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戰爭》中的地理書寫與約瑟夫斯的羅馬帝國疆域觀

何源

關鍵詞：約瑟夫斯；《猶太戰爭》；行省精英；地理書寫；羅馬疆域

一、引言

羅馬（Rome）數世紀的擴張深刻地影響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地緣格局。至1世紀，地中海世界諸民族的領土相繼被并入帝國的版圖。盡管當時的羅馬帝國仍然宣揚其統治“無遠弗屆”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實中的帝國邊疆政策明顯趨于對內閉合。

長期以來，羅馬史學者一直依托于塔西佗（Tacitus，約56—約117/8）、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約70—約130）和卡西烏斯·狄奧（Cassius Dio，約164—229年之后）等活躍于2世紀乃至3世紀史家的歷史敘述重建1世紀的羅馬帝國政治史。近幾十年來，眾多學者相繼指出，塔西佗等活躍于圖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治下的史家、文人有關1世紀政治史的書寫，體現了“后圖密善時代”（post-Domitianic era，96年以降）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如貶低前朝成就以襯托圖拉真的“新時代”（Nova Aetas）。1同時，生活于1世紀的猶太史家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約100）的史書日益受到重視。

約瑟夫斯是66—74年猶太戰爭的親歷者，同時見證了69年前后的羅馬內戰。他于內戰之后定居羅馬，在弗拉維王朝（The Flavian House，69—96）的庇護下開始了寫作、研究生涯。他的兩部史書《猶太戰爭》（The Jewish War）和《猶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奠定了其歷史學家的地位。盡管關于該史家的品行存在爭議，但是學界公認，沒有學者能繞過他的兩部史書重建希臘化時期至1世紀猶太人的歷史。近年來，約瑟夫斯對于羅馬帝國史的貢獻也受到重視，其史書被視為重建1世紀羅馬史時不可忽略的一手文獻，譬如，一些學者運用他提供的歷史證據重建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前27—68）時期的權力交接問題?！丢q太戰爭》對于羅馬—猶太關系所提供的連貫、一致的歷史敘述，更是為考察帝國與行省的關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書中有關猶太戰爭的一手史料，也使得羅馬與猶太人之間的戰爭成為最典型的案例，用以研究1世紀后期羅馬如何應對威脅帝國秩序的諸種邊疆動亂或行省起義。

實際上，“猶太戰爭”在1世紀后期的羅馬帝國的確有著獨特的政治意義。猶太人處于羅馬帝國的東部邊陲，恰好夾在羅馬與帕提亞（Parthia）兩個帝國之間，羅馬如何處置該行省的領土及其人民，反映了帝國東部邊疆政策的趨向。隨著猶太地區完全被納入帝國版圖，關于這一場戰爭的紀念也成了69年后最重要的帝國政治記憶之一，第二代皇帝家族弗拉維王朝用其論證新王朝對帝國政治整合的功績。在維斯帕薌（Vespasian，69—79年在位）、提圖斯（Titus，79—81年在位）乃至圖拉真等皇帝的授意下，關于“猶太戰爭”的紀念可以說是無處不在，以“猶太戰爭”為主題的紀念碑聳立于羅馬城，以“猶太人被征服”（Iudaea Capta）為宣傳口號的錢幣也在帝國全境發行。對于內戰之后的羅馬人及帝國屬民而言，這些紀念碑時刻提醒著他們，羅馬在猶太戰爭中的勝利與帝國最高領袖的榮譽以及帝國體制的存續密不可分。6因此，《猶太戰爭》為考察內戰后羅馬的帝國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紀錄，其作者約瑟夫斯基于行省精英和羅馬公民的雙重身份，不僅傳達了他對故土家園的情感，同時也回應了帝國的擴張和邊疆政策。

學界傳統有關約瑟夫斯《猶太戰爭》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于該書的主干敘事——即戰爭敘事上，而忽略了其中大量的地理書寫。因為這些地理敘事乍看上去偏離主干，19世紀以來的“史料批判”（Quellenkritik）方法將這些內容視為無關緊要的“題外話”（excursus）。但是，這些所謂的“題外話”在全書中占有可觀的篇幅，廣泛分布于七卷之中，內容涉及羅馬帝國疆域、被征服民族的地理分布以及猶太地區的地理知識，后者包括整個猶太地區的地勢地貌、山川河流、要塞堡壘、城市空間、城址考古等。這些內容展現了約瑟夫斯對地理知識的熟稔和嫻熟的地理寫作技藝，為讀者繪制了一幅詳細的文字地圖，蘊含了作者對于帝國疆域空間的獨到理解。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的理論和方法引入，《猶太戰爭》中的地理材料被納入研究視野，如作為考古文獻服務于以色列（Israel）考古學，2或從人文地理視角討論猶太居住權和生存空間，3或基于現代空間理論討論猶太人的認知空間，或運用敘事學方法討論史書中地理空間的文學運用及地理話語的建構。最具影響力的方法則是將約瑟夫斯視為地理學家，并將其地理書寫納入希臘—羅馬（Graeco-Roman）地理學的研究范疇。其代表學者沙哈爾（Y. Shahar）創造了“地理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 Geographicus）一詞，以此命名其探討約瑟夫斯地理思想的專著，而該書則被視為集大成之作。

本文延續近年來既有研究對約瑟夫斯地理書寫的高度重視，但不同于以往空間理論和地理學方法對史書中地理材料的孤立運用，著意于將《猶太戰爭》的地理書寫置于其敘事的整體結構中予以分析，并在1世紀帝國與邊疆行省關系的歷史語境中考察其地理書寫所體現的疆域觀及其與羅馬意識形態之間的動態關系。

二、猶太地理書寫與約瑟夫斯的故國情懷

《猶太戰爭》第一、二卷鋪陳猶太與羅馬兩百年的歷史，第三卷才正式開始敘寫戰事——加利利（Galilee）之戰。但是，約瑟夫斯卻常常在主干敘述之外插入大量的地理題外話。譬如，第三卷開篇第35—58節的地理敘述描述了從加利利到猶地亞（Judaea）的地形，按地理順序依次介紹了整個猶太戰爭波及的地理范圍，展現整個猶太地區的行政規劃和地理風貌。第四卷，隨著羅馬的軍隊向南推進到猶地亞地區，約瑟夫斯依次介紹了數個軍事要塞的地形地貌，并特別于第451—485節以30多節的篇幅細描耶利哥城（Jericho）和死海的水文信息。第五、六卷，羅馬軍隊兵臨耶路撒冷（Jerusalem）城下，作者于第五卷第136—247節詳盡介紹了耶路撒冷的軍事城防、自然地勢、城中遺跡和考古知識，從外部環境到建筑本身細描了圣殿這一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神圣場所和宗教紀念碑。第七卷為戰爭尾聲，其中分別在第164—189節和第280—303節以大量篇幅從軍事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了仍在抵御羅馬軍隊的馬凱魯斯（Machaerus）和馬薩達（Masada）要塞的地形地勢、駐防能力。如果將上述分布各卷的地理信息聚合起來，便是一部別具一格的猶太地理書。

通過篇幅長短不一的地理題外話，約瑟夫斯繪制了一幅“文字地圖”，展現了孕育猶太民族的地理空間以及象征猶太文明的城市、具有防御能力的要塞，使其地理位置、地勢地貌、道路河流、要塞堡壘與城市空間在“地圖”上清晰可辨。而書中關于城址、建筑的冗長考古知識則展示了猶太文明悠久的歷史淵源，與當下即將被毀滅的現實形成強烈的對照。這些打斷史書主體敘述的地理學知識和冗長的地形描繪，折射出約瑟夫斯對其故土家園的眷戀和悲憫之情。

硝煙散盡，曾經作為戰士的約瑟夫斯身處羅馬，“充分運用自己的記憶和羅馬官方的記錄”，書寫那場注定失敗的亡國之戰。面對戰后羅馬世界對猶太民族的全面丑化，勝利者對猶太人“戰爭罪行”的橫加指責，遍布羅馬各地以頌揚當朝軍事勝利的“猶太戰爭”紀念碑，以及針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冒著政治風險為自己的民族洗刷污名。在《猶太戰爭》希臘語版的序言中，約瑟夫斯先是抨擊羅馬帝國的希臘史學家顛倒事實以頌贊當權者、抹黑猶太人，進而提出了他書寫猶太戰爭史的目的：“將曾用母語組織、送給內陸野蠻人的著作改寫為希臘語”，為羅馬帝國的臣民講述“事實真相”（τ? δ? ?κριβ?? τ?? ?στορ?α?）。為了有別于他提及的某些“顛倒黑白”“道聽途說”的希臘史學家，約瑟夫斯表明身份，聲稱自己是“[希伯來人（γ?νει ?βρα?ο?）]耶路撒冷人中的祭司，在戰爭開始之時親身（α?τ??）與羅馬人作戰，并被迫旁觀了（παρατυχ?ν）之后發生的事情?！彼貏e強調自己的猶太身份、有關猶太文化和宗教的知識儲備及在戰爭中的親身經歷，以證明自己書寫這部歷史的資質。5但是，特殊的政治環境意味著約瑟夫斯不得不帶著“鐐銬”寫作，公然批評帝國的猶太人政策是無謀之舉，弗拉維王朝的元首雖然聲稱不會重蹈前朝皇帝的覆轍，宣稱要回歸共和傳統，但是嚴厲制裁反對者，或者將其放逐，或者施以鞭刑乃至死刑，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約瑟夫斯自然不能公然挑戰由帝國元首及元老院借由羅馬紀念碑所認可和傳達的關于猶太戰爭的政治記憶，而是以濃重的筆墨描繪戰爭的慘烈和猶太人的痛苦，以表達不同于帝國主流的聲音，這一筆法在第三卷中尤為明顯。

《猶太戰爭》第三卷的主題為約瑟夫斯與維斯帕薌在加利利的攻防戰。按照由尼瑟（B. Niese）勘定的通行?？北镜恼鹿潉澐?，第三卷被分為542節。前34節中，維斯帕薌率羅馬軍隊開進加利利，加利利最重要、最強大的城市塞佛瑞斯（Sepphoris）望風而降。話鋒一轉，約瑟夫斯在第35—58節介紹了從加利利到猶地亞的地理環境，隨后用4節的篇幅簡要交代了維斯帕薌在加利利的軍事行動以及約瑟夫斯的應對。緊接著，作者便用長達45節的篇幅詳細敘述了羅馬的軍事組織體系。第三卷開篇100節即全卷近五分之一的內容中，近60節的篇幅離開戰事敘述，詳細描述猶太地區的地理風貌和山川形勢，并介紹羅馬軍制體系，不僅界定了猶太戰爭的地理范圍，而且從羅馬政體和軍事學的角度將羅馬帝國戰無不勝的奧秘以知識的形式傳達給讀者，“題外話”所體現的冷峻的理性分析與猶太人起義必然失敗的悲劇基調形成強烈反差。

在第三卷的尾聲，悲劇色彩更為濃烈。羅馬軍隊控制了整個加利利地區，維斯帕薌追殺敗逃的加利利猶太人至革尼撒勒（Gennesaret）。在描述即將展開的血腥殺戮之前，約瑟夫斯突然岔開，用16節的篇幅描繪了革尼撒勒湖（即加利利海）及周邊地帶的地理風貌，以源自希臘修辭傳統的無與倫比的細描（ekphrasis），展現了一副風光旖旎、異常優美的“愉悅場景”（locus amoenus）。作者采用了一連串修飾該湖水質的形容詞：甘甜（γλυκε?α）、最可口（ποτιωτ?τη）、精美（λεπτ?τρον）、純凈（καθαρ?）、適宜（ε?κρατο?）、柔和（προσην?στερα）、清涼（ψυχροτ?ρα）。面對如此優美的自然風光，約瑟夫斯用了“瞠目”（θαυμαστ?）一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一情感濃烈的詞匯也出現在羅馬軍制題外話中：羅馬軍隊征服世界的壯舉令人“瞠目”（θαυμαστ?ν）。與此形成強烈呼應的是加利利地區美麗的自然風光、水土的富饒，而支撐這種富饒的正是“環境的適宜”（τ? τ?ν ??ρων ε?κρασ??）和“四季的良性競爭（?γαθ?ν ?ριν）”。在約瑟夫斯看來，“適宜”意味著持中，“將不同種類的東西聯系起來”“引導對抗的事物（τ? μ?χιμα）成為一個整體”。由于不偏向任何一種極端，適宜的氣候富有極強的能產性，無論是植物中最為性寒的核桃，傾向炎熱的棕櫚樹，還是喜好較為溫和氣候的無花果和橄欖都能在這里生養眾多。然而，約瑟夫斯話鋒一轉，從風光旖旎的加利利海旋即轉向戰事敘述，加利利海成為羅馬人屠殺猶太殘兵敗將的“屠宰場”。他以極其細膩的筆觸描寫了殺戮的可怖以及戰爭對自然的污染和毀滅：當維斯帕薌在湖上將猶太人屠殺殆盡后，整個湖水被尸體和鮮血填滿，一度悅目的景色被可怕的氣味和景象所取代，到處都是被焚毀、泡爛的肢體，污染了一度適宜的空氣，令人痛苦、悲憫和厭惡，緊隨著人為的破壞而來的是瘟疫。據約瑟夫斯所述，6，700名猶太人殉難于此地，尸橫遍野的慘景就連羅馬士兵都不忍側目。

怡人風光和隨后的大屠殺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反差，殺戮的慘相和猶太人遭受的劇烈痛苦想必會使讀者情不自禁地產生強烈的憐憫之情。梅森（S. Mason）注意到，《猶太戰爭》中，“痛苦”（pathos）這一關鍵詞以“幾何般的（geometrical）精確”出現在全書各卷。斯沃博達（S. Swoboda）也指出，約瑟夫斯將猶太人的悲劇視覺化，使羅馬讀者能夠直觀地體會到猶太人遭受的痛苦，或許意圖通過引起他們的憐憫以改善猶太人在羅馬的不利境遇。通過地理書寫，約瑟夫斯描繪了猶太人的故土家園遭遇毀滅的圖景，其反戰思想及其對猶太人苦難的悲憫之情躍然紙上。

然而，約瑟夫斯并沒有被悲憫的情緒所淹沒，而是展現了他對時局的理性分析能力。在第三卷開篇，他花費了大量篇幅呈現羅馬軍事體系的知識，冷峻地分析了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客觀地指出羅馬軍事系統的優越性和最先進的政治、軍事組織模式。2這些知識書寫乍看之下延續了羅馬文學傳統中常見的頌揚羅馬力量的套話，即羅馬憑借其強大的軍事系統，不僅擊敗其他民族，甚至能夠改造自然。3但是，將其與猶太地區的地理書寫結合起來考察，就可見約瑟夫斯對這場戰爭的態度：為確保猶太家園和共同體的安全而避免戰爭。但是這并非僅是鼓吹茍安避禍，他希望具備希臘文化修養的“雅士”（τ?ν φιλοκαλο?ντων）能夠學習這些軍政知識以指導“政治實踐”（πρ?? ?μπειρ?α?），具備應對羅馬強權的政治智慧。4這一審慎的態度不僅是約瑟夫斯個人的立場，同時也是當時行省精英的共識，這從《猶太戰爭》第二卷阿格里帕二世（Agrippa II，53—93/4年在位）演說中可見一斑。

三、阿格里帕二世的演說與帝國的“無遠弗屆”

66年，猶地亞總督弗洛路斯（Gessius Florus，64—66年在任）的暴政和他對耶路撒冷圣殿財富的洗劫，點燃了飽受羅馬地方行政長官暴政欺壓的猶太人的怒火。為了安撫猶太人的不滿，猶太國王阿格里帕二世在圣殿發表演說，指控猶太人要挑起戰端，勸阻他們不要主動招致兵災。國王的演說辭著力渲染羅馬軍事的強大，其中插入了涉及羅馬治下“臣服民族”（gentes devictae）以及羅馬軍團部署的題外話。這一題外話被現代學者稱為“部族名冊”（V?lkerliste），5其中羅列的部族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展現了羅馬征服的地理范圍，即“整個羅馬帝國”（?λην…τ?ν ?ωμα?ων ?γεμον?αν）

阿格里帕二世對帝國治下“臣服民族”的列舉從希臘（Greece）開始，途經馬其頓（Macedonia），向東到黑海（Black Sea）沿岸，提到小亞細亞（Asia Minor）的五百座城市，其中列舉了住在博斯布魯斯海峽（Bosporus）和黑海沿岸的諸民族。接著他以希臘北部的色雷斯人（Thracians）過渡，將場景轉向西方，來到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以北，提及多瑙河（Danube）以南的伊利里亞（Illyria）、達契亞（Dacia）和達爾馬提亞（Dalmatia），又向西到高盧人（Gauls）這一族群。隨后場景進入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他提到坎塔布里亞（Cantabria）和盧西塔尼亞（Lusitania），再向北講到萊茵河（Rhein）沿岸的日耳曼人（Germans），并穿過英吉利海峽（English Strait）抵達最西邊不列顛（Britannia）的不列吞人（Britons），隨后他將視線從最西邊猛然轉向最東邊的帕提亞人。在描述了最西和最東端的兩個民族后，阿格里帕又轉移到了意大利（Italia），隨后向南進入阿非利加行?。ˋfrica）。他先提及迦太基（Carthage）和利比亞（Libya）的民族，緊接著向西依次提到敘爾特斯人（Syrtes）、拿薩蒙人（Nasamons）、毛里塔尼亞人（Maurians）和努米底亞人（Numidians）。介紹完這些民族后，他提到阿非利加的地標：西邊的大海、直布羅陀海峽（Gibralter）的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紅海（Red Sea）和埃及（Egypt）。作為地理知識的補充，阿格里帕還順帶提及了埃及附近的埃塞俄比亞人（Ethiopians）和阿拉伯人（Arabs），以及在他看來與阿拉伯接近的印度（India）。

19世紀以來的“史料溯源傳統”（Quellenforschung）通常認為約瑟夫斯利用了75年前后羅馬行省軍事部署的“官方檔案”以勾勒羅馬駐軍的范圍，他借阿格里帕的演說服務帝國意識形態，宣傳羅馬的力量不可戰勝。20世紀80年代迄今，有關阿格里帕演說與這一“民族清單”的研究，或者強調猶太神學傳統的影響，指出約瑟夫斯將羅馬帝國的勝利和未來可能的毀滅都歸因于猶太之神的意志；或者，引入后殖民主義批評，解讀被征服者面對“殖民者”時復雜的身份二重性問題；或者強調古典傳統中悲劇性的政治現實主義，認為約瑟夫斯和阿格里帕二世這些“本土居間調和者”雖然不認同“羅馬和平”（Pax Romana），但是出于現實主義的考量，犧牲政治獨立以保全猶太文化和圣殿。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約瑟夫斯復雜的羅馬帝國觀，但是其不足之處在于將演說中的“部族名冊”過度簡化為佐證羅馬強大的證據，而未能充分考慮其中特有的呈現方式、地理分布、演說聽眾和《猶太戰爭》的實際讀者等因素。

阿格里帕二世根據希臘、小亞細亞、多瑙河沿岸、高盧、西班牙（Hispania）、日耳曼尼亞（Germania）、不列顛、帕提亞、意大利、阿非利加、埃及的地理順序編織了這份名冊。表面看來，這是一種混亂、次序不明的地理表述方式。參照1世紀前后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約前62—24）和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4—79）對于環地中海諸民族地理分布的描述，斯特拉波的《地理學》（Geography）從西邊的伊比利亞為起點，對不同民族按“順時針”的次序展開敘述，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則采用了由西向東的“線性”次序呈現，建構了以羅馬為地理中心、其他民族為邊緣、外延不斷延伸的中心—邊緣結構。阿格里帕的地理呈現表現出明顯的差別，有別于傳統羅馬精英階層以羅馬為中心的地理原則，甚至在波戈熱爾斯基（R. Pogorzelski）看來，這份清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地理原則，阿格里帕僅僅描繪了一個以羅馬為首、其他民族處于其治下的等級關系，羅馬居于明顯的權威中心，行省則體現了“同質性的羅馬化（homogeneous Romanization）”。

考慮到演說情境，阿格里帕這一演說的直接聽眾是那些世代身居猶地亞的普通猶太人，他們正處在戰爭爆發前夕的恐慌，以及因遭受暴政而感到不公的憤怒情緒中，這些躁動的聽眾很可能會對這些冗長、應接不暇的異族名稱感到一片茫然和不耐煩。然而，正是充分考慮到聽眾的知識和文化背景，國王對于“名冊”的列舉才以如此不同的形式呈現。阿格里帕通過列舉被羅馬人征服的諸民族，勾畫了帝國征服的路線：以希臘、馬其頓和小亞細亞為起點，依次由東至西，再由西向東，然后從中心的意大利向南，最后抵達埃及。以一些廣泛分布的民族為參照物，比如色雷人、高盧人和日耳曼人，阿格里帕二世自如地從東方轉入西方，再從西方回到東方，并從希臘開始，到埃及結束?？紤]到猶太戰爭的背景、約瑟夫斯和阿格里帕的猶太身份、演說情境、演說時的猶太聽眾乃至閱讀史書的希臘語讀者，希臘和埃及正是帝國東部希臘語區（Greek East）兩個至關重要、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霸權中心，阿格里帕二世正是通過這兩個坐標與即時的演說聽眾互動，引導他們跟上自己的思路，依托這兩個起始點勾勒出一幅平面路線圖，將抽象的“整個羅馬帝國”呈現為具有實際疆域的部族的領土組合，使猶太聽眾意識到阿格里帕所描繪的帝國的空間范圍和整體性。

最后，阿格里帕著重渲染了羅馬帝國的“無遠弗屆”和軍事威懾，認為羅馬人的征服動力不會因為滿足現有的“邊界”（?ρο?）而停止：幼發拉底河（Euphrates）不足以限制羅馬人，他們還憑借其武力“越過了赫拉克勒斯之柱，登上了比利牛斯山（the Pyrenees）的云巔，征服了那里的民族”。他還聲稱：即便存在未臣服于羅馬治下的民族（譬如帕提亞人和印度人），他們也會等待著、準備好被羅馬人征服，“所有的人都已把羅馬人視作他們的主人，或者害怕很快也會如此”。對于如此明顯的羅馬帝國主義論調，學者們通常認為約瑟夫斯借國王的口吻宣揚羅馬軍隊戰無不勝。但是，史書中阿格里帕在發表這一演說時，體現的更多是符合特定演說情境的技巧，而未必僅是迎合羅馬的政治宣傳。首先，“戰爭即將爆發”是這位國王刻意渲染的危險，實際上猶太人的情緒遠未達到引起戰端的地步，他們此時僅僅請求國王盡快向羅馬皇帝請愿。然而國王并無耶路撒冷的實際管轄權，因此無法滿足他們的期待，于是他轉移焦點，指控猶太人“尋釁滋事”，意圖“招惹是非”。其次，國王在演說中明確指出羅馬地方官員的惡行，承認猶太人在帝國之下實際上處于奴役狀態，只是面對占絕對優勢的羅馬軍隊，必須“討好”（θεραπε?ειν）而非“激怒”（?ρετ?ζειν）他們。他認為，與全面爆發戰爭帶來的毀滅和公開羞辱相比，目前羅馬地方官對猶太人“隱蔽的”（τ? λ?θρα）傷害是可以忍受的，不應把羅馬官員私下的惡行轉變為猶太人公開的對羅馬帝國的全面戰爭。

類似的現實主義觀點并非由約瑟夫斯或阿格里帕二世等猶太精英獨享，也見于普魯塔克（Plutarch，約45—120）旨在指導年輕人從政的《政務訓言》（Precepts of Statecraft）中。這位活躍于圖密善皇帝（Domitian，81—96年在位）治下的希臘行省精英向未來的希臘從政者傳授作為地方共同體領導者的政治智慧：他們應維護共同體的安全，避免禍亂和空洞意見招致的瘋狂。在與羅馬打交道，他們要“看好頭上羅馬士兵的軍靴”，注意所擁有權力的“節奏和限度”（το?? ?υθμο?? κα? τ? μ?τρα），因時制宜、便宜行事。同時，他們應與羅馬最有權勢的人物結交，使共同體的“政體基石”（?ρμα τ?? πολιτε?α?）更加穩固。與普魯塔克關于政治智慧的教導對比，阿格里帕的演說明顯傳達了帝國行省精英面對羅馬強權時廣為接受的現實主義生存法則，旨在維護共同體的安全和穩定。

四、帝國“四至”：約瑟夫斯對帝國疆域觀的挑戰

《猶太戰爭》第三卷，戰局已開，約瑟夫斯奉命在加利利督軍作戰。但在敘述戰爭前，作者卻于第65—109節鋪陳了長篇的羅馬政體和軍制的“題外話”，揭示羅馬軍隊組織戰無不勝的奧秘，預示未來戰爭的慘烈和猶太人的必然失敗。約瑟夫斯指出，羅馬軍制鍛煉士兵身體和靈魂中的勇氣，借由嚴酷的軍法（ν?μοι）以及比軍法還令人生畏的將軍，使士兵出于恐懼（τ? φ?β?）而奮勇作戰。4他們堅忍不拔、無堅不摧，不讓“機運”（τ?χη?）這樣的偶然性因素存在插足之地。軍隊步步為營，制定戰前計劃，高效執行，于是完成了一項“壯舉”：“帝國的邊界”（τ?? ?γεμον?α? ?ροι）東至幼發拉底河，西及大海，南到利比亞，北抵多瑙河、萊茵河。5如此，約瑟夫斯依托山川河流界定了羅馬帝國的四條邊界，如此明確的邊界說有別于阿格里帕二世演說辭中所表現的羅馬“無遠弗屆”的帝國疆域觀，體現了史家不同于猶太國王附和羅馬意識形態的表述。

約瑟夫斯說的“帝國邊界”不一定僅指領土?；萏乜耍–. R. Whittaker）認為，希臘文中的?γεμον?α（帝國）并非特指領土，而是隱含了帝國的影響力和霸權覆蓋的范圍，包括統治之下的眾多部族，其界限往往用?ρο?、finis等術語來指稱，對應于英文的frontier（邊疆）。至于行政管理層面控制的實際范圍，更常用的術語接近于希臘文中的?ρχ?（統治），強調對行省土地的分界和管轄，拉丁語中往往用termini作為邊界概念，對應于英文中的border（邊界）。6因此，借由“帝國邊界”這個短語，約瑟夫斯界定了羅馬帝國霸權和統治能力達到的范圍，而不一定指明確的行政管轄領土。7即便如此，這位猶太史家對帝國權勢的限定也極大地挑戰了盛行于帝國早期的“無邊界”的意識形態。

1世紀之前的希臘—羅馬文獻很少將山川河流作為羅馬的邊界。譬如，共和末“三巨頭”之一的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前100—前44）在《高盧戰記》（The Gallic Wars）中陳述了自己渡過萊茵河的理由，聲稱，希望讓日耳曼人意識到“羅馬軍隊不但能夠，而且也敢于渡過萊茵河，使他們也為自己的身家性命擔幾分憂”。8凱撒借此暗示：沒有任何自然屏障能夠限制羅馬人的軍事行動。同樣，面對凱撒對萊茵河對岸的政治干預，日耳曼部落蘇剛布里人（Sugambri）質問他，為何一方面枉顧萊茵河劃定的權力（imperium）的界限，另一方面卻又為日耳曼人劃定了邊界，不允許他們擅自渡河侵入高盧。這一模糊的邊疆觀在1世紀的地理觀念中也有所體現。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中僅有一處涉及羅馬帝國的邊界：“幼發拉底河以及它對岸的部分構成了帕提亞帝國的邊界（?ριον），但是河這邊由羅馬人、阿拉伯人的首領們以及巴比倫尼亞控制，這些首領根據誰在鄰邊，或者傾向于聽從帕提亞人，或者聽從羅馬人?！奔毦恐聲l現，這一邊界只是對帕提亞帝國的界定，對于羅馬人而言更像是劃定勢力范圍的自然屏障，等待他們的跨越和征服。而詩人維吉爾（Vergil，前70—前19）更是借《埃涅阿斯紀》（Aeneid）中的天神朱庇特（Jupiter）之口宣揚羅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天神宣稱賜予羅馬人一個沒有空間和時間范圍的帝國：“我沒有為這些人設下功業的范圍和時限；我賜予了沒有邊界的統治（imperium sine fine）?！币恢钡綀D拉真時期，塔西佗在《編年史》（Annals）中才明確承認帝國存在界限：“帝國（imperium）被海洋或遙遠的河流（像藩籬一樣）所圍繞（saeptum）?！?這一表述比約瑟夫斯關于羅馬的疆域界定至少晚30年。

這種通過河流界定民族、文化、政治體的“文化分界線”（cultural termini）的思維方式明顯不是羅馬的傳統，珀賽爾（N. Purcell）將這種傳統追溯至近東?？紤]到約瑟夫斯的猶太身份，該史家也可能受了希伯來《圣經》傳統的影響，與猶太地理學以及“應許之地神學”（Land Theology）的問題有關。譬如，《以西結書》（47：13-20）預言耶路撒冷被圍困、陷落，也預言了以色列的復興及其“地界”：“你們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為業?！薄暗氐乃慕缒耸侨绱耍罕苯鐝拇蠛Ｍ魈貍悾℉ethlon）直到西達達（Zedad）口……北邊以哈馬地（Hamath）為界?！薄皷|界在浩蘭（Hauran）、大馬士革（Damascus）、基列（Gilead）和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的中間，就是約旦河（the Jordan）?！薄澳辖鐝乃敚═amar）到米利巴加低斯（Meribath-kadesh）的水，延到埃及小河（the Wadi of Egypt），直到大海?！薄拔鹘缇褪谴蠛?，從南界直到哈馬口（Lebo-hamath）對面之地?！痹谕咴{（Nili Wazana）看來，《圣經》關于“以色列地”的邊界觀念追根溯源，其源頭仍然是古近東文獻描述邊界的詞匯和套語。

盡管這種“四界”觀源自古近東地理傳統，但是就整個羅馬帝國地理空間的書寫而言，如沙哈爾所述，約瑟夫斯延續了希臘地理學傳統，承襲了波利比烏斯（Polybius，約前200—約前118）—斯特拉波的地理學術研究。波利比烏斯作為古典歷史、地理敘述傳統的集大成者，將地理視為理解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開創了獨特的地理書寫傳統，對波西多尼烏斯（Posidonius，約前135—前51）和斯特拉波等希臘地理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約瑟夫斯的地理書寫正是與這些希臘地理學巨擘的對話，特別是，如沙哈爾指出，該史家積極回應乃至糾正了斯特拉波關于猶太地理的論述。

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代表了元首制初期希臘地理傳統下羅馬世界觀的主流觀點，他從宇宙的視域指出陸地之上有“兩個人類世界（ο?κουμ?να?），甚至更多”。但是他認為，并非所有的人類世界都是地理學關注的內容，地理學家考察的“人類世界”（ο?κουμ?νην）特指“我們居?。é?κο?μεν）和知道（γνωρ?ζομεν）的地區”，即羅馬已征服的區域和未征服的高加索（Caucasus）、帕提亞、印度，而不關心大地以及海洋中的未知世界。多個“人類世界”以及“未知世界”的存在暗示羅馬并沒有如帝國意識形態宣稱的那樣將整個“世界”（Orbis Terrarum）納入統治。但是斯特拉波用“中心—邊緣”的文化邊疆話語詮釋了羅馬帝國作為“世界帝國”的意識形態，他將羅馬置于世界的中心，稱其“占據了世界最好的和最知名的部分”。如此，他將羅馬征服的世界界定為宜居的文明世界，將未被羅馬征服的世界貶為不宜居的蠻荒之地，遂將羅馬人宣傳統治的“世界”（Orbis Terrarum）等同于羅馬人居住的“羅馬世界”（Orbis Romanus），調和了“世界帝國”的意識形態與存在疆域范圍的政治現實的矛盾。

對羅馬意識形態的迎合使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似有為帝國政治宣傳背書之嫌，但是在他看來，學術研究與服務帝國并不矛盾。斯特拉波毫不諱言，地理學研究的一大目的正是為統治者服務：“最偉大的指揮官（μ?γιστοι δ? τ?ν στρατηλατ?ν），毫無例外，是那些有能力統治陸地和海洋，將許多民族和城市統一在一個政權、一個行政管理之下的人?！痹谒磥?，“整個地理學直接關系到指揮官的活動，因為，即使整個有人居住的世界組成了一個帝國，那時也未必能清楚了解各個地區的情況?！笨梢钥闯?，在這部為新興羅馬帝國服務的巨著中，斯特拉波的疆域觀調和了其希臘地理學下開放的宇宙觀，以及羅馬元首制草創時期帝國統治“無遠弗界”的政治宣傳。

相較而言，約瑟夫斯《猶太戰爭》中由阿格里帕描繪的“部族名冊”包含了已被羅馬征服和未征服但有可能被征服的已知民族，其中所體現的帝國疆域觀，乍看之下與斯特拉波有一脈相承之處。但是相比于這位希臘地理學家所設想的帝國無邊界的疆域宏圖，約瑟夫斯借由阿格里帕所呈現的“部族名冊”確定了帝國的征服范圍，而由山川河流構成的“四界”——幼發拉底河、大西洋（Atlantic）、利比亞以及北方的多瑙河、萊茵河，則勾畫了帝國輪廓清晰可辨、邊界閉合的圖景，大大縮小了斯特拉波所謂“有人居住的世界”乃至海洋的無限空間。約瑟夫斯的這種帝國疆域觀雖然偏離了盛行于帝國初年的主流意識形態，卻適時把握了1世紀后期帝國的現實，并預示了一種未來趨勢——注重內部整合、放緩對外擴張。

五、結語

自前2世紀的希臘史家波利比烏斯和1世紀之交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到奧古斯都（Augustus，前27—14年在位）為代表的羅馬帝國統治者，以及羅馬詩人維吉爾為代表的帝國文化精英，乃至2世紀的希臘演說家埃利烏斯·阿里斯提得斯為代表的行省知識精英，都大力宣揚羅馬帝國對世界的征服及其統治無邊界的正統觀念。為了調和羅馬作為“世界帝國”的意識形態與帝國實際存在疆域范圍的矛盾，他們或者無視帝國實際的勢力范圍，或者強調帝國的軍事威懾及其對疆外諸國的政治、軍事影響力，或者用“中心—邊緣”的文化邊疆話語將羅馬帝國的地理邊界視為文明世界的邊界。約瑟夫斯有所不同。作為邊緣行省精英和戰后羅馬公民，他憑借其猶太和希臘—羅馬的多重文化背景，一方面在《猶太戰爭》中運用獨特的地理書寫，呈現了富饒適宜的猶太地區遭受戰火毀滅的悲劇，詮釋帝國強權之下行省精英維護地方共同體安全的策略和義務。同時，他提出了不同于羅馬意識形態及主流地理學家構建的“無遠弗屆”的帝國疆域觀，結合希臘—羅馬地理空間的書寫傳統和源自猶太乃至古近東文化的“四界”觀念，明確劃定了帝國的“四至”，表達了羅馬帝國地理空間和霸權范圍的有限性，傳達了一種邊界閉合的羅馬帝國疆域觀。

由約瑟夫斯所傳達的疆域閉合的羅馬帝國觀正與1世紀中后期羅馬的行省政策相呼應。69年的羅馬內戰削弱了帝國的軍事威力，帝國瀕臨解體，其治下各地起義此起彼伏。內戰期間，大量駐扎在羅馬邊境的部隊調往中央參戰，一些邊境軍隊也擁立自己認同的皇帝角逐帝位，邊疆安全岌岌可危。弗拉維家族的維斯帕薌成為元首后，重新分布軍事資源，加強邊防，派任忠誠的官員管理行省，向意大利之外的行省居民廣泛授予羅馬公民權，將許多內戰中支持他的行省精英提拔為羅馬元老，他們來自西班牙、高盧、阿非利加和帝國東部的埃及、敘利亞（Syria）、猶太等地區。這固然不意味著羅馬停止了對外征服的步伐，但是總體而言，弗拉維王朝的三代皇帝比前朝諸帝更重視對已征服區域的整合，強化帝國治下臣民的“羅馬”認同，而非將其“羅馬”的概念局限于羅馬城和意大利。在這個意義上，約瑟夫斯借《猶太戰爭》傳達的帝國疆域觀適時把握了69年內戰后帝國資源重組的政治現實，預示了帝國疆域輪廓將走向閉合的總體趨勢。

相較于身處帝國中心羅馬的政治、文化精英，約瑟夫斯這樣來自行省的少數族裔，作為被整合進帝國體制的群體，更易受到邊疆政策變動帶來的沖擊，他們第一時間的回應有助于從帝國邊緣群體乃至歷史當事人的角度理解這些政策變化的影響，尤其是，1世紀中后期的帝國疆域觀明顯發生了從“無遠弗屆”走向“邊界四至”的總體閉合趨勢，借助這些邊緣群體的視角，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看待這一疆域觀念變動與帝國政治整合乃至帝國體制存續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