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制瓷圖連環畫研究

林業強

“連環畫”根據《辭?！返亩x是“用多幅而連續敘述一個故事或事件發展過程的繪畫形式[2]?！敝袊B環畫的出現不晚，錢杏邨先生提出“至遲到了魏，中國連環圖畫己經開始誕生，有的已多至十二幅，樣式也有變化……[3]?！眰鹘y多樣化的連環畫中，有一類關于經濟生產題材的，起源也很早。宋代以來，廣傳于世，翻本、摹本、拓本不少的《耕織圖》，早已馳名中外，影響深遠[4]。稍后，元代陳椿描繪鹽民曬鹽勞動過程的《熬波圖》，亦已引起中外學者研究關注[5]。由于農業、手工業生產流程有其特殊性，以連環圖插畫為經，文字解釋為緯，圖文并茂的圖冊大量出現，實非偶然。這些圖畫包含著大量的歷史、工藝信息，大部份是從文字或文獻中無法得到或無法準確理解的，其學術、參考價值自然不可忽視。本文集中介紹這些手工業生產流程連環畫中的制瓷圖，兼及有關的幾個問題，就正于方家。

一、明清版刻制瓷圖

中國陶瓷的發展到了元代，是一個分水嶺，因為在這個時候，江西景德鎮的陶工發明了高嶺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創制了白瓷器，使景德鎮成為全國的“瓷都”，其它地方窯場都無法與之競爭。所以明清兩代，有關瓷器制作過程的文字，無一不是描述景德鎮瓷業的生產工序。

最早的和最有系統的制瓷描述文字是南宋蔣祈所著的《陶紀》[6]，而附有插圖的則是明末宋應星所著的《天工開物》?！短旃ら_物》是一部科學技典藉，內容記述了明代以前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成就。宋應星（1587-1666？），字長庚，江西南昌人，萬歷舉人，仕途不大如意，但生平究心實學，《天工開物》是其代表作。此書于崇禎九年（1636）成稿，翌年初刊。書中第七卷為《陶埏》，內容“分瓦、磚、罌瓷、白瓷、青瓷、窯變與回青六條。瓦（包括琉璃瓦）、磚二條講主要建筑材料磚瓦的制造，從和泥、制坯到燒窯各工序都作了介紹。罌甕（陶瓶及陶甕）、白瓷二條論述陶瓷器的燒制技術，是本卷的重點，對陶瓷產地、陶瓷原料、坯體制作、燒制等方法都一一作了描述，同時對主要設備如陶車、陶窯構造及形制也給出具體的定量敘述，包括各部件的尺寸。還提到幾種瓷釉的配制及施釉技術……[7]?！?/p>

卷中有插圖13 幀，分別為 ：“造瓦、瓦坯脫桶、泥造磚坯、煤炭磚窯、磚瓦濟水轉釉窯、造瓶（圖1）、瓶窯連接缸窯、造缸、過利、瓷器汶水、瓷器過釉、打圈、瓷器窯?！币话闶且话嬉徊瀹嫷闹狈问?，但“瓶窯連接缸窯”則為跨版兩直幅連接成一大橫幅。宋應星為江西南昌人，家鄉距離景德鎮很近，因此《陶埏》卷中的插圖都是按照作者實地調查，現場觀察所得而繪出的。諸如“陶車”的底部結構[8]（圖1）和景德鎮晚明盛行的葫蘆窯，都能很忠實的反映出來，遠較后出的重繪本（如1927 年陶湘重刊石印本），一味講求畫面美觀，構圖繁密，來得真實純樸。也可以說《天工開物》中《陶埏》一卷的插畫開創了清代諸多制瓷圖的先河。

圖1 明崇禎刊本《天工開物》：造瓶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初刊版

有清一代版刻制瓷過程連環插畫，似乎只有藍浦撰，鄭廷桂補輯，刊于嘉慶二十年（1815）的《景德鎮陶錄》。藍浦為乾隆時人，據原書前面的浮梁知縣劉丙序文：“鄭生廷桂……以其師藍濱南文學《陶錄》遺稿來質于余。其所記載，則又多余耳目所未逮。蓋生乎其地，自少而長，習知其事，隨時而筆之于書，良非采訪記錄，偶焉旁涉者可同日語也……遂亟屬鄭生，因仍而增損之，成書十卷。中博考群書，旁及諸陶，而以專為鎮陶而有事也?？傤}曰《景德鎮陶錄》[9]?！睋酥{浦為景德鎮人，“習知其事”，書中有關景德鎮窯事都是現場觀察的一手資料。卷一《圖說》，為鄭廷桂所補，也很忠實的描繪了乾嘉時期的御窯廠以至陶瓷生產工序。十六幀插畫都是跨版兩幅連接成橫幅，依次為：“景德鎮圖、御窯廠圖，陶成圖十四幀：取土、練泥、鍍匣、修模、洗料、做坯（圖2）、印坯、旋坯、畫坯、蕩釉、滿窯、開窯、彩器、燒爐?！庇捎谑菣M幅，畫面構圖如和《天工開物》比較，顯得豐富，有時候同一幅中描繪了超過一種工序，以房屋、山石或樹木分隔，結構布局無疑比《天工開物》為進步?？上Т藭螒c初刊本不易見到，坊間翻印的多是同治九年（1870）或光緒十七年（1891）的重刻本，版面屢有殘缺，尤其是細致部份，鑴刻粗劣，模糊不清[10]。有關《景德鎮陶錄》的各種版本和一些問題，2005 年本人曾于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一個研討會中論文討論過[11]，強調了乾嘉時期的御窯廠以至陶瓷生產工序，本套插畫描繪表達至為精準細致，影響也深遠。由《景德鎮陶錄》插畫延伸出來的連環畫，也多不勝數，有的甚至連文字描述轉繪在景德鎮青花瓷板上[12]（如圖2A1），此青花瓷板為香港程尚文伉儷藏品，描繪“彩器”，並錄有關文字，尺寸為37×48 厘米，瓷板背后有橫支燒痕。廣東省博物館亦藏同類的青花“鍍匣”瓷板（圖2A2），尺寸為37×26.5 厘米，過錄《陶錄》文字書法風格與香港的一塊很相似，應是出自同一陶工書家之手，瓷板尺寸一邊同為37 厘米，故此我們很懷疑兩塊瓷板原來同屬一套。此外，下面介紹的臺灣故宮博物院藏的清宮原藏十九世紀后期《景德鎮陶圖記》一冊十四開，也是一脈相承，范本來源自《景德鎮陶錄》的[13]。由景德鎮窯工或燒窯制瓷作坊所主導修繪的制瓷過程連環畫，還有一類少見的雕瓷素三彩瓷板組畫[14]，現為美國私人收藏，（圖2B），全套殘存十七塊，每塊最大尺寸為36 厘米，各畫面都有黑彩文字標題，標出制瓷工序，計有：1打匣缽土、2匣缽廠、3陶土、4做坯房、5造大件坯、6大件處曬坯、7曬坯廠、8屯坯廠、9澆釉作、10 裝坯房、11 扛涼亭坯進窯、12 西（熄）窯、13 畫缸處、14 造瓷作、15 造瓷大件作、16 選瓷房、17 配瓷處等。整套瓷板形狀有圓形、扇形、方形、長方形和委角長方形等。每塊后面都有長條形墊燒痕，以確保瓷板在燒造時不會變形和下塌，這是清末民初燒造瓷板工藝的慣例。以上這些版畫或瓷板套畫底稿草樣設計，因為是景德鎮窯工直接參與，所以各工序描繪準確合理，為景德鎮制瓷過程，留下寶貴的圖像資料。

圖2A1 清中期青花瓷板：彩器 香港程尚文伉儷藏品

圖2B 清末民初素三彩雕瓷瓷板：熄窯美國Shirley Mueller 醫生藏品

圖2 清嘉慶《景德鎮陶錄》：做坯

二、清代院畫系統制瓷圖連環畫

院畫亦稱宮廷繪畫，是由宮廷組織職業畫家，專門為皇帝而繪制的作品。清代雍正乾隆兩朝，國力強盛，政局穩定，經濟繁榮，院畫得到重大發展，出現了代表清代院畫面貌的規整、細膩、華麗而又帶有歐洲繪畫影響的典型風格。有人曾將清代院畫按內容及作用分成四大類，即紀實、歷史、裝飾和宗教[15]。這無疑是很科學的，但似乎還遺漏了一類具有宣傳意義，有教化作用的連環組畫。清代曾出現多種《耕織圖》，便是這類組畫的代表。其作用，正如康熙帝在序言所說的：“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為艱，授衣匪易，……欲今寰宇之內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16]?！笨滴踔?，眾多版本的《耕織圖》、《棉花圖》、《?？棃D》、《陶冶圖》，都帶有這種教化，宣傳用意。

乾隆初年曾經命令院畫家繪畫《陶冶圖冊》，也是在這樣的背景和目的下完成的。茲將有關史料按年份臚列于下備考：

乾隆三年（1738）：

如意館接旨令，皇帝交下《陶冶圖冊》二十幅，指名要“唐岱畫樹石，孫祜作界畫，丁觀鵬畫人物[17]?！?/p>

乾隆八年（1743）四月初八日：

由內廷交出《陶冶圖》二十張，奉旨：“著將此圖交與唐英[18]，按每張圖上所畫系做何技業，詳細寫來，話要文些。其每篇字數要均勻，或多十數字，少十數字亦可。其取土之山與乎取料、取水之處皆寫明地名，再將此圖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編明送來[19]?！?/p>

五月二十二日：

唐英奏折：“奴才接到來文，隨欽遵諭旨，敬謹辦理。按每幅圖畫內所做技業，并取土、取料之山，遂一編明，并將圖幅先后次第，另編總幅，恭呈御覽。至陶務為瑣屑工作，圖既未備，編亦不能詳列。惟謹就圖中所載，遵旨編次，伏祈皇上睿鑒[20]?！?/p>

乾隆十年（1745）十月：

《石渠寶笈初編》，卷之四：“院本《陶冶圖》，戴臨書《圖說》一冊，次等，地一，貯重華宮。素絹本，右方著色畫。凡二十則，末幅款云：‘臣孫祜、周鯤、丁觀鵬恭畫’。左方戴臨書《陶冶說》，款云：‘臣戴臨敬書’。冊前空幅書《序》，亦錄畫目，后署：‘督理九江鈔關內務府員外郎臣唐英恭編’十七字，書畫各二十幅[21]?！?/p>

1982 年：

院本《陶冶圖》部份黑白照片發表于《景德鎮陶瓷─紀念唐英誕生三百周年專輯》中[22]。

1996 年4 月25 日：

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中國宮廷御用藝術品拍賣圖錄》，第65 號，清《陶冶圖》，設色絹本冊頁二十開，每開一圖一文，詳繪制瓷程序，末頁款：“臣孫祜、周鯤、丁觀鵬恭畫”，鈐?。骸俺加^鵬、恭畫”。對題末頁款：“臣戴臨敬書”，鈐?。骸俺寂R、敬書?！笔詹赜。骸扒∮[之寶（方印及圖?。?、石渠寶笈、重華宮鑒藏寶，樂善堂圖書記，嘉慶御覽之寶?！?/p>

1998 年及2002 年：

上冊先后于臺灣鴻禧美術館《清玩雅集收藏展》及故宮博物院《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中展出[23]。

按上列數據，院本《陶冶圖冊》似乎并不止一本。乾隆三年，皇帝交下《陶冶圖》二十幅，由如意館畫匠作為范本重繪。重繪本是否即乾隆八年唐英奉旨編排本，又或者是《石渠寶笈》著錄、重華宮原藏的孫祜、周鯤、丁觀鵬合繪本，我們無法考證。但是經由香港佳士得拍賣，現存臺灣的私人收藏本應與《石渠寶笈》著錄的一冊為同一本?，F冊中有“重華宮鑒藏寶，石渠寶笈”兩印，可為明證。此冊繪畫景德鎮制瓷的二十種工序，包括“采石制泥、淘練泥土、煉灰配釉、制造匣缽、圓器修模、圓器拉坯（圖3）、琢器造坯、采取青料、印坯乳料、圓器青花、制畫琢器、蘸釉吹釉、旋坯挖足、成坯入窯、燒坯開窯、圓琢洋彩、明爐暗爐、束草裝桶、祀神酬愿?！碧朴⑺幾亩畡t對題《陶冶圖說》，簡明精確的描述了制瓷步驟的分工和專業細節，所以自十八世紀以來即廣為流傳著錄，成為最重要的清代制瓷工藝技術文獻[24]，有人將唐英的工序與現代生產工藝流程比較，發現是符合實際和基本相同的，所以譽之為“古代制瓷工藝流程的最完整紀錄[25]?！比欢?，唐英編寫《陶冶圖說》時，局限于乾隆皇帝所發下的二十張《陶冶圖》，在奏折中他說：“圖既未備，編亦不能詳列”，似乎有點不滿意未能將制瓷的全部瑣碎工序一一列出，不能無憾。但是《陶冶圖》二十張，由三位院畫家精工描繪，忠實的將御窯廠實景制瓷工藝重現，細部準確，用筆細膩，構圖緊密，設色華麗，卻不愧為清宮院畫傳世佳作。值得注意的是畫中所有人物均穿著古代服飾，這是院畫復古的一貫作風。

圖3 院本《陶冶圖冊》：圓器拉坯臺灣私人藏品

院畫系統的《陶冶圖》，在雍乾兩朝，恐怕曾經繪制了多本。北京故宮博物院十余年前曾經新收入藏了此類《陶冶圖》冊的殘本。該本殘存八頁，內容為：淘練泥土、造匣缽、圓器拉坯、琢器、畫坯、采取青料、畫青花、裝桶等[26]。八頁為絹本設色，34.7×34.7 厘米，無題，無款印，亦無鑒藏章，據估計原來不止八開。此冊入藏時經故宮專家定為“清朝早期”，即雍、乾時期，約與前述《石渠寶笈》著錄孫祜、周鯤、丁觀鵬合繪的一冊大約同時[27]。此本雖然筆法較細，山石器物畫法也同樣受西洋風格影響，但《石渠寶笈》本畫法更細，構圖亦較緊密，人物形象細致，尤其是在制瓷工具細部的表現，清晰明確，交代清楚，比故宮新收本更為優勝。故宮本部份景物和人物位置安排（如“采取青料”，圖4），和《石渠寶笈》本接近，是否兩本互為影響，抑或都同出一母本，或故宮本稍后，現階段恐怕很難有斷案。

圖4 故宮本《陶冶圖》：采取青料故宮博物院新收藏品

除此之外，另有一冊此類的院畫系統《陶冶圖》，現已流出海外，為法國巴黎一位私人收藏家藏品[28]。此本24 開，每開31×35.7 厘米，絹本設色?？上е挥幸婚_發表，此開構圖和故宮本中的“圓器拉坯（圖5）”相近，據說明介紹，此冊署“焦秉貞”，焦秉貞活躍于康熙朝，主持《耕織圖》的繪制，至雍正初仍健在，由于未見原畫，不能確定真膺，但此冊風格華美，似出自院畫工匠之手，亦可能是有所本的臨本。另香港懷海堂亦從拍賣中購入一絹本設色手卷，描繪制瓷過程圖，全卷總長267 厘米，工序計有練泥、鍍匣、修模、洗料、蕩釉、琢器、青花等。此卷繪畫風格接近上述的院畫系統，但筆觸細部較粗糙，設色也比較鮮艷，年代應是十九世紀或稍后。此卷各制瓷工序，都入窯、燒窯部分失佚，疑手卷后段被割去，但末尾有后添偽“臣王致誠恭畫”款（圖5A）[29]。

圖5A 清末制瓷圖絹本設色長卷局部：青花香港懷海堂藏品

圖5 焦秉貞款《陶冶圖》：拉坯練泥巴黎私人藏品

清代宮廷繪畫在嘉慶以后，逐漸沒落。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有清宮原藏十九世紀后期《景德鎮陶圖記》一冊十四開，首頁為序文，第二頁為御窯廠圖，以后十二幅為制瓷程序，依次為：取土、淘泥、做坯、旋坯、乳料、畫坯、蘸釉、滿窯、燒窯（圖6）、開窯、紅彩、燒爐。臺灣故宮譚旦冏先生前已為此本詳為考證比較[30]，于此不贅。此冊格調不高，構圖松散，人物拙劣，但工序、工具描繪等尚算準確，有部份場景安排，與刊于嘉慶二十年（1815）《景德鎮陶錄》的插畫相似，譚先生注意到此冊首頁的御窯廠圖建筑物的改動，認為此冊的描繪是在嘉慶以后，不無道理。

圖6 清末《景德鎮陶圖記》：燒窯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品

三、清代外銷制瓷圖連環畫

廣州在秦漢時期已是貨品匯聚的重要都會，隋代至元，“海上絲綢之路”繁榮，廣州作為這條“絲路”的主要起點，港口中外商舶云集，千百年來經廣州運銷出口的絲綢、陶瓷、茶葉，經過海路銷往世界各地，物質方面的交易也促進了文化方面的雙向交流。明清兩代雖然有“海禁”，但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道光十九年（1839）間，廣州成了全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在對外貿易中處于壟斷地位，廣州在這期間也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有力地推動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為了滿足西方人對中國的好奇心，也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清代廣州出現了大批外銷畫畫家、畫店和作坊，描繪廣州以至中國各地風光景物，鄉土人情，各行各業的外銷畫大量生產，運銷外國。隨著絲綢、陶瓷、茶葉等貨物外銷出口，繪畫種茶、燒瓷、桑絲生產過程的連環畫也應運而生，大量外銷?，F在歐美各地稍具規模的博物館，無不藏有一兩套，甚至多本這種連環畫，見證了當時這類畫冊的外銷數量，和十八/十九世紀西方人的收藏興趣及時尚。

歐美傳世外銷制瓷圖連環畫多不勝數，筆者參考了個人手頭上的現成材料，將已發表的外銷制瓷圖排列于下：

A1.瑞典倫特大學圖書館藏本 (編號BH No.174)

紙本水粉彩，50 開，41×31 厘米。約于1755 年由瑞典東印度公司董事長Colin Campbell 帶返瑞典，倫特大學圖書館于1795 年10 月20 日以58 銀幣購藏[31]。此冊四開曾發表（圖7），其繪畫年代經過考證，重新訂為“約1730 年”[32]。

圖7 倫特大學圖書館藏本：入窯University Library, Lund, Sweden(A1)

A2.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Oe104)

絹本水彩，頁數尺寸不詳，據材料云是“小冊[33]”，其中九開(Oe 104 RES.fols.19, 26, 29, 32, 36, 38, 39,96, and 98)曾彩色發表，并訂為“約1770 年”作品[34]。此冊構圖細部與上冊很相似，應同出一母本（圖8，9）。

圖8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入窯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A2)

圖9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開鋪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A2)

B1.法國恩寧美術館藏本(該館1876 年藏品目號為1471)

紙本水彩，26 開，33×28 厘米。原為Paul-Christophe de Robien 侯爵 (1731-1799)藏品，約于1767 至1777 年間由曾旅居廣州的親屬Chevalier Pierre-Louis Achille de Robien (1736-1792)所送贈[35]。此冊曾于Arts Asiatiques學刊上發表[36]（圖10）。

圖10 法國恩寧美術館藏本：開鋪Musee des Beaux-Arts de Rennes, France(B1)

B2.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Oe105)

紙本水彩，26 開，35×28 厘米。Beudeley 認為是水粉彩本，并將此冊年代訂為18 世紀中葉。全冊只有一開(相當于B1 的第25 開，圖11)曾經發表[37]。此冊與B1 同出一母本，但筆法更為細膩，全用中國傳統的雙勾線條鉤勒，與B1 多用西洋風格的沒骨擦拭有所不同。

圖11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開鋪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B2)

B3.美國底勒亞溫特德博物館藏本

紙本水彩，23 開，25.2×24 厘米。此冊與B1 同出一母本，筆法亦用西洋風格的沒骨擦拭[38]。J.Kenneth Canby 舊藏。缺三開，即B1 冊之1，14，18。此冊各頁背后有舊英文標題，但多錯誤。此冊與B1 同出一母本，但筆法較粗劣，制瓷工具細部交代不清，恐或是稍后的臨本（圖12）。

圖12 美國溫特德博物館藏本：開鋪Henry Francis du Pont Winterthur Museum,Winterthur, Delaware, U.S.A.(B3)

C.英國溫斯公園圖書館舊藏本

此本曾經由Staehelin 氏詳細研究并彩色精印發表[39]。紙本（中國紙本，并經裱褙）水彩，34 開，30×30 厘米。每頁均有兩字中文標題，后鈐印“檢”“尚”連珠印?！皺z尚”

生平不詳。此冊于1954 年10 月倫敦蘇富比公司拍賣，原為Lucas 及Dingwall 女男爵和溫斯公園圖書館舊藏，冊前有Earl de Gray 藏書票。同一收藏中尚有其它的中國畫冊，其中一項之年代下限為1746，Staehelin 氏認為此冊也應該同時所繪。此外，此冊第30 頁“歸裝”有外國小舟，上插丹麥國旗（圖13）。丹麥商船來華始于1731 年，故此冊之年代上限不能早于1731。此本筆墨精細，構圖緊密，與他本不同。另外香港海事博物館近年獲贈與此冊一式一樣的同時繪制的複本，各頁亦鈐“檢尚”連珠印[40]。

圖13 英國溫斯公園圖書館舊藏本：歸裝Ex.Wrest Park Library(C)

D1.法國國立塞維瓷廠藏本

紙本水粉彩，22 開，高30 厘米。深絹裱邊。此本由旅居北京之法籍耶穌會神父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5)寄贈Mgr.Betin，之后為國立塞維瓷廠收藏[41]。冊中一開曾發表（圖14）[42]。錢德明于1751 年抵北京后便一直留京，直至去世[43]，為此冊年代的上下限提供參考。

圖14 法國國立塞維瓷廠藏本：水碓Manufacture Nationale de Sevres, France(D1)

D2.荷蘭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館藏本(館藏編號5485-5512)

紙本水彩，28 開，30×28 厘米。Scheurleer 曾將全冊發表，并將此冊年代定為十九世紀初[44]。稍后Rinaldi 再發表其中部份（圖15，16），將年代改訂為十八世紀[45]。此冊大部份與D1 各開同一母本，但有些細部略去，筆法亦稍簡化，冊中后半部份有一些構圖系由B1 及A1 兩本中，裁取局部，然后放大繪成（圖17）。

圖15 荷蘭公主坊博物館藏本：水碓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Amsterdam, Holland(D2)

圖16 荷蘭公主坊博物館藏本：練土拉坯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Amsterdam, Holland(D2)

圖17 荷蘭公主坊博物館藏本：開鋪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Amsterdam, Holland(D2)

D3.德國安騰堡斯卡坦博物館藏本

此本質料、開數、尺寸俱不詳。其中七開曾以彩色發表[46]，七頁中泰半與D2 為同一母本，構圖相近（圖18），但此冊純用中國傳統筆法，雙鉤細膩，設色明艷。

圖18 德國斯卡坦博物館藏本：練土拉坯Genehmigung des Schlob-und Spiekartenmuseums,Altenburg, Germany(D3)

E.英國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編號E.36 至58-1910)

紙本水彩，24 開，40×60 厘米。此冊首由Clunus 介紹，并訂年代為“約 1770-1790[47]”。近選20 開于廣州展出并在圖錄中彩色精印[48]。此本光影透視，明暗拭擦，純以西洋技法為之。冊中景物偶有漢字，其中可考者為E58-1910 之“逢源棧房”（圖19）。廣州十八世紀行商中有蔡世文(Munqua文官)，其商行先為逢源行，后改稱萬和行。逢源行一名用于乾隆三、四十年間（即約1765-1780）。蔡氏自殺于嘉慶元年(1796)，逢源、萬和行共歷三十余年而敗[49]。今廣州荔灣區（舊西關）尚有逢源路，即為其居地。此史實與Clunus所訂此冊之年代大約吻合（圖20）。

圖19 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廣州貨倉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E)

圖20 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裝窯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E)

F1.荷蘭鹿瓦登公主坊博物館藏本(館藏編號5514-5519)

紙本水粉彩，24 開，35.5×44 厘米。Scheurleer[50]曾稍作介紹，謂此本分兩部分，首部八開描繪江西景德鎮瓷業（圖21），后四頁則為廣州制缸胎器的情況（可能是指石灣窯）。此外，又指出前有學者認為此冊是出自“蒲呱”之手，年代為1790。其后此本再于《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發表，年代亦訂為1790[51]。中國清代外銷工藝學者Crossman 曾考出“蒲呱”之活躍時期約為十八世紀1780-1800 之間[52]，但在十九世紀臨仿本亦多。

圖21 荷蘭公主坊博物館藏本：水碓Museum Het Princehof, Leeuwarden, Amsterdam, Holland(F1)

F2.美國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

紙本水粉彩，13 開，22.8×33 厘米。Crossman 訂之為1820 年前后[53]。全冊以透視立體，西方風格繪成，與F1 前半部同一母本，但比例稍向左右擴展（圖22）。

圖22 美國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水碓Peabody-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A.(F2)

F3.香港藝術館藏本 (編號AH1975.056.001-012)

紙本水粉彩，12 開，39.5×49.5 厘米。該館訂為十九世紀作品[54]。與F2 同一母本，比例亦向左右擴展（圖23，24）。

圖23 香港藝術館藏本：水碓Hong Kong Museum of Art(F3)

圖24 香港藝術館藏本：裝箱Hong Kong Museum of Art(F3)

F4.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本（編號 55.139)

紙本水彩，開數不詳，38×50 厘米。Corbeiller 訂為十九世紀作品[55]。兩頁曾發表，均和F3 同一母本，此兩開不見于F2（圖25）。

圖25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本：裝箱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U.S.A.(F4)

F5.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本

質料、開數、尺寸不詳，部份曾發表，訂為十九世紀[56]。除曾于Bouley 書中發表之三開外，已發表的其它各頁均與F2 類似，亦同出一母本，但結構比較緊密，整體感覺沒有像F2,F3 兩本那么擴闊（圖26）。

圖26 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本：水碓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U.K.(F5)

G.美國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

紙本水粉彩，12 開，38.5×53 厘米。訂為十九世紀約1825 年作品，其中五開曾發表。Crossman 認為此冊可能繪畫廣州附近石灣窯場的情景，其中模印成形，制造外銷本銷陶塑動物、假山、瓶鼎等，不見于其它各本（圖27）[57]。

圖27 美國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印模Peabody-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A.(G)

H1.英國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編號E2705-E2721-1921)

紙本白描，17 開，尺寸不詳。前曾誤認為“木刻版印”。Clunus 曾介紹其中兩頁（圖28）.并訂為1840-1860 年間作品[58]。

圖28 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揀擇裝桶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H1)

H2.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Oe107)

紙本白描，開數、尺寸不詳，每頁下端有漢字標題。12 頁曾發表[59]。冊中差不多所有制瓷工序都是想象繪成，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圖29）。

圖29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燒瓷器窯Bibliotheque National Paris, France(H2)

I.其它本：構圖均與以上各組不同，應另有粉本。

I-1：巴黎私人藏本，采石圖，純用西洋技巧[60]。

I-2：美國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紙本水彩，12 開，35.6 x 45.7 厘米，本冊紙張為十八世紀末葉的進口洋紙，年代約1795[61]。

I-3：美國費城美術館藏本（編號67-32-1-6），紙本水粉彩，68×69.6 厘米（連框），兩開曾發表[62]。

I-4：英國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編號D581-592-1901)，此本未發表[63]，紙本水彩，12 開，風格較晚（圖30）。

圖30 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本：出窯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U.K.(I-4)

J.美國麻省沙林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編號M25799）

畫布油彩，130×190 厘米，將制瓷的全部程序和運輸銷售，描繪在一幅畫面上（圖31），為迄今所知僅見的標本，此本亦為所見清代制瓷圖的唯一的油畫[64]。

圖31 美國皮博迪艾塞斯博物館藏本：制瓷過程Peabody-Essex Museum, Salem, Massachusetts, U.S.A.

以上8 組23 本外銷制瓷圖連環畫，畫家、作坊不詳，無一署款，亦不具年款，加之作品本身是一種大量復制的外銷商品，其母本或粉本經過多次輾轉模臨，作者或作坊又眾多，水平很參差不齊，所以要細考作品年代和風格演變過程，極之困難?？尚以谏狭械囊徊糠葑髌分?，個別的歷史檔案或流傳過程，紀載了運銷或最早的收藏者，為作品的具體創作年代上下限，提供了很好的參考數據。上列各本中，年代最早者為雍正8 年(1730)，最晚者為道光5 年（1825），大約自18 世紀初中葉起至19 世紀中期止，經歷了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朝，時代跨越一個世紀，這和廣州商港貿易鼎盛時期，是互相吻合的。

綜合上列的二十多本外銷制瓷圖連環畫，我們也可以大致看出一個很粗略的發展脈絡。如果我們能夠將外銷制瓷畫出現的一個世紀分為三期的話，那么，早期便是以中國傳統風格技法為標志，第二期中西合壁，西方技術，風格已大量出現；到了最后的第三期，則純用西法。所謂西法，除了使用進口物料，如紙張、顏料（水粉彩gouache，又稱蛋膠彩）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畫面強調光影明暗效果，云彩、陽光、日月的表現，和物象的立體感，建筑物和山水景觀采用了有“消失點”的“焦點透視法”等。雖然前面介紹的清宮院本制瓷圖中，亦可以看到物象強調立體感，但是各頁仍用傳統的“散點透視法”，并沒有消失點。最重要的是筆墨鉤勒，點染設色，皴法雙鉤，采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畫法，并不如西洋技巧的純用筆觸拭擦來表現物體的光影和立體感。

這些外銷制瓷畫除了一張油畫，一套設色絹本，和兩本紙本白描外，全部都是紙本設色冊。所用的紙張，可以是棉連，或者是稍加礬的“熟紙”，繪成后，經過裱褙加厚。到了18 世紀末葉(約1780 至1830)，外國紙張開始輸入，故此也有一些外銷制瓷畫是用這些進口洋紙繪畫的，不過在所有的樣品中，還沒有看到帶有Whatman 等水印的，也沒見到畫在通草紙上的。至于設色所用的彩料，早中期所常用的，即上面數據中的所謂“水彩”，其實是中國傳統的彩色顏料，以礦物或動植物彩料加膠繪畫，效果和稍后出現的進口水粉彩(gouache)，并不容易分辨。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實驗室曾經用X 射線熒光儀測量了館藏的紙本設色外銷畫[65]，發現藍色、綠色均為有機顏料，紅色為朱砂，黃色為赭石，白色為鉛粉。蛋白膠和其它膠質，都含蛋白質，很難區別。

外銷制瓷連環畫的內容和前述的版刻、院畫兩大類有所不同。外銷制瓷畫冊一套少者十余開，多者可達五十頁。每冊分兩部份，上半部繪畫制瓷過程：如陶瓷原料的開采和處理、瓷坯成形、繪畫青花、上釉、燒窯，釉上彩、束草裝桶、祀神等。下半部份則是景德鎮以外的場景，如訂貨、請酒、議價、催貨、水陸運輸、廣州貨倉、點收、紅彩、裝箱、銷售等。外銷畫繪制工匠都是廣州人，作坊又在廣州，對景德鎮制瓷的實際工序不可能熟悉。因此之故，這些外銷制瓷連環畫的上半部，即景德鎮部份中的工藝細節、工具配件，未免有誤解，甚至純出自臆測想象。比如畫中的建筑物，無論是在景德鎮抑或在廣州，全部都是嶺南地區的建筑風格，磚建水榭、回廊等，都是江南地區所見不到的。此外，墻頭作“鑊耳式”（即Ω 形，如圖20），這也是廣東所獨有的，因為江西、安徽一帶的邊墻都作階梯遞減式的“馬頭墻[66]”。

誤繪最嚴重者是窯爐的外形，所有各本，無論早晚，都畫成像現代的導彈頭的形狀，頂部上端有橫帶（見圖7,8,20,29,30），這樣的窯爐結構，不要說全中國歷代未曾見過，就連整個東亞地區，自古至今都未出現過[67]。眾所周知，中國窯爐分三大系統，即南方的龍窯，北方的饅頭窯，景德鎮的蛋式窯。最后者“像一個平臥在地上的半個鴨蛋，前端高而寬，逐漸向窯尾收縮，窯尾有一獨立的、其高度等于窯長的煙囪”[68]。古代景德鎮窯爐為了遮雨敝日，往往在窯爐結構之上加建木房子和木棚，在制瓷圖上，原本的蛋形結構不能看到，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外銷畫匠便錯誤的臆造了聞所未聞的導彈頭式的窯爐結構。

此外，瓷工拉坯成形所用的陶車，是圓器成形的必需工具，也是所有窯場所必備的工具。陶車，“又稱轆轤，古代稱為‘陶鈞’……構造簡單，是一塊圓木板，它的下面中心處鑲著一個特殊形狀的瓷碗，覆蓋在一根埋在泥地的直軸上端，使軸能平穩的旋轉，用木桿將轆轤撥動，使它達到每分鐘六、七十轉的速度[69]”。在古代，電動馬達未出現之前，陶車除了用木桿撥動之外，有時還可以由另外一個工匠，手牽屋頂垂下的繩子，半身懸空，以雙腳推陶車轉動，這樣的方法似乎更快捷有效，在多本無論是本銷外銷制瓷圖中，都有這樣輔助動作的描繪。但是，不知什么緣故，所有中后期的外銷制瓷畫，陶車的外圓周邊都加上了方形齒輪（圖16,18），好像如果不是這樣，便不是機械構件的一部份，這也是廣州外銷畫家畫蛇添足式的臆造錯誤。

景德鎮瓷器運輸到廣州，先從景德鎮昌江古碼頭啟航，經過鄱陽湖，溯贛江而上，然后從陸路越過大庾嶺，到達廣東的南雄，再順北江而下，經韶關、英德，最后抵廣州。水陸運輸，萬水千山，路程是非常遙遠艱辛的，外銷畫因此也必有兩幅描繪“過灘、越嶺”的山水畫。瓷器到達廣州后的各項額外工序，如過粵海關、按洋商的要求加繪釉上彩、低溫烘燒、入貨倉、包裝、銷售等情節，由于畫家身歷其境，所以外銷制瓷圖的這下半部份，基本上是準確真實可信的，連珠江沿岸景物如花塔、鎮海樓、海珠炮臺、東炮臺、稅關等都一一入景，偶爾點綴一兩個西洋人于其間（圖9,13,19），為這些外銷畫鈐上了歷史的烙印。

四、結 語

以上的三類制瓷圖的服務對象，或者用西方美術史流行詞匯──贊助形式，各有不同。第一類是民間大眾，畫面簡樸實用，制瓷工序工具描繪準確；第二類是皇室宮廷，結構華美嚴謹，筆墨水平最高，制瓷工序工具亦是描繪準確。第三類作為明信片一類的紀念品，運銷海外，滿足西方人對中國的好奇心，也在中西陶瓷工業技術交流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畫風中西合壁，但美中不足的是個別工序和制瓷工具窯具有臆造。但是總的來說，手工業生產流程題材的連環圖插畫包含著大量的信息，其學術價值不可忽視。本文介紹的三類制瓷圖，自不例外，無論在繪畫、藝術、經濟、工藝、歷史、中西文化交流等領域中，都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盛世修史，2002 年國家啟動了纂修《清史》的工程，專家們都普遍贊同要充分使用插圖，“用圖文并茂的形式，形象地展現歷史面貌”，雖然其中圖畫的體例應該用什么形式，還沒有統一的意見[70]。但是，我們深信像制瓷圖的這類手工業圖畫，一定會越來越受重視，也一定會成為“正史”之外的珍貴原始數據，廣為史學家所利用。

主要參考書目：

1.Beurdeley, Michel and Raindre, Guy.Qing Porcelain,Famille Verte, Famille Rose.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7.

2.Budde, Hendrik.Europa unde die Kaiser von China.Berlin:Heenemann, 1985.

3.Clunus, Craig.Chiense Export Watercolours.London: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4.

4.Corbeiller, Clare le.China Trade Porcelain: Patterns of Exchange.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74.

5.Crossman, Carl L.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Paintings, furnishings and exotic curiosities.Suffolk: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6.Du Boulay, Anthony.Chinese Porcelain.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7.Huard, Pierre and Wong, Ming.”Un album Chinois de l’epoque Ts’ing consacre a la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Arts Asiatique, Tome IX, 1962-63, Fascicules 1-2, pp.3-60.

8.Hufnagl, Florian.Porzellan aus China Die Sammlung Seltmann.Weiden: Internatinales Keramik-Museum, 1994.

9.Lan Pu.Jingdezhen taolu, 1815.藍浦：《景德鎮陶錄》，嘉慶20 年。

10.Lee, Jean Gordon.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1844.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1984.

11.Mudge, Jean McClur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 1785-1835.Delawar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62, pp.57-62.

12.Mudge, Jean McClur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New York: Riverside Book company, Inc, 2000.

13.Peng, Tina (ed).Picturing Cathay: Maritime and Cultural Images of the China Trade.Hong Kong :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彭綺云等編：《海貿流珍──中國外銷品的風貌》，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3。

14.Qingshi tudian bianji weiyuanhui.Qingshi tudian –Yongzheng chao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Qing – Yongzheng Reign).Beijing: Zijincheng chubanshe, 2002, pp.149-156.清史圖典編輯委員會：《清史圖典·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15.Scheurleer, D.F.Lunsingh.Letters of Father d’Entrecolles and accounts of Chinese porcelain from old European publications.Canaletto: Alphen aan den Rijn, 1982.

16.Song Yingxing.Tiango kaiwu.Reprint by Beijing:Zhonghua shuju, 1959.宋應星：《天工開物》，1959 年中華書局影印本。

17.Staehelin, Walter A.The Book of Porcela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export porcelain in China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by a contemporary series of Chinese watercolours.London: Lund Humphries, 1965.

18.Tan Danjiong.Zhongguo taoci, Xhiqian, Shang Zhou taoci(Chinese ceramics, section on Prehistory, Shang and Zhou),Taipei, Guangfu shuju, 1980.譚旦冏：《中國陶瓷.史前.商周陶器》，臺北：光復書局，1980。

19.Wilson, Ming, et al.Souvenir from Canton –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from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3.劉明倩等：《18-19 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廣州外銷畫》，20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0.Wirgin, Jan.Fran Kina till Europa, Kinesiska konstforemal fran de ostindiska companiernas tid.Stockholm: Ostasistiska Museet Stockhom, 1998。

注 釋：

［1］ 本文原是2003 年于廣州藝術博物院，配合倫敦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外銷畫展覽所舉行研討會的論文稿，初刊于《廣州藝術博物院院刊》，2004，第一期，頁21-32。由于該刊發行量不廣，現在很難見到，故此現在應《景德鎮陶瓷》雜志的邀請，重新增補再刊出。

［2］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1989 年版縮印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頁1177。

［3］ 阿英：《中國連環圖史話》，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7，頁2。

［4］ 中國農業博物館編：《中國古代耕織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5］ Yoshida Tora: 《Salt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Ancient China, The Aobo Tu》，Leiden: E.J.Brill，1993。

［6］ 劉新園：《蔣祈〈陶紀〉著作時代考辨 — 兼論景德鎮南宋與元代瓷器工藝、市場及稅制等方面的差異》，《文史》，1983，18 輯，頁111-130，19 輯，頁79-107。

［7］ 潘吉星：《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89。此書的初刊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1959 年中華書局曾據原樣影印，線裝三冊。此后的重印本有多種，坊間易得。

［8］ 很久以前在景德鎮曾經和劉新園老師討論過《天工開物》的陶車插圖，他說可能是因為沒有處理好透視的問題，插畫中把地下的結構也顯示出來，現實看來整體升高了，有些不合理。

［9］ 《景德鎮陶錄》重印本很多，較易見的，圖版也較清晰者為熊寥等編：《中國陶瓷古藉》本，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2000，頁346-423。亦見傳振倫：《景德鎮陶錄詳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歐陽琛等：《景德鎮陶錄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10］ 如上引《景德鎮陶錄校注》，或江西省輕工業廳陶瓷研究所：《景德鎮陶瓷史稿》，北京：三聯書店，1959，插圖二十九。

［11］ 見Peter Lam, “Chinese Making China: Technical Illustrations in the Jingdezhen taolu (1815)”,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23,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2006, 頁117-137。

［12］ 同上論文，頁133, 圖16。

［13］ 見《故宮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70；亦見譚旦冏：《中國陶瓷.史前.商周陶器》，臺北：光復書局，1980，頁10-53。

［14］ Shirley Maloney Mueller, “Plaques Portraying Late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Jingdezhen,” Collections:A Journal for Museum and Archives Professionals,2022, pp.1–19。亦見Mueller 於倫敦東方陶瓷 學 會 的zoon 演 講：Newly-discovered plaques portraying late Jingdezhen porcelain production,6 July 2021。 見 網 聯：https://www.orientalceramicsociety.org.uk/newly-discoveredplaques-portraying-late-jingdezhen-porcelainproduction

［15］ 聶崇正：《清代的宮廷繪畫和畫家》，《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1-24。

［16］ 上揭《中國古代耕織圖》，頁83。

［17］ 余佩瑾：《別有新意 — 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285，引清宮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等。

［18］ 唐英(1682-1756 )，當時督理九江稅關兼管景德鎮御廠窯務。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史檔案史料叢編》，第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2-130。

［20］ 同上注。

［21］ 張照等：《石渠寶笈初編》，臺北故宮博物院1971 年重印本，下冊，頁766。

［22］ 《景德鎮陶瓷》，1982：2，頁33-35。

［23］ 鴻禧美術館編輯小組：《中華文物集粹 — 清玩雅集收藏展II》，臺北：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1998，頁76-78。上揭《乾隆皇的文化大業》，V-1，頁166-169。此冊的較清晰圖像和唐英對題的錄文和英譯，見林業強：《瓷緣：達文堂藏瓷》，第一冊，頁270-313，香港：香港安達廣告有限公司，2019。

［24］ 《陶說》，《江西通志》，《浮梁縣志》等。

［25］ 李國幀，郭演儀：《中國名瓷工藝基礎》，上海：上?？萍汲霭嫔?，1988，頁10-13。

［26］ 清史圖典編輯委員會：《清史圖典·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149-156。此冊有部分于1982《景德鎮陶瓷：紀念唐英誕生三百周年專輯》中與上述重華宮原藏的孫祜、周鯤、丁觀鵬合繪本《陶冶圖》混合發表過，引起混亂。

［27］ 故宮博物院書畫組許忠陵先生見告。

［28］ Michel Beurdeley 及Guy Raindre：《Qing Porcelain,Famille Verte, Famille Rose》， 倫 敦：Thames and Hudson，1987，頁33，圖26。此冊后于2013 巴黎拍賣中出現。

［29］ 此卷曾借展于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香港海事博物館。

［30］ 《故宮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70；亦見譚旦冏：《中國陶瓷.史前.商周陶器》，臺北：光復書局，1980，頁10-53。

［31］ Walter A.Staehelin：《The Book of Porcela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export porcelain in China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by a contemporary series of Chinese watercolours》，倫敦：Lund Humphries，1965，頁82，注11。

［32］ Jan Wirgin ：《Fran Kina till Europa, Kinesiska konstforemal fran de ostindiska companiernas tid》，Stockholm: Ostasistiska Museet Stockhom，1998，頁282-283。 考 證 見Belfrage：《Chinese Watercolours from the18th Century Illustrating Porcelain Manufactur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bliophiles XV Congress Copenhagen Transactions,1987》，Kopenhamn，1992。

［33］ 上揭Staehelin 書，頁82，注11。

［34］ 上揭Beurdeley 及 Raindre 書，頁 9, 31, 34,35, 197。

［35］ Staehelin 上揭書，頁82，注11。

［36］ Pierre Huard 及 Ming Wong：《Un album Chinois de l’epoque Ts’ing consacre a la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Arts Asiatique》，Tome IX，1962-63，Fascicules 1-2，頁3-60。

［37］ Beurdeley 及 Raindre 上揭書，頁37，圖33。

［38］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 1785-1835》，底勒亞: 底勒亞大學出版社，1962，頁57-62。

［39］ Staehelin 上揭書。

［40］ 此冊為2012 年何安達夫人所遺贈，購得于倫敦Martyn Gregory Gallery, 全冊著錄見Jane Sze 等：TRADING CHINA Paintings of the Porcelain Production Process in the Qing Dynasty Hong Kong: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2015。此外另有一復本冊出現于拍賣，見Northeast Auctions, Portsmouth, NH,2002?？梢姍z尚氏繪制的此類制瓷圖冊存世還多。

［41］ Staehelin 上揭書，頁82，注11。

［42］ Huard 及Wong 上揭書，頁58。

［43］ 費賴之（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頁873-906。

［44］ D.F.Lunsingh Scheurleer ：《Letters of Father d’Entrecolles and accounts of Chinese porcelain from old European publications》，Canaletto: Alphen aan den Rijn, 1982, 圖版1-18。

［45］ Maura Rinaldi：《Kraak Porcelain, a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Ltd，1989，頁50-54。

［46］ Florian Hufnagl：《Porzellan aus China Die Sammlung Seltmann》，Weiden: Internatinales Keramik-Museum，1994，圖11, 19, 21, 23, 25, 27, 31。

［47］ Craig Clunus：《Chinese Export Watercolours》，倫敦：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1984，圖版8。

［48］ 劉明倩等：《18-19 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藏廣州外銷畫》，20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98-117。

［49］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鴉片戰爭前廣東國際貿易交通史考》，臺北：私立東海大學，1960, 頁220-222。

［50］ Scheurleer 上揭書，頁86a.

［51］ Hendrik Budde：《Europa unde die Kaiser von China》，柏林：Heenemann，1985，頁224-225。

［52］ Carl L.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Paintings, furnishings and exotic curiosities》，Suffolk：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1991，頁185-186。

［53］ Crossman，上揭書，頁438，圖2。

［54］ 本冊資料，承丁新豹博士，楊麗中女士賜告。

［55］ Clare le Corbeiller：《China Trade Porcelain: Patterns of Exchange》，紐約：大都會美術館，1974，頁5-6，圖2-3。

［56］ Anthony Du Bouley：《Chinese Porcelain》， 倫 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圖4，123-125及 襯 紙，另 見Robert Tichane：《Ching-te-chen,Views of a Porcelain City》，紐約：The 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Glaze Research，1983，圖5.30，5.34。

［57］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紐約： Riverside Book company，2000，頁30-31。又見Crossman 上揭書，頁313，彩版111。

［58］ Clunus 上揭書，頁71，圖43，44。

［59］ Beudeley 及Raidre 上揭書，頁39-40。

［60］ Beudeley 及Raidre 上揭書，頁32，圖25。

［61］ Crossman 上揭書，頁180，圖85。

［62］ Jean Gordon Lee：《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a Trade 1784-1844》，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1984，頁195，圖213。

［63］ 承該院東方部劉明倩女士提供照片。

［64］ 彭綺云等編：《海貿流珍──中國外銷品的風貌》，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3，頁144，圖84。

［65］ Clunus 上揭書，頁76-77。

［66］ 白明：《景德鎮傳統制瓷工藝》，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2，頁52-53。

［67］ 熊海堂：《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68］ 劉振群：《窯爐的改進和我國古陶瓷發展的關系》，《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170。

［69］ 周仁：《我國傳統制瓷工藝述略》，《中國古陶瓷研究論文集》，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3，頁90。

［70］ 劉路、郭玉海：《清代圖畫與新修清史》，《清史研究》，2003:3，頁11-18。

插圖來源：

1.Song, Zhonghua shuju 1959 reprint 宋應星，中華書局影印本

2.Lan,藍浦1815

3.Christie’s Hong Kong Ltd.

4.清史圖典編輯委員會Qingshi tudian bianji weiyuanhui,2002, p.149

5.Beurdeley & Raindre, 1987, p.33, fig.26

6.譚旦冏Tan, 1980, p.20, pl.11

7.Wirgin, 1998, p.283, pl.2

8.Beurdeley & Raindre, 1987, p.33, pl.27

9.Beurdeley & Raindre, 1987, p.196, pl.272

10.Huard & Wong, 1962-63, p.55, pl.XXV

11.Beurdeley & Raindre, 1987, p.37, fig.33

12.Mudge, 1962, p.62, fig.30

13.Staehelin, 1965, p.173, pl.30

14.Huard & Wong, 1962-63, p.58, pl.XXVIII

15.Scheurleer, 1982, fig.3

16.Ditto, fig.10

17.Ditto, fig.23

18.Hufnagl, 1994, p.11

19.Wilson, et al, 劉明倩等2003, p.116

20.Ditto, p.108

21.Budde, 1985, p.225, Abb.207 (Kat.Nr.4/21)

22.Crossman, 1991, Fig.2

23.Hong Kong Museum of Art, AH1975.056.002

24.Ditto, AH1975.056.012

25.Corbeiller, 1974, p.6, fig.3

26.Du Bouley, 1970, p.122, pl.122

27.Mudge, 2000, p.31, pl.34

28.Clunus, 1984, p.71, fig.43

29.Beurdeley & Raindre, 1987, p.39, fig.39

30.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D588-1901

31.彭綺云等Peng (ed.), 2003, p.144, pl.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