識達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廣度以后，才有能力鉆研思想史，否則勢必陷于過空、過迂或過淺，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窺探思想流派的深層意識?！?這樣的真知灼見理應受到思想史專業同學們的重視。作為導師，我們看思想史方面的學位論文時，常常感到沒有深度，就是因為作者缺乏諸史知識的儲備，不會多角度地作背景分析，從觀念到觀念，對思想產生與發展演變的根本原因沒有進行必要的挖掘。我希望相關同學能按何先生的教導，盡快補上知識短板，以最大的努力去克服思想史研究中的玄學化傾向。

第四，扎硬寨，打死仗。

這里說的是要窮盡一切材料。歷史學研究的目的是致用，但致用又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上。只有用以說明問題的材料是真實的，可靠的，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使人口服心服。真實可靠的材料卻不是現成的，需要自己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爬梳，去搜集。進行材料準備工作時，既要借重版本、目錄、?？睂W的知識，又要運用音韻、文字、訓詁學的手段加以考訂。最終能否披沙瀝金，除了學術眼光，主要就是看你功夫下得大不大。所謂打死仗，是說要下大功夫、死功夫。何先生用三年的時間，遍檢美東三大漢學圖書館所藏3，000多種地方志及400多種善本書膠片，住在圖書館附近的小旅館內，吃簡單的飯食，夜以繼日地閱讀和抄錄，這就是打死仗。如果沒有下過大功夫和死功夫，他便不可能對明、清15，000名進士的家世了如指掌，并通過統計分析，得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依然存在機緣結構的結論。同樣地，如果沒有下過大功夫和死功夫，他也不可能從懷疑文獻中的玉麥、御麥就是玉米入手，查找到65個玉蜀黍的俗名，進而勾畫出玉米傳華的路線圖，等等?？梢哉J為，何先生的每項研究成果都是通過打死仗獲得的。而這一個個的死仗又為他占領學術高地、建立堅強的學術堡寨奠定了基礎。由于基礎打得牢，寨子扎得硬，即使有人來攻，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何先生常與人爭論，卻總能立于不敗之地，甚至能使對手折服，靠的就是扎硬寨、打死仗。我希望同學們也學一學何先生這種不怕苦、不惜力的攻堅克難精神。

時間不早了，今天就講到這里。最后，讓我們以何先生的四條經驗為座右銘，攜手奮進，為提升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質量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