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邏輯、表征與調控路徑?

吳殿鳴 邵大偉

蘇州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江蘇蘇州 215011

社會空間一詞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Durkheim) 在19 世紀末創造和應用的[1], 其字面意思包含兩個層面: 社會代表人的群體； 空間則體現出群體的地域性[2]。 長期以來, 社會空間在不同學派存在具體界定的差異。 芝加哥學派強調社會生態過程, 提倡以不同社會群體的居住空間分異來理解社會空間[3]； 伯克利學派的法國地理學家索爾(Sorre) 從地域出發, 強調居民的空間感知和認同度[4]； 人文區位學派的約翰斯頓(Johnston) 將社會空間定義為“社會群體感知和利用的空間”[5]； 行為學派從社會關系解構社會空間, 定義為個人通過朋友、 親人、 媒體等社會關系所涉及到的空間區域[6]； 新哈佛學派認為符號、 文化標志可對抽象社會空間具象化, 以此表征在社會中的地位、 資本占有和文化強弱[7]。 馬克思主義學派從“空間生產” 視角提出社會空間是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的產物, 同時空間又生產著社會關系, 強調 “社會” “空間” 的辯證統一[2]。 關于社會空間不同側重和角度的論斷為社會空間解構和系統認知奠定了基礎, 也可有效促進探究其與公園綠地空間的關系。

公園綠地是穩定城市生態的綠色基礎設施,也是市民最根本民生福祉、 社會福利的體現, 兼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具有物質的形態和空間的表征。 城市公園綠地配置受自然環境要素影響顯著, 多依附于自然山水地形、 歷史文化遺跡布局, 又受城市規劃相關標準規范約束和政策導向牽引, 空間分異的平衡性、 均等性問題較為突出。公園綠地是城市綠地中與市民關聯度最高的開放性綠色空間, 一方面可以供給居民優質生態服務產品和公共空間； 另一方面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住、 商業、 服務業等城市功能空間的布局,表現出較為突出的社會空間效應特征。

基于公園綠地的價值獨特性和資源稀缺性,結合公園綠地與社會空間理論的內涵和特性可以發現, 兩者具有密切的關聯關系。 江海燕等[8]、周春山等[9]較早梳理了國外城市公園綠地的社會分異研究成果, 對其“綠墻” 式的社會隔離性或“綠磁” 式的社會融合性, 以及社會空間分異的熱點研究方向進行深入剖析, 并實證揭示社會空間的分異規律。 近年來, 國內外圍繞社會公平正義探究公園綠地供給水平、 配置特征、 可達性狀態的研究逐漸增多[10－13], 并表現出類型化空間和特定人群的研究趨勢[14－17]。 然而仍需要從社會空間的多重內涵視角深入探究其分異的內在邏輯規律及其外在的空間表征現象, 為生態文明轉型階段城市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優質生態產品的精準供給提供科學依據, 高效協同兩者空間關系。

1 城市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邏輯

公園綠地供給的不均衡與需求的社會空間階層、 結構之間的勢差, 是導致其分異邏輯的起點。結合國內外學者對社會空間的主要理解, 在社會空間分異的內在邏輯規律方面, 公園綠地可作用于驅動居住空間布局、 分化感知利用空間、 激活行為與交往、 塑造符號與文化、 觸發空間生產與生產空間(圖1)。

圖1 城市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作用邏輯及其過程

1.1 公園綠地驅動居住空間布局

從1920 年代開始, 以伯吉斯(Burgess)、 霍伊特(Hoyt)、 麥肯齊(Mckenzie) 為代表的學者引入生態學思想的支配、 侵入、 演替等概念進行社會(區) 形成的研究, 在總結案例城市的基礎上, 相繼提出了同心圓理論(The Concentric Zone Theory)、 扇形理論(Sector Theory)、 多核心理論(Multiple Nuclei Theory)[18]。

城市布局模式表明, 公園綠地與居住空間分異密切關聯。 隨著地租金額由城市中心向外圍遞減, 居住環境質量逐漸提升, 中等收入、 高收入居民逐漸向城市外圍公園、 自然風光資源豐富的居住環境遷居； 中心區周邊受到地價成本影響,公園綠地等環境設施難以新建, 逐漸淪為城市的貧民窟。 傳統模式模型較為直觀地揭示了不同特征居民中同類居民聚居形成的居住空間的分異現象[2,4], 也解釋了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原理。在地價、 房價、 優美景觀環境、 稀缺綠地資源共同博弈下, 塑造了居住空間分異。

1.2 公園綠地分化感知利用空間

社會空間可以理解為共同價值觀、 態度和行為方式群體所形成的城市馬賽克, 即居住在同一區域的群體往往具有相似的空間認知、 城市意象[2,19]。 公園綠地具有可觀的環境美化、 生態提升價值, 對其價值的認知會因人群屬性而產生分異, 進而產生行為的差異。 例如, 喜歡休閑游憩活動的人群更偏好公園綠地空間, 居住會表現出明顯的“趨綠” 取向, 乃至為此付出較高的金錢成本[20]。 感知空間具有城市、 社區、 鄰里和家庭的尺度差異, 可通過多尺度層級去理解, 并揭示其空間分化特征。 大型綜合公園會成為構建城市意象的標志, 區域性公園在社區居民層面產生顯著影響, 鄰里公園和居住區公園則會構建鄰里和家庭的認知與價值觀念。

1.3 公園綠地參與構建社交網絡

社會空間可以表征為個人融入到社會的社會關系, 地理學者將社會關系進行了空間化[6,21]。城市公園是居民社會交往的重要節點, 社會空間網絡特征也可成為城市公園進行布局規劃、 優化的重要依據。 馬賽克化的城市社會空間需要各種社交活動場所, 以此打破社會隔離、 強化交流與融合[10]。 “粘合劑” “陌生人的會場” “街頭芭蕾” “街頭劇場” “街頭舞臺”[20]均強調公園的社會價值, 也體現了公園綠地參與社交和社會關系構建的作用。 托普森(Thompson) 提出希望公園成為文化“色拉盤” 而非“熔爐”, 提醒社會意識和活動應該“熔而不斷” “和而不同”, 城市社會空間的多樣性和互動性是城市生機和活力的體現[21]。 公園綠地不斷成為陌生人相識、 共同愛好居民聚居活動、 信息共享與擴散、 外來人口認知融入城市的媒介或平臺。

1.4 公園綠地塑造符號與文化

人類社會的生產要素與文化要素在城市空間集聚, 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在此空間尋找自己的生存定位, 社會空間就成為彰顯社會成員身份和地位的坐標系[22]。 工作性質、 居住條件、 生活方式能夠反映出個體或群體在社會中的層級或資本占有情況, 而與工作的區域、 居住的地段、 休閑娛樂的場所空間表現出緊密的關聯[23－25]。 自然山水等大型公園和歷史園林是高度人工化城市空間中的稀缺資源, 前者具有顯著的優美空間環境和生態效益, 后者代表了歷史價值和文化品味, 兩者在高度人工化的空間分布上極端不平衡性, 而在社會階層的享用意愿和水平上也具有明顯的梯度特征, 成為階層的符號和文化的標志。

1.5 公園綠地誘發空間生產與生產空間

空間是社會關系和活動的產物, 同時空間又生產著社會關系。 城市空間是資本運作的結果,建構了道路、 工廠、 住房、 學校教育機構、 文化娛樂機構、 辦公樓等物質空間環境[26]。 哈維(Harvey) 認為城市空間還存在投資轉向的“第二循環(secondary circuit) ”, 即城市空間的再建構過程。 資本與權力共同作用所創造的城市空間,其內部居民的價值觀、 態度和行為也不可避免地被其周圍的環境所影響[27]。 城市公園是自然與社會要素的統一, 經由政府資本與權力運作, 融入特定時期設計師的思維和理念所生產出來的具體城市空間, 實現空間生產。 該空間的設計立意和時代風格是通過社會抽象并進一步表征的符號,構圖、 雕塑、 材料也會形成對歷史、 文化、 記憶、技藝的再現。

2 中國城市公園綠地社會空間分異的空間表征

城市公園綠地與城市發展、 演變緊密關聯,按照其生成模式及布局區位, 中國城市公園綠地主要有傳統既有型、 新區開發型、 老城改造型、歷史園林型等形式特征(圖1)。 根據各形式公園綠地在城市空間中的演化進程, 依次呈現出了分化、 拉動、 激活、 轉譯的分異特征。 根據上文分異邏輯框架, 可分別概括具體空間表征。

2.1 分化: 傳統既有型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

中國最早建設真正意義上公園綠地是伴隨著通商、 開埠發展而來, 在上海、 廣州等地較早出現。 傳統既有型公園綠地現多位于城市核心區或歷史風貌區, 成為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符號化空間。 因其典型標志性, 對外來人口、 外地游客具有較強的吸引力, 多有配套公共空間、 商業服務業空間的布局, 并伴生有較為豐富的教育、醫療、 居住等功能。此類公園綠地社會空間分異功能體現了人群的分異, 表現為流動性游客, 以及基本穩定的本地居民居住和服務就業人口。 該類公園綠地感知具有主觀意象性、 符號性、 標志性, 往往會成為本地人或外來人口意象空間中的標志物, 也會成為本地人休閑、 外地人游覽觀光的重要場所。 此類公園綠地空間的生產過程受到特定區域整體風貌的影響, 多為歐美景觀風格, 在其再生產過程中, 周邊街區風貌控制與形制整體上保持相互統一。

2.2 拉動: 新區新增型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

中國高速城鎮化進程所催生的新城新區, 包括了空間拓展型、 產業重構型、 體制機制創新型等。 新區新城建設尺度較大、 空間較為充裕, 為大中型公園綠地創造了空間, 良好的產業布局、優良的生態環境成為新城新區的典型特征。新城新區初期階段土地成本較低, 公園綠地一般規模較大、 系統性較強, 也是新區吸引居民遷居、 就業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金融業、 高新技術產業、 外資企業等布局, 聚集高學歷、 高技術工人、 外國人、 年輕人等人群類型。該區域公園綠地空間生產的生態導向突出, 自然的形式、 優美的景觀是其典型特征。 超大尺度公園綠地在該區域多會催生高端、 低密度住宅景觀,生活服務設施和便利交通設施； 中小尺度公園綠地多會服務于中高端高層住宅景觀, 并配套商業金融、 行政辦公等功能空間。

2.3 激活: 老城改造型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

老城區是城市發展的起步區、 核心區, 基礎設施陳舊、 數量短缺、 質量衰退等問題不斷凸顯。為提升人居環境質量, 老城區多會結合老舊居住區改造、 工業用地搬遷、 環境綜合整治等治理行動進行公園綠地建設。老城改造型公園綠地面積尺度一般較小, 但貼近居民生活, 服務功能突出。 老城區尺度較小、空間緊湊, 人口密度較高, 且多為本地老齡人口,公園綠地社會活力高、 使用率高, 是居民日常重要的交往和感知空間。 作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節點, 該類公園常常發揮著休憩、 駐足場所功能。該類公園多通過低效、 閑置空間置換產生, 建成后對老城區的生產功能較為突出, 帶動商業、 居住、 公共服務等空間優化。

2.4 轉譯: 歷史園林型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分異

傳統園林是歷史園林型公園綠地的主要來源,歷史變遷中, 其多轉化為位于古城區內部或自然環境優越的歷史名園、 遺址公園、 風景名勝區。圍繞其周邊的建筑空間肌理和形式, 以文化符號和語言的傳遞、 轉譯或復制為主。 在現代城市建設過程中, 歷史園林型公園綠地周邊多為傳統風貌保護區或限制建設區, 成為影響城市三維形態、色彩形制、 生活環境的重要因素。歷史園林型公園綠地周邊居民多為世代居住的原住民、 高收入群體或外來務工人員。 公園綠地周邊土地用途主要圍繞觀光游覽服務展開, 排斥了工業、 制造業、 交通運輸業等存在一定污染的勞動密集型業態。 低密度、 傳統型住宅的資源稀缺性和獨特性成為原住民的主要資產, 極大地提高了外來人口的準入門檻, 階層屬性相對固化。

3 中國公園綠地社會空間分異的調控路徑

根據列斐伏爾(Lefebvre) 的空間生產理論,任何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相應的空間模式,生產方式的轉變必然伴隨著新的空間生產[28]。 中國公園綠地配置的不均衡、 發展的不充分、 質量的不協同等問題不利于優良社會空間結構和關系的構建。 為進一步優化公園綠地配置, 促進社會空間發展, 可著力強化以下5 個方面(圖1)。

3.1 夯實供給本底

城市發展早期階段, 追求生態環境效益多會受到限制, 因此公園綠地建設存在系統性、 前瞻性問題也是由特定生產方式和階段所決定。 城市快速發展過程中, 對發展質量和效率的關注程度、精細化程度多會存在不足, 導致出現一定數量的低效用地、 閑置用地。 為此, 在人地矛盾尤為突出的城市, 應借助國土空間規劃、 公園城市建設等有利政策, 系統優化公園綠地體系, 增擴公園綠地規模、 豐富類型和尺度層級, 并與城市外圍林田湖草生態系統有效協同, 筑牢公園綠地的基礎和本底。 以量促效、 充分供應, 結合城市回歸生活本質、 滿足人民需求的趨勢, 實現公園與社會空間的高效耦合。

3.2 優化供需適配

公園綠地供給與社會空間之間普遍存在供需錯位, 大尺度、 數量充足的公園往往分布于城市邊緣或外圍區域, 但需求人群分布較少、 社會關系簡單； 而在人群結構、 社會關系復雜的城市核心區, 公園綠地的規模數量相對較低, 為此, 可充分發揮公園綠地“綠磁” 效應, 引導城市功能空間與社會空間優化。 同時, 根據社會空間特征提升公園綠地景觀風貌、 配置水平, 在就學人口區域強化文化科普型公園； 在老年人聚居區增置中小型休閑型公園； 在外來人口聚居區配置便于交流和展示的公園綠地, 雙向互動、 高效適配。

3.3 塑造標志景觀

標志性景觀是城市或區域文化的符號, 代表了地域文化和形象。 標志性公園綠地不僅能提供游憩、 交流的公共綠色空間, 更能彰顯地域特色,對提升城市形象、 擴大地方認同均具有重要作用。為此, 還應積極整合資源打造典型公園綠地, 既充分發揮標志性、 示范性和引領性, 又能較好發揮生態服務功能, 塑造城市新名片。

3.4 強化兜底保障

城市中仍然存在公園綠地覆蓋盲區、 服務效率偏低的區域, 應進一步加強區域研判, 從可達性、 供給量、 目標人群等層面精準施策。 公園綠地享有水平低、 便利性差的表象是服務設施物質空間癥狀, 實質是社會空間內部公平性、 公正性的癥結。 類似問題廣泛存在于城市的城中村、 老舊城區、 城鄉結合部, 導致城市社會空間馬賽克化, 因此可通過公園綠地的兜底保障和體系鏈接,激活交往空間, 提升認同水平, 縫合公園綠地和社會空間的隔離與分化。

3.5 增強生產循環

空間是由特定社會經濟、 生產力水平等生產方式通過資本運作生產生成, 具有鮮明的動態性特征[29]。 在整體協調公園綠地與社會空間關系、積極利用公園綠地配套服務社會空間進行生產的同時, 更應結合當前的社區化社會組織模式、 15分鐘生活圈, 創新探索公園綠地新型規劃理念和形式的再生產, 引領、 引導市民或群體生活方式,形成良性動態循環。

4 結語

本研究以社會空間的視角切入, 在系統梳理社會空間不同學派和認知的基礎上, 系統歸納、剖析了公園綠地對社會空間分異的作用規律和過程, 揭示了公園綠地分異作用的空間形式和表現特點。 基于分異邏輯和表征, 圍繞當前我國公園綠地、 社會空間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形勢, 明確了調控的主要方向和重點。

公園綠地和社會空間系統性特征突出, 公園綠地類型多樣、 尺度差異極為顯著, 社會空間內涵也有理解的側重和群體、 家庭、 個體等不同尺度層級。 加之當前大發展、 大變局的時代趨勢和城市時空壓縮的背景, 對公園綠地的社會空間效應探究和把握較為困難, 宏觀轉變規律、 中觀互動關系、 微觀基本特征均存在一定缺失, 基礎性探析工作仍需要加強。

生態文明轉型、 以人民為中心的戰略導向均已明確, 在城市提質增效、 見物見人發展過程中,主動滿足各階層、 各類型人民群眾的綠色福利需求和美好人居環境訴求具有緊迫性。 結合國家大部制改革進程和要求, 應持續優化公園綠地規劃管理程序: 一是強化綠色優先意識, 積極推動公園綠地規劃優先于產業、 灰色基礎設施布局, 并堅定紅線管理不放松； 二是強化科學研判, 現有公園綠地優化和新增綠地布局均應開展廣泛的多方群體利益的意見征詢和調研, 降低綠量指標權重, 充分結合人口分布、 群體特征, 提升規劃實施的社會空間針對性； 三是強化數據協同, 優化城建、 國土、 人口、 生態環境等相關部門職能,擴大基礎數據和大數據共享力度, 支撐規劃決策；四是強化滿意度引領, 針對規劃實施成效進行主觀感受反饋, 建立科學評判標準, 回歸服務人民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