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御器廠設立問題的新思考
——兼論洪武官窯瓷器再認識

黃清華

景德鎮明代早期窯業的實況一直是學術研究的薄弱之處，雖已有諸多成果，但仍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其中，明代御器廠的設立時間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然而明代御器廠因何而設立，具體的設立者是誰，卻是一直不為人所關注。其實，設立的原因和具體設立者的身份，必定又與御器廠設立的準確時間密切相關，如此重要的領域，卻一直缺乏足夠的重視。因此，反思過往明初景德鎮窯業學術研究之得與失，重新定位研究的方向和思考的維度，應該是我們當下必須面對的選題。若想尋求當前研究的新突破，必須具備的前提是發現新的重要資料，或是對原有資料的解讀出現新觀點。

筆者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明初官窯問題的研究與思考，特別于2006 年之后，立足景德鎮，深入市區窯址調查，持續考察和整理記錄，同時對南京、明中都、北京三地相關公私信息不間斷地密切關注和收集。時至今日，雖然進展緩慢卻不失為有效之方法，并能于反復思考中收獲一二心得，故撰拙文公諸同好并就教方家。

一、明代御器廠的設立者與設立原因

1990 年8 月，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御器廠遺址發現明萬歷青花瓷碑殘片標本一件（圖1），最早發表見于1992年7 月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舉辦《景德鎮出土陶瓷》展覽[1]。其厚1.7 公分，殘長12.1 公分，瓷碑一面施白釉，上部邊線內青花火珠龍紋，龍為雙角五爪。僅存右邊的邊飾，為卷草紋。中部青花楷書碑文，每行之間以暗刻直線分隔，宛若箋紙，現殘存11 行，內容具體如下：

圖2-1 清 《景德鎮陶圖記》冊頁（之一）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2-2《景德鎮陶圖記》冊頁中的環翠亭

新建 御器廠后山…

欽差提督江西礦稅燒造采木查盤……

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創業金陵，洎

成祖文皇帝垂統燕薊，控馭兩京，宇寰……

皇上蓋二百余禩，熙熙然稱盛矣，其于禹貢山川……

鎮焉。山之環者如盤龍，水之繞者如游蛟，民之……

命中官馬公建廠于是，以董燒造。廠之基延袤三四里……

上有孤柏凌霄，之傍有挹勝臺，皆……皇上于龍飛己亥之歲，命余榷采總理……。

從殘存文字內容，當時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撰稿人推測“這是為御器廠后山新建的某建筑物立的碑文”，并指出，立碑者為明萬歷時期督陶太監潘相。

依據《明史》列傳一九三“宦官二”所載“陳增傳”謂 ：

“至二十年(萬歷)，寧夏用兵……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即命中官與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鲃t潘相，……”。同書“楊榮傳”謂：“江西礦監潘相激浮梁景德鎮民變，焚燒廠房。饒州通判陳奇可諭散之，相反劾逮奇可。相檄上饒縣勘礦洞，知縣李鴻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饑渴，憊而歸，乃螫鴻，罷其官?！盵2]

對照碑文第二行：“欽差提督江西礦稅燒造采木查盤……，”可知此碑確實為潘相所立。碑文第十行之“已亥之歲”，當為明萬歷二十七年(西元1599 年)。

明萬歷二十七年 (西元1599 年)，饒州通判沈榜因督陶不力而貶官，江西礦稅太監潘相乘礦稅役興的時機，掌握了御器廠的督陶事務。[3]明萬歷三十年(西元1602 年)，潘相激起民變后被撤回。[4]此瓷碑之發現正好印證了明萬歷時期宦官曾再度督陶的歷史事件。

環翠亭，為明清時期珠山的一處著名古跡，始建于潘相之手。道光《浮梁縣志》卷十九“古跡”載：“環翠亭，建于珠山絕頂，唐至亭名聚珠，宋為中立亭，迨明萬歷初太監潘相建環翠亭?！保▓D2）當時與潘相同朝為官的朋友王肯堂路經景德鎮，受潘相之邀為新建的環翠亭撰文曰《環翠亭記》，文中道出得名的緣故：“陵嶺復繞，峰起摩云，長江如帶，渟瀾洄浪，而重林茂草，延青聳綠，昭山水之奇觀以媚于此亭之側，信乎環翠之亭之所由名也?！盵5]

前述萬歷青花瓷碑殘片，即是當年潘相自撰的瓷制環翠亭碑記。該碑名稱推測應為《新建御器廠后山環翠亭記》，第七行有文為“山之環者如盤龍，水之繞者如游蛟”形容環翠亭上所見的景致正合“環翠”之意。第十行所書“己亥之歲”，當為萬歷二十七年（西元1599 年），可證潘相建成環翠亭于萬歷二十七年，此年正好是潘相奉旨負責御器廠事務。

潘相以督陶窯務、器供御用為榮，故建環翠亭，自撰記文，燒造為碑，以為紀事長存之意。

長期以來，眾多學者論述明代御器廠制度時，若提及該青花瓷碑殘片，往往焦點多是在潘相身上，潘相可謂是有明一代朝廷與景德鎮窯業矛盾對立最劇烈的制造者，潘相事件也成為后來清代皇家吸取的深刻歷史教訓，自上而下要求對景德鎮窯民施行仁政，時刻警惕社會矛盾激化。然而，此青花瓷碑的重要性卻遠遠不止潘相事件之本身，只是遺憾，三十多年過去，其更重要的學術價值一直未獲得挖掘，因此，筆者試圖對其銘文內容做初步的考釋，以啟我們對明代御器廠的設立者與設立原因之思考。

潘相撰文雖然現存不全，但是其對于明代御器廠研究最為關鍵的信息卻依舊保存，概括為：“成祖文皇帝…命中官馬公建廠于是，以董燒造?！逼湟鉃槌勺嫖幕实?，即是永樂皇帝朱棣，他委任“馬公”選擇在珠山建“御器廠”，用于管理御瓷燒造事務。潘相撰文邏輯皆是遵循古人的套路，先以宏大述事開場回顧明初太祖與成祖二帝之功業，著重強調成祖的偉大貢獻，從而保障了大明開國至今二百多年的江山繁榮，然后再微觀聚焦于景德鎮一地的珠山，強調地理環境與窯業資源的優勢，正因為基于這樣的原因考慮，遂有成祖皇帝命馬公建御器廠于此的決定。

此處透露三大信息：

一、御器廠設立于永樂時期，設立的意旨來自永樂皇帝本人。

二、御器廠設立的具體負責人為“馬公”。

三、御器廠選址在珠山。

御器廠為什么設立于永樂時期？筆者以為需要解答其原因，還是要回到“馬公”這個人的身上。那么，“馬公”所指何人呢？檢視整一個永樂時期史料可證，朱棣親信之中為馬姓者，乃鄭和也！

鄭和，是明代重要的歷史人物，然而記述鄭和身世生平的史料不多，近世發現與整理較為可信者如下：

明永樂三年(西元1405 年)禮部尚書李至剛受鄭和之邀為其父撰寫的《故馬公志銘》記載：

“公字哈只，姓馬氏，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為內官太監。公勤明敏，謙恭謹密，不避勞勚，縉紳咸稱譽焉！”[6]

永宣時期臣僚袁忠徹《古今識鑒》記載：

“內侍鄭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極貴。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后以靖難功授內官太監。永樂欲通東南夷，上問：‘以三保領兵何如?’忠徹對曰：‘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炝罱y督，以往所至畏服焉?！盵7]

明人《鄭和傳》記載：

“鄭和云南人，初以奄人事燕王于藩邸，王舉兵，和從軍有功，暨即帝位，擢為太監。和有智略，知兵習戰，帝甚倚信之?！盵8]

清人《鄭和家譜》記載：

“公和始事于永樂二年（西元1404 年）正月初一，御書鄭字，賜以為姓，乃名鄭和，選為內官監太監?！盵9]

綜前所述，鄭和原為馬姓，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二年賜姓鄭，因名鄭和。我國賜姓之事，由來已久，自漢以后，其風漸盛。明初賜姓之外，有賜名者，有兼賜姓名者。其賜名之法，則御書其字以賜之。因此，潘相所言的“馬公”，當是鄭和無疑！

近世以來，對鄭和研究頗為深入，至今厘清了鄭和生平的許多基本史實。鄭和，明洪武四年生于云南昆明，先祖為西域望族，十歲時被明軍擄走，接受宮刑后送入燕王府。因聰穎勤奮，得燕王朱棣信任，成為其近侍。在靖難之役中，鄭和為朱棣立下戰功，而賜姓鄭，并升任內宮監正四品太監。永樂三年至宣德五年間，鄭和七次奉命遠航西洋，為明初一大盛事，極大地增進了大明王朝的國際影響力。誠如《明史》所言：“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迨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此中功勞最大者，當屬鄭和！

鄭和賜姓之時，兼授官職，亦為當時常例。鄭和之賜姓授職，在永樂二年 （西元1404 年）正月元旦，適當靖難功成。靖難之役，明成祖得宦者之助甚多，故功成之后，重用宦者，推心置腹，賞賚有加。鄭和以雄才大略，其靖難之功，遠出諸宦者上，故賜姓以外，復選為內官監太監以示酬勞，時鄭和方三十三、四歲。

明朝宦官組織龐大，分為十二監、四司、八局，號稱“二十四衙門”。其中十二監分別為：司禮監、內官監、御用監、司設監、御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等。十二監之中，掌印者為太監，正四品銜，余次為少監、監丞等。各個監在太監之下，管轄多名宦官。且各個監的掌印太監同為正四品，根據職責分工不同，十二監的地位差遣也各有不同，且隨時代變化有所升降，而在明初時，負責管理宮人的內官監則是其中最為重要者。正基于對鄭和的信任和賞識，永樂皇帝授以鄭和擔任內官監太監一職，屬于當時內廷宦官之首，可謂顯赫一時。

內官監設置時間是最早的，設立于洪武十七年 (西元1384 年)，是明朝初期內廷第一大機構，其地位遠在司禮監之上，“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凡差遣及缺員，具名奏請，設令一人正六品……所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盵10]洪武二十八年（西元1395 年）升其太監為正四品。據《皇明祖訓》所定內官監職責：“掌成造婚禮奩、冠恩、傘扇、衾褥、帳慢、儀仗等項及內官內使貼黃，一應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窖?！盵11]可見，內官監職能龐雜，相當于外廷的工部。

那么，為什么需要設立御器廠？在景德鎮需要朝廷設立如此一個機構，必須有一個重大的歷史契機和時代背景?？疾烀鞒跷迨昀?，與之最為相關的歷史契機正是鄭和下西洋。據《明太宗實錄》記載，鄭和首次下西洋的時間是“永樂三年六月己卯”，即西元1405 年7 月11 日?！睹魈趯嶄洝酚涊d：“永樂三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鄭和等赍敕往諭西洋諸國，并賜諸國王金織文綺彩絹各有差?！?、“永樂五年九月壬子，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械至海賊陳祖義等?！盵12]朱棣即位之初即有下西洋的構思，就委托鄭和負責下西洋大事?！睹魇贰贰班嵑蛡鳌庇涊d：“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幣，……，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盵13]

無論永樂皇帝派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是什么，但是，下西洋的準備和攜帶的賞賚禮物等重要內容，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例如，瓷器一項，更加是賞賚國禮之中的重點，數量必定不會少，鄭和應該竭力籌備與提前安排。

例如宣德時期曾為工部郎中王士嘉的自身經歷，可獲印證?！坝罉烦?，擢為陜西按察僉事，所至無冤民，以西域貢使失供應，三司皆坐免。未幾，公復起監饒州陶器，凡三十余萬皆如期而辦?！盵14]王氏于永樂前期曾負責景德鎮瓷器督造任務，數量達30 多萬件，卻能如期順利完成。由此，可知王氏能力可靠，組織有力，同時，也可窺見此時景德鎮官方燒造任務之巨大，此處所言三十多萬件瓷器，并非內府御瓷，而應是為了滿足下西洋之需的賞賚瓷。

因此，依據西洋諸國的生活風俗，大盤大碗為常，正是迎合其所需。珠山所出土的明初青花或釉里紅大碗大盤即是明確的賞賚瓷，從燒造伊始，官方即已明確其功用屬性。

反觀洪武一朝，燒造御瓷，多有節儉之思想，擇彼時民窯優勝者承接任務，不限一家一地，故過去二十年間，景德鎮老城區改造，珠山以外的多處民窯窯址皆有洪武標準御瓷豐富的遺物發現，惜多數屬非官方之發現，流散各地。[15]

因此，洪武內府御瓷燒造分散于民窯的做法，是可以滿足明初宮內每年低限度的御用之需，但是，面對著需求數以萬計的賞賚國禮瓷器，從前的模式肯定不能滿足當下的新重大任務，迫切需要設立一個專職的機構來應對，因此，以珠山為新基地的御器廠就應運而生。這樣的一個專職生產機構，在永樂一朝除了完成燒造賞賚瓷器任務之外，當然還須滿足內府日常御用之需，較之從前，更有益于窯場制瓷和燒窯技術的提高，更有利于集中管理與御瓷保管。

綜前所述，正因為大明國發生鄭和下西洋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既是大明王朝之外交（顯性），亦是其內政（隱性）。為了落實和推動此龐大的政治工程，朱明中央朝廷多方積極應對，才引起當時社會面的諸多變動和回應。所以，設立御器廠，首要目的是滿足下西洋賞賚瓷之需，其次，才是滿足永樂皇帝內廷日常御用之需。其一改洪武時期，景德鎮窯場散點承命燒制御器的做法，統率珠山之上，方便管理，獨顯皇家御器之尊，故落選或瑕疵之品，皆集中掩埋于御器廠之內。行文至此，我們就有理由相信當時設立御器廠最直接的原因是基于鄭和下西洋之需。

為何選擇珠山，完全是基于獨特的地理優勢考慮。因為珠山地勢高，明顯高于周邊地區，這樣有利于燒造窯爐的穩定。據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縣志》載：“珠山，在景德之中獨起一峰，高數十仞，綿亙數里，峰巒遙列，俯視四境。相傳秦時番君登此，謂立馬山。至唐因地繞五龍，為珠山。元末于光據之為行臺，號蟠龍山，明稱纛山，后為御器廠鎮山?！盵16]

景德鎮每年雨水多，昌江環繞，故地下水位高，窯業垃圾就近傾倒，日久就形成以窯爐為中心的低洼地段，容易面臨水患之苦，于窯場的長久穩定非常不利，因此，作為朝廷重要的機構，宜選此地。（圖3）

圖3 清代御窯廠圖中的珠山地形民國上海朝記書莊重刊清嘉慶《景德鎮陶錄》版本

至于鄭和是否來過景德鎮珠山御器廠實地考察，文獻失載，但是，對于下西洋非常倚重的寶船禮物——瓷器的生產，鄭和一定不會掉以輕心，會派遣自己的親信直接負責督造，以應對下西洋之需。

因此，雖然前揭內官監職責范疇并沒有見瓷器作為獨立的一項列出，而是以“宮內器用”籠統函括，但是，明初的御器廠實際運作也確實充分表明，御器廠是歸其管轄，是其職責功能所在的體現。因此，在永樂時期，鄭和位居內官監之首領，御器廠自然也是歸他直接領導和指揮。

為什么說潘相碑文所記是可信的呢？原因如下：馬公鄭和與潘相，雖然前后相距一百多年，但同屬一個系統內。鄭和屬于內官監，潘相則是屬于御馬監，雖然分工不同，但都是大明內府的宦官系統。御器廠自永樂朝以來就一直屬于太監駐廠管理，肩負督造之責，有明一代，中央政府諸司歷朝文書檔案累疊，內部資料保存基本完善，像御器廠設立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于內府系統內部人員而言，絕對不可能陌生，更不會一無所知，相反，他們至少比同時期系統外的人員，更加清楚和更加了解，他們可以追溯前朝文書檔案，印證查核史實，因此，可信度更加高。第二，不排除珠山此時尚保存著其他明初與御器廠設立相關內容的石碑等重要實物，公開存在于御器廠之內，因此，在明后期，熟知御器廠的人都清楚御器廠的歷史由來。當然，這一推測有待日后發現來印證。

內廷的內官監與外廷的工部如何協助和分工呢？《明世宗實錄》作如此記錄：“國家營建，在朝廷者屬內官監，在諸司者屬工部。凡遇內府興作，內官監估計，轉行工部?！盵17]依此規定，凡是國家的營造興建任務，是由二者合作分工負責，前者是作出評估預算方案，后者是依估算承接實行，并由前者負責監督，主動權在前者?！胺矅覡I建之事，董其役”[18]。因此，內官監宦官的管理權力，往往超過外廷官員。永樂時營建北京，北京行部“庶務叢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焉。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梗系?！盵19]

依照清康熙二十一本《浮梁縣志》之“陶政”所載：“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笨芍?，明初工部營繕所應與內官監分工合作，由其所丞負責具體的景德鎮御器廠燒造工匠的管理工作?！肮げ繝I繕所所正1 人、正七品、所副2 人、正八品、所丞2 人、正九品”。[20]然后，內官監再派出一員（太監或少監）親臨地方監造，大權歸后者掌控，從設立之初，一直至嘉靖九年以前，這個都是御器廠管理的基本框架。

傳統關于明代御器廠設立的年代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主要是有洪武二年之說與洪武三十五年之說的差別，如今，我們重新梳理文獻，結合潘相撰寫的碑記內容，予以重新審視與思考。明清兩代記錄有關的史料整理如下：

1、明正德六年本《饒州府志》卷一“鄉鎮”之“浮梁縣?景德鎮”條載：

“景德鎮，即陶器之所，肇于唐，而備于宋，國朝設局以司之”。[21]

2、明正德六年本《饒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陽縣?御器廠”條載：

“御器廠，即舊少監廳,在月波門外,宣德間創,每歲貢瓷器,太監駐此檢封以進?！盵22]

3、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饒州府?御器廠”條載 ：

“御器廠，在府城月波門外，宣德間創,內臣駐此檢封進御瓷器，嘉靖改元，詔革內臣，唯廠存?！盵23]

4、明嘉靖四年本《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浮梁縣?御器廠”條載 ：

“御器廠，在縣治西二十里景德鎮。內臣駐此燒造器皿。嘉靖改元，詔革內臣，唯廠存?！盵24]

5、明嘉靖十九年詹珊《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載：（封底）

“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廠，督以中官，洪熙間少監張善始祀祐陶之神，建廟廠內曰師主者，姓趙名慨字叔朋，嘗仕晉朝，道通仙秘，法濟生靈，故秩封萬碩爵視侯王，以其神異，足以顯赫今古也?！盵25]

6、明嘉靖王宗沐首修、萬歷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之“陶政”條載 ：（圖4）

圖4 《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明萬歷二十五年刻本

“國朝洪武初，鎮如舊，屬饒州府浮梁縣。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先以兵興議寢陶息民，至是復置?！保骷尉竿踝阢逍蓿?/p>

“洪武三十五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丁丑仍委中官燒造。嘉靖改元，詔革中官，以饒州府佐貳督之?！保ㄈf歷陸萬垓增修）[26]

7、明崇禎十年《關中王老公祖鼎建貽休堂記》石碑載：

“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廠為御器廠，欽命中官一員，特董燒造?！盵27]

8、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浮梁縣志》之“陶政”載 ：

“明洪武初，始燒造歲解。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先以兵興議寢陶息民，至是復置。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丁丑仍委中官燒造。嘉靖改元，詔革中官，以饒州府佐貳督之，后更議于各府佐選輪管理?！盵28]

9、清康熙二十二年本《饒州府志》之“陶政”載 ：

“明初燒造歲解，正德初置御器廠，兵興議寢，旋復置。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丁丑仍委中官燒造。嘉靖詔革中官，以饒州府佐二督之，更議于各府佐選輪管理?！盵29]

10、清乾隆七年《浮梁縣志》之“建置”載：

“御器廠，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設廠制陶，以供尚方之用，規制既弘，迨后基益擴，辟垣五里許。永樂間,部使祁鴻蒞事至廠,建堂曰秉成，立四門： 東曰熙春，南曰阜安，西曰澄川，北曰待詔?！盵30]

11、清乾隆七年《浮梁縣志》之“陶政”載：

“明洪武初，鎮如舊，屬饒州府浮梁縣，始燒造歲解，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元年委中官燒造。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尋以兵興議寢陶息民，未幾復置。嘉靖九年詔革中官，以饒州府佐二官一員專督?！盵31]

12、清乾隆后期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一之“圖說?景德鎮”條載：

“明洪武二年就鎮之珠山設御窯廠，置官監督，燒造解京?！盵32]

13、清乾隆后期藍浦《景德鎮陶錄》卷五之“明?洪窯”載 ：

“洪武二年設廠於鎮之珠山麓，制陶供土，方稱官瓷，以別民窯。除大龍缸窯外，有青窯、色窯、風火窯、匣窯、爁熿窯，共二十座。至宣德中，將龍缸窯之半改作青窯，廠官窯遂增至五十八座，多散建廠外民間，迨正德始稱御器廠?！盵33]

從以上文獻得出幾點認識：

第一，明人對于明代內府燒造御瓷與御器廠的設立時間的表述是清晰準確的，認為這是兩個事件，從文獻1 至文獻9，看得出明代與清康熙以前的文獻都是記載御器廠是建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年，多位身份不同的人皆表述相同的內容，絕非空穴來風，更何況是明朝人記述明朝事，不宜輕易否定。

文獻5 是明嘉靖十九年詹珊所撰《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記述的多處內容，皆是清晰可考，因此其“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廠，督以中官”的記述，應該如實可信。

文獻6 的兩位作者都是當時江西地方的高級官員。王宗沐，嘉靖二十三年（西元1544 年）進士，曾任江西提學副使，陸萬垓曾于萬歷前期任江西巡撫，萬歷二十五年(西元1597年)增修并刻印過王宗沐纂修《江西省大志》8 卷。因此，無論王氏還是陸氏，都是當時地方政府的高官，是可以看到和了解許多常人不容易接觸到的重要史料檔案之類，二人的記述，可信程度非常高，是值得信賴。

第二，洪武二年說則是最早來自文獻10 乾隆七年本《浮梁縣志》，是對文獻8 理解偏差導致的錯誤結論。

文獻8“明洪武初，始燒造歲解?！贝吮硎鰶]有問題，確實在洪武初年，景德鎮就為明內府燒造御用瓷器，本人窯址調查得到的認識，洪武時期是在珠山以外的民窯窯場擇優委托燒造御瓷，屬于散點式燒造模式，與珠山集中燒造模式不同。但是，需要明白的是燒造御瓷與設立御器廠于珠山一地專燒御瓷，是兩個事情。文獻10，對此理解，混為一談，以為二者所指是一個事情。

洪武二年，朝廷明確厘定內府禮制，《明太祖實錄》卷四十四記載，洪武二年八月：“今擬凡祭器皆用瓷?！睂е虑∑吣晷蘅h志者，才得出這樣的認知：“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設廠制陶，以供尚方之用?！鼻∷氖四晷蘅h志者同樣沿襲此論，最終藍浦撰《景德鎮陶錄》皆受此影響（文獻12、13）。

因此，在御器廠設立時間上，明人一直是清晰的，皆是指向明洪武三十五年，而導致今日理解出現分歧的，是自乾隆朝開始。

目前所見明代的所有文獻都記載御器廠建立于洪武三十五年，時為朱棣掌權之后。正因為要服務于朱棣下西洋的國策，故特設燒造國禮瓷器的機構來保障供應，御器廠應運而來。反而洪武二年政權剛剛建立，全國尚未完全統一，況且明太祖崇尚節儉，專設官窯的可能性極小。當下景德鎮窯址關于洪武官窯瓷器燒造地方，也不支持洪武二年就已在珠山設置御器廠的說法。

二、釉里紅品類燒造年代討論

在傳統主流觀點里面，認為釉里紅是洪武一朝御窯的主要產品，包括大盤大碗石榴大罐等大型器物和一些墩式碗、勸盤、執壺、玉壺春瓶，其中最少的是鼎式爐。近年明初釉里紅實物最重要的發現則是明淮王府遺址出土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一組。（圖5）

圖5 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一組 明淮王府遺址出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012 年——2016 年江西省鄱陽縣明淮王府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過程中，在G2、T0105 ③、T0102 ②多個單位出土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一組。[34]

其由9 塊碎片拼成。鼎形，盤口，束頸，圓鼓腹，獸足。外壁飾釉里紅?？谘匾恢転楹Ｋ准y，期間有多個“十”字開光，每個開光內楷書一字，現存四個楷書文字，從右到左，分別為：“月、初、壹、日”（圖6）；口沿下一周為纏枝靈芝紋；頸部一周為7 層龜背錦紋；肩部一周為勾連如意云頭紋；腹部主題紋飾為竹石芭蕉梅花；腹下部為一周連續鋸齒狀留白忍冬紋；底部三足之間為一周仰蓮瓣紋，內畫折枝靈芝，蓮瓣間留有空隙、互不相連。腿部繪折枝靈芝紋。釉里紅發色純正，如此鮮艷，極為難得，繪畫線條流暢，圖案清晰。白釉凝厚，乳濁流淌，呈失透狀，胎體厚重，一些斷面可見清晰的接胎痕。

圖6 香爐口沿的紀年銘文：“月、初、壹、日”

此爐造型端正，尺幅高大，發掘者依據當前學術界的主流意見定之為洪武時期，也是是次考古發掘重大的收獲之一。

對此地出土此組釉里紅香爐殘件，筆者長期以來予以思考，出土地是明代的淮王府，肇建于明宣德十年（西元1436 年）以后，為第一代淮王（淮靖王）朱瞻墺所屬，后毀于明末戰火，至清代順治七年（西元1650 年）則改為饒州府學宮，即饒州府文廟。[35]此爐在此地發現，肯定與此地曾經的主人相關，是明淮王府，還是清代饒州府文廟呢？筆者覺得不宜主觀以為此爐是明初之物，就認定其一定會和淮王府發生關聯。

為此，筆者一直留意相關的史料信息，近年發現明晚期人徐 的記述頗為有趣。在其《徐氏筆精》卷八（圖7）中如此記述：

圖7 《徐氏筆精》卷八“窯變”條

“窯變。饒州府學神庫中，有窯變香爐一、花瓶二，相傳舊為回青所畫，變成赤色，今花紋或淡或濃，宛然錦繡，上署永樂四年造，但神爐非玩器也?！盵36]

以上文獻初步解讀：

明后期的徐氏知道在饒州府文廟儲存祭器的庫房里面保存有一套色釉特殊的瓷質三供：一香爐二花瓶，之前人們都傳說這套三供瓷器最初是使用回青料繪畫紋飾，出窯之后，紋飾則變成紅色，故謂之窯變?，F在所見紋飾有一些地方顏色淺淡，有一些地方則濃重。紋飾具有鮮明的立體感，非常逼真，與精美鮮艷的絲織品一樣，花紋清晰細致，上面書寫“永樂四年造”，但這些是祭祀供奉神靈的器物，而不是文人清供賞玩之物。

徐氏記載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如何理解此處之“窯變”。在清代雍正七年以前，文人筆記或各位所提及的窯變，皆是指瓷器在燒制過程中，由于窯內溫度發生變化導致其表面釉色或瓷胎發生的不確定性自然變化。如明中期王圻《稗史匯編》認為：“瓷有同是一質，遂成異質，同是一色，遂成異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謂窯變?！盵37]

雍正朝以前所指的窯變本質屬于天工而成，非人工所致。古人對窯變的記載有多例，最早見于宋人周輝《清波雜志》，該書曾有記載：“饒州景德鎮，大觀間有窯變，色紅如朱砂。物反常為妖，窯戶亟碎之?！盵38]當時的窯工從來沒有看見過“色紅如朱砂”的現象，覺得不可思議，于是就從迷信的角度來理解，認為它是“妖”。

再回到徐氏所言“窯變”應該是指此套瓷質三供“相傳舊為回青所畫，變成赤色”，正好符合周輝所言“色紅如朱砂”，遂以“窯變”稱之。

釉里紅是景德鎮元代窯業的創新品類，入明之后，在元代已有的技術基礎上繼續發展，在洪武時期已有較高水平，并在永樂宣德成化三朝達到歷史巔峰，主要是集中在明初官窯瓷器之上，民窯極少出現。成化之后，弘治、正德官窯僅有零星燒造。有明一代釉里紅再一次出現，則是萬歷晚期天啟之際，規模不大，且皆是民窯瓷器，影響力極為有限。

故釉里紅品類在明代景德鎮窯業發展中所處的特殊境況，多為官窯獨斷，普通民眾難以接觸，并且有一百年以上的燒造空白歷史，故大家不了解其真實面目屬于最正常不過?？吹饺绱似G麗的釉里紅，大家覺得新奇，與常見的青花瓷器完全不同，特別釉里紅的顏色發揮到最佳狀態，以為是由青花轉變而來，故謂之“窯變”。從這個角度分析，亦可見徐氏這個記載是非?？陀^和真實的。[39]

第二、徐氏記載“香爐一、花瓶二”，這是完整的一套供器，俗稱為“三供”。

這正好符合《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上《祭祀五》中“其牲齊器皿之數……陶器三，瓶二、香爐一”的禮制規定。這表明，至少南宋以降在祭器使用當中,“三供”模式已經相當普遍，明初景德鎮依然延續此風尚。

就目前所見宋元以來的景德鎮窯燒造的三供瓷器，其中香爐多為鼎式三足，供甁則是盤口，上身多對稱貼附鋪首銜環。鋪首銜環裝飾是供瓶與其他日用瓶類區分的標志。

在明初能夠燒造這一套釉里紅供器的人，身份一定與官方相關，可以調動景德鎮最好的制瓷技術和資源，肯定絕非普通的老百姓可為之。至于這一套供器，最初的供奉地，是否一定就是饒州府文廟，目前不好說。不排除有可能一開始就是供奉給饒州府文廟，也存在另一個可能就是后來各種機緣才入饒州府文廟供奉保存至明末，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套供器在饒州府文廟的時間不短，有相當的社會知名度。徐氏作為外省人（福建）亦能聽聞。

第三、如何確認如今淮王府遺址考古發掘的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就是徐氏記載的三供之香爐呢？筆者以為如下：

1、明代饒州府文廟確有這一套釉里紅三供，是一個事實，沒有爭議。至少兩者都是明初釉里紅的香爐，屬于三供之一。目前所知明初釉里紅大香爐極為罕見，可以推知當年實際燒造的數量也是很少，由此，可以想象一個小小的饒州府城內會有兩個明初釉里紅大香爐的概率是非常小。

2、饒州府文廟在明清兩朝地址不同，前后亦隨明清政權更迭發生過搬遷，正好清代饒州府文廟的地址符合當前出土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的地址，讓我們相信正是明代保存下的釉里紅供器，入清之后繼續作為供器搬入文廟新址。

“宣德間，知府黃通理重新。嘉靖萬歷中，知府彭辨之、林欲廈、黃琮先后修葺，末年漸頹?；是逯曾P翥為申請將淮藩廢址改建府學，尚無垣墉?？滴醭跄?，知府于榮始繚以石，隨復圮壞。九年，知府王澤洪捐俸重修。十八年，知府黃家遴捐貲重修正殿兩廡明倫堂并各祠，垣墻煥然一新?！盵40]

饒州府文廟在明代是設立在鄱陽城外督軍湖之北，明末戰亂遭破壞損毀。依據前述文獻記載說明順治時期饒州府“知府翟鳳翥為申請將淮藩廢址改建府學”：明淮王府在明末戰亂中被焚毀，夷為平地，順治七年，饒州府日漸恢復正常社會生活，知府翟鳳翥為教化發展考慮，見饒州府城內能有空地且空間足夠大可為文廟新址，唯有明淮王府舊址最合適，故有搬遷之舉。

3、香爐損毀的時間，筆者考察史料認為，是三藩之亂發生之時，而不是明末。明末戰亂雖是毀了之前的文廟，但是，這香爐應該是沒有遭損毀，而隨著清政府建立饒州府地方政權之后，從饒州府文廟舊址搬至明淮王府故址新建的清代文廟里面供奉，康熙十二年之后，三藩之亂對饒州府境內的破壞十分嚴重，新文廟遭毀，方有后來康熙十八年重新修理的舉措，“十八年，知府黃家遴捐貲重修正殿兩廡明倫堂并各祠，垣墻煥然一新?！惫始榔饕搽y逃厄運，損毀于此地。準確表達應該是說，這釉里紅大香爐是損毀于清代饒州府文廟的范圍之內，其出現與明代淮王府本無相關。

綜上所述，如今淮王府遺址考古發掘的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正是徐氏記載的三供之香爐，二者所指同為一件。

既然是同一件，徐氏記載“上署永樂四年造”的紀年款，特別符合祭器的一貫署款習慣，第二，淮王府遺址考古發掘的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口沿繪飾多個“十”字開光，每個開光內楷書一字，現存四個楷書文字，從右到左，分別為 ：“月、初、壹、日”，正好是署寫紀年的，更加有理由讓我們相信目前考古發現缺失的年份文字，應該就是“永樂四年某月”。

以往認知中，明初御器廠管理嚴格，所燒之器皆是御用或對外賞賚，此為大體情況，確實也存在一些個別例外，例如明永樂二十一年黑釉三足爐（圖8），1999 年明御器廠遺址出土。[41]圓腹正中用鐵刀剔除黑釉刻楷書題記，再在露胎的筆劃中填以白釉，形成黑地白字一周，曰“永樂二十一年歲次癸卯□□吉日喜捨湖坑大橋永□□□”（遠供奉）。永樂二十一年即西元1432 年，題記中提到的“湖坑”,為景德鎮近郊瓷石礦產地。南宋人蔣祈在《陶記》中有“進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嶺背、界田之所產，以為次矣?！盵42]

圖8 明永樂二十一年黑釉三足爐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此件黑釉三足爐殘片出土于御器廠大門西側離地表深約2 米左右的小坑里，其就混雜在大量永樂官窯鮮紅釉殘片之中。

通過此實例，大家都可以很好理解，永樂一朝御器廠可以存在為地方一些神靈專門燒造供奉祭器，以示誠意，以官方身份作為施舍者。出現類似饒州府文廟那樣紀年的釉里紅供器就不足為奇。

既然，徐氏所載的三供之香爐即為今淮王府遺址考古發掘的釉里紅三足鼎式爐殘件，那么，其真實年代為永樂四年（西元1406 年）。這樣的資料，是否符合景德鎮明初制瓷業的實況？我們請看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早年珠山御窯遺址出土“永樂元年”、“永樂四年”款的釉里紅標本[43]。（圖9）

圖9 釉里紅“永樂四年”、“永樂元年”銘瓶口殘片景德鎮明御廠遺址出土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永樂釉里紅楷書年款長頸供瓶瓷片（右，瓷片一）

殘長：11.8 厘米

釉里紅繪蕉葉紋，口部楷書“永樂元……供養”一周。

永樂釉里紅楷書年款長頸供瓶瓷片（左，瓷片二）

殘長：14.4 厘米

以釉里紅繪蓮瓣及龜背錦紋，口部楷書“永樂肆年……公廟供養”一周。

二者出土時間為1987 年12 月，出土地點為東司嶺宣德與空白期地層之間的填土。

經對照，該瓷片器形與1982 年出土于珠山中路永樂前期地層的甜白盤口鋪首長頸供瓶一致，該瓶盤口長頸深腹，足作三層臺式，瓶兩側各飾一鋪首式銜環頭，高達78 厘米。因此，此二片標本屬于明初典型三供之一供瓶的口沿。

前述《徐氏筆精》提及的永樂四年銘文，正好與御窯出土的四年銘文盤口瓶對應，也進一步證明，所謂的典型洪武釉里紅器物，都是永樂前期燒造的。很有可能是當年一起燒造，是因為燒造發色差或出現事故損毀等原因而丟棄御窯之內。

永樂時期御器廠，除了有永樂年號款實物之外，這些年下來還頻頻發現明確永樂紀年款的實物，卻至今不見一例洪武紀年款實物的發現。如果真的就在洪武二年設立御器廠，那么洪武一朝近三十年存在的御器廠，難道不會留下一點蛛絲馬跡嗎？洪武一朝空白了無痕跡，而永樂肇始之初則是頻頻留下重要紀年材料，如此明顯的反差，也只能間接說明御器廠真正存在的時間，與洪武朝無關。

為何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如此重要的兩個紀年資料偏偏是那么忽略呢？沒有任何紀年依據，卻認定是洪武之物？有兩個重要明確的紀年材料，卻視而不見呢？這些正是過往數十年里御器廠研究的癥結，邏輯不通的背后，就是存在認知與事實、史實的嚴重不符。究其前因后果，后文第三節將對此繼續詮釋，以解眾疑。

如此明確重要的紀年材料的存在，筆者以此為標準件，初步總結梳理其時代特色的紋飾（圖10），作為判斷永樂早期青花與釉里紅器物的依據，是可行的方法。

圖10 永樂早期賞賚瓷的代表紋飾

以明清時期景德鎮御窯瓷器為例，大凡一個皇帝在位時間超過二十年，在器物面貌上必定會有前后明顯的差異，甚至出現風格突變，都是符合正常的藝術演進規律。根據以前特色紋飾的區分和顏料、造型等特點分析可知，凡是這類釉里紅和青花的大盤大碗、執壺、玉壺春瓶、石榴大罐，繪畫風格有別于標準典型永樂御瓷的，都屬于永樂七年以前燒造。青花者，是使用了元末遺留下的鈷料，釉里紅也是如此。（圖11）、（圖12）、（圖13）、（圖14）[44]、（圖15）、（圖16）

圖12 明 永樂早期 青花瓷纏枝牡丹紋大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明 永樂早期 青花番蓮紋玉壺春瓶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明 永樂早期 釉里紅三友玉壺春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明永樂早期 青花扁菊紋執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明永樂早期 釉里紅折枝花卉紋石榴大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因為洪武一朝御瓷之中，青花品類不算多，民窯之中則沒有青花瓷器的燒造，因此至永樂初年，距離元末已近四十年，青花料配制工藝，遠不如元代那時嫻熟和了解。元青花使用是灰釉與青花料結合工藝，而這一批永樂早期的釉里紅、青花賞賚瓷，則是使用高鈣釉與青花結合工藝，故青花與釉料結合的方面，燒成之后釉面變得朦朧半失透狀，釉下青花發灰發悶，很容易出現不如意的地方。后來永樂時期標準成熟的那一類，則是繼續使用了元代的灰釉工藝，青花自然透亮清澈明亮，前后確實存在鮮明的差距，由此，看出來，永樂御窯青花與釉里紅可分前期與后期兩種風格，也是符合工藝發展的規律，不違反事理。

制作青花瓷，前提是要有青花鈷料，但是，從元代青花瓷誕生伊始，青花鈷料必須依賴進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青花賞賚瓷，是使用元末遺留的青料，但是，可想而知，數量不會多，反而十分有限。作為西洋諸國十分喜愛的青花瓷器國禮，鄭和一定非常重視尋求青花鈷料的補給。結合鄭和下西洋的范圍，本人覺得鄭和獲得進口波斯料最快的可能是第二次下西洋（永樂五年去，七年夏回），那里有可能通過中間商獲取波斯地區的青花鈷料，重新輸入青花生產基本原料，然后，或者得到波斯工匠的再度支持，或者景德鎮當時工匠也逐漸掌握其物理料性之后，終于成就永宣青花盛世。

因此，永樂七年夏天之后，應該是御器廠燒造生產的一個分水嶺。

三、洪武官窯瓷器概念的認知與前期局限

當前學術界主流觀點的洪武官窯瓷器概念如何確立和發展演變，為此筆者曾做過梳理，現簡述如下：

洪武官窯瓷器的現代學術概念界定和內涵解讀，是始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前輩吳玉璋先生。上個世紀50 年代以來，國際學術界對元末明初景德鎮窯業面貌的認知逐漸深入，但是，對洪武官窯瓷器仍缺乏獨立認知和界定標準，美國弗利爾美術館陶瓷研究學者約翰?亞歷山大?波普（John A.Pope）雖然在吳先生之前已提出在元代 “至正型”青花瓷與明代永樂、宣德窯之間有洪武時期青花瓷的存在，但是，真正直接以明確實物界定洪武官窯瓷器內涵、樹立其清晰面貌者，則是吳玉璋先生。

1951 年6 月，臺灣地區成立兩院存臺文物清點委員會，延聘學者、專家為委員，對赴臺文物進行重編箱號、抽查箱內文物，直到1954 年才完成。這次清點也編制了《點查清冊》，成為存臺兩院文物的原始清冊。在此基礎上，系統整理與出版館藏文物成為社會與政府的共識，因此，由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古陶瓷專家吳玉璋先生為首的團隊負責編撰《故宮藏瓷》叢書。[45]《故宮藏瓷》叢書自1961 年第一輯印刷起，至1969 年最后印訖，共歷時八年之久，至目前為止，它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瓷器規模最大的一次出版計劃。（圖17）

圖17 《故宮藏瓷》叢書 景德鎮唐英學社藏

在1954 年至1961 年叢書編撰期間，吳先生及其團隊先把有明一代的所有御窯瓷器都整理完畢，在出版體例和內容分布上，依照年代早晚與品類編排，唯獨缺失洪武一朝。眾人多次開會討論之后，認為明清御窯瓷器始于明初，怎能缺失洪武一朝呢？于是吳先生決定在故宮舊藏明代瓷器之中，尋找和區分出洪武御瓷，增補入書，以示體例結構之完善。[46]

當時，赴臺的故宮博物院瓷器藏品中有大量的明代早期無款御瓷，因洪武瓷器未書款識，因此在清宮檔案或清室善后委員會點查清宮文物所編《點查故宮物品報告》帳冊中，并未標明年代。吳先生根據當時學術界的認知，把一批與標準的永樂宣德器物面貌風格完全不同的明早期景德鎮官造瓷器分出來，從中選出典型者，謂之為“洪武官窯瓷器”，在1963 年出版的《故宮藏瓷：明青花瓷一?洪武永樂》與《故宮藏瓷：明釉里紅瓷》圖錄中，首先公開介紹臺灣收存故宮博物院所藏洪武青花、釉里紅瓷器，其中洪武青花瓷有三件、釉里紅七件。因此，吳玉璋先生也是現代中國陶瓷史研究中最早發現并公布洪武青花、釉里紅瓷器的研究學者。

1963 年，上述二書出版之后，在國際學術界引起極大的轟動，除了因為公布全新的故宮藏瓷之外，還是因為第一次以故宮博物院的權威學術機構身份公布和界定洪武官窯瓷器的概念，國際許多文博機構由此重新標明同類收藏品的確切年代。但由于當時海峽兩岸處于不交流狀態，最新的學術觀點，國內自然無從知曉，洪武官窯瓷器的概念主要是在海外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1980 年初，劉新園先生因為撰寫《蔣祈<陶記>著作時代考辨》文章之后，轟動東洋學界，對方邀請其赴日學術交流。劉先生在東洋期間因此得以了解許多國際學術新成果，諸多出版讀物得以閱讀學習，上述《故宮藏瓷》二冊亦為劉先生所了解，從而較早就在劉先生腦海里留下洪武有官窯瓷器的印象，并對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觀點非常認可。[47]后來，1988年珠山東司嶺、中華路等處陸續集中發現青花、釉里紅的大盤大碗、玉壺春瓶、執壺等賞賚瓷，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洪武官窯瓷器風格一致，特征相同，劉先生便直接定其為洪武之物，故稱其發現地層為“洪武地層”。

正因為當時珠山御器廠遺址出土了這些所謂的洪武青花、釉里紅官窯瓷器，直接印證了故宮的傳世實物，更能證明當年吳玉璋先生的判斷，所以，一經發表，洪武官窯瓷器的概念就更加可靠和全面地獲得中外學界的高度認可。1988年之后，在珠山御器廠遺址陸續有發現這些洪武瓷器標本，從而促使劉新園先生思考洪武官窯瓷器具體燒造開始于何時與御器廠設立于何時的問題。如果按照明人文獻所言御器廠設立于“洪武三十五年”或“洪武末”，那么，自然就不會存在這些被公認的洪武官窯瓷器的存在，因此，必須要認定明人記載有誤或理解偏差，需要重新尋找可靠證據，以推翻明人之說。

以上情況便是劉新園先生關于明代御器廠設立問題“洪武二年說”考證觀點的前因與背景，對此，我們必須如實了解。

后來劉先生在文獻上選擇乾隆七年本《浮梁縣志》的記載，再佐以藍浦《景德鎮陶錄》記述，認為洪武二年說是有文獻支持的。第二，再從實物證據角度去考證。

1990 年，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東麓發現了明代早期的遺物，出土有青花、釉里紅大盤和白釉印花碗、盤殘片，這些標本為公認的洪武瓷器。同時出土的還有瓷瓦和瓷用建材以及印有“官匣”字樣的匣缽等，其中有的瓷瓦用褐色料書有監造、監工、作頭、甲首、澆釉等人匠姓氏的文字，其中監工為浮梁縣丞趙萬初。查閱《浮梁縣志》，趙萬初為洪武時的縣丞，而且名列榜首，他出任縣丞的時間當在洪武早期。1994 年，又在珠山東側發現了兩個較集中的瓷片堆積，其中一大批胎體厚重、器型碩大的，曾被認為是元末明初的瓷器，經考證這就是洪武官窯的遺物，所以洪武有官窯成為定論。（圖18）

圖18 明洪武 瓷制瓦當、建筑構件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因此，劉新園先生在文獻上尋找清人記載的支持，再借趙萬初銘文的發現，實現文獻與實物的二重證據法的考證。[48]

然而，大量書寫江西各縣各都具體地址和人名的瓷制瓦當在珠山范圍出現，它們在窯場遺址存在的狀態，一直被大家忽略，它們在珠山遺跡之中充當作坊的地基和墻體，從時間上而言，它們肯定早于所發現地的遺址年代，早于在該遺址發現的瓷器標本。瓦當在前，瓷片標本在后，才是真實的情況。

第二、不能證明這些瓦當就是絕對燒造于珠山之內，只是有一半的可能是燒造于此地。反而，景德鎮市區南部西瓜洲、小港嘴等地方此類瓷質瓦當發現數量浩大，各類銘文豐富，此地才應該屬于真正的燒造地，這些瓷制瓦當確實是洪武時期燒造，是為了滿足當時明中都、南京都城之營造。后來因為永樂初創設御器廠之需，建設作坊墻體等，才從瓦當原燒造地運來當時的殘次廢品于御器廠之內，充當基礎材料，既便捷，又節約成本，非常符合當時官方作法。

第三、此瓦當的銘文格式和內容，皆是明代勞役制度存在的體現，是事后質量責任追究的依據。磚瓦燒造屬于工部直轄的事務，與明代內府御瓷燒造、御器廠的設立，沒有任何直接和間接關系。雖然兩者同為燒造，但是服務對象和產品品質要求根本不一樣，在邏輯層面，很難將此二者混為一談，更不宜視之為對方的證據。

后來繼續隨著洪武官窯瓷器概念的深入普及，上個世紀90 年代后期，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對館藏瓷器的細分更加明顯，其中一件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在當時被吳玉璋先生歸入永樂時期（圖19），近二十年被重新歸入洪武，并視之為洪武非常具備典型代表性的器物。[49]

圖19 明永樂 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該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典藏編號：故瓷013200，足徑5.2 公分 ，高12.6 公分，口徑11.5 公分。侈口帶撇，深弧壁，高圈足，圈足外撇。通體施白釉，外壁繪飾多種蓮紋，器壁繪穿蓮摩羯龍紋，仰首張爪姿態雄武。青花色極淡但線條明晰，多處滲青色斑點。此類青花器一般釉色泛灰，色艷者少，透明釉較厚，形成青花、釉里紅難辨，風格古樸渾厚，有元代風，花邊、蕉葉中莖皆白不填色為典型風格。[50]

此摩羯龍的形象在明初洪武其他御瓷上沒有出現，反而在后面的永宣瓷器上有多個實例可資比較。其摩羯龍的形象與少林寺初祖庵大殿臺基宋代摩羯龍石刻頗為一致。（圖20）

圖20 少林寺初祖庵大殿臺基宋代摩羯龍石刻

2007 年北京宣武區西絨線胡同改造，在明代前期城市社會生活堆積層發現一青花花卉紋高足杯殘件，后為北京有心人珍藏。該杯高12.8 公分，口徑11.4 公分，足徑5.2 公分，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者尺寸非常接近，造型一致，胎釉細膩如凝脂，青花發色偏灰藍，紋飾淡雅而深沉，多處滲青色斑點，二者肯定為同一批次燒造。唯獨紋飾不同，外壁主題紋飾為各式纏枝花卉，靶部為纏枝扁菊紋（圖21）。杯壁細薄，透光可見，內壁似乎也有極淡青花繪畫與外壁一樣的紋飾，并且彼此重疊，若隱若現，有如傳統兩面彩之工藝。[51]最為重要的是，該杯內心中央暗刻“永樂年制”篆書款（圖22），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 永樂 甜白番蓮八寶紋高足杯】一致，（圖23）[52]。當年，吳玉璋先生將前述【明永樂青花穿花摩羯龍紋高足杯】歸入永樂朝，與此密切相關，彼此造型一致，成型工藝與圈足處理工藝都是一致。

圖21 明永樂 青花纏枝花卉紋高足杯 重要私人藏2007 年北京宣武區西絨線胡同出土

圖22 “永樂年制”暗刻篆書款

圖23-1 明永樂 甜白番蓮八寶紋高足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23-2 內壁

如今，又有北京發現的青花暗款者，因此，我們相信充分證明此類造型的器物，無論何類品種都屬于永樂朝的器物，而且該造型未見于洪武一朝，應該是永樂時期的創新造型，或者最初原型是來自金屬器。目前臺北故宮所藏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杯之內心正好貼著早年點查標簽，遮擋著暗刻篆書款，故引起誤判，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同仁代為查核與確認。（圖24）

圖24

同時，上個世紀90 年代后期，老龍珠閣東門對面的消防局改造曾出土一批特殊的青花與釉里紅的高足杯，它們對探討此類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器物的年代，大有裨益，故作分享。其器型規則，細節處理考究，碗外壁繪雙龍紋，靶部外面也纏繞云龍一條，設計頗為特殊，內壁口沿繪纏枝靈芝紋，內心繪團龍紋，內壁模印雙龍紋，清晰可見。此龍之形象確實不同于其他同類，獨特新穎。（圖25）其青花發色與胎釉特征與前述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青花花卉紋高足杯較為一致，再對照圖10 所示紋飾特點，該高足杯標本的年代應該是永樂早期。

圖25 明永樂早期 外青花內模印云龍紋高足碗（A）景德鎮唐英學社藏

圖26-1 明洪武 青花云龍紋盤1997 香港佳士得春拍第651 號拍品

圖26-3 明洪武 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瓷瓶1958 年河南省滎陽市賈峪鎮周惠王墓出土

圖27-1 明洪武 霽紅模印雙龍紋盤 大英博物館藏

圖27-2 明洪武 白釉模印龍紋盤 上海博物館藏

圖27-3 明洪武 外褐釉內霽藍模印雙龍紋盤 英國布托里斯博物館藏

圖27-4 明洪武 外褐釉內霽藍模印雙龍紋盤 大英博物館藏

圖27-5 明洪武 外褐釉內霽藍模印雙龍紋高足碗 大英博物館藏

那么，洪武御瓷的真實面貌又當如何？為了讓大家形成對比印象，暫以選取傳世數件，以示代表。（圖26）（圖27）（圖28）（圖29）

圖28 明洪武 青白釉刻云龍紋荷葉蓋罐1970 年山東省濟寧市鄒城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明洪武二十二年：西元1389 年薨)山東博物館藏

圖29 明洪武 釉里紅龍紋梨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

參照前述的認定標準與比較所得，現在對幾件之前被認為洪武的傳世官窯瓷器的真實年代進行簡單討論，以啟思益。

第一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釉里紅番蓮三足爐，年代上最初定為元，后改為洪武。[53]（圖30）

圖30 明永樂 釉里紅番蓮三足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雖是早期照片，不是真實還原器物色澤質感，但是，其束腰處的纏枝靈芝紋則是屬于前述典型的永樂早期器物紋飾，據此即可判斷其時間應為永樂早期。

第二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釉里紅龍鳳呈祥圖三足香爐（圖31）[54]，紋飾頗為特殊，主題紋飾龍鳳題材更多是典型的永宣御瓷風格，三足的獸面加以龍之三爪，設計獨特，僅見此一例?？谘氐睦p枝靈芝紋則是前述典型的永樂早期紋飾，據此也可以重新考訂為明永樂早期之物。

圖31 明永樂早期 釉里紅龍鳳呈祥圖三足香爐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第三件：廣東省博物館藏青花云龍紋三足爐（圖32），上部及雙耳遺失，但是其前后各一云龍，遒勁靈活，繪畫水平極為高超，其龍爪又見特色，龍首及祥云皆與標準洪武者不同，可與之相同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永樂 甜白脫胎暗龍盤】[55]（圖33），該盤模印騰龍在內壁，盤心模印“永樂年制”篆款，典型的永樂御物。同類永樂御窯暗花龍紋盤碗類器物不少，皆可與之對應，這類騰龍的制式，首創于永樂時期，可謂永樂御瓷龍紋之典型。同時，該爐之造型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永樂 青花松竹梅紋香爐】圖34 造型相同，三足的浮雕模印獸首的工藝一致。綜合以上兩點，該爐的年代還是永樂早期。其底部青花書“壽字號”，如此銘文內容，堪稱獨特，值得深入研究。

圖32 明永樂早期 青花云龍紋三足爐 廣東省博物館藏

圖33 明永樂 甜白脫胎暗龍盤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34 明永樂 青花松竹梅紋香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目前對永樂早期的這批賞賚瓷器，細分可有兩種風格：粗放豪邁與精致細膩。

一、粗放豪邁的品類：御器廠成立至永樂三年(西元1405 年)六月第一次下西洋以前，約為三年間生產的。繪畫比較粗糙潦草，青花發色偏灰黑，釉里紅發色灰暗不明亮。

二、精致細膩的品類：永樂三年(西元1405 年)六月以后至第二次下西洋永樂五年（西元1407 年）九月十月之際以前，約為三年間生產的。繪畫筆風開始細膩，褪去豪邁潦草氣息，較為講究，青花發色灰藍，較為妍麗一些。例如【明永樂 青花穿蓮摩羯龍紋高足杯】（圖19）、天民樓藏【明永樂 青花折枝石榴花菱口盤】（圖35）[56]、珠山出土【明永樂 青花折枝蓮紋大碗】（圖36）[57]。

模印正面龍（局部）

圖36 明永樂早期 青花折枝蓮紋大碗（內壁）1994 年珠山東門頭遺址出土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對這兩類瓷器可以細細區分，比較與總結各自的紋飾、造型、成型工藝、裝燒工藝諸多方面的異同，應該會有助于厘清永樂御窯早期向中后期前后發展的真實面貌。

結 語

通過以上原有資料的新解讀與新資料的發現，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一、御器廠是成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西元1402 年），是為了下西洋之需而創立，創立者為鄭和（馬公），其承朱棣永樂皇帝的意旨而為之。（圖37）

圖37 設立御器廠邏輯示意圖

二、傳統觀點認為屬于洪武的釉里紅、青花大盤、大碗、執壺、玉壺春瓶、石榴罐等，其真實的年代是永樂七年以前的為了下西洋而燒造的賞賚瓷，永樂一朝御瓷面貌存在著前期（初創階段）與后期（成熟階段）的風格差異。

洪武御瓷的風格面貌和燒造活動特點值得深入研究，永樂早期御瓷的面貌與具體燒造史實有待進一步厘清，扎根景德鎮窯址調查必將有所突破。對于洪武官窯瓷器概念的確立與探索，前輩學者臺北故宮博物院吳玉璋先生與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已故所長劉新園先生皆作出重要貢獻，值得我們永遠緬懷，繼續發揚學術求真精神，是對前賢學者最好的致敬方式！

2012 年冬月初稿于景德鎮西疇山房

2023 年冬月定稿于香江會館

附記：感謝香港天民樓的葛師科先生和恩師林業強教授在本文漫長的撰寫過程中給予許多重要指導與無私幫助，向二位前輩致以深深的謝意。感念先父黃景祥先生生前一直鼓勵與始終支持我從事古陶瓷研究，叮囑我踏實為學，持之以恒，于此報以深深的緬懷！

注 釋：

［1］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陶瓷》，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 年7 月，圖版276；該標本的器物說明見于同書，第140 頁。

［2］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陳增條、楊榮條，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3］ 《明神宗實錄》卷之三百四十一“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丁卯條”，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荆ㄓ坝”荆?，臺北，1962 年。

［4］ 《明神宗實錄》卷之四百一十九“萬歷三十四年三月乙亥條”，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荆ㄓ坝”荆?，臺北，1962 年。

［5］ （清） 喬溎修 賀熙齡纂 游際盛增補：《浮梁縣志》卷十九“古跡?環翠亭條”，清道光三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6］ 《故馬公墓志銘》文，見民國人袁嘉谷《臥雪堂文集》之“昆陽馬哈只碑跋”。該碑文系明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于永樂三年(西元1405 年)撰文繼由鄭和為其父立此碑于昆陽城郊月山之側。清季光緒二十年(西元1894 年)，昆陽孝廉宋落在昆陽月山西坡發現此碑，后將碑文拓片送袁嘉谷先生其內容得面世。關于鄭和的身世與其先世事跡，諸多正史全然無載。該碑價值彌足珍貴，填補了正史記載的空白，揭示了鄭和與云南回族在歷史淵源上的聯系。

［7］ （明）袁忠徹輯撰：《古今識鑒》卷八，第十頁，“太監內官鄭和條”，明景泰二年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袁氏擅相面術，為朱棣所倚重，對當時朝中大臣、親信，朱棣往往征詢袁氏之見解，以助任用，故此書記錄甚詳，可信程度高。

［8］ 《古今圖書集成》第一百三十二卷“明倫匯編?官闈典”引《明外史》之“鄭和傳”，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1934 年。

［9］ 《鄭和家譜》，修于清雍正年間。記馬氏一支——鄭和以后15 代之譜系。1936 年玉溪縣李鴻祥將軍，從該縣鄭和17 世裔孫鄭紹明處發現，1937 年云南文史家李士厚（李鴻祥之子）據譜寫成《鄭和家譜考釋》一書出版，頗受社會重視?，F原本已佚，幸有原譜照片保存。今收入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中，于1985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10］ 《皇明祖訓》之“內官”，見于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黃山書社，1995 年，第403 頁。

［11］ （明）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102 頁。

［12］ 《明太宗實錄》卷四十三與卷七十一，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荆ㄓ坝”荆?，臺北，1962 年。

［13］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三?鄭和”，乾隆四年內府刻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

［14］ （明）王直撰：《抑菴文后集》卷三十二《侍郎王公墓志銘》，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兩淮鹽政採進本。

［15］ 標準、公認的洪武御瓷是指各色釉模印龍紋盤碗、高足碗，青花模印龍鳳紋盤碗、高足碗，釉里紅龍鳳紋盤碗、梨壺等，明確是洪武內府御用，清楚無誤，并非賞賚瓷器。筆者對此，一直追蹤記錄，整理成文為《洪武官窯瓷器窯址調查報告》，預計明年9 月刊出。

［16］ (清)程廷濟修：《浮梁縣志》卷一“山川?珠山”條，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江西省圖書館藏。

［17］ 《明世宗實錄》卷三六一，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荆ㄓ坝”荆?，臺北，1962 年。

［18］ （明）呂毖：《明宮史》卷二“內府職掌?內官監”，乾隆四庫全書本。

［19］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三十，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荆ㄓ坝”荆?，臺北，1962 年。

［20］ 明代工部下設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營繕司掌經營興作之事，虞衡司掌山澤采捕、陶冶之事，都水司掌川澤、橋道、舟車、織造等事，屯田掌屯種、薪炭、夫役、陵寢等事。同時轄管營繕所、文思院、皮作局、鞍髻局、寶源局、顏料局、軍器局、節慎庫、織染所、雜造局、竹木局、柴炭局等。

［21］ （明）陳策修：《饒州府志》卷一“鄉鎮”之“浮梁縣?景德鎮”條，明代正德六年刻本，天一閣藏。

［22］ （明）陳策修：《饒州府志》卷二“公署”之“鄱陽縣?御器廠”條，明代正德六年刻本，天一閣藏。

［23］ （明）林庭? 周廣：《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饒州府?御器廠”條，第二十六頁，嘉靖四年刻本，收錄于臺灣成文出版社1989 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本。

［24］ （明）林庭? 周廣編纂：《江西通志》卷之八“公署?浮梁縣?御器廠”條，第二十九頁，嘉靖四年刻本，收錄于臺灣成文出版社1989 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本。

［25］ （清）王臨元修 曹鼎元撰：《浮梁縣志》卷八“藝文?記”之“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第三十一、第三十二頁，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景德鎮市圖書館藏。

［26］ （明）王宗沐纂修 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卷七“陶書”之“陶政”條，明萬歷二十五年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二十七“土產?饒州府?瓷器”條則是沿用明嘉靖《江西省大志》的內容，表明當時大家是認可明代的文獻價值。

［27］ 明崇禎十年《關中王老公祖鼎建貽休堂記》殘碑，為景德鎮陶瓷館已故的吳良華先生1960年代初在珠山舊址所發現，碑高237.5 厘米，寬110 厘米。碑文整理，見于江西省歷史學會景德鎮制瓷業歷史調查組:《景德鎮制瓷業歷史調查資料選輯》第2 頁，1963 年1 月。

［28］ （清）王臨元修 曹鼎元撰：《浮梁縣志》卷四“賦役?陶政”，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景德鎮市圖書館藏。

［29］ （清）王澤洪修 吳俊纂 黃家遴續修 王用佐續纂：《饒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第七十八頁，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30］ （清）李洊德修 汪塤等纂：《浮梁縣志》卷七之“建置志?御器廠”，清乾隆七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見于傅璇琮等主編《國家圖書館藏地方志珍本叢刊》第369 冊第230 頁，2015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31］ （清）李洊德修 汪塤等纂：《浮梁縣志》卷十之“物產志?陶政”，清乾隆七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見于傅璇琮等主編《國家圖書館藏地方志珍本叢刊》第369 冊第501 頁，2015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清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縣志》與清道光十二年本《浮梁縣志》對此記載相同，應該是沿襲前者。

［32］ （清）藍浦撰：《景德鎮陶錄》卷一“圖說景德鎮”條，清光緒十七年京都書業堂刊本。

［33］ （清）藍浦撰：《景德鎮陶錄》卷五“景德鎮歷代窯考”之“明?洪窯”條，清光緒十七年京都書業堂刊本。

［34］ 葉謙等主編、黃清華執行主編：《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江西美術出版社，2023年9 月，第345-346 頁。

［35］ 明宣德十年（西元1436 年），淮靖王朱瞻墺從廣東韶州遷江西饒州，建造淮王府，設置了多個王府內部機構。之后，其子朱祈銓又在王府的基礎上建了永壽宮，內有蓬萊清隱、水漲平溪等八景，此外還有釣魚臺、寶書樓等建筑?；赐踉陴堉莨矀靼舜嬀磐?，歷時208 年。西元1644 年明亡后，永壽宮焚毀坍塌，地面遺物至今僅存鄱陽縣饒州府文廟大成殿前殘存云龍紋輦道。清順治七年（西元1650 年），饒州知府翟鳳翥在永壽宮廢墟上改建府學宮，即饒州府文廟。咸豐三年（西元1853 年），文廟遭焚毀，光緒二年（西元1876 年）重建。

［36］ （明）徐 ：《徐氏筆精》卷八“窯變”條，收錄于《碧琳瑯館叢書刻本》，巴陵方氏廣東刊宣統元年印本，清末著名藏書家方功惠所刻，以孤本精校精刻著稱。

［37］ （明）王圻：《稗史匯編》，浙江吳玉墀家藏本，卷一百三十七，第3344 頁。

［38］ 清乾隆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五，第十頁。

［39］ 乾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對其評價不高，然不得不承認“特其采摭既富，可資考證者頗多，亦不可盡廢”，今人重新予以客觀之評價“《筆精》論性質屬雜考，論成就雖不及顧、閻之書，但在明人著述中已屬力矯空疏、漸趨平實之作，可以說，徐氏是清代考據學的前馬?！惫市焓纤?，可信可用。

［40］ （清）王澤洪修 吳俊纂 黃家遴續修 王用佐續纂：《饒州府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41］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洪武永樂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故宮出版社，第314—315 頁，圖版151。

［42］ （清）王臨元修 曹鼎元撰《浮梁縣志》 ，卷七“陶政”之蔣祈《陶記略》，第48—50 頁，清康熙二十一年本，景德鎮市圖書館藏

［43］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編：《景德鎮出土陶瓷》，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 年7 月，圖版208、209。

［44］ 圖11，典藏編號：故瓷010776，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1775&Dept=U 圖12，典藏編號：故瓷012395， 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36031&Dept=U 圖13， 典藏編號：故瓷016952，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8528&Dept=U 圖14，典藏編號：中瓷001575，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1477&Dept=U

［45］ 《故宮藏瓷》全套三十三冊，由（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主編，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是書的出版，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前。故宮文物繼承南宋以來四朝宮藏和積累，但其中瓷器部分從未編目或較完整地出版，此次由專家就所藏兩萬余件歷代名瓷，依其類別，分輯甄選其中的珍稀品，配以彩色圖版（附器底照片）和中英文說明，既供欣賞，也便于研究，為本書的一大特色。由于出版日久，日后亦未再版，其中更有部分瓷器日后再無出版，參考價值極高。

［46］ 筆者十三年前在港訪學，香港天民樓葛師科先生告知當年此情況，后幸遇吳家后輩亦印證此事之真實。

［47］ 筆者2006 年喬居景德鎮之初，曾多次拜訪劉新園先生，并就洪武官窯問題請教，談及臺北故宮博物館出版的《故宮藏瓷》叢書，劉先生明確表示這對其1980 年代研究御窯出土瓷器影響深遠，當年可供參考的故宮館藏明代御瓷出版書籍極少，此書作用極為重要。

［48］ 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收錄于臺灣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1996 年，臺北，第45 頁。

［49］ 廖寶秀：《洪武奇葩——青花穿蓮龍紋高足碗》，《故宮文物月刊》第335 期，2011 年，第60—67 頁。

［50］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典 藏 編 號：故 瓷013200，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4117&Dept=U

［51］ 兩面彩者，指瓷器或玻璃、玉石等胎體輕盈通透，器之內外施以同樣之花紋，持向日光中照之，則見兩面有完全相同之花紋。

［52］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典 藏 編 號：故 瓷017824 ，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26151&Dept=U

［53］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宋元瓷器特展目錄》，圖版20，1971 年，臺北。

［5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瓷器卷—明代》，第20—21 頁，圖版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55］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典 藏 編 號：故 瓷005591，圖片來自臺北故宮博物院官網：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Antique/Content?uid=31111&Dept=U

［56］ 香港天民樓編著：《天民樓藏瓷》上冊，第40-41 頁，圖版5，香港藝術館、香港市政局主辦，1987 年。

［57］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 :《明代洪武永樂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故宮出版社，第062—063 頁，圖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