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嫣嫣 陳曉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 西安 710055
城市公園是居民進行社會交往活動的重要空間載體[1-2]。 市場化引導的社區聚集模式的改變使社交活動在社區內開展的比重下跌, 并向城市的服務空間、 公園和開敞空間外延[3-4]。 考慮公園較強的空間開放性、 共享性和活動多樣性特征,應積極發揮對社交活動的支持能力。 但是, 標準化的公園設施配置使公園設計方案多匹配于規模和主題, 忽略其服務社會生活的本質[5]。 因此,面臨社會關系冷漠及居民直接交往比重的萎縮[6],優化公園綠地支持社交活動的環境特征是驅使公園空間效益從游憩服務能力提升轉向社交活動支持能力提升的重要前提。
社交潛力最初基于時間地理學的時空棱柱概念提出, 強調群體的時空共現[7-8]。 伴隨社交潛力引入的綠色空間定義為公園環境促進居民發生社交活動的機會[8-9]。 相對比關注人與空間交互作用產生的人群活動強度特征的空間活力[10-11], 社交潛力更注重人與空間關系支持所形成的具有人與人之間互動特征的空間交往屬性。 當今公園綠地社交主題的研究多聚焦于公園場地設計與個體真實交往活動的互動[12-14]。 然而此類研究無法從整體上探究公園支持社交活動發生的機會水平, 也無法從供需協調的角度提出增強公園社交潛力的環境優化策略。因此, 為激發公園交往活動, 本文從空間潛力(支持社交活動的公園環境) 和需求潛力(居民對公園社交空間的需求) 兩方面衡量公園社交潛力, 旨在明晰公園綠地支持社交活動的空間潛力與居民對公園社交空間需求潛力的協調關系, 并基于兩者的協調程度提出公園社會服務增效的優化路徑。
西安市公園資源豐富, 且不同時期居住空間鑲嵌和分異特征并存[15]。 依據公園自身及周邊的環境特征, 篩選出分布于西安市不同區域的12 個公園為研究對象(圖1), 包含社區公園6 個(文體公園、 蓮湖公園、 勞動公園、 小寨公園、 紫薇文化公園、 大華公園), 專類公園4 個(大明宮遺址公園、 興慶宮公園、 唐城墻遺址公園、 曲江池遺址公園), 綜合公園2 個(長樂公園、 永陽公園)。 除永陽公園位于商務辦公區以外, 其他公園都位于居住區, 其中蓮湖、 勞動、 長樂、 興慶公園位于老城居住區。
圖1 公園分布、 調查對象住區位置及建成環境評價分類
于2022 年4—12 月中節假日的8 ∶ 00—18 ∶00進行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包括公園參觀者的社會經濟屬性 (性別、 年齡、 教育、 家庭成員、 月均收入)、 日常公園旅行習慣(到訪頻率、停留時間、 活動類型等) 和居住地址。 調查對象盡量涉及不同屬性和活動類型的參觀者。 共發放問卷1 380 份, 回收有效問卷1 259 份, 其中社區公園605 份, 綜合公園248 份, 專類公園406 份。環境數據包括公園環境和住區建成環境。 公園場地設計特征通過現場踏勘及咨詢公園管理辦公室獲取。 評價公園區位環境特征的公園出入口500 m緩沖區內[16]的商業設施規模、 城市公共設施、 其他開放空間和公共交通可達性數據基于百度POI獲得。 公園出入口數據與城市路網數據來自于BBBike 和現場踏勘。 采用住區建成環境評價表征公園周邊的居民屬性構成[17], 其中住區特征的房價、 房齡、 綠化率等相關信息通過住房租售平臺獲取2022 年的均值。 鄰里特征的生活、 文化、 交通等配套是基于2022 年百度地圖的POI 數據。
社交空間潛力通過公園環境特征進行表征, 包括場地設計特征、 區位環境特征兩個層面[18](表1)。 現有研究證明場地設計特征對居民社交活動具有顯著的支持作用, 例如設施多樣性、 景觀的觀賞性等[19-20]。 同時, 公園社區、 公園綜合體的提出說明公園周邊的商業規模、 用地混合度也對公園社交活動的發生具有支持作用[21-22]。
表1 社交潛力測度指標
社交需求是居民參與社交活動的意愿。 人口規模測度社交需求會夸大真實的需求度, 且難以體現居民的需求偏好[23]。 考慮公園內居民的出行規律與游憩活動可以側面反映居民潛在的需求[24-25], 本文采用表示社交活動發生機會的活動特征表征居民潛在的社交需求。 相關研究中衡量居民社交活動發生概率的活動包括行為類與屬性類, 其中行為類關注公園環境對活動的支持能力,如參觀者停留時長、 活動類型[26-28]; 屬性類關注公園對不同屬性居民的吸引能力, 如參觀者規模、多樣性[29-30](表1)。 本文參觀者多樣性與均勻度的計算均以公園實際服務范圍內居民構成為參考[31]。
2.2.1 空間潛力測度
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確定不同環境特征表征社交空間潛力的權重, 以獲取社交空間潛力的綜合測度模型。 由表2 可知, 因子提取個數為4 時, 旋轉后累積方差解釋率為87.166%, 表明公園周邊的城市設施(因子1)、 公園內外的交通和便利設施(因子2)、 公園內外的景觀特征(因子3) 及自身的活動設施特征(因子4) 4 個因子對源數據有較好的解釋性。 然后對每個因子的方差解釋率進行歸一化處理, 以獲取因子的權重系數。 為明確因子中具體每項的權重, 采用熵值法確定每個環境要素的權重(表2)。 最后依據因子及因子中每項環境要素的權重, 得出公園社交空間潛力的測度模型如公式(1) 所示。
表2 社交空間潛力(YSpace) 測度指標權重
2.2.2 需求潛力測度
行為類社交需求潛力指標計算: 首先, 利用參觀者從住區到公園的最短旅行距離計算公園實際輻射地理范圍的均值。 然后, 在實際距離均值內統計參觀者到訪頻率、 活動類型和停留時長的均值, 其中, 活動類型按照其他、 觀賞、 體驗、 休閑、 體育、 社交劃分為6 個等級。 最后, 通過與專家討論和預調研結果分析, 將居民的活動頻率劃分為0.1、0.2…1.9、 2.0 的20 個梯度, 其中0.1 對應頻率為1 次/年, 2.0 對應頻次為3 次/日。
屬性類社交需求潛力指標計算: 通過ArcGIS10.2 軟件利用漁網統計250 m×250 m 網格中住區特征、 鄰里特征、 可達性特征, 并通過柵格疊加分析獲取西安市居住空間類型劃分圖, 以表征居民屬性[17]。 居住空間類型劃分結果會利用1 259 位參觀者的社會經濟屬性進行檢驗。 本文利用網絡分析法計算公園出入口在實際距離均值下的空間輻射范圍, 并以此范圍作為計算公園人群特征的參考。
1) 參觀者規模, 即實際參觀者數量。
2) 參觀者多樣性, 即相對于公園輻射范圍內的居民類型, 公園參觀者涉及的居民類型種類。數值范圍為0~1, 越接近1, 人群多樣性越高。
式(2) 中:D為多樣性;Tv為參觀者類型種類;Tp為居民類型種類。
3) 參觀者均勻度, 即相對于公園輻射范圍內不同類型居民構成, 公園不同類型參觀者的分配均勻度。 本文借用信息熵計算人群均勻度。 數值范圍為0~1, 越接近0, 人群類型分配越均勻。
式(3) ~ (5) 中:U為均勻度;IEv和IEp分別為參觀者類型和居民類型的分配均勻度;k為參觀者類型種類;Pij為第i個公園中第j種類型參觀者數量與所有參觀者總數的比值;IEp與IEv的計算方式相同。
關于社交需求潛力的計算, 需要對測度指標進行正向化或逆向化處理, 以保證所有數據方向相同且無量綱。 同樣利用熵值法對社交需求潛力測度指標進行賦權。 根據表3 權重系數結果, 行為類和屬性類社交需求潛力的測度模型為公式(6)(7)所示。
表3 權重結果匯總表
基于公式(1) 的公園社交空間潛力的測度模型, 得到公園4 個環境因子(城市設施、 交通和便利設施、 景觀特征、 活動設施特征) 的得分和社交空間潛力的綜合供給能力。 由圖2 可知,相比于綜合公園和專類公園, 規模較小的社區公園具有較低的社交空間潛力及環境因子變化波動。關于社區公園, 城市設施特征(因子1) 與社交空間潛力相似的變化趨勢說明公園區位環境中的商業及公共設施水平是社區公園社交空間潛力供給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 其次是公園場地設計中的設施配置。 綜合公園的環境品質使其具有較高的社交空間潛力, 但綜合公園不同環境特征營建的均衡性使其具有不同的優、 劣勢。 相對于社區公園、 綜合公園, 專類公園的社交空間潛力變化幅度最大, 這與其建設主題相關, 即使同為遺址保護公園, 由于保護方式的差異, 公園承擔活動的能力和類型也存在明顯差異。
圖2 社交空間潛力
在獲取公園參觀者活動行為特征和屬性特征的基礎上(圖3), 基于社交需求潛力的測度公式(6)(7) 可獲得公園行為類、 屬性類社交需求潛力。 公園的屬性類社交需求潛力整體水平較穩定, 大部分在0.6 左右浮動, 說明居民對在不同類型公園內與其他屬性居民進行社交活動的意愿沒有明顯差異(圖4)。 但是, 如果公園具有較高的知名度或可達性, 也會明顯增加居民的屬性類社交需求, 如知名度較高的曲江公園(圖4)。 公園間行為類社交需求潛力變化明顯, 說明公園服務對象的年齡結構等社會經濟屬性產生的社交限制與偏好主要影響居民的行為類社交需求。 如位于老城區的公園比位于新城區的公園具有相對較高的行為類社交需求。 關于兩類社交需求潛力的差異, 公園間呈現不同的特征, 據此可以引導公園協調兩種角度下的公園社交環境營建。
圖3 公園參觀者群體活動特征
圖4 社交需求潛力
耦合協調模型用以衡量供(空間潛力) 需(需求潛力) 兩個系統在同一空間內的相互作用程度。 以耦合協調度D 值0.4 為劃分標準, 發現接近30%的公園出現至少一類的需求潛力與空間潛力失調(圖5)。 依據兩者的協調關系可以將公園劃分為4 種類型:
圖5 社交空間潛力與需求潛力耦合協調度
1) 空間潛力與行為類、 屬性類需求潛力均協調。 這種關系說明公園對人群吸引、 交通可達和活動支持產生影響的不同環境要素配置恰當。
2) 空間潛力與行為類需求潛力失調。 這種情況均出現在以景觀營造為主的公園。 結合公園真實的活動情況發現, 社交空間供給類型與社交需求的不匹配是導致空間潛力與行為類需求潛力失調的核心。 比如, 興慶公園為居民游憩類社交活動提供了很高的空間潛力, 而在居民多種社交活動需求中, 游憩類社交活動的需求有限, 故出現失調。
3) 空間潛力與屬性類需求潛力失調。 此類公園均為社區公園, 社區公園寬泛、 靈活的配建要求及多樣的區位環境, 使其具有的吸引力和可達性存在差異, 因而容易出現公園的社交空間供給潛力低于居民屬性類社交需求潛力。
4) 空間潛力與兩類需求潛力均不協調。 大華公園作為供需失調的樣本, 其代表城市開發建設邊緣區的公園。 因城市交通、 商業服務設施建設的滯后性降低了服務范圍內弱勢群體的到訪機會,同時遮蔭率較低的公園景觀環境又降低了居民的到訪頻率, 進而出現供需失調。
空間潛力與行為類需求潛力失調的公園綠地環境優化主要側重于公園場地設計中景觀休憩場所的兼容改造, 表現此類失調的公園綠地主要是綜合公園和專類公園中以景觀營造為主的公園。 基于公園場地設計環境的社交空間供給類型與服務范圍內居民的社交需求類型的匹配目的在于對不同氛圍景觀場所供給重復的場地進行適當改建, 使其兼容開展其他社交活動的場所。 通過公園場地設計環境的復合式開發促進居民形成多頻次的到訪, 開展多樣化的群體活動, 是解決社交空間潛力與行為類社交需求潛力失調的有效策略。
空間潛力與屬性類需求潛力失調的公園綠地環境優化應側重于場地設計和區位環境的協同升級, 表現此類失調關系的公園綠地主要是社區公園。 對于社區公園場地設計環境的優化引導, 應對其靈活的設施配置要求進行一定的調整, 如保證服務輻射范圍較大設施的底線配置要求, 以增加公園對其服務范圍內不同屬性群體的吸引力。對于社區公園區位環境的引導, 應積極倡導日常商業設施、 地鐵站點與公園的鄰近關系; 通過利用社區公園整合日常休閑、 健身、 娛樂、 交通設施的方式, 改善社區級公共空間的供給能力和交通環境; 利用公園設計與城市設施規劃的有效銜接, 促進居民多目的出行路徑, 進而積極建立城市公共資源間的協同增效。
空間潛力與行為類、 屬性類需求潛力失調的公園綠地環境優化應側重于個人交通的可達性和非景觀類活動設施的完備性, 出現此類失調關系的公園綠地是城市開發建設邊緣區的社區公園。 對于此類公園, 區位環境和場地設計環境的改善必然是一個時間累積的過程。 面對過程中出現的社交空間潛力供給無法滿足居民社交需求的問題, 增加公園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停車區, 豐富群體性體育運動的場地是緩解問題的重要路徑。 此類公園應利用本身用地較充足、 可操作性強的優勢, 搭建新穎、 舒適的場所環境彌補開發建設邊緣區公園固有的城市環境滯后的不足, 進而改善社交空間潛力與需求潛力的協調關系。
在公園綠地環境干預中, 增強公園綠地的可達性和設施完備性以增強居民社交活動的結論與以往的研究結論一致[32-33]。 公園綠地交通可達性、 設施完備性對于促進居民社交活動、 提升公園綠地社交潛力提供了重要的規劃干預方向。 但是, 已有研究普遍關注公園綠地交通設施、 景觀特征、 活動設施特征[12,19], 而本文強調了城市設施的影響關系, 并將其納入公園社交空間潛力的測度指標, 進而創新性提出了社區公園與社區級公共服務設施有效銜接以促進居民社交活動的策略。 同時, 已有研究聚焦于公園社交活動影響因素的分析思路, 提出的環境干預措施多是針對所有類型公園綠地[34], 而本文基于社會交往潛力供需視角的分析思路, 明確了不同類型公園具有的供需問題, 進而提出針對不同類型公園的場地設計環境和區位環境的優化路徑, 這結果對以社交活動供需匹配提升為目標的公園綠地更新改造實踐提供了更具體明確的策略引導。 但是, 本文以公園整體為單元測度社交潛力, 導致了公園內部所有場景社交潛力的平均化, 容易隱藏不同場景間存在的問題, 也無法探索更精細的場景優化策略。 因此, 未來的研究可以對公園進行更精細的空間單元劃分, 以探索更詳細的增強公園社交潛力的環境優化路徑。
1) 在社區公園、 專類公園和綜合公園3 類公園中, 社區公園的社交空間潛力最低, 專類公園的社交空間潛力變化幅度最大。 2) 依據行為類、屬性類需求潛力的變化趨勢, 發現不同屬性居民間的需求偏好主要影響居民的行為類需求潛力。3) 基于社交空間潛力與需求潛力的協調度, 公園被劃分為供需協調、 供給與行為類需求失調、 供給與屬性類需求失調及供需失調4 種類型。 4) 綜合公園和專類公園中以景觀營造為主的公園及社區公園是供需調配的重點對象。 針對空間潛力與行為類需求潛力失調的公園綠地, 其環境優化應側重于公園景觀休憩場所的兼容改造; 關于空間潛力與屬性類需求潛力失調或供需失調的公園綠地, 其環境優化應側重于場地設計和區位環境的協同升級及個人交通可達性和非景觀類活動設施完備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