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標下美國能源政策調整及其對中美博弈與合作的影響

高霄 周佳儀 胡湉 孫慶凱

摘要：繼中國宣布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后，美國提出“3550”碳中和目標。美國2035年無碳發電和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的實現需要技術的強力支撐，同時會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其能源政策調整背景與美國政黨、就業、國際能源發展新變化及能源消費結構新特點緊密相關，政策調整內容涉及國內能源法案出臺和國外能源政策變化，這種調整面臨著“不可能三角”挑戰；應對氣候變化離不開中美兩國的合作，但雙方能源政策體系范式相反，尤其中美關系結構性問題，使雙方能源領域合作前景存在不確定性乃至博弈。

關鍵詞：碳中和目標；能源政策；全球氣候治理；中美能源博弈

中圖分類號：F416.2;D87-1; P4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5595（2023）06-0057-07

繼中國宣布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戰略目標后，美國提出“3550”目標，即美國將在2035年前實現無碳發電、2050年前達成凈零排放目標。［1-3］中美先后向世界宣布碳中和目標，折射出兩國圍繞“減碳（低碳）”目標展開的博弈，也體現出兩國在此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

當前，學術界多從國際政治、外交學和能源環境等專業背景出發，深入透析美國碳中和目標及其能源政策等。朱玲玲分析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為了維護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全球霸權，拜登政府推出“清潔能源革命”。［3］王陸新等總結了美國2050年前實現凈零排放目標的技術路線圖，包括三大時間節點、四大戰略支柱和五大關鍵領域。［4］江濤闡釋拜登政府提出能源政策主張，并分析制約其主張落地的諸多因素。［5］湯勻等探討美國能源政策的不變與變。［6］已有研究雖然對我們理解美國能源政策頗有啟發，但并未深度探析美國碳中和目標具體內容，未詳細梳理碳中和目標下美國能源政策所做的相應調整以及政策調整對中美在此領域的博弈與合作的影響。

基于此，本文試圖回答3個問題：如何全面認知美國碳中和目標，碳中和目標下美國能源政策做出怎樣的調整，此調整對能源領域中美博弈與合作產生哪些影響。

一、美國碳中和目標的提出與內涵

拜登政府2021年1月通過第14008號行政命令，明確“3550”目標，試圖領導全球清潔能源革命。［3］

（一）到2035年實現無碳發電

美國《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2021年）和《通脹削減法案》（2022年）有關能源部分的規定對電力部門的影響尤為顯著：到2030年，發電碳排放量將下降到2005年水平的68%～78%，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50%。［2-3］美國2035年實現100%清潔電力轉型，是2050年實現全經濟范圍內脫碳的重要基石。

為了探索2035年美國電力行業完全脫碳路徑，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通過100多個場景模擬，預測2035年前實現無碳發電的技術支撐條件和經濟效益回報。

模擬場景中，新的清潔能源技術將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得到部署。到2035年，為使發電成本降到最低，風能和太陽能將提供60%～80%的發電量；總發電能力將增長到2020年發電水平的3倍左右，其中風能和太陽能的發電量總和約為2太瓦。［7］從圖1（來源于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可看出，2020年到2035年清潔能源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將逐步增加，2035年將占據一半左右。其中，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的增長速度尤為明顯：風能發電量預計從2020年的9%增長至2035年的14%，增幅約50%；太陽能發電量從6%增至18%左右，增幅達2倍。當清潔電力占發電量的80%～95%時，可再生能源的可變供需從日到季存在不匹配的情況，這突顯出季節性儲存的重要性。2035年的季節性儲存能力需達到1億瓦到6.8億瓦之間。［4，7］實現此規模的季節性儲存，需要大規模發展基礎設施，包括燃料儲存、運輸和管道網絡、生產清潔燃料所需的額外發電能力。［7］由此可知，實現碳中和目標，技術的支撐作用是顯性的、基礎的，包括碳捕集、碳運輸（管道網絡）、碳利用、碳封存、材料制造和燃料儲存的基礎設施。

模擬場景顯示，未來幾十年，用于發電的化石燃料將大幅減少，空氣質量得以改善，避免約13萬人因氣候原因過早死亡；并且可節省3 900億至4 000億美元，這足以覆蓋電網脫碳成本；考慮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因素，凈零電網可額外節省超過12 000億美元，為社會帶來的總體凈收益將達到9 200億至12 000億美元。［7］模擬數據表明，凈零電網帶來的收益足以覆蓋其建設成本，而且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技術的成本持續下降可能還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電力系統脫碳值得推進。

（二）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

拜登政府承諾到2030年政府部門將使用100%無碳污染電力，到2035年美國的汽車和卡車將實現全電動化，到2050年全美將實現凈零排放。［2-3］美國能源信息署于2022年3月發布碳中和展望預測報告，作出了三個方面的預測。

一是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快。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在2035年開始下降，到2050年，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能源消耗將有所增加，電力消耗仍快速增長，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提供大部分增量電力供應。［2］盡管電動汽車市場份額增幅明顯，但車用汽油仍然是最普遍的運輸燃料。

二是風能和太陽能貢獻凸顯。電力需求在整個預測期內的增長，加劇了燃料之間的競爭。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將超過總體電力需求，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成本下降，與天然氣發電競爭日趨激烈。 ［2］電池儲能技術的發展保障了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增長，同時減少了高峰時段天然氣和燃油發電需求；隨著對煤炭和核能發電需求的降低，煤炭和核能份額下降；新增的產能主要源于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技術。［7］

三是美國原油產量創歷史新高。隨著出口和工業的需求不斷增長，美國天然氣、石油產量增加。在價格上漲的推動下，美國原油產量在2023年恢復到了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并長期穩定；部分煉油廠關閉將降低國內原油蒸餾能力，但煉油廠利用率長期保持平穩；可再生柴油的消費量在國內燃料組合中的份額增加。［7］

美國在電力、交通與建筑等領域促進企業投資并推動經濟增長，保持清潔能源可持續發展［4］，這將為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競爭力奠定堅實基礎。當然這也需要新技術和強有力政策的支撐，需要社會、政府、企業及個人等諸要素參與進來。

二、碳中和目標下的美國能源政策調整

自2021年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對內提出“3550”氣候長期治理目標，限制化石能源開采，加速推動清潔能源發展，促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清潔化與低碳化發展［3］；對外宣布重返《巴黎協定》，積極參與并領導國際氣候事務，促進國際能源可持續性轉型［8］。拜登政府所構建的新能源政策體系有其特定的背景，并對原有政策做出調整，同時也面臨著巨大挑戰。

（一）政策調整背景

美國能源政策的調整背景與美國政黨、就業、國際能源發展新變化和美國能源消費結構新特點緊密相關。

1.政黨、就業及國際能源發展新變化

首先，拜登政府延續民主黨一貫的能源政策。美國能源政策調整通常與黨派執政理念相契合，拜登政府能源政策的特點與往屆民主黨總統當政時期的理念一脈相承［9］，即提倡發展新能源，強調發展綠色經濟，關注“氣候正義”，實現2050年碳中和目標［3，8］。其次，美國通過能源政策調整對內促進企業成長，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受新冠疫情沖擊，全球經濟低迷，美國通貨膨脹加重，失業率居高不下，企業發展遭受巨大沖擊。［8］拜登政府制定超過2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為基礎設施升級、清潔能源研發投入大量資金，鼓勵發展清潔能源和輸電項目，促進建筑、制造、工程和技術行業的就業。［6］拜登政府期望通過發展新能源，調整能源布局，完善能源設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最后，美國能源政策對外順應國際能源發展主流。美國早在2007年碳排放量就得以穩定下降，實現碳達峰。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美國也提出自己的碳中和目標。［3］美國突顯清潔能源的重要性，順應了國際能源未來發展趨勢。

2.能源消費結構新特點

美國《2022年度能源展望報告》詳細介紹2021年不同能源的使用情況及生產現狀，并結合“3550”目標，對美國未來的能源預期做出統籌規劃。［7］根據此報告，結合美國能源信息署近期公布的數據，美國能源消費結構呈現3個主要特點。

第一，迎來“新三巨頭”組合。美國作為世界能源大國，既是多種能源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圖2中，以2021年界分為過去和未來預期兩個階段。在過去幾十年間，以化石能源主導的能源消費結構基本保持不變，化石能源仍然在所有能源類型中消費占比最高。在未來預期時間段內，美國的能源結構將顛覆已經維持了幾十年的現狀，煤炭的消費占比逐漸下降，新能源消費占比逐年上升，預計在2025年前將超過煤炭成為美國的第三大消費能源，從此美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將迎來由石油、天然氣、新能源所組成的“新三巨頭”組合。［7］預計到2050年，雖然石油和天然氣仍是美國消耗最多的能源，但可再生能源是增長最快的。［7］

第二，電力穩居高位，運輸和工業占比升高并趨于一致。如圖3所示，在美國5個主要能源消耗領域——電力、運輸、工業、商業和居民生活中，電力生產一直穩居能源消耗占比最高位，遠超第二位的交通運輸領域，這一點與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各領域能源消耗分布并無異同。而圖3中在未來預期時間段內，工業領域的能源消耗自2021年起占比逐漸升高，預計到2040年前后將與交通運輸領域的能耗占比趨于一致；商業和居民生活領域的能耗趨于平穩，前者與之前相比基本持平，而后者則呈現緩慢下降趨勢。

第三，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成為電力生產供應的主要來源。根據美國能源消耗占比最高的電力領域能源消耗類型分布（見圖4），在倡導清潔能源和零排放電網建構背景下，煤炭發電的占比顯著降低，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逐年攀升；2035年前后，在可再生能源中，太陽能發電、風能發電和占比最高的天然氣發電成為美國電力生產的3種主要方式。

（二）政策調整內容

美國能源政策調整包括國內能源政策出臺和國外能源政策變化兩個方面。

1.國內能源政策的調整

美國政府出臺《2020年能源法案》（以下簡稱《法案》）。［11］這是一項跨黨派的能源一攬子計劃，其中包括了來自參議院《美國能源創新法案》和眾議院《清潔經濟就業與創新法案》的共識條款。拜登政府支持發展清潔能源，使得此法案在其執政后得到很好的延續，例如，宣布投資3 000億美元，用于支持美國清潔能源項目建設及科技創新發展。［4］《法案》是美國能源政策近年來的首次全面更新，它優先鼓勵研發新一代技術，以減少電力部門、工業和建筑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12］《法案》重點包括發展能源儲存、先進核能技術、碳捕獲利用儲存、碳移除、可再生能源、重要礦物和材料、工業技術、智能制造及電網現代化等方面，還包括一系列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11］

《法案》有3個亮點。其一，推動關鍵領域的創新和技術發展。例如，加速開發可擴展先進核反應堆；投資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熱、水電、潮汐能、風能和太陽能；發展最新碳捕獲利用與封存項目；擴大對儲能的關注，推進可再生資源發電，提高電網彈性與減少額外傳輸的需求；制訂更新的能源效率計劃，包括提高生活用電效能、降低建筑領域和工業部門的能耗。［11］其二，大力提倡并發展使用清潔能源。加大對有益人類健康和環境友好型清潔能源所必需的技術領域投資力度 ［4，6］；以技術為導向，提高能源效率，廣泛發展低排放和零排放能源 ［11］。其三，保持能源價格在合理區間運行，這對于美國經濟增長、家庭支出和企業效益均至關重要。預計到2050年，全球能源使用量將增加近50%，持續創新是保持能源價格可承受的關鍵，政府和能源私營部門都可以在保持能源價格穩定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11］

2.國外能源政策的變化

拜登政府相信通過加強氣候變化多邊協議，能夠重塑美國世界領導力。拜登在2021年1月27日簽署了《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的行政命令》，呼吁制定氣候融資計劃。該計劃重點關注國際氣候融資，提供或調動金融資源，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或避免溫室氣體排放、建立抵御能力和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13］

美國對外能源政策主要著眼于4個方面。其一，擴大國際氣候融資。隨著美國國際氣候融資的急劇下降，政府意識到重新確立美國在國際氣候外交中領導地位的重要性。美國計劃到2024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公共氣候融資相較于奧巴馬時期（2013—2016財年）的平均水平翻一番。［13］美國將與其他國家合作，在公共投資中優先考慮氣候相關問題，加強技術援助，增加對氣候變化領域的投資。政府部門將在國際氣候融資和技術援助方面加強協調，以強化機構間的互補性。其二，動員私人融資。公共干預措施不僅包括公共財政投入的增加，還涉及私人資本的參與。通過混合融資的方式擴大合作伙伴范圍，增加氣候項目中私人資本的比例。美國進出口銀行根據其職責增加對美國環保、能源效率、儲能出口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14］其三，削減化石燃料的官方投資?？s減化石燃料的官方投資，是發展環境友好型投資的必然結果。美國各機構和組織縮減化石能源項目的國際投資與援助，通過多邊論壇與其他國家合作，鼓勵、促進資本流向環境友好型產業，遠離高碳項目。［13］其四，引導資本流向低碳排放領域。金融市場的投資要求越來越高，支持資本流向低碳排放和環境友好型產業。美國財政部門將與其他機構協調，繼續促進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項目的投資，監控金融風險，使投資組合和氣候戰略目標相一致。［15］

概而言之，美國能源政策與氣候變化問題關聯度高，希望通過發展清潔能源應對氣候變化危機，通過把能源目標與貿易政策掛鉤，促使貿易與能源共同發力，推動經濟與新能源的全面發展。

（三）政策調整面臨的挑戰

拜登政府對國內外能源政策進行了重新制定與調整，但仍面對眾多挑戰，甚至存在“不可能三角”現象，即美國能源的三大目標——能源供給安全、能源價格低廉穩定和環境保護很難同時實現。［12］

美國能源供給安全主要聚焦于傳統能源安全。天然氣方面，2020年美國天然氣出口量達到約24 000億立方英尺，多采用大型液化天然氣油輪運輸，極少量通過集裝箱或卡車運載。石油方面，美國一直致力于從國內外兩個層面建立石油儲備體系，以減少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國內層面，根據總統或部長的指示，定期從戰略石油儲備中釋放原油；對美國石油分配模式進行定期評估，以確保戰略石油儲備能力符合利益相關者訴求；制定、分析、評估和實施戰略石油儲備，以滿足美國長期能源安全要求。［12］國際層面，美國積極與合作伙伴分享戰略石油儲備行動的經驗教訓，以支持全球石油儲備。

美國無法在原油價格制定中掌握主動權。俄烏沖突，西方國家禁運俄羅斯石油的呼聲高漲，拜登2022年7月訪問中東，希望沙特和阿聯酋等歐佩克主要成員國提高石油產量，以抑制國內高漲的油價，在中期選舉前拉抬民主黨選情。但2022年10月，“歐佩克+”部長級會議決定大幅下調原油日均總產量，導致美國境內油價節節攀升，加劇了公眾對民主黨執政能力的質疑。由此可見，目前全球原油定價權仍掌握在“歐佩克+”手中，美國穩定能源價格的目標目前仍難以實現。

可再生能源仍難以完全替代傳統能源?？稍偕茉窗l展存在兩大實際困難：易受季節、氣候等外部因素影響，能源供給浮動大、不穩定；前期投入成本高，建設時間長，對基礎設施要求較高，容易對環境會產生負面效應。

美國黨派紛爭導致了碳減排政策缺乏連續性，紛爭越激烈，氣候政策的執行就受到更大影響；而為碳減排出臺的新政策又會加劇紛爭［16］。氣候問題成為美國黨派紛爭的政治工具，增加了碳中和目標實現的不確定性。

由此可見，碳中和目標下，美國在推進相關政策的落實，推動能源供給安全、能源價格穩定和環境保護過程中，面臨多種因素制約。

三、碳中和目標下的中美博弈與合作

中美在低碳產業投融資與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能形成新的機遇，合作潛能較大。但美國壓制、抵制與遏制中國的基調決定了，在碳中和目標下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如可再生能源、綠色交通、節能建筑、工業脫碳等，必然存在戰略博弈。

（一）中美能源博弈

為了應對全球性自然災害和極端天氣頻發等環境問題，碳中和成為全球共識，能源轉型為大勢所趨?！盎谛乱巹t的國際秩序”［14］悄然而生，美國利用多邊機構組織建立了一套新的國際標準，并加大投入，以提升美國清潔能源創新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17］；通過限制中國的行為，美國爭奪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新能源等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

在氣候治理方面，美國致力于重返世界領導地位。拜登一改特朗普政府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消極保守立場，采取一系列行動，調動多方力量與資源應對氣候變化，并將其納入國家戰略布局。美國對華“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高票通過，預示著繼貿易戰與科技戰之后，應對氣候變化成為中美競爭焦點。［18］美國通過簽署多項行政命令、頒布立法，以保障其在能源和氣候領域技術創新投資的權益。

在能源政策方面，美國兩黨政治的不確定性加劇了中美能源合作前景的不穩定性。由于美國兩黨利益訴求不同，能源政策制定和實施通常也存在明顯差異，并表現出周期性變化，這勢必增加中美未來合作的不確定性。［19］共和黨的能源政策較為保守，偏向以近海石油開發、傳統化石能源發掘與頁巖氣勘探為主基調；民主黨則相對積極，更傾向于推動氫能、太陽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在現代工業中的使用，以實際需求為導向、自上而下制定新能源政策，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0］特朗普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對華政策，然而，拜登政府更傾向于多邊主義政策以拉攏其他國際社會力量［20］，在能源領域尤其是綠色清潔能源領域對中國實施“多邊規鎖”［21］。

（二）中美能源合作

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綠色低碳發展及全球能源低碳轉型中具有引領作用。中美兩國均致力于推動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這為雙方提供了合作空間。

首先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在全球氣候危機與風險面前，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利益共容中難得的“最大公約數”。［22］當前階段，中美兩國氣候領域的合作符合本國發展的根本利益。作為世界能源生產與消費大國，在應對氣候變化與全球氣候治理中，中美在新能源開發、技術創新、碳減排的雙邊和多邊協定等方面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如開展深度的交流與對話、建立更為穩定與長效的合作機制等。［23］

其次是在新能源技術和開發利用等領域的合作。在新能源技術領域，中美兩國開展藻類捕獲二氧化碳項目研發合作，如“蛋白質和脂肪酸的碳捕獲和利用”“新型藻類二氧化碳捕獲和生物產品技術的工程規模驗證”“持續基于藻類的碳捕獲和利用以轉變經濟和環境影響”等［22］。在新能源開發與利用領域，中美兩國在海上風電項目上達成合作意向，例如，海上風電示范項目由美國康菲石油與中國海油共同啟動，在滿負荷運行條件下，海上風電能為蓬萊油田運營提供30%以上的用電需求，年均減少數萬噸二氧化碳排放；兩國公司還密切合作評估碳捕獲利用與封存在技術和經濟上的可行性，助力蓬萊油田向凈零海上油田轉型，向實現碳中和目標邁進。［24］

依托中美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空間與路徑，著手打造和優化全球新能源領域合作的國際機制，從而實現全球新能源的合作與發展，從根本上奠定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能源基礎。

（三）博弈與合作并存的中美能源前景

當前中美兩國碳排放量之和約占世界碳排放總量的一半，中國是當前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是人均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歷史上碳排放量最大。［25］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離不開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這需要雙方的良性互動，共同承擔責任。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這個相對溫和的領域，中美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廣闊的合作空間。

但實現碳中和目標未必會成為促進雙方良性互動的契機，甚至其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動可能會加劇大國間的博弈。［26］中美兩國碳減排所處的階段不同，美國已經實現碳達峰，當前處于絕對碳減排期，即碳排放總量減少；中國則處于相對碳減排期，即碳排放強度減弱，但碳排放總量還會增加，到達峰值后才會下降。［27］因此美國對中國的碳減排目標持懷疑態度。［28］而且，中美能源政策體系范式相反，中國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范式，中央政府出臺政策，各級地方政府、社會各界與企業推進落實，執行力強；美國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范式，拜登政府政策體系相對完整，州級政府沒有統一政策。［27］

由于以上這些差異，再加上中美關系的結構性矛盾，美國便以碳減排名義構筑新戰略陷阱，扼殺中國的發展。拜登政府要求中國在一些方面采取措施：限制煤炭使用、禁止森林砍伐（美國自身并未完全履行同等的承諾）、減少甲烷排放、設置“懲罰機制”為貧困國家提供環保資金等。［29］這些都反映出美國的雙重標準與霸權主義，對中國挖陷阱設門檻，頻繁造成“碳干涉”現象 ［26］ ，甚至涉及中國核心利益，限制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及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總體來說，在博弈與合作并存的背景下，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全球氣候治理問題，因為氣候問題背后伴隨著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復雜交織。［26］鑒于當前復雜的中美關系，兩國之間能源合作發展前景存在不確定性，中國在堅守核心利益與主權問題的前提下，在能源安全與能源合作領域與美方建立相關的溝通渠道，力求達成共識、消弭分歧、相向而行，為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做出各自的貢獻。［30］

四、結語

全面分析美國碳中和目標，美國2035年實現無碳發電需要技術強力支撐，同時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回報；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可再生能源增長最快，風能太陽能貢獻凸顯。碳中和目標下美國能源政策調整背景與美國政黨、就業、國際能源發展新變化和能源消費結構新特點緊密相關，調整內容包括國內能源政策出臺和國外能源政策變化，但這種調整面臨著“不可能三角”挑戰。碳中和目標未必會促進中美關系向好，尤其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問題使雙方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前景存在不確定性乃至博弈，但共同的碳中和目標還是給雙方在這一溫和的領域提供互動空間和合作可能，處理全球氣候治理問題需放在中美關系“大氣候”下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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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Energy Policy Adjustments and Their Effects on Sino-US

Competition & Cooperation Under the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

GAO Xiao， ZHOU Jiayi， HU Tian， SUN Qingkai

（Department of Foreign Studies，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aoding 071003，Hebei，China）

Abstract： After Chinas announcement of its target of carbon peak by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its goal of net-zero emissions by 2035 and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and adjusted its energy policies.The current paper analyzes American targets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details，explores its backgrounds，contents and challenges of adjustments of energy policies and judges the future of Sino-U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The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s.American targets of carbon neutrality depend on the suppor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re of great benefit to economy.The adjustments are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governing values of Democratic Party，labor markets，global energy tendency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Biden government issues energy acts at home and adjusts energy policies abroad， but faces the challenge of "impossible triangle".Sino-US cooperation are essential for tackling the climate change，but their opposite energy systems， especially the structural problem， result in uncertainty or even competi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prospe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carbon neutrality goal;energy policy;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ino-US energy 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