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促進了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嗎？
--基于準自然實驗的實證研究

李偉平，曹 峰

(1.西安體育學院 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西安 710068；2.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體育部，西安 710126)

公共體育服務體系建設是我國體育改革的重點領域,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是促進公共體育服務與體育市場主體協同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落實體育強國發展戰略的關鍵支撐。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引入市場機制,不僅能促使公共體育產品和服務數量明顯增加、質量穩步提升,也是促進體育市場主體高質量發展的有益嘗試。在我國公共體育服務改革中,國家體育總局與江蘇省政府共同啟動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是一項重要的政策。與過去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不同,示范區作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創新的集大成者,帶有試驗屬性,其核心目標是通過示范區試點建設探索建立與公共體育服務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倒逼和促進國內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形成一系列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為構建更高水平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提供借鑒與參考。因此,評估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對體育市場主體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鑒于此,本研究選取2013-2020年全國12個省份14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旨在集中回答2個問題: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是否有利于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影響是否具有持續作用?

1 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制度背景

我國公共體育服務體系建設基本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萌芽階段(1992-2001年)。1993年,原國家體委以“面向市場,走向市場,以產業化為方向”為基本思路,出臺了《關于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將轉變體育運行機制作為改革的突破口[1]。1995年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這是一個社會支持、全民參與的健身計劃。這一舉措標志著我國開始由政府主導向全體社會公眾提供基本公共體育服務,是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2]。該階段,我國基本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主體仍然以政府為中心。各級體育管理部門作為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負責各類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管理與使用,還直接負責各類體育活動的組織與實施。第二,發展階段(2002-2012年)。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體育工作的意見》,明確了我國公共體育服務建設的方向,即通過構建多元化體育服務體系,保障人民群眾參與體育的權利[3]。2003年,國務院發布了《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其中對公共體育服務中最重要、最基礎的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管理和使用問題進行了闡述,并提出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應該根據其功能和特點向公眾開放,充分發揮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的功能,以繁榮文化體育事業[4]。2012年,《體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建立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提高公共體育服務水平[5]。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下,我國體育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公共體育服務范圍逐步擴大,供給主體由政府單一中心,逐步轉變為政府主導、非營利性機構和企業為補充的混合供給模式。第三,壯大階段(2013年至今)。2013年12月,國家體育總局和江蘇省人民政府簽署了《建設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合作協議》,這是我國推進公共體育服務改革的標志性事件[6]。該協議明確了政府在公共體育服務中承擔的職責,并提出要逐步減少政府直接供給公共體育服務,通過加大購買服務力度來實現服務供給,形成小政府、強社團、大社會的多元化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格局。2014年,江蘇省先后出臺《省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實施意見》和《江蘇省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創建辦法(試行)》[7]。2015年,江蘇省先后分兩批命名江蘇省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截至年底江蘇省11個省轄市和86個縣(市、區)建成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

2 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理論假設

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核心目標是向示范區居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體育服務產品。公共體育服務產品的供給方式有2種,一是直接供給,即由體育主管部門直接向示范區居民提供公共服務;二是間接供給,即體育主管部門向體育市場其他主體購買公共體育服務,然后由企業、體育社會組織等向示范區居民提供公共體育服務。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通過一系列專項政策支持,改善公共體育服務發展環境,并通過發展體育服務業,積極引導大眾體育消費。同時,完善省級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引導資金的扶持方式,推進體育市場主體基地建設,探索大型體育場館委托經營、連鎖經營、集團化經營等途徑。這些措施旨在發揮體育市場主體在提供公共體育產品和服務中的重要作用,推動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發展。據此,本文提出假說1: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能夠有效促進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平均效應)。

政策驅動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其效應的顯現需要一個過程。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時間越長,獲得相應政策支持的時間也越久。這不僅可以促使相關企業對投入體育市場主體產生更高預期,也能借助政策支持循環累積有利于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要素[8]。因此,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的時間越長,可能對體育市場主體的發展越有利。據此,本文提出假說2: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時間越長,對體育市場主體的推動效應越大(動態效應)。

3 模型選擇和變量處理

3.1 模型選擇

本研究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能否促進體育市場主體發展,通過研究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實驗組)和未命名(控制組)的體育市場主體的變化來估計該項政策的促進效應。如果實驗組和控制組是隨機的,那么采用單差法即可估計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政策效應。本文實驗組選擇的是江蘇省11個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省轄市,然而這并不能視為一個嚴格的外生事件,因此只能將該項政策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即將2015年的江蘇省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視為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一項準自然實驗。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基礎上,雙重差分法可以檢驗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前后,實驗組和控制組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狀況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如果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有顯著促進作用,則進一步探討其作用是否可持續。

為驗證假說1: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能夠有效促進體育市場主體發展。本文設定的基本面板模型為:

lnyit=a0+a1·Treat·Post+∑ax·Control+ri+εit

(1)

式(1)中,lnyit是衡量體育市場主體發展水平的被解釋變量,下標i和t分別代表第i個城市和第t年。Treat表示實驗組和控制組,Post表示實驗前和實驗后,交乘項Treat·Post代表是否設立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核心解釋變量[8]。Control是指區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國內生產總值、體育系統從業人員、公共預算體育收入、公共預算體育支出等控制變量。r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干擾項。

為驗證假說2: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時間越長,對體育市場主體的推動效應越大。本文將面板模型變形為:

lnyit=a0+∑ak·Treat·Post+∑ax·Control+ri+εit

(2)

其中,交乘項∑ak·Treat·Post是指某城市自2015年被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后第k年的虛擬變量。例如,某城市2015年被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那在其后第k年,k·Treat·Post=1,否則k·Treat·Post=0。k·Treat·Post度量了被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后第k年,其影響當地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政策效應[8]。

3.2 變量處理

被解釋變量。Y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利用體育法人與產業單位數量的對數值(lny)作為衡量當地體育市場主體發展水平的指標。

核心解釋變量。交乘項Treat·Post是核心解釋變量,表示是否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其中,Treat表示政策虛擬變量,2015年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城市Treat=1,否則Treat=0。Post表示政策實施時間的虛擬變量,2015年及以后年份Post=1,否則Post=0[9]。則交乘項Treat·Post的系數估計值即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對當地體育市場主體發展水平影響的凈效應。

控制變量。除了政策虛擬變量以外,可能還有其他指標影響體育市場主體發展,本文選取其中較為重要的區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公共預算體育收入、公共預算體育支出、體育彩票公益金收入和體育彩票公益金支出等變量作為控制變量[9]。各變量的含義和計算方法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含義及計算方法

3.3 數據來源與描述統計

3.3.1 數據來源

鑒于各數據庫中指標的完整性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所利用的2013-2020年面板數據主要選取福建、廣東、寧夏、甘肅、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蘇、遼寧、山西和黑龍江12個省份149個城市的樣本數據。數據來源,一是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城市統計年鑒,主要包括年平均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二是各省體育事業統計年鑒,主要包括公共預算體育收入、公共預算體育支出、體育彩票公益金收入和體育彩票公益金支出。三是各省體育產業名錄庫、天眼查數據庫以及啟信寶數據庫,主要包括體育法人與產業活動單位數量。體育市場主體是指主營和兼營業務為體育產業的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個體經營戶雖然也屬于體育市場主體,但該類型數據難以獲得,在本文中僅探討法人單位和產業活動單位。四是江蘇省體育局官網,通過江蘇省體育局官網公布的《關于命名第一批江蘇省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決定》和《關于命名第二批江蘇省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決定》整理獲取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名單。

3.3.2 描述統計結果

2015年江蘇省命名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本文將2015年作為外部政策沖擊時點,選取江蘇省11個命名的城市作為實驗組,其他省的138個城市作為控制組。實驗組和控制組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表2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平均效應分析

表3、表4中的回歸結果是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平均效應。表3是無控制變量,控制時間效應和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后,城市體育法人與產業單位數量顯著增加,政策效應顯著。

表3 平均效應(無控制變量)結果

表4 平均效應(控制變量)結果

表4加入區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公共預算體育收入、公共預算體育支出、體育彩票公益金收入和體育彩票公益金支出等控制變量,控制時間效應和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估計系數波動幅度較小,政策效應顯著。綜上,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回歸結果都表明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政策顯著地促進了城市體育法人與產業單位數量的增加,政策系數均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值。

4.2 動態效應分析

表3中的回歸結果是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平均效應,但并沒有說明對體育發展是否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為了驗證假說2,本文利用公式(2)評估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動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動態效應結果

表5顯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在體育法人與產業單位數量的對數值作為被解釋變量時,交乘項Treat·Postk的系數均為正,交乘項Treat·Post2016在5%的水平上顯著,交乘項Treat·Post2017、Treat·Post2018、Treat·Post2019和Treat·Post2020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能夠顯著推動該城市體育市場主體的發展。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交乘項Treat·Postk的系數越大,即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不僅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而且命名持續時間越久,推動作用越大。這說明,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通過不斷積累有利于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因素,形成循環累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動能越來越強。當然,在考慮到其他影響當地經濟發展的因素后,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政策動態效果可能有所減弱。但整體看,研究假說2得到驗證。

4.3 平行趨勢檢驗

除了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這一政策沖擊外,其他政策或者隨機因素也可能導致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產生差異。如果是其他政策與隨機因素導致了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差異,那么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促進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平均效應與動態效應結果也不成立。本文通過反事實的平行趨勢檢驗,來探討其他政策或者隨機因素這類潛在的影響對政策效果的干擾。具體而言,在(2)式模型中增加時間趨勢項(time),用以反映時間效應。2015年是外部政策沖擊時點,以該時間(Current)為界,分為政策實施之前第k年(Beforek)和政策實施之后第k年(Afterk),此時,(2)式中Treat·Postk所反映的虛擬變量用Beforek、Current和Afterk代替[10]。

表6中模型1假設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前1年,模型2假設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前2年。表6顯示,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假設前1年和假設前2年,Beforek的系數均不顯著。這表明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增量貢獻來源于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從而排除了其他因素;實驗組在被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外部政策沖擊)之前,和控制組沒有顯著差異,即滿足平行性假定。而實驗組在被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之后,Afterk的系數顯著為正且不斷增大,表明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確實發揮著顯著作用,即平行趨勢檢驗得到滿足,所得到的Treat·Post的系數是無偏的,雙重差分法得到的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6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4.4 穩健性檢驗

本文進一步使用PSM-DID方法分析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政策效果,探討研究結果的穩健性。為了便于比較穩健性,利用區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公共預算體育收入、公共預算體育支出等控制變量預測每個城市設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概率(Logit回歸),然后采用一對一近鄰傾向得分匹配法給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樣本(實驗組)匹配對照組,盡可能使得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這項政策沖擊前沒有顯著差異,以減少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的非隨機選擇所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實驗組與對照組匹配后再做雙重差分,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所估計的命名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體育市場主體發展影響顯著正向,雙重差分的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7 PSM-DID穩健性檢驗結果

5 結論

本文基于2013-2020年12個省份14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探討了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對當地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政策效果。研究結論表明:一是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能夠有效促進當地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示范區建設通過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加大財政、稅收、金融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改善公共體育服務發展環境,并通過發展體育服務業,積極引導大眾體育消費,從而推進體育市場主體發展。二是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這一政策對當地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促進效應具有可持續特征。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時間越長,獲得相應政策支持的時間越久,這不僅可以促使相關企業對投入體育領域產生更高預期,也能借助政策支持循環累積有利于體育市場主體發展的要素。