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綠地八類感知屬性的城市公園場所依戀影響機制?

盧一葦 劉志成

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 北京 100083

隨著中國城市空間存量提質的形勢逐漸凸顯,綠色空間的提質增效成為城市高質量發展和居民高品質生活的關鍵因素。 城市公園、 綠地和自然保護區等城市綠色空間不僅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是市民休閑、 社交互動以及精神愉悅的場所, 彰顯著城市的品質與活力。 但由于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城市綠色空間面臨景觀面貌日益趨同單一, 缺乏文化特色等困境, 從而導致居民使用頻率不高或情感認同不足等問題。

場所依戀是游憩地理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理論,它著重研究人與地方之間情感聯系的問題, 旨在解決人地互動、 地方情感認同等方面的課題。 近年來, 場所依戀理論已被國內外相關學者廣泛運用于城市公園、 社區鄰里關系以及景區旅游地等空間內的人地互動關系方面的研究[1]。 場所依戀作為個體與環境的情感聯結, 可以為個體帶來積極的影響, 使個體在環境中舒緩壓力, 放松心情,從而促進大眾健康[2－3]。 同時, 場所依戀在提高游客忠誠度[4]、 游客環境責任行為[5]與公園活力性[6]等方面也起到促進作用。 大多數研究表明,個體對環境的場所依戀程度與景觀價值[7]、 場地文化、 社會交往[8]和活動頻率[9]等社會維度的因素呈正相關關系。 也有學者認為場所依戀是物質環境特征與個體在場所進行的活動和體驗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0], 個體對環境的場所感知和游憩體驗等能夠影響場所依戀的形成。 然而, 當前從場所感知體驗角度探討場所依戀影響機理的研究鮮見報道, 相關研究對個體在環境中所獲得的體驗與感知的分類還不夠深入。

研究發現, 可以從個體感知的角度對城市綠地環境特征進行描述和評價, 將游客在環境中的感知體驗劃分成不同的屬性特征[11]。 在此基礎上, 瑞典學者Grahn 和Stigsdotter 通過實地調查研究, 總結了城市綠色空間具有的八類感知屬性(Perceived Sensory Dimensions, PSDs): 1) 自然性(nature), 像大自然一樣的環境, 植物自由生長, 有一些天然的小徑； 2) 文化性(culture),綠地與人造景觀相結合, 環境中富有當地文化或歷史的氛圍； 3) 眺望性(prospect), 視野開闊,可以看到遠處的景色； 4) 社會性(social), 在環境中可以進行社交互動, 常有聊天、 運動, 或進行其他娛樂活動的人群； 5) 庇護性(refuge),提供安全感和隱私感的空間, 可以在此進行娛樂活動或獨處； 6) 空間性(space), 由植物在有限的空間內營造空間和布局的變化, 可以供人進行活動； 7) 物種多樣性(rich in species), 環境中有豐富多樣的動植物； 8) 平靜安逸性(serene),環境有著安靜、 舒適的氛圍, 沒有嘈雜聲和令人煩悶的因素[12]。 該方法在歐洲得到了廣泛應用,主要作為城市綠地感知和評價的工具, 國內也有學者證明了該方法在中國城市綠地中的適用性[13]。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結合了社會文化、 空間特征、 自然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強調人在綠地中的重要作用, 全面總結了個體在城市綠地中的不同感知屬性, 有助于建設真正“以人為本” 的宜居環境。

構建綠地八類感知屬性與城市公園游客場所依戀的影響機制模型, 以北京市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和朝陽公園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檢驗, 探究綠地感知屬性對場所依戀的影響機制, 不僅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城市居民與城市公園之間的關系,還為城市綠色空間的設計與提質增效提供了理論參考, 以實現更宜居、 可持續、 社會互動豐富的城市愿景。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假設

1.1.1 場所依戀的二維結構

場所依戀(Place Attachment) 是指是人與場所之間基于感情、 認知和實踐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種情感聯結關系[10]。 該理論最早由丹尼爾?威廉姆斯和約瑟夫?羅根巴克[14]于1989 年提出, 其經典二維結構包括場所認同和場所依賴兩個維度。場所依賴是指人對場所的功能性依賴, 反映了場所的景觀環境、 公共服務、 獨特資源等可以滿足游客的使用需求； 場所認同是指人對場所的精神性依賴, 是個體對客觀環境有意或無意的想法,并借由觀念、 信仰、 喜好、 感受、 體驗、 價值觀和行為傾向的結合, 所形成的對于該場所的情感依戀[15]。 場所依戀的二維結構在此后的場所依戀研究中得到了普遍認可, 陳浩和肖玲[16]通過研究證明在中國城市公園中場所依戀同樣具有穩定的二維結構。 本研究將從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兩個維度展開研究。

1.1.2 場所依戀與八類感知屬性的關系

研究表明, 游客在場所獲得的感知體驗會對場所依戀的形成產生積極影響。 吳安格[17]在對場所依戀的影響機制研究中發現, 場所的物質環境與依托其發生的游憩活動方式會影響場所依戀程度的強弱, 但未對不同的物質環境與游憩活動體驗展開探究。 黃思穎等[18]提出場所感知可分為場地要素感知、 場所空間感知、 色彩感知、 場所感感知和地域文脈感知, 并且通過對福州城市綠地的實地研究發現, 游客在城市公園中獲得的空間感知、 地域文脈感知和場所感感知可以對場所依戀的形成呈顯著積極影響。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與前人對場所感知的分類有相似之處, 并且是對游客感知體驗的進一步分類與拓展, 更為全面地概括了游客在城市綠地中獲得的不同感知。 此外,在城市綠地感知與場所依戀的影響機制的相關研究中, 感知體驗對場所依戀的兩個維度的影響機制還不夠明確。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兩組假設: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對場所依賴有顯著正向影響(H1a－h),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對場所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H2a－h)。

1.1.3 場所依賴的中介效應

研究表明, 場所依賴作為一種淺層次的測量,是對場所的功能性依賴, 這種功能上的依賴能影響個體對場地情感上的認同, 即場所依賴可以影響場所認同, 場所認同能夠在場所依賴和個體對環境的態度與行為中發揮中介效應[19]。 劉群閱等[20]在研究中發現了場所依賴在環境偏好與場所認同之間的中介效應, 并且提出深層次的場所認同更有助于游客的健康恢復等積極影響。 為探究場所依賴在八類綠地感知屬性與場所認同之間的中介效應, 以提高游客對環境更深層次的情感認同,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場所依賴對場所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H3),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可以通過場所依賴的中介作用對場所認同產生間接影響(H4a－h)。

基于以上分析與假設, 構建城市公園綠地感知對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影響機制模型(圖1)。

1.2 研究對象

本次調研在北京市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簡稱“奧森公園” ) 和朝陽公園展開。 奧森公園占地581.88 hm2, 是北京市面積最大、 功能最完善的綜合性城市公園。 朝陽公園占地288.7 hm2, 是以園林綠化為主的多功能的綜合性公園。 這2 個大型城市公園均具有科普文化、 體育活動、 兒童娛樂、 安靜休息、 生態游覽以及集散服務等功能,其環境特征與八類感官感知維度相符(圖2), 為游客提供了多樣化的體驗與活動空間,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與代表性。

1.3 問卷設計

問卷包括3 個部分,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量表、 場所依戀量表和基本個人信息調查。 結合具體的公園環境, 設計的八類感知屬性量表包括自然性、 文化性、 眺望性、 社會性、 庇護性、空間性、 物種豐富性和平靜安逸性8 個維度。 場所依戀量表包括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2 個維度。問卷量表(表1) 均采用李克特－七點量表, 用1 (非常不同意) ~7 (非常同意) 來表示。 此外, 基本個人信息調查涵蓋性別、 年齡、 學歷、家與公園的距離以及訪問公園的頻率。 為了確保問卷的有效性, 在正式發放問卷前進行了預調研。 根據預調研結果, 刪除了信效度不達標或因子載荷量較低的5 個題項, 形成本次調查的正式問卷。

表1 問卷量表

1.4 數據收集與分析

正式調研于2023 年7—9 月展開, 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對奧森公園和朝陽公園的游客發放問卷。根據相關研究, Barrett[24]認為樣本數應大于200個, 但也提出由于SEM 處理數據時一般采用內置的最大似然法, 該方法在樣本數大于500 時, 卡方值會嚴重膨脹, 使模型的擬合度不佳； 張偉豪等[25]提出, 若使用最大似然法樣本數應控制在200~500。 因此共累計發放問卷320 份, 排除答案一致或漏答的問卷后, 得到北京市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有效問卷163 份, 朝陽公園有效問卷113 份, 共276份, 有效回收率為86.25%。

本研究采用Anderson 和Gerbing[26]提出的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的兩步法對收集到的276 份有效數據進行分析。 測量模型驗證主要包括對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 考察測量變量題項內部的一致性以及變量之間的區別, 采用SPSS 27.0和AMOS 26.0 對各驗證指標值進行計算。 結構模型驗證通過AMOS 26.0 軟件計算路徑系數及顯著性。 為進一步探究場所依賴的中介效應, 采用Bootstrapping 方法步驟[27]進行驗證。 Bootstrapping是一種用于估計統計量分布或參數置信區間的非參數重抽樣技術, 該方法在確定樣本數量后, 通過有放回的重復抽樣, 對抽樣結果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并基于這些重復的統計量計算置信區間。該方法具有較廣的適應性, 可以直接計算統計量的置信區間, 無需依賴對參數分布的假設, 使得置信區間的估計更加靈活和準確[28]。 本研究中介效應的具體檢驗步驟為: 使用AMOS 26.0 中的Bootstrapping 方法, 進行5 000 次抽樣, 設置置信區間為95%, 若置信區間不包含0, 則表示該中介效應顯著； 若置信區間包含0, 則表示該中介效應不顯著。

2 結果與分析

2.1 測量模型驗證

測量模型信度系數及收斂效度結果如表2 所示, 根據Fornell 和Larcker[29]提出的標準, 所得計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克隆巴赫系數均大于0.8,符合信度判斷標準0.7, 且組合信度(CR) 均大于0.7, 表明測量題項內部一致性良好。 各變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 都大于0.5, 表明測量模型收斂效度較好。 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平方根大于其所在列的所有數值(表3), 表明測量模型區分效度較好。

表2 測量模型信度系數及收斂效度

表3 測量模型區分效度

2.2 結構模型檢驗

2.2.1 結構模型擬合度檢驗

為了檢驗結構模型的擬合優度, 本研究采用AMOS 26.0 軟件構建綠地感知屬性、 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的影響機制模型。 利用問卷調研得到的276 個樣本數據進行模型擬合度檢驗, 并與Hair等[30]提出的模型擬合指標推薦值進行比較, 計算得到的各項模型擬合參數為: 規范卡方值(CMID/DF) 為2.026, 大于3； 擬合度指標(GFI) 為0.842, 大于0.8； 調整的擬合度指標(AGFI) 為0.801, 大于0.8； 比較性擬合度指標(CFI) 為0.952, 大于0.9； 非規范擬合度指標(TLI) 為0.943, 大于0.9, 近似均方根誤差(RMSEA) 為0.061, 小于0.08；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RMSR) 為0.067, 小于0.08。 通過對比分析, 可以認為測量模型擬合指數符合推薦水平,表明樣本數據與研究模型擬合良好。

2.2.2 假設檢驗

模型路徑分析結果(表4) 顯示: 八類綠地感知屬性中的文化性(P<0.001)、 社會性(P<0.001)、 庇護性(P<0.01) 和空間性(P<0.01)對場所依賴有顯著正向影響； 眺望性(P<0.05)對場所依賴有顯著負向影響； 自然性、 物種豐富性和平靜安逸性對場所依賴無顯著影響。 文化性和平靜安逸性(P<0.05) 對場所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 自然性、 眺望性、 社會性、 庇護性、 空間性和物種豐富性對場所認同無顯著影響。 場所依賴(P<0.001) 對場所認同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4 模型路徑分析

2.2.3 中介效應檢驗

標準化的Bootstrapping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5) 顯示: 文化性、 社會性、 庇護性、 空間性感知可以通過場所依賴對場所認同產生間接(P<0.01) 正向影響； 眺望性(P<0.05) 感知可以通過場所依賴對場所認同產生間接負向影響； 自然性、 物種豐富性和平靜安逸性感知不可以通過場所依賴對場所認同產生間接影響。

表5 標準化的Bootstrapping 中介效應檢驗

3 討論

游客在與公園環境互動中獲得的感知體驗是影響其場所依戀的重要因素。 在城市公園場所依戀影響機制模型中, 綠地八類感知屬性的影響方式與程度各不相同, 其中對場所依戀影響最顯著的是文化性感知, 其次是社會性感知。 因此, 在城市公園的設計與更新中, 需要充分重視游客在文化、 社會和空間等多維度的感知體驗, 有助于喚起游客與環境之間的情感連結, 進而打造更具場所依戀感的城市公園環境, 以期實現更宜居、可持續、 社會互動豐富的城市公園愿景。

自然性和物種豐富性對場所依戀無顯著影響。經分析, 場所依戀最初源自于對家的情感聯系,依戀感與家的庇護與隱私功能相關[31], 具有自然性和物種豐富性的公園環境無法給游客提供類似家的庇護感與安全感, 也缺乏足夠強的功能性,因此無法有效地引發游客與公園之間的情感聯系。此外, 有研究指出茂密的樹林可能會引起個體的恐懼和壓力[32], 因此自然性和物種豐富性感知對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的形成均無法起到較為顯著的積極作用。 眺望性對場所依戀有負向影響。 經分析, 這可能是由于公園管理需要, 開闊的草地并非游客活動區域, 因此游客在公園中對眺望性的感知較為有限。 關于眺望性感知對場所依戀的具體影響, 需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

本研究基于綠地八類感知屬性, 從場所依戀的兩個維度揭示了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對城市公園游客場所依戀的影響機制, 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在理論方面, 從單一的社會維度特征或物理環境特征轉換到公園環境與游客之間的關系研究, 為城市公園場所依戀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在實踐方面, 城市公園的設計與更新可以依循“綠地感知屬性→場所依賴→場所認同” 的影響路徑, 營造有助于增強游客與環境情感聯結的城市公園環境, 以期實現城市公園場所依戀的有效提升。

盡管本研究提出的城市公園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對場所依戀的影響機制模型為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 但仍需進一步修正和優化。 首先, 奧森公園和朝陽公園在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和城市公園建設質量方面具有顯著代表性, 但仍有必要進一步驗證研究結果的普適性和可推廣性。 其次, 由于研究條件的限制, 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僅著重于綠地八類感知屬性對場所依戀的影響, 未來研究可以將其與社會因素、 個體因素或其他潛在影響因素相結合, 以探究場所依戀更為復雜的機制。

4 結論

本研究以北京市奧森公園和朝陽公園為例,構建城市公園游客場所依戀模型, 探究綠地八類感知屬性、 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之間的影響機制,得出以下結論: 文化性、 社會性、 庇護性和空間性感知可以對場所依賴產生顯著積極影響, 其中影響效應最大的是文化性感知, 其次是社會性感知； 文化性和平靜安逸性感知可以對場所認同產生直接積極影響； 文化性、 社會性、 庇護性、 空間性、 眺望性感知能夠通過場所依賴的中介效應對場所認同產生間接影響； 自然性和物種豐富性感知對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的影響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